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五史》,忠臣屈指可數,但奸臣比比皆是。忠奸合朝,很有點“雞兔同籠”的味道,但最後總是忠臣受害。因為忠臣違拗世俗,過於“鶴立雞群”,很難生存下去。就像伍子胥,在他慘遭殺害以後,吳國被越國消滅。不爭氣的伯嚭投奔勾踐,此時人們回過頭來想想,才覺得伍子胥是大忠臣。
人們對奸臣是深惡痛絕的,但也僅僅停留在史書記載和民間的口頭流傳。如東漢孔融在《臨終詩》中所言“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這僅是作者傾訴自己的委屈;盧照鄰的“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詠史四首》),表達了作者的不平和憤怒;而杜甫的“自古聖賢多薄命,奸雄惡少皆封侯”,則更是牢騷之語。
向來對忠奸的辨別,不像京劇舞台上那麽便當,以醜角和淨角來扮演奸臣,當然是十分恰當的。但在實際生活中的奸臣,並不會在臉上掛著猙獰或猥卑的印記,很多要留給以後的曆史去論定。例如,“阿諛奉承,拍馬逢迎”,是人們公認的奸佞者的共性,但這些並不犯法,任何朝代均未將此列入法典,隻是道德水準不能“達標”而已,說上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可以搪塞過去。隻有在造成不可收拾的惡果後,大家才恍然大悟:他是奸臣!
伍子胥是忠臣,但後來的史學家對他褒揚的角度也各有側重。如《呂氏春秋》在回憶夫差滅國的慘痛曆史時道:伍子胥被殺十年後,“越破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擒”。這是從滅國的悲劇、夫差的結局來證實伍子胥生前料事的正確。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他“壯遊”吳越,對吳越故事了如指掌,他對伍子胥的評價是:“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後世,悲夫!伍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誌豈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這位太史公讚揚了伍子胥忍辱蒙垢,最終洗雪了楚國戮殺父兄的深仇大恨,稱讚他是性格堅韌的“烈丈夫”。
對伍員的評價,各有側重。伍子胥最重要的功績是輔佐闔閭興吳爭霸,但是,“幾時拓土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春秋時的爭霸,很難說是正義的事業。所以,史學家在記載客觀史實之外,對人物的總評是嚴謹而慎重的。
但吳中百姓對伍子胥的評價卻比煌煌史冊鮮明得多。伍子胥光明磊落,性情剛烈,嫉惡如仇,恩怨分明,對吳王國忠心耿耿,最後卻遭到悲劇的結局。他們在對伍子胥表示敬仰之餘,還夾著同情和憐惜,故伍子胥死後,吳人在湖邊胥山立伍相祠,曆代祀禱不絕。到了宋王朝南渡,也許是“聞鼙鼓而思壯士”,在一年一度的錢塘大潮中,據說有人看見伍子胥銀盔素甲,騎純白駿馬,帶領兵馬,威風凜凜地傲立潮頭。於是在以後的民間傳說中,伍子胥就成了潮神。杭州錢塘江畔的潮神廟,供奉的神就是伍子胥。
清康熙年間,詩人吳愧庵在《詠伍相國》一詩中寫道:
閶闔行歌身未死,一言投契作宗臣。
報仇暮日忘荊國,抉眼衰年看越人。
羅刹江頭潮最怒,姑蘇台畔草長新。
蟲沙猿鶴無窮化,願向波濤問大神。
這首詩描述了伍子胥的後半生,特別是伍子胥的冤死所引起的天怒人怨,告誡後人要看清“蟲沙猿鶴”的變化,警惕曆史沉渣的泛起。
伍子胥早年受暴君佞臣迫害,遠離楚國故土;晚年又遭獨夫讒臣的誣陷,兒子遠走他鄉,自己死無葬身之地。他建造了這座永遠值得後人驕傲的姑蘇古城,但在這片土地上卻找不到屬於他的一抔黃土。他生前如浮萍漂泊,死後仍被滔滔波濤擁簇而去。“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伍子胥正是二千多年前的“亂世一萍”。
如今,蘇州人重修了盤門,並在盤門西側建造伍相廟。似乎並不是為了紀念他馳騁沙場廝殺爭霸的業績,而是因為他建造了這座古老而美麗的水城,創造應該重於摧毀。現在,水城已成了錦繡江南的膏腴之地,它的名字始終和伍子胥連在一起。
新建的伍相廟,是一座幽雅沉寂的園林,廳堂、廊亭、花園,假山玲瓏,花木扶疏。正廳中有伍子胥塑像,一位壯實的皤然老翁,誰也弄不清當年伍相國的相貌,塑像隻能是象征性的標記。雖名為“廟”,但並無香煙繚繞,梵音唄唱,倒像是一座紀念館。在這裏人們可以詳細了解伍子胥這位已離去二千多年的曆史人物。
當然,誰也不會忘卻楚平王羋棄疾和費無極,不會忘卻夫差和伯嚭。在這裏,人們仍會吟詠著那兩句古老的詩:“蟲沙猿鶴無窮化,願向波濤問大神。”
§§“虎頭”三絕——東晉畫家顧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