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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扶植社團 百家爭鳴
在蔡元培的倡導下，當時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是相當豐富多采的；除了上述為數眾多的學術性團體外，在師生中還出現了許多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社團組織。
蔡元培積極提倡大學生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要革除科舉時代的觀念，要“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他曾指出：“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倘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蔡元培正是從提高學生研究學術的興趣、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精神出發，本思想自由的原則，對這些社團都給予了直接或間接的支持。當時學校設有學生事業委員會，作為對學生事業的指導機構。其組織大綱規定：“凡大學學生興辦事業，須於未成立前，將其宗旨、辦法及職員姓名，函經本委員會審議，轉呈校長察核備案。其已興辦之事業，本委員會得依其職權調查或整理之”。1922年3月設立的學生事業委員會，由李大釗任委員長。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在五四前夕，校內的和以北大師生為主的革新社團和進步刊物已相繼出現。當時在校內和社會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主要有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等社團組織。
1918年5月北京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密約的愛國政治鬥爭，雖然沒有取得直接的結果，但這次鬥爭促使學生們組織了起來。北大等校學生首先組織了學生愛國會，隨後又聯絡天津、上海、湖南等地學生，聯合組成了學生救國會。這個團體在團結全國學生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並因此受到反動政府的幹渉。
救國會為了加強聯係和擴大宣傳，決定成立國民社，出版《國民》雜誌。國民社成員不限於北大師生，但北大學生很多，其中如鄧中夏、高尚德、黃日葵、許德珩、張國燾、易克嶷、黃建中、廖書倉、朱一鶚、謝紹敏、李芳、陳寶鍔、陳鍾凡、周炳琳等在其中都起了骨幹作用，並參加了編輯委員會工作。李大釗對國民社給予了熱情的幫助和指導，據許德珩回憶說：“李大釗是《國民》雜誌的總顧問，我們有事都和他商量”。國民社擁有的群眾較廣泛，社員曾達到一百八十多人，成員中既有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成為反動政客的段錫期，這時出擔任過國民社的評議部部長》國民社於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國民》雜誌於1919年1月1日出版。
國民社的成立得到了察元培的支持和幫助。他曾出席國民社的成立大會，並為《國民》雜誌創刊號寫了序言。他在序文中對雜誌提出了三點希望：“一曰正確”，“二曰純潔”，“三曰博大”。他指出，同學出於愛國之心而籌辦刊物，但須知“愛國不可不有熱城；而救國之計畫，則必持以冷靜之頭腦，必灼見於事實之不誣而始下判斷，則正確之謂也。”“救國者，艱苦之業也。”他列舉曆史上艱苦創業的事跡，勉勵《國民》雜誌保持正確的方向和純潔的內容。他說：“墨翟生勤而死薄，勾踐臥薪而嚐膽，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斷未有溺情於耳目之娛，侈靡之習，而可以言救國者。近來我國雜誌，往往一部分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則雜以側豔之詩文，戀愛之小說，是一方麵欲增進國民之人格，而一方麵則轉以陷溺之也。願國民雜誌慎勿以無聊之詞章充篇幅”。他還勉勵雜誌要有博大的胸杯，“勿提倡極端利己的國家主義”。最後他說：“國民雜誌之醞釀，已曆半年，卒底於成，不能不佩社員之毅力。自此以前，尚為一鼓作氣之時期。若前數期出版以後，漸漸弛其責無旁貸之決心，則此後之困難，正不弱於醞釀時期。願社員永永保此朝氣，進行不怠，則於諸君喚醒國民之初心始為無負也。”
國民社在其成立啟事中說：“本雜誌由學界同誌組織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一）增進國民人格；（二）研究學木；（三）灌輸國民常識；（四）提倡國貨。”還約請李大釗為指導，邵飄萍、徐悲鴻為顧問。《國民》雜誌表現了它積極關心政治，具有明顯的反帝愛國的色彩。如鄧中夏以“大壑”為筆名，每期都為刊物撰述“國內外大事”，並經常發表評論時事的文章。李大釗的重要文章《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就發表在《國民》第一卷第二號上。雖然在五四以前，《國民》還是用文言文發表文章，使它的戰鬥力有所減弱；但它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當時中國最凶惡的故人日本帝國主義的猛烈攻擊，明確提出取消“二十一條”和歸還台灣、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等要求，對五四運動的興起起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它的許多成員，在五四運動中起到了中堅作用；而其中的一些人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
國民社成立後不久，1918年12月3日，北大文科的一部分學生，成立了新潮社。第二年一月出版了《新潮》雜誌。
新潮社同樣得到蔡元培的熱情支持。新潮社醞釀的時間較長，早在1917年秋天，新潮社發起人傅斯年、顧頡剛、徐彥之，及後來加入的羅家倫、潘家洵等，常在一起閑談。“他們談到北京大學的前途時，感覺到自蔡校長主持北大後，學校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學府，循此前進，不難成為中國一切新思想、新學術的策源地。做學生的應該辦幾種雜誌，竭力盡力，來宣揚學校的新精神，鼓動學者研究學術的興趣，這對於自己的前途也有好處。”但是，當時辦刊物的最大難題是缺乏經費。直至翌年秋天，他們才把醞釀中的計劃付諸實行，正式向文科學長陳獨秀要求學校幫助解決經費問題，陳表示：“隻要你們有創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誌願，經濟方麵可以由學校負擔！”後經蔡元培同意，由學校從每月頗為拮據的經費中撥出兩千元，為刊物墊付印刷費，發行也由學校出版部兼辦。顧頡剛在《回憶新潮社》一文中說：“李大釗曾給過新潮社很多幫助和指導。他雖不公開出麵，但經常和社員們聯係，並為《新潮》寫稿”。李大釗還將紅樓圖書館一層二十二號房間撥給新潮社作社址。蔡元培還親自為《新潮》題寫了刊名。新潮社按其組織章程規定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得由本社約為社員；“非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有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由本社約為社員。”社員大多數是北大學生，也有少數教員和校外人士。主要骨幹有傅斯年（主任編輯）、羅家倫（編輯）、徐彥之（主任幹事）、毛子水、楊振聲、李小峰、康白情等。社員有何思源、譚鳴謙（平山）、俞平伯、顧頡剛、潘家洵、張崧年、郭紹虞、葉聖陶、孫伏園等。剛成立時隻有社員二十七人，到1919年底為三十七人；以後陸續加入的，也隻有朱自清、馮友蘭、孫福熙、周作人等幾個人。社員人數很少。
1919年1月，《新潮》與《國民》同時創刊。新潮社宣布：“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不取庸言，不為無主義之文辭。”確定刊物應具備的要素為：（一）批評的精神；（二）科學的主義；（三）革新的文詞。它一開始就以“文藝複興”相標榜，主張“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它與《新青年》相呼應，反對吃人的封建禮教，提倡個性解放和婦女解放，鼓吹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新潮》發表的文章和文藝作品，以白話新體為主，使用新式標點。
《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它的第一卷第一期發行不到一個月，就接連三版，達一萬多份；以後各期也多在一萬五千份左右，這在當時已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了。新潮社除出版《新潮》雜誌外，還發行一套定名為《新潮叢書》的文藝叢書。1920年，新潮社還編輯出版了一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新潮》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宣傳，曾招致舊勢力的忌恨。一個安福係國會議員曾向教育部指控《新青年》、《新潮》等雜誌，陳說“此等出版物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竟要教育部將其取締製裁。1919年4月，教育總長傅增湘曾致書蔡元培，指責《新潮》持論逾於學術範圍之外，稱《新潮》出版，輦下耆宿對於在事員生不無微詞；要求遵行軌道，發為言論，“若其以倉卒之議翹於群眾，義有未安，輒以滋病，殆有未可。”反對革新進步，畏懼新思想流行。蔡元培當即作書回答，他針對所謂張新說而悖舊誼的指責，用兼容並包的宗旨巧妙地指出：“敝校一部分學生所組之《新潮》出版以後，又有《國故》之發行，新舊共張，無所缺琦。在學生則隨其好尚，各尊所聞。當事之員，亦甚願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局外人每於大學內情有誤會之處，然若持《新潮》、《國故》兩相比擬，則知大學中篤念往昔，為匡掖廢墜之計者，實亦不弱於外間耆賢也。”同時針對所謂喜為抨擊的指責，說：“至於持論，間有殊於舊貫者，容為外間誤會之所集。然苟能守學理範圍內之研究，為細密平心之討論，不涉意氣之論，少為逆俗之言，當亦有益而無弊”。為《新潮》作了辯護，保護了這個刊物。
《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但這個社團受胡適的影響很深，一開始就表現了政治上的改良主義和文化思想上盲目崇拜西方的傾向。他們對政治鬥爭始終持冷漠態度；對民族文化持虛無主義態度，竟稱“極端的崇外，卻未嚐不可”。對於新潮社脫離政治的錯誤，魯迅曾提出過嚴肅的批評。五四以後，新潮社中的絕大多數成員，都迅速地向右轉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如傅斯年、羅家倫等，則咒罵學生運動，醉心出洋留學，追求個人升官，與當時的進步運動分道揚鑣。
國民社和新潮社是當時青年學生中有代表性的兩大社團，也都頗有影響。《國民》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為主要內容，具有較鮮明的反帝愛國的色彩，《新潮》則以倡言“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而出名，在反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國民》在李大釗的推動下積極參加關於改造社會的討論，並開始進行某些社會主義宣傳；而《新潮》則在胡適的影響下成了宣傳實用主義的陣地。與此同時，這兩個刊物的主要成員，也向著不同的兩極迅速分化。這反映了五四時期思想戰線上的激烈鬥爭，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的發展道路。
1919年3月，由鄧康（即鄧中夏）、廖書倉、黃日葵、許德珩、張國燾（哲學係學生）等發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先是一些熱心平民教育的同學在校役夜班講解時事，取得很好效果，於是醞釀擴大到社會上去。1919年3月7日，鄧中夏等十四位發起人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了征集團員的啟事。從這個啟事中，可以明顯看到它是受到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的影響。啟事如下：
蓋聞教育之大別有二：一曰以人就學之教育，學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學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講、刊發出版物是也。共和國家以平民教育為基礎。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發教育也。學校教育惟饒於資財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醆之子弟及邊於生計而中途失學者不與焉，未足語於平民教育。苟之術以補敕之，則人民智識必大相懸殊，社會上不平之景象必層見迭出，共和國體必根本動搖。補助之術維何？厥曰露天演講、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補助學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顧以吾國平民識字者少，能閱印刷品出版物者隻恨於少數人，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自非從事演講不為功。北京大學固以平民主義之大學為標語者也。平民主義之大學，注重平民主義之實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發起茲團，所以達此者也。同學中熱心平民教育者，願興起共襄斯舉。
3月23日，在馬神廟第二院校長室召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大會。講演團的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開始時有團員三十九人，多是國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員，鄧中夏、廖書倉被推舉為總幹事，黃日葵、高尚德、許德珩、朱自清、楊鍾健等都是這個團的成員。據許德珩回憶，“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講演團設在馬神廟東口，除講演外，還設書報閱覽室，供人閱覽。經費除團員交納的團費外，還通過募捐的辦法籌集，其募捐啟事常有“諸君子所費無幾，於一般勞苦的兄弟姐妹們受惠實大”這樣頗富感染力的話。講演團規定每學期至少講演二次以上，否則即為脫離關係；並要求輪值時，“除婚喪疾病外，不得推倭”。
蔡元培是積極提倡普及社會教育的，因而他對平民教育講演團十分重視，把它作為養成學生服務社會精神的重要途徑。他曾說：“平民講演，用講演的形式與平民以知識，也是一件好事。”又說：平民講演，“由學生傳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國民自治的精神。”
講演團多利用假日，到鬧市或郊區去講演。他們曾深入到海澱、長辛店、豐台、盧溝橋、通縣等地區，向工農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和文化科學知識。他們常利用廟會、集市、遊藝場等，打著小旗，敲著小鑼，招引群眾。開始，由於學生腔大家聽不懂，群眾不歡迎；後來注意學習群眾語言，講題緊密結合時事，如《青島交涉失敗史》、《日本的野心和中國救亡的法子》等，群眾十分愛聽。有一次東便門蟠桃宮舉行三天廟會，講演團連續在這裏講了三天。鄧中夏也去講了兩次，題目是：《家庭製度》和《現在的皇帝倒黴了》。北大日刊曾載文報道了當時的情景：“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據統計，從1921年11月5日至1922年3月27日，除去假期約三個月時間，共講演了一百零二個講題。其中有關民主政治的20題（如《法律是保護人民的》、《民國與國民》、《洋車夫與大總統的比較》等），有關科學知識的21題（如《肺癆病》、《刮風的原因》、《鐵路的起源和變遷》等），其他還有時事、生活、修養和曆史故事等。從這裏可以看到他們從事平民講演的可貴的熱情和精神。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實踐活動，對促進五四時期北大青年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如1920年冬，這時已成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鄧中夏，深入到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這所學校是得到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捐贈開辦的。鄧中夏自覺地同工人打成一片，忘我地工作，“作具體工作的是他，作宣傳指導工作的也是他，每天吃兩頓窩窩或幾個燒餅，用涼水送下，工作忙時，常常蓬頭垢麵，不加修飾，晚間不能回北京時，則用幾條板凳當床鋪，擺在學校課堂裏睡黨。”從這裏可以看到當時北大進步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精神風貌。
1923年當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時，慶典籌備會曾委托講演團講行一次“民意測量”，講演團經過認真準備，出了十多個題目，在學、工、商、政各界征集507人參加測驗。在提問的問題中有：“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其中國內部分獲得票數最多的前三位是：孫中山（473票）、陳獨秀（173票）、蔡元培（153票）。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陳、蔡在社會上的影響。
其他如少年中國學會、工讀互助團等，和北大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李大釗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工作，並擔任學會臨時編譯部主任。北大社團的許多重要成員，如鄧中夏、毛澤東、黃日葵、高尚德、劉仁靜、張申府、許德珩、朱自清、楊鍾健等都參加了這個學會。學會籌備時定的宗旨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1919年7月1日成立時，經李大釗等提議，其宗旨正式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並為會員定了四個信條：（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編輯部由李大釗、康白情、張申府、孟壽椿、黃日葵五人（全為北大師生）組成。蔡元培曾稱少年中國學會是“最有希望的”一個團體。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這個學會成員後來發生了很大的分化。與上述革新社團相對立的，校內的守舊派也建立了他們的社團組織。1919年1月26日，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發起成立了國故月刊社。成立會是在劉師培家開的，“到教員六人，同學數十人”。月刊總編輯是劉師培、黃侃，特別編輯有陳漢章、馬敘倫、康心孚、黃節、林損等八人，編輯由張煊、俞士慎等十人擔任；還逸出總務主任康心孚，文牘幹事羅常培等。其宗旨為“昌明中國固有之學木”。規定“凡北大同學有讚成本月刊宗旨者，皆得為本社社員。”3月20日出版了《國故》月刊。他們聲稱：“創辦月刊是出於慨然於國學淪夷，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他們以篤守國粹為己任，攻擊新文化的傳播，是什麽：“功利倡而廉恥喪，科學尊而禮義亡，以放蕩為自由，以攘奪為責任，斥道德為虛偽，詆聖賢為國願，滔滔者皆是也。”極力維護舊文化舊道德。《國故》上的文章，全用文言、八股寫成，不用新式標點。《國故》月刊社是在新舊思潮激戰的前夕，為與校內新派團體和革新刊物相對抗而出現的一個守舊社團，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宣揚舊文化、舊道德。但在新思潮澎湃發展的北大，國粹家們已無力招徠看客，《國故》出了四期後就草草收場了。
對於國故社，蔡元培本著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在經濟上也給予了支持。
此外，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後，他慨於蔡元培、陳獨秀等倡導向西方學習，便以打出“研究東方學”的旗號與之抗衡，要在校內組織維護和宣揚孔學的團體。他後來在《我的自學小史》一文中，曾描述了這時的心境，他說：“民國六年，我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孑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書，其時文科教授有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陳先生任文科學長。茲數先生即彼時所謂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的。我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壓迫之嚴重……問題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決的道路不可”。1918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學日刊》接連幾天刊登《征求研究東方學者》的啟事，聲稱：“顧吾校自蔡先生並主講諸先生皆深味乎歐化，而無味於東方文化，由是倡為東方學者，尚未有聞。漱溟切誌出世，不欲為學問之研究，今願留一二年為研究東方學者發其端”。他所謂的“東方學”，“特指佛陀與孔子之學”，即中國的孔學和印度的佛學。他認為孔子生於中國，佛教源於印度，然其學亦在中國。北大為中國僅有的國立大學，“世之求東方學不於中國而誰求？不於吾校而誰求？”他以振興孔學為已任。隨即在北大哲學研究所開設了“孔子哲學之研究”課程，宣揚孔學，宣稱：“住世的思想之最圓滿者無逾於孔子”，“其圓滿抑至於不能有加”。不久，招徠一些舊派人物，在校內組織了“孔子研究會”。
除了上述具有一定政治傾向的社團外，學校還有一些互助性的社團，如1918年2月，由胡適和會計課職員鄭陽和發起，蔡元培等讚助成立了成美學會，“宗旨在捐集基金以津貼可以成材而無力求學之學生。”蔡元培曾捐贈一百元為基金。1920年3月，由馬敘倫等發起成立了北大教職員會，“宗旨本互助之精神，聯絡感情交換智識，以輔助大學之發展。”這個團體當時常組織教職員向軍閥政府開展索薪鬥爭，並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中站在進步學生一邊。
蔡元培還積極提倡學生應具有自治的能力，建立各種自治性的學生組織。這時除有學生會等組織外，還成立了北大學生銀行、消費公社。由學生共同集股投資，自己經營，並作為經濟商業門學生實習之用。消費公社還附設一個商業夜班，招收學校附近商店學徒，授以商業學校的普通知識。
由於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內社團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後春筍，各種學說競相爭長。鳶飛魚躍，生動活潑。這種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使北大成為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個百家爭鳴的學校。
特別應該指出，這種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新局麵，不僅有利於資產階級新文化的發展，而且又在客觀上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開辟了道路。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期間，從國外購進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1918年冬，李大釗在北大組織了“馬客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集合同誌秘密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而對外則以研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作掩護。在李大釗的帶動下，北大出現了一批熱心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1919年11月，北大經濟係學生李澤彰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發表於《國民雜誌》第二卷第一號上。1920年12月，由李大釗、費覺天、郞祥褆、郭弼藩、梅祖芬等九人發起，公開成立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研究會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誌互相的來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會當時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字宣傳：A。編譯社會主義叢書，B。翻譯社會主義研究集，C。發表社會主義論文；2.講演。”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章程曾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布，從此，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研究，在北大已從個別的、秘密的狀態走向了有組織的、公開的階段。與此同時，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由鄧中夏、黃日葵、高尚德、何孟宏（即何孟雄）、範鴻劼、朱務善、劉仁靜、羅章龍、李酸、楊人杞（即楊東蓴）等十九人，秘密醞釀成立了另一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社團“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研究會到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刊登啟事，招收會員，對外公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公開成立，得到了察元培的支持。據當時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羅章龍回憶：啟事“寫好以後，由我和另一位同誌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啟事刊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我向蔡先生宣傳一番我們為什麽要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道理，蔡先生看了一下啟事和名單，沉默了一會，最後同意給予刊登了。”“爾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擬在北大會議廳開成立大會，蔡先生又答應了我們的請求，同時還應邀出席了成立大會，並在會上作了簡短扼要的講話。”“成立以後，需要活動場所，蔡先生又同意給兩間房子，一間當辦公室，一間當圖書室。”蔡先生頂著反對派的壓力，從精神到物質上對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支持，使我們很激動。這在當時反動派到處防範、偵緝“過激主義”、“過激黨”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沒有蔡先生的支持，這個組織是不能公開活動的。他對待進步事業，就是這樣全心全意地支持、扶植。
羅章龍在回憶中還列舉兩件事，表明蔡先生對進步學生的愛護和支持，他說：“1922年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去蘇聯列寧格勒出席東方民族大會，途中在黑龍江滿洲裏有五六個同學被當地軍閥逮捕了。我去找蔡校長，蔡先生馬上打電報給東三省的地方行政長官，最後成功地營救了這些學生。另一件事是這樣的：1923年6月，我離開北京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常委工作（當時我是中共三屆中央委員），隨後又奉命出國，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當時，我正是應該參加畢業考試的時候，但不能回國應試。我寫信給蔡先生，說明這一情況。蔡先生說，不能回來沒關係，將來可以補考。所以我於第二年補考，推遲一年畢業。”
研究會在北大活動時間前後達七、八年之久，它對於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以及促進一批進步知識分子了解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等方麵，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研究會規定每星期六晚舉行一次討論會，每月舉行一次演講會。此外，他們還積極設法從國內外搜集、采購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並組建了一個供會員和非會員借閱的藏書室。他們給這個藏書室取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為英文Communism即共產主義的音譯）。羅章龍回憶說‘亢慕義齋’，既是圖書室又是翻譯室，還做學會辦公室……亢齋，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朕：‘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還有兩個口號：‘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貼有：“革命詩歌、箴語、格言等，氣氛莊嚴、熱烈。”這是我國建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圖書室，它對於在北大以至中國迅速傳播馬克思主義發揮了一定作用。據1922年2月6日《北大日刊》刊載研究會通告提供的材料，它已擁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四十餘種，中文書籍二十餘種。英文版中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法蘭西內戰》、《雇傭勞動與資本》等，有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無產階級革命》。中文書有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惲代英譯的《階級鬥爭》，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達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以及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等。在今天的北大圖書館中，還保存有一本1920年9月再版的《共產黨宣言》和八本封麵蓋有“亢慕義齋圖書”印章的德文共產主義文獻。這些珍貴的曆史文獻，使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情況。
蔡元培是認真貫徹他的兼容並包、兼收並蓄的主張，積極引進和保護各種新思想，這不僅使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能夠在北大合法存在和發展，而且在當時北大的課堂、講壇和刊物上，也可以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條件下，成長起中國最早的一批共產主義者。至於蔡元培本人，則始終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懷有敬意和好感，對其學說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允許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的，這種態度對他來說是一以貫之。後來在1929年為李季著的《馬克思傳》寫的序文中曾表示：“今人以反對中國共產黨之故，而不敢言蘇俄，不敢言列寧，馴致不敢言馬克思，此誤會也”。“研究馬克思，不必即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關係。且研究與盲從不同，研究馬克思，不必即信仰馬克思”。1933年3月，他在上海與陶行知、陳望道、黃炎培等百餘人領銜發起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他為此在《申報》發表《緣起》一文，在當時思想箝製、淡“馬”有罪的政治環境中，他公開表達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敬意，他說：“在此短促的五十周中，馬克思之學說所給予世界之影響至為重大。而五十年來世人對於馬克思，無論其為憎為愛，為毀為譽，而於馬克思之為一偉大之思想家，為近史科學社會主義之始祖，則殆無人否認。”他明確反對文化專製主義，箝製思想的做法，表示“同人等今基於純正之研究學術立場上，發起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會，一以致真摯之敬意於此近代偉大之思想家，同時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並打破我國學術界近年來一種思想義和團之堡壘。”這反映了他一貫奉行的思想自由的原則，堅持有研究馬克思學說的自由。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澤東得以在北大工作並在這裏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也同蔡元培的支持不無關係。1918年8月，為商談赴法勤工儉學事，毛澤東、蕭瑜等幾個新民學會會員聯袂北上。到京後，毛澤東決計留在國內，擬在北大尋一事做。其時，他們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老師楊昌濟，正在北大哲學係任教，他也曾希望毛澤東能“入北京大學”，以為日後打下“可大可久之基”。據同時來京的蕭瑜（子昇）回憶：這時他們寫信給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們的一個無法赴法國的同伴為校內的清潔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們的信後，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憐憫毛澤東，對於他能夠刻苦自勵，甚是高興，因此他沒有讓他去做清潔工人，而可到校內的圖書館去工作。因此他寫了一封信給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信中說：‘毛澤東需要在本校求職，使其得以半工半讀，請在圖書館內為他安排一職’”於是經李大釗的安排，毛澤東當了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月薪八元；具體工作是管理上海《民國日報》、北京《國民公報》、《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以及英文《北京導報》、日文《支那新報》等十五種中外文報紙，每天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姓名。雖然位卑事瑣，但它為青年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接觸新思想的廣闊天地。他當時住在景山東街的一條名叫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的小胡同裏，在這七號小院的北房西間，他和蔡和森、羅學瓚等八位新民學會會員，同居一室，“隆然高坑，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個要翻個身，都要先和周圍夥伴打個招呼。這裏條件雖劣，但離沙灘紅樓很近，便於活動。他在北大積極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會的社團活動，結識了察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特別是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他後來曾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管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毛澤東在北大期間加入我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行列，這是北大校史上光榮的一頁。
可以說，北京大學成為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地方，五四時期在北大成長出一批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並不是偶然的。雖然，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並非蔡元培的本意，但他卻確實為此做了好事。
蔡元培積極提倡大學生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要革除科舉時代的觀念，要“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他曾指出：“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倘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蔡元培正是從提高學生研究學術的興趣、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精神出發，本思想自由的原則，對這些社團都給予了直接或間接的支持。當時學校設有學生事業委員會，作為對學生事業的指導機構。其組織大綱規定：“凡大學學生興辦事業，須於未成立前，將其宗旨、辦法及職員姓名，函經本委員會審議，轉呈校長察核備案。其已興辦之事業，本委員會得依其職權調查或整理之”。1922年3月設立的學生事業委員會，由李大釗任委員長。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在五四前夕，校內的和以北大師生為主的革新社團和進步刊物已相繼出現。當時在校內和社會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主要有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等社團組織。
1918年5月北京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密約的愛國政治鬥爭，雖然沒有取得直接的結果，但這次鬥爭促使學生們組織了起來。北大等校學生首先組織了學生愛國會，隨後又聯絡天津、上海、湖南等地學生，聯合組成了學生救國會。這個團體在團結全國學生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並因此受到反動政府的幹渉。
救國會為了加強聯係和擴大宣傳，決定成立國民社，出版《國民》雜誌。國民社成員不限於北大師生，但北大學生很多，其中如鄧中夏、高尚德、黃日葵、許德珩、張國燾、易克嶷、黃建中、廖書倉、朱一鶚、謝紹敏、李芳、陳寶鍔、陳鍾凡、周炳琳等在其中都起了骨幹作用，並參加了編輯委員會工作。李大釗對國民社給予了熱情的幫助和指導，據許德珩回憶說：“李大釗是《國民》雜誌的總顧問，我們有事都和他商量”。國民社擁有的群眾較廣泛，社員曾達到一百八十多人，成員中既有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成為反動政客的段錫期，這時出擔任過國民社的評議部部長》國民社於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國民》雜誌於1919年1月1日出版。
國民社的成立得到了察元培的支持和幫助。他曾出席國民社的成立大會，並為《國民》雜誌創刊號寫了序言。他在序文中對雜誌提出了三點希望：“一曰正確”，“二曰純潔”，“三曰博大”。他指出，同學出於愛國之心而籌辦刊物，但須知“愛國不可不有熱城；而救國之計畫，則必持以冷靜之頭腦，必灼見於事實之不誣而始下判斷，則正確之謂也。”“救國者，艱苦之業也。”他列舉曆史上艱苦創業的事跡，勉勵《國民》雜誌保持正確的方向和純潔的內容。他說：“墨翟生勤而死薄，勾踐臥薪而嚐膽，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斷未有溺情於耳目之娛，侈靡之習，而可以言救國者。近來我國雜誌，往往一部分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則雜以側豔之詩文，戀愛之小說，是一方麵欲增進國民之人格，而一方麵則轉以陷溺之也。願國民雜誌慎勿以無聊之詞章充篇幅”。他還勉勵雜誌要有博大的胸杯，“勿提倡極端利己的國家主義”。最後他說：“國民雜誌之醞釀，已曆半年，卒底於成，不能不佩社員之毅力。自此以前，尚為一鼓作氣之時期。若前數期出版以後，漸漸弛其責無旁貸之決心，則此後之困難，正不弱於醞釀時期。願社員永永保此朝氣，進行不怠，則於諸君喚醒國民之初心始為無負也。”
國民社在其成立啟事中說：“本雜誌由學界同誌組織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一）增進國民人格；（二）研究學木；（三）灌輸國民常識；（四）提倡國貨。”還約請李大釗為指導，邵飄萍、徐悲鴻為顧問。《國民》雜誌表現了它積極關心政治，具有明顯的反帝愛國的色彩。如鄧中夏以“大壑”為筆名，每期都為刊物撰述“國內外大事”，並經常發表評論時事的文章。李大釗的重要文章《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就發表在《國民》第一卷第二號上。雖然在五四以前，《國民》還是用文言文發表文章，使它的戰鬥力有所減弱；但它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當時中國最凶惡的故人日本帝國主義的猛烈攻擊，明確提出取消“二十一條”和歸還台灣、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等要求，對五四運動的興起起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它的許多成員，在五四運動中起到了中堅作用；而其中的一些人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
國民社成立後不久，1918年12月3日，北大文科的一部分學生，成立了新潮社。第二年一月出版了《新潮》雜誌。
新潮社同樣得到蔡元培的熱情支持。新潮社醞釀的時間較長，早在1917年秋天，新潮社發起人傅斯年、顧頡剛、徐彥之，及後來加入的羅家倫、潘家洵等，常在一起閑談。“他們談到北京大學的前途時，感覺到自蔡校長主持北大後，學校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學府，循此前進，不難成為中國一切新思想、新學術的策源地。做學生的應該辦幾種雜誌，竭力盡力，來宣揚學校的新精神，鼓動學者研究學術的興趣，這對於自己的前途也有好處。”但是，當時辦刊物的最大難題是缺乏經費。直至翌年秋天，他們才把醞釀中的計劃付諸實行，正式向文科學長陳獨秀要求學校幫助解決經費問題，陳表示：“隻要你們有創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誌願，經濟方麵可以由學校負擔！”後經蔡元培同意，由學校從每月頗為拮據的經費中撥出兩千元，為刊物墊付印刷費，發行也由學校出版部兼辦。顧頡剛在《回憶新潮社》一文中說：“李大釗曾給過新潮社很多幫助和指導。他雖不公開出麵，但經常和社員們聯係，並為《新潮》寫稿”。李大釗還將紅樓圖書館一層二十二號房間撥給新潮社作社址。蔡元培還親自為《新潮》題寫了刊名。新潮社按其組織章程規定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得由本社約為社員；“非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有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由本社約為社員。”社員大多數是北大學生，也有少數教員和校外人士。主要骨幹有傅斯年（主任編輯）、羅家倫（編輯）、徐彥之（主任幹事）、毛子水、楊振聲、李小峰、康白情等。社員有何思源、譚鳴謙（平山）、俞平伯、顧頡剛、潘家洵、張崧年、郭紹虞、葉聖陶、孫伏園等。剛成立時隻有社員二十七人，到1919年底為三十七人；以後陸續加入的，也隻有朱自清、馮友蘭、孫福熙、周作人等幾個人。社員人數很少。
1919年1月，《新潮》與《國民》同時創刊。新潮社宣布：“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不取庸言，不為無主義之文辭。”確定刊物應具備的要素為：（一）批評的精神；（二）科學的主義；（三）革新的文詞。它一開始就以“文藝複興”相標榜，主張“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它與《新青年》相呼應，反對吃人的封建禮教，提倡個性解放和婦女解放，鼓吹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新潮》發表的文章和文藝作品，以白話新體為主，使用新式標點。
《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它的第一卷第一期發行不到一個月，就接連三版，達一萬多份；以後各期也多在一萬五千份左右，這在當時已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了。新潮社除出版《新潮》雜誌外，還發行一套定名為《新潮叢書》的文藝叢書。1920年，新潮社還編輯出版了一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新潮》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宣傳，曾招致舊勢力的忌恨。一個安福係國會議員曾向教育部指控《新青年》、《新潮》等雜誌，陳說“此等出版物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竟要教育部將其取締製裁。1919年4月，教育總長傅增湘曾致書蔡元培，指責《新潮》持論逾於學術範圍之外，稱《新潮》出版，輦下耆宿對於在事員生不無微詞；要求遵行軌道，發為言論，“若其以倉卒之議翹於群眾，義有未安，輒以滋病，殆有未可。”反對革新進步，畏懼新思想流行。蔡元培當即作書回答，他針對所謂張新說而悖舊誼的指責，用兼容並包的宗旨巧妙地指出：“敝校一部分學生所組之《新潮》出版以後，又有《國故》之發行，新舊共張，無所缺琦。在學生則隨其好尚，各尊所聞。當事之員，亦甚願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局外人每於大學內情有誤會之處，然若持《新潮》、《國故》兩相比擬，則知大學中篤念往昔，為匡掖廢墜之計者，實亦不弱於外間耆賢也。”同時針對所謂喜為抨擊的指責，說：“至於持論，間有殊於舊貫者，容為外間誤會之所集。然苟能守學理範圍內之研究，為細密平心之討論，不涉意氣之論，少為逆俗之言，當亦有益而無弊”。為《新潮》作了辯護，保護了這個刊物。
《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但這個社團受胡適的影響很深，一開始就表現了政治上的改良主義和文化思想上盲目崇拜西方的傾向。他們對政治鬥爭始終持冷漠態度；對民族文化持虛無主義態度，竟稱“極端的崇外，卻未嚐不可”。對於新潮社脫離政治的錯誤，魯迅曾提出過嚴肅的批評。五四以後，新潮社中的絕大多數成員，都迅速地向右轉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如傅斯年、羅家倫等，則咒罵學生運動，醉心出洋留學，追求個人升官，與當時的進步運動分道揚鑣。
國民社和新潮社是當時青年學生中有代表性的兩大社團，也都頗有影響。《國民》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為主要內容，具有較鮮明的反帝愛國的色彩，《新潮》則以倡言“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而出名，在反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國民》在李大釗的推動下積極參加關於改造社會的討論，並開始進行某些社會主義宣傳；而《新潮》則在胡適的影響下成了宣傳實用主義的陣地。與此同時，這兩個刊物的主要成員，也向著不同的兩極迅速分化。這反映了五四時期思想戰線上的激烈鬥爭，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的發展道路。
1919年3月，由鄧康（即鄧中夏）、廖書倉、黃日葵、許德珩、張國燾（哲學係學生）等發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先是一些熱心平民教育的同學在校役夜班講解時事，取得很好效果，於是醞釀擴大到社會上去。1919年3月7日，鄧中夏等十四位發起人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了征集團員的啟事。從這個啟事中，可以明顯看到它是受到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的影響。啟事如下：
蓋聞教育之大別有二：一曰以人就學之教育，學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學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講、刊發出版物是也。共和國家以平民教育為基礎。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發教育也。學校教育惟饒於資財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醆之子弟及邊於生計而中途失學者不與焉，未足語於平民教育。苟之術以補敕之，則人民智識必大相懸殊，社會上不平之景象必層見迭出，共和國體必根本動搖。補助之術維何？厥曰露天演講、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補助學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顧以吾國平民識字者少，能閱印刷品出版物者隻恨於少數人，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自非從事演講不為功。北京大學固以平民主義之大學為標語者也。平民主義之大學，注重平民主義之實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發起茲團，所以達此者也。同學中熱心平民教育者，願興起共襄斯舉。
3月23日，在馬神廟第二院校長室召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大會。講演團的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開始時有團員三十九人，多是國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員，鄧中夏、廖書倉被推舉為總幹事，黃日葵、高尚德、許德珩、朱自清、楊鍾健等都是這個團的成員。據許德珩回憶，“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講演團設在馬神廟東口，除講演外，還設書報閱覽室，供人閱覽。經費除團員交納的團費外，還通過募捐的辦法籌集，其募捐啟事常有“諸君子所費無幾，於一般勞苦的兄弟姐妹們受惠實大”這樣頗富感染力的話。講演團規定每學期至少講演二次以上，否則即為脫離關係；並要求輪值時，“除婚喪疾病外，不得推倭”。
蔡元培是積極提倡普及社會教育的，因而他對平民教育講演團十分重視，把它作為養成學生服務社會精神的重要途徑。他曾說：“平民講演，用講演的形式與平民以知識，也是一件好事。”又說：平民講演，“由學生傳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國民自治的精神。”
講演團多利用假日，到鬧市或郊區去講演。他們曾深入到海澱、長辛店、豐台、盧溝橋、通縣等地區，向工農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和文化科學知識。他們常利用廟會、集市、遊藝場等，打著小旗，敲著小鑼，招引群眾。開始，由於學生腔大家聽不懂，群眾不歡迎；後來注意學習群眾語言，講題緊密結合時事，如《青島交涉失敗史》、《日本的野心和中國救亡的法子》等，群眾十分愛聽。有一次東便門蟠桃宮舉行三天廟會，講演團連續在這裏講了三天。鄧中夏也去講了兩次，題目是：《家庭製度》和《現在的皇帝倒黴了》。北大日刊曾載文報道了當時的情景：“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據統計，從1921年11月5日至1922年3月27日，除去假期約三個月時間，共講演了一百零二個講題。其中有關民主政治的20題（如《法律是保護人民的》、《民國與國民》、《洋車夫與大總統的比較》等），有關科學知識的21題（如《肺癆病》、《刮風的原因》、《鐵路的起源和變遷》等），其他還有時事、生活、修養和曆史故事等。從這裏可以看到他們從事平民講演的可貴的熱情和精神。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實踐活動，對促進五四時期北大青年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如1920年冬，這時已成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鄧中夏，深入到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這所學校是得到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捐贈開辦的。鄧中夏自覺地同工人打成一片，忘我地工作，“作具體工作的是他，作宣傳指導工作的也是他，每天吃兩頓窩窩或幾個燒餅，用涼水送下，工作忙時，常常蓬頭垢麵，不加修飾，晚間不能回北京時，則用幾條板凳當床鋪，擺在學校課堂裏睡黨。”從這裏可以看到當時北大進步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精神風貌。
1923年當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時，慶典籌備會曾委托講演團講行一次“民意測量”，講演團經過認真準備，出了十多個題目，在學、工、商、政各界征集507人參加測驗。在提問的問題中有：“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其中國內部分獲得票數最多的前三位是：孫中山（473票）、陳獨秀（173票）、蔡元培（153票）。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陳、蔡在社會上的影響。
其他如少年中國學會、工讀互助團等，和北大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李大釗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工作，並擔任學會臨時編譯部主任。北大社團的許多重要成員，如鄧中夏、毛澤東、黃日葵、高尚德、劉仁靜、張申府、許德珩、朱自清、楊鍾健等都參加了這個學會。學會籌備時定的宗旨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1919年7月1日成立時，經李大釗等提議，其宗旨正式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並為會員定了四個信條：（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編輯部由李大釗、康白情、張申府、孟壽椿、黃日葵五人（全為北大師生）組成。蔡元培曾稱少年中國學會是“最有希望的”一個團體。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這個學會成員後來發生了很大的分化。與上述革新社團相對立的，校內的守舊派也建立了他們的社團組織。1919年1月26日，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發起成立了國故月刊社。成立會是在劉師培家開的，“到教員六人，同學數十人”。月刊總編輯是劉師培、黃侃，特別編輯有陳漢章、馬敘倫、康心孚、黃節、林損等八人，編輯由張煊、俞士慎等十人擔任；還逸出總務主任康心孚，文牘幹事羅常培等。其宗旨為“昌明中國固有之學木”。規定“凡北大同學有讚成本月刊宗旨者，皆得為本社社員。”3月20日出版了《國故》月刊。他們聲稱：“創辦月刊是出於慨然於國學淪夷，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他們以篤守國粹為己任，攻擊新文化的傳播，是什麽：“功利倡而廉恥喪，科學尊而禮義亡，以放蕩為自由，以攘奪為責任，斥道德為虛偽，詆聖賢為國願，滔滔者皆是也。”極力維護舊文化舊道德。《國故》上的文章，全用文言、八股寫成，不用新式標點。《國故》月刊社是在新舊思潮激戰的前夕，為與校內新派團體和革新刊物相對抗而出現的一個守舊社團，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宣揚舊文化、舊道德。但在新思潮澎湃發展的北大，國粹家們已無力招徠看客，《國故》出了四期後就草草收場了。
對於國故社，蔡元培本著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在經濟上也給予了支持。
此外，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後，他慨於蔡元培、陳獨秀等倡導向西方學習，便以打出“研究東方學”的旗號與之抗衡，要在校內組織維護和宣揚孔學的團體。他後來在《我的自學小史》一文中，曾描述了這時的心境，他說：“民國六年，我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孑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書，其時文科教授有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陳先生任文科學長。茲數先生即彼時所謂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的。我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壓迫之嚴重……問題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決的道路不可”。1918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學日刊》接連幾天刊登《征求研究東方學者》的啟事，聲稱：“顧吾校自蔡先生並主講諸先生皆深味乎歐化，而無味於東方文化，由是倡為東方學者，尚未有聞。漱溟切誌出世，不欲為學問之研究，今願留一二年為研究東方學者發其端”。他所謂的“東方學”，“特指佛陀與孔子之學”，即中國的孔學和印度的佛學。他認為孔子生於中國，佛教源於印度，然其學亦在中國。北大為中國僅有的國立大學，“世之求東方學不於中國而誰求？不於吾校而誰求？”他以振興孔學為已任。隨即在北大哲學研究所開設了“孔子哲學之研究”課程，宣揚孔學，宣稱：“住世的思想之最圓滿者無逾於孔子”，“其圓滿抑至於不能有加”。不久，招徠一些舊派人物，在校內組織了“孔子研究會”。
除了上述具有一定政治傾向的社團外，學校還有一些互助性的社團，如1918年2月，由胡適和會計課職員鄭陽和發起，蔡元培等讚助成立了成美學會，“宗旨在捐集基金以津貼可以成材而無力求學之學生。”蔡元培曾捐贈一百元為基金。1920年3月，由馬敘倫等發起成立了北大教職員會，“宗旨本互助之精神，聯絡感情交換智識，以輔助大學之發展。”這個團體當時常組織教職員向軍閥政府開展索薪鬥爭，並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中站在進步學生一邊。
蔡元培還積極提倡學生應具有自治的能力，建立各種自治性的學生組織。這時除有學生會等組織外，還成立了北大學生銀行、消費公社。由學生共同集股投資，自己經營，並作為經濟商業門學生實習之用。消費公社還附設一個商業夜班，招收學校附近商店學徒，授以商業學校的普通知識。
由於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內社團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後春筍，各種學說競相爭長。鳶飛魚躍，生動活潑。這種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使北大成為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個百家爭鳴的學校。
特別應該指出，這種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新局麵，不僅有利於資產階級新文化的發展，而且又在客觀上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開辟了道路。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期間，從國外購進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1918年冬，李大釗在北大組織了“馬客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集合同誌秘密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而對外則以研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作掩護。在李大釗的帶動下，北大出現了一批熱心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1919年11月，北大經濟係學生李澤彰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發表於《國民雜誌》第二卷第一號上。1920年12月，由李大釗、費覺天、郞祥褆、郭弼藩、梅祖芬等九人發起，公開成立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研究會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誌互相的來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會當時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字宣傳：A。編譯社會主義叢書，B。翻譯社會主義研究集，C。發表社會主義論文；2.講演。”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章程曾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布，從此，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研究，在北大已從個別的、秘密的狀態走向了有組織的、公開的階段。與此同時，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由鄧中夏、黃日葵、高尚德、何孟宏（即何孟雄）、範鴻劼、朱務善、劉仁靜、羅章龍、李酸、楊人杞（即楊東蓴）等十九人，秘密醞釀成立了另一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社團“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研究會到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刊登啟事，招收會員，對外公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公開成立，得到了察元培的支持。據當時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羅章龍回憶：啟事“寫好以後，由我和另一位同誌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啟事刊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我向蔡先生宣傳一番我們為什麽要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道理，蔡先生看了一下啟事和名單，沉默了一會，最後同意給予刊登了。”“爾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擬在北大會議廳開成立大會，蔡先生又答應了我們的請求，同時還應邀出席了成立大會，並在會上作了簡短扼要的講話。”“成立以後，需要活動場所，蔡先生又同意給兩間房子，一間當辦公室，一間當圖書室。”蔡先生頂著反對派的壓力，從精神到物質上對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支持，使我們很激動。這在當時反動派到處防範、偵緝“過激主義”、“過激黨”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沒有蔡先生的支持，這個組織是不能公開活動的。他對待進步事業，就是這樣全心全意地支持、扶植。
羅章龍在回憶中還列舉兩件事，表明蔡先生對進步學生的愛護和支持，他說：“1922年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去蘇聯列寧格勒出席東方民族大會，途中在黑龍江滿洲裏有五六個同學被當地軍閥逮捕了。我去找蔡校長，蔡先生馬上打電報給東三省的地方行政長官，最後成功地營救了這些學生。另一件事是這樣的：1923年6月，我離開北京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常委工作（當時我是中共三屆中央委員），隨後又奉命出國，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當時，我正是應該參加畢業考試的時候，但不能回國應試。我寫信給蔡先生，說明這一情況。蔡先生說，不能回來沒關係，將來可以補考。所以我於第二年補考，推遲一年畢業。”
研究會在北大活動時間前後達七、八年之久，它對於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以及促進一批進步知識分子了解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等方麵，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研究會規定每星期六晚舉行一次討論會，每月舉行一次演講會。此外，他們還積極設法從國內外搜集、采購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並組建了一個供會員和非會員借閱的藏書室。他們給這個藏書室取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為英文Communism即共產主義的音譯）。羅章龍回憶說‘亢慕義齋’，既是圖書室又是翻譯室，還做學會辦公室……亢齋，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朕：‘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還有兩個口號：‘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貼有：“革命詩歌、箴語、格言等，氣氛莊嚴、熱烈。”這是我國建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圖書室，它對於在北大以至中國迅速傳播馬克思主義發揮了一定作用。據1922年2月6日《北大日刊》刊載研究會通告提供的材料，它已擁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四十餘種，中文書籍二十餘種。英文版中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法蘭西內戰》、《雇傭勞動與資本》等，有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無產階級革命》。中文書有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惲代英譯的《階級鬥爭》，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達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以及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等。在今天的北大圖書館中，還保存有一本1920年9月再版的《共產黨宣言》和八本封麵蓋有“亢慕義齋圖書”印章的德文共產主義文獻。這些珍貴的曆史文獻，使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情況。
蔡元培是認真貫徹他的兼容並包、兼收並蓄的主張，積極引進和保護各種新思想，這不僅使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能夠在北大合法存在和發展，而且在當時北大的課堂、講壇和刊物上，也可以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條件下，成長起中國最早的一批共產主義者。至於蔡元培本人，則始終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懷有敬意和好感，對其學說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允許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的，這種態度對他來說是一以貫之。後來在1929年為李季著的《馬克思傳》寫的序文中曾表示：“今人以反對中國共產黨之故，而不敢言蘇俄，不敢言列寧，馴致不敢言馬克思，此誤會也”。“研究馬克思，不必即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關係。且研究與盲從不同，研究馬克思，不必即信仰馬克思”。1933年3月，他在上海與陶行知、陳望道、黃炎培等百餘人領銜發起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他為此在《申報》發表《緣起》一文，在當時思想箝製、淡“馬”有罪的政治環境中，他公開表達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敬意，他說：“在此短促的五十周中，馬克思之學說所給予世界之影響至為重大。而五十年來世人對於馬克思，無論其為憎為愛，為毀為譽，而於馬克思之為一偉大之思想家，為近史科學社會主義之始祖，則殆無人否認。”他明確反對文化專製主義，箝製思想的做法，表示“同人等今基於純正之研究學術立場上，發起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會，一以致真摯之敬意於此近代偉大之思想家，同時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並打破我國學術界近年來一種思想義和團之堡壘。”這反映了他一貫奉行的思想自由的原則，堅持有研究馬克思學說的自由。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澤東得以在北大工作並在這裏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也同蔡元培的支持不無關係。1918年8月，為商談赴法勤工儉學事，毛澤東、蕭瑜等幾個新民學會會員聯袂北上。到京後，毛澤東決計留在國內，擬在北大尋一事做。其時，他們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老師楊昌濟，正在北大哲學係任教，他也曾希望毛澤東能“入北京大學”，以為日後打下“可大可久之基”。據同時來京的蕭瑜（子昇）回憶：這時他們寫信給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們的一個無法赴法國的同伴為校內的清潔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們的信後，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憐憫毛澤東，對於他能夠刻苦自勵，甚是高興，因此他沒有讓他去做清潔工人，而可到校內的圖書館去工作。因此他寫了一封信給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信中說：‘毛澤東需要在本校求職，使其得以半工半讀，請在圖書館內為他安排一職’”於是經李大釗的安排，毛澤東當了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月薪八元；具體工作是管理上海《民國日報》、北京《國民公報》、《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以及英文《北京導報》、日文《支那新報》等十五種中外文報紙，每天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姓名。雖然位卑事瑣，但它為青年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接觸新思想的廣闊天地。他當時住在景山東街的一條名叫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的小胡同裏，在這七號小院的北房西間，他和蔡和森、羅學瓚等八位新民學會會員，同居一室，“隆然高坑，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個要翻個身，都要先和周圍夥伴打個招呼。這裏條件雖劣，但離沙灘紅樓很近，便於活動。他在北大積極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會的社團活動，結識了察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特別是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他後來曾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管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毛澤東在北大期間加入我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行列，這是北大校史上光榮的一頁。
可以說，北京大學成為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地方，五四時期在北大成長出一批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並不是偶然的。雖然，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並非蔡元培的本意，但他卻確實為此做了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