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

三、論文類

　　耿雲誌：《從革命黨與立憲派的論戰看雙方民主思想的準備》，《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收回利權運動、立憲運動與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艾爾曼、胡誌德：《馬嘎爾尼使團、後現代主義與近代中國史：評周錫瑞對何偉亞著作的批評》，香港：《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號

　　陳向陽：《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崔誌海：《論清末鐵路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何懷宏：《傳統社會的進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四期。

　　賀躍夫：《清末士大夫留學日本熱透視——論法政大學中國留學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侯宜傑：《清末預備立憲時期的楊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楊度二題》，《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秦暉：《科舉官僚製的技術、製度與政治哲學涵義》，《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6期

　　孫立平：《傳統與變遷——國外現代化及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孫立平：《科舉製：一種精英再生產的機製》，《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五期蕭功秦：《從科舉製的廢除看近代以來的文化斷裂》，《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4期楊鵬程：《一條有關“孫、黃初次相識介紹人”問題的重要史料》，《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後記

　　本書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通過對長期遭受學術界忽視和冷落的楊度進行深入細致地剖析論述，破除對其臉譜化、程式化的認知圖景和歪曲描繪，揭掉蒙在其頭上的各種不實麵具，是本書致力的目的。作為迄今為止有關楊度在晚清時期最全麵、最係統的研究成果，該書有些地方自是有自己獨到的創見，但存在的不足以及有待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也不少。修辭立其誠，為學存其真，所以我想，盡心盡力可以無悔矣。

　　本書在寫作中嚐試把宏觀的結構性分析與微觀的個體行動分析結合起來，以晚清社會結構的轉變為時代背景，以廢科舉興新學而導致的知識和製度轉變為主線，通過再現楊度早期鄉紳階段的生活實錄和思想特點，剖析了楊度從傳統士紳向近代新式知識分子的轉變原因和心路曆程，以及楊度成為全國公眾人物後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活動。

　　有感於當前學風的浮躁，本書期望能以翔實、細致的個體實證性考察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晚清社會的具體例證，同時又放寬曆史的視界，著眼於對原有宏大曆史敘事的再認識；為了準確理解和反思當時的民族主義思潮與憲政運動，本文借鑒和吸收了知識考古學與政治社會學等相關領域的理論資源，對跨學科的研究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嚐試。

　　感謝恩師耿雲誌先生，當年博士論文從選題到撰寫，凝聚了先生的無數心血。先生德藝雙馨，儒雅寬宏中透露出威嚴，使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經師易求，人師難得，能有幸忝列師門，在治學和做人方麵得到先生的親誨和教導，這是我一生受用不盡的寶貴財富。走上獨立研究道路之後，先生麵前的每次屈膝承教都是鞭策我成長進步的良機，都如黃鍾大呂般時刻回蕩在耳畔，而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也愈發能夠領會和體悟先生娓娓話語中透露的深邃和精辟。

　　此外，亦要感謝參加我博士論文答辯和評審的曾業英研究員、鄭大華研究員、王中江研究員、史革新教授、朱誌敏教授、梁景和教授等諸位先生，他們給我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我的博士論文能榮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優秀博士論文，是諸位先生給予我的鞭策和鼓勵。我自己的學術積累還不夠、功力還不夠深，本書存在的所有缺陷和不足，都屬我一個人的責任。

　　完成博士學業之後，有感於晚清君主立憲思想研究的薄弱，希望自己能在憲政思想方麵有更多的理論認識和知識積累，我於2003年9月至2006年9月，又申請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從事晚清憲政思想的跨學科研究。幾年來從學於中國憲法學會會長張慶福先生與知名憲法學家吳新平先生，使我具有了遊走於近代思想史研究與晚清憲政研究之間的基礎和勇氣。感謝為我提供博士後研究機會的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以及曾經指導過我的諸位先生，是他們為我提供了一個深化研究領域、豐富研究閱曆的寶貴機會。

　　曾經意氣風發、狂傲不羈的楊度，在經曆了國家和自身的坎坷風雨之後，慨歎人生無常，“目對一江風月，心懷萬古英雄。風流如在亦如空，前後浪頭相送。閱世誰如朗月，成功隻有東風。江山人物古今同，盡入扁舟一夢。”對於一個普通人而言，既沒有楊度指點江山的才氣，也沒有俯視天下的狂傲，自然不會有虛幻無常之感。直麵生命中的風雨彩虹，勤懇向學、踏實做人，吾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