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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題原因與研究思路
（一）關於選題的幾點想法
前麵對幾種理論模式的反思，並非是否定這些研究範式的有效性，而隻是想強調一個事實，那就是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都有可能因為過於關注或重視某些因素而忽視了另外的因素，過於強調某一方麵的問題而遮蔽了另一方麵的問題。我們不能奢望用一種研究範式或方法就會窮盡對社會的認識，各種不同的理論方法即使導致完全不同的結論，也可以深化我們的認識，使我們對複雜的社會有更清醒的了解。在選用某種理論範式進行研究時，要對理論適用度加以充分的限定，避免用非此即彼的極端方式去審視紛紜多變的曆史現象，明白自己的研究隻是解釋了某一方麵的問題，決非終極真理。
反思這幾種研究中國近代曆史的理論模式，同時還因為目前大多數有關楊度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壓迫——革命”模式指導下的成果，雖然有關楊度一生的思想活動都有所論述，但還遠遠談不上非常準確和客觀。我在這篇論文的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盡力避免單一理論模式可能導致的局限性，對上文評論的幾種理論模式，尤其是近代化理論、“衝擊——回應”理論和中國中心觀的研究方法和部分結論都有很多借鑒和采用。
除了前述幾種研究模式外，以顛覆和解構為主要標誌的後現代理論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少新的衝擊。單就曆史學來說，“動搖史料與解釋之間天經地義的關係”成為當今後現代史學理論的標誌性話語。後現代史學理論提醒研究者不僅要看到史料本身包含的偏見，還要注意人們如何利用這些偏見強化某些政治主張，而把史料的其他解釋，特別是與政治主體相衝突的解釋打入冷宮。我對後學理論雖所知無多，但不管後現代亦或現代史學理論，都強調要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尋求一個更切近曆史而不僅僅是在意識形態結構裏政治正確性的標準答案。
要想真實地認識曆史，客觀地評價曆史，既要研究那些被認為是代表先進潮流或“政治正確”的偉大人物，也需研究那些所謂反動的或落後的各種人物，這樣才能更全麵地看清曆史的圖像。楊度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本文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礎上，將揭開蒙在楊度頭上的各種麵具，對其進行公正的審視，還其曆史的本來麵目。
楊度是近現代中國曆史上很具有代表性的風雲人物，身份卻一直頗為尷尬。楊度在他生活的時代就已被戴上“帝製餘孽”的帽子，後來也一直被劃入逆曆史大潮的反動人物之列，長期遭受學術界和官方正統評價的冷落。後來因發現楊度在晚年曾加入共產黨，給予過共產黨很多幫助和支持，楊度才因“晚年追求光明”，被追認為革命先賢祠裏經曆曲折而又迷途知返的一個革命後來者。正因為此，他的文集才得以編纂，一些有關他的回憶文章和傳記也陸續出版，但對楊度的專門性研究論文和著作仍寥寥可數。這也是在當時的研究指導思想下的一個必然結果。楊度生活在近代中國的大變局時代，他的傳奇經曆和活躍的思想都有他自己的獨特烙印，但若脫離他生活的這個時代來研究他的活動和思想，將很難得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因此，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把楊度與當時的整個晚清政局結合起來考察，把對楊度個體活動的微觀分析放在晚清政局的宏觀概述的大視野之下，簡略描述楊度成長及轉變的時代背景，重點探求他個人思想形成的內在原因。期望宏觀概述和微觀分析能相得益彰地結合在一起，客觀、合理地解釋楊度和他的思想（二）學術史的簡單回顧
以往的中國學術界熱衷於研究所謂正麵人物和事件，對那些貼上反動標簽的人物或事件往往缺乏關注。楊度在清末力主君主立憲，民國時期又一度倡導帝製複辟，此後便長期戴著帝製餘孽的帽子，成為人們心中違背曆史發展潮流的代表人物。自然屬於被冷落的人物之列。楊度逝世五十多年以後，才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他的文集，也即是由劉晴波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的《楊度集》。2001 年，北京市檔案館編的《楊度日記》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收有楊度自 1896年至1900年共五年的日記。《楊度集》和《楊度日記》是研究楊度最基本的資料。有關楊度的研究性論文並不太多，按發表時間的先後羅列如下：陳旭麓的《也談楊度》（1979 年發表，後收在《陳旭麓學術文存》），趙金鈺的《楊度與〈中國新報〉》（《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李貴連的《楊度的國家主義法律觀》（《法學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劉晴波的《論楊度——〈楊度集〉代序言》（《曆史研究》，1985年第4期），侯宜傑的《楊度二題》、《清末預備立憲時期的楊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1988年 第1期），劉晴波的《政見分歧物》，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唐自賦的《楊度與清末禮法之爭》（《湖南師大學報》，1993年第1期），楊念群的《楊度與帝王之學》（香港：《二十一世紀》，1994年2月號），祝彥的《楊度及其〈君憲救國論〉》（《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胡建紅的《楊度晚期突變原因探析》（《常德師院學報》，1996年第4期），李裏峰的《楊度對清末民族問題的認識》（《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宋月紅的《宋教仁與楊度的政黨內閣製思想比較》（《船山學刊》，2001年第1期），分別對楊度就某一個方麵的問題展開研究，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有關楊度的傳記及相關性資料也極為有限。陶菊隱撰寫的《籌安會“六君子傳”》，於1981年在中華書局出版，這本書並非嚴肅的學術著作，而且關於楊度的內容也不太多。本來這本書也就是十餘萬字的小冊子，而完全以楊度為中心來寫的大約不到全書的五分之一。陶菊隱簡單敘述了楊度的一生，認為楊度是介於保皇黨和革命黨之間的第三者，在理論上畏首畏尾，矛盾百出，在行動上左右搖擺，態度曖昧。辛亥革命後成為袁世凱的重要謀士，熱衷於功名利祿，助袁纂權誤國，晚年一步步走向光明。
何漢文、杜邁之編著的《楊度傳》於1979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約有九萬二千字，敘述了楊度一生的活動，並對他的各項思想及政治行為做出了評價。認為楊度在民族災難和階級矛盾的強烈刺激下，懷著救國救民的抱負，投身於政治運動。但是他大半生政治上走入歧途，奔走於封建軍閥、官僚、政客之門，成為反動的君主立憲政治的主要鼓吹者和策劃者。他在袁世凱帝製失敗以後，目睹軍閥混戰的黑暗局麵，又經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禮，終於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了挽救中國危亡的希望，毅然痛改前非，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參加人民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楊度的女兒楊雲慧撰寫的《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全書約有十萬五千字，由上海文學出版社於1987年出版。該書作者從楊度女兒的角度，回憶了楊度曲折的一生，介紹了楊度的家庭生活和家庭中各成員的命運；提供了許多不為外界所知的材料，如引述了楊度的堂弟楊敞所著《晰兄遺墨》中的一些內容，也糾正了有關楊度的傳說或楊度傳記中的一些謬誤，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台灣的吳相湘寫有《“曠代異才”楊度》，收在氏著的《民國百人傳》（第三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再版。吳氏認為“楊度是一自視甚高，野心大、善投機的政客。革命黨與立憲派鬥爭，楊標榜中間偏左路線；旋又參加清廷預備立憲工作。發現袁世凱的政治野心，複首先加以迎合。1911年為袁奔走南北積極活動，袁當選大總統，楊又揚言袁可為“拿破侖”，使共和複為君主。民國四年倡組籌安會，公開促成洪憲帝製，以新朝首輔自居，慶幸“理想”實現。不悟其反時代潮流。結果，袁因此身敗名裂，楊亦永蒙汙名。晚年傾向革命，則是其最後一次轉變。”
關於楊度的研究專著隻有一本，台灣黃中興所著的《楊度與民初政治（1911——1916）》，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1986年出版。作者從較長的曆史線索裏，探尋楊度政治活動的意義及君憲主張的由來，從其政治活動及主張中，強調帝製發生的原因有其曆史淵源，帝製的曇現並非偶然。對於有關楊度的幾種評價，作者並不讚同吳相湘等人以時代批判性觀點對楊度一生作負麵評定的看法，也不和多數大陸學者認為楊度是“兩頭好，中間錯”的觀點相一致，而是出於同情的了解。作者對楊度複雜麵貌的定位是：“一個具有時代使命感的溫和型知識分子、一個出仕欲望極強的野心人物、一個自我期許甚高的政治改革者、一個關係廣闊的政治活動家、一個激進的君憲派領袖、一個國學及近世政法之學皆有造詣的技術官僚、一個頗受袁世父子器重的高級幕僚、一個訴諸情緒的愛國者。”由於作者掌握的楊度資料不是很多，以致造成一些史實上的謬誤。
從總體上來看，楊度研究大多流於平麵敘述，涉及總體評價的較多，而對其各項思想主張具體深入分析的少。
（三）研究中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
為了準確把握一個社會的麵貌和特點，從這個社會的結構入手是一個被社會學界廣為使用的方法，對這種方法的理論總結是結構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最主要的兩個概念是結構和功能。概括地說，功能是指社會體係中的各個部分所發揮的作用，或所產生的結果。這些作用或結果可以對體係的生存、穩定以及延續的時間產生重要影響。而結構則是產生這些作用和效果的單位，對一個社會來說，通常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等。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強調社會是一個整體，社會中各個部分各個單位都是互相聯係互相作用的，任何一個單位或部門都不是孤立地發揮自己的作用，而是與其它部門或單位互相配合，並由此而實現了社會整合。
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和研究範式，不但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方法使用，而且還是近代化理論的主要理論淵源，在近代化理論主導的研究中廣為采納。如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在描述和分析中國18及19世紀的社會麵貌時，就是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社會整合、知識與教育等部分，對中國20世紀的曆史轉變也是采用同樣的劃分方式來論述。
享譽國際史學界的年鑒學派主要代表人物布羅代爾，在重視社會結構方麵，與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堪稱異曲同工。布羅代爾強調曆史變化的多節奏與多層次，明確提出“長時段”、“中時段”與“短時段”，並提出與這三種時段相適應的概念，分別稱為“結構”、“局勢”、“事件”。所謂“結構”，是指長期不變或者變化極慢的，但在曆史上起經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社會組織、思想傳統等；所謂“局勢”，是指在較短時期內起伏興衰、形成周期和節奏的一些對曆史起重要作用的現象；所謂“事件”，是指一些突發的事變，如革命、地震等，對整個曆史進程隻起微小的作用。在這三種時段中，起長期、決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經濟、社會的結構，局勢的變化雖對曆史進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但非為人力可以左右，事件隻不過是深層振蕩中翻起的浪花、塵埃而已，對曆史不起重大作用。
布羅代爾的三時段論並非完美無疵，過於重視結構而貶低政治事件和人物的作用，是最受非議之處。在社會發展的常態過程中，社會結構起著決定作用，但局勢和事件照樣不可忽視。倘若是在社會發展的大轉型時期，結構固然重要，局勢或者一些事件也可能起到決定作用。因而有必要在重視社會結構的前提下，探討處於社會結構背景之下的局勢或事件，這樣對局勢和事件的分析將會更加準確、客觀。由此可知，研究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非常有必要先分析晚清的社會結構情況。
19世紀的晚清社會，與以往的時代相比，毫無疑問很多方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是基本的政治製度、經濟形式和文化觀念隻是在傳統的範圍內變化（傳統本身一直在不斷的變化，傳統一詞是與近代相對而言，並不是一個封閉性的概念），而未發生根本的改變。
一般而言，社會結構可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也可稱為意識形態結構，但不如文化結構範圍廣）三大係統，這三大係統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調節、相互適應。即使三大結構係統都發生一些變化，也不一定會導致整個社會結構的解體，但即使其中一個係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整個社會結構一定會解體，開始向新的社會結構轉變。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中國社會變遷，印證了這一結論。
相對於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政治結構常常起著主導作用。晚清政府長期以來以高度中央集權化官僚製度為主要特征的政治結構，為了應付西方的侵擾和國內的叛亂，在19世紀末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修補，但其主要部分仍在繼續發揮決定作用。晚清政府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融教育製度和選官製度於一體的科舉考試依舊舉行著，這不但使全國的絕大多數的官僚和知識精英沿襲著以往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連國家的一些革新舉措也是為了重返傳統的舊軌道。對於科舉製度在晚清社會結構中的這種特殊作用，羅茲曼等人有所察覺，遺憾的是並未作進一步地深入討論。
根據中國文官官僚政治的特殊性質，根據由科舉製度確立並屈從於官僚政治標準的精英集團的特殊性質，中國社會結構的這些特征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這種結構特征使得有效的政治管理和控製在整個清代一直大成問題。在19世紀的衰敗情況下，政治上的失控愈加明顯，相應地，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愈加坎坷。
同羅茲曼相比，國內學者在這方麵的研究更為薄弱，大都是痛批科舉製度阻礙了清政府的改革，歡呼廢除科舉製度掃清了政治變革的障礙，而沒有認識到科舉製度在整個社會結構的獨特作用。在晚清社會的近代轉型中，隻有科舉製度的變革或廢除起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作用，在全社會的各層次各方麵都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認識到這一點，就不能隻把科舉製度的變革或廢除僅僅看成一項政治改革，而應從整個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來分析。換句話說，分析科舉製度的變革，將會提供一個闡釋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成效和速度的獨特視角。
中國傳統社會自把科舉製度逐步確立為正式的選官製度後，科舉製度就日益在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活中處於一種核心和連接紐帶的作用，因為它不僅隻是選拔官僚隊伍和維係社會文化精英再生產的機製，還是知識或文化傳承的工具，規範著整個社會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觀念。從這個角度來看，要想認清中國傳統社會，科舉製度不僅是無法繞開的一個關節點，而且還是解析傳統社會的一把利器。當然，從科舉製度入手來考察晚清社會結構及其轉型也隻是一種分析方法，一個獨特的視角，並不能取代其它的方法，隻能略補其它方法之不足。正如前述，任何一種方法都有其局限性，無論哪一種方法提供的視角，都不是萬能的，都不能使我們窮盡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全部特征。為了盡可能準確全麵的認識紛紜複雜的社會轉型，當然就要從盡可能多的視角來研究。隻有各種不同的方法結合起來，才能不斷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按照上述理論思路，以科舉製度的變革程度來檢驗中國近代化的成效，晚清基本上可以劃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840年到1900年，這一階段雖然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麵都有了不少新變化，但因科舉製度基本未變，整個社會結構雖有不少零零碎碎的修補，但主體部分依然未變，相對於傳統來說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依然屬於邊緣，並未為廣大民眾所普遍接受；第二個階段是從1900年到1912年，這一階段由於中國生存環境急劇惡化，變革圖強極為迫切，科舉製度從大幅度的變革到全麵廢除，隻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整個傳統社會結構解體，清王朝苟延殘喘幾年後也隨之崩潰。
在第一階段，雖然西方入侵已過半個世紀之久，清政府在遭受一連串的武力屈辱後割地賠款，開放了大批通商口岸，但是照舊舉行的科舉製度主宰了當時的思想狀況和價值取向。楊度在這段時期主要生活於內陸腹地，遠離通商口岸，受外來思想影響較少，雖然他的思維極其活躍，但仍局限在傳統的範圍內。到了第二階段，科舉製度變革迅速，新式教育蓬勃興起，留學運動如火如荼，楊度看準局勢的發展方向，毅然留學日本，成為引領時代潮流的先進人物。脫離科舉製度束縛的楊度，如饑似渴地汲取西學新知，思想為之大變。1902年楊度第一次留日，半年後返回國內，他的老師王闓運就已認為他是“乃欲抹殺君父以求自立新學”，由此可見他的思想轉變之劇烈。
以科舉製度的變革為主線，把楊度和晚清變局作為分析的主題，就可以把宏觀的結構性分析和微觀的主體行動分析結合起來。宏觀的結構性概述便於分析楊度思想轉變的原因，實證性的考察楊度的活動及思想轉變，是微觀的主體行動分析，為宏觀的概述提供了具體的例證。這樣一來，兩者就可以相得益彰，宏觀結構的曆史分析正是微觀個體分析的框架背景，而後者又恰好可作前者最好的基礎和說明。
前麵對幾種理論模式的反思，並非是否定這些研究範式的有效性，而隻是想強調一個事實，那就是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都有可能因為過於關注或重視某些因素而忽視了另外的因素，過於強調某一方麵的問題而遮蔽了另一方麵的問題。我們不能奢望用一種研究範式或方法就會窮盡對社會的認識，各種不同的理論方法即使導致完全不同的結論，也可以深化我們的認識，使我們對複雜的社會有更清醒的了解。在選用某種理論範式進行研究時，要對理論適用度加以充分的限定，避免用非此即彼的極端方式去審視紛紜多變的曆史現象，明白自己的研究隻是解釋了某一方麵的問題，決非終極真理。
反思這幾種研究中國近代曆史的理論模式，同時還因為目前大多數有關楊度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壓迫——革命”模式指導下的成果，雖然有關楊度一生的思想活動都有所論述，但還遠遠談不上非常準確和客觀。我在這篇論文的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盡力避免單一理論模式可能導致的局限性，對上文評論的幾種理論模式，尤其是近代化理論、“衝擊——回應”理論和中國中心觀的研究方法和部分結論都有很多借鑒和采用。
除了前述幾種研究模式外，以顛覆和解構為主要標誌的後現代理論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少新的衝擊。單就曆史學來說，“動搖史料與解釋之間天經地義的關係”成為當今後現代史學理論的標誌性話語。後現代史學理論提醒研究者不僅要看到史料本身包含的偏見，還要注意人們如何利用這些偏見強化某些政治主張，而把史料的其他解釋，特別是與政治主體相衝突的解釋打入冷宮。我對後學理論雖所知無多，但不管後現代亦或現代史學理論，都強調要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尋求一個更切近曆史而不僅僅是在意識形態結構裏政治正確性的標準答案。
要想真實地認識曆史，客觀地評價曆史，既要研究那些被認為是代表先進潮流或“政治正確”的偉大人物，也需研究那些所謂反動的或落後的各種人物，這樣才能更全麵地看清曆史的圖像。楊度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本文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礎上，將揭開蒙在楊度頭上的各種麵具，對其進行公正的審視，還其曆史的本來麵目。
楊度是近現代中國曆史上很具有代表性的風雲人物，身份卻一直頗為尷尬。楊度在他生活的時代就已被戴上“帝製餘孽”的帽子，後來也一直被劃入逆曆史大潮的反動人物之列，長期遭受學術界和官方正統評價的冷落。後來因發現楊度在晚年曾加入共產黨，給予過共產黨很多幫助和支持，楊度才因“晚年追求光明”，被追認為革命先賢祠裏經曆曲折而又迷途知返的一個革命後來者。正因為此，他的文集才得以編纂，一些有關他的回憶文章和傳記也陸續出版，但對楊度的專門性研究論文和著作仍寥寥可數。這也是在當時的研究指導思想下的一個必然結果。楊度生活在近代中國的大變局時代，他的傳奇經曆和活躍的思想都有他自己的獨特烙印，但若脫離他生活的這個時代來研究他的活動和思想，將很難得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因此，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把楊度與當時的整個晚清政局結合起來考察，把對楊度個體活動的微觀分析放在晚清政局的宏觀概述的大視野之下，簡略描述楊度成長及轉變的時代背景，重點探求他個人思想形成的內在原因。期望宏觀概述和微觀分析能相得益彰地結合在一起，客觀、合理地解釋楊度和他的思想（二）學術史的簡單回顧
以往的中國學術界熱衷於研究所謂正麵人物和事件，對那些貼上反動標簽的人物或事件往往缺乏關注。楊度在清末力主君主立憲，民國時期又一度倡導帝製複辟，此後便長期戴著帝製餘孽的帽子，成為人們心中違背曆史發展潮流的代表人物。自然屬於被冷落的人物之列。楊度逝世五十多年以後，才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他的文集，也即是由劉晴波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的《楊度集》。2001 年，北京市檔案館編的《楊度日記》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收有楊度自 1896年至1900年共五年的日記。《楊度集》和《楊度日記》是研究楊度最基本的資料。有關楊度的研究性論文並不太多，按發表時間的先後羅列如下：陳旭麓的《也談楊度》（1979 年發表，後收在《陳旭麓學術文存》），趙金鈺的《楊度與〈中國新報〉》（《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李貴連的《楊度的國家主義法律觀》（《法學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劉晴波的《論楊度——〈楊度集〉代序言》（《曆史研究》，1985年第4期），侯宜傑的《楊度二題》、《清末預備立憲時期的楊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1988年 第1期），劉晴波的《政見分歧物》，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唐自賦的《楊度與清末禮法之爭》（《湖南師大學報》，1993年第1期），楊念群的《楊度與帝王之學》（香港：《二十一世紀》，1994年2月號），祝彥的《楊度及其〈君憲救國論〉》（《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胡建紅的《楊度晚期突變原因探析》（《常德師院學報》，1996年第4期），李裏峰的《楊度對清末民族問題的認識》（《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宋月紅的《宋教仁與楊度的政黨內閣製思想比較》（《船山學刊》，2001年第1期），分別對楊度就某一個方麵的問題展開研究，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有關楊度的傳記及相關性資料也極為有限。陶菊隱撰寫的《籌安會“六君子傳”》，於1981年在中華書局出版，這本書並非嚴肅的學術著作，而且關於楊度的內容也不太多。本來這本書也就是十餘萬字的小冊子，而完全以楊度為中心來寫的大約不到全書的五分之一。陶菊隱簡單敘述了楊度的一生，認為楊度是介於保皇黨和革命黨之間的第三者，在理論上畏首畏尾，矛盾百出，在行動上左右搖擺，態度曖昧。辛亥革命後成為袁世凱的重要謀士，熱衷於功名利祿，助袁纂權誤國，晚年一步步走向光明。
何漢文、杜邁之編著的《楊度傳》於1979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約有九萬二千字，敘述了楊度一生的活動，並對他的各項思想及政治行為做出了評價。認為楊度在民族災難和階級矛盾的強烈刺激下，懷著救國救民的抱負，投身於政治運動。但是他大半生政治上走入歧途，奔走於封建軍閥、官僚、政客之門，成為反動的君主立憲政治的主要鼓吹者和策劃者。他在袁世凱帝製失敗以後，目睹軍閥混戰的黑暗局麵，又經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禮，終於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了挽救中國危亡的希望，毅然痛改前非，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參加人民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楊度的女兒楊雲慧撰寫的《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全書約有十萬五千字，由上海文學出版社於1987年出版。該書作者從楊度女兒的角度，回憶了楊度曲折的一生，介紹了楊度的家庭生活和家庭中各成員的命運；提供了許多不為外界所知的材料，如引述了楊度的堂弟楊敞所著《晰兄遺墨》中的一些內容，也糾正了有關楊度的傳說或楊度傳記中的一些謬誤，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台灣的吳相湘寫有《“曠代異才”楊度》，收在氏著的《民國百人傳》（第三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再版。吳氏認為“楊度是一自視甚高，野心大、善投機的政客。革命黨與立憲派鬥爭，楊標榜中間偏左路線；旋又參加清廷預備立憲工作。發現袁世凱的政治野心，複首先加以迎合。1911年為袁奔走南北積極活動，袁當選大總統，楊又揚言袁可為“拿破侖”，使共和複為君主。民國四年倡組籌安會，公開促成洪憲帝製，以新朝首輔自居，慶幸“理想”實現。不悟其反時代潮流。結果，袁因此身敗名裂，楊亦永蒙汙名。晚年傾向革命，則是其最後一次轉變。”
關於楊度的研究專著隻有一本，台灣黃中興所著的《楊度與民初政治（1911——1916）》，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1986年出版。作者從較長的曆史線索裏，探尋楊度政治活動的意義及君憲主張的由來，從其政治活動及主張中，強調帝製發生的原因有其曆史淵源，帝製的曇現並非偶然。對於有關楊度的幾種評價，作者並不讚同吳相湘等人以時代批判性觀點對楊度一生作負麵評定的看法，也不和多數大陸學者認為楊度是“兩頭好，中間錯”的觀點相一致，而是出於同情的了解。作者對楊度複雜麵貌的定位是：“一個具有時代使命感的溫和型知識分子、一個出仕欲望極強的野心人物、一個自我期許甚高的政治改革者、一個關係廣闊的政治活動家、一個激進的君憲派領袖、一個國學及近世政法之學皆有造詣的技術官僚、一個頗受袁世父子器重的高級幕僚、一個訴諸情緒的愛國者。”由於作者掌握的楊度資料不是很多，以致造成一些史實上的謬誤。
從總體上來看，楊度研究大多流於平麵敘述，涉及總體評價的較多，而對其各項思想主張具體深入分析的少。
（三）研究中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
為了準確把握一個社會的麵貌和特點，從這個社會的結構入手是一個被社會學界廣為使用的方法，對這種方法的理論總結是結構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最主要的兩個概念是結構和功能。概括地說，功能是指社會體係中的各個部分所發揮的作用，或所產生的結果。這些作用或結果可以對體係的生存、穩定以及延續的時間產生重要影響。而結構則是產生這些作用和效果的單位，對一個社會來說，通常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等。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強調社會是一個整體，社會中各個部分各個單位都是互相聯係互相作用的，任何一個單位或部門都不是孤立地發揮自己的作用，而是與其它部門或單位互相配合，並由此而實現了社會整合。
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和研究範式，不但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方法使用，而且還是近代化理論的主要理論淵源，在近代化理論主導的研究中廣為采納。如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在描述和分析中國18及19世紀的社會麵貌時，就是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社會整合、知識與教育等部分，對中國20世紀的曆史轉變也是采用同樣的劃分方式來論述。
享譽國際史學界的年鑒學派主要代表人物布羅代爾，在重視社會結構方麵，與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堪稱異曲同工。布羅代爾強調曆史變化的多節奏與多層次，明確提出“長時段”、“中時段”與“短時段”，並提出與這三種時段相適應的概念，分別稱為“結構”、“局勢”、“事件”。所謂“結構”，是指長期不變或者變化極慢的，但在曆史上起經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社會組織、思想傳統等；所謂“局勢”，是指在較短時期內起伏興衰、形成周期和節奏的一些對曆史起重要作用的現象；所謂“事件”，是指一些突發的事變，如革命、地震等，對整個曆史進程隻起微小的作用。在這三種時段中，起長期、決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經濟、社會的結構，局勢的變化雖對曆史進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但非為人力可以左右，事件隻不過是深層振蕩中翻起的浪花、塵埃而已，對曆史不起重大作用。
布羅代爾的三時段論並非完美無疵，過於重視結構而貶低政治事件和人物的作用，是最受非議之處。在社會發展的常態過程中，社會結構起著決定作用，但局勢和事件照樣不可忽視。倘若是在社會發展的大轉型時期，結構固然重要，局勢或者一些事件也可能起到決定作用。因而有必要在重視社會結構的前提下，探討處於社會結構背景之下的局勢或事件，這樣對局勢和事件的分析將會更加準確、客觀。由此可知，研究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非常有必要先分析晚清的社會結構情況。
19世紀的晚清社會，與以往的時代相比，毫無疑問很多方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是基本的政治製度、經濟形式和文化觀念隻是在傳統的範圍內變化（傳統本身一直在不斷的變化，傳統一詞是與近代相對而言，並不是一個封閉性的概念），而未發生根本的改變。
一般而言，社會結構可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也可稱為意識形態結構，但不如文化結構範圍廣）三大係統，這三大係統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調節、相互適應。即使三大結構係統都發生一些變化，也不一定會導致整個社會結構的解體，但即使其中一個係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整個社會結構一定會解體，開始向新的社會結構轉變。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中國社會變遷，印證了這一結論。
相對於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政治結構常常起著主導作用。晚清政府長期以來以高度中央集權化官僚製度為主要特征的政治結構，為了應付西方的侵擾和國內的叛亂，在19世紀末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修補，但其主要部分仍在繼續發揮決定作用。晚清政府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融教育製度和選官製度於一體的科舉考試依舊舉行著，這不但使全國的絕大多數的官僚和知識精英沿襲著以往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連國家的一些革新舉措也是為了重返傳統的舊軌道。對於科舉製度在晚清社會結構中的這種特殊作用，羅茲曼等人有所察覺，遺憾的是並未作進一步地深入討論。
根據中國文官官僚政治的特殊性質，根據由科舉製度確立並屈從於官僚政治標準的精英集團的特殊性質，中國社會結構的這些特征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這種結構特征使得有效的政治管理和控製在整個清代一直大成問題。在19世紀的衰敗情況下，政治上的失控愈加明顯，相應地，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愈加坎坷。
同羅茲曼相比，國內學者在這方麵的研究更為薄弱，大都是痛批科舉製度阻礙了清政府的改革，歡呼廢除科舉製度掃清了政治變革的障礙，而沒有認識到科舉製度在整個社會結構的獨特作用。在晚清社會的近代轉型中，隻有科舉製度的變革或廢除起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作用，在全社會的各層次各方麵都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認識到這一點，就不能隻把科舉製度的變革或廢除僅僅看成一項政治改革，而應從整個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來分析。換句話說，分析科舉製度的變革，將會提供一個闡釋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成效和速度的獨特視角。
中國傳統社會自把科舉製度逐步確立為正式的選官製度後，科舉製度就日益在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活中處於一種核心和連接紐帶的作用，因為它不僅隻是選拔官僚隊伍和維係社會文化精英再生產的機製，還是知識或文化傳承的工具，規範著整個社會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觀念。從這個角度來看，要想認清中國傳統社會，科舉製度不僅是無法繞開的一個關節點，而且還是解析傳統社會的一把利器。當然，從科舉製度入手來考察晚清社會結構及其轉型也隻是一種分析方法，一個獨特的視角，並不能取代其它的方法，隻能略補其它方法之不足。正如前述，任何一種方法都有其局限性，無論哪一種方法提供的視角，都不是萬能的，都不能使我們窮盡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全部特征。為了盡可能準確全麵的認識紛紜複雜的社會轉型，當然就要從盡可能多的視角來研究。隻有各種不同的方法結合起來，才能不斷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按照上述理論思路，以科舉製度的變革程度來檢驗中國近代化的成效，晚清基本上可以劃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840年到1900年，這一階段雖然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麵都有了不少新變化，但因科舉製度基本未變，整個社會結構雖有不少零零碎碎的修補，但主體部分依然未變，相對於傳統來說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依然屬於邊緣，並未為廣大民眾所普遍接受；第二個階段是從1900年到1912年，這一階段由於中國生存環境急劇惡化，變革圖強極為迫切，科舉製度從大幅度的變革到全麵廢除，隻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整個傳統社會結構解體，清王朝苟延殘喘幾年後也隨之崩潰。
在第一階段，雖然西方入侵已過半個世紀之久，清政府在遭受一連串的武力屈辱後割地賠款，開放了大批通商口岸，但是照舊舉行的科舉製度主宰了當時的思想狀況和價值取向。楊度在這段時期主要生活於內陸腹地，遠離通商口岸，受外來思想影響較少，雖然他的思維極其活躍，但仍局限在傳統的範圍內。到了第二階段，科舉製度變革迅速，新式教育蓬勃興起，留學運動如火如荼，楊度看準局勢的發展方向，毅然留學日本，成為引領時代潮流的先進人物。脫離科舉製度束縛的楊度，如饑似渴地汲取西學新知，思想為之大變。1902年楊度第一次留日，半年後返回國內，他的老師王闓運就已認為他是“乃欲抹殺君父以求自立新學”，由此可見他的思想轉變之劇烈。
以科舉製度的變革為主線，把楊度和晚清變局作為分析的主題，就可以把宏觀的結構性分析和微觀的主體行動分析結合起來。宏觀的結構性概述便於分析楊度思想轉變的原因，實證性的考察楊度的活動及思想轉變，是微觀的主體行動分析，為宏觀的概述提供了具體的例證。這樣一來，兩者就可以相得益彰，宏觀結構的曆史分析正是微觀個體分析的框架背景，而後者又恰好可作前者最好的基礎和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