三
慶曆三年（1043年），士兵王倫在沂州（今山東臨沂）率眾起義，接著張海、郭邈山在陝西領導饑民起義，宋王朝內外交困，危機加深。仁宗趙禎將名揚邊陲的範仲淹、韓琦調回京師任樞密副使，不久又任命範為參知政事。同時調回富弼、歐陽修、餘靖、蔡襄、王素等一批能臣，一時朝中名士雲集，人才濟濟，陣容可觀。麵對內憂外患，皇帝欲“改革弊政”。
仁宗敦促範仲淹等人迅速拿出變革方案，這年九月，範仲淹上呈《十事疏》，就十個方麵提出改革建議，包括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改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麵，十條中有四條關係到整頓吏治。仁宗“照單全收”，全部讚同，絕大多數以詔令形式頒布全國，時稱“新政”，史稱“慶曆新政”。
“新政”很有些創新的內容。如政治上限製恩蔭，懲辦貪官；改革科舉考試，教育內容除經義外，還應增加算術、醫藥、軍事等基本技能；經濟上減輕徭役，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以挽救財政危機；軍事上在京城招募五萬民兵，且耕且戰，以節省養兵費用，從士兵中選拔人才。朝廷雷厲風行，於同年十月派出各路轉運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官吏，推行“新政”。
範仲淹及其同僚充滿銳氣，開始實施“新政”，其重點是整頓吏治，根據考察結果罷黜了一批貪濁不才的地方官。據說，範仲淹審核上報材料時，對“不才監司”一筆勾去，樞密副使富弼對他說：“您大筆一勾，就會引起一家哭。”範仲淹答道：“勾去隻是一家哭，不勾卻會一路哭！”因為他明白，如果再不整頓吏治，就無法挽救北宋的危機。
就以“恩蔭”來說，宋朝的“蔭子”製就是高級官員的子弟不必經過考試和考核就能當官的一種製度。有些官員府中尚在繈褓中的男嬰，往往就有了縣令頭銜，領取七品官俸祿；有些官員尚未娶妻，但未來的兒子就已被委任官職。“新政”並沒有取消這種荒唐的流弊，隻是“限製恩蔭”，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
即使這些妥協性的細微變革，也使整個官僚集團受到很大震動。“新政”限製了權豪的特權，侵犯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引起高級官員的“公憤”，群起發動猛烈的攻擊。被派到各地考察官員的轉運按察使紛紛遭到彈劾，他們誹謗範、富等人“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原宰相夏竦等居然模仿富弼筆跡，偽造廢除皇帝的詔書，欲置範仲淹等人於死地，堂堂宰輔，竟然用卑鄙齷齪的手段，幹起下三濫勾當，行為之下流令人咋舌。由此可見“新政”涉及“權”和“利”的爭鬥異常激烈；“積重難返”四個字看似簡單，實則道出當時北宋的實際情況。
“慶曆新政”寸步難行，周邊政治環境十分險惡，皇帝態度曖昧，恰好此時西北形勢緊張，處於進退維穀的範仲淹以宣撫陝西、河東為名，離開朝廷是非之地。慶曆五年（1045年），朝廷罷去他參知政事(副宰相)職務，放任邠州知州；富弼、韓琦也從樞密副使高位上被趕下來，出任地方官。一批誌在改革的主將黯然而退，“新政”隻能偃旗息鼓，無疾而終。
“慶曆新政”本來是由皇帝發動、大臣策劃、眾多“智囊”起草方案的改革，最後仍由皇帝“拍板”，詔令天下，付諸實施。誰知出台以後，第一個回合就宣告破產，如曇花一現，仿佛是開了一次玩笑，進行了一場“政治遊戲”。它警示後人：在封建專製的“家天下”從事改革，策劃一個方案並不難，但實施過程卻步步荊棘，倘若改革力度較大，其難度更猶如上青天。
然而，“慶曆新政”卻在貧瘠的“土壤”裏播下改革的希望，激勵誌士仁人前赴後繼。二十六年以後，比範仲淹年輕的王安石又開展了規模更大、力度更強的變法，和“慶曆新政”相比，這是一次鬥爭更尖銳的變革。盡管其結果比前一次變革敗得更慘，但變法失敗，實際上也敲響了北宋王朝崩潰的喪鍾，從反麵證實了改革的緊迫性和複雜性。
改革受挫後，範仲淹的仕途更加坎坷。慶曆六年（1046年），範仲淹被貶流任鄧州知州(今河南鄧縣)。這年六月，他的好友、謫守巴陵（今湖南嶽陽）的滕子京重修嶽陽樓行將落成，函請林晟甫作記，並附上《洞庭晚秋圖》，請範仲淹寫一篇文章用來記述這件事。於是千古名篇《嶽陽樓記》就在這年九月十五日問世了。
在這篇寄寓深遠、膾炙人口的佳作中，他描龍繡鳳般地描繪洞庭景色，闡述登樓者覽物之情，深情地抒發其先憂後樂、憂國憂民的襟懷。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書寫人生誌向，表明政治抱負，直抒作者胸臆，砥礪友人同道，成為被後人世代詠傳的名句。
半個多世紀前，我在私塾讀書時誦讀《嶽陽樓記》；後來我做教師時，又給學生們講解《嶽陽樓記》。當我於本世紀初來到嶽陽樓時，這裏是修葺一新、頗具規模的名勝園林，嶽陽樓每一層的中堂，都布置著曆代名家書寫的《嶽陽樓記》。當我登樓遠眺“朝暉夕陽，氣象萬千”的八百裏洞庭，我領略到“銜遠山、吞長江”的雄偉氣魄，文章中千古流傳、精辟入微的警句，頓時湧上心頭，脫口而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我驀然覺得，把國家和人民放在感情的首位，不以一己的榮辱得失為轉移，這種寬廣的胸懷，比眼前“浩浩蕩蕩，橫無際涯”的洞庭湖還要寬廣千倍萬倍，更為遼闊壯麗！由“進亦憂，退亦憂”自然凝聚而成的結語：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字字雷霆萬鈞，滋養著一代代人的心田。這是他推行“慶曆新政”的最好注腳，抵上雄文百卷；也是他一生屢遭貶謫、依然矢誌不渝愛國愛民的真實寫照，勝過千本萬本自吹自擂的“回憶錄”。
範仲淹將古代賢士一貫所崇尚的“風節”身體力行地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作為精神文明遺產，在我國民族文化寶庫中放射出奪目的光彩，後人以此為榮。
今日嶽陽樓公園早已今非昔比，高閣臨渚，俯視洞庭，樓台亭閣，星羅棋布，湖中風帆，堤邊垂柳，乃中原三大名樓之一（其他兩處是武漢黃鶴樓、南昌滕王閣）。園內有小喬墓、純陽亭，縱然小喬風流多姿，呂純陽仙蹤神奇，但在這裏，遊人們總是沉浸於範公《嶽陽樓記》所表達的高潔情懷之中，“人氣”勝過“仙氣”。
範仲淹後來又調任知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他從青州調潁州（今安徽阜陽），在赴任途中，病逝於徐州，年64歲。他曾任多處地方官，辭世消息傳出後，各地民眾悲痛不已，很多地方建立範公祠。宋仁宗追贈他為兵部尚書，諡“文正”，並親書墓碑“褒賢之碑”。北宋名臣、文學家歐陽修撰寫的“範文正公神道碑”豎立於墓側，“神道碑”記述了範仲淹一生的重要事跡。
仁宗敦促範仲淹等人迅速拿出變革方案，這年九月，範仲淹上呈《十事疏》，就十個方麵提出改革建議，包括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改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麵，十條中有四條關係到整頓吏治。仁宗“照單全收”，全部讚同，絕大多數以詔令形式頒布全國，時稱“新政”，史稱“慶曆新政”。
“新政”很有些創新的內容。如政治上限製恩蔭，懲辦貪官；改革科舉考試，教育內容除經義外，還應增加算術、醫藥、軍事等基本技能；經濟上減輕徭役，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以挽救財政危機；軍事上在京城招募五萬民兵，且耕且戰，以節省養兵費用，從士兵中選拔人才。朝廷雷厲風行，於同年十月派出各路轉運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官吏，推行“新政”。
範仲淹及其同僚充滿銳氣，開始實施“新政”，其重點是整頓吏治，根據考察結果罷黜了一批貪濁不才的地方官。據說，範仲淹審核上報材料時，對“不才監司”一筆勾去，樞密副使富弼對他說：“您大筆一勾，就會引起一家哭。”範仲淹答道：“勾去隻是一家哭，不勾卻會一路哭！”因為他明白，如果再不整頓吏治，就無法挽救北宋的危機。
就以“恩蔭”來說，宋朝的“蔭子”製就是高級官員的子弟不必經過考試和考核就能當官的一種製度。有些官員府中尚在繈褓中的男嬰，往往就有了縣令頭銜，領取七品官俸祿；有些官員尚未娶妻，但未來的兒子就已被委任官職。“新政”並沒有取消這種荒唐的流弊，隻是“限製恩蔭”，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
即使這些妥協性的細微變革，也使整個官僚集團受到很大震動。“新政”限製了權豪的特權，侵犯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引起高級官員的“公憤”，群起發動猛烈的攻擊。被派到各地考察官員的轉運按察使紛紛遭到彈劾，他們誹謗範、富等人“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原宰相夏竦等居然模仿富弼筆跡，偽造廢除皇帝的詔書，欲置範仲淹等人於死地，堂堂宰輔，竟然用卑鄙齷齪的手段，幹起下三濫勾當，行為之下流令人咋舌。由此可見“新政”涉及“權”和“利”的爭鬥異常激烈；“積重難返”四個字看似簡單，實則道出當時北宋的實際情況。
“慶曆新政”寸步難行，周邊政治環境十分險惡，皇帝態度曖昧，恰好此時西北形勢緊張，處於進退維穀的範仲淹以宣撫陝西、河東為名，離開朝廷是非之地。慶曆五年（1045年），朝廷罷去他參知政事(副宰相)職務，放任邠州知州；富弼、韓琦也從樞密副使高位上被趕下來，出任地方官。一批誌在改革的主將黯然而退，“新政”隻能偃旗息鼓，無疾而終。
“慶曆新政”本來是由皇帝發動、大臣策劃、眾多“智囊”起草方案的改革，最後仍由皇帝“拍板”，詔令天下，付諸實施。誰知出台以後，第一個回合就宣告破產，如曇花一現，仿佛是開了一次玩笑，進行了一場“政治遊戲”。它警示後人：在封建專製的“家天下”從事改革，策劃一個方案並不難，但實施過程卻步步荊棘，倘若改革力度較大，其難度更猶如上青天。
然而，“慶曆新政”卻在貧瘠的“土壤”裏播下改革的希望，激勵誌士仁人前赴後繼。二十六年以後，比範仲淹年輕的王安石又開展了規模更大、力度更強的變法，和“慶曆新政”相比，這是一次鬥爭更尖銳的變革。盡管其結果比前一次變革敗得更慘，但變法失敗，實際上也敲響了北宋王朝崩潰的喪鍾，從反麵證實了改革的緊迫性和複雜性。
改革受挫後，範仲淹的仕途更加坎坷。慶曆六年（1046年），範仲淹被貶流任鄧州知州(今河南鄧縣)。這年六月，他的好友、謫守巴陵（今湖南嶽陽）的滕子京重修嶽陽樓行將落成，函請林晟甫作記，並附上《洞庭晚秋圖》，請範仲淹寫一篇文章用來記述這件事。於是千古名篇《嶽陽樓記》就在這年九月十五日問世了。
在這篇寄寓深遠、膾炙人口的佳作中，他描龍繡鳳般地描繪洞庭景色，闡述登樓者覽物之情，深情地抒發其先憂後樂、憂國憂民的襟懷。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書寫人生誌向，表明政治抱負，直抒作者胸臆，砥礪友人同道，成為被後人世代詠傳的名句。
半個多世紀前，我在私塾讀書時誦讀《嶽陽樓記》；後來我做教師時，又給學生們講解《嶽陽樓記》。當我於本世紀初來到嶽陽樓時，這裏是修葺一新、頗具規模的名勝園林，嶽陽樓每一層的中堂，都布置著曆代名家書寫的《嶽陽樓記》。當我登樓遠眺“朝暉夕陽，氣象萬千”的八百裏洞庭，我領略到“銜遠山、吞長江”的雄偉氣魄，文章中千古流傳、精辟入微的警句，頓時湧上心頭，脫口而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我驀然覺得，把國家和人民放在感情的首位，不以一己的榮辱得失為轉移，這種寬廣的胸懷，比眼前“浩浩蕩蕩，橫無際涯”的洞庭湖還要寬廣千倍萬倍，更為遼闊壯麗！由“進亦憂，退亦憂”自然凝聚而成的結語：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字字雷霆萬鈞，滋養著一代代人的心田。這是他推行“慶曆新政”的最好注腳，抵上雄文百卷；也是他一生屢遭貶謫、依然矢誌不渝愛國愛民的真實寫照，勝過千本萬本自吹自擂的“回憶錄”。
範仲淹將古代賢士一貫所崇尚的“風節”身體力行地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作為精神文明遺產，在我國民族文化寶庫中放射出奪目的光彩，後人以此為榮。
今日嶽陽樓公園早已今非昔比，高閣臨渚，俯視洞庭，樓台亭閣，星羅棋布，湖中風帆，堤邊垂柳，乃中原三大名樓之一（其他兩處是武漢黃鶴樓、南昌滕王閣）。園內有小喬墓、純陽亭，縱然小喬風流多姿，呂純陽仙蹤神奇，但在這裏，遊人們總是沉浸於範公《嶽陽樓記》所表達的高潔情懷之中，“人氣”勝過“仙氣”。
範仲淹後來又調任知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他從青州調潁州（今安徽阜陽），在赴任途中，病逝於徐州，年64歲。他曾任多處地方官，辭世消息傳出後，各地民眾悲痛不已，很多地方建立範公祠。宋仁宗追贈他為兵部尚書，諡“文正”，並親書墓碑“褒賢之碑”。北宋名臣、文學家歐陽修撰寫的“範文正公神道碑”豎立於墓側，“神道碑”記述了範仲淹一生的重要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