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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紀初的科舉變革和新教育的興起
（一）19世紀後半期的新式教育發展
科舉製度和西式新學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係，19 世紀後半期科舉製度的緩慢變化，決定了新式教育的坎坷命運。中國人在整個19世紀開設的新式學堂極為有限，自1860年代開始設立，到甲午戰前，共自辦學堂25所，其中語言學堂5所，軍事學堂 9所，普通學堂5所，工藝等學堂6所，在校學生約2000人。創巨痛深的甲午戰爭使許多開明官紳認識到興辦西式新學的重大意義，僅1895年前後，主張興學的奏折就至少有20份，自1895年至1899年，全國共興辦學堂約150所，在戊戌變法期間更是掀起了一個興辦新式學堂的熱潮。在戊戌變法期間，變科舉興西學成為眾所關注的話題，光緒帝下詔改革科舉製度，廢八股改策論，鼓勵出國遊學，在京師設立京師大學堂，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大力發展新式教育。雖然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後下令科舉考試“悉照舊製”，但是京師大學堂依舊開辦，新式學堂陸續設立，並且逐漸擴大了規模。
與新式學堂的命運一樣，19世紀時期，清政府留學教育的發展也是極為緩慢。留學美國自1872年始，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請選派幼童赴美國肄業，到1881年全部撤回時共派出了四屆120名學生。留學歐洲始自1875年，福州船政局先後派了幾批學生到英法等國學習製造、駕駛；隨後南北洋武備水師學堂，也先後派遣了幾批武弁學生赴歐洲幾個國家的船炮、機器廠、水師學校學習新法。1890 年和1892 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後奏準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國大臣每屆酌帶學生二名，共計出洋學生十名”；到1895年，總理衙門又派了16名學生前往俄、英、德、法四國學習；除此之外，“又南北洋及鄂省派赴日本學校各二十名，又浙江四名，費由各省籌給，共計已派出洋學生六十四名。”無論用什麽標準衡量，清政府在整個19世紀後半期的留學教育都隻能說是聊勝於無了。但是，正如重視興辦新式學堂一樣，戊戌變法前後朝廷上下對出洋遊學也開始大力提倡了，越來越多的官紳士子注意到了出洋遊學的重要性，晚清重臣張之洞就是當時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之一。這是最為寶貴的改變。
張之洞在1898年4月撰寫的《勸學篇》中，提出了全麵的圖救維新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鼓吹遊學。他先是大力鋪陳留學的效果，“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緊接著又描繪了日、俄等國因出洋遊學而崛起，“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中國如果不甘落後，自然也應出國遊學了，接著指出了自己倡導留學日本的原因，“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張之洞明確指出通過學習日本，可以更為便捷迅速地走上全麵革新的道路，但最終還是要向西方學習，“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以張之洞在晚清的顯赫地位如此大力倡導留日，不啻向全國發出了留學日本的宣言書。
出國遊學主要湧向日本，除了張之洞指出的原因外，還源於日本人的反複保證、邀請和承諾。1898年6月，康有為代禦史楊深秀草擬《請議遊學日本章程片》，向朝廷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學生的建議：“臣以為日本變法立學，確有成效，中華欲遊學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則學之易，舟車飲食賤則費無多。”康有為在同月又親上《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折》，提出鼓勵自費留學日本，“惟日本道近而費省，廣曆東遊，速成尤易，聽人士負笈，自往遊學，但優其獎導，東遊自眾，不必多煩官費。”光緒帝看到奏折後，諭令軍機大臣等：“著即擬定章程，谘催各省迅即選定學生陸續谘送；各部院如有講求時務願往遊學人員，亦一並谘送，均毋延緩。”
在1898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陸續派出了64名官費生前往日本遊學，這是清政府最早正式派遣的留日學生。慈禧太後在戊戌政變後雖恢複科舉舊製，但並未改變遊學日本的計劃，因而在1899年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交了《遵議遴選生徒遊學日本事宜片》，擬定了遊學日本的具體辦法：“臣等公同商酌，擬即妥定章程，將臣衙門同文館東文學生酌派數人，並谘行南北洋大臣、兩廣、湖廣、閩浙各督撫，就現設學堂中遴選年幼穎悟粗通東文諸生，開具銜名，谘報臣衙門，知照日本使臣陸續派往。”這是清政府正式派學生赴日留學的第一份政府文件，在隨後的幾年間，留日學生隊伍逐步擴大，尤其在清政府舉行新政後，留日學生更是迅猛激增，形成影響中國社會的一支重要趨新力量。
整個19世紀，除了甲午戰爭之後的幾年外，清政府的主要指導思想仍是維護傳統的舊體製，根本沒有全麵變革的想法和舉措，對西學隻是片麵借用，置新式教育於旁枝末流地位，對科舉製度自然是盡力堅持，樹為正統了。但在19世紀末的最後幾年，越來越多的官員和開明士紳看到了科舉製度對中國發展的阻礙，呼籲加緊培養新式人才，興辦新式學堂和出國遊學自然而然就成為了救亡圖存的當務之急。這兩種新式教育的迅猛發展所匯成的洪流很快就衝垮了舊式科舉製度的堤壩，使科舉製度在20世紀初的頭幾年即遭廢棄。
（二）20世紀初科舉製度的變革和最終廢除
任何一種製度在實踐的過程中，都會不斷地產生各種弊端，隻有結合現實的發展需要逐漸地對其修正才能延續。科舉製度實行到清政府晚期時，本身已經弊病叢生，再加上嚴峻的內憂外患，使科場“人累”、官場“人累”的情況更為突出。士人本身質量每況愈下，士風日趨卑下，士人獲得科名後的任官出路也越來越窄、越來越難。搞一些修修補補的新式教育已無法對付時局危機時，就必須大規模發展新式教育，這就決定了科舉製度不可能再一如其舊了。科舉製度和新式教育之間此消彼長的辯證關係，決定了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帶給科舉製度的自然隻能是噩耗。
清政府在噩夢中邁進了20世紀的門檻。1900年的義和團事變，使八國聯軍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後帶領光緒帝及部分王公大臣倉皇逃至西安。慈禧太後為保皇位，1901年初在西安頒發了全麵變法的上諭：
法令不更，痼習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製、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勝，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
這道上諭標誌清政府全麵變革的開始，在新政變革中所取得的實質性變化，逐漸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主導思想，而新政最主要的舉措就是科舉製度的廢除。這道號召變法的上諭下達後，京內外各官應詔陳言者很多，但影響最大的是張之洞、劉坤一的會奏變法三疏。張、劉二人在會奏的第一疏《籌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折》中，提出了全麵發展新式教育、變革科舉的四條重大舉措：一為設文武學堂，二為酌改文科，三為停罷武科，四為獎勵遊學。首先論述了改變現行科舉製度的原因，“現行科舉章程，本是沿襲前明舊製。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國蹙患深，才乏文蔽；若非改弦易轍，何以拯此艱危！”接著略敘中國選舉取士的發展過程、西方學校的類型、設置及與富強的關係，在參酌中外情形的基礎上，酌擬了設置學堂的辦法和學習課程，州縣設小學校及高等小學校，府設中學校，省設高等學校，京師設大學校。為了使新設學校和舊日科舉有效銜接起來，製定了大中小學層遞考取錄用的辦法：
統計自八歲入小學起，至大學校畢業止，共十七年——計十八歲為附生，二十一歲為廩生，二十五歲為優貢舉人，二十八歲為進士——除去出學入學程途考選日期外，亦不過三十歲內外，較之向來得科第者並不為遲，此大中小學層遞考取錄用之大略也。其取中之額，即分舊日歲科考取進學額，以為學堂所取生源之額；分鄉會試中額，以為學堂所中舉人進士之額。優貢應請新定學堂之額，大率比本省中額加倍而略多，初開辦數年，學堂為廣，取中尚少。前兩科每科分減舊日中額學額三成，第三科，每科分減舊額四成，十年三科之後，舊額減盡，生員舉人進士皆出於學堂矣。
這是漸廢科舉的辦法，以發展新式學堂為主，對於科舉製度，也提出了酌量變通的辦法。變革科舉“總以講求有用之學，永遠不廢經書為宗旨”，具體考試內容如下：
大略係三場先後互易，分場發榜，各有去取；以期場場核實。頭場取博學，二場取通才，三場歸純正，以期有粗入精。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二場試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工、算法之類，三場試《四書》、《五經》經義。經義即論說考辨之類也。
考試內容已要求中西學兼通，繼續實行科舉也隻是權宜之計，“將科舉略改舊章，令與學堂並行不悖，以期兩無偏廢；俟學堂人才漸多，即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至於武科，因其無益有損，“擬請宸斷奮然徑將武科小考鄉會試等場一切停罷。”
第四條措施為鼓勵出洋遊學，尤其是前往日本遊學。為激勵士子遊學，擬定了獎勸遊學的具體措施：“學成後，得有憑照回華，加以複試，如學業與憑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以輔各省學堂之不足，最為善策。”官派遊學限於經費，因而大力倡導自費遊學：“各省士人如有自備資斧出洋遊學得有優等憑照者，回華後複試相符，亦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
在該奏折的最後，張、劉二位重臣重申了這些措施的意義，敦促政府下決心全麵實行：
蓋非育才不能圖存，非興學不能育才，非變通文武兩科不能興學，非遊學不能助興學之不足。揆之今日時勢，幸無可幸，緩無可緩，仰墾宸衷獨斷決議施行；其間條目章程自須詳議，而大綱要旨無可遊移，其有為因循遷就之說者惟賴朝廷堅持，勿為其所搖奪。
如此詳細敘述這份奏折，是因為這份奏折成了清政府變科舉、興新學的指導綱領，清政府在此後按照這份奏折中擬定的具體辦法，開始了改變自身命運的科舉變革。
張之洞、劉坤一的奏折上達僅一月左右，清政府就下詔自明年始，鄉會試及歲科試策論，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不準用八股程式，並停止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會試。隨後，清政府又下令各省建立武備學堂，選派學生出洋留學，興辦各級學堂，“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到本年底，政務處、禮部會奏興學事宜，奏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規定凡由學堂畢業考試合格者，均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等出身；旋又奏請變通科舉，廢八股，改試策論，並擬定了章程十三條。自此以後，新式教育迅猛發展，科舉製度日益式微。
1902年1月，清廷派張百熙出任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命其整頓京師大學堂，主持興學大計。為響應興學號召，國內學堂增長迅速，各地紛紛開辦各類新學堂，到1905年時，新式教育體係已經初具規模，國內學堂人數也從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6人。海外留學主要以日本為主，增長速度同樣令人詫異。19世紀末期清政府在日本的留學生總共不過二百名左右，1902年時達五百多名，1903年有一千多名，1905年時已超過了八千多名，這些數字充分說明了在當時已經掀起了一個留學日本的狂潮。
科舉製度與新式教育的發展截然相反，顯得日趨沒落。1900年為鄉試之年，亦為光緒帝三十壽辰之年，按照慣例以庚子（1900年）鄉試與辛醜（1901年）會試作為恩科，正科鄉、會試則遞推於辛醜、壬寅（1902 年）舉行。義和團事變使清政府隻得改庚子鄉試與辛醜會試同年舉行，又因八國聯軍迫使清政府停止外人被戕害地區的科舉考試五年，所以辛醜鄉試照原規定舉行者不過廣東、廣西、甘肅、雲南、貴州五省。而辛醜、壬寅恩、正科會試，皆延展至癸卯年（1903年）舉行。
繼續舉行的科舉考試雖經變革，也隻能用苟延殘喘來形容，一位當時科考的親曆者回憶自己參加壬寅科鄉試時，大多數參考士子不懂新學無從作答，因而群起搗亂的情形：
三場考對策，所問者為曆史政治、製度沿革、利弊得失，大多數士子更為未嚐夢見，非求教於相識之有研究者，則必曳白。此三場亂號之所由來也。壬寅科，廢八股而改試策論。頭場史論五題，曾閱過《通鑒綱目》等書者，尚可成篇；至於二場策題，兼問洋務製造及外國情形，斯時懷挾雖多，亦無從措手。此次亂號之原因，大約如此也。
監臨官雖強欲整頓，又怕激成事變，隻能隱忍不發。到1903年癸卯科時，士子搗亂考試情況更為嚴重。這位親曆者回憶自己參加的癸卯科鄉試，頭場拆魁星，二場捉搶手，三場偷號燈。由此可見勉強舉行的科舉考試在眾士子心中的地位，已無複以往的神聖了。以至連這位癸卯科中舉的受益者都感歎：“士子之無行至此，科舉雖欲不廢，不可得也。”
不通新學的士子自知中舉無望，以鬧號來發泄不滿，那些略通新學的士子，即使高中進士，也需要進入新式學堂繼續學習新學。清政府命自1903年會試始，所有新進士都要進入京師大學堂進士館分門肄習，知縣簽分到省，也需進入各省課吏館學習。
科舉製度雖在變革以後繼續舉行，但是科舉的存在畢竟阻礙了新式教育的發展，一些省份開設新式學堂時觀望遷延、敷衍塞責，以致張之洞、袁世凱兩位重臣在1903年3月又聯銜奏請遞減科舉。在奏折中兩人首先分析了科舉與學校的不同之處，指出科舉阻礙了學校的發展：
蓋學校所以培才，科舉所以掄才；使科舉與學校一貫，則學校將不勸自興；使學校與科舉分途，則學校終有名無實。何者？利祿之途，眾所爭趨，繁重之業，人所畏阻。學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後成才；科舉之詭弊相仍，可僥幸而期獲售。…今不入學堂，而亦能得科舉，且入學堂反不能如此之驟得科舉，又孰肯舍近而求遠，避易而求難。…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
既然科舉弊端如此之多，在大難迭乘、外侮日逼的緊要時刻，“與其遷就庸濫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體達用之人才。”因而兩人提出了分科遞減的辦法：
擬請俟萬壽恩科舉行後，將各項考試取中之額，預計均分，按年遞減。學政歲科試分兩科減盡，鄉會試分三科減盡。即以科場遞減之額，酌量移作學堂取中之額，俾天下士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則學堂指顧而可以普興，人才接踵而不可勝用。
張、袁兩人認為，這種分科遞減的辦法，將使科舉盡廢，學校林立，“上以革數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億兆輩有用之人才，”使國家轉弱為強，令五洲驚服，萬世瞻仰。
1904年1月，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又會銜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當日，上諭就命按照奏請辦法次第推行，“著自丙午科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有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屆時侯旨遵行。”這道上諭明確宣布了科舉製度將被廢止的命運，在科舉存廢過程中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三科減盡科舉名額的辦法通過一年多以後，新式教育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民間相率觀望，抱有僥幸得第之心的讀書人仍複不少。由於形勢危迫情形更甚於往日，以直隸總督袁世凱為首的六位督撫於1905年9月聯銜會奏立廢科舉，他們在奏折中指出“科舉最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以開通民智為主的學堂，使人人獲得普及教育的機會，上可報國，下亦能自謀其生。接著通過強調科舉、學校、民智與救亡之間的關係，提出要立廢科舉：
則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複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顧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擬請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
最後擬定了停罷科舉的五條善後辦法，希望能使“新舊遞嬗於無形”。當然立廢科舉的辦法是否做到了新舊之間的平穩轉變，即使現在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六位重臣的聯銜奏請當天就獲得了詔準：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製，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
這份詔諭宣告了科舉製度的終結，為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取士傳統畫上了句號，也意味著支配中國幾千年來的主導價值觀念的根本轉換，使中國社會結構開啟了深刻長遠的巨大變化。對科舉製度有精深研究的何懷宏評價科舉廢除的意義：
科舉之廢除實在是“亙古奇變”的 20 世紀所發生的一個最早的重大事件，它的意義要超過一個王朝的覆滅，它也不僅僅是一個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製度的消失，而是還意味著一種起始已有兩千多年曆史的社會形態（選舉社會）的終結，而且還不僅此，它也許還意味著一個有著更為久遠得多的曆史的社會形態（等級社會）的終結。
科舉製度的廢除意味著傳統社會的終結，是因為科舉製度在傳統社會結構中不但起著核心紐帶作用，而且還形塑著社會中的主導價值觀念和行為追則。
在科舉製度廢除之前，尤其是在科舉製度仍未變革以前，西學的影響大多局限於通商口岸和大城市，廣大內陸地區的士子依然致力於應付科考的傳統學問。科舉製度和新式教育的此消彼長，波及了從沿海到內地、從通都大邑到中小城鎮，使脫離傳統藩籬的新知識群體在全國範圍內逐漸形成。如此龐大的新型社會群體的迅速崛起，使新舊力量對比發生了轉折性變化，並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根本轉變。
科舉製度正式廢止以後，其流風餘韻猶存。以前考試選拔出的舉貢生員要給予他們出路，因此尚有生員考試優、拔貢與考職，保送舉貢按照以往會試辦法會考之事。考優隻限三科，考拔隻限一次，考職每三年舉行一次，也限三科考盡，隻是取錄名額比以前略有增加。生員補考優貢於1907年和1909年各舉行一次，補考拔貢科舉尚存之時，已仿用科舉形式考選學堂學生。1902 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中，內有學生出身一章，學堂學生畢業後有給進士、舉人、貢生、附生等名目。也就是政府正式承認學堂學生入仕具有與科舉士人同等的資格，給予學生相應的出身鼓勵讀書人進新學堂，而且采用與科舉相近的選拔程序。這種辦法使學生出身與科舉功名聯係起來，目的在於推進新式學堂的發展。停罷科舉之後，新設立的學部將原有學生畢業考試獎勵錄用辦法重新修訂後繼續實行，變化不是太大。用科舉形式考選留學生用意與考選國內學堂學生一樣，因科舉取士深入人心，用科名以為獎勵來鼓舞官紳市民出洋遊學。1905年7月舉行首次出洋學生考試，金邦平、唐寶鍔兩人均給予進士出身，賞給翰林院檢討，其餘也賞給各種出身不等。1906年學部成立後，議定《考驗遊學畢業生章程》，每年八月舉行一次考試，考驗合格者給予進士或舉人出身，授翰林院檢討、主事、內閣中書或知縣等職。
用科名獎勵國內學堂學生和出國遊學生的辦法，在實行過程中不斷遭到批評，有人指出獎勵出身的辦法不僅鼓勵學生追名逐利，而且還造成了官場秩序的混亂。到1911年9月，學部奏請停止實官獎勵的辦法被批準實施，自此學堂畢業生的實官獎勵及遊學畢業生的廷試被正式廢止。由於考慮到畢業生所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名義對於刺激入學有一定作用，仍予繼續保留。幾個月後，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宣布廢止舊時獎勵出身，徹底終結了科舉製度的殘存形式。
清政府希望通過廢除科舉製度培養的各類新式人才來挽救自身危機，熟料結果卻恰好相反。新式教育發展過程中湧現出來的新知識群體，脫離傳統思想的束縛，已經沒有科舉製度下的官紳士子那樣昧於世界大勢而不自知的愚昧，他們渴望能擺脫亡國滅種的命運。這些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長的新式知識分子，要麽走上王朝的對立麵，成為倡導推翻現政府的革命者；要麽迫使清王朝向近代類型的新式國家快速轉變，成為王朝改革的推進者。楊度就是在科舉製度變革的過程中，由一名傳統類型的鄉紳轉變成為一個新式的知識分子，在清末社會變革的大潮中叱吒風雲
科舉製度和西式新學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係，19 世紀後半期科舉製度的緩慢變化，決定了新式教育的坎坷命運。中國人在整個19世紀開設的新式學堂極為有限，自1860年代開始設立，到甲午戰前，共自辦學堂25所，其中語言學堂5所，軍事學堂 9所，普通學堂5所，工藝等學堂6所，在校學生約2000人。創巨痛深的甲午戰爭使許多開明官紳認識到興辦西式新學的重大意義，僅1895年前後，主張興學的奏折就至少有20份，自1895年至1899年，全國共興辦學堂約150所，在戊戌變法期間更是掀起了一個興辦新式學堂的熱潮。在戊戌變法期間，變科舉興西學成為眾所關注的話題，光緒帝下詔改革科舉製度，廢八股改策論，鼓勵出國遊學，在京師設立京師大學堂，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大力發展新式教育。雖然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後下令科舉考試“悉照舊製”，但是京師大學堂依舊開辦，新式學堂陸續設立，並且逐漸擴大了規模。
與新式學堂的命運一樣，19世紀時期，清政府留學教育的發展也是極為緩慢。留學美國自1872年始，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請選派幼童赴美國肄業，到1881年全部撤回時共派出了四屆120名學生。留學歐洲始自1875年，福州船政局先後派了幾批學生到英法等國學習製造、駕駛；隨後南北洋武備水師學堂，也先後派遣了幾批武弁學生赴歐洲幾個國家的船炮、機器廠、水師學校學習新法。1890 年和1892 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後奏準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國大臣每屆酌帶學生二名，共計出洋學生十名”；到1895年，總理衙門又派了16名學生前往俄、英、德、法四國學習；除此之外，“又南北洋及鄂省派赴日本學校各二十名，又浙江四名，費由各省籌給，共計已派出洋學生六十四名。”無論用什麽標準衡量，清政府在整個19世紀後半期的留學教育都隻能說是聊勝於無了。但是，正如重視興辦新式學堂一樣，戊戌變法前後朝廷上下對出洋遊學也開始大力提倡了，越來越多的官紳士子注意到了出洋遊學的重要性，晚清重臣張之洞就是當時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之一。這是最為寶貴的改變。
張之洞在1898年4月撰寫的《勸學篇》中，提出了全麵的圖救維新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鼓吹遊學。他先是大力鋪陳留學的效果，“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緊接著又描繪了日、俄等國因出洋遊學而崛起，“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中國如果不甘落後，自然也應出國遊學了，接著指出了自己倡導留學日本的原因，“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張之洞明確指出通過學習日本，可以更為便捷迅速地走上全麵革新的道路，但最終還是要向西方學習，“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以張之洞在晚清的顯赫地位如此大力倡導留日，不啻向全國發出了留學日本的宣言書。
出國遊學主要湧向日本，除了張之洞指出的原因外，還源於日本人的反複保證、邀請和承諾。1898年6月，康有為代禦史楊深秀草擬《請議遊學日本章程片》，向朝廷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學生的建議：“臣以為日本變法立學，確有成效，中華欲遊學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則學之易，舟車飲食賤則費無多。”康有為在同月又親上《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折》，提出鼓勵自費留學日本，“惟日本道近而費省，廣曆東遊，速成尤易，聽人士負笈，自往遊學，但優其獎導，東遊自眾，不必多煩官費。”光緒帝看到奏折後，諭令軍機大臣等：“著即擬定章程，谘催各省迅即選定學生陸續谘送；各部院如有講求時務願往遊學人員，亦一並谘送，均毋延緩。”
在1898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陸續派出了64名官費生前往日本遊學，這是清政府最早正式派遣的留日學生。慈禧太後在戊戌政變後雖恢複科舉舊製，但並未改變遊學日本的計劃，因而在1899年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交了《遵議遴選生徒遊學日本事宜片》，擬定了遊學日本的具體辦法：“臣等公同商酌，擬即妥定章程，將臣衙門同文館東文學生酌派數人，並谘行南北洋大臣、兩廣、湖廣、閩浙各督撫，就現設學堂中遴選年幼穎悟粗通東文諸生，開具銜名，谘報臣衙門，知照日本使臣陸續派往。”這是清政府正式派學生赴日留學的第一份政府文件，在隨後的幾年間，留日學生隊伍逐步擴大，尤其在清政府舉行新政後，留日學生更是迅猛激增，形成影響中國社會的一支重要趨新力量。
整個19世紀，除了甲午戰爭之後的幾年外，清政府的主要指導思想仍是維護傳統的舊體製，根本沒有全麵變革的想法和舉措，對西學隻是片麵借用，置新式教育於旁枝末流地位，對科舉製度自然是盡力堅持，樹為正統了。但在19世紀末的最後幾年，越來越多的官員和開明士紳看到了科舉製度對中國發展的阻礙，呼籲加緊培養新式人才，興辦新式學堂和出國遊學自然而然就成為了救亡圖存的當務之急。這兩種新式教育的迅猛發展所匯成的洪流很快就衝垮了舊式科舉製度的堤壩，使科舉製度在20世紀初的頭幾年即遭廢棄。
（二）20世紀初科舉製度的變革和最終廢除
任何一種製度在實踐的過程中，都會不斷地產生各種弊端，隻有結合現實的發展需要逐漸地對其修正才能延續。科舉製度實行到清政府晚期時，本身已經弊病叢生，再加上嚴峻的內憂外患，使科場“人累”、官場“人累”的情況更為突出。士人本身質量每況愈下，士風日趨卑下，士人獲得科名後的任官出路也越來越窄、越來越難。搞一些修修補補的新式教育已無法對付時局危機時，就必須大規模發展新式教育，這就決定了科舉製度不可能再一如其舊了。科舉製度和新式教育之間此消彼長的辯證關係，決定了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帶給科舉製度的自然隻能是噩耗。
清政府在噩夢中邁進了20世紀的門檻。1900年的義和團事變，使八國聯軍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後帶領光緒帝及部分王公大臣倉皇逃至西安。慈禧太後為保皇位，1901年初在西安頒發了全麵變法的上諭：
法令不更，痼習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製、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勝，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
這道上諭標誌清政府全麵變革的開始，在新政變革中所取得的實質性變化，逐漸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主導思想，而新政最主要的舉措就是科舉製度的廢除。這道號召變法的上諭下達後，京內外各官應詔陳言者很多，但影響最大的是張之洞、劉坤一的會奏變法三疏。張、劉二人在會奏的第一疏《籌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折》中，提出了全麵發展新式教育、變革科舉的四條重大舉措：一為設文武學堂，二為酌改文科，三為停罷武科，四為獎勵遊學。首先論述了改變現行科舉製度的原因，“現行科舉章程，本是沿襲前明舊製。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國蹙患深，才乏文蔽；若非改弦易轍，何以拯此艱危！”接著略敘中國選舉取士的發展過程、西方學校的類型、設置及與富強的關係，在參酌中外情形的基礎上，酌擬了設置學堂的辦法和學習課程，州縣設小學校及高等小學校，府設中學校，省設高等學校，京師設大學校。為了使新設學校和舊日科舉有效銜接起來，製定了大中小學層遞考取錄用的辦法：
統計自八歲入小學起，至大學校畢業止，共十七年——計十八歲為附生，二十一歲為廩生，二十五歲為優貢舉人，二十八歲為進士——除去出學入學程途考選日期外，亦不過三十歲內外，較之向來得科第者並不為遲，此大中小學層遞考取錄用之大略也。其取中之額，即分舊日歲科考取進學額，以為學堂所取生源之額；分鄉會試中額，以為學堂所中舉人進士之額。優貢應請新定學堂之額，大率比本省中額加倍而略多，初開辦數年，學堂為廣，取中尚少。前兩科每科分減舊日中額學額三成，第三科，每科分減舊額四成，十年三科之後，舊額減盡，生員舉人進士皆出於學堂矣。
這是漸廢科舉的辦法，以發展新式學堂為主，對於科舉製度，也提出了酌量變通的辦法。變革科舉“總以講求有用之學，永遠不廢經書為宗旨”，具體考試內容如下：
大略係三場先後互易，分場發榜，各有去取；以期場場核實。頭場取博學，二場取通才，三場歸純正，以期有粗入精。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二場試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工、算法之類，三場試《四書》、《五經》經義。經義即論說考辨之類也。
考試內容已要求中西學兼通，繼續實行科舉也隻是權宜之計，“將科舉略改舊章，令與學堂並行不悖，以期兩無偏廢；俟學堂人才漸多，即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至於武科，因其無益有損，“擬請宸斷奮然徑將武科小考鄉會試等場一切停罷。”
第四條措施為鼓勵出洋遊學，尤其是前往日本遊學。為激勵士子遊學，擬定了獎勸遊學的具體措施：“學成後，得有憑照回華，加以複試，如學業與憑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以輔各省學堂之不足，最為善策。”官派遊學限於經費，因而大力倡導自費遊學：“各省士人如有自備資斧出洋遊學得有優等憑照者，回華後複試相符，亦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
在該奏折的最後，張、劉二位重臣重申了這些措施的意義，敦促政府下決心全麵實行：
蓋非育才不能圖存，非興學不能育才，非變通文武兩科不能興學，非遊學不能助興學之不足。揆之今日時勢，幸無可幸，緩無可緩，仰墾宸衷獨斷決議施行；其間條目章程自須詳議，而大綱要旨無可遊移，其有為因循遷就之說者惟賴朝廷堅持，勿為其所搖奪。
如此詳細敘述這份奏折，是因為這份奏折成了清政府變科舉、興新學的指導綱領，清政府在此後按照這份奏折中擬定的具體辦法，開始了改變自身命運的科舉變革。
張之洞、劉坤一的奏折上達僅一月左右，清政府就下詔自明年始，鄉會試及歲科試策論，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不準用八股程式，並停止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會試。隨後，清政府又下令各省建立武備學堂，選派學生出洋留學，興辦各級學堂，“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到本年底，政務處、禮部會奏興學事宜，奏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規定凡由學堂畢業考試合格者，均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等出身；旋又奏請變通科舉，廢八股，改試策論，並擬定了章程十三條。自此以後，新式教育迅猛發展，科舉製度日益式微。
1902年1月，清廷派張百熙出任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命其整頓京師大學堂，主持興學大計。為響應興學號召，國內學堂增長迅速，各地紛紛開辦各類新學堂，到1905年時，新式教育體係已經初具規模，國內學堂人數也從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6人。海外留學主要以日本為主，增長速度同樣令人詫異。19世紀末期清政府在日本的留學生總共不過二百名左右，1902年時達五百多名，1903年有一千多名，1905年時已超過了八千多名，這些數字充分說明了在當時已經掀起了一個留學日本的狂潮。
科舉製度與新式教育的發展截然相反，顯得日趨沒落。1900年為鄉試之年，亦為光緒帝三十壽辰之年，按照慣例以庚子（1900年）鄉試與辛醜（1901年）會試作為恩科，正科鄉、會試則遞推於辛醜、壬寅（1902 年）舉行。義和團事變使清政府隻得改庚子鄉試與辛醜會試同年舉行，又因八國聯軍迫使清政府停止外人被戕害地區的科舉考試五年，所以辛醜鄉試照原規定舉行者不過廣東、廣西、甘肅、雲南、貴州五省。而辛醜、壬寅恩、正科會試，皆延展至癸卯年（1903年）舉行。
繼續舉行的科舉考試雖經變革，也隻能用苟延殘喘來形容，一位當時科考的親曆者回憶自己參加壬寅科鄉試時，大多數參考士子不懂新學無從作答，因而群起搗亂的情形：
三場考對策，所問者為曆史政治、製度沿革、利弊得失，大多數士子更為未嚐夢見，非求教於相識之有研究者，則必曳白。此三場亂號之所由來也。壬寅科，廢八股而改試策論。頭場史論五題，曾閱過《通鑒綱目》等書者，尚可成篇；至於二場策題，兼問洋務製造及外國情形，斯時懷挾雖多，亦無從措手。此次亂號之原因，大約如此也。
監臨官雖強欲整頓，又怕激成事變，隻能隱忍不發。到1903年癸卯科時，士子搗亂考試情況更為嚴重。這位親曆者回憶自己參加的癸卯科鄉試，頭場拆魁星，二場捉搶手，三場偷號燈。由此可見勉強舉行的科舉考試在眾士子心中的地位，已無複以往的神聖了。以至連這位癸卯科中舉的受益者都感歎：“士子之無行至此，科舉雖欲不廢，不可得也。”
不通新學的士子自知中舉無望，以鬧號來發泄不滿，那些略通新學的士子，即使高中進士，也需要進入新式學堂繼續學習新學。清政府命自1903年會試始，所有新進士都要進入京師大學堂進士館分門肄習，知縣簽分到省，也需進入各省課吏館學習。
科舉製度雖在變革以後繼續舉行，但是科舉的存在畢竟阻礙了新式教育的發展，一些省份開設新式學堂時觀望遷延、敷衍塞責，以致張之洞、袁世凱兩位重臣在1903年3月又聯銜奏請遞減科舉。在奏折中兩人首先分析了科舉與學校的不同之處，指出科舉阻礙了學校的發展：
蓋學校所以培才，科舉所以掄才；使科舉與學校一貫，則學校將不勸自興；使學校與科舉分途，則學校終有名無實。何者？利祿之途，眾所爭趨，繁重之業，人所畏阻。學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後成才；科舉之詭弊相仍，可僥幸而期獲售。…今不入學堂，而亦能得科舉，且入學堂反不能如此之驟得科舉，又孰肯舍近而求遠，避易而求難。…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
既然科舉弊端如此之多，在大難迭乘、外侮日逼的緊要時刻，“與其遷就庸濫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體達用之人才。”因而兩人提出了分科遞減的辦法：
擬請俟萬壽恩科舉行後，將各項考試取中之額，預計均分，按年遞減。學政歲科試分兩科減盡，鄉會試分三科減盡。即以科場遞減之額，酌量移作學堂取中之額，俾天下士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則學堂指顧而可以普興，人才接踵而不可勝用。
張、袁兩人認為，這種分科遞減的辦法，將使科舉盡廢，學校林立，“上以革數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億兆輩有用之人才，”使國家轉弱為強，令五洲驚服，萬世瞻仰。
1904年1月，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又會銜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當日，上諭就命按照奏請辦法次第推行，“著自丙午科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有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屆時侯旨遵行。”這道上諭明確宣布了科舉製度將被廢止的命運，在科舉存廢過程中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三科減盡科舉名額的辦法通過一年多以後，新式教育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民間相率觀望，抱有僥幸得第之心的讀書人仍複不少。由於形勢危迫情形更甚於往日，以直隸總督袁世凱為首的六位督撫於1905年9月聯銜會奏立廢科舉，他們在奏折中指出“科舉最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以開通民智為主的學堂，使人人獲得普及教育的機會，上可報國，下亦能自謀其生。接著通過強調科舉、學校、民智與救亡之間的關係，提出要立廢科舉：
則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複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顧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擬請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
最後擬定了停罷科舉的五條善後辦法，希望能使“新舊遞嬗於無形”。當然立廢科舉的辦法是否做到了新舊之間的平穩轉變，即使現在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六位重臣的聯銜奏請當天就獲得了詔準：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製，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
這份詔諭宣告了科舉製度的終結，為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取士傳統畫上了句號，也意味著支配中國幾千年來的主導價值觀念的根本轉換，使中國社會結構開啟了深刻長遠的巨大變化。對科舉製度有精深研究的何懷宏評價科舉廢除的意義：
科舉之廢除實在是“亙古奇變”的 20 世紀所發生的一個最早的重大事件，它的意義要超過一個王朝的覆滅，它也不僅僅是一個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製度的消失，而是還意味著一種起始已有兩千多年曆史的社會形態（選舉社會）的終結，而且還不僅此，它也許還意味著一個有著更為久遠得多的曆史的社會形態（等級社會）的終結。
科舉製度的廢除意味著傳統社會的終結，是因為科舉製度在傳統社會結構中不但起著核心紐帶作用，而且還形塑著社會中的主導價值觀念和行為追則。
在科舉製度廢除之前，尤其是在科舉製度仍未變革以前，西學的影響大多局限於通商口岸和大城市，廣大內陸地區的士子依然致力於應付科考的傳統學問。科舉製度和新式教育的此消彼長，波及了從沿海到內地、從通都大邑到中小城鎮，使脫離傳統藩籬的新知識群體在全國範圍內逐漸形成。如此龐大的新型社會群體的迅速崛起，使新舊力量對比發生了轉折性變化，並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根本轉變。
科舉製度正式廢止以後，其流風餘韻猶存。以前考試選拔出的舉貢生員要給予他們出路，因此尚有生員考試優、拔貢與考職，保送舉貢按照以往會試辦法會考之事。考優隻限三科，考拔隻限一次，考職每三年舉行一次，也限三科考盡，隻是取錄名額比以前略有增加。生員補考優貢於1907年和1909年各舉行一次，補考拔貢科舉尚存之時，已仿用科舉形式考選學堂學生。1902 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中，內有學生出身一章，學堂學生畢業後有給進士、舉人、貢生、附生等名目。也就是政府正式承認學堂學生入仕具有與科舉士人同等的資格，給予學生相應的出身鼓勵讀書人進新學堂，而且采用與科舉相近的選拔程序。這種辦法使學生出身與科舉功名聯係起來，目的在於推進新式學堂的發展。停罷科舉之後，新設立的學部將原有學生畢業考試獎勵錄用辦法重新修訂後繼續實行，變化不是太大。用科舉形式考選留學生用意與考選國內學堂學生一樣，因科舉取士深入人心，用科名以為獎勵來鼓舞官紳市民出洋遊學。1905年7月舉行首次出洋學生考試，金邦平、唐寶鍔兩人均給予進士出身，賞給翰林院檢討，其餘也賞給各種出身不等。1906年學部成立後，議定《考驗遊學畢業生章程》，每年八月舉行一次考試，考驗合格者給予進士或舉人出身，授翰林院檢討、主事、內閣中書或知縣等職。
用科名獎勵國內學堂學生和出國遊學生的辦法，在實行過程中不斷遭到批評，有人指出獎勵出身的辦法不僅鼓勵學生追名逐利，而且還造成了官場秩序的混亂。到1911年9月，學部奏請停止實官獎勵的辦法被批準實施，自此學堂畢業生的實官獎勵及遊學畢業生的廷試被正式廢止。由於考慮到畢業生所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名義對於刺激入學有一定作用，仍予繼續保留。幾個月後，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宣布廢止舊時獎勵出身，徹底終結了科舉製度的殘存形式。
清政府希望通過廢除科舉製度培養的各類新式人才來挽救自身危機，熟料結果卻恰好相反。新式教育發展過程中湧現出來的新知識群體，脫離傳統思想的束縛，已經沒有科舉製度下的官紳士子那樣昧於世界大勢而不自知的愚昧，他們渴望能擺脫亡國滅種的命運。這些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長的新式知識分子，要麽走上王朝的對立麵，成為倡導推翻現政府的革命者；要麽迫使清王朝向近代類型的新式國家快速轉變，成為王朝改革的推進者。楊度就是在科舉製度變革的過程中，由一名傳統類型的鄉紳轉變成為一個新式的知識分子，在清末社會變革的大潮中叱吒風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