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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漸脫舊學藩籬
楊度的早年生活階段雖然仍為傳統科舉製度所束縛，但他是一位素有大誌且見地非凡的愛國士紳，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不是沉浸於八股時文惟利祿是求的腐儒。楊度才華橫溢，文思敏捷，他的老師號稱晚清詩壇兩大家之一，同他談論詩文時都對其識見讚不絕口，但楊度並不願以文人名於世。楊度渴望自己能攬轡澄清天下，在治國安邦上一展長才，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從楊度早年日記可以看出，他素來都把自己看作一位具有“千秋王佐材”的“潛龍”，對自己的政治才能總是深信不疑。
楊度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是略顯狂傲，易於輕視別人，過於誇大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但他同時也勤奮向學，虛心求知，並非固步自封。楊度對於自己過於狂傲，平時頗有自知之明，如在給朋友的信中批評自己“賦性褊隘，號為狂生”，“自恨性狷，不能容物。”為了克服這一缺點，楊度自己“日自克厲”，“無日不以自省”。當然，楊度狂傲性格養成自有其根源所在。出眾的才華，使他在十三、四歲時就已贏得一代名儒王闓運呼之為神童的讚譽，加上少年中舉，一帆風順，平日交往諸友對其甚為折服，就連戊戌年高中榜眼的夏午怡也宣稱“平生推佩，惟有楊郎”。這樣的生活環境自然會助長楊度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風，以至於他竟以“山中宰相”自居。雖然過於狂傲，但楊度在學問事功上孜孜以求，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的目的並非純為名利，而是為施展政治抱負，拯救天下黎元。
中國對西方關係的觀點在19世紀後期不斷的發生著變化，而且在1860年以後變化的速度加快了，尤其是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這三大事件之後，變化更是以加速度的方式進行。庚子事變之後，中國完全受列強的宰治，在觀念和政策上向西方頂禮膜拜，趨西趨新成了社會風尚。一些關鍵性術語使用的改變雄辯地證實了這種變化：
與西方有關的事務在1860年代以前大體上稱為“夷務”，在1870和1880年代稱為“洋務”和“西學”，到了1890年代就被稱為了“新學”。第一個名詞體現了中國中心主義；第二個名詞頗為不褒不貶；而最後一個名詞則清清楚楚地含有讚許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態度的改變也說明了這一點。自強運動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國藩、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當他們最初碰到西方人時，都是排外的。當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加深時，他們的態度就變得越來越靈活和注重實際了。
這種變化模式也比較符合楊度思想的發展軌跡。在19和20世紀之交的時候，清政府已被“拖進”全新的世界格局之中，而楊度此時所賴以治國安邦、撥亂反正的工具還是傳統的《春秋》經義，並且狂傲地認為三代以下真能通經術又能致用的惟有自己一人，瞧不起“不通經術”，而且隻為名利的政治風雲場上的活躍人物。楊度在這一階段大多數時間居住在遠離政治文化活動中心的湘潭鄉村，這幾年時相往來的人物，也幾乎皆為王闓運門下弟子。就對西學的態度而言，王闓運屬於較為保守的人物，而王闓運對楊度的思想和行動均有深刻的影響。作為一名鄉紳的楊度雖然以道義自任，卻在國家政局巨變之時，仍然根據傳統經義判斷時局，論學論人依舊是以能否通《春秋》經術大義為出發點，落後於時代而不自知。在西學新知已較廣為傳播的時候，思想還停留在傳統治亂興衰的圈子裏，遠離社會的維新大潮之外。
自從接觸西學書後，楊度的思想逐漸變化，這從他在日記中所使用的關鍵性術語可以略窺端倪。楊度在 1896（丙申）年提及西方時為夷狄，稱日本為倭奴，仍是以傳統的華夷之別看待中外關係。1897（丁酉）年時西文、洋書和夷狄並用，觀念略有轉變。1898（戊戌）年楊度用夷、狄字樣減少，開始雜用洋人、洋務、洋學和西人、西務、西學，並讚美“兵家利器，無過西洋”。到1899（己亥）年後楊度不再用夷、狄來稱呼西洋諸國，而用泰西、西人、西學、西製、西國，提及這些國家時直接稱俄、英、德、日本等，這些都具體而微地揭示楊度受西學熏染漸深，觀念已有了較大改變。現存楊度日記隻有 1900（庚子）前五年，這給分析楊度在第一次留日之前思想的具體轉變帶來了一些困難，但正如前述，楊度思想脈絡的轉變清晰可見，另外還能從他老師王闓運的日記中找到他思想變化的相關證據。
楊度在會試失利以後，經常遭到母親的嗬斥責罵，再加上蜇居鄉間抱負不得施展的鬱悶，使他苦苦思索著實現青雲之誌的新路。以往囿於生活環境和交遊網絡，使他不能及時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致於在西學新知已廣為傳播的時候，思想還停留在傳統治亂興衰的圈子裏，遠離社會的維新大潮之外。當楊度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西學知識後，他的思想逐漸開始了重大轉變，他或許朦朦朧朧地認識到了這將是他治國安邦的新路徑。
楊度對西學的接觸日多，興趣漸濃，背離老師的觀念漸行漸遠。1901（辛醜）年正月，王闓運就已對楊度的看法略有不滿，指責楊度受世俗重視西人、西學的熏染，“皙子論詩入微，及作，未能達副。論時局則未確，蓋為俗染，頗以東西夷為能為害。”“雲吳師來鄉，報和議改政之喜。皙子又以為可信，餘不問也，殆孟子所雲不動心者也。”王闓運雖然對楊度在西學方麵的態度略有不滿，不過楊度此時依然是他心中的得意門生，在日記中讚其為“詞意肫誠，至性人也。”但當王闓運發現自己對楊度影響越來越小時，不由得在日記中大發感慨：
張正暘來，雲楊生已下縣，京信又有遷改。論身世事，雲當求官。餘問此意自幼少已有耶，為新有所見也？張雲初無此念。餘曰：此兩年中為程戟傳所轉移也。從我十年不及從程二載，何餘之不能化人如此。因及諸生譸張，導率無效，且及功兒欲入貲從官，及為陳三立所移，父師不如交友之易染也。”
王闓運歎息自己教授楊度十年尚不如他朋友兩年的影響，實不知主因乃是自己排斥新學，也妄圖使門生同樣囿於舊學陣營而不自拔。
隨著楊度對西學了解的深入，與老師在觀念上分歧日多。師徒開始發生直接的爭論：
與兩生論時事，張雲英人雲中國君主乃壓力機器，歐洲則用機器之人也。餘雲有壓必有抵，抵當待壓而後見，必不糜碎而已。匈奴輕漢，正其來朝之機也。爭論的結果使王闓運在不知不覺間對愛徒的態度已有不少的改變：
楊生力辯嘵嘵，餘不覺斥其甚厲，雖無擇言，亦非君子之容，猶覺風波易動而。少年乃可盛氣，老而好鬥，又不好得，猶為本色。
楊度在歎息自己修名未立的彷徨中，有著一展宏才的強烈渴望，當他在傳統學問的藩籬中沒有找到明亮的曙光時，使他必須努力尋求新的道路。對西學了解的越多，他在新道路上就走的越遠，與老師觀念的衝突也越來越劇烈。王闓運年譜中記有師徒1902（壬寅）年初的一次爭論：
楊皙子來問王伯之別及今日夷務應付之方，府君探本立言，且言夷人之不必畏，楊意不以為然，而憚於駁難，府君知其意遂不與之言。
楊度在談話中雖沒直接反駁老師，而不以為然之意卻表露無疑。王闓運在日記中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載：
楊生來，韓布衣、沈山人先在，正談王伯略，問我自負伯才，今當何如？餘雲無王有伯，伯王一道也。伯之所及者狹耳，其設施皆王道，非後世所謂偏霸。因語楊生當慎所從，如為俞、羅驅使，則身價先減，一事又無成，不可妄動也。楊生又言銀錢漏洋。餘雲此魏氏繆計，土地不能漏，何患之有。金銀無用物，古人方欲損山沉淵，今以博易有用之貨，不尤善耶？楊生意不為然，重駁難耳。
老師希圖用陳腐的見解阻止他脫離舊學陣營，而受西學熏染漸深後的楊度，對中國和世界形勢的了解日趨準確，更加堅定了他對新學的追求。
楊度在 1902（壬寅）年初的一些觀點已超出老師所能接受的範圍，認為“大要皆新說可駭”，令王闓運極為不悅。楊度準備赴日留學，王闓運也無法勸阻，
皙子來，言定出洋。餘以當恤名止之，意殊不止。其妹亦諫不回，蓋意有所中也。讀書信不能變化氣質，以此知李生之賢。
楊度已不再是他心中的愛徒了。楊度在留日前向他告別的時候，王闓運隻能無奈地表示自此師徒各行其誌：
楊生來，欣欣治裝，予以自欺，雲各從其誌而已。王船山醜詆犬羊，而其子求試焉，三徐不似舅，有何可歎。
王闓運希望弟子仍象自己一樣堅守舊學立場，但看準了時代發展趨向的楊度已堅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逐漸掙脫了王闓運思想束縛的楊度，開始了一段改變人生命運的全新生活。
促使楊度下決心赴日遊學的原因，一方麵在於國內環境的變動，自新政以來，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倡遊學的重大改革舉措已經開始具體實施；另一方麵，楊度是一個求知欲望極強的士紳，隨著他對西學認識的增多，希望能全麵係統地了解西學。
自戊戌維新前後開始倡導遊學日本以來，官費及私費前往日本遊學者日益增多，尤其是1901年清政府全麵采納張之洞和劉坤一兩人變科舉、興新學的奏請，向全國官紳士子呼籲，大力鼓勵出洋遊學，尤其是前往日本遊學。為激勵士子遊學，並擬定了獎勸遊學的具體措施：“學成後，得有憑照回華，加以複試，如學業與憑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以輔各省學堂之不足，最為善策。”官派遊學限於經費，因而大力倡導自費遊學：“各省士人如有自備資斧出洋遊學得有優等憑照者，回華後複試相符，亦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
赴日遊學有很多便利條件，路近費省，來去方便，同文同種，易於學習，但因科舉製度雖經改革，卻並未廢止，絕大多數士子都處於觀望狀態。楊度赴日遊學在當時毫無疑問屬於得風氣之先，1901 年中國在日遊學生總共隻有 280 名左右，到1902年底也不過增加了一倍，他的老師對其遊學之舉頗不以為然皆為明證。楊度選擇赴日遊學，既可以滿足求知渴望，又為自己的進身之階多開辟了一條道路，是個一舉兩得的事情。
當時至日本遊學，主要由兩條道路，南方從上海出發，北方自芝罘動身。從上海出發，先買船票至橫濱，然後換乘火車到東京，總共路程約需7日左右。在日本遊學，各種書籍學費，加上往來旅費，每年大約隻需300日元。自費前往，負擔也不算太重。
1902年4月，湖南派胡元倓等12人為官費生東渡日本遊學，期限為6個月，楊度就是與這批官費生一起赴日的。楊度辭別母親和妻子，自長沙乘江輪東下至上海，奔赴日本遊學。抵日本東京後，入弘文學院學習。弘文學院為日本文部省和外務省合力創辦於1902年1月，由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主持，專為教育中國留學生而設，校址在東京西五軒酊。該校課程設置中的教育一科，又分為速成師範科和永久師範科。弘文學院原則上要求學生必須入住學校宿舍，學費及住宿費每年三百元，但有特別情況者可獲準走讀。湖南這批官費生進入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學習，楊度同“各省士大夫以教育之目的遊於日本者”，“皆以屬於院外，每日入院聽講，附於湖南諸省，別為旁聽一班。”
楊度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是略顯狂傲，易於輕視別人，過於誇大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但他同時也勤奮向學，虛心求知，並非固步自封。楊度對於自己過於狂傲，平時頗有自知之明，如在給朋友的信中批評自己“賦性褊隘，號為狂生”，“自恨性狷，不能容物。”為了克服這一缺點，楊度自己“日自克厲”，“無日不以自省”。當然，楊度狂傲性格養成自有其根源所在。出眾的才華，使他在十三、四歲時就已贏得一代名儒王闓運呼之為神童的讚譽，加上少年中舉，一帆風順，平日交往諸友對其甚為折服，就連戊戌年高中榜眼的夏午怡也宣稱“平生推佩，惟有楊郎”。這樣的生活環境自然會助長楊度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風，以至於他竟以“山中宰相”自居。雖然過於狂傲，但楊度在學問事功上孜孜以求，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的目的並非純為名利，而是為施展政治抱負，拯救天下黎元。
中國對西方關係的觀點在19世紀後期不斷的發生著變化，而且在1860年以後變化的速度加快了，尤其是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這三大事件之後，變化更是以加速度的方式進行。庚子事變之後，中國完全受列強的宰治，在觀念和政策上向西方頂禮膜拜，趨西趨新成了社會風尚。一些關鍵性術語使用的改變雄辯地證實了這種變化：
與西方有關的事務在1860年代以前大體上稱為“夷務”，在1870和1880年代稱為“洋務”和“西學”，到了1890年代就被稱為了“新學”。第一個名詞體現了中國中心主義；第二個名詞頗為不褒不貶；而最後一個名詞則清清楚楚地含有讚許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態度的改變也說明了這一點。自強運動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國藩、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當他們最初碰到西方人時，都是排外的。當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加深時，他們的態度就變得越來越靈活和注重實際了。
這種變化模式也比較符合楊度思想的發展軌跡。在19和20世紀之交的時候，清政府已被“拖進”全新的世界格局之中，而楊度此時所賴以治國安邦、撥亂反正的工具還是傳統的《春秋》經義，並且狂傲地認為三代以下真能通經術又能致用的惟有自己一人，瞧不起“不通經術”，而且隻為名利的政治風雲場上的活躍人物。楊度在這一階段大多數時間居住在遠離政治文化活動中心的湘潭鄉村，這幾年時相往來的人物，也幾乎皆為王闓運門下弟子。就對西學的態度而言，王闓運屬於較為保守的人物，而王闓運對楊度的思想和行動均有深刻的影響。作為一名鄉紳的楊度雖然以道義自任，卻在國家政局巨變之時，仍然根據傳統經義判斷時局，論學論人依舊是以能否通《春秋》經術大義為出發點，落後於時代而不自知。在西學新知已較廣為傳播的時候，思想還停留在傳統治亂興衰的圈子裏，遠離社會的維新大潮之外。
自從接觸西學書後，楊度的思想逐漸變化，這從他在日記中所使用的關鍵性術語可以略窺端倪。楊度在 1896（丙申）年提及西方時為夷狄，稱日本為倭奴，仍是以傳統的華夷之別看待中外關係。1897（丁酉）年時西文、洋書和夷狄並用，觀念略有轉變。1898（戊戌）年楊度用夷、狄字樣減少，開始雜用洋人、洋務、洋學和西人、西務、西學，並讚美“兵家利器，無過西洋”。到1899（己亥）年後楊度不再用夷、狄來稱呼西洋諸國，而用泰西、西人、西學、西製、西國，提及這些國家時直接稱俄、英、德、日本等，這些都具體而微地揭示楊度受西學熏染漸深，觀念已有了較大改變。現存楊度日記隻有 1900（庚子）前五年，這給分析楊度在第一次留日之前思想的具體轉變帶來了一些困難，但正如前述，楊度思想脈絡的轉變清晰可見，另外還能從他老師王闓運的日記中找到他思想變化的相關證據。
楊度在會試失利以後，經常遭到母親的嗬斥責罵，再加上蜇居鄉間抱負不得施展的鬱悶，使他苦苦思索著實現青雲之誌的新路。以往囿於生活環境和交遊網絡，使他不能及時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致於在西學新知已廣為傳播的時候，思想還停留在傳統治亂興衰的圈子裏，遠離社會的維新大潮之外。當楊度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西學知識後，他的思想逐漸開始了重大轉變，他或許朦朦朧朧地認識到了這將是他治國安邦的新路徑。
楊度對西學的接觸日多，興趣漸濃，背離老師的觀念漸行漸遠。1901（辛醜）年正月，王闓運就已對楊度的看法略有不滿，指責楊度受世俗重視西人、西學的熏染，“皙子論詩入微，及作，未能達副。論時局則未確，蓋為俗染，頗以東西夷為能為害。”“雲吳師來鄉，報和議改政之喜。皙子又以為可信，餘不問也，殆孟子所雲不動心者也。”王闓運雖然對楊度在西學方麵的態度略有不滿，不過楊度此時依然是他心中的得意門生，在日記中讚其為“詞意肫誠，至性人也。”但當王闓運發現自己對楊度影響越來越小時，不由得在日記中大發感慨：
張正暘來，雲楊生已下縣，京信又有遷改。論身世事，雲當求官。餘問此意自幼少已有耶，為新有所見也？張雲初無此念。餘曰：此兩年中為程戟傳所轉移也。從我十年不及從程二載，何餘之不能化人如此。因及諸生譸張，導率無效，且及功兒欲入貲從官，及為陳三立所移，父師不如交友之易染也。”
王闓運歎息自己教授楊度十年尚不如他朋友兩年的影響，實不知主因乃是自己排斥新學，也妄圖使門生同樣囿於舊學陣營而不自拔。
隨著楊度對西學了解的深入，與老師在觀念上分歧日多。師徒開始發生直接的爭論：
與兩生論時事，張雲英人雲中國君主乃壓力機器，歐洲則用機器之人也。餘雲有壓必有抵，抵當待壓而後見，必不糜碎而已。匈奴輕漢，正其來朝之機也。爭論的結果使王闓運在不知不覺間對愛徒的態度已有不少的改變：
楊生力辯嘵嘵，餘不覺斥其甚厲，雖無擇言，亦非君子之容，猶覺風波易動而。少年乃可盛氣，老而好鬥，又不好得，猶為本色。
楊度在歎息自己修名未立的彷徨中，有著一展宏才的強烈渴望，當他在傳統學問的藩籬中沒有找到明亮的曙光時，使他必須努力尋求新的道路。對西學了解的越多，他在新道路上就走的越遠，與老師觀念的衝突也越來越劇烈。王闓運年譜中記有師徒1902（壬寅）年初的一次爭論：
楊皙子來問王伯之別及今日夷務應付之方，府君探本立言，且言夷人之不必畏，楊意不以為然，而憚於駁難，府君知其意遂不與之言。
楊度在談話中雖沒直接反駁老師，而不以為然之意卻表露無疑。王闓運在日記中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載：
楊生來，韓布衣、沈山人先在，正談王伯略，問我自負伯才，今當何如？餘雲無王有伯，伯王一道也。伯之所及者狹耳，其設施皆王道，非後世所謂偏霸。因語楊生當慎所從，如為俞、羅驅使，則身價先減，一事又無成，不可妄動也。楊生又言銀錢漏洋。餘雲此魏氏繆計，土地不能漏，何患之有。金銀無用物，古人方欲損山沉淵，今以博易有用之貨，不尤善耶？楊生意不為然，重駁難耳。
老師希圖用陳腐的見解阻止他脫離舊學陣營，而受西學熏染漸深後的楊度，對中國和世界形勢的了解日趨準確，更加堅定了他對新學的追求。
楊度在 1902（壬寅）年初的一些觀點已超出老師所能接受的範圍，認為“大要皆新說可駭”，令王闓運極為不悅。楊度準備赴日留學，王闓運也無法勸阻，
皙子來，言定出洋。餘以當恤名止之，意殊不止。其妹亦諫不回，蓋意有所中也。讀書信不能變化氣質，以此知李生之賢。
楊度已不再是他心中的愛徒了。楊度在留日前向他告別的時候，王闓運隻能無奈地表示自此師徒各行其誌：
楊生來，欣欣治裝，予以自欺，雲各從其誌而已。王船山醜詆犬羊，而其子求試焉，三徐不似舅，有何可歎。
王闓運希望弟子仍象自己一樣堅守舊學立場，但看準了時代發展趨向的楊度已堅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逐漸掙脫了王闓運思想束縛的楊度，開始了一段改變人生命運的全新生活。
促使楊度下決心赴日遊學的原因，一方麵在於國內環境的變動，自新政以來，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倡遊學的重大改革舉措已經開始具體實施；另一方麵，楊度是一個求知欲望極強的士紳，隨著他對西學認識的增多，希望能全麵係統地了解西學。
自戊戌維新前後開始倡導遊學日本以來，官費及私費前往日本遊學者日益增多，尤其是1901年清政府全麵采納張之洞和劉坤一兩人變科舉、興新學的奏請，向全國官紳士子呼籲，大力鼓勵出洋遊學，尤其是前往日本遊學。為激勵士子遊學，並擬定了獎勸遊學的具體措施：“學成後，得有憑照回華，加以複試，如學業與憑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以輔各省學堂之不足，最為善策。”官派遊學限於經費，因而大力倡導自費遊學：“各省士人如有自備資斧出洋遊學得有優等憑照者，回華後複試相符，亦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
赴日遊學有很多便利條件，路近費省，來去方便，同文同種，易於學習，但因科舉製度雖經改革，卻並未廢止，絕大多數士子都處於觀望狀態。楊度赴日遊學在當時毫無疑問屬於得風氣之先，1901 年中國在日遊學生總共隻有 280 名左右，到1902年底也不過增加了一倍，他的老師對其遊學之舉頗不以為然皆為明證。楊度選擇赴日遊學，既可以滿足求知渴望，又為自己的進身之階多開辟了一條道路，是個一舉兩得的事情。
當時至日本遊學，主要由兩條道路，南方從上海出發，北方自芝罘動身。從上海出發，先買船票至橫濱，然後換乘火車到東京，總共路程約需7日左右。在日本遊學，各種書籍學費，加上往來旅費，每年大約隻需300日元。自費前往，負擔也不算太重。
1902年4月，湖南派胡元倓等12人為官費生東渡日本遊學，期限為6個月，楊度就是與這批官費生一起赴日的。楊度辭別母親和妻子，自長沙乘江輪東下至上海，奔赴日本遊學。抵日本東京後，入弘文學院學習。弘文學院為日本文部省和外務省合力創辦於1902年1月，由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主持，專為教育中國留學生而設，校址在東京西五軒酊。該校課程設置中的教育一科，又分為速成師範科和永久師範科。弘文學院原則上要求學生必須入住學校宿舍，學費及住宿費每年三百元，但有特別情況者可獲準走讀。湖南這批官費生進入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學習，楊度同“各省士大夫以教育之目的遊於日本者”，“皆以屬於院外，每日入院聽講，附於湖南諸省，別為旁聽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