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 第三節 林蔡之爭
第三節 林蔡之爭
五四前夕，由於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十月革命影響的擴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引起了反動軍閥和封建複古勢力的極端恐懼。於是，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發動了瘋狂的反撲，大肆誣蔑新文化運動是“洪水猛獸”、“異端邪說”，對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者則極盡漫罵攻擊之能事。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也就成了他們集中攻擊的一個目標。發生在1919年3月間的“林蔡鬥爭事件”，就是這場新舊思潮大激戰的一個突出表現。
這時，對北京大學的謠言四起，漫罵和攻擊接踵而至。北京安福係的《公言報》、上海研究係的《時事新報》，以及《新申報》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攻擊北大、詆毀蔡元培和新派教授的文字。社會上的遺老遺少也群起助陣，北大的任何微小改革和進步，都遭到他們激烈的反對。他們破口漫罵新思想和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甚至連北大提倡白話文，也誣蔑為是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開設元曲新課，也胡說在教室裏唱起戲文來了。當時有位學生記敘了這樣一件事：
前些時我往保定省兄，在那裏遇見了一位老者，聽說是前清的進士，他突然向我發問道：“貴校新成立了歌謠研究會，是真的嗎？”我說：“是真的。”他便向別一位老者冷笑道：“可惜蔡孑民也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領著一般年青人胡鬧起來了，放著先王的大經大法不講，竟把那孩子們胡噴出來的什麽‘風來啦，雨來啦，王八背著鼓來啦……’一類的東西，在國立大學中專門研究起來了。”說罷又哈哈冷笑一陣。
當然，這還隻是表達了一種守舊的心態。但這時複古派攻擊的鋒芒，還主要是針對北大新派教授及其重要陣地《新青年》，把《新青年》視為“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於是，“大驚小怪，八麵非難。”當時對北大和新文化運動的種種責難，正如魯迅所形容的：“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
當時軍閥政府也磨刀霍霍，企圖用查禁進步書刊、驅逐新派人物等辦法，來壓製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如安福係參議員張元奇攻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要求教育總長傅增湘幹渉北大的新潮運動，井聲言否則參議院將提出彈劾案，企圖脅迫蔡元培去職。不久，張元奇在國會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並彈劾北大校長蔡元培，尤集矢於文科學長陳獨秀。他的彈劾案隻有少數人附和，沒有通過。但軍閥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曾為此召見過蔡元培。這時輿論界也不斷傳出政府要查禁“過激主義”、幹渉北京大學的消息，一時間，大有“黑雲壓城”之勢。
在這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中，帶頭對新文化運動，對北京大學發動進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衛道士林紓。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蠡叟，福建閩候人。他是清末著名的古文家、畫家和翻譯家，一個頑固的守舊派。他在清末民初曾任北大經學教員。這時在徐樹錚支持的成誌學校任主講席，授史記。他生活在民國，仍自稱“清室舉人”；“年垂七十”，仍“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1914年3月，遜清的總管內務府大臣金梁，為清室複辟網羅人物的“舉賢才摺”中，稱林紓：“感念故主，念念不忘，嚐十上崇陵，涕泣伏拜，哀動行人，文學尤佳，為時稱誦。”將他列入“可用其人者”。這樣一個封建衛道士，對新文化運動懷有刻骨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2月間，林紓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蠡叟叢淡”，以小說的形式，對北大的新派人物進行辱罵和攻擊，他拋出的第一篇文言小說《荊生》，以皖人田必美影射陳獨秀，以淅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以“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的狄莫影射胡適，以“傷天害理”、“禽獸之言”，惡毒漫罵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他幻想借助一個名叫“荊生”的“偉丈夫”，用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他在小說的結尾，頗有感慨地說：“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
林紓心目中的“荊生”，就是指皖係軍閥徐樹錚。他希望這個曾是他學生的權勢人物，能夠挽回狂瀾，一舉蕩平新思潮。小說反映了封建衛道士們絕望和掙紮的心理狀態。
3月18日，林紓又在《公言報》發表了《致蔡鶴卿太史書》。林紓以無聊謗文漫罵新文化運動猶感不足，現在則以公開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京大學發起了直接的攻擊。
林紓在信中以“清室舉人”、“至死不易其操”的衛道者自居，申言了他反對革命和變革的頑固立場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挙，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複天足，逐滿人，撲專製，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他要求一切守舊例，不可越常軌，“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他在公開信中，羅織罪狀，攻擊北大宣傳新文化“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淡”，“叛親災倫之論”，是“覆孔孟，鏟倫常”；胡說寫白話文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是“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並挖苦說：“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咒罵新文化的宣傳者為“人頭畜鳴”。誣蔑蔡元培“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公然威脅他：“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長。”他還危言聳聽地說：“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之談，用以嘩眾，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他以教訓口吻警告蔡要“圓通廣大，據中而立”，“為國民端其趣向”。他在信中破口大罵一通之後，又裝模作樣地說“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複。”
《公言報》刊載林紓公開信的同時，還加了《請看北京大學思想變遷之近狀》一則報道，攻擊北京大學自蔡孑民任校長後，文科學長陳獨秀以新派首領自居，“教員中與陳氏沆濫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誣稱他們“絕對的非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並且有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其鹵莽滅裂，實亦太過。”攻擊新派的主張，“更當認為怪誕不經，似為其禍之及於人群，直無異於洪水猛獸。”稱林紓致蔡元培的公開信，“洋洋萬言，於學界前途，深致悲憫。”竭力為林紓張目。
林紓繼公開信之後，在3月19日、20日《新申報》上又拋出俳鎊小說《妖夢》。這篇文言小說更為不堪，其中以所謂白話學堂影射北京大學，以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極力描述田、秦提倡白話、詆毀倫常，並極其無聊地寫了一個讚同“毀聖滅倫”的學堂校長“元緒”來影射蔡元培。最後，一個妖魔直撲白話學堂，把他們統統吞噬，隨即排泄下來，“積糞如丘，臭不可近。”這篇小說手法之卑劣，正如當時一位讀者投書《每周評論》所說：“這竟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了。這種行徑，真是可伶。我想該舉人也是一個人類，已經活到七十歲，知識還是如此蒙昧，這真是他的不幸，所以說他真是可伶。我們費了寶貴的筆墨、紙張、精力、時間來批評該舉人，未免‘太不自愛’。‘道理’兩個字，和該舉人相去不止十萬八千裏，本來不能和他去講。”
林紓們在校外發難，國故派則在校內響應。他們極力反對白話文，反對新思想，自詡為振刷頹綱的“有誌之士”，提倡“講學救時”。這時他們創辦的《國故》月刊，則專門是為了和《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相抗衡的。在1919年3月20日出版的《國故》創刊號上，黃侃專門寫了一篇《題辭》，攻擊新派“數典忘粗”，“亂國壞俗”，號召所謂“有誌之士”，起來“振頹綱以紹前載，鼓芳風以扇遊塵”，繼承和發揚“文武之道”、“六藝之傳”。隨後，他們正式打出了“講學救時”的旗號，要以昌明舊學來抵製和反對新文化運動。他們禁不住在講台上也要嘲諷新派人物，如黃侃常常點名漫罵，用語失態，說什麽：“錢玄同野狐禪，辱沒太炎門風。”攻擊新派教員追隨蔡元培是“曲學阿世”；甚至在他編著的《〈文心雕龍〉劄記》中，也不忘漫罵白話詩文為“驢鳴狗吠”。
林紓除作書寫文進行瘋狂攻擊外，還直接插手北大，造謠惑眾。北大法科政治係四年級學生張厚載，又名張謬子，中學時曾是林紓的門生。他除在北大讀書外，還在校外任銀行職員，又兼《神州日報》通信記者。此人是一個封建遺少，造謠行家。他曾因反對戲劇改良，受到《新青年》的批判；魯迅在《隨感錄·舊戲的威力》中，也無情地揭露了他頑固守舊、拉曆史倒車的行徑。在這場新舊兩派的鬥爭中，他頑固地站在舊派一邊，林紓的兩篇誹謗小說，都是經他寄給《新申報》的。在林紓指使下，1919年2月，張厚載就以“半穀通信”方式，兩次在上海《神州日報》編造謊言，散布所謂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複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幹渉；陳獨秀已在天津，態度消極，等等。3月4日，又在該報“學海要聞”發表通信，稱：“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訪蔡校長，詢以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辭職一說，並無否認之表示。……則記者前函報告信而有征矣。”竟直接造蔡元培的謠言。這個聳人聽聞的謠言，曾在輿論界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在林紓的帶動下，原來蜷伏在各個陰暗角落的守舊勢力，也紛紛出動。一個曾被蔡元培辭退的不學無術、頑固守舊的原北大教員，這時也化名刊行《辟謬》一書，惡毒詆毀蔡元培、陳獨秀等人。在林紓大舉筆伐的同時，反動政府也指使禦用議員在國會提出彈劾教育部的議案，企圖脅迫北大校長蔡元培去職。
這場所謂“林蔡之爭”，是新舊思潮的一場大激戰，其實質是保衛還是扼殺新文化運動的一場生死鬥爭。當時天津《益世報》在一篇題為《新舊之爭》的文章中，曾分析了北京大學遭受攻擊的原因：“請問現在中國雖高揭民國之旗幟，究竟民得意乎？抑官得意乎？如到處皆為官之勢力，單單有一大學欲保存民氣，比如在渾濁之河流中，欲保存一窪清水，其不被淤泥蕩激者萬不能也。北京大學居於官僚社會之中心，不被舊派攻擊，萬情理中必無之事。”
這場鬥爭在社會上引起一陣波瀾，北大校內一時人心浮動。劉半農後來在追述當時情景時說：“黃侃先生還隻空口鬧鬧而已，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的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這反映了這場鬥爭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引起的波動。
但是，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沒有退縮。當林紓的謬說一出籠，立即遭到北大新派和進步輿論的猛烈回擊。李大釗首先在《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中，嚴正警告“那些頑舊鬼崇、抱著腐敗思想的人：你們應該本著你們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來同這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如果你們“總是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著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所反對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者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言寬寬心，那真是極無聊的舉動。須知中國今日如果有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你們的偉丈夫，也斷不能摧殘這些青年的精神。”最後他以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例證，說明革命的新生力量必然勝利，“我很盼望我們中國真正的新思想家或舊思想家，對於這種事，都要有一種覺悟。”陳獨秀在他的《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一文中，揭露了林紓之流“依靠權勢”和“暗地造謠”的卑劣行徑，他說：“新青年所評論的，不過是文學、孔教、戲劇、守節、扶乩這幾個很平常的問題，並不算什麽新奇的議論。以後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將要湧到中國來的很多。我盼望大家隻可據理爭辯，不用那‘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才好。”魯迅也以他犀利的雜文，痛斥了林紓和張厚載這一對遺老遺少。《每周評論》特地加按語轉載了林紓的小說《荊生》，指出它是“想用強權壓倒公理的表示”，是反動派“武力壓製政策的”體現，並且連續發表文章加以痛斥。
林紓采用這種造謠漫罵的下作手段，不得人心。《每周評論》曾發表一篇《評林畏廬最近所撰〈荊生〉短篇小說》一文，作者是一位中學教師，他以讀者來信的口氣，對這篇小說作了逐段點評之後指出：“其結構之平直，文法之舛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這位老師給的評語是：“此篇小說，其文之惡劣，可謂極矣。批不勝批，改不勝改。設吾校諸生作文盡屬如此，則吾雖日食補腦汁一瓶，亦不足濟吾腦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昔讀林先生所譯之茶花女遺事及他種小說，尚不如是。豈年衰才盡抑為他人膺作耶？惜我不識林先生，無從質之。”文筆辛辣，言之有據，出盡這位古文家的醜。
麵對嚴重的壓力，蔡元培沒有改變他支持和保護新文化運動的初衷，應該說，對於那些反動勢力，他的態度是鮮明的，立場是堅定的。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
在五四前若千時，北京的空氣，已為北大師生的作品動蕩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覺得不安，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至於偵探之跟隨，是極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當時的一個“謀客”家中談此事，還有一個謀客也在。當時蔡先生有此兩謀客，專商量如何對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個老謀客說了無窮的話，勸蔡先生解陳獨秀先生之聘，並要約製胡適之先生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蔡先生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他們說了幾個鍾頭以後，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千。”類似的記述，在一些當事者的文著或日記裏還可以看到，這些都表現了他不為壓力所屈的可貴品格。但他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既要反擊反對者的責難、圍攻，又要設法保護這個改革始行、根基未固的學校，這就不能不講策略，不能不耗去他大量精力。陳獨秀在這事後曾說：“安福俱樂部當權時，即無日不思與北大作對，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於對付反對者三分之二，用之於整理校務者，僅三分之一耳。”
3月18日，蔡元培在看到林紓公開信的當天，就寫了《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除了對《公言報》捏造的關於北大的謠言提出質問外，主要就林紓攻擊北大“覆孔孟，鏟倫常”和“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為文字”兩說，分別作了駁斥。他一反林紓誣蔑漫罵之手法，擺事實，講道理，有理有據地反駁了林紓對北大以及新派教授的誣蔑。他在複信中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辭婉而多諷。他在闡明了北大在對孔孟、倫常等問題的做法後，進而責問道：“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為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他針對林紓羅織罪狀無理攻擊的惡劣做法，反詰道：“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侍》、《紅礁畫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低公為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他在複信的最後部分，針對林紓對北大的種種責難，重申了堅持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支持新文化運動的原則立場；他在這裏強調的思想自由和教員以學詣為主的兩項原則，實際上是重申他辦理大學的基本主張。特摘錄如下：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主張（指思想自由原則）為界哏，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複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押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倮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有天然界哏。……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
蔡元培的反駁雖然還是比較溫和的，對封建文化思想也還表現了某種調和的傾向，但他在公開信中重申言論自由，百家爭鳴的原則，答辯義正詞嚴，這在當時是有重大意義的；尤其是他為宣傳“過激之論”辯護（這裏所說的“過激之論”，就包括當時反動派和一般封建餘孽所強烈攻擊的馬克思主義），則更是難能可貴。以蔡元培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對林紓作這樣公開的答複，確實非同一般，這對當時的新派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在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全國新派奮起反擊。北京和全國各地報刊登載了大量指斥舊派、聲援北大的言論，紛紛指出這不僅僅是北大某幾個教員的去留問題，而是要不要維護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林紓之流遭到了進步輿論的同聲譴責，被斥之為“學術界之大敵，思想界之蟊賊”。雖然林紓仍不服輸，又給蔡元培寫了第二封信，聲稱：“公遇難不變其操，弟亦至死必申其張”，頑固表示：“終之以拚我殘年，極力衛道，必使反舌無聲，瘈犬不吠，然而後已。”然而，這隻不過是封建衛道士的幾聲抽泣而已。他極端孤立了，最後不得不“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處。”在這場論爭中，群眾的同情完全在新派、在北大一邊，進步輿論界紛紛表示對北大的推重和聲援，上海《民國日報》載文說：“自蔡孑民長北京大學而後，殘清腐敗，始掃地以盡。其所羅致延引者，皆新世界有學之士，與循引私誼有如官場者，迥然不同。故數年以來，成績粲然。海內之略有知識者，翕然向往之。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於舉世簡陋之中，獨開中國學術思想之新紀元。舉國學者，方奔赴弗遑，作同聲之應，以應發輝光大，培國家之大本，立學術之宏基”。有位成都《川報》的讀者寫道：“我對北京大學的感情，近來極好，心目中總覺得這是現在中國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納各派的學說和思想，空氣新鮮得很。”
蔡元培對林紓等人散播北大驅逐陳獨秀等的謠言，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他先在報上發表正式聲明，否認有驅逐之事；隨後，對那個投靠林紓、寫假通訊造謠的法科學生張厚載，則親自寫信進行教育，他在信中說：“林君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兄徇林君之意而發布之，於兄愛護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漫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諸愛護本師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後注意。”幫助他認識林紓的真麵目；後來鑒於這個學生不肯悔改，許多同學要求驅逐這個敗類，學校乃決定勒令他退學，並專門出了一個布告：“學生張厚載屢次通信於京滬各報，傳播無根據之謠言，損壞本校名譽。依大學規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令其退學，此布。”這就把林紓等反對北大、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陰謀，完全暴露在全校師生的麵前，並給予了沉重的打擊。
曆史的進程，正如李大釗所展示的“直到今日，這樣滔滔滾滾的新潮，一決不可複遏，不知道那些當年摧殘青年、壓製思想的偉丈夫那裏去了。”在這次新舊思潮的大激戰中，北大和全國的新派取得的重大勝利，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而蔡元培在這場鬥爭中則很好地保衛了新文化運動，勇敢地維護了北京大學這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這是一個很大的功績。
§§第八章 在五四運動中
這時，對北京大學的謠言四起，漫罵和攻擊接踵而至。北京安福係的《公言報》、上海研究係的《時事新報》，以及《新申報》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攻擊北大、詆毀蔡元培和新派教授的文字。社會上的遺老遺少也群起助陣，北大的任何微小改革和進步，都遭到他們激烈的反對。他們破口漫罵新思想和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甚至連北大提倡白話文，也誣蔑為是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開設元曲新課，也胡說在教室裏唱起戲文來了。當時有位學生記敘了這樣一件事：
前些時我往保定省兄，在那裏遇見了一位老者，聽說是前清的進士，他突然向我發問道：“貴校新成立了歌謠研究會，是真的嗎？”我說：“是真的。”他便向別一位老者冷笑道：“可惜蔡孑民也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領著一般年青人胡鬧起來了，放著先王的大經大法不講，竟把那孩子們胡噴出來的什麽‘風來啦，雨來啦，王八背著鼓來啦……’一類的東西，在國立大學中專門研究起來了。”說罷又哈哈冷笑一陣。
當然，這還隻是表達了一種守舊的心態。但這時複古派攻擊的鋒芒，還主要是針對北大新派教授及其重要陣地《新青年》，把《新青年》視為“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於是，“大驚小怪，八麵非難。”當時對北大和新文化運動的種種責難，正如魯迅所形容的：“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
當時軍閥政府也磨刀霍霍，企圖用查禁進步書刊、驅逐新派人物等辦法，來壓製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如安福係參議員張元奇攻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要求教育總長傅增湘幹渉北大的新潮運動，井聲言否則參議院將提出彈劾案，企圖脅迫蔡元培去職。不久，張元奇在國會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並彈劾北大校長蔡元培，尤集矢於文科學長陳獨秀。他的彈劾案隻有少數人附和，沒有通過。但軍閥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曾為此召見過蔡元培。這時輿論界也不斷傳出政府要查禁“過激主義”、幹渉北京大學的消息，一時間，大有“黑雲壓城”之勢。
在這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中，帶頭對新文化運動，對北京大學發動進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衛道士林紓。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蠡叟，福建閩候人。他是清末著名的古文家、畫家和翻譯家，一個頑固的守舊派。他在清末民初曾任北大經學教員。這時在徐樹錚支持的成誌學校任主講席，授史記。他生活在民國，仍自稱“清室舉人”；“年垂七十”，仍“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1914年3月，遜清的總管內務府大臣金梁，為清室複辟網羅人物的“舉賢才摺”中，稱林紓：“感念故主，念念不忘，嚐十上崇陵，涕泣伏拜，哀動行人，文學尤佳，為時稱誦。”將他列入“可用其人者”。這樣一個封建衛道士，對新文化運動懷有刻骨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2月間，林紓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蠡叟叢淡”，以小說的形式，對北大的新派人物進行辱罵和攻擊，他拋出的第一篇文言小說《荊生》，以皖人田必美影射陳獨秀，以淅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以“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的狄莫影射胡適，以“傷天害理”、“禽獸之言”，惡毒漫罵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他幻想借助一個名叫“荊生”的“偉丈夫”，用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他在小說的結尾，頗有感慨地說：“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
林紓心目中的“荊生”，就是指皖係軍閥徐樹錚。他希望這個曾是他學生的權勢人物，能夠挽回狂瀾，一舉蕩平新思潮。小說反映了封建衛道士們絕望和掙紮的心理狀態。
3月18日，林紓又在《公言報》發表了《致蔡鶴卿太史書》。林紓以無聊謗文漫罵新文化運動猶感不足，現在則以公開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京大學發起了直接的攻擊。
林紓在信中以“清室舉人”、“至死不易其操”的衛道者自居，申言了他反對革命和變革的頑固立場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挙，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複天足，逐滿人，撲專製，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他要求一切守舊例，不可越常軌，“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他在公開信中，羅織罪狀，攻擊北大宣傳新文化“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淡”，“叛親災倫之論”，是“覆孔孟，鏟倫常”；胡說寫白話文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是“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並挖苦說：“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咒罵新文化的宣傳者為“人頭畜鳴”。誣蔑蔡元培“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公然威脅他：“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長。”他還危言聳聽地說：“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之談，用以嘩眾，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他以教訓口吻警告蔡要“圓通廣大，據中而立”，“為國民端其趣向”。他在信中破口大罵一通之後，又裝模作樣地說“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複。”
《公言報》刊載林紓公開信的同時，還加了《請看北京大學思想變遷之近狀》一則報道，攻擊北京大學自蔡孑民任校長後，文科學長陳獨秀以新派首領自居，“教員中與陳氏沆濫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誣稱他們“絕對的非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並且有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其鹵莽滅裂，實亦太過。”攻擊新派的主張，“更當認為怪誕不經，似為其禍之及於人群，直無異於洪水猛獸。”稱林紓致蔡元培的公開信，“洋洋萬言，於學界前途，深致悲憫。”竭力為林紓張目。
林紓繼公開信之後，在3月19日、20日《新申報》上又拋出俳鎊小說《妖夢》。這篇文言小說更為不堪，其中以所謂白話學堂影射北京大學，以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極力描述田、秦提倡白話、詆毀倫常，並極其無聊地寫了一個讚同“毀聖滅倫”的學堂校長“元緒”來影射蔡元培。最後，一個妖魔直撲白話學堂，把他們統統吞噬，隨即排泄下來，“積糞如丘，臭不可近。”這篇小說手法之卑劣，正如當時一位讀者投書《每周評論》所說：“這竟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了。這種行徑，真是可伶。我想該舉人也是一個人類，已經活到七十歲，知識還是如此蒙昧，這真是他的不幸，所以說他真是可伶。我們費了寶貴的筆墨、紙張、精力、時間來批評該舉人，未免‘太不自愛’。‘道理’兩個字，和該舉人相去不止十萬八千裏，本來不能和他去講。”
林紓們在校外發難，國故派則在校內響應。他們極力反對白話文，反對新思想，自詡為振刷頹綱的“有誌之士”，提倡“講學救時”。這時他們創辦的《國故》月刊，則專門是為了和《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相抗衡的。在1919年3月20日出版的《國故》創刊號上，黃侃專門寫了一篇《題辭》，攻擊新派“數典忘粗”，“亂國壞俗”，號召所謂“有誌之士”，起來“振頹綱以紹前載，鼓芳風以扇遊塵”，繼承和發揚“文武之道”、“六藝之傳”。隨後，他們正式打出了“講學救時”的旗號，要以昌明舊學來抵製和反對新文化運動。他們禁不住在講台上也要嘲諷新派人物，如黃侃常常點名漫罵，用語失態，說什麽：“錢玄同野狐禪，辱沒太炎門風。”攻擊新派教員追隨蔡元培是“曲學阿世”；甚至在他編著的《〈文心雕龍〉劄記》中，也不忘漫罵白話詩文為“驢鳴狗吠”。
林紓除作書寫文進行瘋狂攻擊外，還直接插手北大，造謠惑眾。北大法科政治係四年級學生張厚載，又名張謬子，中學時曾是林紓的門生。他除在北大讀書外，還在校外任銀行職員，又兼《神州日報》通信記者。此人是一個封建遺少，造謠行家。他曾因反對戲劇改良，受到《新青年》的批判；魯迅在《隨感錄·舊戲的威力》中，也無情地揭露了他頑固守舊、拉曆史倒車的行徑。在這場新舊兩派的鬥爭中，他頑固地站在舊派一邊，林紓的兩篇誹謗小說，都是經他寄給《新申報》的。在林紓指使下，1919年2月，張厚載就以“半穀通信”方式，兩次在上海《神州日報》編造謊言，散布所謂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複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幹渉；陳獨秀已在天津，態度消極，等等。3月4日，又在該報“學海要聞”發表通信，稱：“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訪蔡校長，詢以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辭職一說，並無否認之表示。……則記者前函報告信而有征矣。”竟直接造蔡元培的謠言。這個聳人聽聞的謠言，曾在輿論界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在林紓的帶動下，原來蜷伏在各個陰暗角落的守舊勢力，也紛紛出動。一個曾被蔡元培辭退的不學無術、頑固守舊的原北大教員，這時也化名刊行《辟謬》一書，惡毒詆毀蔡元培、陳獨秀等人。在林紓大舉筆伐的同時，反動政府也指使禦用議員在國會提出彈劾教育部的議案，企圖脅迫北大校長蔡元培去職。
這場所謂“林蔡之爭”，是新舊思潮的一場大激戰，其實質是保衛還是扼殺新文化運動的一場生死鬥爭。當時天津《益世報》在一篇題為《新舊之爭》的文章中，曾分析了北京大學遭受攻擊的原因：“請問現在中國雖高揭民國之旗幟，究竟民得意乎？抑官得意乎？如到處皆為官之勢力，單單有一大學欲保存民氣，比如在渾濁之河流中，欲保存一窪清水，其不被淤泥蕩激者萬不能也。北京大學居於官僚社會之中心，不被舊派攻擊，萬情理中必無之事。”
這場鬥爭在社會上引起一陣波瀾，北大校內一時人心浮動。劉半農後來在追述當時情景時說：“黃侃先生還隻空口鬧鬧而已，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的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這反映了這場鬥爭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引起的波動。
但是，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沒有退縮。當林紓的謬說一出籠，立即遭到北大新派和進步輿論的猛烈回擊。李大釗首先在《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中，嚴正警告“那些頑舊鬼崇、抱著腐敗思想的人：你們應該本著你們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來同這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如果你們“總是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著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所反對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者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言寬寬心，那真是極無聊的舉動。須知中國今日如果有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你們的偉丈夫，也斷不能摧殘這些青年的精神。”最後他以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例證，說明革命的新生力量必然勝利，“我很盼望我們中國真正的新思想家或舊思想家，對於這種事，都要有一種覺悟。”陳獨秀在他的《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一文中，揭露了林紓之流“依靠權勢”和“暗地造謠”的卑劣行徑，他說：“新青年所評論的，不過是文學、孔教、戲劇、守節、扶乩這幾個很平常的問題，並不算什麽新奇的議論。以後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將要湧到中國來的很多。我盼望大家隻可據理爭辯，不用那‘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才好。”魯迅也以他犀利的雜文，痛斥了林紓和張厚載這一對遺老遺少。《每周評論》特地加按語轉載了林紓的小說《荊生》，指出它是“想用強權壓倒公理的表示”，是反動派“武力壓製政策的”體現，並且連續發表文章加以痛斥。
林紓采用這種造謠漫罵的下作手段，不得人心。《每周評論》曾發表一篇《評林畏廬最近所撰〈荊生〉短篇小說》一文，作者是一位中學教師，他以讀者來信的口氣，對這篇小說作了逐段點評之後指出：“其結構之平直，文法之舛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這位老師給的評語是：“此篇小說，其文之惡劣，可謂極矣。批不勝批，改不勝改。設吾校諸生作文盡屬如此，則吾雖日食補腦汁一瓶，亦不足濟吾腦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昔讀林先生所譯之茶花女遺事及他種小說，尚不如是。豈年衰才盡抑為他人膺作耶？惜我不識林先生，無從質之。”文筆辛辣，言之有據，出盡這位古文家的醜。
麵對嚴重的壓力，蔡元培沒有改變他支持和保護新文化運動的初衷，應該說，對於那些反動勢力，他的態度是鮮明的，立場是堅定的。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
在五四前若千時，北京的空氣，已為北大師生的作品動蕩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覺得不安，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至於偵探之跟隨，是極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當時的一個“謀客”家中談此事，還有一個謀客也在。當時蔡先生有此兩謀客，專商量如何對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個老謀客說了無窮的話，勸蔡先生解陳獨秀先生之聘，並要約製胡適之先生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蔡先生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他們說了幾個鍾頭以後，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千。”類似的記述，在一些當事者的文著或日記裏還可以看到，這些都表現了他不為壓力所屈的可貴品格。但他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既要反擊反對者的責難、圍攻，又要設法保護這個改革始行、根基未固的學校，這就不能不講策略，不能不耗去他大量精力。陳獨秀在這事後曾說：“安福俱樂部當權時，即無日不思與北大作對，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於對付反對者三分之二，用之於整理校務者，僅三分之一耳。”
3月18日，蔡元培在看到林紓公開信的當天，就寫了《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除了對《公言報》捏造的關於北大的謠言提出質問外，主要就林紓攻擊北大“覆孔孟，鏟倫常”和“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為文字”兩說，分別作了駁斥。他一反林紓誣蔑漫罵之手法，擺事實，講道理，有理有據地反駁了林紓對北大以及新派教授的誣蔑。他在複信中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辭婉而多諷。他在闡明了北大在對孔孟、倫常等問題的做法後，進而責問道：“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為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他針對林紓羅織罪狀無理攻擊的惡劣做法，反詰道：“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侍》、《紅礁畫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低公為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他在複信的最後部分，針對林紓對北大的種種責難，重申了堅持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支持新文化運動的原則立場；他在這裏強調的思想自由和教員以學詣為主的兩項原則，實際上是重申他辦理大學的基本主張。特摘錄如下：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主張（指思想自由原則）為界哏，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複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押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倮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有天然界哏。……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
蔡元培的反駁雖然還是比較溫和的，對封建文化思想也還表現了某種調和的傾向，但他在公開信中重申言論自由，百家爭鳴的原則，答辯義正詞嚴，這在當時是有重大意義的；尤其是他為宣傳“過激之論”辯護（這裏所說的“過激之論”，就包括當時反動派和一般封建餘孽所強烈攻擊的馬克思主義），則更是難能可貴。以蔡元培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對林紓作這樣公開的答複，確實非同一般，這對當時的新派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在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全國新派奮起反擊。北京和全國各地報刊登載了大量指斥舊派、聲援北大的言論，紛紛指出這不僅僅是北大某幾個教員的去留問題，而是要不要維護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林紓之流遭到了進步輿論的同聲譴責，被斥之為“學術界之大敵，思想界之蟊賊”。雖然林紓仍不服輸，又給蔡元培寫了第二封信，聲稱：“公遇難不變其操，弟亦至死必申其張”，頑固表示：“終之以拚我殘年，極力衛道，必使反舌無聲，瘈犬不吠，然而後已。”然而，這隻不過是封建衛道士的幾聲抽泣而已。他極端孤立了，最後不得不“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處。”在這場論爭中，群眾的同情完全在新派、在北大一邊，進步輿論界紛紛表示對北大的推重和聲援，上海《民國日報》載文說：“自蔡孑民長北京大學而後，殘清腐敗，始掃地以盡。其所羅致延引者，皆新世界有學之士，與循引私誼有如官場者，迥然不同。故數年以來，成績粲然。海內之略有知識者，翕然向往之。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於舉世簡陋之中，獨開中國學術思想之新紀元。舉國學者，方奔赴弗遑，作同聲之應，以應發輝光大，培國家之大本，立學術之宏基”。有位成都《川報》的讀者寫道：“我對北京大學的感情，近來極好，心目中總覺得這是現在中國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納各派的學說和思想，空氣新鮮得很。”
蔡元培對林紓等人散播北大驅逐陳獨秀等的謠言，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他先在報上發表正式聲明，否認有驅逐之事；隨後，對那個投靠林紓、寫假通訊造謠的法科學生張厚載，則親自寫信進行教育，他在信中說：“林君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兄徇林君之意而發布之，於兄愛護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漫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諸愛護本師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後注意。”幫助他認識林紓的真麵目；後來鑒於這個學生不肯悔改，許多同學要求驅逐這個敗類，學校乃決定勒令他退學，並專門出了一個布告：“學生張厚載屢次通信於京滬各報，傳播無根據之謠言，損壞本校名譽。依大學規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令其退學，此布。”這就把林紓等反對北大、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陰謀，完全暴露在全校師生的麵前，並給予了沉重的打擊。
曆史的進程，正如李大釗所展示的“直到今日，這樣滔滔滾滾的新潮，一決不可複遏，不知道那些當年摧殘青年、壓製思想的偉丈夫那裏去了。”在這次新舊思潮的大激戰中，北大和全國的新派取得的重大勝利，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而蔡元培在這場鬥爭中則很好地保衛了新文化運動，勇敢地維護了北京大學這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這是一個很大的功績。
§§第八章 在五四運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