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二節 “勞工神聖”

　　1917年10月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充分表現了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性，顯示了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偉大革命創遺力。這個事實，幫助了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改變對人民群眾的看法，他們從這一曆史變動中看到中國革命可以依靠的真正力量。北大第一個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李大釗在這時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等一係列的文章中，已開始指出依靠工農群眾來改變中國社會現狀這一嶄新的革命道路。同時，十月革命的勝利，世界革命運動的勃起，也振奮了許多民主主義革命家，影響了一般知識分子，使他們對勞動人民的力量產生了新的認識。蔡元培在這時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即反映了這一曆史變動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深刻影響。

　　1918年11月11日，持續了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戰勝德國而告終。當協約國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城“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遊人擁擠不堪，萬種歡愉聲中，第一歡愉之聲，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來舉國蒙羞的石頭牌坊（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稱呼石頭牌坊）已經拆毀了。”軍閥政府也趁機誇耀武功，大肆喧染。北京各學校於十四日至十六日，連續放假三天，慶祝所謂協約國的勝利。這時蔡元培極為興奮，他在北京市民慶祝勝利大會之後，又以北大名義於十五、十六日在天安門外舉行了兩天慶祝歐戰勝利講演大會。十天之後，北大又在中央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舉行了連續三天（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的講演大會。蔡元培作了題為《黑暗與光明的消長》、《勞工神聖》兩次講演。在他的邀約下，北大教授李大釗、陳獨秀、陶孟和、胡適、陳啟修、王建祖、馬寅初、李石曾、徐寶璜以及學生代表江紹原、廖書倉等，也作了講演。蔡元培把這次對民眾的講演活動，稱為“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在這些講演中，對於這場戰爭的原因和性質，李大釗給予了透徹的分析，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熱情地歌頌了十月革命開創的“新紀元”。但當時多數講演者還是受了美英帝國主義宣傳的影響，誤認為英、美、法等協約國是主持“公理”、“正義”的，把協約國擊敗德國，看作“公理”戰勝了“強權”。他們幻想依靠英、美、法帝國主義，實現戰後的持久和平。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講演中：“認為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的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這反映了他對帝國主義還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

　　但是，新的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是深刻的。察元培在十六日的講演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勞工神聖》的演說。他說：“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他滿懷激情地預言：“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他鄙夷、憎惡那些不勞而食、禍國殃民的寄生蟲，告訴人們：“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修的顧問谘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誠然，蔡元培在這裏所說的“勞工”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科學概念，是泛指各種體力和腦力勞動者，並不是專指工人階級。但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一般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力量的新認識。所以，“勞工神聖”口號一經蔡元培喊出後，很快就在北大和整個知識界流傳開來，成為青年學生和許多報刊的時髦用語。正如後來有人指出的，蔡元培的一篇演說，“居然把‘勞工神聖’底標語，深印在覺悟者的腦筋中”，這是因為他“將眾人腦筋裏深深地藏著的‘勞工神聖’，一聲叫破了出來，於是眾人都被他喊著，就回答一聲‘勞工神聖’。”這裏應當指出，這時蔡元培所指的勞工雖然還不是一個確切的科學概念，但他的凡“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所謂之勞工”的看法，卻確是很有見地。還在1917年7月，他曾草擬過一份《教育工會宣言書》，在這份宣言書中，就認為在中國傳統中的“士”是多歧義的，“如曰學以居位曰士，或曰以才智用者謂之士，皆以士者為仕之預備也者。”認為這些“凡自命為士者，悉借以為弋取功名之具。其有益與人與否，非所聞也。若是者，不特無關於教育，而亦不得謂之工”。他甚至認為像孔、孟這樣從事教育的人，雖可稱為教育家，但因其本意在得位行道，“以政治家自見，既不見用，不得己而言教言，猶且自居於賓師之位，以大人之學自命，而鄙農圃為小人”，認為這也不能稱之為工。隻有“吾儕所謂教育，則即認為專門工業之一種，習之有素，持之有恒，量所任之職務以取其所需，與其他之工業同例。故吾濟不謂之士，而謂之教育工”。他感於工業發達國家各專業有工會，以為互助；一國有總工會，“以抗資本家若政治家之壓製，而申其自由權”；且有國際總工會，“以為人道主義之保障，而漸達於理想之世界”。因而他發起組織教育工會，希望通過它的發展，“以促各工會之成立，以集合為總工會，而參加於國際工會。”由此可見，他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從思想淵源看，他在這時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要人們“認識勞工的價值，”也不是偶然的。

　　雖然蔡元培這時提出“勞工神聖”還僅是一個抽象的口號，但它卻在客觀上有利於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的結合；而他本人也在“平民教育”的主張下，讚助青年學生走出校門去為勞苦大眾服務。1919年3月，北大學生鄧中夏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接近工農群眾。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時的成員雖還比較複雜，講演的內容也沒有超出民主主義的範圍，但後來很快發展到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1920年冬，由北大學生會和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捐款，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1921年元旦，學校正式開學。鄧中夏每周來講課兩次，幾位北大學生被派作學校的常駐教員。他們一麵教學，一麵從事工人運動。這些都顯示了北大進步學生與工人相結合的趨向。

　　五四以後，在馬克思主義深入傳播的同時，各種改造社會的方案也應運而生。當時，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間，“勞工神聖”的聲浪日益高漲，特別是六三運動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的戰鬥表現，使他們重視勞動問題，甚至產生了化為工人一分子的念頭。“勞工神聖！勞工神聖！與勞工為伍！與勞工為伍！這種聲浪在雜誌界和報章上也鬧得夠高了，一般講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講幾聲。”這反映了五四時期一代青年的追求。這種情形，自然地使他們對資本主義道路產生了懷疑，開始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並轉而向往社會主義。但當時思想界正呈現百家紛雲，競相爭長的局麵，除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外，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主義、合作主義等等，也都被當作“社會主義”而加以接受，這些思潮在北大校內都曾一度流行過。在這種思潮影響下，1919年12月，少年中國主要負責人王光祈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提倡“城市中的新生活”。它一發起，便收到“數十位同誌來信願從事此種生活”，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也都表示支持，並同他們一起，作為發起人聯名募捐。是年冬，工讀互助團就成立了三個組（後又增為四組），主要成員是北大的學生和旁聽生，一些組也環繞在沙灘北大學生住宿區附近。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而主要倡議者的目的則“不是救濟苦學生，是在創造新社會。”即要通過這種小團體實現大聯合，達到改造中國和世界的目的。工讀互助團的主要工作為辦素菜食堂、製作工藝、洗衣和放映電影等，其手工產品如毛巾、襪子等都以“工讀”的商標出售。規定團員每日作工四小時，工作所得歸團體所有，團員生活、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由團體供給，書籍歸團體公有。王光祈把這種新生活稱為“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認為：“若是工讀互助團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漸漸實現，那麽，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經濟革命’。”編織了一個美妙的“新社會”的幻景。

　　蔡元培對工讀互助團的出現是十分欣喜並熱心支持的。1920年1月1日，他發表了《國外勤工儉學會與國內工學互助團》一文，加以介紹；1月15日，又應邀在少年中國學會作了題為《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的講演。他認為工學互助團（蔡提議改“讀”字為“學”字，故稱工學互助團）有四個優點：（一）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廠；（二）每人每日作工四時，有許多時間可以求學；（三）設在學校左近，可以到校聽講，不能到校的，專請教員來講；（四）收入的、消費的，都由團體支配，各人於工作求學外，不必分心，全憑自己的力量，用極少經費，極簡單的方法，可以盡作工的責任，達求學的誌願，實行互助的主義。他呼籲：“全國的苦學生，都在各地方組織起來；全國作工的人，也能用這種方法達到工餘求學的目的；全國有力量的人，都來助成學生、工人組織這種團體。他同樣也對工讀互助運動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說工學互助團是從小團體腳踏實地的做起。要是這種小團體一處一處的布滿了，青年求學的問題便可解決。要是感動了全國各團體都照這樣做起來，全中國的最重大問題也可解決。要是與世界各團體聯合起來，統統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問題也統統解決了，這豈不是最大的希望麽？”自然，美好的願望是不能代替現實的，蔡元培的這個希望同樣是不切實現的；應該說，這也反映了他思想局限性的一麵。

　　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建立，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廣泛反響，天律、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群起仿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時，參觀了女子工讀團，“覺得很有趣味！”但他對這種組織的前景表示了擔心：“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歸失敗（男子組大概可說已經失敗了）。”事實上，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種新式空想的“世外桃源”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工讀團實行了幾個月，便因經營不善難以維持和團員間的思想分歧而迅速解體了。這件事，反映了北大等青年學生為探索改造中國之路所作的可貴的努力，是值得稱頌的；但從社會發展的進程來看，這種中國式的空想社會主義的迅速破產，卻為確立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地位開辟了道路。

　　1920年五一勞動節，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第一次舉行了紀拿活動。這一天，由李大釗親自主持在第二院召開了五一紀念會，參加的有校役夜班工友和學生五百多人。會上散發了傳單，闡述為什麽要紀念五一節。傳單寫道：“希望諸位常常紀念五一節，把全世界人人紀念的五一節當作我們一盞引路的明燈。我們本著勞工神聖的信條，跟著這個明燈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同時，北大何孟雄等八個工讀互助團的團員，在北京城內第一次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示威遊行。他們出動了兩輛汽車，車上插著書有“勞工神聖”、“資本家的末日”等字樣的紅旗，沿街散發了幾千張《北京勞工宣言》。宣言寫道：“今天是世界勞動者爭得八小時的紀念日，我們應該快快起來休業一天，大大床祝一下才是。從今以後，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軍人、道士、和尚、盜賊、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驅逐淨盡。吾們要把田園工廠以及一切生產機關收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剝奪了去！”結果何孟雄等八人被警察拘捕。在這次紀念活動中，《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出版了“紀念勞動節專號”，刊登有高尚德的《“五月一日”與今後的世界》等文章，還有“勞工神聖”、“勞動者的勝利”、“資本家的末路”等四幅漫畫插圖。《新青年》第7巻第6號也出版了《勞動節紀念號》，發表了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陳獨秀的《勞動者底覺悟》等文章，該號扉頁還刊載了蔡元培題寫的“勞工神聖”四個大字。平民教育講演團也分五組到街頭講演五一勞動節的曆史和意義，講題有《勞動紀念日與中國勞動界》、《我們為什麽紀念勞動節呢？》等等。這次活動，成為我國第一次大規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922年，北京大學開始規定五一勞動節放假，蔡元培以校長名又發出布告：“本日為精神勞動紀念日，經校務討論會議決，放假一日。”按1918年北大節日放假規定，節日包括雙十節、孔子誕辰、校慶，以及春夏秋冬四節日（即陰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現在把國際勞動節列入學校節日，這反映了時代潮流的變化。北大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公開紀念勞動節，對社會是有影響的。

　　應該指出，這一時期蔡元培倡言“勞工神聖”，讚同“工學互助”，是和他對社會主義理想取同情的態度分不開的。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固然是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占主導地位，但同時也受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理想、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的影響。他熱心提倡工學主義，就是希望通過工學的形式，實現互助的理想，達到沒有階級差別，沒有貧富懸殊，人人勞動、平等的“幸福世界”。他曾說：“我們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盡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勞力，是勞心，凡是有益於人類的生存，文化的進步，都是。所需有兩種：一是體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學術是。現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當的工。所以，正當的工人不能不特別勞苦，延長他工作時間。而且，除了正當的工人以外，都是靠著特殊的勢力，把人類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當的工人，所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體魄上的需要勉強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點都沒有。這不是文化的大障礙麽？”他認為，除去這個障礙的方法，就是“實行工學並進的生活”，進而推廣開去，就能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彼岸。當然，這隻是一個空想，一個無法實現的善良願望。但是，蔡元培的這種思想傾向，確使他同情社會主義理想，同情勞工生活和勞工運動。

　　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上，發表了察元培的《克卡樸氏社會主義史》一文（為李季所譯克卡樸的《社會主義史》寫的序文）。這篇序文雖然把社會主義學說和我國古代的大同理想等同起來，但它對社會主義學說在我國的傳播作了介紹，特別指出：“俄國多數派政府成立以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一切經過的情形，敘述出來的還沒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辟司所增訂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可以算是最適當的書了。”

　　同樣，蔡元培對勞工的疾苦和勞工運動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1922年1月，我國工人運動的先驅者黃愛、龐人銓，遭到湖南軍閥趙恒惕的殺害。蔡元培以憤慨的心情為《黃龐流血記》一書寫了序文，熱烈稱讚他們實行“到民間去”的格言和為勞動運動而犧性的精神，“是我們最好的模範”。他沉痛表示：“現在兩先生竟為勞動運動死了，在兩先生自然死而無憾。我們後死的人，就有兩種最宣接的責任：一是完成兩先生還沒有做成的事業，一是替兩先生複仇。第一責任，是在勞工會裏麵，大大的盡力，叫每個勞工都有兩先生的精神，使他們殺人的知道拔去一二個眼中釘，反加增了無數，那就不敢嚐試了。第二責任，要認定‘冤有頭，債有主’的條件，這一回的事變，直接加害的是趙恒惕，即就應該把趙恒惕來償命。”

　　蔡元培的上述思想傾向，使他對社會主義的蘇聯抱同情友好的態度。1922年8月，他與李大釗、胡適等北大教授宴請來京的蘇俄特使越飛，他致詞說：“俄國革命事業，為吾人之前驅”，“相信由此以後，世界上必發生極大之變化”。表示“願以中國居於俄國革命的弟子之列”。這一年北京大學舉行二十五周年校慶慶典時，專門邀請蘇俄代表越飛參加，越飛因故未能出席，特意派代表參加井代致祝辭。12月23日，蔡元培在致越飛的信說：“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紀念日，承貴代表派員蒞會，並致祝辭，傾聞之下，曷勝欽感。本校同人甚望中俄人民日益親善，並願竭盡心力，以企圖學術上之建樹，為自由真理而奮進，以副貴代表備極獎掖之希望”。表達了對蘇聯的友好之情。同樣，蘇聯對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23年12月，蘇聯全權代表加拉罕在致北大祝賀校慶的專函中說：“國立北京大學不僅是一個高等學校的中心，也是一個使中國青年得到民族的和政治的教育的學校。這裏，在國立北京大學的圍牆之內，幾千的中國青年男女教養起來愛他們的國土和為民族自由而戰。並且中國的幾千個高潔的心都因為中國現在的情境感到深切的痛苦而在這裏跳躍，熱誠的來探索一個方法——永久的準備著把他們的力量和生命獻出來為人們謀一個較好的將來。”

　　綜上所述，蔡元培在五四時期發出“勞工神聖”的喊聲，從其自身的思想傾向看，也不是偶然的。以蔡元培的威望和地位，他對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的同情態度，自然也有助於社會主義學說在北大、在社會上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