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引子

　　蔡元培自己曾說：“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從1917年到1923年初蔡元培實際在校任職的期間（其中於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赴歐美各國考察十個月），這是北大曆史發展上的一個非常重要階段。在這個期間，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義的改革，它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成為我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陣地；它點燃了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的火炬，發揮了先鋒的作用；它為我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成績。在這段時間裏，由於蔡元培對教育事業的熱忱，革新的勇氣和成就，以及對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使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學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蔡元培在北大興利除弊的改革，化腐朽為神奇，使陳腐不堪的舊北大變成了生機勃勃的新北大。有人把他在北大建立的業績，稱之“為中國的學術界，開一新紀元”，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對北大的整頓和革新，可以說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自此之後對它的讚譽之詞不絕於書。有人評論道：“蔡先生學界泰鬥，哲理名家，就職後勵行改革，大加擴充，本其曆年之蘊蓄，樂育國內之英才，使數年來無聲無臭生機殆盡之北京大學校，挺然特出，褒然獨立，延名師，嚴去取，整頓校規，祛其弊習。……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各省士子莫不聞風興起，擔簦負笈，相屬於道，二十二行省，皆有來學者。”這確是反映了五四時期北京：學的盛況。僅從學校的發展來看，這時北大學生人數頓增，1912年學生注冊人數為八百多人，而1919年則達到兩千多人。北大自1907年（京師大學堂時期）至1929年二十三年間先後畢業學生凡三千八百二十二人，其中以1925年畢業生為最多（四百七十二人），其次是1923、1924和1926年，分別為三百九十、三百四十二和三百二十七人，這主要是蔡元培主持學校期間，特別是五四後入學學生增多的緣故。教員人數也由1912年的五十三人増加到1918年的二百一十七人。這是北大發展的一個興盛時期。

　　1943年3月5日，周恩來同誌領導的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懷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論，曾生動地描述了這一時期北京大學生機勃興的情景和蔡元培的卓越貢獻：

　　北大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株去的一個名詞。然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3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時也就是他的所以辦學有成就，一由於他的民主作風，二由於他對青年的熱誠愛護。他的民主作風，重要的在於他對各種學術，各種思想的兼收並蓄，也在於他確能使學有專長的學者，辦事有創造性的千部，在他領導之下，發揮其才能，施展其抱負。他創造了各種會議製度，如校務會議，教務會議，教授會議等等，凡事都讓大家有機會盡量發表意見，提出辦法。他對各院各係的負責人以及各教授，以學問及才能為主，不問其他；一經聘定，就信任他，把事情全都交給他，不去多加千渉。因此，那時的教授和職員，都一心一意做事教書，竭忠盡智的要把事情做好，書教好，做出成績來。“沙灘文科大樓的第一院、馬神廟公主府的第二院和騎河樓譯學館的第三院，辦得各有特色，自成一格。踏進公主府，既富麗，又清幽，使人心曠神怡。跑到文科大樓（按即沙灘紅樓），左一間政治學會研究室，右一間‘新潮社’辦公室，樓底下在趕印教授、學生們所辦的各種定期刊物，樓上麵是分門別類的各種圖書閱覽室，門房內則堆滿著各種各樣代售的雜誌，使人應接不暇。譯學館裏呢？那個頂大頂大的大禮堂上，不是今天有什麽學術演講，名人演說，就是明天有什麽學生大會，紀念大會，使人興奮，使人振發。蔡先生長校時的北大師生，真有如鳶飛炭天，魚躍於淵，既活潑又愉快。這種氣象，這種生活，那得不令人懷念無已。蔡先生長北大時，對青年是充分表現了他‘愛之能勿勞，忠焉能分誨’的情懷。……被蔡先生這種民主作風和愛護青年的精神所蘢罩著的北大，不僅成為中國新文化的發祥地，同時也成了中國革命優秀千部的培養所。這就是北大永遠不能使人忘懷的原因。我們懷念北大，我們更懷念到蔡先生。”

　　蔡元培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事業，他在我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史上，是一位起過重要影響的人物。本世紀初期他在北京大學進行的改革工作，其意義已超出了一個學校的範圍，而在這方麵所體現的大學教育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很好地加以總結和研究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曆史條件下，蔡元培以不斷的勇於革新和首創的精神，力圖建立我國自己的新教育製度，這是十分可貴的。這種精神，是和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相聯係的。他生活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年代，為了救亡圖存而委身於教育事業，後來他又把這個事業和建立共和的理想相聯結，走上了反封建教育的民主革命道路。為了振興中國，他致力於提倡科學，培育人才。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學，這一時期確是聚集和培養了大批學有專長的人才，這對於我國的民主革命和文化科學事業都有著重要的影響。蔡元培對青年學生的愛護是很感人的，他不僅愛惜人才，就是對低劣的學生，也極盡教育的責任。有這樣一個例子：有一次，在北大西齋學生宿舍發生了一個男學生欺侮女學生的事，蔡元培聽後大怒，痛斥了這個男學生，並召開學生大會，指出中國女子由於幾千年的曆史關係，有著某些弱點，男子對於這些弱點，決不應當利用，而是應當同情，應當予以幫助，在戀愛關係上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主要的應由男子負責。結果，這個男學生被學校開除了。但蔡元培並沒有因此就對這個學生拋開不管，而是一直關心著這個學生的情況，並且曾幾次找他到自己辦公室來談話。這樣熱切的關懷與不倦的教侮，終於把一個被人目為桀驁不訓的青年，感化得力求上進了。蔡元培這種愛護青年、獻身教育的精神，是值得後人崇敬和學習的。

　　像曆史上的一切傑出人物一祥，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主張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曆史的局限性。但他在北大的革新，從基本的方麵說，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教育的客觀要求，因而能夠取得較大的成就。特別是當時處在北方軍閥反動統治的惡濁氛圍中，他集合先進人物，百折不撓地推行新教育，造就了大批民主革命戰士，直接配合了當前的民主革命任務，具有鮮明的時代性。1924年1月，標誌著國共合作建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提名蔡元培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井向與會者解釋說：“蔡孑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務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環境與南方不大相同，他對革命的貢獻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本黨此次改組，不提他參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顯著，對於他的工作反不方便。他不會計較這些的。我希望他由歐洲回國後，仍能到北京去工作”。無疑，中山先生對蔡是深知的，這是他對蔡主持北大工作重大意義的正確評價。至於他在北大的教育實踐中所體現出的他的大學教育思想，應該說在許多方麵是反映了發展教育的客觀要求。如他提出的兼容並包，學術自由；重視教員質量，強調選擇教員要以“積學與熱心教育”為主，同時又充分尊重和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貫徹民主辦學的原則；善於吸收外國先進科學，加強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教育；吸收外國文化要重在創新，主張要融合中西文化並進行中西文化比較，反對盲目崇拜外國文化，反對單純摹仿；強調學生必須具備比較全麵、寬厚的基礎知識，主張溝通大學文、理兩科，學生要相互兼習，擴大知識麵；強調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大力提倡美育；學校要以學生為主體，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學生要以學業為主，並適當服務社會，擔負指導平民的責任；鼓勵學生自由研究，開展豐富多采的課外活動等一係列主張，則都是行之有效的，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們借鑒。

　　蔡元培雖然在北大實際任職的時間並不很長，但對北大的影響是很深的。在舊中國的漫長歲月裏，盡管曆屆反動政府一再頒行各種禁令和進行所謂整頓學風，實行文化專製主義，但在北大仍然存在著民主與進步的傳統，學術自由的流風猶存，爭取革新的要求仍在繼續。這都是與蔡元培的倡導和培育分不開的。而北大師生對蔡元培也是一直懷念和景仰的。蔡元培的人格力量是很感人的。任鴻雋在回憶中稱他具有“處處為人無我的真精神”。“凡與蔡先生相識有素，有相當機會觀察先生舉動行為的人，都可以承認平生不曾看見先生有過疾言厲色的時候。他這樣謙讓和靄，溫良恭儉，純是發乎自然而不是要拿這些道德來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蔡先生的對人接物，似乎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決不願意以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使人感到一點不快或不便。一個是承認他人的理性，以為天下事無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處理。”“但在公義一方麵，蔡先生卻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絲毫不退、莫不假借的鬥士。”馮友蘭也回憶說，在蔡先生身邊，感同光風霽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種氣象。沐浴這種氣象之中，就不能不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一生廉潔，自奉儉樸，生活清苦，直到晩年仍是全家租賃房屋居住，書籍也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沒有一個歸攏庋藏的地方。北大同人蔣夢麟、丁燮林、王星拱、胡適、羅家倫、趙畸等人，曾發動蔡的朋友、學生贈款，集資建造一所房屋，作為他七秩壽辰的賀禮。這個倡議很快就得到數百人的響應。1935年9月7日，蔣夢麟等聯名寫給蔡元培的祝壽箋說：

　　我們都是平日最敬愛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一日，是先生七十歲的壽辰，我們都想準備一點賀禮，略表我們敬愛的微意。我們覺得我們要送一件禮物給一位師友，必須選他所最缺少的東西。我們知道先生為國家，為學術，勞瘁了一生，至今還沒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書籍，也還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沒有一個歸攏庋藏的地方。因此，我們商定這囬獻給先生的壽禮，是先生此時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書的房屋。現在我們很恭敬的把這一點微薄的禮物獻給先生，很誠懇的盼望先生接受我們這一點誠意！我們希望先生把這所大家獻奉的房屋，用作頤養、著作的地方；同時這也可看作社會的一座公共紀念坊，因為這是幾百個公民用來紀念他們最敬愛的一個公民的。我們還希望先生的子孫和我們的子孫，都知道社會對於一位終身盡忠於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會忘記的。

　　蔡元培按照他平素的主張，堅決不同意這樣做，但麵對學生和友人的盛情厚意，難以堅辭。1936年1月1日，蔡元培作書回答，對友人“獎勵”之意深表感激，他謙遜地表示“元培固沒有送窮的能力，但諸君子也不是席半履厚的一流；伯夷築室，供陳仲子居住，仲子怎麽敢當呢？”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緣故而決然謝絕，使諸君子善善從長之美意，無所借以表見，不但難逃矯情的責備，而且於讚成獎勵之本意，也不免有點衝突。元培現願為商君時代的徙木者，為燕昭王時代的駿骨，謹拜領諸君子的厚賜；誓以餘年，益盡力於對國家文化的義務；並勉勵子孫，永永銘感，且勉為公爾忘私的人物，以報答諸君子的厚意。這個計劃因不久全麵抗戰爆發，淞滬淪陷，未能付諸實現，但這反映了北大師生對蔡元培的深深敬重。晚年蔡元培也仍時以北京大學為念，1938年北大校慶四十周年的時候，他題詞紀念，回顧了北大過去光榮的曆史，指出：“民國八年左右，被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之領袖。又如建設研究所，組織評議會，兼收女學生，編練學生軍等，無不由北大為之倡。過去四十年之光陰，不為虛度。”這時，寇深國難，北大南遷，他仍充滿信心地說：“他日河山還我，重返故鄉，再接再勵，一定有特殊之進步”。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對北大表達的祝願。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北大校友和中央研究院同人為表示對他的景仰和懷念起見，規定每年一月十一日他的誕辰這一天舉辦一次紀念會。由於蔡元培一生盡瘁於發展我國的科學文化事業，因此紀念會以學術講演為主要內容。解放戰爭時期，北大進步師生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於1947年建立了一個公開學習進步書刊的圖書室。為了紀念蔡元培，人們把它命名為孑民圖書室。它主要收集進步師生和人士捐贈的馬列主義理論書籍，有圖書五千多冊，中外雜誌四十多種，師生們稱它是“北大人的精神營養姑”。讀者十分踴躍，每天借出次數平均為一百零八次，日常流通書籍達到七八百本左右。這個圖書室的命名，是北大師生對蔡元培很有意義的紀念。

　　1948年，為了紀念蔡元培，北大師生在校內建立了一個“蔡孑民先生紀念堂”。

　　在新的曆史時期，北大師生同樣表達了對這位老校長一一代宗師的崇敬和懷念之情。1980年3月5日，北京大學師生隆重舉行了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大會。1982年，三千多八十年代的北大學生（七七、七八屆畢業生）自動捐款，為蔡元培建立青銅塑像，安放在未名湖畔的草坪上，並於10月15日舉行了塑像落成典禮。1986年4月10日，由許德珩、陸定一、屈武、葉聖陶等三十六人發起，在北京大學成立了察元培研究會。研究會的成立，有力地促進了蔡元培研究工作的開展。

　　請允許引錄四十多年前胡愈之對蔡元培一生事業所作的全麵而中肯的評價，作為本書的結束。

　　胡愈之在《我所見的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寫道：

　　蔡先生是紹興人，紹興在曆史上不單是產生著名的文學家、美術家而已，而且也產生了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和理學家。蔡先生便氣在這中間承前啟後的一個。紹興在清代，受鄉賢劉蕺山先生的影響，氣節與理學的風氣，深入於知識分子中間，在學術方麵，述宋儒的緒餘，把“知”和“行”打成一片，因此到了清朝末年，民族革命思想，日見發楊。又因受了戊戌政變與甲午戰爭的震蕩，科學與民主思想，也逐漸萌芽。在這樣的時間、空間中，蔡先生一方麵接受了固有的文化遺產，一方麵又吸收了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新思想，加以發楊光大，這樣才成了中國近代思想界的炬火。蔡先生在清季到辛亥革命前後最偉大的貢獻，就是打破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耶種維新派的思想。蔡先生是介紹西洋近代哲學科學思想到中國以實行中國古代文化輸血治療的第一個。在哲學上，蔡先生首先提出了科學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為現代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潮作前導。在文學上，蔡先生主張以美學代宗教，是“為人生而藝術”的最初倡導者。科學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以及“為人生而藝術”，這是五四時代所展開的啟蒙運幼，而其中最偉大的導師與保護者，卻是蔡先生。五四以後，中國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高潮到來，思想鬥爭轉變為行動上的鬥爭。蔡先生卻並不像一部分知識分子那樣，因為革命高潮的到來而退縮，而甚至於變節，蔡先生終身沒有離開過思想鬥爭的陣地，他為民主自由而鬥爭，為科學思想而鬥爭，是沒有一個時期懈怠過的。蔡先生擔任北大校長時代，反對開倒車，提倡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以後組織民權保障同盟，為民主憲政而奮鬥，都證明蔡先生不是一個空想家，而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思想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的偉大，是因為綜合了近代的民族思想、民主思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加以中國化，而創迨三民主義的政治準則。蔡先生的博大精深，主張寬容與兼包並蓄，正與中山先生相同，不過中山先生的成就在於政治方麵，而蔡先生則在於文化方麵。本來知識分子是最容易動搖的。我們回想一下，在過去數十年間，在思想界、文化界執著火炬而不斷前進的有幾個？數十年如一日，不為利棵而變節操的有幾個？始終忠誠於真理，不愧屋漏的有幾個？為民主自由而奮鬥到底，不避刀俎斧鉞的有幾個？始終成為青年導師，知行合一，而不欺騙青年的，又有幾個？因此我們對於蔡先生的遽歸道山，是更不勝其痛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