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
> 一、清政府仿行憲政的決策
一、清政府仿行憲政的決策
在20世紀來臨之前的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清政府一直致力於維護傳統的統治形式，但是在日益嚴重的內外危機之前，隻好無奈地放棄這種迂腐作法，在1901年宣布進行新政變革。這場變革涉及政治、教育、軍事、經濟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主要措施有廢除科舉、創辦新式學堂、獎勵出國留學、禁止鴉片、編練新式軍隊、改革司法和巡警製度、發展實業和新式交通運輸業等等，這場變革逐漸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主導思想。
清末新政改革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01年到1905年，這一階段變革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是廢科舉興新學的製度轉變，因為這不但是舊傳統士紳和新式知識分子的分水嶺，而且還促使了大批傳統士紳向新式知識分子的轉變。（楊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這時期所培育的新式知識分子和具有新思想的舊士紳，成為各項新政事業的推動者。1904—1905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三省爆發，這場戰爭所預示的嚴重民族危機，以及立憲的日本戰勝專製俄國的結局，都極大地促發了清政府朝野雙方對立憲的向往。由此清末新政進入了以預備立憲為主要標誌的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培育的大批新人才和廣泛傳播的新思想，已經為第二階段的預備立憲做了一定程度的人才和思想準備。
在清政府新政改革的開始階段，楊度從一個傳統的士紳轉變為新型的知識分子，1903年的經濟特科考試雖然迫使楊度第二次逃往日本，但也使他聲名遠播。楊度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為粵漢鐵路爭回自辦回國奔走，並且為了探索救國的道路，楊度與國內外各種勢力都有接觸，使他在日本逐漸成長為影響巨大的學界領袖，並且以憲政專家的身份享譽全國。到了新政的第二階段，楊度的影響更是日益增大，形成了一套係統完整的政治思想，並且進行組黨辦報活動，在清末新政中的聲譽日隆。
1905年7月，清政府簡派大臣赴東西洋各國考求政治，為憲政改革做準備。10 月 24 日，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乘車啟程之際，因遭受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襲擊，考察政治五大臣更換兩名後，推遲至12月份方才啟程。
為了使考察政治卓著成效，五大臣選拔了幾十名“識見開通”的京內外官員作為隨行人員，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就是其中的重要隨員之一。熊希齡曾是1898年前後湖南維新運動的主要參與人物，在當時就已與梁啟超過往甚密，也與楊度多有交往。三人日後逐漸成為誌同道合的朋友，都以推進清政府的憲政改革為職誌。1906 年初，熊希齡作為考查政治大臣的隨員抵達日本後，顯然同梁啟超、楊度兩人有過多次交談，並且委托兩人為此次考察憲政代擬有關介紹東西洋各國憲政情況的文章。五大臣在考察期間，隨時向清政府奏報每到一國的考察大概情形和行程日期，在考察歸國後，又根據東西洋各國的考察經曆，戴鴻慈等奏呈所編《歐美政治要義》一書，以備立憲采用，達壽上奏考察日本憲政情形。
在考察大臣奏請立憲的奏折中，最著名的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和端方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端方在奏折中強調自己通過考察，認識到東西洋各國之所以日趨強盛，是因為采用了立憲政體之故，“由此論之，中國欲國富兵強，除采取立憲政體之外，蓋無他術矣！”載澤在奏請立憲的密折中，一再論述立憲有利於皇統，無礙於君權，並且列出了立憲後君主擁有的17條大權，指明在當時的局勢下，實行君主立憲具有三大利：
一曰，皇位永固。立憲之國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故於行政不負責任，由大臣代負之；…故相位旦夕可遷，君位萬世不改，大利一。
一曰，外患較輕。今日外人之侮我，雖由我國勢之弱，亦由我政體之殊，故謂專製，謂為半開化而不以同等之國相待。一旦改行憲政，則鄙我者，轉而敬我，將變其侵略之政策，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
一曰，內亂可弭。海濱洋界，會黨縱橫，甚者倡為革命之說，顧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則曰政體專務壓製，官皆民賊，吏盡貪人，民為魚肉，無以聊生。故從之者眾。今改行憲政，則世界所稱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極軌，彼雖欲造言，而無詞可藉，欲倡亂，而人不肯從，無事緝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載澤的奏陳顯然很具有說服力，因為對清廷而言，立憲既可以永保皇位，大權又不旁落，而且又可消弭亂源，好處如此之多自然會使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動心。
考察政治大臣奏請君主立憲的建議，經過王大臣會議討論後，1906年9月1日正式頒發了仿行憲政的上諭，確立君主立憲為國策。上諭首先指出，當今“日處阽險，憂患迫切，非廣求知識，更訂法製，上無以乘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各國因實行憲法而富強，中國也“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實行的辦法是從官製入手，厘訂各項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晰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這道上諭標誌著實行憲政成為政府今後努力的核心目標，專製皇權逐步開始了迥異於往昔的巨大轉變。
在此時期，國內外各種事件都指向立憲的需要，朝野雙方形成了立憲的共識，希望借立憲之機一舉解決清朝內外所麵臨的各種問題。這種把實行立憲設想為一副能醫治百病、藥到病除的良方，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但是新的改革舉措，無疑是一個令人憧憬的新希望，海內外的立憲派人士都在摩拳擦掌，渴望能在這場立憲改革中，為國家作貢獻，為自己建勳業。
為預備立憲而首先進行的官製改革，關涉到國家機關的重新設置、職權範圍的重新厘訂和人員安排等一係列重大問題，矛盾衝突異常激烈，掀起了軒然大波。最後折衷調和的結果是保留軍機處，否定了設立內閣總理大臣的建議，“內閣軍機處一切規製，著照舊行。”最大的改變是調整行政部門為十一部，各部堂官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滿漢不分，打破了兩百多年的傳統。除外務部之外，其餘各部尚書為專職，總計十一部尚書滿人有六，漢人有五，蒙古一人，雖然打破了滿漢界限，但這樣的改革使各方都不甚滿意，權貴大臣載澤和袁世凱等人尤為失望，認為“性質全失，基礎不理。”
清末新政改革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01年到1905年，這一階段變革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是廢科舉興新學的製度轉變，因為這不但是舊傳統士紳和新式知識分子的分水嶺，而且還促使了大批傳統士紳向新式知識分子的轉變。（楊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這時期所培育的新式知識分子和具有新思想的舊士紳，成為各項新政事業的推動者。1904—1905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三省爆發，這場戰爭所預示的嚴重民族危機，以及立憲的日本戰勝專製俄國的結局，都極大地促發了清政府朝野雙方對立憲的向往。由此清末新政進入了以預備立憲為主要標誌的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培育的大批新人才和廣泛傳播的新思想，已經為第二階段的預備立憲做了一定程度的人才和思想準備。
在清政府新政改革的開始階段，楊度從一個傳統的士紳轉變為新型的知識分子，1903年的經濟特科考試雖然迫使楊度第二次逃往日本，但也使他聲名遠播。楊度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為粵漢鐵路爭回自辦回國奔走，並且為了探索救國的道路，楊度與國內外各種勢力都有接觸，使他在日本逐漸成長為影響巨大的學界領袖，並且以憲政專家的身份享譽全國。到了新政的第二階段，楊度的影響更是日益增大，形成了一套係統完整的政治思想，並且進行組黨辦報活動，在清末新政中的聲譽日隆。
1905年7月，清政府簡派大臣赴東西洋各國考求政治，為憲政改革做準備。10 月 24 日，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乘車啟程之際，因遭受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襲擊，考察政治五大臣更換兩名後，推遲至12月份方才啟程。
為了使考察政治卓著成效，五大臣選拔了幾十名“識見開通”的京內外官員作為隨行人員，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就是其中的重要隨員之一。熊希齡曾是1898年前後湖南維新運動的主要參與人物，在當時就已與梁啟超過往甚密，也與楊度多有交往。三人日後逐漸成為誌同道合的朋友，都以推進清政府的憲政改革為職誌。1906 年初，熊希齡作為考查政治大臣的隨員抵達日本後，顯然同梁啟超、楊度兩人有過多次交談，並且委托兩人為此次考察憲政代擬有關介紹東西洋各國憲政情況的文章。五大臣在考察期間，隨時向清政府奏報每到一國的考察大概情形和行程日期，在考察歸國後，又根據東西洋各國的考察經曆，戴鴻慈等奏呈所編《歐美政治要義》一書，以備立憲采用，達壽上奏考察日本憲政情形。
在考察大臣奏請立憲的奏折中，最著名的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和端方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端方在奏折中強調自己通過考察，認識到東西洋各國之所以日趨強盛，是因為采用了立憲政體之故，“由此論之，中國欲國富兵強，除采取立憲政體之外，蓋無他術矣！”載澤在奏請立憲的密折中，一再論述立憲有利於皇統，無礙於君權，並且列出了立憲後君主擁有的17條大權，指明在當時的局勢下，實行君主立憲具有三大利：
一曰，皇位永固。立憲之國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故於行政不負責任，由大臣代負之；…故相位旦夕可遷，君位萬世不改，大利一。
一曰，外患較輕。今日外人之侮我，雖由我國勢之弱，亦由我政體之殊，故謂專製，謂為半開化而不以同等之國相待。一旦改行憲政，則鄙我者，轉而敬我，將變其侵略之政策，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
一曰，內亂可弭。海濱洋界，會黨縱橫，甚者倡為革命之說，顧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則曰政體專務壓製，官皆民賊，吏盡貪人，民為魚肉，無以聊生。故從之者眾。今改行憲政，則世界所稱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極軌，彼雖欲造言，而無詞可藉，欲倡亂，而人不肯從，無事緝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載澤的奏陳顯然很具有說服力，因為對清廷而言，立憲既可以永保皇位，大權又不旁落，而且又可消弭亂源，好處如此之多自然會使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動心。
考察政治大臣奏請君主立憲的建議，經過王大臣會議討論後，1906年9月1日正式頒發了仿行憲政的上諭，確立君主立憲為國策。上諭首先指出，當今“日處阽險，憂患迫切，非廣求知識，更訂法製，上無以乘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各國因實行憲法而富強，中國也“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實行的辦法是從官製入手，厘訂各項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晰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這道上諭標誌著實行憲政成為政府今後努力的核心目標，專製皇權逐步開始了迥異於往昔的巨大轉變。
在此時期，國內外各種事件都指向立憲的需要，朝野雙方形成了立憲的共識，希望借立憲之機一舉解決清朝內外所麵臨的各種問題。這種把實行立憲設想為一副能醫治百病、藥到病除的良方，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但是新的改革舉措，無疑是一個令人憧憬的新希望，海內外的立憲派人士都在摩拳擦掌，渴望能在這場立憲改革中，為國家作貢獻，為自己建勳業。
為預備立憲而首先進行的官製改革，關涉到國家機關的重新設置、職權範圍的重新厘訂和人員安排等一係列重大問題，矛盾衝突異常激烈，掀起了軒然大波。最後折衷調和的結果是保留軍機處，否定了設立內閣總理大臣的建議，“內閣軍機處一切規製，著照舊行。”最大的改變是調整行政部門為十一部，各部堂官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滿漢不分，打破了兩百多年的傳統。除外務部之外，其餘各部尚書為專職，總計十一部尚書滿人有六，漢人有五，蒙古一人，雖然打破了滿漢界限，但這樣的改革使各方都不甚滿意，權貴大臣載澤和袁世凱等人尤為失望，認為“性質全失，基礎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