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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楊度早期生活階段的時代背景
（一）科舉製度阻礙了西學新知的傳播
英帝國主義發動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把中國拖入了不平等條約時代，自此之後，西教、西學隨著東侵的西力，源源不斷的輸入中國。清政府為擺脫內憂外患的危機，開始設立機器局、船政局、輪船招商局等近代軍事和民用工業，希望以此達致富強的目的。同時為了適應變化的新形勢，在政教文化上亦有相當改變。但這些新變化並未形成太大的衝擊力量，促使清政府改弦更張，清政府隻是采取“納新不變舊”的措施，仍致力於維護傳統社會的舊秩序。
由於清政府規模巨大，疆域遼闊，當時的交通及通訊條件都極為落後，西方政教文化影響所及，大多僅限於通商口岸地區，清政府最大地域範圍內的最大多數的士大夫及讀書人仍停留在以往的思維方式上。正如著名社會學家列維所指出，“在來自外部的刺激麵前，規模巨大的社會往往會表現出一種麻木不仁的態度。除非從內部形成進行大規模社會變遷的自覺意識，否則外部因素的作用是很難對其發生作用的。”更何況中國是一個有著高度發達文明的大帝國，輝煌的曆史和燦爛的文化都使它沉浸於維護舊日的輝煌，這些因素無疑都強化了清政府對外來新文化衝擊的遲鈍、麻木和固執。
有很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沒有注意到或者說是沒有充分考慮西方影響的程度在不同的區域其實差別很大，往往把住在通商口岸地區，受到西方文化較多影響的個別人物的思想狀況，看作是廣大讀書人都具有的情況。以此來評論晚清人物的進步或落後，思想的激進或保守，難免會給人隔靴撓癢之感，並未有找出問題的本質所在。
使晚清的沿海和廣大內地之間形成巨大差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原因是晚清政府仍然實行傳統的科舉考試，這也是晚清政府在 19 世紀末徘徊不前、近代化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羅茲曼等人在比較中日兩國在近代的不同命運時，看到了科舉製度對中國士紳接受西學新知的阻礙作用：
倘若當初清廷能把時局和西學問題放入科舉考試的內容，那本來是能對接觸西方後所帶來的各種困境，喚起更大警覺性的。但這樣做並非易事，因為每個士子都為應試而在現行的考題上下了幾十年的功夫，而每個官員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也完全是由於過去在這些傳統的老題目上考過來的。何況向在野士子征求對國事問題的意見也不符合朝廷本身的利益。科舉考試加進純科學的內容，其困難程度倒不大。確實，最早的改良運動就曾在科舉考試中加了一份任選的數學試卷。但是，當時中國沒有工業或研究機構來雇傭科學家，抽象的科學研究究竟是否有用，亦頗值得懷疑。由於同樣的原因，19世紀末出現的由政府和教會開辦的專門學校，很難招收到質量較高的學生。最受人尊敬的職業是當官，但官途的大門對於這些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是關閉的，其他能發揮他專長的出路又幾乎沒有。這種情況與明治時期的日本形成鮮明的對照，日本政府當時迅速地把官員的選拔與現代教育學曆緊緊地聯係起來。
自然條件相差巨大的晚清中國，許多地方生活習性截然相異，再加上交通及通訊條件都極為落後，仍然沿襲著以往的水路運輸或者陸路的驛路交通，即便在19世紀末期，修築的有限幾條鐵路、開辟的近代輪船航運和架設的電報，惠及的人數並不太多，人員往來和思想傳播均不太方便。即使沿海地區發生嚴重的外患和兵災，甚至國都被攻陷與皇帝外逃熱河的重大事故，對廣大的內陸省份的衝擊並不是很大，內陸廣大人民生活仍然如故，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騷擾，這樣的情況自然很難在廣大士紳階層中激發起同仇敵愾的共同信念。紳士精英階層傳統的天下外夷觀念，並未有什麽改變，虛驕自大的心理並未祛除，鄙視外人以天朝大國臣民自居的想法仍然是最普遍的情況。相反，真正認識到西方列強絕非傳統的蠻夷，看清中國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真相的官紳，卻成了少數的另類。如魏源、鄭觀應、馮桂芬、郭嵩燾、王韜、何啟、胡禮垣等人，他們或是在經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勇於接受不敵洋“夷”的事實，或是生活於通商口岸較早接觸了西學，或是出使西洋得以親眼目睹西洋文明之繁盛，或是在西洋化的殖民地接受西學教育。他們雖然大多都對傳統的儒學造詣精深，但一旦對西方文化有相當的了解後，都不約而同的提倡向西方學習。可惜的是，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下，在全社會的價值觀念依然以傳統的科舉製為導向的時候，他們很顯然隻能是孤獨的少數群體，就思想影響和社會地位而言，毫無疑問的處於社會的邊緣，他們微弱的影響力量自然無法改變主流群體對於西方衝擊的錯誤反應與依然故我的狹隘偏見。
對西方文化有較多接觸，卻頑固地仍視西洋人為蠻夷，拒絕向西方學習的真正保守派自然有不少。但我認為更多的把西洋人認為是傳統蠻夷，反對近代化西式變革的所謂保守派，很可能是壓根就沒閱讀過、思考過西學書籍，也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紳士精英，他們和那些了解西方文化的少數精英，其實是按照不同的價值標準、思想觀念來評判分析問題，也可說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精神世界裏。如簡單地對他們按照激進或保守的標準來劃分，自然很難爭辯出事實的真相。
（二）受科舉製度束縛的精英階層
同民主政治社會相比，專製政治社會中的領導人對國家的影響更大，有時甚至起決定作用。毫無疑問，晚清政府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傳統社會，令人扼腕長歎的是，執掌國家大權半個世紀之久，幾乎決定整個國家命運的最高領導人是一位善於玩弄權術而無革新眼光的慈禧太後。慈禧太後頗具綜治之才，擅駕馭之術，總攬政權，君臨天下，靠操縱派係、玩弄平衡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其才力雖足以控馭群下於一時，其學識則遠不能為國家謀發展。
其實像慈禧太後這種貪圖權力及享受的領導人物極為常見，但在社會大變革時代掌握統領大權，對整個國家帶來的嚴重後果，不問也就可知了。對當時發展阻礙更大的是，自慈禧太後以下的整個領導階層，除了久經外事、通曉洋務的李鴻章等洋務派人士外，大多數仍為科舉正途出身的傳統紳士，“彼等大都與外國人少有接觸，對於中西實力之懸殊，頗為無知，亦幾於無法想象。惟見外人之活躍強橫，無孔不入，而我方則遷就屈辱，勉求息事，憤懣莫名，遂自然歸咎於當軸大臣之畏怯無能，甚而詆為漢奸。中外有事，此輩則攘臂言戰，迨事不利，則歸之於用人不當。”恰好是這些人構成了晚清統治階層的主體部分，這也說明了為什麽幾乎所有的洋務舉措都有大批人反對，革新成效乏善可陳的原因。
當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大多數都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和判斷標準時，很難把他們說成是守舊派或是保守派，因為守舊或保守的帽子往往會遮蔽住我們的視野，使我們不再去深入思考造成如此“守舊”亦或“保守”的根源。在19世紀晚清時期，很多反對洋務的士大夫其實非為“保守”，而是他們的視野被科舉製度籠罩著，思想還為正統思想所束縛。也就是說，保守的根子在一直實行的科舉製度上。
直至19世紀末，晚清領導階層和精英群體的主要來源仍是通過科舉製度選拔上來的、信奉儒家思想的傳統紳士。當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依然沿襲著傳統的科舉考試所規範的模式時，一般有才智的讀書人，在未得科名之前，最為關注和最為致力的當然為能否揚名科場。倘能成為舉人、高中進士，自己既可獲得進身之階，成為國家官員，又可借此光宗耀祖，撈取錢財，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在這種思想指引下，對科考毫無裨益的西學知識自然不在關注的中心，或竟認為根本不值得關注亦屬難免。一旦儕身於縉紳之列，也同樣會奉傳統價值標準為圭臬，謀求升官發財，而不願成為社會主流譏笑唾罵的趨新揚西之人。
當整個社會中絕大多數的精英群體仍然執著於固有的文化學術和價值係統時，很難想象在社會中會形成大規模接受近代化變革的社會風氣。中國的固有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養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優越感，雖在文化內部的確有求變求新的適應社會變化的思潮產生，但很難衝破這一沿襲千年之久、在傳統農業社會行之有效的精致文化體係。中國固有文化的評價標準，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具有顯著的人文主義傾向，重道德輕物質，重倫理輕技術，重思考輕勞動，重家族而缺乏國家意識（梁啟超所說“隻知有天下不知有國家”是從國家觀念而言）。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正統士紳自然對奇巧技藝為主的洋務事業所不屑了，再加上經辦洋務的人員，多是出身雜流，又常經手巨款，貪汙在所不免，更使正統紳士不僅不屑，而且還極力反對了。
（三）19世紀後半期科舉製度的緩慢變化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除外國傳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區辦有幾個教會學校和印書館外，清政府本身在科舉製度和教育係統方麵未作任何改變。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中外交涉，並開辦京師同文館，教授外國語言文字，這可稱之為中國近代學校的先聲。著名思想家馮桂芬當時看到科舉製度對學習西學的阻礙作用，於1861年提議，開辦的同文館要和科舉製度相銜接：
推廣同文館之法，令上海、廣州仿照辦理，各為一館，募近郡年15歲以下之潁悟誠實文童，聘西人如法教習，仍兼聘品學兼優之舉貢生監，兼課經史文藝，不礙其上進之路，三年為期，學習有成，調京考試，量予錄用。
馮桂芬的建議沒有發揮什麽作用。幾年以後，關於科甲正途人員入同文館學習天文、算學的建議在朝野引發巨大爭論。大學士倭仁反對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認為“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藝。”雖然倭仁的這種“禮儀製敵論”遭到駁斥，但同文館“無複有投考者”。
這一階段的通商口岸地區成為西學傳播的主要基地，西學傳播迅速，新式學校持續增多，報紙、雜誌陸續開辦，譯書機構和翻譯西書廣為增加，但因科舉製度未變，西學影響主要局限於通商口岸地區。清政府在保持社會結構、統治思想不變的前提下，也做出了一些適應新局勢的嚐試，如1872年開始選派幼童赴美學習，馬尾船政學堂選派學生赴英、法等國學習等舉措，但因根本的選官製度和教育製度沒變，成效極為有限。李鴻章是清政府主導革新的領袖人物，準確地看出了科舉製度對洋務事業的阻礙作用，他在《籌議海防折》中指出科舉文、武兩科考試，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隔膜太甚，科舉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驟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由此建議對科舉考試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科，以資造就。同李鴻章相比，沈葆楨略顯激進，於1878年上奏請停止武科，遭到駁斥：
沈葆楨輒因撙節經費，請將武闈停止，率改舊章，實屬不知大體者。傳旨申斥，所請著毋庸議。
在隨後數年中，張佩綸奏陳武科改試洋槍，禦史謝祖源奏請派人遊曆外洋，山西道監察禦史陳啟泰奏請“特設一科，專取博通掌故，練達時務之士，無論舉貢生監皆準赴考，試以有用之學。”此外，國子監司業潘衍桐認識到必須把西學、西法納入科舉製度的軌道，奏請開設藝學科，“凡精工製造、通知算學、熟悉輿圖者，均準與考。…誠使歆動之以科名，羈縻之以仕宦，安見二三十年後無超群軼類之才乎？…若既有科名，則人人各出其私財以講求製造，其技必精，亦猶讀書者各出其私財以購書，不盡恃官頒書籍，其理一也。”這麽多人的奏請呼籲終於見了成效，1888 年戊子鄉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各省送到之生監及同文館學生 32名，試以算學題目，取中舉人1名，此為清政府第一次實行西學與中學同考，距第一次鴉片戰爭以近半個世紀之久。
進入 1890 年代以後，朝野內外改革科舉製度的呼籲逐漸增強。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戰，對清政府來說是一個分水嶺。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國敗於區區蕞爾小邦，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大恥辱，使清醒者憤激，使昏睡者猛醒。當戰爭正在進行之時，著名維新思想家譚嗣同在《報貝元徵書》中談到政府舉辦洋務幾十年的成效：
且惟數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談，清流養望，以辦洋務為降誌辱身，攻擊不遺餘力。稍知愧恥者，至不敢與辦洋務人通往來。於是惟下賤無恥不恤聲名之流，始甘心從事。
整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對待洋務是如此態度，辦洋務的成效也就不問可知了。對於甲午之戰的步步敗退，譚嗣同認為囿於科舉舊說的士階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舉事著著落後，駸並落後之著而無之，是以陵遲至有今日。而所謂士者，方更堅持舊說，負固不服，不問此時為何時，所當為為何事。溺於考據詞章，狃於湘軍中國人殺中國人之百戰百勝，而怙以矜誇。初不辨為某州某國，概目之以洋鬼。動輒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時之議論為經濟，義氣為誌節，盡驅彼於海外以閉關絕市，竟若經數十年賢士大夫焦思極慮無以處之者，彼一橫蠻即旦夕可定。見有識者討論實學，力挽危局，又惡其形已虛而乘己短也，從而嫚之、疾之、詈之以異端，訾之以邪說。然則便當拱手瞠目以待誅戮也？愚常謂中國有亡國之士者此也。
事事落後的中國與維新已見大效的日本，不待甲午之戰可知矣！譚嗣同對當時中國戰敗原因有精辟分析：
今之原禍始者，必以合肥為從矢之的。夫日暮途窮，百政廢弛，誠足惡矣。然二十年前，有絕大之名奏議，為中國生死存亡之所係，則為請以科舉變西學一疏（指前引李鴻章對變通科舉，另開洋務進取一科的建議——引者注）。既格不行，何從得群策群力以自輔？何從使君子自別於小人，而化四百兆無用之廢物為有用？更何從有安內攘外建威銷萌之一日？合肥聰明人，豈見不到此？固規模雖極宏遠，布置雖極周匝，一有邊警，即始終主和，亦灼見科舉不變，才藝不奮，萬無可戰之理。此其洞睹幾先，力維大局，非後生淺識所能窺觀者矣。責人斯無難。我輩匡局逸豫，超然事表，但覺彼之失機後時。而當局者步步荊棘，居高地而不能行其誌願，事變萬端，交秉迭赴，實有至難者。獨怪其變科舉之言既不用，何不以去就爭之？爭之不得，即奉身而退，不人己兩全矣乎！俟至伊藤博文十年變法之詰，張目不能對。嗟乎！貪位戀權之足以喪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故夫變科舉，誠為旋轉乾坤轉移風會之大權，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李鴻章是否應該以去就來爭取變科舉，當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譚嗣同所指出的變科舉興西學為決定中日勝敗的根本原因，則值得我們深思。科舉製度的依然如舊決定了清政府辦洋務的成效，辦洋務的成效直接決定了國力的強弱。
甲午戰後幾年，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變革科舉製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康有為在幾次上書中都提到要進行教育改革，強調“科舉不改，積重如故”。嚴複先後發表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政論文，提出要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根本辦法就是要廢八股，改革科舉製度。
至1898（戊戌）年時，內地官紳大員主持的新式書院、學堂陸續開辦，出洋遊曆學習的人日益增多，變革科舉的呼籲在朝堂內外回響，並終於產生了作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人是戊戌變法時期的活躍人物，他們不約而同奮力疾呼變科舉、興學堂。眾人的呼籲和時局的推動，使光緒帝下決心變法圖強，下詔廢八股取士之製，改試時務策論：
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該部即妥議具奏。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破拘墟之習。
光緒帝變科舉詔下後，張之洞與陳寶箴即會銜上奏《妥議科舉新章折》，建議分三場考試，第一、二場考中西學經濟，第三場考四書五經義，並改變考試詩賦小楷之法，認為“此舉為造就人材之樞紐”，“維持人心之本原”。根據兩位封疆大吏的奏請，光緒帝下諭變通科舉章程為：“鄉會試仍定為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
禮部通令各省一體遵照變通後的科舉章程，但還沒來得及實行，戊戌政變發生了。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幽囚光緒帝於瀛台，取消了變通科舉的措施，“嗣後鄉試會試及歲考科考等，悉照舊製，仍以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經濟特科，易滋流弊，並著即行停罷。”
綜前所述，除了1888年戊子鄉試取中一名算學舉人外，再也沒有考試西學出身的科甲正途人員，因而可以說清政府的科舉製度在整個 19 世紀後半期基本未變。當然，清政府也開辦了一些新式學堂，選派了一些學生出洋肄業實學，但實績實在乏善可陳，“此諸館所以設立二十餘年，而國家不一收奇才異能之用者”，根源即在於“利祿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從事帖括以取富貴，及既得科第，遂與學絕，終為棄才。”
在曆史潮流麵前，聰明的人跟著走，愚笨的人被拖著走，清政府顯然屬於後者。借用譚嗣同當時的話說，清政府事事著著落後，甚至有時連落後之著都沒有。這樣的政府在承平時期尚可苟延殘喘，在內憂外患交相逼迫的時代，肯定隻有滅亡一條道路了。
英帝國主義發動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把中國拖入了不平等條約時代，自此之後，西教、西學隨著東侵的西力，源源不斷的輸入中國。清政府為擺脫內憂外患的危機，開始設立機器局、船政局、輪船招商局等近代軍事和民用工業，希望以此達致富強的目的。同時為了適應變化的新形勢，在政教文化上亦有相當改變。但這些新變化並未形成太大的衝擊力量，促使清政府改弦更張，清政府隻是采取“納新不變舊”的措施，仍致力於維護傳統社會的舊秩序。
由於清政府規模巨大，疆域遼闊，當時的交通及通訊條件都極為落後，西方政教文化影響所及，大多僅限於通商口岸地區，清政府最大地域範圍內的最大多數的士大夫及讀書人仍停留在以往的思維方式上。正如著名社會學家列維所指出，“在來自外部的刺激麵前，規模巨大的社會往往會表現出一種麻木不仁的態度。除非從內部形成進行大規模社會變遷的自覺意識，否則外部因素的作用是很難對其發生作用的。”更何況中國是一個有著高度發達文明的大帝國，輝煌的曆史和燦爛的文化都使它沉浸於維護舊日的輝煌，這些因素無疑都強化了清政府對外來新文化衝擊的遲鈍、麻木和固執。
有很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沒有注意到或者說是沒有充分考慮西方影響的程度在不同的區域其實差別很大，往往把住在通商口岸地區，受到西方文化較多影響的個別人物的思想狀況，看作是廣大讀書人都具有的情況。以此來評論晚清人物的進步或落後，思想的激進或保守，難免會給人隔靴撓癢之感，並未有找出問題的本質所在。
使晚清的沿海和廣大內地之間形成巨大差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原因是晚清政府仍然實行傳統的科舉考試，這也是晚清政府在 19 世紀末徘徊不前、近代化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羅茲曼等人在比較中日兩國在近代的不同命運時，看到了科舉製度對中國士紳接受西學新知的阻礙作用：
倘若當初清廷能把時局和西學問題放入科舉考試的內容，那本來是能對接觸西方後所帶來的各種困境，喚起更大警覺性的。但這樣做並非易事，因為每個士子都為應試而在現行的考題上下了幾十年的功夫，而每個官員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也完全是由於過去在這些傳統的老題目上考過來的。何況向在野士子征求對國事問題的意見也不符合朝廷本身的利益。科舉考試加進純科學的內容，其困難程度倒不大。確實，最早的改良運動就曾在科舉考試中加了一份任選的數學試卷。但是，當時中國沒有工業或研究機構來雇傭科學家，抽象的科學研究究竟是否有用，亦頗值得懷疑。由於同樣的原因，19世紀末出現的由政府和教會開辦的專門學校，很難招收到質量較高的學生。最受人尊敬的職業是當官，但官途的大門對於這些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是關閉的，其他能發揮他專長的出路又幾乎沒有。這種情況與明治時期的日本形成鮮明的對照，日本政府當時迅速地把官員的選拔與現代教育學曆緊緊地聯係起來。
自然條件相差巨大的晚清中國，許多地方生活習性截然相異，再加上交通及通訊條件都極為落後，仍然沿襲著以往的水路運輸或者陸路的驛路交通，即便在19世紀末期，修築的有限幾條鐵路、開辟的近代輪船航運和架設的電報，惠及的人數並不太多，人員往來和思想傳播均不太方便。即使沿海地區發生嚴重的外患和兵災，甚至國都被攻陷與皇帝外逃熱河的重大事故，對廣大的內陸省份的衝擊並不是很大，內陸廣大人民生活仍然如故，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騷擾，這樣的情況自然很難在廣大士紳階層中激發起同仇敵愾的共同信念。紳士精英階層傳統的天下外夷觀念，並未有什麽改變，虛驕自大的心理並未祛除，鄙視外人以天朝大國臣民自居的想法仍然是最普遍的情況。相反，真正認識到西方列強絕非傳統的蠻夷，看清中國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真相的官紳，卻成了少數的另類。如魏源、鄭觀應、馮桂芬、郭嵩燾、王韜、何啟、胡禮垣等人，他們或是在經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勇於接受不敵洋“夷”的事實，或是生活於通商口岸較早接觸了西學，或是出使西洋得以親眼目睹西洋文明之繁盛，或是在西洋化的殖民地接受西學教育。他們雖然大多都對傳統的儒學造詣精深，但一旦對西方文化有相當的了解後，都不約而同的提倡向西方學習。可惜的是，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下，在全社會的價值觀念依然以傳統的科舉製為導向的時候，他們很顯然隻能是孤獨的少數群體，就思想影響和社會地位而言，毫無疑問的處於社會的邊緣，他們微弱的影響力量自然無法改變主流群體對於西方衝擊的錯誤反應與依然故我的狹隘偏見。
對西方文化有較多接觸，卻頑固地仍視西洋人為蠻夷，拒絕向西方學習的真正保守派自然有不少。但我認為更多的把西洋人認為是傳統蠻夷，反對近代化西式變革的所謂保守派，很可能是壓根就沒閱讀過、思考過西學書籍，也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紳士精英，他們和那些了解西方文化的少數精英，其實是按照不同的價值標準、思想觀念來評判分析問題，也可說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精神世界裏。如簡單地對他們按照激進或保守的標準來劃分，自然很難爭辯出事實的真相。
（二）受科舉製度束縛的精英階層
同民主政治社會相比，專製政治社會中的領導人對國家的影響更大，有時甚至起決定作用。毫無疑問，晚清政府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傳統社會，令人扼腕長歎的是，執掌國家大權半個世紀之久，幾乎決定整個國家命運的最高領導人是一位善於玩弄權術而無革新眼光的慈禧太後。慈禧太後頗具綜治之才，擅駕馭之術，總攬政權，君臨天下，靠操縱派係、玩弄平衡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其才力雖足以控馭群下於一時，其學識則遠不能為國家謀發展。
其實像慈禧太後這種貪圖權力及享受的領導人物極為常見，但在社會大變革時代掌握統領大權，對整個國家帶來的嚴重後果，不問也就可知了。對當時發展阻礙更大的是，自慈禧太後以下的整個領導階層，除了久經外事、通曉洋務的李鴻章等洋務派人士外，大多數仍為科舉正途出身的傳統紳士，“彼等大都與外國人少有接觸，對於中西實力之懸殊，頗為無知，亦幾於無法想象。惟見外人之活躍強橫，無孔不入，而我方則遷就屈辱，勉求息事，憤懣莫名，遂自然歸咎於當軸大臣之畏怯無能，甚而詆為漢奸。中外有事，此輩則攘臂言戰，迨事不利，則歸之於用人不當。”恰好是這些人構成了晚清統治階層的主體部分，這也說明了為什麽幾乎所有的洋務舉措都有大批人反對，革新成效乏善可陳的原因。
當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大多數都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和判斷標準時，很難把他們說成是守舊派或是保守派，因為守舊或保守的帽子往往會遮蔽住我們的視野，使我們不再去深入思考造成如此“守舊”亦或“保守”的根源。在19世紀晚清時期，很多反對洋務的士大夫其實非為“保守”，而是他們的視野被科舉製度籠罩著，思想還為正統思想所束縛。也就是說，保守的根子在一直實行的科舉製度上。
直至19世紀末，晚清領導階層和精英群體的主要來源仍是通過科舉製度選拔上來的、信奉儒家思想的傳統紳士。當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依然沿襲著傳統的科舉考試所規範的模式時，一般有才智的讀書人，在未得科名之前，最為關注和最為致力的當然為能否揚名科場。倘能成為舉人、高中進士，自己既可獲得進身之階，成為國家官員，又可借此光宗耀祖，撈取錢財，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在這種思想指引下，對科考毫無裨益的西學知識自然不在關注的中心，或竟認為根本不值得關注亦屬難免。一旦儕身於縉紳之列，也同樣會奉傳統價值標準為圭臬，謀求升官發財，而不願成為社會主流譏笑唾罵的趨新揚西之人。
當整個社會中絕大多數的精英群體仍然執著於固有的文化學術和價值係統時，很難想象在社會中會形成大規模接受近代化變革的社會風氣。中國的固有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養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優越感，雖在文化內部的確有求變求新的適應社會變化的思潮產生，但很難衝破這一沿襲千年之久、在傳統農業社會行之有效的精致文化體係。中國固有文化的評價標準，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具有顯著的人文主義傾向，重道德輕物質，重倫理輕技術，重思考輕勞動，重家族而缺乏國家意識（梁啟超所說“隻知有天下不知有國家”是從國家觀念而言）。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正統士紳自然對奇巧技藝為主的洋務事業所不屑了，再加上經辦洋務的人員，多是出身雜流，又常經手巨款，貪汙在所不免，更使正統紳士不僅不屑，而且還極力反對了。
（三）19世紀後半期科舉製度的緩慢變化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除外國傳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區辦有幾個教會學校和印書館外，清政府本身在科舉製度和教育係統方麵未作任何改變。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中外交涉，並開辦京師同文館，教授外國語言文字，這可稱之為中國近代學校的先聲。著名思想家馮桂芬當時看到科舉製度對學習西學的阻礙作用，於1861年提議，開辦的同文館要和科舉製度相銜接：
推廣同文館之法，令上海、廣州仿照辦理，各為一館，募近郡年15歲以下之潁悟誠實文童，聘西人如法教習，仍兼聘品學兼優之舉貢生監，兼課經史文藝，不礙其上進之路，三年為期，學習有成，調京考試，量予錄用。
馮桂芬的建議沒有發揮什麽作用。幾年以後，關於科甲正途人員入同文館學習天文、算學的建議在朝野引發巨大爭論。大學士倭仁反對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認為“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藝。”雖然倭仁的這種“禮儀製敵論”遭到駁斥，但同文館“無複有投考者”。
這一階段的通商口岸地區成為西學傳播的主要基地，西學傳播迅速，新式學校持續增多，報紙、雜誌陸續開辦，譯書機構和翻譯西書廣為增加，但因科舉製度未變，西學影響主要局限於通商口岸地區。清政府在保持社會結構、統治思想不變的前提下，也做出了一些適應新局勢的嚐試，如1872年開始選派幼童赴美學習，馬尾船政學堂選派學生赴英、法等國學習等舉措，但因根本的選官製度和教育製度沒變，成效極為有限。李鴻章是清政府主導革新的領袖人物，準確地看出了科舉製度對洋務事業的阻礙作用，他在《籌議海防折》中指出科舉文、武兩科考試，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隔膜太甚，科舉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驟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由此建議對科舉考試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科，以資造就。同李鴻章相比，沈葆楨略顯激進，於1878年上奏請停止武科，遭到駁斥：
沈葆楨輒因撙節經費，請將武闈停止，率改舊章，實屬不知大體者。傳旨申斥，所請著毋庸議。
在隨後數年中，張佩綸奏陳武科改試洋槍，禦史謝祖源奏請派人遊曆外洋，山西道監察禦史陳啟泰奏請“特設一科，專取博通掌故，練達時務之士，無論舉貢生監皆準赴考，試以有用之學。”此外，國子監司業潘衍桐認識到必須把西學、西法納入科舉製度的軌道，奏請開設藝學科，“凡精工製造、通知算學、熟悉輿圖者，均準與考。…誠使歆動之以科名，羈縻之以仕宦，安見二三十年後無超群軼類之才乎？…若既有科名，則人人各出其私財以講求製造，其技必精，亦猶讀書者各出其私財以購書，不盡恃官頒書籍，其理一也。”這麽多人的奏請呼籲終於見了成效，1888 年戊子鄉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各省送到之生監及同文館學生 32名，試以算學題目，取中舉人1名，此為清政府第一次實行西學與中學同考，距第一次鴉片戰爭以近半個世紀之久。
進入 1890 年代以後，朝野內外改革科舉製度的呼籲逐漸增強。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戰，對清政府來說是一個分水嶺。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國敗於區區蕞爾小邦，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大恥辱，使清醒者憤激，使昏睡者猛醒。當戰爭正在進行之時，著名維新思想家譚嗣同在《報貝元徵書》中談到政府舉辦洋務幾十年的成效：
且惟數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談，清流養望，以辦洋務為降誌辱身，攻擊不遺餘力。稍知愧恥者，至不敢與辦洋務人通往來。於是惟下賤無恥不恤聲名之流，始甘心從事。
整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對待洋務是如此態度，辦洋務的成效也就不問可知了。對於甲午之戰的步步敗退，譚嗣同認為囿於科舉舊說的士階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舉事著著落後，駸並落後之著而無之，是以陵遲至有今日。而所謂士者，方更堅持舊說，負固不服，不問此時為何時，所當為為何事。溺於考據詞章，狃於湘軍中國人殺中國人之百戰百勝，而怙以矜誇。初不辨為某州某國，概目之以洋鬼。動輒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時之議論為經濟，義氣為誌節，盡驅彼於海外以閉關絕市，竟若經數十年賢士大夫焦思極慮無以處之者，彼一橫蠻即旦夕可定。見有識者討論實學，力挽危局，又惡其形已虛而乘己短也，從而嫚之、疾之、詈之以異端，訾之以邪說。然則便當拱手瞠目以待誅戮也？愚常謂中國有亡國之士者此也。
事事落後的中國與維新已見大效的日本，不待甲午之戰可知矣！譚嗣同對當時中國戰敗原因有精辟分析：
今之原禍始者，必以合肥為從矢之的。夫日暮途窮，百政廢弛，誠足惡矣。然二十年前，有絕大之名奏議，為中國生死存亡之所係，則為請以科舉變西學一疏（指前引李鴻章對變通科舉，另開洋務進取一科的建議——引者注）。既格不行，何從得群策群力以自輔？何從使君子自別於小人，而化四百兆無用之廢物為有用？更何從有安內攘外建威銷萌之一日？合肥聰明人，豈見不到此？固規模雖極宏遠，布置雖極周匝，一有邊警，即始終主和，亦灼見科舉不變，才藝不奮，萬無可戰之理。此其洞睹幾先，力維大局，非後生淺識所能窺觀者矣。責人斯無難。我輩匡局逸豫，超然事表，但覺彼之失機後時。而當局者步步荊棘，居高地而不能行其誌願，事變萬端，交秉迭赴，實有至難者。獨怪其變科舉之言既不用，何不以去就爭之？爭之不得，即奉身而退，不人己兩全矣乎！俟至伊藤博文十年變法之詰，張目不能對。嗟乎！貪位戀權之足以喪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故夫變科舉，誠為旋轉乾坤轉移風會之大權，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李鴻章是否應該以去就來爭取變科舉，當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譚嗣同所指出的變科舉興西學為決定中日勝敗的根本原因，則值得我們深思。科舉製度的依然如舊決定了清政府辦洋務的成效，辦洋務的成效直接決定了國力的強弱。
甲午戰後幾年，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變革科舉製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康有為在幾次上書中都提到要進行教育改革，強調“科舉不改，積重如故”。嚴複先後發表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政論文，提出要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根本辦法就是要廢八股，改革科舉製度。
至1898（戊戌）年時，內地官紳大員主持的新式書院、學堂陸續開辦，出洋遊曆學習的人日益增多，變革科舉的呼籲在朝堂內外回響，並終於產生了作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人是戊戌變法時期的活躍人物，他們不約而同奮力疾呼變科舉、興學堂。眾人的呼籲和時局的推動，使光緒帝下決心變法圖強，下詔廢八股取士之製，改試時務策論：
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該部即妥議具奏。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破拘墟之習。
光緒帝變科舉詔下後，張之洞與陳寶箴即會銜上奏《妥議科舉新章折》，建議分三場考試，第一、二場考中西學經濟，第三場考四書五經義，並改變考試詩賦小楷之法，認為“此舉為造就人材之樞紐”，“維持人心之本原”。根據兩位封疆大吏的奏請，光緒帝下諭變通科舉章程為：“鄉會試仍定為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
禮部通令各省一體遵照變通後的科舉章程，但還沒來得及實行，戊戌政變發生了。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幽囚光緒帝於瀛台，取消了變通科舉的措施，“嗣後鄉試會試及歲考科考等，悉照舊製，仍以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經濟特科，易滋流弊，並著即行停罷。”
綜前所述，除了1888年戊子鄉試取中一名算學舉人外，再也沒有考試西學出身的科甲正途人員，因而可以說清政府的科舉製度在整個 19 世紀後半期基本未變。當然，清政府也開辦了一些新式學堂，選派了一些學生出洋肄業實學，但實績實在乏善可陳，“此諸館所以設立二十餘年，而國家不一收奇才異能之用者”，根源即在於“利祿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從事帖括以取富貴，及既得科第，遂與學絕，終為棄才。”
在曆史潮流麵前，聰明的人跟著走，愚笨的人被拖著走，清政府顯然屬於後者。借用譚嗣同當時的話說，清政府事事著著落後，甚至有時連落後之著都沒有。這樣的政府在承平時期尚可苟延殘喘，在內憂外患交相逼迫的時代，肯定隻有滅亡一條道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