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

三、作為社會整合紐帶作用的科舉製度

　　科舉考試，自隋唐開始實行以來，逐漸成為曆代政府登進人才和民間社會地位升降的一條重要途徑。在實行中曆代都有因革損益，至明清時期最為完備。

　　在科舉製度下，做官通常被認作是讀書人的最高理想，讀書人讀書的主要目的是應試做官，而入仕的主要途徑也來自讀書應試，因而讀書、應試、入仕不僅是絕大多數讀書人的人生軌道，也是他們的本業。“在向紳士提供的各種機會之中，當官不僅是最榮耀的職業，而且幾乎是獲取巨額財產的唯一途徑。在中華帝國，授予官職，同時也就是賜予財富。俗話就說，‘升官發財’。”經商致富的商人，即使家財萬貫，社會地位也並不高，且一向受士大夫階層的輕視，商人子弟同樣把讀書入仕作為自己最理想的出路。因而社會上幾乎每一個家族，隻要有一定的條件，都會挑選優秀的子弟接受儒家教育，期望通過科舉考試來獲取官職，這樣既能提升個人和家族的地位，又可靠做官獲取大量的財富。在科舉製度下，應科舉和從科舉入仕的人，大都具有兩重身份：一、他們是士，是讀書之人；二、他們是仕，是為官或準備為官之人。在這種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地位主要來自由科舉獲得的功名，財富並不起主要的作用。由此可知，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讀書、做官、發財通過科舉製度有機地連在了一起，也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通過科舉製度的紐帶，非常牢固地結合在一起。

　　科舉考試在明清時主要以八股時文取士，內容是經學，形式則為文學，要求應考士子既要通經致用，又須略具文采，闡發經義不能脫離儒家經典，隻能從經典中引申和闡發義理。雖然批評八股空疏無用、消磨人才的代不乏人，但它在傳統社會中能被一直沿用，在當時也確實沒有其它的形式比八股更好。儒家學說在社會政治理論方麵較接近於法家和道家的中道，既有深厚的人文與道德根基，又提供了比較積極有為的治國方略。通過科舉考試，儒家學說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並且成為傳統中國占支配地位的價值體係。儒家的倫理準則和思想觀念，政府經過科舉考試輕易地灌輸給了每一位應試者，而且政府又以製度化、法令化的方式，要求文武百官、各級各類學校和全國民眾普遍遵從，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政治組合。

　　科舉製度在明清時代逐漸融學校製度與選官製度為一體，上至中央的太學，下至地方的府、州、縣學、社學與書院，主要成了科舉人才的儲備之地。因為國家重視科舉，人才登進主要靠科舉，於是在學校的各類人才皆為科舉所網羅。王德昭先生對此論述甚精：

　　在科舉製度之下，無論國學或地方學，終皆喪失其教育的功能，而成為應試和入仕的準備之所。因為科舉所重在時文，所以學校也以時文課士，浸至書院亦然。且士子一旦進學，即受國家優遇，異於齊民，由是成為齊民之外的另一等人。其所孜孜以求者為出貢、中舉、成進士，縱或困頓終身，但從此不事生產，而為食於人之人。明、清兩代科舉製度對於學校與人才的戕賊，當以此為最甚。

　　說科舉製度戕賊人才，是因為儒家的價值體係和科舉製度相結合，造成了中國獨特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這種價值體係往往阻止有文化的人從事其他事業，絕大多數讀書人的理想是成為國家的官吏，整個國家的征服欲和擴張欲不是很強，追求的是一種天下的太平和文化的繁榮，行政機構阻止它自身擴展或重新組成新形式，以適應周圍正在變動的社會。同時科舉製度還造成類似西方那樣的科學和技術在中國沒有紮下根來，使人文主義一枝獨秀，因為在當時非職業化的社會條件下，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沒有和權力的通道連接起來，在正統讀書人的眼中也就成了不值得重視的“奇技淫巧”。

　　張仲禮先生從科舉製度入手來分析19世紀中國社會，把當時通過取得功名、學品、學銜、官職身份的人稱為紳士，指出一般持紳士身份者必須具有某種官職、功名、學品或學銜，這種身份會給他們帶來不同的特權和程度不等的威望。按照特權和身份的不同，整個紳士階層可以分為上層和下層兩個集團，如下表所示：

　　政府官吏是從進士、舉人和貢生這些具有較高學銜的人中挑選出來的，獲得這些學銜實際上是入仕的正規途徑，這部分由應試而入仕的政府官吏被稱之為正途，上層的官吏幾乎都是來自正途；不是由應試而入仕的政府官吏被稱之為異途，異途出身一般隻能任較低級的官職。這樣的製度設置迫使所有的讀書人不得不沉湎於“科舉生涯”，隻要他想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或成為國家官吏。

　　紳士集團的劃分法隻著眼於精英階層，忽略了普通民眾，因而有必要參照另一種分析法。如果把19世紀中國社會結構按照國家機構、民間統治階級（集團）和普通民眾這三個基本的層次來分析，科舉製度在當時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核心紐帶作用也會凸顯無疑。按照三個基本層次來分析19世紀中國社會，國家機構主要有兩個部分組成，皇權或王權與職業官僚係統；處於第二個層次上的民間統治階級，主要有士紳、貴族和大小不等的地主構成；第三個層次則是普通民眾。這種劃分方式中第一層次的職業官僚基本等同於紳士集團中的上層紳士，第二層次的民間統治階級基本等同於下層紳士，第三層次的普通民眾上升到第一、第二層次的主要渠道就是科舉製度。也有學者通過分析科舉製之前的精英再生產機製、科舉製與“士紳——地主集團”的產生，因而有學者認為“科舉製的實施不僅改變了職業官僚係統和皇權的關係，而且也影響到中國當時民間統治階級的構成，從而改變了當時中國的基層政治與社會結構。”

　　中國社會結構的三層分析法，主要解釋了科舉製度作為流通渠道的作用。在19世紀中國社會，科舉製度提供了一條最大可能的選拔傑出人才的途徑，為社會下層分子提供了一條上升的通道，使社會各階層民眾不斷進行對流。因為科舉製度麵向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開放，除極少數屬於娼、優、皂、吏等家庭出身外，讀書子弟均可應考，都有機會登上科舉入仕的榮顯之途。科舉製度所具有的公開競爭的性質，使統治機構的內部成分不斷得到更新，確實為社會的流動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從而也對政治和社會產生穩定的作用。科舉製度依靠自己的這種獨特作用，成為一種生產精英並維持精英再生產的重要機製，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發揮核心紐帶作用。

　　不管是紳士集團的兩分法，還是三層社會結構的分析法，科舉製度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核心作用當無疑問。

　　科舉製度自實施之日起，對它的批評就不絕於耳，但它能實施一千多年，說明必定有其合理性的一麵。如果不以現代的標準來苛求，科舉製度在傳統社會中堪稱一部有效而穩定的文官機器，以科舉為“正途”而又以儒家學說為科舉考試內容的做法把政權的世俗性與意識形態灌輸自然地融合為一體，是我國傳統政治的一大創造。 中國傳統社會的三大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正是以科舉製度為樞紐，形成了周而複始的循環和對流，使傳統社會的精英階層始終處於不斷的吐故納新的過程之中，這樣科舉製度也就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整合與社會凝聚機製。

　　科舉製度的社會整合與凝聚作用還表現為：“以科舉為核心的教育製度與精英選拔製度，既是維係社會精英與政治精英相互依存關係的紐帶，也是維係社會各階層對君主、儒家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威效忠的基礎。” 正因如此，科舉製度的廢除將意味著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而科舉製度隻要仍然存在，即便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諸多方麵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都將維係不變。所以，科舉製度的這種作用，既體現出了能有效維係傳統社會結構的鮮明優點，從反麵來看，也可說是較為突出的缺點：使傳統社會結構在向近代轉型時極為艱難。正如一位學者對科舉製度的精辟評述：

　　一種最具階層開放性的製度，又恰恰與最為封閉的思想模式有機地結合為一體並世代相傳。開放性的階層流動與精英新陳代謝，是這一製度的優點，但它們卻被充分利用來鞏固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信條與士大夫官僚的定型化的思想行為模式。

　　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晚清曆史，尤其是中國社會在近代化道路上的飽經磨難及曲折蹣跚，都冷酷地揭示了這個道理：科舉製度所維係的國家和社會結構，以及這種結構中的精英階層與其思想觀念，都無法應付民族危機和近代化挑戰。

　　科舉製度的這種悖論性作用，使中國社會結構在近代化過程中麵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中國近代化的成效和速度取決於科舉製度變革的程度，科舉製度的變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科舉製度的廢止將不僅僅是一個製度的廢止，而是一種社會形態的終結。當外部壓力不是太大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雖有一定程度的變革，但科舉製度隻是點滴的修補和調整，在內容和形式上基本延續著原來的狀況，這樣傳統社會結構仍能維持存在，由此也導致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雖然引入一些新內容、新舉措，也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整個社會變革的範圍、幅度和影響都較小，毫無疑問近代化的速度將極為遲緩，成效也極不顯著，不能有效應對日益危急的外部挑戰和日漸惡化的內部環境；當外部環境已經極為危迫，內部環境極為惡化時，必須對科舉製度進行根本的改變或取消，才能有效地應對這種內外的變革需求，但科舉製度一旦有重大的改變或被廢除，失去整合與凝聚機製的傳統社會結構將會解體，社會中新舊質素紛然雜陳，卻沒有一個有效的社會整合機製，必然導致社會的動蕩和變亂，一個變亂動蕩的社會將無法促進社會的發展，成功的近代化必然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權威的政府機構。

　　§§第一章 楊度的早年活動與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