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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楊度與梁啟超聯合組黨的醞釀與分離
清政府在討論是否實行君主立憲之時，梁啟超、楊度兩人曾為載澤和端方等人代草了許多考察憲政、奏請立憲的奏折，推動了君主立憲政策的確立，兩人想著政治抱負可以由此實現，對這次立憲改革自然寄予厚望。如梁啟超在看到立憲詔諭後，就非常樂觀地斷言：“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當改革官製進行之時，梁啟超又代人寫作改革官製的文章，並且頗為設計的改革自信，但看到改革官製的結果有名無實，與自己的設想相差甚遠，頗為失望，“政界事反動複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本來麵目。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公一腔熱血，空灑雲天，誠傷心事也。”這樣一來，官製改革的結果不僅沒有增強清政府的合法性，反而使不滿的人群日益增加，革命黨勢力又有增長，“他黨近來勢頗發達，久恐有異動，排斥立憲之聲，如蛙鳴之噪耳，”連累得主張立憲的梁啟超也遭受唾罵。但政府確立立憲的目標，畢竟為主張立憲的人士提供了組織政黨的肇機。
楊度在留日學界，是革命黨和立憲派都極力拉攏的對象，他與兩派勢力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因為政見的不同，楊度拒絕了孫中山合謀共事的邀請，“去年中山以全力運動之，不能得，今革黨日日攻擊之，而其誌乃益因以堅定。”梁啟超說革黨日日攻擊楊度略有誇張，因為楊度與革命黨的許多精英都有相當不錯的個人關係，而且他自己雖主張和平的君主立憲，對革命黨的激烈行為也並不反對，雙方頗多來往，革命黨人經常與他共事，所以他始終沒有相梁啟超與革命黨之間那樣辱罵討伐不斷。楊度與梁啟超因為君主立憲的基本主張相同，自然有更多的共同話語，楊度自1903底開始與梁啟超交往甚密，雙方都認為對方是難得的佳友，希望能聯手救國。但楊度並沒有加入康梁一派的保皇會組織，這主要是因為楊度深感保皇會的名義狹窄而且窘迫，在國內為政府所深嫉，康梁一直是通緝擒拿的要犯；在國外又為革命黨人所指目，一直是攻擊謾罵的對象，國內外都難以擴充。基於這些情況，楊度雖與梁啟超“交極深”，在政治思想上又有很多相同之處，但一直拒絕加入保皇會。預備立憲的詔書頒布後，楊度和梁啟超都認為拋開保皇會的舊組織，發起組織新政黨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時候頻頻麵商或書信討論國政民情，開始探討成立推動政府改革的政治組織，但他們聯合組織政黨的前提是必須能妥善處理好康、梁在新政黨中的位置問題。
才高氣傲的楊度在戊戌年隻是一名普通青年士紳時，就已對當時名滿天下的康有為頗不以為然，認為康的才學不過如此，康有為參與變法失敗也是他沒有教導的結果。楊度現在也已揚名天下，而且是東京“最有勢力”的人物，又於1906年10月納貲捐候選郎中，在國內有合法的活動地位，而康、梁則仍是朝廷通緝的要犯，很顯然他不會甘心作受康、梁驅使的馬前卒。康、梁是促進國家維新改革的老前輩，在海內外聲名很盛，有著規模龐大的政治組織，自然隻想把楊度視作收歸己用的幹將，平等待之尚且不會，更不可能讓楊度居於主導的地位了。這些情況都說明楊度與梁啟超之間雙方雖然交契友深，也隻能是有限度的合作，誰都不會屈己從人，甘居從屬地位。
熊希齡、楊度和梁啟超三人之間都是深具政治抱負的朋友，聯手推進了清政府的立憲改革，朝廷預備立憲後又進一步醞釀成立政黨。1906年底，三人在日本神戶連續商討三天三夜，確定了組織政黨的各方麵問題。準備新組織的政黨名為憲政會，設本部於上海，以楊度為幹事長主持。初步討論的綱領主要為：尊崇皇室，擴張民權；鞏固國防，獎勵民業；要求善良之憲法，建設有責任之政府。並擬在國內爭取政界要人袁世凱、端方等為暗中讚助人，立憲名流張謇、鄭孝胥等人加入憲政會。梁啟超與楊、熊兩人確立憲政會的組織原則和方法後，給康有為的信中詳細匯報了這次討論組黨的情況，並說明憲政會暫不設會長，“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現時為暗中主持而已。”至於梁啟超則“以尋常會員之名稟先生之命，就近代行會長事。”因為東京學界人數眾多，卒業歸國的遍布要津，所以新組織的政黨要先從東京積勢，先在東京行結黨禮，隨後設本部於上海，“以幹事長主之”。梁啟超極力向康有為誇讚楊度，“東京中最同誌而最有勢力者莫如楊皙子度。其人國學極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學，亦能確有心得，前為留學生會館總幹事，留學生有學識者莫不歸之。”幹事長的人選自然非人望、學識俱佳的楊度莫屬，“幹事長必須極有才學有望而極可信者，舍皙子殆無他人，擬以彼任之。”梁啟超又再三囑托康有為對楊度要以“國士待之”，不要讓楊度失望，“以弟子所見，此人譚複生之流也，秉三亦謂眼中少見此才，”梁啟超希望康有為以國士待楊的目的是“得其心”，因為有才的楊度不易降服，但“降服後則一人可抵千百人”，這樣一來楊度就會“始終效死力於黨矣”。
在梁啟超心目中，正在醞釀成立的憲政會自然是以康梁一係為主導，而楊度隻不過是一個“降服”後能為他們“始終效死力”的幹將，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所用的詞匯如“得其心”、“降服”、“效死力”、“從我”等等，都非常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很顯然這隻是梁啟超一人的妙想，這也種下了憲政會還沒有成立，兩人就已分道揚鑣的種子。
梁啟超、楊度擬議設立的憲政會尚在討論之時，1906年 12 月，國內的立憲派名流就在上海聯合發起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選舉了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主要以籌備立憲事宜，推動朝廷立憲，提高國民的憲政知識為中心。這樣一來，梁、楊設想中的爭取國內立憲名流的計劃已經落空，負責運動國內權貴和立憲名流的熊秉三此時極為灰心，“來書多憤嫉之言，似覺吾儕目的之不易達者。”不僅國內的力量沒有爭取過來，更為要命的是，梁啟超和楊度這兩大力量也開始出現分歧。楊度除在 1907 年 1 月創刊《中國新報》外，又在 2 月 9日與方表、陸鴻逵等人在東京組織成立“政俗調查會”，楊度自任會長。據宋教仁1907年2月11日的日記記載：“（熊）嶽卿告餘前日楊皙子等結立一黨，表麵名曰政俗調查會，實則欲成為一政黨者，其宗旨在反對政府及革命黨，而主張君主立憲雲雲。”熊嶽卿、宋教仁等人當時雖然並不知曉楊度與梁啟超的秘密組黨計劃，但也準確的斷定楊度成立政俗調查會的目的是為了組黨。
楊度率先成立政俗調查會的目的並非是為了擺脫康、梁而獨立結黨，隻是為了在將要聯合成立的憲政會裏擁有更大的勢力。但這恰是梁啟超所不能允許的，梁啟超在1907年3月致蔣觀雲的信裏，把憲政會難產的主要問題歸結為楊度的野心：
某君（指楊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為主體，而吾輩皆為客體而已。吾輩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國之黨魁，則投集其旗下為一小卒，固所不辭，但某君果為適當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礙黨勢之擴張否，則不可不熟審耳。又某君之意，必欲於結黨式舉行後，即自在上海開一大局麵，此議先生前次已極反對，弟細審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張者為然。
很顯然這隻是梁啟超的一麵之詞，在他看來，楊度如果聽從他和康有為的指揮安排，雙方就能夠順利合作，楊度獨自打開局麵的想法是想要脫離康、梁一係的控製，自然不會得到讚同。正如前文已經分析的，楊度的抱負、稟性以及他的能力，都決定了楊度不可能單純隻作受康、梁驅使的一員幹將，而為他們“效死力”。
楊度與梁啟超兩人數次書信往還，討論在組黨中所出現的問題，在楊度看來，當時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是政黨成立之時期，二是政黨組織之方法。分歧主要在於第二個問題，“其所以如此之難者，實蔣觀雲發生一個地位問題，不肯少屈己而伸人，貽吾人以困難，且吾人心裏亦被其紛擾，而幾流於不光明。”楊度指責蔣觀雲“倡言欲坐收權利固地位，又言內地危險，不肯深入，實非真愛國所宜言。”強調自己隻為盡一身之責任，“不僅目前之禍福不問，即將來之升沉亦不問，”掃除一切地位權利問題，求患難為公的朋友。楊度認為以前所擬定的組織方法，都不甚妥帖，建議組織方法分四級，“第一級為總理，第二級為國務委員，第三級為常務委員，第四級為普通會員，別組織一幹部，以主持黨中重要事件。”因為康有為所牽涉的利害太大，最妥當的解決辦法是，“總理暫不舉人，南海暫不入黨，”這個問題因關係太大，是現今所最應注意的第一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清政府和革命黨都把康有為看成大敵，“南海之反動力太大，革黨與政府或可借此以為摧殘本黨之具，非本黨基礎穩固，勢力大張，不畏政府之後，會員中不僅無敢頂康黨之名而冒名以進者，即有之而不勝其阻力，於國於黨，皆無所益，此人人所共知。”即使楊度和梁啟超兩人聯名提議康有為擔任總理也“決不可得”，因為梁啟超本人也仍是政府通緝的要犯，並為革命黨主要的論戰對手，他自己入黨“尚非全無問題”，如果再發生“南海問題”，“則真無解決之道矣”。而國務委員則“虛其席以待天下之大人賢者”，楊度本人則甘居負責任的常務委員，與最初組織政黨的同誌居於同等的地位，不立絲毫之區別，這樣必能同心同德以濟艱難，“否則吾人皆如觀雲所雲，享權利占地位之心，他人豈來盡義務者乎？”
楊度認為要想達到組黨救國的希望，梁啟超和他兩人都必須屈己奉公，“無私毫地位權利之見”，否則便會問題橫起。這次東京傳言“謂楊、蔣爭權，各訴於梁”，楊度大呼冤枉，“弟何嚐與人爭權而訴於兄耶？” 因這次傳言是由梁啟超“甚敬其人熱誠”的徐佛蘇散播的，所以楊度提醒梁啟超，“徐之為人熱誠而識暗，難於深謀，”“佛蘇為人無智略，可與行之，而不可與謀之。兄此後不可不注意。彼與弟之交情先於吾兄，弟服其熱誠而不常與謀事，非無故也。”接著楊度又直率地指出了梁啟超的缺點，“兄千頃汪洋固其美質，然處世之際，亦不擇人不擇言，則實不可以為長處而自護也。”
至於政黨成立之時期，楊度認為應首先造勢，“欲黨成而有勢力，則必社會上結黨之觀念大盛而後可，”最簡單的辦法莫如以開國會為號召，先在社會上造成開國會的輿論：
合力專言開國會事，事事挾此意以論之，如此者二三月，則國會問題必成社會上一簡單重要之問題，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後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謀開國會為結黨之第一要事，斯其黨勢必能大張，蓋先舉事而後造輿論，不若先造輿論而後舉事，此格蘭斯登之法也。
楊度接著解釋了先造開國會輿論的原因：
其所以必以國會號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會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論政治論之複雜，終非人所能盡知，必其操術簡單，而後人人能喻，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也。吾輩若欲勝之，則亦宜放下一切，而專標一義，不僅使腦筋簡單者易知易從，並將使腦筋複雜者去其遊思，而專心於此事，我輩主張國會之理由，但有一語曰，國民舉代表人以議國事，則政府必負責任而已。以此為宗教，與敵黨競爭實力，彼雖欲攻我，亦但能曰辦不到，而不能曰不應辦也。
這樣一來，既可以避免反對者的攻擊，又可把主張君主立憲的各派勢力團結在召開國會的大旗之下，“所以主張此者，則任其各自為說，無論其從何方麵言之皆可，譬如出一題目，任人作文是也。”這也正如革命黨內部雖政治主張差別甚大，但都能團結在排滿革命的大旗之下，“排滿革命之理由，各異其言，有曰報仇者，有曰爭政權者，有曰滿人不能立憲者，有曰立憲不利於漢者，雖皆無理，而各有一方麵之勢力。”排滿革命之說之所以在社會上有如此大的號召力，楊度之所以強調應以國會作為君主立憲的主要目標，因為簡單的號召辦法可以增加勢力減少阻力：
凡理由甚簡單而辦法甚複雜者，雖智者不易尋其條理。凡理由甚複雜而辦法甚簡單者，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範圍反較為大，勢力反教益增也。楊度闡述了應先以國會為號召在社會上廣造輿論之後，向梁啟超提議，目前鼓吹的重點“宜專重國會”，而不必專重政黨，“若專重政黨，人猶不知，結此政黨將何所為，雖鼓吹而仍無效，但使國會輿論將成，人人皆欲得此而無其法，則一言結黨，則須臾立成矣。”隨後楊度又進一步指出了梁啟超最近在政策上的一些失誤。因為梁啟超寫文章既罵政府，又批評留學界，兩麵不討好，所以楊度建議梁若能專從政府一方麵立論，實可以喚起同情，“若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實為失策。”楊度指出立憲派既處於民黨地位，“則但有號召國民從我以反對政府，不能立於裁判政府與國民之地位，為公平之議論。…若忽東忽西，則招國民之疑惑，生黨員之嫌惡矣。我輩若欲為民黨，則不可不立於一方，而決不可為兩岐之論。”楊度直率地指出梁在政策上的失誤做法，是因為擔心政策不同會影響到兩人合作的宗旨，並特意說明“弟與兄無所謂心術問題，特政策問題耳。”希望梁啟超能“諒其誠而恕之”。
梁啟超對楊度以國會為號召的辦法甚為讚同，“至專提倡開國會，以簡單直捷之主義，求約束國民心理於一途，以收一針見血之效，誠為良策。弟當遵此行之，並在《時報》上有所鼓吹。”政策上的問題雖然解決，但兩人對政黨的組織方法問題仍有根本的分歧，雖經數番辯論，仍沒有達成共識。
楊度批評梁啟超處世之際不擇人不擇言，對梁所倚重的徐佛蘇和蔣智由都不甚滿意。在楊度看來，徐佛蘇熱誠無智略，“可與行之，而不可與謀之”；蔣觀雲隻想著收權利固地位，不肯屈己而伸人，至發生個人地位問題，生出無數麻煩。但梁啟超對楊度的勸誡並沒采納，因為此時他已把徐佛蘇和蔣智由二人當作自己組黨的主要幫手，梁啟超希望的解決辦法是調處蔣智由和楊度這兩方麵的勢力，自己居中操縱。梁啟超向楊度強調對於同主義的別黨，“必毋立於互相排斥之地位，而惟立於互相提攜之地位”，這樣才能自增勢力。接著梁分析造成政黨不能成立的原因不在政見，而在各個人之感情，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一麵各自為戰，一麵積極的接近感情，為最終的統一做準備。但梁啟超的言行並非完全一致，在勸導楊度要“力求接近感情”的同時，卻又在與徐佛蘇和蔣智由通信的時候，多次抱怨批評楊度。梁啟超向徐佛蘇、蔣觀雲抱怨楊度想攬權的同時，他自己對掌握大權也甚是在意，“擬於公布之章程外別著所謂‘幹部章程’者，此黨中命脈，在此處重握其權，則不至有分裂或旁落之憂也。”梁啟超多次與徐佛蘇、蔣觀雲密商組黨辦法，但又不願先提出分離，“最好俟其宣布分離後，我乃明建旗鼓，則我有詞以責彼，彼無詞以責我，”這樣就不會“中其術而為彼所用”，梁啟超為在以後能“較占地位”頗為費心，以至於自己都抱怨“甚矣用權術者之苦也”。梁啟超把這次組黨中所產生的困難全部歸因於楊度，“生出無量問題者實緣某君一點私見感召使然，”並把自己以前極力誇讚為有望且又極可信的良友，斷定為世間最難共事的人，“蓋人之難共事，至於如某君者，蓋世間更無其他。”梁啟超對楊度的評價在褒之時幾乎譽其為完人，貶之時又幾乎詈其為惡鬼，從這一點來看，梁啟超是一位感性多於理性的人，考慮事情並不是很細致周到。就這次聯合組織政黨而論，楊度的組織才能和思慮周全方麵都高於梁啟超。楊度在醞釀組黨時強調要妥善處理好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地位問題，因為如果處理不好就會給政黨的發展橫生阻力，梁啟超單獨成立的政聞社不到一年就遭朝廷查禁，頗能說明楊度的擔心不無道理。
現在看來，楊度對蔣智由希望能收權利固地位的批評並非虛語，因為政聞社在成立時同樣發生了這個問題，以至於徐佛蘇也向梁啟超抱怨，“昨觀雲已擬一職員章程，與弟共決，伊之意視編纂甚輕，而視交際甚重，此殊不可解。…乃觀雲必欲握交際一權，得毋輕重顛倒，雖然弟亦不必與之辨也。”
梁啟超在準備單獨組織政聞社向康有為匯報時，把聯合組黨失敗的原因全部都歸因於楊度的野心所造成：
楊皙子初本極熱心此事，至今猶然，但征諸輿論，且察其行動，頗有野心，殆欲利用吾黨之金錢名譽，而將來得間則撥戟自成一隊，故不惟本黨舊人不敢放心，即東京學界各省新進之士表同情於吾黨者，亦不甚以彼為然。故現在政聞社之組織，楊氏不在其內，弟子數月來所經畫徘徊而久不定者，頗為此也。
而另一位當事人徐佛蘇在當時也把組黨失敗並單獨成立政聞社的原因，歸於“全係對於皙子感情不好，無可聯絡”，後來又因為在組織政聞社時對蔣智由也有不滿，就又把原因歸結於楊度和蔣智由兩人，“楊、蔣政見至迕，彼此堅愎虛驕之意態，均不可當。”
總括前述爭論，楊度與梁啟超聯合組黨的障礙在於政黨的組織問題和個人的感情問題，楊度擬定的組織辦法不為梁啟超、蔣智由和徐佛蘇等人所讚同，梁啟超所希望的自己居中操縱，而把楊度當作為己所用的幹將也不能為楊度所接受。就個人感情而言，楊度對徐佛蘇和蔣智由頗有不滿，認為這兩個人一個難於共事一個不可與謀事，但梁啟超卻對兩人深為倚重，視為左右手。這些問題都無法解決，楊度與梁啟超聯合組黨的計劃也隻能告吹，隻好各自行事，分頭組織政黨。梁啟超和蔣智由、徐佛蘇合作成立政聞社，楊度則發起成立了憲政講習會。兩人這次的組黨活動不僅合謀共事的目的沒有達到，還使兩人的友誼深受傷害。
1907年7月，楊度與熊範輿等人成立憲政講習會，宣布其“宗旨在於預備憲政進行之方法，以期憲政之實行”。會長由會員公選；評議部議決一切事務，部長由評議員互選產生，評議員由會員選舉；事務員由會員選舉，辦理評議部議決的事務。會長為熊範輿，楊度名義上未擔任職務，但實際上主持一切。憲政講習會成立後公開發表了意見書，激烈譴責政府“冥頑不靈，貪饕可恥”，指出人民如不欲亡國，必須把不負責任的政府改造為負責任的政府，辦法就是設立民選議院。為達此目的，國民應持積極的態度爭取，而憲政講習會的同誌，“有鑒於此，誓天泣血，奮勵無前，實願與薄海同胞互相提挈，以一腔之熱血，為憲政之先驅。”
據革命黨方麵的《中興日報》報道，憲政講習會成立後的勢力頗盛，會員有五百餘人，聲勢僅次於同盟會，遠超過政聞社。但政聞社的徐佛蘇等人與此判斷截然相反，也許是由於和楊度聯合組黨不成的緣故，不希望楊度的勢力發達，因而斷定楊度現在的處境艱難，“皙子現在十分冷落，怨悔集於一身，蓋除熊、蹇數人外，皆無不反對皙子之驕傲者。”並且還竟然做好了楊度重新加入政聞社的打算，“以皙子今日危迫之情形，雖加入政聞社亦決無妨礙，因其一部分之資望與其勢力均已掃地，不足以動搖政聞社之基礎，況其容許入社之權，當操自我，更何畏哉。”
1907年9月，憲政講習會成立後不久，楊度的伯父楊瑞生去世，因伯父視他如己出，對他極為關愛照顧，所以楊度聞耗後旋即返國奔喪。楊度返國後，主持憲政講習會的熊範輿等人，按照楊度擬定的以開國會為立憲運動主要號召的計劃，於是年秋上書請願，要求清廷開設民選議院，此次上書雖沒有達到目的，但是清末立憲運動中請願開國會的第一次。尤應注意的事，憲政講習會所開啟的這一先例，成為此後立憲運動中的最核心目標，並且在速開國會的請願聲中，清政府一步步地走向了滅亡。憲政講習會此次上書請開國會後，許多重要會員都先後回國運動請願召開國會事，開始主要在國內發展力量。1907年12月初，楊度聯絡湘紳譚延闓、廖名縉、羅傑等人，在長沙成立了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定章隔一二日或二三日講演一次，蒞所聽講者均可彼此辨難，以期研究有得，為異日地方自治之預備雲。”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成立後，即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義發起上書請願，上書政府請開國會，要求設立民選議院。楊度為了增大影響力，勸動了原先對自己不滿的老師王闓運出山領袖群英，“度複來尋，允須先生領袖群英，請開國會，作呈詞。一味取鬧，餘為改定。”大約在這個時候，日本名士犬養毅遊長沙，受該會的邀請發表演說。犬養毅以日本憲政運動的曆史，來闡明中國憲政運動應該采取的方針，期望中國的立憲政體早日確立，並且勉勵湖南人要“以獨立不羈之氣象，慷慨尚義之精神，出而與全國國民謀政治之改革。”
憲政講習會在楊度的領導下活動頻繁，以國會為號召請願政府的辦法，更是使憲政講習會的聲勢日隆，在國內的勢力頗大。當時政聞社的一名會員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說，“現聞憲政講習會在長沙漢陽之間，以學會形勢而實充其憲政之黨勢，凡足跡所到之處，無不為講習會之勢力範圍。”並督促梁啟超“努力為之，勿稍退步”，梁啟超與楊度在聯合組黨中出現的分歧和矛盾，使梁啟超對楊度的意見頗大。以至於政聞社在國內發展中所出現的困難，梁啟超也歸因於楊度的傾陷：
楊皙子於武昌及南京等處遍散謠言，謂政聞社目的專在排袁，延爽在漢之辦報，為排袁之先鋒，前於滬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遺餘力，到南京亦複如是。蓋蔡道前次蒞滬，乃某軍機授意，令其鐫刻黨人碑者，楊皙子又從而加工焉。
梁啟超的這種猜測，很可能並不屬實，因為楊度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動國內立憲運動的發展，並非要打擊政聞社。
1908年1月，楊度把憲政講習會更名為憲政公會，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也改稱為湖南憲政公會。1908年6月，清政府的民政部批準憲政公會成立，因而該會召開評議會，重新改訂了章程。修改後宗旨為“確定君主立憲政體”，領導機關改設總裁、副總裁，主持會務；常務員綜理會務，常務員長有常務員互相推舉。在各地建立支部，支部置幹事長。楊度出任改選後的常務員長。憲政公會在這次會議後，在全國許多地方建立了支部，聲勢極一時之盛，但好景不長。當政聞社遭查禁後，清廷對會社取締趨嚴，會員大半托詞而出，憲政公會日益蕭索。
1908 年 8 月，清政府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立憲預備事宜年表》，明確規定了以九年為期的預備立憲計劃。但政府的九年預備計劃令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們深感失望，認為預備期限過長，係清廷有意拖延，很多人撰文呼籲縮短年限，對政府多有攻擊。因楊度是憲政編查館的主要人物，當時有傳言這份九年預備立憲清單是楊度所草擬，所以有很多輿論對憲政公會和楊度進行攻擊。在這種情況下，楊度公開發表了《布告憲政公會文》，申明自己對政府九年預備的態度。文章開始，楊度首先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外觀世界大勢，內察本國輿情”，明確表示自己不讚成九年預備立憲，“不禁為之流啼而長歎者也”。接著又強調自己一貫主張速開國會，雖“一身受數麵之嫌疑，當各派之衝擊”，仍以“孤忠大節相勉”，並辯稱九年預備立憲清單並非自己所撰，“其所頒《欽定憲法大綱》及《預備事宜年表》，鄙人雖未嚐參與一字，且於其時更申三年之說，作表列說，以冀其行。”勸勉憲政公會會員在當前情況下，要奉揚諭旨，“引導人民恪遵分年預備之單而為確立基礎之法，不宜以空言為重以時事為輕，”而應繼續努力實行“囊日宗旨”。對於各地報紙對預備憲政過於偏重君權的譏評，楊度並不讚同，“若自鄙人論之，則以為以君主大權製欽定憲法，實於今日中國國事辦理最宜。”按他的解釋是因為君主大權有利於融合各民族，使各族歸心；可以加強中央集權，以謀統一，最後，楊度再次勉勵憲政公會會員，“本最初救國之懷，負天下安危之責，無以一時之毀譽得失，易其往昔之宗旨已矣。”
1908 年 11 月，清廷政局發生了巨大變動，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在僅兩天之內即相繼去世，“浮議大興，人心惶惑”，尤其是日本東京留學界謠傳更多，甚至有人以憲政公會名目，倡導“作亂稱兵”。楊度為給憲政公會辟謠，乃在報上公開發表了《與各地憲政公會會員書》，強調“本黨宗旨堅定，專以憲政為歸，決不至惑於流言，輕舉若是。”楊度根據自己所見聞，指出浮議並非事實，呼籲國民為了憲政前途，“恪遵屢次詔旨，風起雲湧，促憲政之實行，但就其本省謀使谘議局速成，人民參政機關早立，則此後步步進行，萬事皆有基礎，憲政雖欲不成，烏有可得乎？”楊度認為應以憲政為惟一宗旨，告誡憲政公會會員勿為浮詞煽惑，而應“謀秩序之維持，圖憲政之進步”。
此後，由於籌備憲政的加緊進行，憲政公會中的許多骨幹人物被各省大吏所聘用，四處星散，極難照顧會務。楊度也因公務繁忙，無暇顧及會務，此後的公開活動基本停止，在這種情況下，憲政公會無形中瓦解。
楊度在留日學界，是革命黨和立憲派都極力拉攏的對象，他與兩派勢力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因為政見的不同，楊度拒絕了孫中山合謀共事的邀請，“去年中山以全力運動之，不能得，今革黨日日攻擊之，而其誌乃益因以堅定。”梁啟超說革黨日日攻擊楊度略有誇張，因為楊度與革命黨的許多精英都有相當不錯的個人關係，而且他自己雖主張和平的君主立憲，對革命黨的激烈行為也並不反對，雙方頗多來往，革命黨人經常與他共事，所以他始終沒有相梁啟超與革命黨之間那樣辱罵討伐不斷。楊度與梁啟超因為君主立憲的基本主張相同，自然有更多的共同話語，楊度自1903底開始與梁啟超交往甚密，雙方都認為對方是難得的佳友，希望能聯手救國。但楊度並沒有加入康梁一派的保皇會組織，這主要是因為楊度深感保皇會的名義狹窄而且窘迫，在國內為政府所深嫉，康梁一直是通緝擒拿的要犯；在國外又為革命黨人所指目，一直是攻擊謾罵的對象，國內外都難以擴充。基於這些情況，楊度雖與梁啟超“交極深”，在政治思想上又有很多相同之處，但一直拒絕加入保皇會。預備立憲的詔書頒布後，楊度和梁啟超都認為拋開保皇會的舊組織，發起組織新政黨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時候頻頻麵商或書信討論國政民情，開始探討成立推動政府改革的政治組織，但他們聯合組織政黨的前提是必須能妥善處理好康、梁在新政黨中的位置問題。
才高氣傲的楊度在戊戌年隻是一名普通青年士紳時，就已對當時名滿天下的康有為頗不以為然，認為康的才學不過如此，康有為參與變法失敗也是他沒有教導的結果。楊度現在也已揚名天下，而且是東京“最有勢力”的人物，又於1906年10月納貲捐候選郎中，在國內有合法的活動地位，而康、梁則仍是朝廷通緝的要犯，很顯然他不會甘心作受康、梁驅使的馬前卒。康、梁是促進國家維新改革的老前輩，在海內外聲名很盛，有著規模龐大的政治組織，自然隻想把楊度視作收歸己用的幹將，平等待之尚且不會，更不可能讓楊度居於主導的地位了。這些情況都說明楊度與梁啟超之間雙方雖然交契友深，也隻能是有限度的合作，誰都不會屈己從人，甘居從屬地位。
熊希齡、楊度和梁啟超三人之間都是深具政治抱負的朋友，聯手推進了清政府的立憲改革，朝廷預備立憲後又進一步醞釀成立政黨。1906年底，三人在日本神戶連續商討三天三夜，確定了組織政黨的各方麵問題。準備新組織的政黨名為憲政會，設本部於上海，以楊度為幹事長主持。初步討論的綱領主要為：尊崇皇室，擴張民權；鞏固國防，獎勵民業；要求善良之憲法，建設有責任之政府。並擬在國內爭取政界要人袁世凱、端方等為暗中讚助人，立憲名流張謇、鄭孝胥等人加入憲政會。梁啟超與楊、熊兩人確立憲政會的組織原則和方法後，給康有為的信中詳細匯報了這次討論組黨的情況，並說明憲政會暫不設會長，“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現時為暗中主持而已。”至於梁啟超則“以尋常會員之名稟先生之命，就近代行會長事。”因為東京學界人數眾多，卒業歸國的遍布要津，所以新組織的政黨要先從東京積勢，先在東京行結黨禮，隨後設本部於上海，“以幹事長主之”。梁啟超極力向康有為誇讚楊度，“東京中最同誌而最有勢力者莫如楊皙子度。其人國學極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學，亦能確有心得，前為留學生會館總幹事，留學生有學識者莫不歸之。”幹事長的人選自然非人望、學識俱佳的楊度莫屬，“幹事長必須極有才學有望而極可信者，舍皙子殆無他人，擬以彼任之。”梁啟超又再三囑托康有為對楊度要以“國士待之”，不要讓楊度失望，“以弟子所見，此人譚複生之流也，秉三亦謂眼中少見此才，”梁啟超希望康有為以國士待楊的目的是“得其心”，因為有才的楊度不易降服，但“降服後則一人可抵千百人”，這樣一來楊度就會“始終效死力於黨矣”。
在梁啟超心目中，正在醞釀成立的憲政會自然是以康梁一係為主導，而楊度隻不過是一個“降服”後能為他們“始終效死力”的幹將，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所用的詞匯如“得其心”、“降服”、“效死力”、“從我”等等，都非常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很顯然這隻是梁啟超一人的妙想，這也種下了憲政會還沒有成立，兩人就已分道揚鑣的種子。
梁啟超、楊度擬議設立的憲政會尚在討論之時，1906年 12 月，國內的立憲派名流就在上海聯合發起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選舉了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主要以籌備立憲事宜，推動朝廷立憲，提高國民的憲政知識為中心。這樣一來，梁、楊設想中的爭取國內立憲名流的計劃已經落空，負責運動國內權貴和立憲名流的熊秉三此時極為灰心，“來書多憤嫉之言，似覺吾儕目的之不易達者。”不僅國內的力量沒有爭取過來，更為要命的是，梁啟超和楊度這兩大力量也開始出現分歧。楊度除在 1907 年 1 月創刊《中國新報》外，又在 2 月 9日與方表、陸鴻逵等人在東京組織成立“政俗調查會”，楊度自任會長。據宋教仁1907年2月11日的日記記載：“（熊）嶽卿告餘前日楊皙子等結立一黨，表麵名曰政俗調查會，實則欲成為一政黨者，其宗旨在反對政府及革命黨，而主張君主立憲雲雲。”熊嶽卿、宋教仁等人當時雖然並不知曉楊度與梁啟超的秘密組黨計劃，但也準確的斷定楊度成立政俗調查會的目的是為了組黨。
楊度率先成立政俗調查會的目的並非是為了擺脫康、梁而獨立結黨，隻是為了在將要聯合成立的憲政會裏擁有更大的勢力。但這恰是梁啟超所不能允許的，梁啟超在1907年3月致蔣觀雲的信裏，把憲政會難產的主要問題歸結為楊度的野心：
某君（指楊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為主體，而吾輩皆為客體而已。吾輩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國之黨魁，則投集其旗下為一小卒，固所不辭，但某君果為適當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礙黨勢之擴張否，則不可不熟審耳。又某君之意，必欲於結黨式舉行後，即自在上海開一大局麵，此議先生前次已極反對，弟細審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張者為然。
很顯然這隻是梁啟超的一麵之詞，在他看來，楊度如果聽從他和康有為的指揮安排，雙方就能夠順利合作，楊度獨自打開局麵的想法是想要脫離康、梁一係的控製，自然不會得到讚同。正如前文已經分析的，楊度的抱負、稟性以及他的能力，都決定了楊度不可能單純隻作受康、梁驅使的一員幹將，而為他們“效死力”。
楊度與梁啟超兩人數次書信往還，討論在組黨中所出現的問題，在楊度看來，當時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是政黨成立之時期，二是政黨組織之方法。分歧主要在於第二個問題，“其所以如此之難者，實蔣觀雲發生一個地位問題，不肯少屈己而伸人，貽吾人以困難，且吾人心裏亦被其紛擾，而幾流於不光明。”楊度指責蔣觀雲“倡言欲坐收權利固地位，又言內地危險，不肯深入，實非真愛國所宜言。”強調自己隻為盡一身之責任，“不僅目前之禍福不問，即將來之升沉亦不問，”掃除一切地位權利問題，求患難為公的朋友。楊度認為以前所擬定的組織方法，都不甚妥帖，建議組織方法分四級，“第一級為總理，第二級為國務委員，第三級為常務委員，第四級為普通會員，別組織一幹部，以主持黨中重要事件。”因為康有為所牽涉的利害太大，最妥當的解決辦法是，“總理暫不舉人，南海暫不入黨，”這個問題因關係太大，是現今所最應注意的第一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清政府和革命黨都把康有為看成大敵，“南海之反動力太大，革黨與政府或可借此以為摧殘本黨之具，非本黨基礎穩固，勢力大張，不畏政府之後，會員中不僅無敢頂康黨之名而冒名以進者，即有之而不勝其阻力，於國於黨，皆無所益，此人人所共知。”即使楊度和梁啟超兩人聯名提議康有為擔任總理也“決不可得”，因為梁啟超本人也仍是政府通緝的要犯，並為革命黨主要的論戰對手，他自己入黨“尚非全無問題”，如果再發生“南海問題”，“則真無解決之道矣”。而國務委員則“虛其席以待天下之大人賢者”，楊度本人則甘居負責任的常務委員，與最初組織政黨的同誌居於同等的地位，不立絲毫之區別，這樣必能同心同德以濟艱難，“否則吾人皆如觀雲所雲，享權利占地位之心，他人豈來盡義務者乎？”
楊度認為要想達到組黨救國的希望，梁啟超和他兩人都必須屈己奉公，“無私毫地位權利之見”，否則便會問題橫起。這次東京傳言“謂楊、蔣爭權，各訴於梁”，楊度大呼冤枉，“弟何嚐與人爭權而訴於兄耶？” 因這次傳言是由梁啟超“甚敬其人熱誠”的徐佛蘇散播的，所以楊度提醒梁啟超，“徐之為人熱誠而識暗，難於深謀，”“佛蘇為人無智略，可與行之，而不可與謀之。兄此後不可不注意。彼與弟之交情先於吾兄，弟服其熱誠而不常與謀事，非無故也。”接著楊度又直率地指出了梁啟超的缺點，“兄千頃汪洋固其美質，然處世之際，亦不擇人不擇言，則實不可以為長處而自護也。”
至於政黨成立之時期，楊度認為應首先造勢，“欲黨成而有勢力，則必社會上結黨之觀念大盛而後可，”最簡單的辦法莫如以開國會為號召，先在社會上造成開國會的輿論：
合力專言開國會事，事事挾此意以論之，如此者二三月，則國會問題必成社會上一簡單重要之問題，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後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謀開國會為結黨之第一要事，斯其黨勢必能大張，蓋先舉事而後造輿論，不若先造輿論而後舉事，此格蘭斯登之法也。
楊度接著解釋了先造開國會輿論的原因：
其所以必以國會號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會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論政治論之複雜，終非人所能盡知，必其操術簡單，而後人人能喻，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也。吾輩若欲勝之，則亦宜放下一切，而專標一義，不僅使腦筋簡單者易知易從，並將使腦筋複雜者去其遊思，而專心於此事，我輩主張國會之理由，但有一語曰，國民舉代表人以議國事，則政府必負責任而已。以此為宗教，與敵黨競爭實力，彼雖欲攻我，亦但能曰辦不到，而不能曰不應辦也。
這樣一來，既可以避免反對者的攻擊，又可把主張君主立憲的各派勢力團結在召開國會的大旗之下，“所以主張此者，則任其各自為說，無論其從何方麵言之皆可，譬如出一題目，任人作文是也。”這也正如革命黨內部雖政治主張差別甚大，但都能團結在排滿革命的大旗之下，“排滿革命之理由，各異其言，有曰報仇者，有曰爭政權者，有曰滿人不能立憲者，有曰立憲不利於漢者，雖皆無理，而各有一方麵之勢力。”排滿革命之說之所以在社會上有如此大的號召力，楊度之所以強調應以國會作為君主立憲的主要目標，因為簡單的號召辦法可以增加勢力減少阻力：
凡理由甚簡單而辦法甚複雜者，雖智者不易尋其條理。凡理由甚複雜而辦法甚簡單者，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範圍反較為大，勢力反教益增也。楊度闡述了應先以國會為號召在社會上廣造輿論之後，向梁啟超提議，目前鼓吹的重點“宜專重國會”，而不必專重政黨，“若專重政黨，人猶不知，結此政黨將何所為，雖鼓吹而仍無效，但使國會輿論將成，人人皆欲得此而無其法，則一言結黨，則須臾立成矣。”隨後楊度又進一步指出了梁啟超最近在政策上的一些失誤。因為梁啟超寫文章既罵政府，又批評留學界，兩麵不討好，所以楊度建議梁若能專從政府一方麵立論，實可以喚起同情，“若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實為失策。”楊度指出立憲派既處於民黨地位，“則但有號召國民從我以反對政府，不能立於裁判政府與國民之地位，為公平之議論。…若忽東忽西，則招國民之疑惑，生黨員之嫌惡矣。我輩若欲為民黨，則不可不立於一方，而決不可為兩岐之論。”楊度直率地指出梁在政策上的失誤做法，是因為擔心政策不同會影響到兩人合作的宗旨，並特意說明“弟與兄無所謂心術問題，特政策問題耳。”希望梁啟超能“諒其誠而恕之”。
梁啟超對楊度以國會為號召的辦法甚為讚同，“至專提倡開國會，以簡單直捷之主義，求約束國民心理於一途，以收一針見血之效，誠為良策。弟當遵此行之，並在《時報》上有所鼓吹。”政策上的問題雖然解決，但兩人對政黨的組織方法問題仍有根本的分歧，雖經數番辯論，仍沒有達成共識。
楊度批評梁啟超處世之際不擇人不擇言，對梁所倚重的徐佛蘇和蔣智由都不甚滿意。在楊度看來，徐佛蘇熱誠無智略，“可與行之，而不可與謀之”；蔣觀雲隻想著收權利固地位，不肯屈己而伸人，至發生個人地位問題，生出無數麻煩。但梁啟超對楊度的勸誡並沒采納，因為此時他已把徐佛蘇和蔣智由二人當作自己組黨的主要幫手，梁啟超希望的解決辦法是調處蔣智由和楊度這兩方麵的勢力，自己居中操縱。梁啟超向楊度強調對於同主義的別黨，“必毋立於互相排斥之地位，而惟立於互相提攜之地位”，這樣才能自增勢力。接著梁分析造成政黨不能成立的原因不在政見，而在各個人之感情，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一麵各自為戰，一麵積極的接近感情，為最終的統一做準備。但梁啟超的言行並非完全一致，在勸導楊度要“力求接近感情”的同時，卻又在與徐佛蘇和蔣智由通信的時候，多次抱怨批評楊度。梁啟超向徐佛蘇、蔣觀雲抱怨楊度想攬權的同時，他自己對掌握大權也甚是在意，“擬於公布之章程外別著所謂‘幹部章程’者，此黨中命脈，在此處重握其權，則不至有分裂或旁落之憂也。”梁啟超多次與徐佛蘇、蔣觀雲密商組黨辦法，但又不願先提出分離，“最好俟其宣布分離後，我乃明建旗鼓，則我有詞以責彼，彼無詞以責我，”這樣就不會“中其術而為彼所用”，梁啟超為在以後能“較占地位”頗為費心，以至於自己都抱怨“甚矣用權術者之苦也”。梁啟超把這次組黨中所產生的困難全部歸因於楊度，“生出無量問題者實緣某君一點私見感召使然，”並把自己以前極力誇讚為有望且又極可信的良友，斷定為世間最難共事的人，“蓋人之難共事，至於如某君者，蓋世間更無其他。”梁啟超對楊度的評價在褒之時幾乎譽其為完人，貶之時又幾乎詈其為惡鬼，從這一點來看，梁啟超是一位感性多於理性的人，考慮事情並不是很細致周到。就這次聯合組織政黨而論，楊度的組織才能和思慮周全方麵都高於梁啟超。楊度在醞釀組黨時強調要妥善處理好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地位問題，因為如果處理不好就會給政黨的發展橫生阻力，梁啟超單獨成立的政聞社不到一年就遭朝廷查禁，頗能說明楊度的擔心不無道理。
現在看來，楊度對蔣智由希望能收權利固地位的批評並非虛語，因為政聞社在成立時同樣發生了這個問題，以至於徐佛蘇也向梁啟超抱怨，“昨觀雲已擬一職員章程，與弟共決，伊之意視編纂甚輕，而視交際甚重，此殊不可解。…乃觀雲必欲握交際一權，得毋輕重顛倒，雖然弟亦不必與之辨也。”
梁啟超在準備單獨組織政聞社向康有為匯報時，把聯合組黨失敗的原因全部都歸因於楊度的野心所造成：
楊皙子初本極熱心此事，至今猶然，但征諸輿論，且察其行動，頗有野心，殆欲利用吾黨之金錢名譽，而將來得間則撥戟自成一隊，故不惟本黨舊人不敢放心，即東京學界各省新進之士表同情於吾黨者，亦不甚以彼為然。故現在政聞社之組織，楊氏不在其內，弟子數月來所經畫徘徊而久不定者，頗為此也。
而另一位當事人徐佛蘇在當時也把組黨失敗並單獨成立政聞社的原因，歸於“全係對於皙子感情不好，無可聯絡”，後來又因為在組織政聞社時對蔣智由也有不滿，就又把原因歸結於楊度和蔣智由兩人，“楊、蔣政見至迕，彼此堅愎虛驕之意態，均不可當。”
總括前述爭論，楊度與梁啟超聯合組黨的障礙在於政黨的組織問題和個人的感情問題，楊度擬定的組織辦法不為梁啟超、蔣智由和徐佛蘇等人所讚同，梁啟超所希望的自己居中操縱，而把楊度當作為己所用的幹將也不能為楊度所接受。就個人感情而言，楊度對徐佛蘇和蔣智由頗有不滿，認為這兩個人一個難於共事一個不可與謀事，但梁啟超卻對兩人深為倚重，視為左右手。這些問題都無法解決，楊度與梁啟超聯合組黨的計劃也隻能告吹，隻好各自行事，分頭組織政黨。梁啟超和蔣智由、徐佛蘇合作成立政聞社，楊度則發起成立了憲政講習會。兩人這次的組黨活動不僅合謀共事的目的沒有達到，還使兩人的友誼深受傷害。
1907年7月，楊度與熊範輿等人成立憲政講習會，宣布其“宗旨在於預備憲政進行之方法，以期憲政之實行”。會長由會員公選；評議部議決一切事務，部長由評議員互選產生，評議員由會員選舉；事務員由會員選舉，辦理評議部議決的事務。會長為熊範輿，楊度名義上未擔任職務，但實際上主持一切。憲政講習會成立後公開發表了意見書，激烈譴責政府“冥頑不靈，貪饕可恥”，指出人民如不欲亡國，必須把不負責任的政府改造為負責任的政府，辦法就是設立民選議院。為達此目的，國民應持積極的態度爭取，而憲政講習會的同誌，“有鑒於此，誓天泣血，奮勵無前，實願與薄海同胞互相提挈，以一腔之熱血，為憲政之先驅。”
據革命黨方麵的《中興日報》報道，憲政講習會成立後的勢力頗盛，會員有五百餘人，聲勢僅次於同盟會，遠超過政聞社。但政聞社的徐佛蘇等人與此判斷截然相反，也許是由於和楊度聯合組黨不成的緣故，不希望楊度的勢力發達，因而斷定楊度現在的處境艱難，“皙子現在十分冷落，怨悔集於一身，蓋除熊、蹇數人外，皆無不反對皙子之驕傲者。”並且還竟然做好了楊度重新加入政聞社的打算，“以皙子今日危迫之情形，雖加入政聞社亦決無妨礙，因其一部分之資望與其勢力均已掃地，不足以動搖政聞社之基礎，況其容許入社之權，當操自我，更何畏哉。”
1907年9月，憲政講習會成立後不久，楊度的伯父楊瑞生去世，因伯父視他如己出，對他極為關愛照顧，所以楊度聞耗後旋即返國奔喪。楊度返國後，主持憲政講習會的熊範輿等人，按照楊度擬定的以開國會為立憲運動主要號召的計劃，於是年秋上書請願，要求清廷開設民選議院，此次上書雖沒有達到目的，但是清末立憲運動中請願開國會的第一次。尤應注意的事，憲政講習會所開啟的這一先例，成為此後立憲運動中的最核心目標，並且在速開國會的請願聲中，清政府一步步地走向了滅亡。憲政講習會此次上書請開國會後，許多重要會員都先後回國運動請願召開國會事，開始主要在國內發展力量。1907年12月初，楊度聯絡湘紳譚延闓、廖名縉、羅傑等人，在長沙成立了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定章隔一二日或二三日講演一次，蒞所聽講者均可彼此辨難，以期研究有得，為異日地方自治之預備雲。”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成立後，即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義發起上書請願，上書政府請開國會，要求設立民選議院。楊度為了增大影響力，勸動了原先對自己不滿的老師王闓運出山領袖群英，“度複來尋，允須先生領袖群英，請開國會，作呈詞。一味取鬧，餘為改定。”大約在這個時候，日本名士犬養毅遊長沙，受該會的邀請發表演說。犬養毅以日本憲政運動的曆史，來闡明中國憲政運動應該采取的方針，期望中國的立憲政體早日確立，並且勉勵湖南人要“以獨立不羈之氣象，慷慨尚義之精神，出而與全國國民謀政治之改革。”
憲政講習會在楊度的領導下活動頻繁，以國會為號召請願政府的辦法，更是使憲政講習會的聲勢日隆，在國內的勢力頗大。當時政聞社的一名會員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說，“現聞憲政講習會在長沙漢陽之間，以學會形勢而實充其憲政之黨勢，凡足跡所到之處，無不為講習會之勢力範圍。”並督促梁啟超“努力為之，勿稍退步”，梁啟超與楊度在聯合組黨中出現的分歧和矛盾，使梁啟超對楊度的意見頗大。以至於政聞社在國內發展中所出現的困難，梁啟超也歸因於楊度的傾陷：
楊皙子於武昌及南京等處遍散謠言，謂政聞社目的專在排袁，延爽在漢之辦報，為排袁之先鋒，前於滬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遺餘力，到南京亦複如是。蓋蔡道前次蒞滬，乃某軍機授意，令其鐫刻黨人碑者，楊皙子又從而加工焉。
梁啟超的這種猜測，很可能並不屬實，因為楊度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動國內立憲運動的發展，並非要打擊政聞社。
1908年1月，楊度把憲政講習會更名為憲政公會，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也改稱為湖南憲政公會。1908年6月，清政府的民政部批準憲政公會成立，因而該會召開評議會，重新改訂了章程。修改後宗旨為“確定君主立憲政體”，領導機關改設總裁、副總裁，主持會務；常務員綜理會務，常務員長有常務員互相推舉。在各地建立支部，支部置幹事長。楊度出任改選後的常務員長。憲政公會在這次會議後，在全國許多地方建立了支部，聲勢極一時之盛，但好景不長。當政聞社遭查禁後，清廷對會社取締趨嚴，會員大半托詞而出，憲政公會日益蕭索。
1908 年 8 月，清政府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立憲預備事宜年表》，明確規定了以九年為期的預備立憲計劃。但政府的九年預備計劃令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們深感失望，認為預備期限過長，係清廷有意拖延，很多人撰文呼籲縮短年限，對政府多有攻擊。因楊度是憲政編查館的主要人物，當時有傳言這份九年預備立憲清單是楊度所草擬，所以有很多輿論對憲政公會和楊度進行攻擊。在這種情況下，楊度公開發表了《布告憲政公會文》，申明自己對政府九年預備的態度。文章開始，楊度首先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外觀世界大勢，內察本國輿情”，明確表示自己不讚成九年預備立憲，“不禁為之流啼而長歎者也”。接著又強調自己一貫主張速開國會，雖“一身受數麵之嫌疑，當各派之衝擊”，仍以“孤忠大節相勉”，並辯稱九年預備立憲清單並非自己所撰，“其所頒《欽定憲法大綱》及《預備事宜年表》，鄙人雖未嚐參與一字，且於其時更申三年之說，作表列說，以冀其行。”勸勉憲政公會會員在當前情況下，要奉揚諭旨，“引導人民恪遵分年預備之單而為確立基礎之法，不宜以空言為重以時事為輕，”而應繼續努力實行“囊日宗旨”。對於各地報紙對預備憲政過於偏重君權的譏評，楊度並不讚同，“若自鄙人論之，則以為以君主大權製欽定憲法，實於今日中國國事辦理最宜。”按他的解釋是因為君主大權有利於融合各民族，使各族歸心；可以加強中央集權，以謀統一，最後，楊度再次勉勵憲政公會會員，“本最初救國之懷，負天下安危之責，無以一時之毀譽得失，易其往昔之宗旨已矣。”
1908 年 11 月，清廷政局發生了巨大變動，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在僅兩天之內即相繼去世，“浮議大興，人心惶惑”，尤其是日本東京留學界謠傳更多，甚至有人以憲政公會名目，倡導“作亂稱兵”。楊度為給憲政公會辟謠，乃在報上公開發表了《與各地憲政公會會員書》，強調“本黨宗旨堅定，專以憲政為歸，決不至惑於流言，輕舉若是。”楊度根據自己所見聞，指出浮議並非事實，呼籲國民為了憲政前途，“恪遵屢次詔旨，風起雲湧，促憲政之實行，但就其本省謀使谘議局速成，人民參政機關早立，則此後步步進行，萬事皆有基礎，憲政雖欲不成，烏有可得乎？”楊度認為應以憲政為惟一宗旨，告誡憲政公會會員勿為浮詞煽惑，而應“謀秩序之維持，圖憲政之進步”。
此後，由於籌備憲政的加緊進行，憲政公會中的許多骨幹人物被各省大吏所聘用，四處星散，極難照顧會務。楊度也因公務繁忙，無暇顧及會務，此後的公開活動基本停止，在這種情況下，憲政公會無形中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