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三節 倡導道德文章並重

　　道德與文章（指文化知識與學術造詣）並重，是中國知識分子視為傳統的美德，也是對知識分子評價的一個重要標準。蔡元培認為：“研究學理，不可不屏除紛心的嗜好。”過去，北大的校風是很腐敗的，當時社會上有所謂八大胡同“兩院一堂”之稱，校內一些無聊文人也搞什麽“探豔團”之類的下流組織。許多學生無意於學術研究，卻醉心於運動官吏議員；在學校以外“竟為不正當的消遣”。蔡元培對此深惡痛絕，極力矯正這種風氣。他指出：“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本。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達，適足助其為惡，無益也。”他認為任何挽救時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育為中堅”。在他看來，像北大這樣的學校，不僅要把學生培養成將來在工作上稱職的人，而且還應負有培養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於做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積極提倡大學生應有健康活潑的課外生活，並常以砥礪德行的話勉勵學生，指出在道德敗壞、世風日下的社會中，“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苛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所以，蔡元培在扶植社團豐富學生課外生活的同時，還努力在師生中提倡道德修養。

　　民國初年，蔡元培曾與李石曾、吳稚暉、宋教仁等人先後發起三個改良社會的團體，即進德會、六不會和社會改良社，其主要戒約為：不狎妓、不賭博、不置妾、不吸煙、不飲酒等。但當時並沒有能認真實行。1916年底他歸國後，目睹各地“見夫教育、實業各界，凡嶄然現頭角者，幾無不以嫖、賭為應酬之具，心竊傷之。比抵北京，此風尤甚。”他感到：“尤可駭者，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鬥，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今則眾獨清之士，亦且踽踽獨行，不敢集同誌以矯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現象也。”因此，他出任北大校長後，決心集合同誌，矯弊易俗，增進道德修養。1918年1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北京大學之進德會旨趣書》，發起組織進德會。規定會員分為三種：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

　　乙種會員：於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

　　丙種會員：於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會章規定入會以前的行為，本會均不過問；成立以後，“當公定罰章，並舉糾察員若幹人執行之。”蔡元培還加意動員平素行為不檢點的人入會，希望他們能夠用以繩己。後經會議決定，取消會員分甲、乙、丙三級的辦法，而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三項為基本條件，其他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吸煙、不食肉五項為自由選擇條件，可任選幾項或不選均可。這個組織在校內影響較大，教職員大部分加入，學生入會的也不少。1918年6月正式成立時，教員中入會的有七十六人，職員中入會的有九十二人，學生中有三百零一人。學校行政人員和教授大多入會，知名的有：蔡元培（守基本三戒，外加不作官、不作議員、不吸煙）、李大釗（守基本三戒，外加不飲酒、不吸煙）、陳獨秀、夏元琛、王建祖、溫宗禹、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馬寅初、沈尹默、周作人、馬敘倫、李石曾、陳大齊、沈兼士、徐寶璜、何傑、陳漢章、辜鴻銘、章士釗、馬裕藻、俞同奎、顧兆熊、康心孚、王寵惠等；學生中有鄧中夏、高尚德、許德珩、傅斯年、張崧年、區聲白、廖書倉、康白情、張國燾、朱一鶚、王有德、俞士鎮、常惠等。當然，也有恐守之不力而不願入會者，如文科教授黃侃曾複信進德會說：“謹啟者：奉到進德會願書一紙，侃於貴會宗旨本極讚成，但入會與否，係個人之自由，此時信仰不出本心，則他時守之不力，萬不敢自欺複欺貴會。相應將願書一紙璧還，伏祈鑒諒是幸。”

　　當時《北京大學日刊》曾對進德會的活動作過一些報導。現錄1918年7月4日刊登的該會評議員、糾察員第一次會記錄如下：

　　《進德會啟事》：“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進德會評議員、糾察員第一次會記錄。”

　　本日到會者二十九人，姓名如左：

　　蔡元培、沈尹默、傅斯年、羅家倫、陳寶鍔、高日采。以上六人評議員。

　　李煜瀛、鄭陽和、江智、錢玄同、陳大齊、李大釗、胡追、康白情、朱一鶚、王恩久、李辛白、徐之傑、王少石、肖純錦、陳漢章、蔡鎮瀛、馬寅初、陳邦濟、江永一、黃中、廖書倉、梁展章、吳繼哲。以上二十三人糾察員。

　　（一）李大釗君提議，改會名為‘有不為會’，討論結果，讚成者少數，又以仍用舊名付表決，讚成者多數。（二）李君又以糾察員之職任與其職任之履行，頗不易做到，提議廢除糾察員之名。座中討論時，有提議以被舉之糾察員，悉改為評議員者，以舉手表決之，讚成者大多數，作為通過。（三）議推書記二人，掌本會通訊記錄之事，當即推定江智、傅斯年二君。（四）議定本會刊行雜誌一種，大約每季一出，定名為《北京大學進德會雜誌》，當即推定編輯員四人：沈尹默、錢玄同、李大釗、康白情。（五）議決廢除原定甲、乙、丙等階級，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之條，為入會者必要條件，其餘五條戒律，由會員自由任之。

　　進德會是以提倡培養個人高尚道德為宗旨的，這個組織的出現，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上層社會道德墮落、生活腐朽的不滿，對北大部分知識分子個人道德的提高產生過較好的影響。但同時它也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超政治思想和走“道德救國”之路的幻想，這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

　　蔡元培不僅注重提倡個人道德的自我修養，同時也注意對學生的紀律要求。當時學校章程規定：“各科得選品行敦篤學問優長之學生為優待生。”受免繳一年學費的優待。“班長或舍長在一學年內能恪守校規堪為同學之表率者，學年終酌給以獎品。”而“學生品行不修學業荒廢者，大學校長及各科學長得譴責之，或命其停學或退學。”如：“對於職員無禮者”，“屢次請假者”，“與同學交惡者”，“辱罵夫役人等不顧行檢者”，都要受學長譴責命其悛改。而上述之一情節較重或經譴責而不改者，以及“在校內或齋宿滋生事端破環秩序者”，“一學期內曠課至十小時以上者”，則要受記過處分。對“所習各科功課有敷衍塞責屢戒不悛者”，任課教員認為必要時可命其對所授功課暫時停學。而對有“不法行為校長認為與本校秩序或名譽有重大關係者”，“學年內記過三次者”，“每學期由開學起二十日以上未曾到校亦未請假或假滿至一月以上而不續假者”等，則令其退學。雖然這些規定並沒有完全認真實行，但蔡元培對那些嚴重違反校規，特別是損害學校名譽的學生，是堅持原則的。

　　蔡元培經常教育學生要珍視集體榮譽，反對因個人放蕩而損害集體。他認為群體之間有著休戚相關的關係，“世界之休戚，國家之休戚隨之。國家之休戚，學校之休戚隨之。學校之休戚，學生之休戚隨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北京舉行慶祝提燈會，蔡元培對此十分重視，專門出布告要求學生全體參如，對少數不準備參加的則警告說：“一班之中有一二人焉，明知他班全體整齊愉快之狀況，而忍使本班不免有缺點焉；此其人即不屑以世界眼光，國家觀念等繩之，而第即其對於本校及本班之無情，亦必為同班諸生所不齒。故本校不複為按名稽核之舉，而僅記何班是否全到。苟有規避不到者，請本班同學自檢舉之，然後施以相當之懲戒。同班諸生，決不恕此無情之同學，而為之容隱，此本校職員所深信不疑者也。”在他看來，維護團體榮譽是每一個人應有的高尚情感，也是一個團體的向心力的重要保證，而這不但要通過個人的修養來培育，同時還要靠紀律來維係。

　　蔡元培還主張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開誠布公，互相尊重，反對匿名揭帖，彼此攻訐。原先，北大學生生活自由漫散，互不相關，偶而發生問題就寫揭帖貼在牆上。這種揭帖往往無中生有，匿名攻擊。蔡元培很反對這種風氣，他曾說：“種種揭帖，教人看了難受。要是看的人信了他們的話，那對麵的人幾乎不能做人了。設身處地，又當如何？”他多次在日刊上布告，“禁止匿名揭帖”，要求“攻訐同學，以後一律除去”，對於教員，“諸生無論有任何意見，隨時均可與教員正式通信或麵談，絕無寫匿名信之必要。”蔡元培作風民主，學生可隨時向學校或他本人去函，提出自己的建議或要求；但對不具名的或籠統具某係某年級全體學生的，則一般不予受理。

　　由於蔡元培的提倡和引導，原先盛行的匿名揭帖逐漸銷聲匿跡了，代之的是師生和同學之間的開誠相見，互相切磋，形成了民主、融洽的氣氛。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曾記述了當年蔡元培反對匿名揭帖的情景，他說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個同學，長成一副小官僚的麵孔，又做些不滿人意的事，於是同學某某在西齋壁上貼了一張‘討伐’的告示。兩天之內，滿牆上出了無窮的匿名文件，把這個同學罵了個‘不亦樂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為我也極討厭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麵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語意，卻是挖苦他。為同學們賞識，在其上濃圈密點，批評狼藉。這是一時學校中的大笑話。過了幾天，蔡先生在一大會中演說，最後說到此事，大意是說：“諸位在牆壁上攻擊某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諸君對某君有不満，可以規勸，這是同學的友誼。若以為不可規勸，盡可對學校當局說。這才是正當的辦法。至於匿名揭帖，受之者縱有過，也決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損失品性之開端。凡作此事者，以後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動，必是品性沉淪之漸。……受了此番教訓，方才大徹大悟，從此做事，決不匿名，決不推自己的責任。大家聽蔡先生這一段話之後印象如何我不敢知，但北大的匿名‘壁報文學’從此減少，幾至絕了跡”。而對於學生的缺點，蔡元培總是以滿腔熱情循循善誘，誠意相待，從不嫌棄。傅斯年還回憶蔡到德國考察時，“有一次，一個同學給蔡先生一個電報，說是要從來比錫來看蔡先生，這個同學出名的性情荒謬，一麵痛罵，一麵要錢，我以為他此行必是來要錢，而蔡先生正是窮得不得了，所以與三四同學主張去電謝絕，以此意陳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說《論語》上有幾句話，‘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你說他無聊，但這樣拒人於千裏之外，他能改了他的無聊嗎？”這個例子很說明蔡元培的為人和與人為善的誠懇態度。

　　蔡元培還注意引導學生尊重教師，養成尊師重道的良好道德風尚。有一次，他了解到有少數學生在講堂或實驗室中，對於教員講授與指導方法，偶與舊習慣不同，不能平心靜氣，動輒悻悻然形於辭色；“其間一二不肖者，甚至為鄙悖之匿名書信、匿名揭帖，以重傷教員之感情。”他認為，“以大學學生而有此等外乎情理之舉動，誠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為此，他專門寫了《勸北大學生尊重教師布告》，刊登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對學生剴切剖析，循循善鎊，他懇切地說：“行道之人，偶迷方向，執途人而詢之，必致謝詞。歐美各國，入肆購物，彼以物來，此以錢住，必互道謝。為教員者，犧牲其研究學術之時間與心力，而教授諸君，指導諸君，所以裨益諸君者，較諸指途、售物，奚啻百倍？諸君寧無感謝之本意，而忍傷其感情耶？諸君學成以後，難保無躬任教員之一日，設身處地，能不爽然？”當然，蔡元培決不讚成盲從，也不會同意庸才誤人子弟。國文門一位教員學識差，學生不滿，在課堂上接二連三向他提問，結果他沒有能夠答得出，弄得滿頭是汗的下講堂，自動提出辭職。這件事發生後，原以為是學生有意為難，所以蔡元培、陳獨秀知道後都很震怒，蔡更認為是整頓學生的時期到了。但他們沒有草率從事，而是把同學集合起來，把原來學生提問的一些問題，一個個的考問學生之後，曉得並不是學生無理取鬧，也就同意了那位教員辭職，不再處罰學生了。

　　由於蔡元培重視道德教育，同時又有健康而豐富的課外生活，使多數學生能夠專心向學、努力上進，作風也比較樸素。當時在北大校園裏，除極少數學生著西裝革履外，多數人是市布長衫，不尚時髦；一些學生雖家道貧寒而本人能專心學問者，同樣受到同學敬重。許多進步學生學業優秀，憂國憂民，並自覺地在生活上嚴格要求自己。如鄧中夏曾和十幾位同學，在東皇城根達教胡同四號租了幾間房，經他的提議，凡居住這個公寓的，都要自己動手做飯、洗衣、挑水、打掃。他還起草了生活和學習公約，大家都簽了名。規定兩人合住一間，除了必要生活用品外，不事陳設。另外有閱報室、文娛室和會客室。為了研究問題，大家湊錢，訂購了許多書刊，把每個省的報紙都訂了一份。鄧中夏還為這個集體公寓取了一個響亮的名字：“曦園”。他借喻像晨曦一樣的蓬勃朝氣，來表現這種新的生活。

　　經過蔡元培的熱心提倡，一變北大過去腐敗沉悶的局麵，使之氣象一新；確實是培養了學術研究、思想自由的空氣，開創了一種良好的風氣。

　　蔡元培初任校長時，曾向師生提出要以學術上的成績和學校風氣的改變，來準備紀念北大校慶二十五周年。後來一位校友曾回憶蔡元培主持的這一次紀念活動的情景，他寫道：

　　從十二月十六號起，一連三天，研究所，實驗室，標本室，圖書館，全部開放？外加各種展覽。在第三院大禮堂旁的操場裏，再搭起一個能容六七千人的大席棚，每天上午在這裏舉行學術講演，都是以中國或世界《二十五年來的……》作講題，下午是遊藝會，一直到中夜。每天有上千成萬的人來參觀，還總嫌入場卷發的太少。

　　就在十七的晚上，北大的正生曰，音樂傳習所定在馬神廟新收拾好的第二院大禮堂中，作第一次的公開演奏。……那時北大學生的人數不到三千也有二千多，這次音樂演奏會的入場券不能遍發，就放在紀念會的辦公室裏，讓愛好音樂的人自己去取。我呢，也拿到一張，盼到晚上七點，就奔到第二院去，真是幽靜，可是進了禮堂，人已坐滿，而人還不斷的來，不但內無隙地，就在外麵也是人聲嘈雜，還站有幾百人想進來。已經擠進來的大半沒有持券，有券的卻擠不進來。眼見的快到八點鍾了，坐在演奏台下麵聽眾當中的北大校長蔡先生知道這個情形了，走到演奏台上，麵向著聽眾，似乎有些怒容，繼而藹然的說：這次音樂傳習所第一次公開演奏，在廣大的場所中因為收不住音，仿佛是不甚相宜，所以定在這個禮堂中演奏，不能普遍的發給入門券，是因為會場小的緣故。我們這裏是北京大學的禮堂，不是沙場，我勸沒有入門券而進會場的人要一律退出，出去告知外麵沒有持券的也一律退去，讓有券的可以進來。愛好音樂的諸位，如果願意聽，我請音樂傳習所的諸同人再為諸位演奏一次，不但一次，以後也可以常常的演奏。現在就請你們沒有持入門券而進來的人都出去，並且照我的話去告知沒有持券的而也想進來的人。蔡先生說完這話之後站在台上，隻聽見台下一陣鼓掌聲，有一百多位沒有持券的人都站起來，依著次序陸續的出去，大家靜悄悄的。蔡先生還站在台上，含著微笑點首。我座位的周圍是空虛而且寂靜，眼看沒有券的人一個個的退去，有券的一個個的進來，第二院中還是那麽靜穆和嚴肅，音樂演奏會還是按時開幕。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裏的眼淚要跟著蔡先生的微笑一齊出來，我不知道巍然在我前麵的是高山呢還是大海。……

　　從這件“小事”的記敘裏，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北京大學的精神風貌，可以從一個側麵看到蔡元培在北大革故鼎新的效果。

　　§§第七章 在新舊思潮的激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