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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楊度早年的思想及演變脈絡
（一）致力於傳統學問
從楊度自1896（丙申）年到1900（庚子）年這五年間的日記來看，楊度除戊戌（1898）年北上赴京參加會試離家近一年外，其餘時間均在家鄉居。他平時主要的活動或是從王闓運問學，或是在家讀書治學、臨貼寫大卷，或是與同鄉及鄰近的其它友人論學交遊。
根據《楊度日記》記載，1896（丙申）年楊度讀的書主要有：《八代詩選》、《王壯武公年譜》、《皇清經解》、杜詩、《說文》、《史記》、《春秋》、《初唐詩》、《漢書》、《真西山集》、武英殿叢書內《清漢對音》、《帝範》、《意林》、《易緯》等數種、《傅子》、《續後漢書》、《國策》、《詩經》、《國策》、《儀禮》、《國語》、《靈鶼閣叢書》、《西江雜詩》、《隋書》等，這些書都屬於傳統經史子集的範圍。在這一年楊度既沒有讀任何西學新書，也很少關注維新之類的事情，隻在五月二十三日記有：“近有上諭頒行，各省書院算學、格致各派二生，長沙已設洋學堂，此蓋鄉學遍行之漸”，八月二日：“飯後，泛湘覓舟，乃常寧礦務局銀砂入省者，問其省城總局及各省分局，多孝廉秀才主之。日得銀數十兩，經濟在是矣”，十二月十六日：“夜記清與倭奴戰事”。
楊度在傳統經史子集中最為關注的當是《春秋》一書。1896（丙申）年日記中多處記載他抄錄《春秋》、讀《春秋》、評《春秋》，向王闓運請業時問《春秋》，與朋友談《春秋》，撰寫了春秋卒葬表、春秋年表，在五月三日並有如下評論：春秋內治諸夏，以及夷狄，…凡以內不自治，無以治人，夷狄有君，中夏之恥。故亡國待之以初，而許夷狄不一而足。所謂王者欲一乎天下，必自近者始也。他的評論充分反映了1896年的楊度對中外關係的認識，仍停留在傳統天下主義之下的夷狄觀，對清政府已被迫逐漸接受，一些開明士紳和維新官員已經了解的新型國際關係並無所知。
翻檢楊度1897（丁酉）年日記，他在讀書治學方麵似不如去年用功，這年日記中所紀錄的讀書數量和次數均明顯少於1896（丙申）年。該年他所讀的書籍主要有：《春秋》、《說文》、王湘綺《漢書》及《後漢書》評點本、《時務報》、顧亭林《音學五書》、《水經注》、《古韻通說》、《毛詩》、《東華錄》、劉勰《文心雕龍》等。在這一年《春秋》依然是他閱讀思考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書。似乎是從這年開始楊度接觸了一些新學書籍，四月至長沙時到書肆“買得洋書數種”，在共賞書局買二十種書，不知有沒有洋書。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年五月二十一日認真閱看了《時務報》，並作了大量摘錄，這或許是他大量了解新知識新信息的開始，可能也是第一次知曉廣東舉人梁啟超的名字。另外，他的朋友郭葆生贈給他西文地圖股票一張，薩鄂送給他自己所畫的地球扇，估計也會啟發他對西方地理知識的了解，但從日記可以看出，他更為關注的是考辨《水經注》。
1897（丁酉）年二月，在當地號稱才女的楊度妹妹楊莊嫁給了王闓運的第四子王代懿，這樣楊度與王闓運在師徒關係的基礎上又加了一層親戚關係。可惜這樁聯姻並非皆大歡喜，同楊度相若，楊莊也才華橫溢，對才思不如自己的丈夫顯得略有傲慢。王代懿積羞成怒，使用家庭暴力，釀成一場婚變。楊度在日記中記載這件事為：
王郎謂婦不婦，則宜遣歸，季姬謂夫不夫，亦當下堂求去。二人均無言，而夫日橫，婦日傲，其勢將終決裂。
王闓運為了家庭和睦，鞭打兒子責其無能，借以安慰兒媳。楊度雖嘲笑妹婿“不知教婦以禮，而逞其蠻，則又可憐”，但也想出了解決此事的好方法，即先以母親的名義迎接季姬回家看母，此時兩人尚未決絕，過一段時間後尚可複合，並謂此為“撥亂反正之法也”，這個辦法也得到了其師王闓運的讚同。楊度在處理這場家事時，援引《春秋》經義：
《春秋》與君臣賢曹羈有去之義，來歸常事，義絕則去之，無強合之烈女也認為夫婦相處，離合應按照義的準則，即“合則留不合則去”，並評論說若按照宋儒的標準，這樣的疙瘩就無法解開。楊度在這件事情上的思想和態度，體現了鮮明的反宋學色彩。在“三綱五常”說深為多數人所信服的時代，他的態度無疑非常開明，就此而言即便是現在也不落後。楊度也認識到自己觀念的驚世駭俗，自謂是“自宋學入人深，此論鮮不驚俗矣”。
楊度在 1896（丙申）年時個人抱負並沒有太多展露，隻在讀《王壯武公年譜》時，流露出對中興諸公的慷慨任義有向往之心，與朋友同榻睡覺的時候“曠論形勢，幾欲起舞”。
到1897（丁酉）年後，楊度顯得頗為躊躇滿誌，與朋友聊天時“露才揚己，高視闊步”。楊度在這時候雖尚未看過俞蔭甫、康長素的書，就認為自己才學足以藐視此輩人，已經對他們頗為不屑了。前麵已經指出，楊度的確才情橫溢，年紀輕輕即已一舉通過鄉試，又有鴻儒名士耳提麵命，遂有天下英才舍我其誰之感，自然便對康有為等人揚名天下士林頗為不服。楊度認為自己當前雖然隻是一位普通的地方士紳，但他認為超越康有為輩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餘不敢輕量天下士，亦不敢妄自菲薄，有成與否，要之皓首而定”，當然他也很清楚康有為可能壓根就不知道他的存在，遂又自嘲似的說：“其謂各不相知，互相藐視，或其然與？”這年十二月五日，楊度早晨尚未起床，聽一位仆人說外麵野桃開花，急忙起床察看，繼而自笑認為這是宰相所關注的事，“牛喘氣乖，宰相所驚，世方樂止，又非以山中宰相自命也”，實則心中已把自己作為未來的宰相了。
楊度胸懷大誌，所思所學並非全為科考。本來他於1898（戊戌）年要赴京參加會試，按照一個普通士子的標準衡量，對這種決定自己乃至全家命運的三年才有一次的晉身機會，肯定會致力於讀書應考，苦作八股了。但在1897（丁酉）年絲毫發現不了楊度為應考作準備的跡象，隻是朋友欲刻拔貢卷，請他幫忙撰文，才撰一駢文應付，“久不作八股，就熟付以駢體”。不僅不練習八股時文應考，當檢出以前所作的二簏八股時文時，還調侃這些時文代表國朝一代學問，但自己是“無所用之”，棄之恐誤村塾，遂投之一炬。可見楊度對強調格式重於內容的時文頗不以為然，而重視真才實學，這時就已種下了他在次年會試中犯下十三場不能全駢的科場規條的種子。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楊度並非為功名利祿是求，而是有治國平天下的誌向；另一方麵，也顯得他過於托大，估計以自己的才學獲取功名當如拾草芥般容易，實在太自負。
楊度不但不屑於作八股時文，對宋明理學亦頗不以為然。楊度在看《東華錄》時，對於清朝樹為天下士林楷模的理學諸臣李光地、湯斌、張履祥等並不欣賞，認為宋明理學皆為偽理學，又嘲諷“然既雲理學皆此等人，無所謂真偽也”。被世人奉為圭臬、尊為文章泰鬥的唐宋八大家同樣不入楊度的法眼，認為自己幼時即能作出此等文章。同樣他還奇怪於歸有光、方苞等人竟能以文章名家，袁枚之流亦能以詩稱名一世，隻能怨他們同時代的文人學士過於無能隻好仿效這些人了。
劉勰的《文心雕龍》倒是頗為楊度所讚賞，認為“殊多妙識”，並在日記中大量摘錄精彩概要。楊度師從王闓運多年，堪稱王的嫡傳弟子，但他對王闓運並不盲從，與同門師兄張正暘論詩時，認為湘綺詩“靈於康樂而無其大”，不能超越齊、梁。有人把王譽為“詩之聖者”，楊度也不以此為然，客觀地評價其師為“湘綺妙有詩心，由於天縱，故非明人所及”。
縱觀楊度這五年的日記，可以說他與傳統士紳幾無二致，享受著傳統紳士的特權，也盡力履行著應該承擔的職責；雖然也閱讀了一些談及西學的新書，但所受影響幾可忽略不計；仍然致力於傳統學問，卻無一般士子的酸腐和為功名是求的取向；天縱英才胸有匡國救民之大誌，卻又過於自負。這就是楊度在19世紀末期的思想狀況，既有他自己的鮮明特色，也反映了當時內陸普通紳士具有的一些共同特點。
（二）鄉居生活對楊度的影響
科舉製度主導下的19世紀晚清社會，同以往時代一樣，紳士階層享有很多特權，特權的大小及能否有效利用與紳士本人所居住的地點有關聯，紳士總傾向於移居行政駐地，因為紳士地位的上升往往與其所移居更重要的市鎮有關。但也發生了不少新變化，原因在於西學的傳播在通商口岸和內陸不同地區的影響差別極大。就近代中國而言，紳士所居住的地點並不僅僅是隻影響其地位的上升，更重要的是製約了其能否及時有效地了解外部的信息，從而會在根本上決定了其對外部世界的看法。
楊度在赴日留學之前，大多數時間居住在湖南湘潭農村，從水路坐船到縣城去須幾個小時的時間，到省城長沙大約得一天多的時間。楊度自1896（丙申）年到1900（庚子）年之間，專程去長沙的次數並不多。1897（丁酉）年四月，楊度在長沙購買洋書數種，五月下旬時第一次翻閱《時務報》，此時距《時務報》發行已將近一年的時間。而《時務報》自問世不久，便風靡全國，普通士大夫爭相自費購閱，地方大吏通令政府各部門用官款購報。就湖南而言，不僅嶽麓書院院長王先謙飭劄住院諸生閱報，湖南巡撫陳寶箴更是命令全省府廳州縣書院訂閱《時務報》。《時務報》在湖南共設有七所派報處，長沙為湖南礦務總局、校經書院等四處，此外常德、衡州共三處。長沙在1896（丙申）年下半年共銷售《時務報》600 份，1897（丁酉）年上半年為 800 份，對有如此廣泛影響的《時務報》，楊度竟然是在發行九個月後才看到，由此可見他對外界信息的了解是何等的閉塞和遲緩。1897（丁酉）年下半年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德國奪取膠州、即墨等事，楊度是從朋友和伯父的的書信中才得以部分地了解。
居住鄉間不能及時了解外界信息的缺陷，楊度並沒有太介意，反而認為“山中遲於風聞，亦一樂也”。對於他所獲取的極為有限的外部信息，仍根據其傳統的合縱連橫觀念，判斷時局為“四夷交侵，中國將強之時也”、“駸駸乎有向治之機矣”。為瓜分危機焦頭爛額的中樞諸公，不知對楊度此論將會有如何感想。
楊度在傳統經史子集中孜孜以求的時候，湖南維新運動在湘撫陳寶箴的支持和帶領下正蓬蓬勃勃的開展。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秋瀏陽算學社的成立揭開了湖南維新運動的序幕，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開始架設湖南到湖北的電線，全線竣工後，於第二年在長沙設立了電報局；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初譚嗣同《仁學》撰寫完稿，同年四月以宣傳維新變法為宗旨大量介紹西學的《湘學報》（原名《湘學新報》，自21冊起改稱《湘學報》）刊行）出版，同年底對湖南維新影響深遠的時務學堂成立，標誌著湖南維新運動新局麵的開始；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唐才常等在省府大吏支持下成立了南學會，這個兼學會和地方議會性質的新型學術團體，帶動了全省各種學會的產生，並將湖南維新運動推向了高潮。以上所舉均為楊度在湖南湘潭鄉居時發生的，他不僅置身於這些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之外，而且這些維新事業對他也沒有多少影響。舉人的頭銜雖然為楊度提供了與其他上層士紳交往的條件，但他資望尚淺，尚無任何令人注目的業績，加上居住在湘潭鄉村，遠離全省的政治文化活動中心，並沒有與維新活躍人物相往還的機會。楊度這幾年時相往來的人物，幾乎全為王闓運門下弟子，從屬於以王闓運為核心的交遊網絡。王闓運既沒有參與湖南的這些維新活動，其思想也很少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他不僅不主動汲取西學新知，反而視新學為鬼話，如有一次把兩個後輩對時務的議論斥為“新學鬼話一絡流”。一個人的生活環境和交遊網絡，對其的思想發展乃至人生走向，很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楊度這幾年的思想，雖與其師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還是在老師的思想籠罩之下，這樣的生活情態決定了楊度當時的思想狀況。
（三）楊度與梁啟超的初次辯論
成為舉人，隻能說楊度在科舉仕進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一步，但還沒有到達每個讀書人都渴望的頂點。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楊度辭別母親離家赴京參加會試。楊度第二天舟行至省城長沙，即向朋友探問省裏的知名人物，朋友告訴他風頭最健的是主講時務學堂的梁啟超，此人為康長素的弟子，楊度“正欲聞康氏之學”，“乃往訪之”。 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一次會麵。這時的梁啟超已經以一個天才宣傳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身份享譽全國，他任主筆的《時務報》成為那幾年最有影響的刊物，他本人則為當時宣揚維新、倡導變法、介紹西學最為突出的代表人物。正因為此，這個隻有25歲的青年被聘請為湖南時務學堂的總教習，並受到湖南官紳的熱烈推崇。同梁啟超相比，此時楊度隻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士子，且遠離於維新大潮之外，本年正月六日見到鈔電報時，尚認為電報“荒謬絕倫”，其用處是“徒以搖動人心”，就憑他的這一看法，給他扣上個“頑固保守派”的帽子恐怕也不為過。楊度抱著其傳統的治國理念，鄙視蕭曹，超邁管樂，正渴望著重建伊尹、呂尚治下那樣的太平盛世。在這種情況下，楊度與宣揚西法倡導變革的梁啟超開始了第一次思想交鋒。
楊度和梁啟超兩人討論了時務學堂章程和對《春秋》的不同理解，楊度原本對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頗為不屑，或許也知曉康有為曾受王門高足廖平影響的學術公案。在論辯之初，楊度即以經學大師王闓運門生的姿態居高臨下，“與論《春秋》，能知聖人之非宋儒，其學蓋私受於廖平而不曰王門者，欲為立名地耳”。當論及時務學堂章程時，對時務學堂章程先讓學生各受《孟子》、繼讀《春秋》以合公法的規定，更是令楊度頗不以為然，遂雄辯滔滔、詞氣壯厲地與梁啟超爭論：
餘謂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雖明，不能行於萬國，第欲明其是非，則不合《春秋》，豈獨公法一書哉。
兩人有如此大的分歧毫不奇怪。梁啟超以中西學並重教授學生，在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中對公法學作有具體說明，公法學為專門學三條目之一，分內公法和外公法，“憲法、民律、刑律之類為內公法，交涉、公法、約章之類為外公法”。梁啟超所說的公法已完全是在西學層麵而言，是從民族國家之間互動的國際關係角度出發的；楊度所言的公法是在傳統中學層麵上來說的，他仍是按照傳統治亂秩序的角度來理解周邊的世界。
楊度認為在這場辯論中自己完全壓倒了對方，故在日記中記載梁為“初猶肆辯，後乃遁詞”，為年少才美的梁啟超“以《春秋》騙錢”連呼可惜。殊不知梁啟超是靠他對西學的介紹及對維新的宣傳所贏得的名聲才得以出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認為梁是“以《春秋》騙錢”，隻能說是楊度會錯了意。把這場楊度頗為得意、自以為穩操勝卷的辯論稱之為聾子與瞎子之間的對話恐怕亦不為過分。這次辯論幾天後，楊度第二次到時務學堂時，恰逢梁啟超“大病幾死”，楊度頗有得意之色，認為是自己辯論壓倒梁的結果，“卓如竟患瘧疾，陳君移檄，何如楊子《春秋》”，或許這是他潛意識裏有嫉妒梁啟超的緣故。
楊度與梁啟超都是少年神童、天縱英才，皆有治國平天下的大誌向。而且兩人治學不囿於八股時文，思維極其活躍，在思想狀態上卻有如此巨大差異。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兩人生活環境的差異，梁啟超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區，接觸西學較早，且深受影響，而楊度在內陸鄉村幾乎沒有受到西學的影響。二是兩人的師友網絡差別極大，梁師康有為熱衷於從西學裏汲取新知，思想激進，並以此傳授學生，梁啟超同門師弟都為對西學了解較多的人；而楊師王闓運卻對西學一向拒斥，是當時很有典型性的保守人物，思想落後，與楊度相往還的同門師友都對西學所知無多。三是兩人本身就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理解有不同，但這一點就當時兩人的辯論分歧而言，不是主要的，兩人當時分歧的關鍵原因是前兩點。
楊度此次赴京會試途經長沙共逗留了十二天，二月初一日適逢南學會第一次講論之期，楊度“問其命意”，認為“亦未大謬”，但當聽說講期是“合於洋人禮拜”的每月四次，即“不禁失笑”。更令楊度頗為不屑的是南學會講演竟然不請他的老師王闓運，遂斷定南學會的講演隻不過是場“兒戲”，沒有多少聽講的價值，於是就不去參加。被楊度視為兒戲的南學會，是一幾乎團聚了湖南所有重要維新人物的新型政治學術團體，會員共分“議事會友”、“講論會友”、“通信會友”三種，第一次講演時官紳士民有300多人，省府大員不僅參加，且親自登台宣講，據《湘報》所載，這次的演講有：皮錫瑞講《論立學會講學宗旨》、黃遵憲講《論政體公私人必自任其事》、譚嗣同講《論中國情形危急》、喬樹楠講《論公利私利之分》、陳寶箴講《論為學必先立誌》，這次講演被《湘報》的報道者讚稱為生平所未見的“三代盛儀”。
從上述楊度的言行可知，這個以“千秋王佐材”自詡的“潛龍”，不但遠離於維新大潮之外，還停留於傳統的思想狀況。居住於內陸腹地的鄉村，再加上有一個思想保守的老師王闓運，使楊度被籠罩在象征傳統的王闓運的陰影之下，王闓運仍是他判斷是非及高低的標準。王闓運對西學和西方科技排斥的態度，肯定會對楊度了解西學新知有相當的阻礙作用。能否走出偏僻的鄉村廣泛地接觸西學，能否在對待西學的態度上脫離王闓運的藩籬，將會成為楊度人生及思想成長史上的界碑。
（四）會試失利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四日，楊度乘輪船離開長沙，途經上海走海路北上赴京參加會試。自長沙船行十天方至上海，楊度當夜即前往妓院訪舊，但已“人麵不知何處去矣”，隻有“自哂多情”，並自稱“坐中無妓，心中有妓”乃能不愧屋漏，方為“正心之要也”。
康有為在1879年（光緒五年）遊香港時，大為歎服西洋人治國有法度，此後即不再以古舊夷狄看待西洋人。這次遊覽也成了康有為講求西學的起點，看法的改變刺激了他開始認真學習西學。楊度停留上海期間，“出步夷市，電燈如月”，或許是想念妓院舊情的緣故，雖同樣目睹了西方文明之盛，對他卻還沒有太大的思想刺激，自然仍是以古舊夷狄看待西洋人了。
楊度離開上海後，自海路又經七、八天，於二月二十七日到了北京。恰好在這天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倡導成立了保國會。此時距會試日期尚有十來天的時間，楊度拜會同鄉京官，與朋友聽戲遊玩，倒也灑脫自在。三月八日這天會試開始，楊度接卷入號，首場為三藝，因自己三年不作八股，隻得避生就熟，“三藝均以駢文了之”，在燈光簾影、萬戶寂然的考場中，想著各路士子在考卷上較量文彩學識，遂覺得“文場而有武營之象”。三藝之後的詩題為楊度專擅，早於其他士子作完。接著考經文，楊度照舊作了五篇駢文，早早作完後，雖然找不到同伴，楊度卻也風流瀟灑地獨自出城聽戲。最後一場考策論，楊度“隻得仍以詞章作駢體策”，完成了五篇策論。交卷回寓不久，聽朋友說“十三藝全散與十三藝全駢皆犯科場條約”，就已自知不能中試了，但仍心存希望。一個多月後，考試結果公布，看到《題名錄》上果然沒有自己的名字，楊度還是難掩失望，遂嘲笑主持考試的四總裁有眼無識，慨歎自己“不遇良時空自嗟”。
毫無疑問，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是近代中國具有界碑性標誌的一年，這一年的北京發生了一係列影響深遠的大事件。楊度這一年前後在北京呆了大約三個半月的時間，他和康梁等維新活躍人物沒有任何往來，酬祚交往者多是同鄉京官或士子。同康有為、梁啟超一樣，楊度也渴望搏擊政治風雲，但所用方式與康梁差別甚大。楊度施展政治抱負的舉措仍是繼承傳統式的“班楊之遺意”，作一寓含諷諫的《大閱賦》，照他自己的說法，“餘身在此，不能無言，而直言極諫，宜於明主，昏朝以沽名則可耳，不納則受其殃，止宜曲喻而已”。這種傳統的諷諫式幹政，因找不到代奏之人，他的《大閱賦》無法上達朝廷，楊度靠此博取政治名聲和差使的希望也破滅了。楊度為解煩惱出遊陶然亭，登高遠望，“惟有黯然餘照”，遙想燕王千金市骨的往事，自己“淒然有美人雲端之感”。
雖然經受了此次會試失利的打擊，楊度對自己的政治才能依然信心十足。“餘誠不足為帝師，然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深信自己握有使中國轉弱為強的治術寶法，但麵對目前的尷尬，隻好自欺欺人式的安慰自己“堯舜最苦，巢由最樂，餘又不願為伊、呂矣”。楊度頗不讚同康有為的政治主張，當得知皇上召見康有為，遂慨歎“自此有亡國之臣矣”！楊度原本就對康有為學識頗為不屑，看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後，認為康有為“才足以辨偽經”，但“其識不足以治真經”。在返棹南還時，勸說此次高中榜眼的朋友夏午詒要韜光養晦，因為朝廷正在重用康有為之類的“巧人”，“露才將以取禍”。
楊度南還時經上海、過武漢，一路縱覽山河之盛，聊得江湖之意趣。他目前雖落落不得誌，但仍深信自己終有一展政治長才之機，“試擲腰間鹿廬劍，定作蛟龍跋浪遊”。楊度自武漢北下，專程趕往時任南陽總兵的伯父處探望。在南陽總兵衙門，楊度可以較及時迅速地了解朝政大事，頗得電報這一現代化通訊工具之利。雖然他自己年初還認為電報“荒謬絕倫”、“徒以搖動人心”，此時卻也安之若素地使用了。楊度對朝廷的維新舉措，既非是“頑固保守”地反對，又非盲目地讚同，而是以己之見加以評論。如認為“以後不準複有教案”的諭旨，“窘謬可笑”；自己讚同廢八股，卻對改科舉為策論的辦法認為是“固愈於八股”；對於“民間如有能治洋器與著述二十萬言以上者予官”的措施，頗不以為然，“洋務有何可談？乃必二十萬言”。從電報上得知皇太後垂簾訓政，密旨嚴拿康有為，他雖一向對康不屑，卻也讚賞康的勇氣，“直言獲罪，榮哉長素矣”。另外他對慈禧的複辟主張很不讚同，“複冗員、閉言路、複時文，又不如新政矣”，也不讚同當時多數人認為戊戌六君子死有餘辜的看法，“複生等六人已為國人皆欲殺矣，餘獨以為未然”。聽人傳言是康“圍園殺後”的舉措導致了此次政變，認為“則長素之愚也”。在朝廷力圖振作正需用人之紀，“為中國惜人才”，慶幸康逃過一死，但又把康有為的這次失敗歸結於自己沒有教導康，“餘在京時，屢欲教以誰與易之之道，未果，而長素竟敗，是餘之過也。”把這次康有為參與新政沒有成功，設想成是自己沒有給予指導的結果，幻想自己這個“騏驥”如果出山，就可以解決中國治亂興衰的大問題，楊度也太過於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或許這也是政治人物通常都會犯的“政治自大症”。楊度在京時曾自謂“每一言必遭眾謗”，他伯父也深知楊度好為“狂誕大言”的毛病，就告誡他在當今亂世莫談時事，“當此時而思問世，是必名利之徒也。亂世小人自喜，而汝論多激直，大非所宜。”在楊度的伯父看來，任遠之器無不謹慎小心，以“潛龍”自居的楊度自然應當小心從事，但對伯父的告誡楊度隻是“任之而矣”，並沒有太放在心上。
在南陽住了約半年後，楊度辭歸返家，路經武昌時，“數日專尋書肆，買洋務書數十種”，並托人買了皇朝三通，以至船上圖書羅列，“仿佛米家船矣”。 返家後一友人致書楊度勸勿談西學，並勉勵他“樂道堯舜，風雲不遠”。這次北上會試的磨礪，使楊度對西學的認識已發生很大改變，不同意朋友戒談西學的主張，於是寫了一封回信詳細闡明對西學的看法和自己的政治抱負：
奉惠書，猥辱明誨，周詳懇至，回環持誦，感恧交集。以意逆誌，若以雕蟲之匪珍，啟宋人之攸寶，而勉以風雲非遠，為天下幸，是何愛望之深，而致辭之過哉？今世士夫喜談西務，名利所牿，亮如誨言。其高者則又摩頂放踵，以求一割，逆乎天命，冀行己誌。梁子卓如，與餘僅一日之雅耳，惜其才美，諷以盆成之事。今者逋逃海外，當念吾言矣夫。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閭井，玩禽卉以怡情，遊釣渚以終老也。顧以片言寸論，取上卿之位，握軍機之權，書列於報章，聲延於歐美，苟非其時，非所敢出。故通國之人皆曰長素可殺，而蒙僅以為至愚，惟足下知言不以為悖也。度幼嗜豪素，文章之事，竊有敝帚之寶焉。作賦雲者，亦非欲雕文鏤字，繢宮狀獵，延洛陽之譽，拓班左之名耳。乃以賢士通經，以希致用，匡、董之後，鮮可以言，乃欲藉島國之窮奇，遐洲之遠烈，許之以伯政，衷之以王道，先民有言，禮失求野，度情而察物焉，倘亦得失之林也。…書詞教以樂道堯舜，相期以有莘之事。度散材也，何足以言。然嚐聞諸葛孔明躬耕南陽，僅自比於管、樂，心竊陋之。度雖不才，請事私語矣。夫何敢喪誌於物化，或攖心於世網，菲薄自棄，以重知己之過哉！…
在信中楊度不甘於隱居，渴望搏擊政治風雲的抱負一展無遺。雖然他已認識到“兵家利器，無過西洋”，不讚成盲目地戒談西學，但他所懷抱的治國法寶依然是傳統的霸政和王道，他還沒能看準時代發展的大潮，在“輟耕之事，當在何年”的追問中，他仍需要痛苦地徘徊摸索幾年。
楊度才情恣肆，同儕中罕有其匹，在他十三、四歲時，他的老師王闓運就已讚其為神童。連號稱一代儒宗的老師同他談論詩文時對其識見讚不絕口，如在日記中記有，“夜與楊生談詩，雲阮詩徑窄，不能平言，頗有理，向所未知也。”楊度經常與老師“同榻臥”評點天下英雄，而老師是曾同中興諸公相往來眼空一切的大名士，耳濡目染之下，楊度也養成了恃才傲世、睥睨天下英豪的性格。王闓運對自己的愛徒倒是頗為了解，故經常告誡他“心誌太大，但防頹廢”，也老辣地看出了楊度眼高手低，“皙子論詩入微，及作，未能達副”。正如王闓運所指出的，楊度作詩並不能象論詩那樣縱橫自如，但王闓運和楊度都還沒有認識到的一點是，楊度實際的政治操作肯定也不會象他口頭論政那樣痛快淋漓，或許這也讖命似地預示著楊度未來的政治命運，雖然他論政鞭辟入微，他在現實的政治麵前卻照樣軟弱無力，不是他駕馭了政治，而是政治嘲弄了他。
（五）漸受西學熏染
自從接觸洋務書後，楊度的思想逐步開始變化，但還沒有對他發生太大的影響。他論學論人，仍是以能否通《春秋》經術大義為出發點，他的思想還停留在傳統治亂興衰的圈子裏。
楊度不僅想用《春秋》中的撥亂時務要旨來治理中國的亂世，而且還欲用中國禮教來救治西人，在他看來，沒有象中國這樣的禮教，西人現雖已富庶也必定會衰落。1898（戊戌）年正月，楊度勸朋友張正暘改治《春秋》，所據理由即為：
以其精於禮，而禮樂必在百年平定之後。今之西人亦已庶富，以無禮教，勢將日衰，欲抱此以用世，中夏不行，必於外域。宋人章甫，易致越驚。《春秋》則皆撥亂時務之要者也，內外夏夷。六國之後，始有此全球之局。天下日益趨亂，經術將明之勢，與前之不明，亦勢所然耳。
有此怪論一方麵是因為楊度與西學接觸尚少，另一方麵就是因為他太過於看重《春秋》的經世之用了。
楊度在京會試期間夜與朋友論學時，“久談皆不能合，餘謂彼迂，彼謂餘誕。”因對方表示不知《春秋》，楊度遂斷言對方“是必以聖人為宋儒，弊正在此矣。”接著又高揚《春秋》經義之重要以攻擊宋學：
不知《春秋》則不知《通鑒》之非，故宋學易以愚人。求用於史而不於經，未有能知其大者也。
楊度看重《春秋》經義，認定“不通《春秋》，不知撥亂”。這種看法受了他老師王闓運相當大的影響，楊度曾在日記中記述王闓運的評論：
處世無經術，雖周公之材，不成一日之治。盜亦有道者，適成其為盜，非道無不在也。謀衣食自一事，學道自一事，漢唐賢臣亦隻謀衣食而已，非能治也。盜不可以少貶，道家則務自貶。儒者無用，道大者莫容，不可等量而觀。儒者入世，處處荊棘，由其誌在功名，細人得而侮之。
在楊度眼中，“康生（指康有為——引者注）好利，不足以言經術”，已頗令楊度瞧不上了；又加上楊度認為康有為“其人心在名利，非真救世”，不僅對康有為鄙夷不屑，又進而斷定康有為必敗。
楊度已開始覺得有必要了解西學，但仍深信傳統經術方為治國根本，若“言經術而不通，亦足僨事”。“海濱洋界之士”雖通西學，卻不能倡經術，如他認為譚複生的父子平權、夫婦平權之說是假洋學，並不符合中國實際，“中國父子向來平權，特夫婦否耳，欲其名正言順，固必從譚議乎？”環顧天下，橫比豎挑，能以經術治天下的隻有他自己一個人了，“三代以下，惟餘能言之，又非他人所能行也。”既然惟有自己一人才能足以通經致用，在康有為援墨入孔使“孔旨愈晦”的當下，楊度“欲不以道自任”，亦是“不可得也”的事情。
從上述楊度言論可以看出，楊度具有典型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政治自大症”，過於相信自己的識見和能力。也許每一個以匡濟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人物，對自己的政治才能總是深信不疑，這或許是他們能得以超邁於常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過於自負的楊度當然有不少真知灼見。楊度對康有為的保教主張頗不以為然，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國勢不振之為患”，並非“異教惑人之為患”。認為康有為想把孔教推行到西洋各國以敵其侵略，是不知泰西政教兩不相涉，西洋人護教的目的是推行其國力，並非亂吾孔教，何況“孔教自春秋以後，至今未明”，康有為不知己何所守即來攻伐異端，“是尤大可噴飯者矣”。楊度的這一看法頗有道理，不過即以此認定康“心在名利，非真救世”，則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從日記來看，黃遵憲的《日本國誌》、王闓運的《三國誌讚》和《湘軍誌》是楊度在1899（己亥）年所讀書中思索最多的。楊度雖不願以文人的身份名揚天下，但他自認為是作史的大手筆，何況能“廁身蘭台”，“亦千古盛業也”。受黃遵憲《日本國誌》的影響，他開始撰寫《日本傳》。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稱崩稱詔，予以天子之禮”的寫法，他認為是大謬不堪的，“大抵講洋學人欲無乎不右洋人”，所以他仍是按照傳統四裔列傳的方式來寫《日本傳》。在他看來，“日本所求中國多宋儒書，故其人士著書談性理者數百種，中土無其專精”，日本已成為一個“宋學之國”，講西學的人大多欽服日本，“講宋學者尤宜深服日本也”。對於世人認為日本學西方而強，中國未學西製獨弱的看法，他並不讚同。“餘謂西學與否，強弱固不在此”，指出日本傳統國王與幕府之間的政治格局是日本轉弱為強的重要因素，但又認為日本“不必西製，亦必強矣”，則為耳食之見了。由此可知，楊度仍是遵循“先自治而後治人，內其國而外諸夏”的《春秋》大義。他除對中外關係的看法不合時宜外，能自治方為治國大道的見解實為切中懇綮之言。楊度並不保守，積極參與農學會，認為“立會則財聚而力大”，對於這樣的西人良法，“不妨效之”。
楊度認為中國與外國通商條約中準其利益均沾，而日本沒有，這是中國的大病，也是中國敗給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欠有國債並不可怕，關鍵在於有無生財之道，故大多數西方諸國有數倍於中國的國債，而中國獨弱，其原因是中國“有債而無生財之道”。他開出的生財藥方是：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與除弊，卻隻字未提具體的辦法和舉措。
楊度在為老師的《三國誌讚》作注時，論列三國人物常使他心生感歎。躬耕壟畝時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的諸葛孔明，是他頗為不屑的人，但不善用兵的諸葛竟也能名垂宇宙，真正善於用兵的周瑜卻早死，這也隻能讓他無奈地追問：“功名之會，豈非命歟？”於是未免心生感慨，彷徨歎息自己修名不立。不過在與他的老師王闓運論時事“縱談徹曉”後，又“覺天下大事，確有把握”。王闓運認為“古今材分不甚相遠，胡文忠聞一知二，子貢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把楊度比作胡林翼，把自己的另一得意門生比作曾國藩，使楊度重新躊躇滿誌，信心十足地表示“合手辦事，知必有濟”。
或許是老師把自己比作胡林翼的緣故，楊度在看《湘軍誌》時，總是對胡推譽倍至，認為胡才略氣度均為中興名將之首，曾左李諸人所不及，“看胡文忠遺書，以三十裏巡撫而成大功，以湖北一省之地而養兵數萬，應援不絕，蓋奇才也。”“至其謹事總督，推美受過，曾（指曾國藩——引者）不能也。”“安慶既克之後，東南爭鶩於功名，而胡公不見其盛，不為其易，天時人事，獨任其難，曾（指曾國藩）有土而不之治，此其所以不及也。左（指左宗棠）、李（指李鴻章）登場最晚，皆所謂自茲巧懦，遂成功名者也。”楊度對曾左李諸公的評價隻能算是一家之言，但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治國抱負。
1900（庚子）年是晚清政局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義和團運動的蔓延以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等諸多重大事件，都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與政局的走向。楊度此時遠離政局動蕩的漩渦中心之外，尚為身處田間的湖南一布衣，他所了解的很多信息是道聽途說輾轉得來的，因而他對許多事情的判斷很不準確，有時還顯得相當的可笑。如楊度認為義和團將戰勝八國侵略軍，“吾策洋人之必敗”。他所擔心的是無法安置擊敗洋人的義和團，“倚功恃眾，無以封之，外侮既退，彼生心矣。天下之揭竿而起者皆其黨也。”很顯然楊度的這些判斷距離事實的真相太遠。當停戰議和的消息傳來，楊度積極為即將奔赴行在的好友夏午詒出謀劃策，“度天下大事，為朝廷計，惟合川楚為一家，乃可有為。以川之財，濟楚之兵，則富強甲天下矣。”楊度對自己的謀略雖相當自負，而這其實隻是毫無實際可行性的大言空論。
1900（庚子）年的晚清政局凋敝破落，災難頻仍。這一年的楊度由於誌業抱負無由施展而鬱鬱寡歡，個人生活相當的不如意。或許是 1898（戊戌）年會試敗北，功名富貴遙遙無期，楊度的母親也變得格外嚴厲，經常斥責他。有一次楊度因夏日酷暑輟課，遂在一天中遭受母親的兩次“怒責”，“以年將三十，迄無成立，聞之悲悚。”楊度因父親早逝，寡母含辛茹苦撫養三兄妹長大成人，自小即對母親極為孝敬。楊度因自己“修名不立”，惹母親不快，心情甚是苦悶彷徨，“忽覺滿目蒼茫，欲作窮途之哭。人以我為曠達，不知直以眼淚洗麵，士不得誌，豈不悲哉！”不管楊度自以為才能如何超邁常人，但在他沒有取得讓母親滿意的功業之前，看來遭受斥責是避免不了的。早晨起床稍晚了一會，“母甚怒，泣謝乃解。”晚上睡覺時慨歎居貧無以養親，既無法讓母親高興，自己也無顏麵以立於天下。“夜睡夢啼醒，遂於邑不能自止。”天明時雖非常疲勞，怕又因晚起惹母親生氣，“遂收淚而起。”
蝸居鄉間，哀歎自己是“英俊沉下僚”的楊度，在尋求著一展長才的機會。同前幾年相比，楊度對西學的態度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現存楊度1900（庚子）年的日記雖隻有半年，卻已充分表明楊度對西學具有越來越濃厚的興趣。這年八月份楊度翻閱了廣東名儒朱一新的《無邪堂答問》，認為“頗多通論”，不僅認真地閱讀思考，而且在日記中作了大量的抄錄。對勘《楊度日記》和《無邪堂答問》可以清楚地看出，楊度在日記中抄錄的全部是有關新學的內容，屬於傳統學問方麵的內容一概沒有抄錄。朱一新討論西學、西法以及具有大量新知識的邊防輿地之學的部分，無一例外地都引起了楊度的興趣，他幾乎把這些內容全文抄入日記。如近兩萬字的《論景教流行中國碑》，楊度一字不落的抄在日記裏。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中引用的許多書籍可能是楊度以前從未看到的，譬如《外國地理備考》、《瀛環誌略》、《海國圖誌》、《航海述奇》、《外國史略》、《列國歲計政要》、《萬國史記》、《中西紀事》、《幾何原本》、《指迷闡原》等。朱一新認為西學和西教源出中土的看法，以及他對西方民主和鐵路作用等許多問題的評論，有些不僅不正確，而且還顯得相當的荒謬，但這也恰恰適合楊度當時的接受水平。即便朱一新的西學知識並不高明，《無邪堂答問》中所談論的這些西學觀念和世界地理、曆史知識對楊度的思想肯定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自此之後，楊度對西學的興趣更加濃厚。
楊度的伯母攜堂弟等人返鄉居住以躲避戰亂，楊度在家設塾出任兩位堂弟的老師，他不僅積極地向懂得英文的堂弟學習英文字母，還同堂弟一起向延聘來教導堂弟的老師學習算術和開平方，讚歎算術“其理玄邃，不可思議矣。”楊度受西學的影響愈來愈大，開始向脫離傳統學問藩籬的路上迅跑。
§§第二章 由傳統士紳向新式知識分子的轉變
從楊度自1896（丙申）年到1900（庚子）年這五年間的日記來看，楊度除戊戌（1898）年北上赴京參加會試離家近一年外，其餘時間均在家鄉居。他平時主要的活動或是從王闓運問學，或是在家讀書治學、臨貼寫大卷，或是與同鄉及鄰近的其它友人論學交遊。
根據《楊度日記》記載，1896（丙申）年楊度讀的書主要有：《八代詩選》、《王壯武公年譜》、《皇清經解》、杜詩、《說文》、《史記》、《春秋》、《初唐詩》、《漢書》、《真西山集》、武英殿叢書內《清漢對音》、《帝範》、《意林》、《易緯》等數種、《傅子》、《續後漢書》、《國策》、《詩經》、《國策》、《儀禮》、《國語》、《靈鶼閣叢書》、《西江雜詩》、《隋書》等，這些書都屬於傳統經史子集的範圍。在這一年楊度既沒有讀任何西學新書，也很少關注維新之類的事情，隻在五月二十三日記有：“近有上諭頒行，各省書院算學、格致各派二生，長沙已設洋學堂，此蓋鄉學遍行之漸”，八月二日：“飯後，泛湘覓舟，乃常寧礦務局銀砂入省者，問其省城總局及各省分局，多孝廉秀才主之。日得銀數十兩，經濟在是矣”，十二月十六日：“夜記清與倭奴戰事”。
楊度在傳統經史子集中最為關注的當是《春秋》一書。1896（丙申）年日記中多處記載他抄錄《春秋》、讀《春秋》、評《春秋》，向王闓運請業時問《春秋》，與朋友談《春秋》，撰寫了春秋卒葬表、春秋年表，在五月三日並有如下評論：春秋內治諸夏，以及夷狄，…凡以內不自治，無以治人，夷狄有君，中夏之恥。故亡國待之以初，而許夷狄不一而足。所謂王者欲一乎天下，必自近者始也。他的評論充分反映了1896年的楊度對中外關係的認識，仍停留在傳統天下主義之下的夷狄觀，對清政府已被迫逐漸接受，一些開明士紳和維新官員已經了解的新型國際關係並無所知。
翻檢楊度1897（丁酉）年日記，他在讀書治學方麵似不如去年用功，這年日記中所紀錄的讀書數量和次數均明顯少於1896（丙申）年。該年他所讀的書籍主要有：《春秋》、《說文》、王湘綺《漢書》及《後漢書》評點本、《時務報》、顧亭林《音學五書》、《水經注》、《古韻通說》、《毛詩》、《東華錄》、劉勰《文心雕龍》等。在這一年《春秋》依然是他閱讀思考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書。似乎是從這年開始楊度接觸了一些新學書籍，四月至長沙時到書肆“買得洋書數種”，在共賞書局買二十種書，不知有沒有洋書。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年五月二十一日認真閱看了《時務報》，並作了大量摘錄，這或許是他大量了解新知識新信息的開始，可能也是第一次知曉廣東舉人梁啟超的名字。另外，他的朋友郭葆生贈給他西文地圖股票一張，薩鄂送給他自己所畫的地球扇，估計也會啟發他對西方地理知識的了解，但從日記可以看出，他更為關注的是考辨《水經注》。
1897（丁酉）年二月，在當地號稱才女的楊度妹妹楊莊嫁給了王闓運的第四子王代懿，這樣楊度與王闓運在師徒關係的基礎上又加了一層親戚關係。可惜這樁聯姻並非皆大歡喜，同楊度相若，楊莊也才華橫溢，對才思不如自己的丈夫顯得略有傲慢。王代懿積羞成怒，使用家庭暴力，釀成一場婚變。楊度在日記中記載這件事為：
王郎謂婦不婦，則宜遣歸，季姬謂夫不夫，亦當下堂求去。二人均無言，而夫日橫，婦日傲，其勢將終決裂。
王闓運為了家庭和睦，鞭打兒子責其無能，借以安慰兒媳。楊度雖嘲笑妹婿“不知教婦以禮，而逞其蠻，則又可憐”，但也想出了解決此事的好方法，即先以母親的名義迎接季姬回家看母，此時兩人尚未決絕，過一段時間後尚可複合，並謂此為“撥亂反正之法也”，這個辦法也得到了其師王闓運的讚同。楊度在處理這場家事時，援引《春秋》經義：
《春秋》與君臣賢曹羈有去之義，來歸常事，義絕則去之，無強合之烈女也認為夫婦相處，離合應按照義的準則，即“合則留不合則去”，並評論說若按照宋儒的標準，這樣的疙瘩就無法解開。楊度在這件事情上的思想和態度，體現了鮮明的反宋學色彩。在“三綱五常”說深為多數人所信服的時代，他的態度無疑非常開明，就此而言即便是現在也不落後。楊度也認識到自己觀念的驚世駭俗，自謂是“自宋學入人深，此論鮮不驚俗矣”。
楊度在 1896（丙申）年時個人抱負並沒有太多展露，隻在讀《王壯武公年譜》時，流露出對中興諸公的慷慨任義有向往之心，與朋友同榻睡覺的時候“曠論形勢，幾欲起舞”。
到1897（丁酉）年後，楊度顯得頗為躊躇滿誌，與朋友聊天時“露才揚己，高視闊步”。楊度在這時候雖尚未看過俞蔭甫、康長素的書，就認為自己才學足以藐視此輩人，已經對他們頗為不屑了。前麵已經指出，楊度的確才情橫溢，年紀輕輕即已一舉通過鄉試，又有鴻儒名士耳提麵命，遂有天下英才舍我其誰之感，自然便對康有為等人揚名天下士林頗為不服。楊度認為自己當前雖然隻是一位普通的地方士紳，但他認為超越康有為輩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餘不敢輕量天下士，亦不敢妄自菲薄，有成與否，要之皓首而定”，當然他也很清楚康有為可能壓根就不知道他的存在，遂又自嘲似的說：“其謂各不相知，互相藐視，或其然與？”這年十二月五日，楊度早晨尚未起床，聽一位仆人說外麵野桃開花，急忙起床察看，繼而自笑認為這是宰相所關注的事，“牛喘氣乖，宰相所驚，世方樂止，又非以山中宰相自命也”，實則心中已把自己作為未來的宰相了。
楊度胸懷大誌，所思所學並非全為科考。本來他於1898（戊戌）年要赴京參加會試，按照一個普通士子的標準衡量，對這種決定自己乃至全家命運的三年才有一次的晉身機會，肯定會致力於讀書應考，苦作八股了。但在1897（丁酉）年絲毫發現不了楊度為應考作準備的跡象，隻是朋友欲刻拔貢卷，請他幫忙撰文，才撰一駢文應付，“久不作八股，就熟付以駢體”。不僅不練習八股時文應考，當檢出以前所作的二簏八股時文時，還調侃這些時文代表國朝一代學問，但自己是“無所用之”，棄之恐誤村塾，遂投之一炬。可見楊度對強調格式重於內容的時文頗不以為然，而重視真才實學，這時就已種下了他在次年會試中犯下十三場不能全駢的科場規條的種子。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楊度並非為功名利祿是求，而是有治國平天下的誌向；另一方麵，也顯得他過於托大，估計以自己的才學獲取功名當如拾草芥般容易，實在太自負。
楊度不但不屑於作八股時文，對宋明理學亦頗不以為然。楊度在看《東華錄》時，對於清朝樹為天下士林楷模的理學諸臣李光地、湯斌、張履祥等並不欣賞，認為宋明理學皆為偽理學，又嘲諷“然既雲理學皆此等人，無所謂真偽也”。被世人奉為圭臬、尊為文章泰鬥的唐宋八大家同樣不入楊度的法眼，認為自己幼時即能作出此等文章。同樣他還奇怪於歸有光、方苞等人竟能以文章名家，袁枚之流亦能以詩稱名一世，隻能怨他們同時代的文人學士過於無能隻好仿效這些人了。
劉勰的《文心雕龍》倒是頗為楊度所讚賞，認為“殊多妙識”，並在日記中大量摘錄精彩概要。楊度師從王闓運多年，堪稱王的嫡傳弟子，但他對王闓運並不盲從，與同門師兄張正暘論詩時，認為湘綺詩“靈於康樂而無其大”，不能超越齊、梁。有人把王譽為“詩之聖者”，楊度也不以此為然，客觀地評價其師為“湘綺妙有詩心，由於天縱，故非明人所及”。
縱觀楊度這五年的日記，可以說他與傳統士紳幾無二致，享受著傳統紳士的特權，也盡力履行著應該承擔的職責；雖然也閱讀了一些談及西學的新書，但所受影響幾可忽略不計；仍然致力於傳統學問，卻無一般士子的酸腐和為功名是求的取向；天縱英才胸有匡國救民之大誌，卻又過於自負。這就是楊度在19世紀末期的思想狀況，既有他自己的鮮明特色，也反映了當時內陸普通紳士具有的一些共同特點。
（二）鄉居生活對楊度的影響
科舉製度主導下的19世紀晚清社會，同以往時代一樣，紳士階層享有很多特權，特權的大小及能否有效利用與紳士本人所居住的地點有關聯，紳士總傾向於移居行政駐地，因為紳士地位的上升往往與其所移居更重要的市鎮有關。但也發生了不少新變化，原因在於西學的傳播在通商口岸和內陸不同地區的影響差別極大。就近代中國而言，紳士所居住的地點並不僅僅是隻影響其地位的上升，更重要的是製約了其能否及時有效地了解外部的信息，從而會在根本上決定了其對外部世界的看法。
楊度在赴日留學之前，大多數時間居住在湖南湘潭農村，從水路坐船到縣城去須幾個小時的時間，到省城長沙大約得一天多的時間。楊度自1896（丙申）年到1900（庚子）年之間，專程去長沙的次數並不多。1897（丁酉）年四月，楊度在長沙購買洋書數種，五月下旬時第一次翻閱《時務報》，此時距《時務報》發行已將近一年的時間。而《時務報》自問世不久，便風靡全國，普通士大夫爭相自費購閱，地方大吏通令政府各部門用官款購報。就湖南而言，不僅嶽麓書院院長王先謙飭劄住院諸生閱報，湖南巡撫陳寶箴更是命令全省府廳州縣書院訂閱《時務報》。《時務報》在湖南共設有七所派報處，長沙為湖南礦務總局、校經書院等四處，此外常德、衡州共三處。長沙在1896（丙申）年下半年共銷售《時務報》600 份，1897（丁酉）年上半年為 800 份，對有如此廣泛影響的《時務報》，楊度竟然是在發行九個月後才看到，由此可見他對外界信息的了解是何等的閉塞和遲緩。1897（丁酉）年下半年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德國奪取膠州、即墨等事，楊度是從朋友和伯父的的書信中才得以部分地了解。
居住鄉間不能及時了解外界信息的缺陷，楊度並沒有太介意，反而認為“山中遲於風聞，亦一樂也”。對於他所獲取的極為有限的外部信息，仍根據其傳統的合縱連橫觀念，判斷時局為“四夷交侵，中國將強之時也”、“駸駸乎有向治之機矣”。為瓜分危機焦頭爛額的中樞諸公，不知對楊度此論將會有如何感想。
楊度在傳統經史子集中孜孜以求的時候，湖南維新運動在湘撫陳寶箴的支持和帶領下正蓬蓬勃勃的開展。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秋瀏陽算學社的成立揭開了湖南維新運動的序幕，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開始架設湖南到湖北的電線，全線竣工後，於第二年在長沙設立了電報局；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初譚嗣同《仁學》撰寫完稿，同年四月以宣傳維新變法為宗旨大量介紹西學的《湘學報》（原名《湘學新報》，自21冊起改稱《湘學報》）刊行）出版，同年底對湖南維新影響深遠的時務學堂成立，標誌著湖南維新運動新局麵的開始；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唐才常等在省府大吏支持下成立了南學會，這個兼學會和地方議會性質的新型學術團體，帶動了全省各種學會的產生，並將湖南維新運動推向了高潮。以上所舉均為楊度在湖南湘潭鄉居時發生的，他不僅置身於這些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之外，而且這些維新事業對他也沒有多少影響。舉人的頭銜雖然為楊度提供了與其他上層士紳交往的條件，但他資望尚淺，尚無任何令人注目的業績，加上居住在湘潭鄉村，遠離全省的政治文化活動中心，並沒有與維新活躍人物相往還的機會。楊度這幾年時相往來的人物，幾乎全為王闓運門下弟子，從屬於以王闓運為核心的交遊網絡。王闓運既沒有參與湖南的這些維新活動，其思想也很少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他不僅不主動汲取西學新知，反而視新學為鬼話，如有一次把兩個後輩對時務的議論斥為“新學鬼話一絡流”。一個人的生活環境和交遊網絡，對其的思想發展乃至人生走向，很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楊度這幾年的思想，雖與其師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還是在老師的思想籠罩之下，這樣的生活情態決定了楊度當時的思想狀況。
（三）楊度與梁啟超的初次辯論
成為舉人，隻能說楊度在科舉仕進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一步，但還沒有到達每個讀書人都渴望的頂點。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楊度辭別母親離家赴京參加會試。楊度第二天舟行至省城長沙，即向朋友探問省裏的知名人物，朋友告訴他風頭最健的是主講時務學堂的梁啟超，此人為康長素的弟子，楊度“正欲聞康氏之學”，“乃往訪之”。 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一次會麵。這時的梁啟超已經以一個天才宣傳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身份享譽全國，他任主筆的《時務報》成為那幾年最有影響的刊物，他本人則為當時宣揚維新、倡導變法、介紹西學最為突出的代表人物。正因為此，這個隻有25歲的青年被聘請為湖南時務學堂的總教習，並受到湖南官紳的熱烈推崇。同梁啟超相比，此時楊度隻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士子，且遠離於維新大潮之外，本年正月六日見到鈔電報時，尚認為電報“荒謬絕倫”，其用處是“徒以搖動人心”，就憑他的這一看法，給他扣上個“頑固保守派”的帽子恐怕也不為過。楊度抱著其傳統的治國理念，鄙視蕭曹，超邁管樂，正渴望著重建伊尹、呂尚治下那樣的太平盛世。在這種情況下，楊度與宣揚西法倡導變革的梁啟超開始了第一次思想交鋒。
楊度和梁啟超兩人討論了時務學堂章程和對《春秋》的不同理解，楊度原本對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頗為不屑，或許也知曉康有為曾受王門高足廖平影響的學術公案。在論辯之初，楊度即以經學大師王闓運門生的姿態居高臨下，“與論《春秋》，能知聖人之非宋儒，其學蓋私受於廖平而不曰王門者，欲為立名地耳”。當論及時務學堂章程時，對時務學堂章程先讓學生各受《孟子》、繼讀《春秋》以合公法的規定，更是令楊度頗不以為然，遂雄辯滔滔、詞氣壯厲地與梁啟超爭論：
餘謂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雖明，不能行於萬國，第欲明其是非，則不合《春秋》，豈獨公法一書哉。
兩人有如此大的分歧毫不奇怪。梁啟超以中西學並重教授學生，在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中對公法學作有具體說明，公法學為專門學三條目之一，分內公法和外公法，“憲法、民律、刑律之類為內公法，交涉、公法、約章之類為外公法”。梁啟超所說的公法已完全是在西學層麵而言，是從民族國家之間互動的國際關係角度出發的；楊度所言的公法是在傳統中學層麵上來說的，他仍是按照傳統治亂秩序的角度來理解周邊的世界。
楊度認為在這場辯論中自己完全壓倒了對方，故在日記中記載梁為“初猶肆辯，後乃遁詞”，為年少才美的梁啟超“以《春秋》騙錢”連呼可惜。殊不知梁啟超是靠他對西學的介紹及對維新的宣傳所贏得的名聲才得以出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認為梁是“以《春秋》騙錢”，隻能說是楊度會錯了意。把這場楊度頗為得意、自以為穩操勝卷的辯論稱之為聾子與瞎子之間的對話恐怕亦不為過分。這次辯論幾天後，楊度第二次到時務學堂時，恰逢梁啟超“大病幾死”，楊度頗有得意之色，認為是自己辯論壓倒梁的結果，“卓如竟患瘧疾，陳君移檄，何如楊子《春秋》”，或許這是他潛意識裏有嫉妒梁啟超的緣故。
楊度與梁啟超都是少年神童、天縱英才，皆有治國平天下的大誌向。而且兩人治學不囿於八股時文，思維極其活躍，在思想狀態上卻有如此巨大差異。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兩人生活環境的差異，梁啟超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區，接觸西學較早，且深受影響，而楊度在內陸鄉村幾乎沒有受到西學的影響。二是兩人的師友網絡差別極大，梁師康有為熱衷於從西學裏汲取新知，思想激進，並以此傳授學生，梁啟超同門師弟都為對西學了解較多的人；而楊師王闓運卻對西學一向拒斥，是當時很有典型性的保守人物，思想落後，與楊度相往還的同門師友都對西學所知無多。三是兩人本身就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理解有不同，但這一點就當時兩人的辯論分歧而言，不是主要的，兩人當時分歧的關鍵原因是前兩點。
楊度此次赴京會試途經長沙共逗留了十二天，二月初一日適逢南學會第一次講論之期，楊度“問其命意”，認為“亦未大謬”，但當聽說講期是“合於洋人禮拜”的每月四次，即“不禁失笑”。更令楊度頗為不屑的是南學會講演竟然不請他的老師王闓運，遂斷定南學會的講演隻不過是場“兒戲”，沒有多少聽講的價值，於是就不去參加。被楊度視為兒戲的南學會，是一幾乎團聚了湖南所有重要維新人物的新型政治學術團體，會員共分“議事會友”、“講論會友”、“通信會友”三種，第一次講演時官紳士民有300多人，省府大員不僅參加，且親自登台宣講，據《湘報》所載，這次的演講有：皮錫瑞講《論立學會講學宗旨》、黃遵憲講《論政體公私人必自任其事》、譚嗣同講《論中國情形危急》、喬樹楠講《論公利私利之分》、陳寶箴講《論為學必先立誌》，這次講演被《湘報》的報道者讚稱為生平所未見的“三代盛儀”。
從上述楊度的言行可知，這個以“千秋王佐材”自詡的“潛龍”，不但遠離於維新大潮之外，還停留於傳統的思想狀況。居住於內陸腹地的鄉村，再加上有一個思想保守的老師王闓運，使楊度被籠罩在象征傳統的王闓運的陰影之下，王闓運仍是他判斷是非及高低的標準。王闓運對西學和西方科技排斥的態度，肯定會對楊度了解西學新知有相當的阻礙作用。能否走出偏僻的鄉村廣泛地接觸西學，能否在對待西學的態度上脫離王闓運的藩籬，將會成為楊度人生及思想成長史上的界碑。
（四）會試失利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四日，楊度乘輪船離開長沙，途經上海走海路北上赴京參加會試。自長沙船行十天方至上海，楊度當夜即前往妓院訪舊，但已“人麵不知何處去矣”，隻有“自哂多情”，並自稱“坐中無妓，心中有妓”乃能不愧屋漏，方為“正心之要也”。
康有為在1879年（光緒五年）遊香港時，大為歎服西洋人治國有法度，此後即不再以古舊夷狄看待西洋人。這次遊覽也成了康有為講求西學的起點，看法的改變刺激了他開始認真學習西學。楊度停留上海期間，“出步夷市，電燈如月”，或許是想念妓院舊情的緣故，雖同樣目睹了西方文明之盛，對他卻還沒有太大的思想刺激，自然仍是以古舊夷狄看待西洋人了。
楊度離開上海後，自海路又經七、八天，於二月二十七日到了北京。恰好在這天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倡導成立了保國會。此時距會試日期尚有十來天的時間，楊度拜會同鄉京官，與朋友聽戲遊玩，倒也灑脫自在。三月八日這天會試開始，楊度接卷入號，首場為三藝，因自己三年不作八股，隻得避生就熟，“三藝均以駢文了之”，在燈光簾影、萬戶寂然的考場中，想著各路士子在考卷上較量文彩學識，遂覺得“文場而有武營之象”。三藝之後的詩題為楊度專擅，早於其他士子作完。接著考經文，楊度照舊作了五篇駢文，早早作完後，雖然找不到同伴，楊度卻也風流瀟灑地獨自出城聽戲。最後一場考策論，楊度“隻得仍以詞章作駢體策”，完成了五篇策論。交卷回寓不久，聽朋友說“十三藝全散與十三藝全駢皆犯科場條約”，就已自知不能中試了，但仍心存希望。一個多月後，考試結果公布，看到《題名錄》上果然沒有自己的名字，楊度還是難掩失望，遂嘲笑主持考試的四總裁有眼無識，慨歎自己“不遇良時空自嗟”。
毫無疑問，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是近代中國具有界碑性標誌的一年，這一年的北京發生了一係列影響深遠的大事件。楊度這一年前後在北京呆了大約三個半月的時間，他和康梁等維新活躍人物沒有任何往來，酬祚交往者多是同鄉京官或士子。同康有為、梁啟超一樣，楊度也渴望搏擊政治風雲，但所用方式與康梁差別甚大。楊度施展政治抱負的舉措仍是繼承傳統式的“班楊之遺意”，作一寓含諷諫的《大閱賦》，照他自己的說法，“餘身在此，不能無言，而直言極諫，宜於明主，昏朝以沽名則可耳，不納則受其殃，止宜曲喻而已”。這種傳統的諷諫式幹政，因找不到代奏之人，他的《大閱賦》無法上達朝廷，楊度靠此博取政治名聲和差使的希望也破滅了。楊度為解煩惱出遊陶然亭，登高遠望，“惟有黯然餘照”，遙想燕王千金市骨的往事，自己“淒然有美人雲端之感”。
雖然經受了此次會試失利的打擊，楊度對自己的政治才能依然信心十足。“餘誠不足為帝師，然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深信自己握有使中國轉弱為強的治術寶法，但麵對目前的尷尬，隻好自欺欺人式的安慰自己“堯舜最苦，巢由最樂，餘又不願為伊、呂矣”。楊度頗不讚同康有為的政治主張，當得知皇上召見康有為，遂慨歎“自此有亡國之臣矣”！楊度原本就對康有為學識頗為不屑，看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後，認為康有為“才足以辨偽經”，但“其識不足以治真經”。在返棹南還時，勸說此次高中榜眼的朋友夏午詒要韜光養晦，因為朝廷正在重用康有為之類的“巧人”，“露才將以取禍”。
楊度南還時經上海、過武漢，一路縱覽山河之盛，聊得江湖之意趣。他目前雖落落不得誌，但仍深信自己終有一展政治長才之機，“試擲腰間鹿廬劍，定作蛟龍跋浪遊”。楊度自武漢北下，專程趕往時任南陽總兵的伯父處探望。在南陽總兵衙門，楊度可以較及時迅速地了解朝政大事，頗得電報這一現代化通訊工具之利。雖然他自己年初還認為電報“荒謬絕倫”、“徒以搖動人心”，此時卻也安之若素地使用了。楊度對朝廷的維新舉措，既非是“頑固保守”地反對，又非盲目地讚同，而是以己之見加以評論。如認為“以後不準複有教案”的諭旨，“窘謬可笑”；自己讚同廢八股，卻對改科舉為策論的辦法認為是“固愈於八股”；對於“民間如有能治洋器與著述二十萬言以上者予官”的措施，頗不以為然，“洋務有何可談？乃必二十萬言”。從電報上得知皇太後垂簾訓政，密旨嚴拿康有為，他雖一向對康不屑，卻也讚賞康的勇氣，“直言獲罪，榮哉長素矣”。另外他對慈禧的複辟主張很不讚同，“複冗員、閉言路、複時文，又不如新政矣”，也不讚同當時多數人認為戊戌六君子死有餘辜的看法，“複生等六人已為國人皆欲殺矣，餘獨以為未然”。聽人傳言是康“圍園殺後”的舉措導致了此次政變，認為“則長素之愚也”。在朝廷力圖振作正需用人之紀，“為中國惜人才”，慶幸康逃過一死，但又把康有為的這次失敗歸結於自己沒有教導康，“餘在京時，屢欲教以誰與易之之道，未果，而長素竟敗，是餘之過也。”把這次康有為參與新政沒有成功，設想成是自己沒有給予指導的結果，幻想自己這個“騏驥”如果出山，就可以解決中國治亂興衰的大問題，楊度也太過於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或許這也是政治人物通常都會犯的“政治自大症”。楊度在京時曾自謂“每一言必遭眾謗”，他伯父也深知楊度好為“狂誕大言”的毛病，就告誡他在當今亂世莫談時事，“當此時而思問世，是必名利之徒也。亂世小人自喜，而汝論多激直，大非所宜。”在楊度的伯父看來，任遠之器無不謹慎小心，以“潛龍”自居的楊度自然應當小心從事，但對伯父的告誡楊度隻是“任之而矣”，並沒有太放在心上。
在南陽住了約半年後，楊度辭歸返家，路經武昌時，“數日專尋書肆，買洋務書數十種”，並托人買了皇朝三通，以至船上圖書羅列，“仿佛米家船矣”。 返家後一友人致書楊度勸勿談西學，並勉勵他“樂道堯舜，風雲不遠”。這次北上會試的磨礪，使楊度對西學的認識已發生很大改變，不同意朋友戒談西學的主張，於是寫了一封回信詳細闡明對西學的看法和自己的政治抱負：
奉惠書，猥辱明誨，周詳懇至，回環持誦，感恧交集。以意逆誌，若以雕蟲之匪珍，啟宋人之攸寶，而勉以風雲非遠，為天下幸，是何愛望之深，而致辭之過哉？今世士夫喜談西務，名利所牿，亮如誨言。其高者則又摩頂放踵，以求一割，逆乎天命，冀行己誌。梁子卓如，與餘僅一日之雅耳，惜其才美，諷以盆成之事。今者逋逃海外，當念吾言矣夫。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閭井，玩禽卉以怡情，遊釣渚以終老也。顧以片言寸論，取上卿之位，握軍機之權，書列於報章，聲延於歐美，苟非其時，非所敢出。故通國之人皆曰長素可殺，而蒙僅以為至愚，惟足下知言不以為悖也。度幼嗜豪素，文章之事，竊有敝帚之寶焉。作賦雲者，亦非欲雕文鏤字，繢宮狀獵，延洛陽之譽，拓班左之名耳。乃以賢士通經，以希致用，匡、董之後，鮮可以言，乃欲藉島國之窮奇，遐洲之遠烈，許之以伯政，衷之以王道，先民有言，禮失求野，度情而察物焉，倘亦得失之林也。…書詞教以樂道堯舜，相期以有莘之事。度散材也，何足以言。然嚐聞諸葛孔明躬耕南陽，僅自比於管、樂，心竊陋之。度雖不才，請事私語矣。夫何敢喪誌於物化，或攖心於世網，菲薄自棄，以重知己之過哉！…
在信中楊度不甘於隱居，渴望搏擊政治風雲的抱負一展無遺。雖然他已認識到“兵家利器，無過西洋”，不讚成盲目地戒談西學，但他所懷抱的治國法寶依然是傳統的霸政和王道，他還沒能看準時代發展的大潮，在“輟耕之事，當在何年”的追問中，他仍需要痛苦地徘徊摸索幾年。
楊度才情恣肆，同儕中罕有其匹，在他十三、四歲時，他的老師王闓運就已讚其為神童。連號稱一代儒宗的老師同他談論詩文時對其識見讚不絕口，如在日記中記有，“夜與楊生談詩，雲阮詩徑窄，不能平言，頗有理，向所未知也。”楊度經常與老師“同榻臥”評點天下英雄，而老師是曾同中興諸公相往來眼空一切的大名士，耳濡目染之下，楊度也養成了恃才傲世、睥睨天下英豪的性格。王闓運對自己的愛徒倒是頗為了解，故經常告誡他“心誌太大，但防頹廢”，也老辣地看出了楊度眼高手低，“皙子論詩入微，及作，未能達副”。正如王闓運所指出的，楊度作詩並不能象論詩那樣縱橫自如，但王闓運和楊度都還沒有認識到的一點是，楊度實際的政治操作肯定也不會象他口頭論政那樣痛快淋漓，或許這也讖命似地預示著楊度未來的政治命運，雖然他論政鞭辟入微，他在現實的政治麵前卻照樣軟弱無力，不是他駕馭了政治，而是政治嘲弄了他。
（五）漸受西學熏染
自從接觸洋務書後，楊度的思想逐步開始變化，但還沒有對他發生太大的影響。他論學論人，仍是以能否通《春秋》經術大義為出發點，他的思想還停留在傳統治亂興衰的圈子裏。
楊度不僅想用《春秋》中的撥亂時務要旨來治理中國的亂世，而且還欲用中國禮教來救治西人，在他看來，沒有象中國這樣的禮教，西人現雖已富庶也必定會衰落。1898（戊戌）年正月，楊度勸朋友張正暘改治《春秋》，所據理由即為：
以其精於禮，而禮樂必在百年平定之後。今之西人亦已庶富，以無禮教，勢將日衰，欲抱此以用世，中夏不行，必於外域。宋人章甫，易致越驚。《春秋》則皆撥亂時務之要者也，內外夏夷。六國之後，始有此全球之局。天下日益趨亂，經術將明之勢，與前之不明，亦勢所然耳。
有此怪論一方麵是因為楊度與西學接觸尚少，另一方麵就是因為他太過於看重《春秋》的經世之用了。
楊度在京會試期間夜與朋友論學時，“久談皆不能合，餘謂彼迂，彼謂餘誕。”因對方表示不知《春秋》，楊度遂斷言對方“是必以聖人為宋儒，弊正在此矣。”接著又高揚《春秋》經義之重要以攻擊宋學：
不知《春秋》則不知《通鑒》之非，故宋學易以愚人。求用於史而不於經，未有能知其大者也。
楊度看重《春秋》經義，認定“不通《春秋》，不知撥亂”。這種看法受了他老師王闓運相當大的影響，楊度曾在日記中記述王闓運的評論：
處世無經術，雖周公之材，不成一日之治。盜亦有道者，適成其為盜，非道無不在也。謀衣食自一事，學道自一事，漢唐賢臣亦隻謀衣食而已，非能治也。盜不可以少貶，道家則務自貶。儒者無用，道大者莫容，不可等量而觀。儒者入世，處處荊棘，由其誌在功名，細人得而侮之。
在楊度眼中，“康生（指康有為——引者注）好利，不足以言經術”，已頗令楊度瞧不上了；又加上楊度認為康有為“其人心在名利，非真救世”，不僅對康有為鄙夷不屑，又進而斷定康有為必敗。
楊度已開始覺得有必要了解西學，但仍深信傳統經術方為治國根本，若“言經術而不通，亦足僨事”。“海濱洋界之士”雖通西學，卻不能倡經術，如他認為譚複生的父子平權、夫婦平權之說是假洋學，並不符合中國實際，“中國父子向來平權，特夫婦否耳，欲其名正言順，固必從譚議乎？”環顧天下，橫比豎挑，能以經術治天下的隻有他自己一個人了，“三代以下，惟餘能言之，又非他人所能行也。”既然惟有自己一人才能足以通經致用，在康有為援墨入孔使“孔旨愈晦”的當下，楊度“欲不以道自任”，亦是“不可得也”的事情。
從上述楊度言論可以看出，楊度具有典型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政治自大症”，過於相信自己的識見和能力。也許每一個以匡濟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人物，對自己的政治才能總是深信不疑，這或許是他們能得以超邁於常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過於自負的楊度當然有不少真知灼見。楊度對康有為的保教主張頗不以為然，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國勢不振之為患”，並非“異教惑人之為患”。認為康有為想把孔教推行到西洋各國以敵其侵略，是不知泰西政教兩不相涉，西洋人護教的目的是推行其國力，並非亂吾孔教，何況“孔教自春秋以後，至今未明”，康有為不知己何所守即來攻伐異端，“是尤大可噴飯者矣”。楊度的這一看法頗有道理，不過即以此認定康“心在名利，非真救世”，則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從日記來看，黃遵憲的《日本國誌》、王闓運的《三國誌讚》和《湘軍誌》是楊度在1899（己亥）年所讀書中思索最多的。楊度雖不願以文人的身份名揚天下，但他自認為是作史的大手筆，何況能“廁身蘭台”，“亦千古盛業也”。受黃遵憲《日本國誌》的影響，他開始撰寫《日本傳》。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稱崩稱詔，予以天子之禮”的寫法，他認為是大謬不堪的，“大抵講洋學人欲無乎不右洋人”，所以他仍是按照傳統四裔列傳的方式來寫《日本傳》。在他看來，“日本所求中國多宋儒書，故其人士著書談性理者數百種，中土無其專精”，日本已成為一個“宋學之國”，講西學的人大多欽服日本，“講宋學者尤宜深服日本也”。對於世人認為日本學西方而強，中國未學西製獨弱的看法，他並不讚同。“餘謂西學與否，強弱固不在此”，指出日本傳統國王與幕府之間的政治格局是日本轉弱為強的重要因素，但又認為日本“不必西製，亦必強矣”，則為耳食之見了。由此可知，楊度仍是遵循“先自治而後治人，內其國而外諸夏”的《春秋》大義。他除對中外關係的看法不合時宜外，能自治方為治國大道的見解實為切中懇綮之言。楊度並不保守，積極參與農學會，認為“立會則財聚而力大”，對於這樣的西人良法，“不妨效之”。
楊度認為中國與外國通商條約中準其利益均沾，而日本沒有，這是中國的大病，也是中國敗給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欠有國債並不可怕，關鍵在於有無生財之道，故大多數西方諸國有數倍於中國的國債，而中國獨弱，其原因是中國“有債而無生財之道”。他開出的生財藥方是：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與除弊，卻隻字未提具體的辦法和舉措。
楊度在為老師的《三國誌讚》作注時，論列三國人物常使他心生感歎。躬耕壟畝時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的諸葛孔明，是他頗為不屑的人，但不善用兵的諸葛竟也能名垂宇宙，真正善於用兵的周瑜卻早死，這也隻能讓他無奈地追問：“功名之會，豈非命歟？”於是未免心生感慨，彷徨歎息自己修名不立。不過在與他的老師王闓運論時事“縱談徹曉”後，又“覺天下大事，確有把握”。王闓運認為“古今材分不甚相遠，胡文忠聞一知二，子貢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把楊度比作胡林翼，把自己的另一得意門生比作曾國藩，使楊度重新躊躇滿誌，信心十足地表示“合手辦事，知必有濟”。
或許是老師把自己比作胡林翼的緣故，楊度在看《湘軍誌》時，總是對胡推譽倍至，認為胡才略氣度均為中興名將之首，曾左李諸人所不及，“看胡文忠遺書，以三十裏巡撫而成大功，以湖北一省之地而養兵數萬，應援不絕，蓋奇才也。”“至其謹事總督，推美受過，曾（指曾國藩——引者）不能也。”“安慶既克之後，東南爭鶩於功名，而胡公不見其盛，不為其易，天時人事，獨任其難，曾（指曾國藩）有土而不之治，此其所以不及也。左（指左宗棠）、李（指李鴻章）登場最晚，皆所謂自茲巧懦，遂成功名者也。”楊度對曾左李諸公的評價隻能算是一家之言，但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治國抱負。
1900（庚子）年是晚清政局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義和團運動的蔓延以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等諸多重大事件，都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與政局的走向。楊度此時遠離政局動蕩的漩渦中心之外，尚為身處田間的湖南一布衣，他所了解的很多信息是道聽途說輾轉得來的，因而他對許多事情的判斷很不準確，有時還顯得相當的可笑。如楊度認為義和團將戰勝八國侵略軍，“吾策洋人之必敗”。他所擔心的是無法安置擊敗洋人的義和團，“倚功恃眾，無以封之，外侮既退，彼生心矣。天下之揭竿而起者皆其黨也。”很顯然楊度的這些判斷距離事實的真相太遠。當停戰議和的消息傳來，楊度積極為即將奔赴行在的好友夏午詒出謀劃策，“度天下大事，為朝廷計，惟合川楚為一家，乃可有為。以川之財，濟楚之兵，則富強甲天下矣。”楊度對自己的謀略雖相當自負，而這其實隻是毫無實際可行性的大言空論。
1900（庚子）年的晚清政局凋敝破落，災難頻仍。這一年的楊度由於誌業抱負無由施展而鬱鬱寡歡，個人生活相當的不如意。或許是 1898（戊戌）年會試敗北，功名富貴遙遙無期，楊度的母親也變得格外嚴厲，經常斥責他。有一次楊度因夏日酷暑輟課，遂在一天中遭受母親的兩次“怒責”，“以年將三十，迄無成立，聞之悲悚。”楊度因父親早逝，寡母含辛茹苦撫養三兄妹長大成人，自小即對母親極為孝敬。楊度因自己“修名不立”，惹母親不快，心情甚是苦悶彷徨，“忽覺滿目蒼茫，欲作窮途之哭。人以我為曠達，不知直以眼淚洗麵，士不得誌，豈不悲哉！”不管楊度自以為才能如何超邁常人，但在他沒有取得讓母親滿意的功業之前，看來遭受斥責是避免不了的。早晨起床稍晚了一會，“母甚怒，泣謝乃解。”晚上睡覺時慨歎居貧無以養親，既無法讓母親高興，自己也無顏麵以立於天下。“夜睡夢啼醒，遂於邑不能自止。”天明時雖非常疲勞，怕又因晚起惹母親生氣，“遂收淚而起。”
蝸居鄉間，哀歎自己是“英俊沉下僚”的楊度，在尋求著一展長才的機會。同前幾年相比，楊度對西學的態度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現存楊度1900（庚子）年的日記雖隻有半年，卻已充分表明楊度對西學具有越來越濃厚的興趣。這年八月份楊度翻閱了廣東名儒朱一新的《無邪堂答問》，認為“頗多通論”，不僅認真地閱讀思考，而且在日記中作了大量的抄錄。對勘《楊度日記》和《無邪堂答問》可以清楚地看出，楊度在日記中抄錄的全部是有關新學的內容，屬於傳統學問方麵的內容一概沒有抄錄。朱一新討論西學、西法以及具有大量新知識的邊防輿地之學的部分，無一例外地都引起了楊度的興趣，他幾乎把這些內容全文抄入日記。如近兩萬字的《論景教流行中國碑》，楊度一字不落的抄在日記裏。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中引用的許多書籍可能是楊度以前從未看到的，譬如《外國地理備考》、《瀛環誌略》、《海國圖誌》、《航海述奇》、《外國史略》、《列國歲計政要》、《萬國史記》、《中西紀事》、《幾何原本》、《指迷闡原》等。朱一新認為西學和西教源出中土的看法，以及他對西方民主和鐵路作用等許多問題的評論，有些不僅不正確，而且還顯得相當的荒謬，但這也恰恰適合楊度當時的接受水平。即便朱一新的西學知識並不高明，《無邪堂答問》中所談論的這些西學觀念和世界地理、曆史知識對楊度的思想肯定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自此之後，楊度對西學的興趣更加濃厚。
楊度的伯母攜堂弟等人返鄉居住以躲避戰亂，楊度在家設塾出任兩位堂弟的老師，他不僅積極地向懂得英文的堂弟學習英文字母，還同堂弟一起向延聘來教導堂弟的老師學習算術和開平方，讚歎算術“其理玄邃，不可思議矣。”楊度受西學的影響愈來愈大，開始向脫離傳統學問藩籬的路上迅跑。
§§第二章 由傳統士紳向新式知識分子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