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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楊度的科舉仕進和鄉紳生活
（一）楊度的家世與師承
1875年1月10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楊度出生於湖南湘潭鄉村，原名承瓚，後自取名為度，號皙子。楊度出生時的清朝政府在經過內憂外患後，政局發生了千古未有之變動，曾國藩和以他為首的湘軍集團在平定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勢力突兀崛起，開本朝創局以馴致中興，由此“天下幾成湖南人之天下”。楊度的父祖輩都是湘軍集團的成員。他的祖父楊禮堂，在湘軍興辦之初，就應募入伍，隸屬於李續賓部，於1858年（鹹豐八年）在安徽三河鎮戰役中陣亡。楊禮堂共有四子，其中第二、三子早年去世，長子名楊瑞生，第四子楊懿生是楊度的父親。楊度的伯父楊瑞生在十五歲時就隨父參軍打仗，父死後因襲父職，後因戰功累遷至總兵，鎮守歸德、朝陽等地。楊懿生雖天分很高，但身體羸弱，且好與友朋詩酒往還，家計生活多靠哥哥幫助。楊瑞生幫楊度的父親捐了個候補縣官，後又把他介紹到曾國荃幕中司職文書，楊懿生一段時間後即因飲酒過多吐血而抱病，1884年（光緒十年）去世於江南。楊度的父親去世後，其寡母李氏，撫養著三個幼小的孩子，靠著楊度伯父的接濟過活。
楊度自小聰穎過人，在私塾讀書過目不忘，少小有大誌，被人目為神童。楊度十三、四歲時從學於一代名儒王闓運，受王闓運影響極深，成了王闓運極為賞識的嫡傳弟子。王闓運初見楊度時，就讚其為少年才俊，再加上楊度聰明絕頂而又勤奮刻苦，視楊度為自己的衣缽傳人，傾己所有盡心傳授楊度。楊度天資聰穎讀書努力，加上名師的耳提麵命，年紀輕輕就打下了深厚的傳統學問根柢。
王闓運為有清一代學士文人最後之靈光，不僅為大文豪，且以一代名士見重於當時，“舉凡四千年之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其蘊蓄造詣之深，可於《湘軍誌》、《莊子注釋》、《湘綺樓文集》，及其他等身之著作中見之。出其門下者頗多，皆一時之俊秀也。”。王闓運以知兵自負，好談大略，自謂平生誌願，滿腹經綸，不得施展，每嗟感遇。他在給左宗堂的一封信中說：
故今世真能求賢者，闓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
另在與一朋友書中亦雲：
陳伯嚴來，述尊論，見許為霸才，不勝感激。自來曾、胡、左、丁、肅、潘、閻、李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許其經濟，從無賞其縱橫。嚐有自挽聯雲：“春秋表僅傳，正有佳兒學詩禮；縱橫誌不就，空留高詠滿江山。”蓋其自負別有在也。而麾下一見便能道其衷曲，曷名欽佩！
楊度跟隨這樣的一個大學者大名士從學多年，經常抵足而眠聽老師談中興諸公事，不僅學問大增，在狂傲自負、睥睨群倫等諸多方麵亦不讓乃師，慨然有經營天下之誌。
楊度是不幸的，由於父親在他十歲時就已去世，童年時沒能受到太多父愛的照顧與關懷。楊度又很幸運，因為有一個視他如己出的伯父。楊度的伯父長期擔任總兵之職，有遠見且又有足夠的財力照料楊度一家，使楊度的幼年生活與讀書並沒受太大的影響。楊度與有“撫孤之德”的伯父感情極深，為伯父奔喪事頗能說明這一點。楊度第二次在日留學期間得知伯父去世的消息後，當日即回國奔喪，其挽伯父聯為：
平生恩義，未忍追思，從茲落落一身，悵望出門誰念我？
國事棲皇，曾何所補，徒使悠悠千載，羈遲遊子恨終天。
楊度對伯父的深痛追思及感恩之情溢於言表，在此聯中表達無遺。
（二）由科考成為上層士紳
楊度的早期生活，處於前述科舉製度變革的第一階段，雖然中西文化大規模接觸已達半個世紀之久，但傳統社會結構基本未變，西學影響主要局限在通商口岸地區。科舉製度依然發揮著整合社會、提供上升渠道的作用，科舉仕進還是當時讀書人最主要的出路。尤其是在內陸腹地，西力東侵與西學傳播所打下的烙印並不深，絕大多數讀書人的思維和生活主要受以儒學為主導的價值體係規範著。紳士階層仍然是近代中國社會構成的核心和中堅，他們具有人們所公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特權以及各種權力，並有著特殊的生活方式。國家一方麵依賴紳士階層來控製和管理社會，並依賴於它提供行政官員，另一方麵通過相對公平的科舉製度，為社會成員提供一個上升性的加入紳士集團的渠道，在製度上對紳士加以節製並以此來保持社會的穩定。這種製度的節製與意識形態的控製雙管齊下，因此紳士同國家的關係有雙重性質，即支撐著國家，又為國家所控製。雖然科舉製度並不平等，但人們通常認為它有一種“平等精神”，這種認識與確實存在的某種社會地位的變動性兩者一起，有助於穩定社會和維持既定的狀況。
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生活於湖南鄉村的楊度自然也是沿著科舉之路，竭力想成為紳士集團的一員了。楊度的伯父在外居官多年，深諳科舉捷徑，為了使楊度的進學之路更加順暢，在1892年（光緒十八年）為其捐了監生的功名，使楊度靠“異途”成為下層紳士集團的一員。這樣楊度就不用參加競爭激烈的生員考試，直接獲得參加鄉試的資格，並且可以在中舉可能性更大的順天府參加鄉試，這無疑為他科舉仕進之途鋪平了道路。楊度不負眾望，1894 年（光緒二十年），年僅二十歲時中順天鄉試第五十五名舉人，成為受人尊敬的“正途”出身的上層紳士。
據張仲禮的統計分析表明，在各級科舉考試中士子中榜時的平均年齡，生員約為24歲，舉人約為30歲，進士約為35歲，對一個幸運者來說，從生員升至進士，平均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應考，而更多的人則可能是終生考試不售。相對而言，在整個科舉製度的三級考試中，鄉試是最難通過的一關，通過鄉試即可由下層紳士儕身於上層紳士的行列。“舉人的功名是儒林中地位高的一種標誌，這一等級防範嚴密，任何時候都不容鬻賣的侵害。”因此同絕大多數紳士階層的人相比，楊度是極為幸運的一個。他不僅在年僅二十歲時就順利通過鄉試，而且師從名滿天下的文豪王闓運問學，呈現在他麵前的是一個非常光明的前景。楊度少年中舉的春風得意，設想中的美好前程，助長了他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風。此時的楊度躊躇滿誌，甚至以“山中宰相”自居，有攬轡澄清天下之誌。
（三）楊度作為一名紳士的社會活動
楊度中舉後成為上層紳士集團中的一員，他的交遊與治學又上了一個新台階。現有的楊度早年日記，恰好提供了他剛登上新台階的的寶貴史料。現存楊度從1896 年到 1900年（光緒二十二年到光緒二十六年）的早期生活日記，翔實記載了他的湖南鄉居生活，精彩生動地描述了楊度在19世紀末作為一個湖南鄉紳的生活實錄全景，呈現了一個有經營天下之誌的青年才俊的讀書交遊情況，從這些寶貴的資料中可以窺見其活躍於政治舞台前的思想行動脈絡。楊度早年日記所反映的楊度生活和文化思想狀況，是考察19世紀末社會政治變動的一個樣板，而且通過這種微觀研究的個體實證分析，也提供了一個檢測上述宏觀概述的具體例證。
紳士群體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構成中是一個居於領袖地位和享有各種特權的社會階層，平時的日常活動主要是讀書應試，此外還承擔了大量的社會職責，視自己家鄉的福利增進和利益保護為己任。在政府官員麵前，他們代表了本地的利益，承擔許多公益活動，如排解鄰裏糾紛、興修水利工程、組織地方團練等，並且擔負起文化上的領袖作用，是儒學社會價值觀念的承擔者和傳播者。
楊度在家鄉居期間除讀書治學交遊之外，也是盡職盡責地履行著其應該擔負的社會使命。當時紳士所享有的特權之一是，當家族祭祖時，身為紳士的家族成員就特別被推崇為族中領袖人物，某些家族的族規還明確規定，每年一度的各種祭禮必須由有紳士身份者主持。楊度在 1897（丁酉）年家族祭祀時，雖沒有出任主祭，卻對祭祀時的禮製安排有相當的發言權，“夜與八叔祖論作光公祠禮製”，“清檢饗堂器物”。到1899年時，楊度出任家族祭祀時的主祭，期間主持算結祠堂花費，重新選派祠堂總理，並向戀棧的原總理“厲色以索所捐田契、屋基契，”在群為緩頰的情況下，“乃許其還家取交，尋皆送來。”
紳士作為地方上的頭麵人物，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司法權，但他們對在家族和地方上發生的糾紛有相當大的發言權，並且具有衛護傳統綱常倫紀的職責。楊度在主祭期間，主持調停了家族內一戶的分田析產，成功地化解了矛盾，達到了田產均分的目的。此外，楊度對不尊重族中長輩的“刺頭兒”，不僅“怒責之”，而且有行使家法的權力，“聞作霖語益無狀，侵及八太爺，怒欲笞之於祠，”“涕泣叩頭謝罪，猶欲笞之，以正家法。”在眾人勸說下，才暫且饒恕了他。他雖然用“撥亂反正”之法，把紛繁複雜的家族矛盾都一一化解，但在夜月獨遊時，仍有些許感慨，“旬朔以來，日與人接，則皆撥亂之世，至是獨遊，居然太平之世，亦一笑也。”
楊度身為當地一名有相當地位的紳士，除要應對處理家族內的事務之外，對地方上的諸多事務亦較為關心。1896（丙申）年正月，楊度與一位朋友談起當地因長時期不下雨，致使野有饑民，於是“思設法以萌其亂心，約與倡議富室派穀，平糶濟貧，責重都甲團總，各安所轄，如有流民入臨境者，彼境稟控甲總，冀互相聯絡，以安一鄉，俟期會都甲團總言之。”對這次可能因旱而致亂的災荒設想了周密的解決辦法，並在幾天後為當地百姓撰寫祈雨的《祭鄉神胡公文》：
古者，天旱不雨則禱於山川、神坻，將以民生饑苦之狀，流離號救之聲，默達神慈，以為乞命者也。…尊神為一鄉所欽瞻，生民所寄命，使年穀不登，鄉閭流散，饑病困苦，如前所雲。民以神為父母，神以民為赤子，顧此孩提，其能忍乎？如此鄉之民，作孽尚淺，非無可活之理，則祈更賜以雨，使得安業，以終神之德。
從這一事情可以看出，楊度在認真履行著一個地方紳士應負的職責，按照古已有之的方式，麵對幹旱洪澇等自然災害，除積極平糶濟貧萌其亂心外，亦隻能敬天祭神，求為鄉民欽瞻寄命的鄉神賜雨降福。很顯然楊度尚未感受到時代變局的影響，在通商口岸地區傳布很久的西學科技書籍他仍沒有接觸到，和以往的鄉村紳士並沒什麽差別。
在19世紀上半期，中國政治社會局勢還相對安定，清政府有效地控製著軍隊和治安力量，但是在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之後，由於政府軍隊的腐敗，紳士逐漸成為地方武裝組織團練的軍事首領。上層紳士通常負責地方團練的組織和籌款，並且擁有較大的控製權，而下層紳士在地方團聯組織中擁有的控製權則相對較小。1900（庚子）年清政府政局動蕩不安，各地紛紛倡議興辦團練，作為一名有治國安邦之宏願的地方紳士，楊度也積極參與了當地興辦團練的活動。對大多數人練團隻為保身家的想法，楊度斥為“淺論”，他對興辦團練有一宏大的設想：
度意欲以五百人三月一換，盡遣再募，一年而得兩千人。三月之中，令寶生切實訓練，其意不重練兵，而重求將，才具長短，心地狡樸，三月必可盡知。十中得一，三月而得五十人，一年而得二百人，天下有事，將此二百人者，盡為偏裨，立地招募，一呼成軍，一營布以五人，營官一，哨官四，一營五人，十營五十人，二百裨將可成四十營，人滿兩萬矣。即得其半，不猶多於江東八千乎？況未必僅一年也。偏裨得力，臂指相使，雖招市人，亦不練而自整。
在設想這一辦法之初，楊度豪情滿懷，對未來有著極為美好的憧憬，想借此次興辦團練之機，練成他日自己經營天下的根本人才，“曾侯初起，兵數猶不及此，而能橫行天下，況濟之以時勢，任之以權力乎？”但楊度多日為此奔波，卻毫無頭緒。一方麵是“湘潭人多市儈氣，避費避事”，任事諸公無“任事意”，而楊度本人在興辦團練的決策權上所能起到的影響又極為有限，他的這一遠大計劃隻得落空，楊度也認識到“論團練事，徒兒戲身”，最後就不再參加興辦團練的活動。
1875年1月10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楊度出生於湖南湘潭鄉村，原名承瓚，後自取名為度，號皙子。楊度出生時的清朝政府在經過內憂外患後，政局發生了千古未有之變動，曾國藩和以他為首的湘軍集團在平定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勢力突兀崛起，開本朝創局以馴致中興，由此“天下幾成湖南人之天下”。楊度的父祖輩都是湘軍集團的成員。他的祖父楊禮堂，在湘軍興辦之初，就應募入伍，隸屬於李續賓部，於1858年（鹹豐八年）在安徽三河鎮戰役中陣亡。楊禮堂共有四子，其中第二、三子早年去世，長子名楊瑞生，第四子楊懿生是楊度的父親。楊度的伯父楊瑞生在十五歲時就隨父參軍打仗，父死後因襲父職，後因戰功累遷至總兵，鎮守歸德、朝陽等地。楊懿生雖天分很高，但身體羸弱，且好與友朋詩酒往還，家計生活多靠哥哥幫助。楊瑞生幫楊度的父親捐了個候補縣官，後又把他介紹到曾國荃幕中司職文書，楊懿生一段時間後即因飲酒過多吐血而抱病，1884年（光緒十年）去世於江南。楊度的父親去世後，其寡母李氏，撫養著三個幼小的孩子，靠著楊度伯父的接濟過活。
楊度自小聰穎過人，在私塾讀書過目不忘，少小有大誌，被人目為神童。楊度十三、四歲時從學於一代名儒王闓運，受王闓運影響極深，成了王闓運極為賞識的嫡傳弟子。王闓運初見楊度時，就讚其為少年才俊，再加上楊度聰明絕頂而又勤奮刻苦，視楊度為自己的衣缽傳人，傾己所有盡心傳授楊度。楊度天資聰穎讀書努力，加上名師的耳提麵命，年紀輕輕就打下了深厚的傳統學問根柢。
王闓運為有清一代學士文人最後之靈光，不僅為大文豪，且以一代名士見重於當時，“舉凡四千年之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其蘊蓄造詣之深，可於《湘軍誌》、《莊子注釋》、《湘綺樓文集》，及其他等身之著作中見之。出其門下者頗多，皆一時之俊秀也。”。王闓運以知兵自負，好談大略，自謂平生誌願，滿腹經綸，不得施展，每嗟感遇。他在給左宗堂的一封信中說：
故今世真能求賢者，闓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
另在與一朋友書中亦雲：
陳伯嚴來，述尊論，見許為霸才，不勝感激。自來曾、胡、左、丁、肅、潘、閻、李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許其經濟，從無賞其縱橫。嚐有自挽聯雲：“春秋表僅傳，正有佳兒學詩禮；縱橫誌不就，空留高詠滿江山。”蓋其自負別有在也。而麾下一見便能道其衷曲，曷名欽佩！
楊度跟隨這樣的一個大學者大名士從學多年，經常抵足而眠聽老師談中興諸公事，不僅學問大增，在狂傲自負、睥睨群倫等諸多方麵亦不讓乃師，慨然有經營天下之誌。
楊度是不幸的，由於父親在他十歲時就已去世，童年時沒能受到太多父愛的照顧與關懷。楊度又很幸運，因為有一個視他如己出的伯父。楊度的伯父長期擔任總兵之職，有遠見且又有足夠的財力照料楊度一家，使楊度的幼年生活與讀書並沒受太大的影響。楊度與有“撫孤之德”的伯父感情極深，為伯父奔喪事頗能說明這一點。楊度第二次在日留學期間得知伯父去世的消息後，當日即回國奔喪，其挽伯父聯為：
平生恩義，未忍追思，從茲落落一身，悵望出門誰念我？
國事棲皇，曾何所補，徒使悠悠千載，羈遲遊子恨終天。
楊度對伯父的深痛追思及感恩之情溢於言表，在此聯中表達無遺。
（二）由科考成為上層士紳
楊度的早期生活，處於前述科舉製度變革的第一階段，雖然中西文化大規模接觸已達半個世紀之久，但傳統社會結構基本未變，西學影響主要局限在通商口岸地區。科舉製度依然發揮著整合社會、提供上升渠道的作用，科舉仕進還是當時讀書人最主要的出路。尤其是在內陸腹地，西力東侵與西學傳播所打下的烙印並不深，絕大多數讀書人的思維和生活主要受以儒學為主導的價值體係規範著。紳士階層仍然是近代中國社會構成的核心和中堅，他們具有人們所公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特權以及各種權力，並有著特殊的生活方式。國家一方麵依賴紳士階層來控製和管理社會，並依賴於它提供行政官員，另一方麵通過相對公平的科舉製度，為社會成員提供一個上升性的加入紳士集團的渠道，在製度上對紳士加以節製並以此來保持社會的穩定。這種製度的節製與意識形態的控製雙管齊下，因此紳士同國家的關係有雙重性質，即支撐著國家，又為國家所控製。雖然科舉製度並不平等，但人們通常認為它有一種“平等精神”，這種認識與確實存在的某種社會地位的變動性兩者一起，有助於穩定社會和維持既定的狀況。
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生活於湖南鄉村的楊度自然也是沿著科舉之路，竭力想成為紳士集團的一員了。楊度的伯父在外居官多年，深諳科舉捷徑，為了使楊度的進學之路更加順暢，在1892年（光緒十八年）為其捐了監生的功名，使楊度靠“異途”成為下層紳士集團的一員。這樣楊度就不用參加競爭激烈的生員考試，直接獲得參加鄉試的資格，並且可以在中舉可能性更大的順天府參加鄉試，這無疑為他科舉仕進之途鋪平了道路。楊度不負眾望，1894 年（光緒二十年），年僅二十歲時中順天鄉試第五十五名舉人，成為受人尊敬的“正途”出身的上層紳士。
據張仲禮的統計分析表明，在各級科舉考試中士子中榜時的平均年齡，生員約為24歲，舉人約為30歲，進士約為35歲，對一個幸運者來說，從生員升至進士，平均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應考，而更多的人則可能是終生考試不售。相對而言，在整個科舉製度的三級考試中，鄉試是最難通過的一關，通過鄉試即可由下層紳士儕身於上層紳士的行列。“舉人的功名是儒林中地位高的一種標誌，這一等級防範嚴密，任何時候都不容鬻賣的侵害。”因此同絕大多數紳士階層的人相比，楊度是極為幸運的一個。他不僅在年僅二十歲時就順利通過鄉試，而且師從名滿天下的文豪王闓運問學，呈現在他麵前的是一個非常光明的前景。楊度少年中舉的春風得意，設想中的美好前程，助長了他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風。此時的楊度躊躇滿誌，甚至以“山中宰相”自居，有攬轡澄清天下之誌。
（三）楊度作為一名紳士的社會活動
楊度中舉後成為上層紳士集團中的一員，他的交遊與治學又上了一個新台階。現有的楊度早年日記，恰好提供了他剛登上新台階的的寶貴史料。現存楊度從1896 年到 1900年（光緒二十二年到光緒二十六年）的早期生活日記，翔實記載了他的湖南鄉居生活，精彩生動地描述了楊度在19世紀末作為一個湖南鄉紳的生活實錄全景，呈現了一個有經營天下之誌的青年才俊的讀書交遊情況，從這些寶貴的資料中可以窺見其活躍於政治舞台前的思想行動脈絡。楊度早年日記所反映的楊度生活和文化思想狀況，是考察19世紀末社會政治變動的一個樣板，而且通過這種微觀研究的個體實證分析，也提供了一個檢測上述宏觀概述的具體例證。
紳士群體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構成中是一個居於領袖地位和享有各種特權的社會階層，平時的日常活動主要是讀書應試，此外還承擔了大量的社會職責，視自己家鄉的福利增進和利益保護為己任。在政府官員麵前，他們代表了本地的利益，承擔許多公益活動，如排解鄰裏糾紛、興修水利工程、組織地方團練等，並且擔負起文化上的領袖作用，是儒學社會價值觀念的承擔者和傳播者。
楊度在家鄉居期間除讀書治學交遊之外，也是盡職盡責地履行著其應該擔負的社會使命。當時紳士所享有的特權之一是，當家族祭祖時，身為紳士的家族成員就特別被推崇為族中領袖人物，某些家族的族規還明確規定，每年一度的各種祭禮必須由有紳士身份者主持。楊度在 1897（丁酉）年家族祭祀時，雖沒有出任主祭，卻對祭祀時的禮製安排有相當的發言權，“夜與八叔祖論作光公祠禮製”，“清檢饗堂器物”。到1899年時，楊度出任家族祭祀時的主祭，期間主持算結祠堂花費，重新選派祠堂總理，並向戀棧的原總理“厲色以索所捐田契、屋基契，”在群為緩頰的情況下，“乃許其還家取交，尋皆送來。”
紳士作為地方上的頭麵人物，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司法權，但他們對在家族和地方上發生的糾紛有相當大的發言權，並且具有衛護傳統綱常倫紀的職責。楊度在主祭期間，主持調停了家族內一戶的分田析產，成功地化解了矛盾，達到了田產均分的目的。此外，楊度對不尊重族中長輩的“刺頭兒”，不僅“怒責之”，而且有行使家法的權力，“聞作霖語益無狀，侵及八太爺，怒欲笞之於祠，”“涕泣叩頭謝罪，猶欲笞之，以正家法。”在眾人勸說下，才暫且饒恕了他。他雖然用“撥亂反正”之法，把紛繁複雜的家族矛盾都一一化解，但在夜月獨遊時，仍有些許感慨，“旬朔以來，日與人接，則皆撥亂之世，至是獨遊，居然太平之世，亦一笑也。”
楊度身為當地一名有相當地位的紳士，除要應對處理家族內的事務之外，對地方上的諸多事務亦較為關心。1896（丙申）年正月，楊度與一位朋友談起當地因長時期不下雨，致使野有饑民，於是“思設法以萌其亂心，約與倡議富室派穀，平糶濟貧，責重都甲團總，各安所轄，如有流民入臨境者，彼境稟控甲總，冀互相聯絡，以安一鄉，俟期會都甲團總言之。”對這次可能因旱而致亂的災荒設想了周密的解決辦法，並在幾天後為當地百姓撰寫祈雨的《祭鄉神胡公文》：
古者，天旱不雨則禱於山川、神坻，將以民生饑苦之狀，流離號救之聲，默達神慈，以為乞命者也。…尊神為一鄉所欽瞻，生民所寄命，使年穀不登，鄉閭流散，饑病困苦，如前所雲。民以神為父母，神以民為赤子，顧此孩提，其能忍乎？如此鄉之民，作孽尚淺，非無可活之理，則祈更賜以雨，使得安業，以終神之德。
從這一事情可以看出，楊度在認真履行著一個地方紳士應負的職責，按照古已有之的方式，麵對幹旱洪澇等自然災害，除積極平糶濟貧萌其亂心外，亦隻能敬天祭神，求為鄉民欽瞻寄命的鄉神賜雨降福。很顯然楊度尚未感受到時代變局的影響，在通商口岸地區傳布很久的西學科技書籍他仍沒有接觸到，和以往的鄉村紳士並沒什麽差別。
在19世紀上半期，中國政治社會局勢還相對安定，清政府有效地控製著軍隊和治安力量，但是在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之後，由於政府軍隊的腐敗，紳士逐漸成為地方武裝組織團練的軍事首領。上層紳士通常負責地方團練的組織和籌款，並且擁有較大的控製權，而下層紳士在地方團聯組織中擁有的控製權則相對較小。1900（庚子）年清政府政局動蕩不安，各地紛紛倡議興辦團練，作為一名有治國安邦之宏願的地方紳士，楊度也積極參與了當地興辦團練的活動。對大多數人練團隻為保身家的想法，楊度斥為“淺論”，他對興辦團練有一宏大的設想：
度意欲以五百人三月一換，盡遣再募，一年而得兩千人。三月之中，令寶生切實訓練，其意不重練兵，而重求將，才具長短，心地狡樸，三月必可盡知。十中得一，三月而得五十人，一年而得二百人，天下有事，將此二百人者，盡為偏裨，立地招募，一呼成軍，一營布以五人，營官一，哨官四，一營五人，十營五十人，二百裨將可成四十營，人滿兩萬矣。即得其半，不猶多於江東八千乎？況未必僅一年也。偏裨得力，臂指相使，雖招市人，亦不練而自整。
在設想這一辦法之初，楊度豪情滿懷，對未來有著極為美好的憧憬，想借此次興辦團練之機，練成他日自己經營天下的根本人才，“曾侯初起，兵數猶不及此，而能橫行天下，況濟之以時勢，任之以權力乎？”但楊度多日為此奔波，卻毫無頭緒。一方麵是“湘潭人多市儈氣，避費避事”，任事諸公無“任事意”，而楊度本人在興辦團練的決策權上所能起到的影響又極為有限，他的這一遠大計劃隻得落空，楊度也認識到“論團練事，徒兒戲身”，最後就不再參加興辦團練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