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一節 “白話派一定占優勝”

　　蔡元培主持北大進行革新之際，正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的發端時期。這時，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讚成文學革命，反對封建複古主義的舊思想，倡導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這在當時對北大，對整個文化思想界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蔡芫培曾是清季名翰林，舊學根底很好。他是光緒十八年壬辰科第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壬辰科主考官翁同龢曾稱讚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他青年時能為駢體文，喜用古字，文章古奧，“常人幾不能讀”。但他思想新穎，追求進步，反對專己守殘。他在清末辦學時，就開始提倡新思想，支持新派教員，並因此遭到舊派的攻擊和排擠。對中國固有的文化，他主張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整理，按照現代生存的需要，來重新估定其價值。他認為“處今之世而無變古之俗，殆矣！”他在1902年曾編選《文變》一書，他在序文中說道：“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不變也；而見道之識，隨世界之進化而屢變；則載道之言，與夫載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隨之而變。”對於自唐以來纂錄、評選的古文典籍，他認為：“自今日觀之，其所謂體格，所謂義法，糾纏束縛，徒便摹擬，而不適於發揮新思想之用；其所載之道，亦不免有迂謬窒塞，貽讀者以麻木腦筋，風痹手足之效者焉。先入為主，流弊何已！”這裏，蔡元培不僅認為載道之識之法，應隨社會進步而變化，而且對所載之道，也有所否定，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卓越的見識。

　　1915年9月，由陳獨秀編輯創刊的《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它一開始就舉起了民主主義的大旗，向封建主義思想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其時，蔡元培正在法國從事著譯，直至1916年底回國止；從當時的情況判斷，他在這段時間還不可能在國外看到這本雜誌。從現有的材料說明，蔡元培最早接觸《新青年》，是在他回國以後。當時他對北大的改革是以文科為重點的，而他所以聘請陳獨秀負主持文科的重任，除了因友人的介紹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因翻閱《新青年》而決定聘請，這說明了他對這個刊物的欣賞和支持。他還建議陳獨秀可以把《新青年》“帶到學校來辦”。1917年11月，《新青年》編輯部隨陳獨秀由上海遷至北京。直至1920年9月複返上海出啤止，《新青年》和北京大學完全結合起來了。自1918年1月起，經蔡元培引進的北大新派教授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參加到編輯部中來。魯迅也參加了這一工作。從這一年起，《新青年》也全部用白話文發表文章，並且宣布原來的“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不另購稿”。從此，北大文科中的新派教員，在五四時期就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向封建文化思想發起猛烈攻擊，積極傳播新文化新思想。而《新青年》雜誌也由於編輯力量的大大加強，又有蔡元培這樣在學術界有重大影響人物的支持和北京大學做為後盾，其聲譽和影響也大大加強了。《新青年》創刊時，每期隻印一千份，銷售量不大，而這時銷數大增，最高額達一萬五六千份。顯然，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和蔡元培的提倡和培育分不開的。

　　蔡元培對《新青年》始終是關心和支持的。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巻第五號上，就曾以記者的名義，刊登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蔡孑民先生之歐戰觀》等報道。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說》、《洪水與猛獸》等重要文章，也都在這個刊物發表。五四前夕，《新青年》同人又創辦了《每周評論》。這個周刊在北大創立，同樣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北大關係也十分密切。它主要刊登介紹和評論國內外形勢的、短小精悍的文章，它和《新青年》一起，在五四時期發揮了重大作用。蔡元培在他的晩年，仍然對五四時期的《新青年》懷念不已，仍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1934年6月，他在《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一文，認為《新青年》在五四時期以文學革命為出發點，以科學和民治（民主）為歸宿點，它所提倡的語體文、語體詩等，“都是以現代的人說現代的話，打破摹仿盲從的舊習”，具有“民族思想解放的特征”；認為《新青年》盛行，五四運動勃發，在當時“軒然起一大波，其波動至今未已。”1935年8月，他為亞東圖書館及求益書社的《新青年》重印本題詞：“《新青年》雜誌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現傳本漸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討吾國人最近思想變遷者有所依據。甚可嘉也”。

　　初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口號是民主和科學。《新青年》創刊後，大力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專製，提倡科學，反對迷信。針對當時嚴重泛濫的尊孔複古逆流，新文化運動的鬥爭鋒芒，很快地指向了民主和科學的大敵——孔家店。雖然蔡元培批孔的立言沒有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那麽激烈，但態度是鮮明的。早在民國元年他任教育總長時，在教育宗旨上，就取消了清季學部規定的忠君與尊孔；後又在臨時教育會議上提出“學校不應拜孔子案”。當時會議曾對這個提案進行了熱烈辯論，許多人認為如此激烈主張必引起社會風波，最後采取調和的辦法，即在學校規程中對此不作任何規定，使其自然消失。這個提案雖然沒有通過，而蔡元培卻因此受到舊勢力的指責。1916年他從歐洲回國後，在各地發表的講演中，又批判了複古派要以孔教為國教的謬論。12月11日，他在江蘇省教育會的演說詞中，“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說”，在說到中國自古以來輕視農、工、商，“而士獨尊”的原因時，表示：“吾不得不犯眾怒，歸咎於人人尊崇的孔子。”12月26日，信教自由會在北京中央公園開會，討論國教問題，蔡元培應邀到會發表演說，他從科學的角度解釋了宗教的起源，掃除封建迷信和愚昧的觀念，他指出，孔子的學說是關於教育、政治和道德方麵的學說，孔子與宗派自劃界限，從不言鬼神事，曾自稱“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特別指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國家是國家，各有範圍，不能並作一淡”。“孔教不成名詞，國教亦不成名詞，然則所謂‘以孔教為國教’者，實不可通之語”。駁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痛感中國長期封建專製思想統治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他在1919年1月致黃郛信中就指出：“吾國承秦始皇、漢武帝以來之習慣，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執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紛爭，社會百業之停滯，無不由此。鶩新與篤舊，學理與職業，幹渉與放任，在教育界斷斷然相持不決者，不知凡幾”。1919年3月，蔡元培在題為《科學之修養》的講演中，又進一步用發展的觀點，批判了複古派把古代典籍奉為萬古不變之教條的錯誤觀點，他說：“乃若古聖先賢之格言嘉訓，雖屬人造，要亦不外由時代經驕歸納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隨時代之變遷而異其內容。吾人今日所見為嘉言懿行者，在日後或成故紙；欲求其能常係人之信仰，實不可能。”這對於人們打破封建教條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很好的啟迪。

　　蔡元培是我國近代反對“尊孔”的先驅者之一，他同陳獨秀等《新青年》編者是完全一致的，從而有力地捍衛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他後來曾說我素來不讚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

　　蔡元培是近代科學的熱心提倡者。他青年時期就懷有科學救國的思想，期望科學發達，國家富強。他在清末翰林院供職時，就披閱過諸如《電學源流》、《電學綱目》、《電學入門》、《電學問答》、《化學啟蒙初階》、《光學量力器圖說》和《井礦工程開煤要法》等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方麵的知識。後來他考察了歐美各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現狀，認為“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生活的改良，社會的改造，甚而至於藝術的創作，無不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他強調科學是社會進步的杠杆，認為中國要發展新文化，就必須特別注意科學的發展。他到北大的第一次演說中，就要求“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鼓勵學生組織學會，深入研究高深學問。在學係和課程建設上，他也十分注意突出自然科學的地位。他希望青年學生立誌發展科學文化事業，使中國“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蔡元培還以他的地位和影響，大力支持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1914年留美學生任鴻雋、趙元任、楊杏佛、秉誌等，在國外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為國內介紹科學知識，聯絡人才，求中國科學之發達。科學社成立之初，就得到蔡元培的熱情鼓勵。他出長北大後，專門從學校編輯處每月撥款二百元給科學社，津貼印刷該社出版的《科學》雜誌。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國內，並為建立機構開展募集基金，蔡元培為此起草了《中國科學社征集基金啟》，大聲疾呼說：“當此科學萬能時代，而吾國僅僅有此科學社，吾國之恥也，僅僅此一科學社而如何維持如何發展尚未敢必，尤吾國之恥也”。憂國之情溢於言表。他還邀聘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為北大化學係教授。由於蔡元培對中國科學社的全力支持，他被該社選為“特社員”，並推舉為董事長。在蔡元培的大力提倡下，北大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方麵，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

　　蔡元培到北大後不久，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即開始興起。他對這場旨在對文學的形式和內容進行改革的新文學運動，給予了積極的支持。他對新派人提倡寫白話文，反對僵死的文言文的主張，十分讚同。他早在清朝編輯《俄事警聞》和《警鍾日報》時，就采用文言和白話兼用的辦法，撰寫社評。1918年2月，在蔡元培發起下，學校成立了由沈尹默、劉半農、錢玄同等負責的歌謠征集處。征集的民歌民謠陸續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並出版《歌謠周刊》和《歌謠叢書》。文科研究所也開設研究民間文學的專題。這些都促進了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的發展。

　　蔡元培認為中國的文言同歐洲的拉丁文一樣，是一種已經過時了的文字。他在1919年一次題為《國文之將來》的講演中曾指出：“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間接的。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繙繹的工夫，這是何苦來？”他譏諷道：“我們偶然看見幾個留學外國的人，寫給本國人的信，都用外國文，覺得很好笑。要是寫給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話，不覺得好笑嗎？”他還從文字大眾化，普及教育的角度，論證了文言文的局限性。他說：“從前學國文的人，是少數的，他們的境遇，和普通人不同，就多費一點時間，還不要緊；現在要全國的人，都能寫能讀，那能都費這許多時間呢？”同時，他又從發展科學的需要，說明推廣白話文的必要性。他說：“從前的人，除了國文，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從六歲起，到二十歲，讀的寫的都是古人的話，所以學得很象。現在應用的科學很多了，要不是把學國文的時間騰出來，怎樣來得及呢？”

　　蔡元培從曆史的發展肯定了白話文的價值，指明白話代替文言的必然趨勢，他寫道：

　　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即如我們中國的司馬遷，是人很崇拜的，假使現在有一個司馬遷，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記》，不抄襲《尚書》，《尚書》上‘欽’字他改作‘敬’，‘克’字他作‘能’又改了他的詞調。因為他寫《史記》是給當時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當時的白話。後來如程朱陸王的語錄，完全用白話，不像楊雄模仿《論語》的樣子。因為白話實在能夠發表他自己正確的意見。又如後來施耐庵的《水滸》，曹雪芹的《紅樓夢》，都不模仿唐人小說，可是他的價值是不錯。所以我們現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寫那種圖案的文章，幾是記述說明必要用白話才對。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決不可錯了這個趨勢。

　　雖然他認為將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但肯定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而且“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1936年他在南京北大同學聚餐會上敘述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時，就把提倡變更文體，兼用白話，作為整頓學校的一項重要措施。他說：當時北大教授中，即有提倡白話文學，也有極端維護文言的，“我卻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曾聲明，作美術文，用文言未嚐不好。”這表明蔡元培對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同時也是對新派必定戰勝舊派充満了信心。

　　更有意義的是，蔡元培還把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上的革新，同政治上的改革要求聯係起來考察。他在後來追述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功績時，曾提出：“為什麽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在他看來，文學的革新，——新文學的內容和白話文的形式，是有利新思想的傳播，有利社會改革的進行。這就是說，他把文學看作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那麽，它所反映的就應該是時代的要求，大眾的呼聲。這確是表現了蔡元培的進步的文學觀。正是從這點出發，支持並推廣白話文。他接著在轉述《新青年》編者提倡白話文的努力時，表達了當時他自己的鮮明態度，他說：

　　錢玄同於七年三月十四曰致陳獨秀書，有雲：“舊文章的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為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張的“廢滅漢文”雖不易實現，而先廢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獨秀的書，就說：“我們既絕對主張用白話休做文章，則自己在《新青年》裏麵做的，便應該漸漸的改用白話。我從這次通信起，以後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話，就和適之先生做《嚐試集》一樣意思。並且還要請先生，胡適之先生和劉半農先生都來嚐試嚐試。此外別位在《新青年》裏撰文的先生和國中讚成做白銛文的先生們，若是都肯嚐試，那麽必定成功。自古無的，自今以後必定會有。”可以看見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

　　同時，蔡元培還認為白話文和平民教育所以能夠得到較快發展，是學生經過五四運動獲得的一種新覺悟的表現。他認為五四運動的勝利，是全國中學以上學生八十日的奮鬥（5月4日至7月23日）與北京、上海等都市商工界罷工、罷市的援助取得的，“所以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感於商工界援助之有力，而悟普及常識的需要；於是一方麵大學生多於課餘辦校役夜班及平民學校；一方麵促進語體文之發展，出版書籍及雜誌，較前踴躍”。如蔡元培任董事長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於1923年開年會時，曾決議發展社會教育，井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普遍推廣白話文，要求不但雜誌、報章、小說等皆用白話，而且一切優美的文學作品及哲學社會科學等亦用白話文。可見這時白話文已相當普遍地得到推廣。應當說，以白話文作為新文學的表現形式，是有重大意義的。白話文經胡適、陳獨秀等的倡導，又得到蔡元培的積極支持，在已具備了成熟的社會和思想條件下，終於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文學內容的改革是文學革命的主導方麵。魯迅於1918年先後發表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現實主義作品，則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蔡元培十分讚同文學革命。他在北大提倡歌謠研究，開設被封建文人排斥的小說、詞曲、戲劇等課程，這不但向大學生講授，而且作為文科研究所的研究項目，開創了重視民間通俗文學的新風氣。他尤為推重魯迅的革命文學，曾把這一時期魯迅的文學創作稱之為“新文學開山”。關於蔡元培對魯迅的敬重以及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郭沫若曾說過：“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先生吧。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教育界的貢獻十分宏大，而他對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疾歿，蔡先生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的。”

　　蔡元培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一位倡導者。而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也是同他在校內進行的革新密切相關的。誠然，蔡元培不是屬於新文化運動中衝鋒陷陣的戰士，但他卻確是這支新文化大軍不可少的竭誠保護者。五四前夕，當軍閥政府對蔡元培施行政治壓力和恐嚇時，曾有人勸他辭退棟獨秀，約束胡適，以緩和空氣，蔡元培毅然回答：“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與陳、胡等毫不相幹。”而在校內，他對陳獨秀也一向是采取維護和支持態度的。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更加深入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這引起反動勢力的極端恐懼和仇視，他們公開下令嚴防、查禁“過激主義之鼓吹”。大肆汙蔑新思想是“洪水猛獸”、“異端邪說”，企圖采取強製手段來抑製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針對這種情況，1920年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發表了《洪水與猛獸》一文。他在文中反其道而用之，指出：“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他憤怒地指出：“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麽？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麽？”他以鯀和禹治水的不同方法為喻，認為“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他認為中國現在是處在洪水與猛獸競爭的狀態，他期望猛獸馴伏，洪水疏導暢通，國家安定太平的新局麵早日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