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殺死伍子胥的，是吳王夫差；但離間夫差和伍子胥君臣關係、最後煽動夫差下毒手的，卻是伯嚭。伯嚭是曆史上公認的奸臣。
在舊時的政治舞台，素來有兩種人：“忠臣”和“奸臣”。一心想為皇帝效忠、給小民辦點好事的“忠臣”，如果碰到“巧言令色，鮮矣仁”的奸佞之徒，結局往往是十分悲慘的。“精忠報國”的嶽飛碰到秦檜，結果是嶽家軍被徹底瓦解，自己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縊死於風波亭中。伍子胥則更加不幸，他一生中碰到兩個奸臣，遭受到兩次家破人亡的慘禍。這兩個奸臣，一個是前期楚國的費無極，另一個是後期吳國的伯嚭。
據有些史學家考證，正式用“誣以謀反”的罪名置政敵於死地，是從公元前6世紀楚國費無極開始的。這種將陰謀和欺騙糅為一體的卑劣伎倆，違背人性，破壞法治，喪失民心，最後又反過來削弱和動搖自身的統治。然而，這種伎倆往往又多為後世所沿襲，因為它“簡便”而“實用”，操作方便，效果快捷。隨時可供統治者打擊需要排除的人，不僅是政敵，也包括那些自己平時看不順眼的“異己”。如果說它也算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遺產，那麽它應該是傳統中最肮髒的糟粕。
伍氏家族就是這種詭譎伎倆的犧牲品。結果是，費無極當上了太子軫的宮廷老師，並順理成章地成了楚國的太傅。而伍奢、伍尚父子卻喋血法場，全家隻逃出了一個伍員（伍子胥）。和費無極的盡耍小聰明、鬼點子不同，後來的吳國大夫伯嚭，借著在國策上與伍子胥政見不同，來達到排斥、陷害伍子胥的目的。和伍子胥一樣，伯嚭也是楚國逃到吳國的亡將，闔閭任之為大夫。夫差即位後就任命他為太宰。闔閭在世時，伯嚭就是夫差的心腹，伯嚭為人隨和、善解人意，不像伍子胥那樣固執、剛烈，所以和夫差一拍即合。
伯嚭最大的毛病是貪財，是我國曆史上早期的大貪官之一。“貪贓”常常是和“枉法”分不開的。當越國戰敗後，勾踐派遣大夫文種向吳國求和，聰明的文種看中了伯嚭這一“嗜好”，就用大量財物賄賂伯嚭，使他逐步成為越國在夫差身邊的“代言人”。
在伯嚭的影響下，夫差同意越國的講和。此後勾踐就靠著諂媚和賄賂使得吳國君臣飄飄然、昏昏然。在這條黃金撐開的夾縫中，勾踐保住了性命。在勾踐用微笑、可憐的麵孔和甜蜜的語言營造的假象麵前，夫差縱虎歸山，釋放了勾踐。能夠抵擋住越國的諂媚和賄賂的，似乎隻有伍子胥一人，顯然，他當時是孤立的。
伍子胥主張將越國並入吳國版圖，殺勾踐以絕後患，他說：“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而伯嚭則堅決主張把越國收為附庸國，這樣對吳國的好處更大。雙方的理由都很充分，但吳王夫差采納了伯嚭的意見。因為勾踐君臣既然能用重金賄賂伯嚭，當然更不會漏掉這位有絕對權力的吳國國君。吳國君臣都墜入了勾踐用金絲編織的含情脈脈的羅網，進入甜美的夢鄉。直到十年以後，他們一覺醒來，一個個都成了勾踐的刀下之鬼，但此是後話。
在吳王宮中紅得發紫的伯嚭，他的本領不僅在於逢迎君王、討好同僚，還會打“小報告”，在關鍵時刻，從伍子胥背後狠狠地捅上一刀。古往今來具有超前意識的人，其結局往往是悲哀的。當時唯一清醒的伍子胥因為和同時代的多數人不能保持同調，“曲高和寡”，因而難免落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譬如，夫差欲乘齊景公死後國內不穩定之時發兵攻打齊國。伍子胥向夫差忠諫道：“勾踐回國後‘食不重味，吊死問疾’，收買人心，是為了要卷土重來，越國是吳國的心腹大患，大王不解決身邊的越國，而先去跟齊國結怨，豈不是很荒謬嗎？”日日夜夜做著霸主夢的夫差，當然聽不進伍子胥的忠言。他聽信伯嚭的話，而伯嚭又聽了越國的話，遂吳國決定攻齊。
伯嚭向夫差進讒道：“子胥這個人，為人剛強暴烈，不講感情，待人猜疑嫉妒，他對大王有很多怨言，恐怕今後會給吳國帶來災難。”夫差攻齊，打了勝仗回來，伯嚭又對夫差說：“大王沒有采納子胥的意見，發兵攻齊，子胥就推說有病不上朝。我得到消息說，他在出使齊國時，已將兒子托付給齊大夫鮑息。這像話嗎？他身為吳臣，在國內不得意，而倚靠外部的諸侯。自以為是先王的謀臣，大王現在不重用他，他常常發牢騷，希望大王早些對他采取措施。”
這一席話，說得滴溜滾圓，但暗藏殺機，十分輕巧地將一頂“叛國通敵”的“帽子”扣到了伍子胥頭上。夫差答道：“你說的這些，我早就懷疑了。”於是立即賜劍責令子胥自裁。和費無極比較，伯嚭更為可怕。他損人無影、殺人無形的“本事”在後世的佞臣中得到了更多的仿效和發展。
在舊時的政治舞台，素來有兩種人：“忠臣”和“奸臣”。一心想為皇帝效忠、給小民辦點好事的“忠臣”，如果碰到“巧言令色，鮮矣仁”的奸佞之徒，結局往往是十分悲慘的。“精忠報國”的嶽飛碰到秦檜，結果是嶽家軍被徹底瓦解，自己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縊死於風波亭中。伍子胥則更加不幸，他一生中碰到兩個奸臣，遭受到兩次家破人亡的慘禍。這兩個奸臣，一個是前期楚國的費無極，另一個是後期吳國的伯嚭。
據有些史學家考證，正式用“誣以謀反”的罪名置政敵於死地，是從公元前6世紀楚國費無極開始的。這種將陰謀和欺騙糅為一體的卑劣伎倆，違背人性，破壞法治，喪失民心，最後又反過來削弱和動搖自身的統治。然而，這種伎倆往往又多為後世所沿襲，因為它“簡便”而“實用”，操作方便，效果快捷。隨時可供統治者打擊需要排除的人，不僅是政敵，也包括那些自己平時看不順眼的“異己”。如果說它也算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遺產，那麽它應該是傳統中最肮髒的糟粕。
伍氏家族就是這種詭譎伎倆的犧牲品。結果是，費無極當上了太子軫的宮廷老師，並順理成章地成了楚國的太傅。而伍奢、伍尚父子卻喋血法場，全家隻逃出了一個伍員（伍子胥）。和費無極的盡耍小聰明、鬼點子不同，後來的吳國大夫伯嚭，借著在國策上與伍子胥政見不同，來達到排斥、陷害伍子胥的目的。和伍子胥一樣，伯嚭也是楚國逃到吳國的亡將，闔閭任之為大夫。夫差即位後就任命他為太宰。闔閭在世時，伯嚭就是夫差的心腹，伯嚭為人隨和、善解人意，不像伍子胥那樣固執、剛烈，所以和夫差一拍即合。
伯嚭最大的毛病是貪財，是我國曆史上早期的大貪官之一。“貪贓”常常是和“枉法”分不開的。當越國戰敗後，勾踐派遣大夫文種向吳國求和，聰明的文種看中了伯嚭這一“嗜好”，就用大量財物賄賂伯嚭，使他逐步成為越國在夫差身邊的“代言人”。
在伯嚭的影響下，夫差同意越國的講和。此後勾踐就靠著諂媚和賄賂使得吳國君臣飄飄然、昏昏然。在這條黃金撐開的夾縫中，勾踐保住了性命。在勾踐用微笑、可憐的麵孔和甜蜜的語言營造的假象麵前，夫差縱虎歸山，釋放了勾踐。能夠抵擋住越國的諂媚和賄賂的，似乎隻有伍子胥一人，顯然，他當時是孤立的。
伍子胥主張將越國並入吳國版圖，殺勾踐以絕後患，他說：“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而伯嚭則堅決主張把越國收為附庸國，這樣對吳國的好處更大。雙方的理由都很充分，但吳王夫差采納了伯嚭的意見。因為勾踐君臣既然能用重金賄賂伯嚭，當然更不會漏掉這位有絕對權力的吳國國君。吳國君臣都墜入了勾踐用金絲編織的含情脈脈的羅網，進入甜美的夢鄉。直到十年以後，他們一覺醒來，一個個都成了勾踐的刀下之鬼，但此是後話。
在吳王宮中紅得發紫的伯嚭，他的本領不僅在於逢迎君王、討好同僚，還會打“小報告”，在關鍵時刻，從伍子胥背後狠狠地捅上一刀。古往今來具有超前意識的人，其結局往往是悲哀的。當時唯一清醒的伍子胥因為和同時代的多數人不能保持同調，“曲高和寡”，因而難免落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譬如，夫差欲乘齊景公死後國內不穩定之時發兵攻打齊國。伍子胥向夫差忠諫道：“勾踐回國後‘食不重味，吊死問疾’，收買人心，是為了要卷土重來，越國是吳國的心腹大患，大王不解決身邊的越國，而先去跟齊國結怨，豈不是很荒謬嗎？”日日夜夜做著霸主夢的夫差，當然聽不進伍子胥的忠言。他聽信伯嚭的話，而伯嚭又聽了越國的話，遂吳國決定攻齊。
伯嚭向夫差進讒道：“子胥這個人，為人剛強暴烈，不講感情，待人猜疑嫉妒，他對大王有很多怨言，恐怕今後會給吳國帶來災難。”夫差攻齊，打了勝仗回來，伯嚭又對夫差說：“大王沒有采納子胥的意見，發兵攻齊，子胥就推說有病不上朝。我得到消息說，他在出使齊國時，已將兒子托付給齊大夫鮑息。這像話嗎？他身為吳臣，在國內不得意，而倚靠外部的諸侯。自以為是先王的謀臣，大王現在不重用他，他常常發牢騷，希望大王早些對他采取措施。”
這一席話，說得滴溜滾圓，但暗藏殺機，十分輕巧地將一頂“叛國通敵”的“帽子”扣到了伍子胥頭上。夫差答道：“你說的這些，我早就懷疑了。”於是立即賜劍責令子胥自裁。和費無極比較，伯嚭更為可怕。他損人無影、殺人無形的“本事”在後世的佞臣中得到了更多的仿效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