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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職憲政編查館
1907 年 10 月，楊度接伯父辭世電後立即奔喪回國，遊日生涯自此結束。因楊度接受新學而對其極為不滿的老師王闓運，在日記中已連續多年沒有提及過楊度，這時才開始有了關於他的記載，“支那人還，赴瑞生喪，念其以康、梁破家，與書諷之。”雖然王闓運對昔日愛徒的不滿之意仍溢於言表，但以此為契機，兩人的關係逐漸修複。1908年2月，楊度的伯父正式入葬。楊度在居喪期間，就開始貫徹自己的以開國會來促進立憲的政治策略。
楊度在融會舊學新知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富民強國的具體辦法，希望能把清政府改造成為一個虛君式的君主立憲政府，讓中國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楊度曾公開抨擊當今政府官員“劣者實居十之七八”，大多屍位素餐，隻想自己升官發財。無論為國家的進步還是個人的前途計，楊度都渴望進入政府施展自己的才華。因張之洞、袁世凱聯名奏保楊度“精通憲法，才堪大用”，1908年4月20日，本日上諭命候選郎中楊度著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楊度成為清政府的一名官員，並不意味著他從民黨領袖變成了禦用官僚，但角色的轉換，畢竟發言的方式和態度也需作相應的調整。楊度夙有攬轡澄清天下的遠大抱負，他進入政府作官主要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渴望藉此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因此楊度參政後依然孜孜矻矻致力於爭取國會的早日召開，利用京官的身份四處演講呼籲，一再以速開國會陳說於政府諸公之間，並聯絡宗室恒均等在京成立“憲政公會北京支部”，擴展憲政公會在各地的勢力。1908年6月下旬，楊度單獨向政府提出限期開設國會說帖，反複陳述召開國會對國家和皇室都極為有利，勸誘政府早日開設國會。楊度的說帖引發了一場國會開設期限的討論，直接促成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的頒布。
楊度任職憲政編查館期間，由於積極鼓動速開國會，受到不少攻擊，又因他係袁世凱所推薦，頗為袁所看重，1909年初袁世凱被開缺回籍自然對他沒有好影響，雖然資料匱乏，但可以斷言楊度在官場並不會春風得意。他在憲政編查館所參與厘定官製和考核專科等憲政事宜的討論，所起作用也並不太大。或許是因為政治生涯的不如意，促使楊度於1909年8月請假回籍省親，專心從事於實業活動。
楊度一向對實業極其重視，認為世界已進入經濟戰爭國，中國必須以工商才能立國。為了促進國內商業的發達，曾專門撰寫《於中國厘金稅之可否》一文，提出廢厘加稅的改良辦法。1907 年底，為保護湖南全省礦權不為外人侵害，參與向湖南巡撫呈文請派礦務公司總理，“以主持礦政而杜外患”。1909年2月，楊度和袁樹勳、梁奐奎等人聯合創立湖南華昌煉礦公司，采用新的冶煉技術煉銻。楊度為公司的開辦從吉林、山東、湖南、湖北、江蘇借了一筆十六萬兩的債，並向新成立的農工商部提出申請，要求降低公司的稅收，並授以在湖南運用西法煉銻、為期二十五年的專利權。楊度在申請中指出，專利權可以防止外國人迫使兩個甚至更多的公司進行競爭而導致產品降價。為了保衛中國企業，使其避免外國在價格方麵進行操縱所產生的有害影響，實行壟斷專利是必要的。楊度的申請被批準了，專利以十年為限，包括十年後延期的可能性。華昌公司采用先進的冶煉技術，享有壟斷專利權和減免稅款之利，在資金運轉上比較寬裕，成為當時最成功的煉銻企業。
請假回籍的楊度主要為華昌公司的發展忙碌，據楊度向赴湘考核谘議局開辦情況的汪榮寶透露，“湖南產銻額占世界總額十分之四，向以銻沙出口，無能製純銻者。”他們創辦的華昌公司專門煉製純銻，“成績良好，銷路甚廣。”楊度向汪榮寶抱怨，英國人因為妒忌華昌公司的成績，最近聯合世界上的許多煉銻公司鴆集大量資金準備包買湖南的所有銻沙，“而政府不知設法補助維持，坐令莫大利源無所發展，良之嗟歎。”為礦權而努力的楊度畢竟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為路權而積極謀劃的他卻幾遭不策。1910年3月，因資政院行將召集，憲政編查館電催楊度入京。楊度離湘北上途徑漢口時，“以上書郵部論鐵路借款事，為湘鄂拒款會所痛恨，此次入都過漢，竟有人謀施暗殺，並有聚眾要劫情事，為英國巡警遮救得免。”後在巡警道的保護下安全離開，並於4月底到京。
楊度返京後又開始過按部就班的生活，在憲政編查館討論各種籌備憲政事宜，和知己好友交遊酬酢。1910年6月，憲政編查館會議厘定官製事宜清單，分厘定官製為四期，一厘訂、二頒布、三試辦、四實行，中間相距各二年。楊度認為“如此則實行以前之光陰均為空過，而屆實行時又有一旦驟進之患，不如改四小期為一長期，與此期內隨時可以厘訂。”楊度的建議遭到汪榮寶的反對，最終並未采納。此後不久，憲政編查館同仁又因新刑律草案分成了禮教和法理兩派，兩派“各持一說，爭議不已”。新刑律草案提交資政院討論時，更是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1910年12月2日，資政院討論新刑律案，楊度以憲政編查館特派員的身份，赴會發表演講，說明新刑律修改的主旨，並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麵闡明了不能不改良刑律的理由。從國內情況來看，以往“舊律於司法包含立法，凡法律無正條者，可以援引比附，”這顯然不符合立法、司法相獨立的立憲原則，如欲“一切法律都於憲政相符合”，則舊律不能不改。從國際情況來看，世界上各文明國的法典都有共同的原理原則，這些國家在交往中彼此尊重主權。因為中國法律的原理原則與世界各文明國的不相符合，導致外國人在中國不遵守中國法律，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中國如欲收回這些權利，則舊律不能不改。楊度接著指出新刑律同舊刑律相比有五項最大區別，“（一）更定刑名，（二）刪除比附，（三）死刑唯一，（四）死刑減少，（五）懲治教育。”楊度在演講中特意分析了新舊刑律在精神上的區別，強調想成為法治的國家，“必經一種階級，即由家族主義進而為國家主義是也。國家采用何種主義，一切政治、法律皆被支配於其主義之下。”中國數千來一直為家族主義所支配，“古所謂誅九族、夷三族，皆以族為本位，故對於國家犯罪，即處以誅族之罰。因此主義之故，且結果至於以立法、司法之權，皆畀之今之所謂家法，即家長之法，家長至於可以殺人乃至擅殺人，是以兩權皆付於家長也。此吾國數千年來刑法主義之所在，即維持國家安寧政策所在。”當今世界日趨大通，中國閉關自守的局麵無複存在，須使全國人民合力對外，如果仍為家族製度所支配，則無往而不劣敗。楊度在演講的最後強調，“與國家主義日近，而與家族主義日遠。此即新律之精神及主義所在，即與舊律之區別所在。”楊度的演講獲得極大的成功，“演說曆二時之久，鼓掌聲如雷，實政府特派員從未有異數也。”楊度的精彩演講雖然為新刑律案贏得了不少議員的支持，但是不少議員以新刑律有違禮教而頻頻發難，禮法之爭有愈演愈烈之勢。鑒於此，楊度又專門撰寫《論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區別》一文，全麵剖析了禮教派的謬誤。
楊度在文章中指出無論何國的法律無不與其禮教相關，東西洋各國“亦有其禮，亦有其教”，首先破除禮教派把中國禮教當作天經地義的思想，“禮教並不能謂之天經地義，不過治民之一政策而已。審時變之所宜，應以何種政策治其民者，即以何禮教治其民，一切政治、法律、教育，皆視之以為轉移，無所謂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中國由於以往有天下主義而無國家主義，“無與國之並立，無對外之競爭，但求內部之安寧，已稱平治矣。”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國的禮教與法律，都是以家族主義為精神。而其他國家的禮教與法律，都是以國家主義為精神。而且這兩種主義不能並立、並行，“所謂不並立、無並行者，非謂此存而彼絕，特多少之成分耳。”如果中國不改變家族主義為主的舊局麵，無論如何頒布憲法、改革官製都是虛文，不但不能走向富強，反而會愈益貧弱。楊度進而斷言，“故此問題者，非區區一刑律問題，更非區區刑律中一、二條文字句之問題，乃中國積弱之根本原因，而此後存亡所關之大問題也。”在文章最後，楊度再次強調，“今之新刑律實以國家主義為其精神，即憲政之精神也，必宜從原稿所訂而不得以反對憲政之精神加入之。”
楊度為使新刑律案順利通過作了大量工作，並作出一定的妥協，對禮教派的駁斥也贏得了很多人的讚同，但新刑律在資政院表決時仍沒通過。在投票表決時，尤其是第二八八條引起極大爭議，讚成無夫奸有罪的七十七票，反對的四十二票，接著又表決列入讚成章程的人更是少數，結果新黨全體失敗，新刑律草案在資政院表決沒有通過。有位讚成新刑律的議員，當場罵資政院的議員“程度不足”，汪榮寶也隨聲附和，結果是“眾大怒，一哄而散”。悵惘而歸的汪榮寶找楊度“計議辦法”，討論頒布刑律問題，最後商定的辦法為，“（一）會奏總則，惟將其中不同意之點，特別聲明，請旨裁奪；（二）由憲政館草奏分則，請與總則同時頒布，但聲明明年交資政院追認。”但是這些補救辦法沒能采用，至此，這場禮法之爭以法理派的失利而告結束。
1910底，楊度以促進憲政為由專折奏請赦用梁啟超。楊度在奏折中指出，梁啟超因戊戌倡言仿行各國憲政而獲罪，流亡海外以著書立論來開通民智，“為力之大，莫與倫比。此士夫所能談，中外所共睹者也。”甘願以性命擔保，懇請朝廷以寬大為懷，赦用學識淵邃、冠絕等倫的梁啟超，“方今籌備憲政之初，正為啟用人材之日，與其赦罪於後，何若用材於先？”楊度奏折遞上後，攝政王載灃以梁啟超係得罪先朝之人，礙難赦用，因此奏折留中不發。
1910年秋間，禦史胡思敬奏劾楊度，“候補四品京堂楊度留學東洋，首倡革命，造謠惑眾，形同會匪。”在羅列一些楊度的所謂罪行之後，建議把楊度密捕解京，“審擬定罪，以靖人心，以斃後禍。”奏折留中未發，楊度免於此劫。到1911年初，胡思敬再次奏劾楊度，以楊度演說新刑律，“破壞倫常，把持朝局”，力保梁啟超，將與康、梁合謀，“禍且不測”等原因，指責楊度為罪魁禍首，請求“睿裁”。在當時國會請願運動和保路運動的壓力下，清廷並沒有采納這一建議。
1911年的清政府已處於覆亡的前夜。楊度雖然沒因胡思敬的奏劾獲罪，京師卻在流傳著他因革命黨廣州起義牽連而被捕的謠言。1911年5月4日，內閣官製頒布前四天，京師官場流傳著楊度被捕下獄的傳言。據比較關心楊度安危的汪榮寶當日記載，“子函言聞諸韓晉卿，今日有廷寄到陸軍部，逮捕楊皙子，雲因粵事牽連，將處以監禁之刑。予因疑其妄，而晉卿方官陸軍部，所言當必有據。殊大駭異，急以電話四處探聽。”經過多方打探後，汪榮寶得悉楊度正在湖廣會館聽戲，大為感慨，“甚矣京師謠言之多也”。1911年5月8日，倍受非議的皇族內閣成立，一個多月之後，楊度被任命為這個內閣的統計局局長。三個多月之後，武昌起義爆發。
楊度在融會舊學新知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富民強國的具體辦法，希望能把清政府改造成為一個虛君式的君主立憲政府，讓中國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楊度曾公開抨擊當今政府官員“劣者實居十之七八”，大多屍位素餐，隻想自己升官發財。無論為國家的進步還是個人的前途計，楊度都渴望進入政府施展自己的才華。因張之洞、袁世凱聯名奏保楊度“精通憲法，才堪大用”，1908年4月20日，本日上諭命候選郎中楊度著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楊度成為清政府的一名官員，並不意味著他從民黨領袖變成了禦用官僚，但角色的轉換，畢竟發言的方式和態度也需作相應的調整。楊度夙有攬轡澄清天下的遠大抱負，他進入政府作官主要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渴望藉此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因此楊度參政後依然孜孜矻矻致力於爭取國會的早日召開，利用京官的身份四處演講呼籲，一再以速開國會陳說於政府諸公之間，並聯絡宗室恒均等在京成立“憲政公會北京支部”，擴展憲政公會在各地的勢力。1908年6月下旬，楊度單獨向政府提出限期開設國會說帖，反複陳述召開國會對國家和皇室都極為有利，勸誘政府早日開設國會。楊度的說帖引發了一場國會開設期限的討論，直接促成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的頒布。
楊度任職憲政編查館期間，由於積極鼓動速開國會，受到不少攻擊，又因他係袁世凱所推薦，頗為袁所看重，1909年初袁世凱被開缺回籍自然對他沒有好影響，雖然資料匱乏，但可以斷言楊度在官場並不會春風得意。他在憲政編查館所參與厘定官製和考核專科等憲政事宜的討論，所起作用也並不太大。或許是因為政治生涯的不如意，促使楊度於1909年8月請假回籍省親，專心從事於實業活動。
楊度一向對實業極其重視，認為世界已進入經濟戰爭國，中國必須以工商才能立國。為了促進國內商業的發達，曾專門撰寫《於中國厘金稅之可否》一文，提出廢厘加稅的改良辦法。1907 年底，為保護湖南全省礦權不為外人侵害，參與向湖南巡撫呈文請派礦務公司總理，“以主持礦政而杜外患”。1909年2月，楊度和袁樹勳、梁奐奎等人聯合創立湖南華昌煉礦公司，采用新的冶煉技術煉銻。楊度為公司的開辦從吉林、山東、湖南、湖北、江蘇借了一筆十六萬兩的債，並向新成立的農工商部提出申請，要求降低公司的稅收，並授以在湖南運用西法煉銻、為期二十五年的專利權。楊度在申請中指出，專利權可以防止外國人迫使兩個甚至更多的公司進行競爭而導致產品降價。為了保衛中國企業，使其避免外國在價格方麵進行操縱所產生的有害影響，實行壟斷專利是必要的。楊度的申請被批準了，專利以十年為限，包括十年後延期的可能性。華昌公司采用先進的冶煉技術，享有壟斷專利權和減免稅款之利，在資金運轉上比較寬裕，成為當時最成功的煉銻企業。
請假回籍的楊度主要為華昌公司的發展忙碌，據楊度向赴湘考核谘議局開辦情況的汪榮寶透露，“湖南產銻額占世界總額十分之四，向以銻沙出口，無能製純銻者。”他們創辦的華昌公司專門煉製純銻，“成績良好，銷路甚廣。”楊度向汪榮寶抱怨，英國人因為妒忌華昌公司的成績，最近聯合世界上的許多煉銻公司鴆集大量資金準備包買湖南的所有銻沙，“而政府不知設法補助維持，坐令莫大利源無所發展，良之嗟歎。”為礦權而努力的楊度畢竟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為路權而積極謀劃的他卻幾遭不策。1910年3月，因資政院行將召集，憲政編查館電催楊度入京。楊度離湘北上途徑漢口時，“以上書郵部論鐵路借款事，為湘鄂拒款會所痛恨，此次入都過漢，竟有人謀施暗殺，並有聚眾要劫情事，為英國巡警遮救得免。”後在巡警道的保護下安全離開，並於4月底到京。
楊度返京後又開始過按部就班的生活，在憲政編查館討論各種籌備憲政事宜，和知己好友交遊酬酢。1910年6月，憲政編查館會議厘定官製事宜清單，分厘定官製為四期，一厘訂、二頒布、三試辦、四實行，中間相距各二年。楊度認為“如此則實行以前之光陰均為空過，而屆實行時又有一旦驟進之患，不如改四小期為一長期，與此期內隨時可以厘訂。”楊度的建議遭到汪榮寶的反對，最終並未采納。此後不久，憲政編查館同仁又因新刑律草案分成了禮教和法理兩派，兩派“各持一說，爭議不已”。新刑律草案提交資政院討論時，更是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1910年12月2日，資政院討論新刑律案，楊度以憲政編查館特派員的身份，赴會發表演講，說明新刑律修改的主旨，並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麵闡明了不能不改良刑律的理由。從國內情況來看，以往“舊律於司法包含立法，凡法律無正條者，可以援引比附，”這顯然不符合立法、司法相獨立的立憲原則，如欲“一切法律都於憲政相符合”，則舊律不能不改。從國際情況來看，世界上各文明國的法典都有共同的原理原則，這些國家在交往中彼此尊重主權。因為中國法律的原理原則與世界各文明國的不相符合，導致外國人在中國不遵守中國法律，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中國如欲收回這些權利，則舊律不能不改。楊度接著指出新刑律同舊刑律相比有五項最大區別，“（一）更定刑名，（二）刪除比附，（三）死刑唯一，（四）死刑減少，（五）懲治教育。”楊度在演講中特意分析了新舊刑律在精神上的區別，強調想成為法治的國家，“必經一種階級，即由家族主義進而為國家主義是也。國家采用何種主義，一切政治、法律皆被支配於其主義之下。”中國數千來一直為家族主義所支配，“古所謂誅九族、夷三族，皆以族為本位，故對於國家犯罪，即處以誅族之罰。因此主義之故，且結果至於以立法、司法之權，皆畀之今之所謂家法，即家長之法，家長至於可以殺人乃至擅殺人，是以兩權皆付於家長也。此吾國數千年來刑法主義之所在，即維持國家安寧政策所在。”當今世界日趨大通，中國閉關自守的局麵無複存在，須使全國人民合力對外，如果仍為家族製度所支配，則無往而不劣敗。楊度在演講的最後強調，“與國家主義日近，而與家族主義日遠。此即新律之精神及主義所在，即與舊律之區別所在。”楊度的演講獲得極大的成功，“演說曆二時之久，鼓掌聲如雷，實政府特派員從未有異數也。”楊度的精彩演講雖然為新刑律案贏得了不少議員的支持，但是不少議員以新刑律有違禮教而頻頻發難，禮法之爭有愈演愈烈之勢。鑒於此，楊度又專門撰寫《論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區別》一文，全麵剖析了禮教派的謬誤。
楊度在文章中指出無論何國的法律無不與其禮教相關，東西洋各國“亦有其禮，亦有其教”，首先破除禮教派把中國禮教當作天經地義的思想，“禮教並不能謂之天經地義，不過治民之一政策而已。審時變之所宜，應以何種政策治其民者，即以何禮教治其民，一切政治、法律、教育，皆視之以為轉移，無所謂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中國由於以往有天下主義而無國家主義，“無與國之並立，無對外之競爭，但求內部之安寧，已稱平治矣。”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國的禮教與法律，都是以家族主義為精神。而其他國家的禮教與法律，都是以國家主義為精神。而且這兩種主義不能並立、並行，“所謂不並立、無並行者，非謂此存而彼絕，特多少之成分耳。”如果中國不改變家族主義為主的舊局麵，無論如何頒布憲法、改革官製都是虛文，不但不能走向富強，反而會愈益貧弱。楊度進而斷言，“故此問題者，非區區一刑律問題，更非區區刑律中一、二條文字句之問題，乃中國積弱之根本原因，而此後存亡所關之大問題也。”在文章最後，楊度再次強調，“今之新刑律實以國家主義為其精神，即憲政之精神也，必宜從原稿所訂而不得以反對憲政之精神加入之。”
楊度為使新刑律案順利通過作了大量工作，並作出一定的妥協，對禮教派的駁斥也贏得了很多人的讚同，但新刑律在資政院表決時仍沒通過。在投票表決時，尤其是第二八八條引起極大爭議，讚成無夫奸有罪的七十七票，反對的四十二票，接著又表決列入讚成章程的人更是少數，結果新黨全體失敗，新刑律草案在資政院表決沒有通過。有位讚成新刑律的議員，當場罵資政院的議員“程度不足”，汪榮寶也隨聲附和，結果是“眾大怒，一哄而散”。悵惘而歸的汪榮寶找楊度“計議辦法”，討論頒布刑律問題，最後商定的辦法為，“（一）會奏總則，惟將其中不同意之點，特別聲明，請旨裁奪；（二）由憲政館草奏分則，請與總則同時頒布，但聲明明年交資政院追認。”但是這些補救辦法沒能采用，至此，這場禮法之爭以法理派的失利而告結束。
1910底，楊度以促進憲政為由專折奏請赦用梁啟超。楊度在奏折中指出，梁啟超因戊戌倡言仿行各國憲政而獲罪，流亡海外以著書立論來開通民智，“為力之大，莫與倫比。此士夫所能談，中外所共睹者也。”甘願以性命擔保，懇請朝廷以寬大為懷，赦用學識淵邃、冠絕等倫的梁啟超，“方今籌備憲政之初，正為啟用人材之日，與其赦罪於後，何若用材於先？”楊度奏折遞上後，攝政王載灃以梁啟超係得罪先朝之人，礙難赦用，因此奏折留中不發。
1910年秋間，禦史胡思敬奏劾楊度，“候補四品京堂楊度留學東洋，首倡革命，造謠惑眾，形同會匪。”在羅列一些楊度的所謂罪行之後，建議把楊度密捕解京，“審擬定罪，以靖人心，以斃後禍。”奏折留中未發，楊度免於此劫。到1911年初，胡思敬再次奏劾楊度，以楊度演說新刑律，“破壞倫常，把持朝局”，力保梁啟超，將與康、梁合謀，“禍且不測”等原因，指責楊度為罪魁禍首，請求“睿裁”。在當時國會請願運動和保路運動的壓力下，清廷並沒有采納這一建議。
1911年的清政府已處於覆亡的前夜。楊度雖然沒因胡思敬的奏劾獲罪，京師卻在流傳著他因革命黨廣州起義牽連而被捕的謠言。1911年5月4日，內閣官製頒布前四天，京師官場流傳著楊度被捕下獄的傳言。據比較關心楊度安危的汪榮寶當日記載，“子函言聞諸韓晉卿，今日有廷寄到陸軍部，逮捕楊皙子，雲因粵事牽連，將處以監禁之刑。予因疑其妄，而晉卿方官陸軍部，所言當必有據。殊大駭異，急以電話四處探聽。”經過多方打探後，汪榮寶得悉楊度正在湖廣會館聽戲，大為感慨，“甚矣京師謠言之多也”。1911年5月8日，倍受非議的皇族內閣成立，一個多月之後，楊度被任命為這個內閣的統計局局長。三個多月之後，武昌起義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