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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幾種研究範式的反思
（一）“壓迫——革命”模式
“壓迫——革命”模式為國內學者廣為使用，帝國主義模式被國外的部分中國問題專家當作分析工具。使用帝國主義模式的外國專家認為，帝國主義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是解釋過去一個半世紀中國曆史的關鍵因素，如傑克•貝爾登（Jark Belden）認為1949年前“中國革命始終未能實現，原因很簡單：外國帝國主義實在太強大了，它不允許中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兩種模式比較而言，“帝國主義模式隻強調了國外的壓迫，即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沒有反應國內的壓迫，這個模式可以被包融在“壓迫——革命”模式之中，因而以下隻分析“壓迫——革命”模式。
“壓迫——革命”論作為從中國近代革命過程中總結出來的研究模式，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而且也是中國其他所有人文社科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這種解釋模式作為指導思想統治大陸學界達幾十年之久，在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其影響才逐漸衰微。
“壓迫——革命”模式對中國近代變革過程的分析，既揭示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無恥罪行，也反映了國內社會存在的不平等，對於動員廣大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起來革命，發揮了難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思想理論體係中處於關鍵性的基礎地位，是意識形態體係的核心話語，對於促進中國革命的迅速成功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良好開局，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這一模式作為指導思想下的研究成果豐碩，為中國近代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但無庸諱言，片麵強調這一模式也帶來不少問題。譬如近幾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像“革命——改良”、“維新——頑固”、“共和——立憲”等語詞，都預含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在先入成見的影響下，進行研究時就很難立基於實事求是的評判分析，並且反映在研究課題的選擇上，也大都集中於被認為是代表時代潮流發展趨勢的人物或事件，而那些被打上反動、落後或保守標簽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關注。
在學術多元化發展的今天，自然有必要對以往這種單一理論模式下的研究進行重新的清理和審視。對這一理論模式的評判主要不是其好壞或對錯，而是能否在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隻采用這樣一種分析方法？需要不需要多種多樣的視角去分析各種不同的問題？這種理論模式在革命動員年代具有任何理論都無法替代的巨大威力，但在革命成功以後，為了深入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我們也需要其它的理論模式，絕不能隻用一種模式來指導學術研究。
（二）“器物——製度——文化”的三階段模式
許多學人描述和解釋近代中國的發展變化時，總是把近代中國描述為一個從器物到製度再到文化的由淺入深的遞次漸變過程，這種三階段的發展幾乎被很多人認定為近代中國的經典變革模式。當然這樣一種直線式發展的三階段論述，非常合乎一些人的直線式思維，而且這一“理想類型”的認知模式，作為解析近代中國發展變化的概括性分析工具，在宏觀話語的背景之下也的確顯得一目了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這一理想類型的宏觀概括認定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過程，就會喪失它作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尤其是從微觀上來敘述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或事件時，這樣的解釋模式就會在曆史現場麵前呈現出巨大的荒謬來。
有著千古未有之變局的近代中國並非就是一個三段式的非此即彼的直線性發展變遷，而是一種複雜的交錯反複的網絡式演化。這個直線式的三階段論作為一種理想類型的研究範式，隻能用來進行宏觀概括，而不能作為中觀或是微觀意義上的分析工具。
（三）“衝擊——回應”模式
費正清作為西方研究近代中國的開拓者和研究範式的建立者，是運用“西方衝擊”與“中國回應”理論框架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倡導的這一模式在美國中國學界有廣泛的影響。
西方的衝擊左右著中國的近代曆史，是這個理論框架蘊含的一個前提假設。在這個模式中，西方扮演著主動的角色，中國則扮演著消極的回應角色。這種研究取向雖然可以說明某些問題，但其存在的缺陷仍然不可忽視。先不說近代西方本身就帶有撲朔迷離、自相矛盾的性質，中國地理、政治和文化等方麵的情況更是錯綜複雜。中國近代所發生的許多重要事情與西方衝擊並無關聯，或者關聯甚少。即便是直接或間接受西方衝擊影響的事情，也決不能把它們看成僅僅是對西方衝擊的回應。
“衝擊——回應”模式曾給幾十年來一貫墨守“壓迫——革命”模式的大陸學者耳目一新的感覺，給我們帶來了觀念上的不少新變化。解釋近代中國的變遷發展毫無疑問無法忽略西方的影響，離開了西方視野很多問題將沒法解釋。關鍵問題在於如何既不忽略西方影響，又可以校正“衝擊——回應”模式有可能帶來的歪曲。美國學者柯文主張把19世紀中西接觸放在中國文化、社會變化的廣闊情景中，依據受西方影響大小，把中國曆史分成最外層帶、中間層帶和最內層帶，這幾個層代的內容是流動不居的，層帶之間也經常相互影響，並且強調指出，“必須把我們的注意力灌注於一種遠為錯綜複雜的衝擊—回應網絡——在這網絡中不論衝擊或回應都應該既是中國的又是西方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中國19世紀所經曆的轉變和在實現這些轉變中西方所起的作用，取得比較切實可靠的理解。”
（四）近代化模式（傳統——近代模式）或稱現代化模式（傳統——現代模式）
近代化理論或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在不加區別地使用，被視為同一種理論，如果有差別，那也隻是在使用的範圍上，近代化理論更強調早期階段，現代化理論更強調一直持續到現在的發展，現代化理論比近代化理論的時間跨度更長些。本文主要討論中國近代變革的早期階段，因而采用近代化理論模式的提法。
近代化理論大約發端於上世紀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自出現以後雖屢遭批評，但在全世界範圍來說仍不失為發展理論中最有影響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也是自“壓迫——革命”理論之後，在當今大陸學界使用最為廣泛、影響最大的理論模式。
近代化理論的出現與當時整個世界的形式緊密相關，它的直接理論淵源主要來自社會進化論、結構功能主義和社會心理學，主要理論可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麵：一是傳統與近代的兩分法和社會發展的趨同論，即按照某種特定的標準，把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劃分成傳統社會和近代社會，而傳統社會的發展目標就是向西方這樣的近代社會邁進；二是社會發展的內因論，認為社會發展與近代化的主要動力是來自於內部，近代化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來自內部的障礙。
近代化理論把中國社會演變分為“傳統的”與“近代的”兩個階段，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中國被認為是野蠻的，西方是文明的；中國是靜止的，西方是動態的；中國自己無力產生變化，隻有在西方的衝擊和示範下才能發生巨變。近代化理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說法來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是如何演變為類似西方那樣的“近代”社會，隱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觀念。以至於有學者建議要根本放棄近代化理論的整套術語，特別是“傳統”與“近代”的概念，來另外尋求一種西方中心較少的方法。可以說傳統——近代的兩分法既是近代化理論的鮮明特點，也是它的廣遭非議之處。
倡導“中國中心觀”的柯文對近代化理論的兩分法本身固有的一係列問題有清醒的認識，“問題之一是這種兩分法迫使我們對現實隻能嚴格地按兩極來劃分，排除任何中間的可能，即是把傳統與近代看成兩種流動不拘、互相滲透的狀態，認為傳統社會中包含近代的潛勢，近代社會中又體現了傳統的特點，可是實際上並沒有放棄原來的假設，即認為文化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在傳統——近代這個單一的連續體（continuum）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問題之二是這一理論的前提假設，即“曆史能量守恒的假設”，在現實社會中並未得到驗證，因為傳統因素的減少未必就意味著近代因素的增加，一些近代化措施反而可能會加強傳統的製度與價值；采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是這種兩分法的第三個問題。
雖然近代化理論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既不能放棄這一理論，因為它有極強的解釋能力，仍然有很大的生命力；也無法拋開“傳統”與“近代”的概念，因為這對概念在現實社會生活和學術研究中使用廣泛，已被普遍認可。我們應該做的是在使用這一理論和概念時，要始終警惕有可能帶來的問題和缺陷，並努力借鑒其他理論模式。
（五）“中國中心觀”模式
美國學者柯文在對“衝擊——回應”模式和近代化模式等研究理論批判反思的基礎上，提出要超越舊模式的“思想上的帝國主義”，並以中國自身為基地從中國的情況出發來對待中國曆史，走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研究：
我使用“中國中心”一詞時絕對無意用它來標誌一種無視外界因素，把中國孤立於世界之外的探討這段曆史的取向；當然我也無意恢複古老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國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國中心一詞”來描繪一種研究中國近世史的取向，這種取向力圖擺脫從外國輸入的衡量曆史重要性的準繩，並從這一角度來理解這段曆史中發生的事變。
柯文認為這種研究取向較少地受到西方所確立的曆史重要性之準繩的束縛，就有可能甚至對來自外部的變化從更加內部的觀點進行探討。
柯文將“中國中心觀”的特點歸納為四條，首先是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曆史，並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曆史中那些現象具有曆史重要性；其次是鑒於中國的區域性與地方性的變異幅度很大，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較小的、較易於掌握的區域單位，如可以把中國粗略地劃分為沿海與腹地兩大文化帶，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曆史的研究；第三是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幹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曆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曆史）的撰寫；最後是熱情歡迎曆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於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並力求把它們和曆史分析結合起來。
柯文中國中心觀研究模式的提出，既是對其它諸種理論模式的反思，也是他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中的實踐成果。柯文在研究王韜和晚清革命時，通過把近代中國劃分成沿海和內地兩大區域，分析了以王韜為代表的居住在不同區域知識分子的不同思想狀況，提出了近代中國“沿海”具有創新功能，而這種創新隻有經過“內地”的認可才具有“合法性”的解釋框架。他的這一解釋框架包括三個前提：
第一，廣泛的文化變革一般都有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由開拓者（或革新者）主導，後一階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導；第二，自鴉片戰爭後，中國曆史可被視為兩種判然有別且又自成一體的文化環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與內陸或內地——之間互動的結果；第三，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葉，啟動變革的重任主要依賴於沿海亞文化，而內陸則起著使之合法化的作用。柯文對沿海與內地這兩個不同文化帶的區分，在討論外界（特別是西方）影響起首要作用的曆史問題時，指出了近代中國社會因外來影響不同，各地變化的速度並不相同，而且在變革過程中，外來影響對各地所產生的作用也並不一樣，這無疑有助於我們加深對近代中國的了解。
兩個不同文化帶的劃分同樣有著相當大的局限性，柯文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由於它特別強調中國受外國影響的地區和未受外國影響地區之間的鴻溝，如果我們因此就認為它意味著有某種均勻的無差別的內地文化存在，就可能造成嚴重的誤解。從這點看來，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的區域係統（regional systems）取向有一個巨大優點，即引起人們注意在遼闊的中國“腹地”的內部存在著重要的差異。
也就是說，不但沿海與沿海之間有可能社會思想文化狀況參差不齊，廣大的內地同樣會千差萬別。
像柯文這樣能同時高度清醒地區分沿海與內地的巨大差異，以及內地與內地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的學者，可謂是少之又少。由於中國地域廣大，加上交通運輸和通訊條件的極度落後，內陸腹地受外界影響的程度必須小心估計。即便不考慮外來的影響，儒學價值體係也非鐵板一塊，在正統儒學內部亦有地域化的發展趨向及不同的話語演變規則，儒學話語內部本身已具有較大的分歧與爭論。不同程度的外來影響，再加上固有思想的原本差異，必然會對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產生多麵性的影響。這也是為何不但近代中國不同地域的知識分子存在進步和保守的區別，而且在同樣趨新亦或同樣保守的陣營內部仍然千歧百怪的原因。
當然，上麵評述的顯然不是所有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隻能說是對幾種使用廣泛、影響較大的理論模式的總結。通過上述的批判反思，在運用某種理論模式進行研究時，應時刻抱有開放意識和警惕心理。任何理論模式本身都會存在一定的缺陷，再加上不同理論模式關注的重點不同，肯定會有其理論不及的盲區。無論哪一種理論模式都隻是一種話語解釋體係，把其當作知識類型的分析工具時，在一定範圍內有其有效性，並且會有助於解析認知對象，但這也並不意味著這種理論框架可以套在所有的研究對象頭上。因而，對任何一種精致的理論體係或是決斷論式的解釋模式，都要保有足夠的警醒意識，不要在美麗的話語體係前喪失一個嚴肅學人應有的懷疑精神。
“壓迫——革命”模式為國內學者廣為使用，帝國主義模式被國外的部分中國問題專家當作分析工具。使用帝國主義模式的外國專家認為，帝國主義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是解釋過去一個半世紀中國曆史的關鍵因素，如傑克•貝爾登（Jark Belden）認為1949年前“中國革命始終未能實現，原因很簡單：外國帝國主義實在太強大了，它不允許中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兩種模式比較而言，“帝國主義模式隻強調了國外的壓迫，即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沒有反應國內的壓迫，這個模式可以被包融在“壓迫——革命”模式之中，因而以下隻分析“壓迫——革命”模式。
“壓迫——革命”論作為從中國近代革命過程中總結出來的研究模式，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而且也是中國其他所有人文社科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這種解釋模式作為指導思想統治大陸學界達幾十年之久，在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其影響才逐漸衰微。
“壓迫——革命”模式對中國近代變革過程的分析，既揭示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無恥罪行，也反映了國內社會存在的不平等，對於動員廣大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起來革命，發揮了難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思想理論體係中處於關鍵性的基礎地位，是意識形態體係的核心話語，對於促進中國革命的迅速成功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良好開局，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這一模式作為指導思想下的研究成果豐碩，為中國近代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但無庸諱言，片麵強調這一模式也帶來不少問題。譬如近幾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像“革命——改良”、“維新——頑固”、“共和——立憲”等語詞，都預含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在先入成見的影響下，進行研究時就很難立基於實事求是的評判分析，並且反映在研究課題的選擇上，也大都集中於被認為是代表時代潮流發展趨勢的人物或事件，而那些被打上反動、落後或保守標簽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關注。
在學術多元化發展的今天，自然有必要對以往這種單一理論模式下的研究進行重新的清理和審視。對這一理論模式的評判主要不是其好壞或對錯，而是能否在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隻采用這樣一種分析方法？需要不需要多種多樣的視角去分析各種不同的問題？這種理論模式在革命動員年代具有任何理論都無法替代的巨大威力，但在革命成功以後，為了深入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我們也需要其它的理論模式，絕不能隻用一種模式來指導學術研究。
（二）“器物——製度——文化”的三階段模式
許多學人描述和解釋近代中國的發展變化時，總是把近代中國描述為一個從器物到製度再到文化的由淺入深的遞次漸變過程，這種三階段的發展幾乎被很多人認定為近代中國的經典變革模式。當然這樣一種直線式發展的三階段論述，非常合乎一些人的直線式思維，而且這一“理想類型”的認知模式，作為解析近代中國發展變化的概括性分析工具，在宏觀話語的背景之下也的確顯得一目了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這一理想類型的宏觀概括認定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過程，就會喪失它作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尤其是從微觀上來敘述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或事件時，這樣的解釋模式就會在曆史現場麵前呈現出巨大的荒謬來。
有著千古未有之變局的近代中國並非就是一個三段式的非此即彼的直線性發展變遷，而是一種複雜的交錯反複的網絡式演化。這個直線式的三階段論作為一種理想類型的研究範式，隻能用來進行宏觀概括，而不能作為中觀或是微觀意義上的分析工具。
（三）“衝擊——回應”模式
費正清作為西方研究近代中國的開拓者和研究範式的建立者，是運用“西方衝擊”與“中國回應”理論框架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倡導的這一模式在美國中國學界有廣泛的影響。
西方的衝擊左右著中國的近代曆史，是這個理論框架蘊含的一個前提假設。在這個模式中，西方扮演著主動的角色，中國則扮演著消極的回應角色。這種研究取向雖然可以說明某些問題，但其存在的缺陷仍然不可忽視。先不說近代西方本身就帶有撲朔迷離、自相矛盾的性質，中國地理、政治和文化等方麵的情況更是錯綜複雜。中國近代所發生的許多重要事情與西方衝擊並無關聯，或者關聯甚少。即便是直接或間接受西方衝擊影響的事情，也決不能把它們看成僅僅是對西方衝擊的回應。
“衝擊——回應”模式曾給幾十年來一貫墨守“壓迫——革命”模式的大陸學者耳目一新的感覺，給我們帶來了觀念上的不少新變化。解釋近代中國的變遷發展毫無疑問無法忽略西方的影響，離開了西方視野很多問題將沒法解釋。關鍵問題在於如何既不忽略西方影響，又可以校正“衝擊——回應”模式有可能帶來的歪曲。美國學者柯文主張把19世紀中西接觸放在中國文化、社會變化的廣闊情景中，依據受西方影響大小，把中國曆史分成最外層帶、中間層帶和最內層帶，這幾個層代的內容是流動不居的，層帶之間也經常相互影響，並且強調指出，“必須把我們的注意力灌注於一種遠為錯綜複雜的衝擊—回應網絡——在這網絡中不論衝擊或回應都應該既是中國的又是西方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中國19世紀所經曆的轉變和在實現這些轉變中西方所起的作用，取得比較切實可靠的理解。”
（四）近代化模式（傳統——近代模式）或稱現代化模式（傳統——現代模式）
近代化理論或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在不加區別地使用，被視為同一種理論，如果有差別，那也隻是在使用的範圍上，近代化理論更強調早期階段，現代化理論更強調一直持續到現在的發展，現代化理論比近代化理論的時間跨度更長些。本文主要討論中國近代變革的早期階段，因而采用近代化理論模式的提法。
近代化理論大約發端於上世紀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自出現以後雖屢遭批評，但在全世界範圍來說仍不失為發展理論中最有影響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也是自“壓迫——革命”理論之後，在當今大陸學界使用最為廣泛、影響最大的理論模式。
近代化理論的出現與當時整個世界的形式緊密相關，它的直接理論淵源主要來自社會進化論、結構功能主義和社會心理學，主要理論可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麵：一是傳統與近代的兩分法和社會發展的趨同論，即按照某種特定的標準，把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劃分成傳統社會和近代社會，而傳統社會的發展目標就是向西方這樣的近代社會邁進；二是社會發展的內因論，認為社會發展與近代化的主要動力是來自於內部，近代化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來自內部的障礙。
近代化理論把中國社會演變分為“傳統的”與“近代的”兩個階段，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中國被認為是野蠻的，西方是文明的；中國是靜止的，西方是動態的；中國自己無力產生變化，隻有在西方的衝擊和示範下才能發生巨變。近代化理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說法來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是如何演變為類似西方那樣的“近代”社會，隱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觀念。以至於有學者建議要根本放棄近代化理論的整套術語，特別是“傳統”與“近代”的概念，來另外尋求一種西方中心較少的方法。可以說傳統——近代的兩分法既是近代化理論的鮮明特點，也是它的廣遭非議之處。
倡導“中國中心觀”的柯文對近代化理論的兩分法本身固有的一係列問題有清醒的認識，“問題之一是這種兩分法迫使我們對現實隻能嚴格地按兩極來劃分，排除任何中間的可能，即是把傳統與近代看成兩種流動不拘、互相滲透的狀態，認為傳統社會中包含近代的潛勢，近代社會中又體現了傳統的特點，可是實際上並沒有放棄原來的假設，即認為文化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在傳統——近代這個單一的連續體（continuum）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問題之二是這一理論的前提假設，即“曆史能量守恒的假設”，在現實社會中並未得到驗證，因為傳統因素的減少未必就意味著近代因素的增加，一些近代化措施反而可能會加強傳統的製度與價值；采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是這種兩分法的第三個問題。
雖然近代化理論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既不能放棄這一理論，因為它有極強的解釋能力，仍然有很大的生命力；也無法拋開“傳統”與“近代”的概念，因為這對概念在現實社會生活和學術研究中使用廣泛，已被普遍認可。我們應該做的是在使用這一理論和概念時，要始終警惕有可能帶來的問題和缺陷，並努力借鑒其他理論模式。
（五）“中國中心觀”模式
美國學者柯文在對“衝擊——回應”模式和近代化模式等研究理論批判反思的基礎上，提出要超越舊模式的“思想上的帝國主義”，並以中國自身為基地從中國的情況出發來對待中國曆史，走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研究：
我使用“中國中心”一詞時絕對無意用它來標誌一種無視外界因素，把中國孤立於世界之外的探討這段曆史的取向；當然我也無意恢複古老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國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國中心一詞”來描繪一種研究中國近世史的取向，這種取向力圖擺脫從外國輸入的衡量曆史重要性的準繩，並從這一角度來理解這段曆史中發生的事變。
柯文認為這種研究取向較少地受到西方所確立的曆史重要性之準繩的束縛，就有可能甚至對來自外部的變化從更加內部的觀點進行探討。
柯文將“中國中心觀”的特點歸納為四條，首先是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曆史，並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曆史中那些現象具有曆史重要性；其次是鑒於中國的區域性與地方性的變異幅度很大，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較小的、較易於掌握的區域單位，如可以把中國粗略地劃分為沿海與腹地兩大文化帶，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曆史的研究；第三是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幹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曆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曆史）的撰寫；最後是熱情歡迎曆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於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並力求把它們和曆史分析結合起來。
柯文中國中心觀研究模式的提出，既是對其它諸種理論模式的反思，也是他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中的實踐成果。柯文在研究王韜和晚清革命時，通過把近代中國劃分成沿海和內地兩大區域，分析了以王韜為代表的居住在不同區域知識分子的不同思想狀況，提出了近代中國“沿海”具有創新功能，而這種創新隻有經過“內地”的認可才具有“合法性”的解釋框架。他的這一解釋框架包括三個前提：
第一，廣泛的文化變革一般都有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由開拓者（或革新者）主導，後一階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導；第二，自鴉片戰爭後，中國曆史可被視為兩種判然有別且又自成一體的文化環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與內陸或內地——之間互動的結果；第三，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葉，啟動變革的重任主要依賴於沿海亞文化，而內陸則起著使之合法化的作用。柯文對沿海與內地這兩個不同文化帶的區分，在討論外界（特別是西方）影響起首要作用的曆史問題時，指出了近代中國社會因外來影響不同，各地變化的速度並不相同，而且在變革過程中，外來影響對各地所產生的作用也並不一樣，這無疑有助於我們加深對近代中國的了解。
兩個不同文化帶的劃分同樣有著相當大的局限性，柯文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由於它特別強調中國受外國影響的地區和未受外國影響地區之間的鴻溝，如果我們因此就認為它意味著有某種均勻的無差別的內地文化存在，就可能造成嚴重的誤解。從這點看來，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的區域係統（regional systems）取向有一個巨大優點，即引起人們注意在遼闊的中國“腹地”的內部存在著重要的差異。
也就是說，不但沿海與沿海之間有可能社會思想文化狀況參差不齊，廣大的內地同樣會千差萬別。
像柯文這樣能同時高度清醒地區分沿海與內地的巨大差異，以及內地與內地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的學者，可謂是少之又少。由於中國地域廣大，加上交通運輸和通訊條件的極度落後，內陸腹地受外界影響的程度必須小心估計。即便不考慮外來的影響，儒學價值體係也非鐵板一塊，在正統儒學內部亦有地域化的發展趨向及不同的話語演變規則，儒學話語內部本身已具有較大的分歧與爭論。不同程度的外來影響，再加上固有思想的原本差異，必然會對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產生多麵性的影響。這也是為何不但近代中國不同地域的知識分子存在進步和保守的區別，而且在同樣趨新亦或同樣保守的陣營內部仍然千歧百怪的原因。
當然，上麵評述的顯然不是所有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隻能說是對幾種使用廣泛、影響較大的理論模式的總結。通過上述的批判反思，在運用某種理論模式進行研究時，應時刻抱有開放意識和警惕心理。任何理論模式本身都會存在一定的缺陷，再加上不同理論模式關注的重點不同，肯定會有其理論不及的盲區。無論哪一種理論模式都隻是一種話語解釋體係，把其當作知識類型的分析工具時，在一定範圍內有其有效性，並且會有助於解析認知對象，但這也並不意味著這種理論框架可以套在所有的研究對象頭上。因而，對任何一種精致的理論體係或是決斷論式的解釋模式，都要保有足夠的警醒意識，不要在美麗的話語體係前喪失一個嚴肅學人應有的懷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