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

三、在反對“取締規則”風潮中

　　楊度在1905年底擔任留學生總會幹事長期間，正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最高峰，學生總數已達八千餘人。中國政府雖在日本設有留學生總監督，並製定了一些規章製度加以管束，但是收效甚微。留學生群體良莠不齊，其中不少學生生活腐化，並非真心求學，“挾利祿功名之見而來，務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學而去，無補文明。”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爆發了一場波及全體留學生的巨大風潮。

　　先來看中日兩國政府對當時留學生激增的態度。清駐日公使楊樞鑒於留學生飛速增加導致的混亂，專折密陳留學生在日本的這種狀況，請求清政府嚴定選派學生出洋留學章程，在密折中楊樞對日本的教育狀況和留學生的各種描述如下：

　　日本普通學堂專為中國學生設者如成城學校等三四處尚稱完備，然不完備者則不下十餘處，有以三個月畢業者，有以六個月畢業者，甚至學科有由學生自定者，迎合學生之意，學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學堂之不可恃也。日本高等專門各學校及大學校皆有定額，中國學生年增數倍而學額不能增，奴才屢商日本文部皆有難詞，即能增額亦難容此數千之眾，後來者尤難預計，此高等學堂之不能容也。學生在東習普通者以兩年半畢業，此兩年半內僅習日本語文猶慮不足，其他學科往往有名無實，近並兩年半畢業者亦寥寥其人，此普通學之不可信也。日本學生自小學起，每試驗皆合格，至入大學亦須十四年，若是其難也。中國學生到東年餘，在本省又多未預備，甚或國文亦未盡曉，遂幸入大學，三年畢業一試獲雋，出其強不知以為知之學說以應世用，其貽害可勝思耶。故雖大學及高等畢業者，亦未可盡信也。所入之校屢遷，所習之業無定，爭學費則一省以一省為例，補學額則一府與一府為仇，甚至奸竊之案亦不一見，貽笑外人莫此為甚。楊樞在奏折中提出整頓留日學務的辦法，建議要提高選派留日學生的資格條件，慎重選擇於前，嚴加甄別於後。

　　當時，麵對大批湧來的中國留學生，日本正規的教育力量無法容納，於是專以謀利為目的的速成學校紛紛成立。為了吸引留學生入校，這些學校之間出現了激烈的競爭傾向，竟然出現了數月以至數日的速成科，如傳授肥皂製造法的學校數日講授完畢後，隨即頒發證書，純粹是商人經商牟利的作風。隨著留日學生的飛速增加，這種專為牟利的“學商”或“學店”林立，廣收中國學生，因管理混亂，日本的教育管理部門受到了各界的嚴厲指責。鑒於這種情況，日本文部省為了整頓學校起見，乃於1905年11月2日頒布了《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該項規程共十五條，雖名義上麵向所有公私立學校，實際上主要是為了對付私立學校，尤其是專收中國留學生的特殊學堂——“學店”。該規程在公布之前，曾鈔稿示商於駐日公使楊樞，楊樞向清政府作了匯報，“尋繹全文，有為整頓學校者，亦有間接管理學生者，實無苛待之意，旋即公布。”

　　楊樞與日本文部省始料不及的是，這項規程頒布以後，旋即在中國留學生中引起軒然大波。中國留學生把這項規程稱之為《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認為是中日兩國政府朋比為奸意圖壓製留學生的結果，因此各校學生群情洶洶，紛紛討論或演說，並推舉各校代表商討辦法。

　　楊度當時身為留學生總會的幹事長，毫無疑問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作為一名從傳統上層士紳轉化過來的新型知識分子，楊度本身閱曆較為豐富，接觸過很多高級官員和著名學者，在日本兩次留學已有幾年時間，而且他自己對當時中國留學生界速成教育的弊端也深有感觸，因而他主張采取有理有據有節的方式，通過呈遞公稟的合法途徑據理力爭。

　　在取締規則頒布當天，楊度就率領留學生總會幹事前往公使館拜會楊樞，提出反對理由，請求公使進行特別交涉。楊度隨後又在留學生會館召集各省同鄉會負責人，舉行評議會議，收集整理反對取締規則的意見。經過多次討論後，楊度以留學生總會幹事長的名義率總會全體幹事、各省分會長聯名向楊樞遞交《學生公稟》，請求對日交涉，改正取締規則中的不妥善之處。

　　楊度作為留學生總會的幹事長領銜呈遞公稟，可以說這份公稟代表了他的主要看法，而且這份公稟還很有可能是文才識見俱佳的他親自操刀擬定的。公稟首先指出文部省頒布的規程雖“用意至美”，但第九條取締清國留學生校外住宿，第十條“不得使清國人在他學校因性行不良而被令退學者入學”，這兩條所規定的範圍極廣，而且界限不明，在實行中必定會對中國留學生造成不利影響。取締校外住宿造成的不利有如下數種：一、於經濟上有損害；二、於學問無補益；三、於衛生有妨礙；四、於兼學不便利。公稟中對這四種不便逐一進行了論析，並強調這些都是“往事之經驗，而學生之苦情”。接著認為“性行不良”因範圍甚廣，有可能被校方用來作為無理斥革學生的借口，對學生會造成不利影響。因此懇請楊樞照會日本外務省轉谘文部省，請其取消規程的第九條及第十條，“若能如此，則吾國學生庶得以達求學之目的，而無不可複留之疑懼，是不僅學生之利益，抑亦兩國交際之利益。”

　　在風潮之初，楊度倡導的這種溫和理性的鬥爭方式居主導地位，留日學界爭議之點僅在第九條和第十條，隻要求取消這兩條規則。呈遞公稟後，駐日公使楊樞也同意與日本政府交涉。但留學生中的激烈派反對楊度力倡的這種合法爭取方式，強烈要求取消全部規則，此後言論漸趨激烈。留學生人數比較多的弘文學院開會討論此事，“群以日本政府專與留學生為難，不尊重吾輩人格。如不取消取締規則，寧全體退學。言時非常憤激，此外毫無辦法。”一般情況下，大會集議討論的時候激烈的方式很容易占上風，理智的處理方式往往不會被采納。湖南西路同鄉會召開全體會議商討抵製日本政府取締規則事，“群主張以停課要求，若日本政府不許，則全體退學回國。餘主張詳細調查日本取締留學生之原因，與規則內容，及各省同鄉會對此問題之應付情形。眾以為不必調查，即日停課，多數舉手，一哄而散。”

　　幹事長楊度對全體罷課、集體歸國的強硬主張表示反對，副幹事長範源濂也反對罷課歸國，甚至憂慮地為此事吐血。但激進的留學生日益增多，脅迫留學生總會幹事和他們一致采取激烈手段，並且要求改選留學生總會。留學生總會經過改選後，主張溫和派的人幾乎全部落選。激進派的學生代表到公使館請願，楊度沒有參加。駐日公使楊樞同楊度一樣隻主張取消第九條和第十條，反對激進派取消全部規則的要求。楊度深知以罷課歸國為要挾日本的手段不會取得任何成效，而且也得不到清政府的同情支持，最後受損失的還是耽誤學業的中國留學生，因此他堅決不同意激進派學生的解決辦法。麵對這種激進化態勢，楊度既無法阻止，又不能苟同，他這種顧全大局的行為得不到激進派的理解，而且遭到詬罵，隻好選擇逃避。楊度於12月4日悄然離開東京，避匿宇都宮等地，不再參與這場他不讚成的罷課運動。

　　當留日學生的反對運動趨於激烈時，日本文部省發表了複《學生公稟》的信——即《說明書》。他們解釋取締規則是以獎掖學生，整頓牟利學校為目的，毫無約束留學生自由之意，認為中國留學生誤解了這項規則，因此表示對留學生的抗爭絕不讓步或打消。當時，日本政府也有不少對留學生表示同情的人士，四處奔走謀劃恰當的處理。日本民間的態度，較官方尤為強硬，多認為留學生妄逞意氣，甚不同情，甚至有加以謾罵侮辱者。如《朝日新聞》認為此次風潮，是因為“清國學生過於狹義解釋省令，此亦為清國人特有之放縱卑劣行為所致，他們的團結力量亦甚為薄弱，”極盡冷嘲熱諷。

　　激進派學生占主導地位後，主張罷課與返國的學生成立聯合會，舉胡瑛為會長，宋教仁為外交長，孫武為糾察長，認為取締規則不懷好意，要不取消則立即歸國自辦學堂。議決自12月6日起，各學校一齊罷課，並製定《學生自治規則》，印刷後派發給全體留學生。激進派學生決定以鐵腕對付破壞罷課的學生，成立了配備武器的糾察員，不準留日學生上課。自此，反對取締規則運動，終於發展成為正式的全體留日學生運動。

　　全體罷課運動開始後僅兩天（即12月8日），傳來了一個震動整個留日學界的消息，言論風采久為留學界所推崇的陳天華對這場罷課運動並未積極參加，卻在漸趨激烈之時於日本大森海岸蹈海身死。在投海前一天，陳天華提前寫好了絕命書，並掛號寄給神田區駿河台清國留學生會館楊度收。陳天華在絕命書中開首即指出救中國的一線希望就在於留學生日多，風氣漸開，如果留學生能以愛國為念，刻苦向學，以救祖國，方能使祖國轉危為安。接著直言不諱地指出留學界存在的問題，“有為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處亦不少。以東瀛為終南捷徑者，目的在於求利祿，而不在於居責任。其尤不肖者，則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舉於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陳天華肯定了留日同學要求取締規則的愛國行動，但表示並不讚成罷課的主張，“繼同學諸君倡為停課，鄙人聞之，恐事體愈致重大，頗不讚成，”但既然已經全體罷課，就應該“全體一致，始終貫徹，萬不可互相參差，貽日人以口實。”接著陳天華述說了自己投海的原因之一，即日本《朝日新聞》詆毀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麵，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陳天華投海的目的是希望留日同學能“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改變給外人的放縱卑劣形象，並且向留日同學強調不要誤會他的這一本意，“謂鄙人為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對於這場取締規則風潮，陳天華所渴望的解決辦法為：

　　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惟須亟講善後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陳天華希望以自己的死，使留日學生“有所警動”，從此之後，改掉不良習氣，共講愛國，“更臥薪嚐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陳天華對這場不顧全局、一哄而起的罷課風潮，委婉地提出了批評：

　　凡作一事，須遠矚百年，不可徒任一時之感觸而一切不顧。一哄之政策，此後再不宜於中國矣。如有問題發生，須計全局，勿輕於發難。此固鄙人有謂而發，然亦切要之言也。

　　通過對陳天華絕命書的剖析可以斷言，就對這場取締風潮的看法來說，陳天華與楊度的態度基本一樣。但兩人截然不同的是，陳天華希望以自己的死來“警動”留學生，而楊度在無可奈何之下則采取了躲避。陳天華把自己的絕命書寄給楊度，就是勸說楊度和不讚成罷課而欲辭職的留學生會幹事，在事實以至如此的情況下，希望他們忍辱負重，“諸君不力為維持，保全國體，不重辱留學界耶？”楊度與其他持溫和主張的幹事未嚐不想維持，但局勢的發展卻使他無法維持。激進派學生竟然宣布反對罷課歸國的胡漢民和汪精衛的死罪，憂慮吐血的範源濂“避匿病院”，也遭到激進派學生的毆擊。

　　陳天華想以自己的死來“屍諫”留學生，希望留日學生能“臥薪嚐膽，刻苦向學”，但造成的結果卻適得其反，使得留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更加激烈，集體罷課的決心更加堅定，相率歸國者日眾，風潮遂行擴大，幾至不可收拾。有不少學生因身受威脅，不得不隨聲附和；也有不少主動參加罷課的留學生並不讚成罷課歸國的主張，但存在一種將錯就錯，錯須共錯，錯須錯到底的共同心理，所以導致罷課風潮，如燎原之火，迅速波及整個留日學界。在中國留學生罷課與返國風潮的高漲聲中，日本上下幾乎一致表示去就聽其自然，日本各學校則盡力疏導留學生消除誤會，堅持返國的惟有聽便，願留下繼續學習者，則教學照常進行。

　　罷課歸國風潮在陳天華死後數日達到高峰，但這種狀況持續甚短，學生情緒漸趨平靜後，主張上課和反對返國的留學生，成立“維持留學界同誌會”，製定臨時會章八條，以維持學界秩序為宗旨，勸告同學一體上課。這樣留日學界就產生了兩個對立的團體，一派主張歸國，一派主張複課。雙方都多次發表聲明和意見書，展開了激烈的筆戰和宣傳戰，“開學生大會時，兩派辯爭甚烈，不決而散。”在這場取締規則風潮中，同盟會會員分別加入對立的兩派，如宋教仁、胡瑛、秋瑾等為退學歸國派，胡漢民、朱執信、汪精衛等為複課派，雙方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這說明剛成立不久的同盟會，隻是一個鬆散的革命聯盟，並沒有嚴格的組織和黨意來約束會員，以至於在發生如此重大風潮之時，不能發揮團體的作用。

　　避居外地的楊度一直密切關注著事態的進展，在維持會成立後，致書維持會支持他們的行動，勸導留日學生早日複課。隨著時間的延長和學生情緒的緩和，維持會漸占上風，主張罷課歸國的人越來越少。日本學校當局也一直勸說學生返校複課，清政府也派來特使和駐日公使一起進行調停，並發出複課命令。在這種情況下，留日學生於1906年1月初召開協商會議，通過了複課決定。1月13日聯合會解散，宋教仁作為該會的負責人之一，這天在解散聯合會上發表演說，“此次風潮前固可主張力爭，但現已無可如何，於情於理於勢皆不可久持。”並且宋教仁製止了不願解散聯合會的人。自此，這場風波終於平息，留日學生紛紛返校上課，國內也有大批學生前來留學。取締規則並未實施，結果不了了之。

　　關於這場取締規則風潮，各界人士事後大都肯定激進學生的愛國行為，但也客觀公正的指出廢學返國的無益，如梁啟超就多次在《新民從報》發文評論這場學界風潮。對於梁啟超的“翹短”，一名參與其事的激進學生雖然承認罷課歸國的舉措失當，但也撰文反駁梁氏翹人之短為輕薄，“且與人既往之失，而時時刺之，在己為輕薄，在社會則無所補益。雖飲冰自文，謂非翹人短，然實際如是。”這名學生作為取締風潮中激進行動的親為者，評價這場風潮為：

　　蓋聯合會之舉動，吾輩祗（隻）當謂誤用其熱誠，而不可謂其心之非公。其示威運動之種種不當，則由彼等迷認一爭國體事件於腸中，故急欲出而一致。幸而此事與國體毫無關係已耳，萬一有他問題，誠為爭國體者，而得如彼輩之堅持，則我亦將一切抹殺耶。鄙意以為彼等直是誤解，其根於誤解所生出之辦法，雖有不當，不能過責。

　　這名取締風潮中的激進者承認辦法失當，但因為是出於公心而誤用熱誠，強調不能過於責備他們。

　　通過這位激進參與者的自我評判來看，楊度在這場風潮中先是采取據理力爭，後因無法勸阻激進行動，隻好躲避的辦法實在無可指責。梁啟超把這場風潮中的楊度比之為斷頭台上的路易十六，這名激進者甚不以為然，“以總幹事某氏，仆嚐識其人。飲冰亦與交契，然固知愛名譽，於學界無作威作辟之事而。”愛惜名譽當然好於作威作辟，所以這名激進者隻是認為梁啟超的比喻不倫不類，對楊度也並沒有辱罵攻擊。

　　同楊度當時的對立者相比，現在的一些論者對取締規則風潮中的楊度則有很不客觀的評述，“楊度當時在思想上同革命派已經有了根本的分歧，不讚成采取激烈的行動。所以他在這次運動中，一方麵因為他是留日學生聯合會的負責人，還是站在抗議的行列，但是主張以合法手續交涉，反對廢學歸國，這也引起進步分子的不滿。”得出這種看法一方麵是因為對這場風潮並無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麵是由於根據是否革命劃線，隻要不是革命派，那自然就是不夠進步的落後分子了，殊不知革命派在這場風潮中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大陣營。

　　§§第四章 立憲運動之初的組黨辦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