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一節 提倡研究 啟迪新知

　　蔡元培曾明確地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那時北大學風不正，學生多為升官發財而求學，預科畢業的學生，多數以入法科作為選擇方向，就因為法科被認為是將來步入政界求得升官的一條捷徑。據統計，1917年年底，北大法科本科和預科在校生為841人，文科為418人，理科為422人，工科僅80人，法科的學生數幾等於文、理、工三科的總和。這種學科學生數的結構顯然是極不合理的，它不是體現社會對人才培養的合理要求，而恰恰反映了舊中國官僚政治的特點。蔡元培痛切地指出：“若徒誌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唯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顧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過，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他初到北大即召集法科學生講話，勉勵他們去掉科舉時代的習氣，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為了改變學生的觀念，蔡元培曾多次向學生懇切地指出：“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文憑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他再三強調人生之目的為盡義務而來，現在求學是為將來服務社會的預備。“須知服務社會的能力，仍是以學問為基礎，仍不能不歸宿於切寒用功。”他要求學生要以研究學問為自己求學的宗旨。在他長校這一年，以校長名義贈給畢業生的銅尺上刻了他的題詞：“各勉日新誌，共證歲寒心。”表達了他對學生的希望。

　　為了上述目的，蔡元培除了積極延聘積學而熱心的教員，以引起學生研究的興趣；創辦研究所，為畢業生和高年級學生提供高深研究的機會外，還為學生研究學問創造各種有利條件。

　　第一，重視辦好圖書館，並整頓擴充實驗室，為學術和科學研究提供物質條件。蔡元培到校後即表示要盡力“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做到“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無虞缺乏矣。”原來學校預算沒有確定購書的款項，這時每年核定專款並規定不得移作他用。購書程序采取由圖書委員會向教授征集應購之書單辦法，再經審查確有必要後廣為采購。這時學校圖書館的規模有較大的發展。在李大釗任圖書部主任期間（1917年11月至1922年12月），“對各類圖書兼容互需”，積極充實，這時有中文圖書二十多萬冊，西文圖書二萬多冊，日文圖書一千多冊。其中購進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介紹社會主義學說書籍，至今北大圖書館中還保存著當年購進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家族起源》等英、日文版的經典文獻和許多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館內還專門開辟了“時事報刊閱覽室”和“介紹俄國革命經驗”的專題閱覽室。1920年12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一則圖書館通告：“將本校所藏關於俄國革命問題之參考書二十三種，陳列本課第四閱覽室內，以備同學諸君披閱。”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在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方針下出現的生動局麵，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情景。

　　蔡元培對圖書館工作十分關心。當時北大經費拮據，圖書館的擴展受到很大限製。1921年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教育期間，曾在各地華僑中為籌建北大圖書館進行了募捐活劫，並委托華僑和中國駐美各領事館代為募集，洛杉磯華僑還專門成立了北大圖書館集捐隊。他還同美國等有關方麵商談，結果，北大圖書館列為獲得設在華盛頓的卡內基國際和平會出版品的圖書館之一，美國國會圖書館也同意為北大提供一套完整的該館卡片。當時北大雖麵臨困境，但經蔡元培多次設法爭取圖書儀器經費，圖書館工作仍獲得進步。1922年北大圖書館分設中文、西文、古物美術三部，由單不廠、皮宗石、馬衡三教授分任三部主任。李大釗調任校長室秘書後，皮宗石為圖書部主任，顧孟餘等曾任校評議會圖書委員會委員長。這時中文圖書仍沿用《四庫分類法》編製出分類、著者與書名卡片目錄。1923年由袁同禮教授主持，編出西文書目三冊，政府出版品目錄一冊。館藏圖書除采購外，校內外人士和方麵也時有一些書刊捐贈。這時圖書資料的增加，為師生從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由於受到經費的限製，離蔡元培所要求的“典籍滿架”、“無虞缺乏”，還有很大距離。

　　第二，興辦學報，使師生“提起學理的研究心”，並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蔡元培認為大學教育要重在啟發學生有研究的興趣，求得新知，“有了學報，學生必要發布議論，斷不能抄講義，必要於人人所知的講義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學理了”。1918年校內曾發行《理科大學月刊》，由理科學長夏元琛負責，理本、預科全體教師組成審查部；以理本、預科每班學生中舉學問最優者為本班編輯員，刊登自然科學方麵論文。1918年秋，蔡元培鑒於“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長篇學說，於是有月刊之計劃。”1919年1月正式創辦了《北京大學月刊》，作為“本校教職員學生共同研究學術，發揮思想，披露心得之機關。”是全校性學術刊物。內容以刊登學術論文，“介紹東西洋最新最精之學術思想為主”，同時也登一些有文學價值的著作和譯文。當時決定，每年除7、8月暑假停刊、9月出臨時增刊一冊外，月出一期，每期約十萬字。由各研究所輪流編輯，校內新舊兩派教員曾對月刊形式問題發生過爭論。新派教員主張月刊文章一律橫排，並加標點，一些舊派教員則堅持仍用豎排直行式。蔡元培為此在日刊刊登了《啟事》，基本采納新派教員主張的文章橫排並加標點，但文學性質的不宜橫排者仍采用豎排法。蔡的啟事說：本校教授講師諸先生公鑒：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會公決，全用橫行，並加句讀符號。但諸先生中亦有以吾國舊體文學，形式一改興趣全失為言者。鄙人亦以為然。惟一冊之中，半用橫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則大不便於讀者。今與諸先生約，凡科學性質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請送至校長室，由鄙人編輯。為臨時增刊。稿多，則每年四冊，作為月刊以外之季刊。稿寡，則每年一冊，均無不可。請諸先生隨時賜稿，幸甚。

　　月刊開始由各研究所輪流編輯，1923年3月組成了月刊編輯部，由馮祖荀、丁西林、王星拱、李四光、譚熙鴻、胡適、沈兼士、朱希祖、陶孟和、顧孟餘、王世傑、陳啟修、朱經農等組成。

　　1922年，學校評議會議決出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文藝四種季刊。由校長在全校教授、講師中延聘編輯員，分別組成四種季刊編輯委員會。當時聘請的自然科學組編輯員為：馮祖荀（主任）、秦汾、顏任光、丁西林、李書華、陳聘丞、王星拱、李聖章、李四光、王霖之、譚熙鴻、湯爾和；社會科學組編輯員為：王世傑（主任）、陶孟和、胡適、蔣夢麟、朱經農、張競生、朱希祖、黃黼馨、何海秋、周鯁生、燕樹棠、陳啟修、高一涵、張慰慈、李大釗、顧孟餘、馬寅初、陳大齊、陳源、楊棟林、皮宗石；國學組編輯員為：胡適（主任）、沈兼士、馬裕藻、錢玄同、蔡元培、顧孟餘、李大釗、劉叔雅、單不廠、王仲麒、鄭奠、朱希祖、周作人；文藝組編輯員為：蔡元培（主任）、沈尹默、胡適、魯迅、周作人、徐旭生、顧孟餘、宋春妨、陳師曾、錢稻孫、葉瀚、馬衡、肖友梅、楊仲子、張鳳舉。季刊是學術性較強的刊物，蔡元培不僅重視其內容質量，而且形式要美，他要求季刊的形式：（一）橫行用五號字；（二）紙張要好；（三）封麵要美；（四）標點符號要完備。自1923年起，社會科學季刊和國學季刊出版，但自然科學季刊和文藝季刊則因經費困難沒能實現。國學季刊已如前述。社會科學季刊一共出了六卷十五期，1936年停刊後沒有再出過。社會科學季刊發表過李大釗的《今與古》、《桑西門（Saint—Simon）的曆史觀》、《孔道西（Con-dorcet）的曆史觀》等文章。其他還有諸如陳啟修的《中國改造和他底經濟背景》、高一涵的《唯物史觀的解釋》、杜國庠的《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實行的社會主義》、周鯁生的《比較法學研究現狀》、陶孟和的《社會的研究》、陳大齊的《認識底理論的意義》、陳翰笙的《蘇聯的農業》、周佛海的《馬克斯（今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王世傑的《中國奴婢製度》等等。雖然這些文著先後發表的時間跨度較大，但大體可以窺見這個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情況。此外學校的一些學會、研究會也定期出版學術性刊物。這時學報數量的增多，為師生提供了更多發表文作的園地。學報的創辦，對破除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提高研究興會，“求有所發明”貢獻於社會，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前來講演，開擴學生知識領域和“引起研究的興味”。在蔡元培的倡導下，北大校內經常舉辦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麵的學術講演活動。各種學術講演多由教授會以及各種學會、研究會和讀書會發起組織。1918年2月，蔡元培曾與校內外一些學者發起成立學術講演會，他認為當時社會“民俗日偷，士風日敝”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師法墮落，學術消沉”；認為舉辦講演會，有助於挽救士風，振興學術，引起求學問道之心。所以，他發起的學術講演會以傳布科學、引起研究興趣為宗旨，邀請高校教授和學者擔任講演員，分期講演，以期喚起國人研究學術之興趣，矯正“教者以沿襲塞責，而不求新知；學者以資格為的，而不重心得”的弊病。又如北大師生共同組織的學術研究會曾多次主辦講演會，講演分會內（專對本會會員）和公開（麵向校內外）兩種，並組織會員成立英國文學研究組、德文研究組、國際政治研究組、新聞研究組和國會製度研究組等，進行專門研究。各係教授會、各種學會等也經常組織學術講演活動。講演的內容有專題學術報告，也有普及性的介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史學、文學藝術、新聞、教育和國際問題，以及物理、化學、地質、生物等各個方麵。校內外學者蔡元培、梁啟超、章太炎、錢玄同、陳啟修、李大釗、馬寅初、陶知行（行知）、周作人、李四光、李書華、何傑等都參加過這類學術講演活動。蔡元培還多方延請外國知名學者來校講學，如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印度的泰戈爾、德國的杜裏舒、法國的維勃呂爾、蘇聯的耶爾朔夫等。以1922年為例，日本進步學者福田德三，來校作了題為《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基本觀念》的講演。他在講演中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同時批判了日本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行為，指出侵略中國的是少數日本軍閥，而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意誌。這一年來校講演的外國學者還有：美國生物學家柯脫作的《進化論之現在》、《植物學為國家之富源》，山格夫人作的《生育製裁》（意為節製生育）、斯梯芬作的《鐵路借款的用途和監督》，瑞典學者西冷作的《東西洋繪畫的要點》，德國學者衛禮賢作的《葛德的傳略》等題的講演。1922年還由蔡元培邀約愛因斯坦（其時正在日本講學訪問）來校講學，因來往信件被郵路延宕而沒有實現。此外，北大還有各種學科的講演會，如國際研究演講會，就是專門就國際問題作演講的，在校內外有較大影響。這時北大師生很重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蔡元培的《大戰與哲學》就是在國際研究第三次演講會上的演說詞。當時《北京大學日刊》也經常刊登各種學術講演的記錄，以資廣為傳播。

　　第四，鼓勵組織各種學術研究團體，把學生的課餘興趣吸引到學術研究方麵來。顧頡剛（餘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憶道：“北大學生本來毫無組織，蔡先生來後，就把每班的班長召來，勸他們每一係成立一個學會。許多班長退下來躊躇道：‘這件事怎麽辦呢？’因為同學間實在太散漫了。但靠了察先生的敦促和領導，以及學校在經費上的幫助，許多會居然組織起來了。不但每係有會而且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會，辯論會，武術會，靜坐會……一個個成立起來，誰高興組織什麽會就組織什麽會，誰有什麽技藝就會被拉進什麽技藝的會。平時一個人表現自己能力時很有出風頭的嫌疑；可是到了這個時候，雖欲不出風頭而不可能了。校中盡有消遣的地方，打牌聽戲的興致也就減少了許多。一校之內，無論教職員、學生、仆役，都覺得很親密的，很平等的。”從此，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不但有正當而豐富的文體娛樂活動，而且具有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時人曾對此評道：“蓋自蔡校長任事以來，集會一風，一時大盛，少年學子，既富於自動之本能，而校長職員，又複多方提倡，以故事業勃興，不可遇抑”。

　　這一時期各係都組織了學會，如國文學會、史學會、哲學會、地質學會、數學會、心理學會等。這種學會是以本係學生為當然會員，本係畢業同學和本係旁聽生為特別會員，經費由學校津貼。蔡元培對學會的建立極為關心並給予很大支持，化學會、史學會和經濟學會等成立時他都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說。學會的活動為分組研究，邀請學者講演，主辦定期刊物等。也有的學會是由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需要組織的，如有誌研究數學、物理學的同學組織了數理學會，每月集會一次交流研究心得，並出版《數理雜誌》，刊登研究成果。又如化學係同學組織了化學講演會，“以練習化學講演之法，而收觀摩之益為旨趣”。並時常邀請中外學者介紹化學的最新理論和成就。這些學會在開展研究及助進本係發展方麵都做了很多切實的工作。理科的地質學會（開始稱地質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10月，是北大理科中最早建立的一個學會。它在成立“公啟”中說：“我們的誌願，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質上的真理”，“就我們的學力所及提倡地質學，引起社會上對於地質的注意”，同時還要集合群力開展地質調查，一洗過去中國地質調查依賴外人之恥。它開展了許多方麵的活動，如征集標本，辦了礦石室，圖書室；舉辦學術講演（成立半年內就舉辦了六次），組織討論會；舉辦地質展覽會；製訂課程改革計劃書，協助建設實驗室；出版北大地質叢書，約請王烈、李四光、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等教授編著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麵專論；出版《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成為我國地質學方麵最早的出版物之一。這個學會當時在校內相當活躍，也是很有成績的。文科如經濟學會發行的半月刊，在當時學生主辦刊物中有一定影響。它於1922年12月創刊，以“集思廣益、博采兼取”，“求學術之發展”為發刊宗旨，辟有論著、研究、時評、譯叢、紀略、講演、調查等欄目。曾發行過《勞動紀念號K《馬克思紀念號》，李大釗在經濟學會講演的《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一文，就刊登在紀念號上。學會及其刊物還提倡開展社會調查，蔡元培對此極表讚同，他在經濟學會的演說中特別提到：“至調查一層，隨時隨地，均有供我們調查之資料。即如東齋對麵之飯館，亦有足供我人調查者。凡調查經濟情況，須先從小處著手，再推及於大事業之組織管理，可免頭忙腳亂之弊。調查所得之資料既多，然後參以學理，刊印雜誌，我決其必有價値。”1924年7月，該會曾擬定各地生活物價調査計劃，請教職員和同學於假期代為調查，準備在半月刊出一期《平民生活號》。

　　此外，還有的是屬於全校範圍或係際的學術性社團，如北大學術研究會、教育研究會、新文學研究會、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査會、考古學會、世界語研究會等。此外，師生還經常邀集同人發起各種課餘學習和研究性質的團體，如1919年1月，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黃侃等三十八人發起成立課餘俱樂部，以求“學餘間藉以聯絡感情交換學識為宗旨”，由會員捐助購置書報，布置古物和美術品展覽，組織詩社、詞社等。蔡元培被推舉為部長（五月間以校務繁忙辭去）。

　　這一時期北大有的學術性社團，在校內和社會上有較大影響，如1919年1月25日，由馬敘倫、陳大齊、楊昌濟、胡適以及學生陳鍾凡等人發起成立的北大哲學研究會，其宗旨為“研究東西諸家哲學，瀹啟新知”。研究方法為講演、編輯和調查等項。哲學研究會在介紹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各派學說方麵起過一定作用。毛澤東在北大工作期間曾參加過這個研究會，在會中閱讀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著作，其中包括十八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

　　又如，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國提倡有組織、有係統地研究新聞學的一個創舉。他深感“歐美各國，科學發達，新聞之經驗又豐富，故新聞學早已成立。而我國則尚為斯學萌芽之期”，民國以來雖新聞報紙驟增，“唯其發展之道，全恃經驗，如舊官僚之辦事然。苟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於是有了發起新聞學研究團體的想法。1918年7月，蔡元培草擬了團體章程在北大日刊上刊登。簡章規定團體名稱為“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確定以“灌輸新聞智識，培養新聞人材”為宗旨。九月間，他又連續幾天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校長布告》，發起招收會員，得到北大學生的積極響應，短期內即有數十人報名入會。同年10月14日，正式召開了成立大會，蔡元培出席並發表了演說。蔡元培被舉為會長，文科教授徐寶璜任主任導師，《京報》社長邵飄萍為兼任導師。會員以北大學生為主，校內外人士均可入會。每星期由導師講授《新聞學》兩小時。1919年2月19日，該會挙行改組大會，修改並通過了新簡章，正式定名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突出了新聞學研究的特點。宗旨也修改為：“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毛澤東也參加了這次改組會議。1919年4月20日正式出版了《新聞周刊》，它對一周的新聞“為係統之記栽，下公允之評論。”是當時國內唯一傳播新聞知識的刊物，該刊僅出了三期，五四運動後停刊。1919年10月16日，新聞研究會第一次研究期滿，獲聽講一年證書的有二十三人，聽講半年證書的有三十二人。毛澤東曾參加這個研究會並獲得聽講半年證書。蔡元培在研究期滿式致詞中曾指出：“本校之有新聞研究，於中國亦實為第一次。故今茲結束，是可謂中國新聞研究之第一次結束（指結業）。”該會前後存在了約兩年時間，五四以後，由於人事變動，骨幹離校，到1920年10月以後就基本上停止了活動。新聞學研究會雖然存在時間不很長，但它在五四前後的許多進步活動，使它成為這一時期有很大影響的著名社團之一。許德珩曾稱它“與五四運動很有關係。”

　　雄辯會是學生中規模較大的一個社團。它於1917年11月，由原預科研究文法修辭的文學會擴充改組而成的，其宗旨是“修繕辭令，發展思想。”分設國語支部和外國語第一、第二支部，每部又分講演、著述兩科，發行《勸學》雜誌。會員均須練習演說和辯論，每半月舉行演說和辯論常會一次，每學期開雄辯比賽大會一次。1918年1月27日，該會舉行第一次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科學與宗教之消長”，結果是主張科學發達必然導致宗教消亡的一派獲勝。蔡元培完全同意這一派的觀點。雄辯會活動吸引聽眾很多，十分活躍。當時北大學生中辯論活動頗為盛行，也很有趣。著名史學家周穀城曾幽默地講述了那時北大和清華學生校際之間辯論賽的情景：“當時我還是個學生，我們三個北大學生跟清華學校三個學生對辯。辯論三小時。辯論題約好，清華出一個，我們出一個，請蔡先生決定（相約要請一個有名的哲學家決定）。蔡先生看到我那個題非常高興，選了我的題：‘人類社會中不應有單獨的知識階級’。”“這場辯論，我想，題是我出的，又是蔡先生老人家選下的，這下肯定萬無一失，可以得勝。但結果我失敗了。當時評判員三人，胡適之為其中之一。辯論三個小時後，請胡適之宣布結果。他先講了一大堆好話，他說正方（即主張不應有知識階級）講的有道理，反方講的也有道理。但是他宣布我失敗了，說反方組織上好一些，正方在這一點上差一些。失敗了不算數，就是失敗的一方要向勝利的一方握手、言歡。我多難過，那麽千多人看著我，我失敗了，胡適之宣布我失敗了。那時候我以為我這一生的學術活動就完了。青年人有熱氣，怎麽受得了。臉都紅了，怕見得人。以後我跟胡適之就鬧翻了。”

　　由於蔡元培的熱心提倡和身體力行，一掃過去腐敗的校風，造成了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師生間問難質疑，互相切磋；著書立說，受到鼓勵；學術爭辯，各抒己見。胡適在他的幾次講演中，曾盛稱他初到北大教書時，得到和一些學生相互討論之益。同時在教員以及師生之間的學術討論中，也有著良好的民主風氣。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國倫理學史》一書中曾以“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來作為孔子所說的“仁”的定義。青年教員梁漱溟不同意這個見解，認為“仁”隻是人們直覺的、情感的本能表現，即孟子所謂的“惻隱之心仁也。”批評蔡的定義空洞籠統，“雖然表麵上無可非議，然它的價值也隻可到無可非議而止。”又如，蔡元培著有《石頭記索隱》一書，對《紅樓夢》詳加考證，稱其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書中，把蔡著歸於“附會的紅學”一類，指責其考證為“笨的猜謎”，“走錯了道路。”蔡則寫了《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権》一文作為《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為自己的見解辯護。在學術觀點上，蔡元培和梁、胡之間雖然有分岐，但並沒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這種民主作風培育了良好的學術研究風氣。這時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說成了“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

　　經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北大學生中學術研究，蔚然成風；一些同學結合自己的專業興趣，從事著述，發表見解。如1918年9月，北大經濟係學生李亦軒所著《中國幣製統一論》一書，“甚為教授所激賞，且慫恿印行之”。蔡元培應其所請為之作序，稱讚：“李君此書，有實述以詳陳我國幣製之現狀，有危言以窮其流弊，有芻議以進改良之策。根據學理，臚陳統計，綱舉目張，不特足以備當局之參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一讀也。”又如政治係學生蕭一山，1920年入北大後，繼續致力於清史研究，充分利用北大豐富的史料，並得到李大釗的指導，完成了專著《清代通史》。李大釗為其撰寫的序文中，希望蕭氏能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把有清一代的曆史寫成中國國民的曆史。蕭一山在該書初版敘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觀’之學說興起，謂經濟之趨勢，當求諸曆史；曆史之變遷，亦根據於經濟；二者有相互之關係，而曆史之因革，尤以經濟為轉樞。此蓋社會主義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實際生計問題為中心者也。”1923年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成為當時史壇的一件盛事，引起轟動。梁啟超稱讚他“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應當說，蔡元培這時大力提倡學術研究，培育了北京大學嚴謹勤奮、致力學術的優良學風。

　　這時蔡元培與教授們也時有學術交往和合作，如1918年夏，蔡元培邀約胡適、沈尹默、劉複等人發起編印一套普及性的《常識叢書》，組織編委會，他親擬簡章，確定以“國語記述切要之學理與事實而次第傳布之，使國內外年長失學者，均有補習常識之機會”。這套普及性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其對象和內容分兩類：一為普通類以普通人所必需之知識為範圍，其內容為語典，國語文選，古書今譯，中外地理、曆史，中外風俗記，歐戰記事及其他各種科學。一為特別類專以國外僑工特別必需之知識為範圍，其內容為僑工常識，僑工衛生，僑工曆史，僑工組織，僑工小說，i會組織，工人經濟等。當時參加編委會認編的有：第一國語部（認編者：馬裕藻、朱希祖、胡適、劉複、錢玄同、沈尹默）；第二史地部（認編者：馬裕藻、朱希祖）；第三物質科學部（認編者：丁緒賢、秦汾）；第四精神科學部（認編者：胡適、蔡元培）；第五藝木部（認編者：李石曾、蔡元培）；第六閑書部（認編者：劉複）；第七僑工部（認編者：李石曾）。這反映了他們之間學術上合作之歡愉，而且這些名家從事學術普及工作也值得稱道。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學術研究、思想自由，對當時思想界起了開創風氣的影響。呂思勉在《蔡孑民論》一文中曾寫道：

　　在他主持北京大學以前，全國的出版界，幾乎沒有什麽說得上研究兩個字的：不是膚淺的政論，就是學校教本，或者很淺近的參考用書。當這時代，稍談高深學術，或提倡專門研究，就會被笑為不合時宜。……還記得在民國八九年之間，北京大學的兒種雜誌一出，若千種的書籍一經印行，而全國的風氣，為之蟠然一變。從此以後，研究學術的人，才漸有開口的餘地。專門的高深的研究，才不為眾所譏評，而反為其所稱道。後生小子，也知道專講膚淺的記誦，混飯吃的技術，不足以語於學術，而慨然有誌於上進了。這真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績。……子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為中國的學術界，開一新紀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質，能使各方麵的學者，同流並進，而給與來學者以極大的自由，使與各種高深的學術，都有接觸，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講學看是空虛無用，其實風氣的轉變，必以此為原因。

　　這裏，對蔡元培個人作用等的評述，未必精當，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