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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以美育代宗教
大力提倡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他認為：“教育的方麵，雖也很多；他的內容，不外乎科學與美術”。“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他把美育作為德育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並且為了強調美育的重要，又把它和德、智、體諸育並列而稱之為“四育”，認為這是培育“健全的人格”所不可偏廢的。
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時，於萊比錫大學“講堂上既常聽美學、美術史、文學史的課，於環境上又常受音樂、美術的薰習，不知不覺的漸集中心力子美學方麵。尤因馮德講哲學史時，提出康德關於美學的見解，最注意於美的超越性與普遍性。就康德原書，詳細研讀，益見美學關係的重要。”他是我國留學生中第一個注重於學習和研究美感教育的，也是國內較係統地研究和介紹西方美學的一位重要學者。在1928年舒新城編的《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一書中，則稱他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提倡美感教育的“唯一的中堅人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時，就提出把美感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五大宗旨之一，“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者也。”他強調“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學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而美育一詞，也是蔡元培在這時由德文As the tische Erziehung意譯出的，並為教育界所認同。從而，使美育成為學校教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麵，加以推廣。
蔡元培把美育又稱作美感教育，是要通過美感教育，激發、陶冶和完美人們的高尚感情，達到美與善的和諧的統一。他曾對美育及其作用作了這樣的解釋：“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是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為強，轉薄而為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作美育”。他對學校中實行美育的重視，是因為他認為通過美育可以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純粹的美育，陶冶人們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純潔的情操。他曾用“超功利”的美學觀點，試圖說明通過美育，能夠使人們達到這樣一種超脫現實的精神境界：即“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劃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在階級社會的現實中，這自然隻是一種夢幻；但如果脫去這種唯心主義的神秘外衣，那麽，具有潛移默化作用的美感教育，卻確是能夠培養學生高尚的情操，如蔡元培所說不因“見小利，急近功”而“失節墮行”，不因幾次挫折而頹廢以至厭世，使人具有遠大的抱負和進取的精神。其次，他認為美育也是促進科學發展的一種原動力。蔡元培主張科學與美術並重，認為兩者同為新教育之要綱，這就是說，智育和美育應是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和相互推進的。他曾以“要透徹複雜的真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來說明科學和美術之間的關係。他以為人們具備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能夠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撓的意誌。這正如他所說的“有了美術的興趣，不但覺得人生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就是治科學的時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潑的精神”。同時，他還認為美育可以革除人們的不良習俗，給人以正當有益的娛樂，以提起治學的興會。他說：“常常看見專治科學，不兼涉美術的人，難免有蕭索無聊的狀態”。這使有些人借低劣的娛樂作消遣，有些人甚至產生厭世的思想，他們“不但對於自己毫無生趣，對於社會毫無愛情；就是對於所治的科學，也不過‘依樣畫葫蘆’，決沒有創造精神”。總之，蔡元培熱切希望國家富強，使中國“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因而他要通過美育培養學生具有創業的誌向、冒險的精神和始終如一的事業心。
蔡元培對美育的重視，也是在貫徹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也是他針對封建迷信觀念和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而提出的一項進步主張。
1916年12月11日，蔡元培在江蘇省教育會的演說中，就針對當時甚囂一時的“以孔教為國教”的謬說，提出“宗教為野蠻民族所有，今日科學發達，宗教亦無所施其技，而美術實可代宗教”的看法。1917年8月1日，他在北京神州學會發表的講演中，正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他在講演中從人類曆史的發展，指出宗教是，人類蒙昧時代的產物。“迨後社會文化日漸進步，科學發達，學者遂舉古人所謂不可思議者，皆一一解釋之以科學”。他認為“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他特別指出一些宗教家“甚至為護法起見，不惜於共和時代附和帝製”，即以“宗教為之累”的明顯例證。他反複強調美育的重要功能就是陶養人的高尚情感，如果美育和人的情感都依附於宗教，就會受到它的毒害。他說：“美育之附麗宗教者，常受宗教所係，失之陶養之作用，而轉以激刺感情”，“產生偏狹性，誤人深矣。”他指出：“鑒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蔡元培除了為反對宗教愚昧和發揚科學而提倡美育外，還特別針對當時複古派要組織孔教的企圖，明確表示反對以任何宗教形式對人們思想的束縛。這些都反映了察元培要求解放思想，發展個性的民主精神。
1922年前後，在上海由一些教會學校出身的人發起了一個所謂“基督教學生運動”，並在北京設立臨時全國總部。這個運動的發起，按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因為“五四以後一般天真的莘莘學子多被卷入了戰爭的漩渦，有的更中了馬列邪說之毒，時鬧學潮，走入歧途。”他們表示要“以基督化品格的青年”，“去改造社會風氣”。其反動政治目的是十分顯然的。他們和國際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勢力相勾結，決定於1922年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三次大會。蔡元培對宗教勢力插足學校深不以為然，他曾就此事提出：“今年忽然有一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要在中國的清華學校開會。為什麽這些學生，願意帶上一個基督教的頭銜？為什麽清華學校願給一個宗教同盟作會場？是大不可解”。這首先引起上海進步青年的反對，組織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接著，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決定以會員個人名義發起非宗教運動，於是北大等一些學校學生和各界人士聯合組織了“非宗教同盟”。這次非宗教運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蔡元培等一些社會名流也加入了這個組織，並與汪精衛等三十餘人被推舉為同盟幹事。
這時，蔡元培仍積極貫徹他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張。1922年3月，在他發表的《教育獨立議》一文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一）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但在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二）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三）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大學不設神學科，學校不得宣傳教義與教士不得參與教育，是他反對宗教幹涉教育的三項重要原則，並作為爭取教育獨立的一個方麵的重要內容。這一時期，北大校內是沒有基督教團契一類活動的。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大召開第一次大會，蔡元培應邀出席並發表了題為《非宗教運動》的演說。他指出：“現今各種宗教，都是拘泥著陳腐主義，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引起無知識人盲從的信仰，來維持傳教人的生活。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權的。”他還說：“我所尤反對的，是那些教會的學校同青年會，用種種暗示，來引誘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他在演說：“中重申在《教育獨立議》中提出的反對教會幹渉教育的三項主張，強調我的意思，是絕對的不願以宗教滲入教育的。”他駁斥了那種把非宗教同盟運動看作是妨害“信仰自由”的錯誤看法，認為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他幽默地作了比喻：“凡事都是相對待的，有了引人喝酒的鋪子與廣告，就可以引出戒酒會；有了引人吸煙的公司與廣告，就可以引出不吸紙煙會；有了宗教同盟的運動，一定要引出非宗教同盟的運動，這是自然而然的。”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既然有這‘非宗教’的信仰，又遇著有這種‘非宗教’運動的必要，我們就自由作我們的運動。用不著什麽顧忌嗬！”1923年5月，非宗教同盟還出版了一本《非宗教論》，其中還收入了馬克思肖像插頁和他的“宗教是人群的鴉片”（按：今譯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名言，並收集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章。這次非宗教運動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活動，宣傳了唯物主義的無神論思想。從這裏也可以看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在當時的進步意義。
蔡元培力主以美育代宗教，還和他要求發展科學民主、爭取社會進步的立場相一致。在他看來，任何宗教無不“擴張己教，攻擊異教”，“宗教家對於人群之規則，以為神之所定，以永遠不變”。宗教所宣揚的這種愚昧、盲從和專製，就不能不是發展科學民主的極大障礙。而“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他認為，美育所達到的境界，有利於社會的進化，矯正宗教的弊害，因而美育是代替宗教的最好方法。蔡元培晩年為蕭瑜（子昇）編著的《居友學說評論》一書作序時，敘述了這時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餘在二十年前，發表過‘以美育代宗教’一種主張，本欲專著一書，證成此議；所預擬的條目有五：（一）誰尋宗教所自出的神話；（二）論宗教全盛時期，包辦智育、德育與美育；（三）論哲學、科學發展以後，宗教對於智育、德育兩方麵逐漸減縮，以至於全無勢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唯有美育；（四）論附宗教的美育漸受哲學、科學的影響，而演進為獨立的美育；（五）論獨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條目，時往來於餘心，而人事牽製，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書，真是憾事”。雖未成書，但從這個大綱可以看到他對宗教所持的戰鬥的、批判的精神。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使他的美感教育思想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有可能在大學教育中得到貫徹。他重視通過音樂、美術教育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認為：“這是新教育的一個重要表現。他談到音樂時曾說蓋樂者，所謂美的教育也。古人每稱樂以和眾，今學校唱歌，全班學生合和，親愛和樂之意，油然而生。此亦發揚公德之一作用也。若偏重於禮，則人人拘束，而不相親近矣。此皆新教育之勝於舊教育者也”。
在他的倡導下，北大文科開設了《美學》和《美術史》課程。例如1918年文科的國文門和英國文學門二年級，哲學門三年級等，都開設有《美學》課。1921年10月，因沒有教員講授《美學》課，他即親自擔任講授，並開始編著《美學通論》一書。
《美學》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間親自講授的唯一的一門課。他注意教授法，教學效果很好。“他講起課來，極其活潑有趣，大家上他的課都覺得樂此不疲。”當年聽過他講授的一位學生回憶道：
他教的是美學，聲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講到外國美術的時候，還帶圖畫給我們看，所以我們聽的很有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擠滿了。第一院隻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因為那個時候北大講倮，除了選這倮的人上課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去聽，校外去聽的就不少，真同巴黎大學一樣。第二教室擠的連講台上站滿了人，於是沒有法子，搬到第二院的大講堂。這是從前公主府的銀安殿，在第二院不專為理學院用的時候，做合班上課用的。
他講了約兩個月，因足疾住院而中綴。他曾請青年畫家劉海粟代講了一段時間。劉海粟在繪畫藝術的道路上，曾得到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這時他為上好美學課，曾向蔡元培請教，蔡說了一段頗有啟發的話：“要大膽，鎮定自若，我讀過你辦的《美術雜誌》的文章，有一定水準；再者你的畫筆會說話的。我不會畫，都在講美學，你遇到說不清楚的時候，可以用筆來說，畫給他們看也很好。不過，不能以導師自居，以平民的身分對待青年學子，他們一定會擁護你。真正遇到在課堂上不好回答的難題，可以跟學生們一起商量，這樣很快就建立感情，有什麽不足之處他們會告訴你加以改進的。青年們極為可愛，不為他們奮鬥，我們治學做事有什麽意思。”他照蔡元培的要求上了幾節課，效果很好。
除開設美學課外，蔡元培還在學生中提倡注重音樂、書法、繪畫的修養，以培養對美育的興趣，豐富學生課外文化藝術生活。他認為通過音樂、美術等美的教育，有助於養成學生間團結和諧、彼此親愛的品德。
1918年經蔡元培發起成立了音樂研究會，親自為研究會代擬了章程，以敦重樂教，提倡美育為宗旨，從事音樂學、音樂史、樂器和戲曲等方麵的研究。研究會分中樂、西樂兩部。中樂部有古琴、琵琶、昆曲、絲竹等組；西樂部有提琴、鋼琴等組。規定校內外人士凡有音樂興趣者俱可入會。音樂研究會定期開同樂會，每年春節舉辦一次音樂演奏會。1919年11月召開同樂會時，蔡元培到會發表演說，指出，音樂為美術之一種，與文化演進，有密切之關係。他希望會員“知音樂為一種助進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樂理，而養成創造新譜之人材。采西樂之特長，以補中樂之缺點，而使之以時進歩，庶不負建設此會之初意”。1820年，蔡元培聘請名樂師肖友梅（1884—1940）為北大講師，擔任音樂研究會導師，教授音樂史和聲學課程。在肖友梅的指導下，音樂研究會在我國首次演奏了貝多芬的交響曲。從這一年三月起，音樂研究會以它舉辦的音樂演奏會收入所得，出版了《音樂》月刊。蔡元培為創刊號寫了發刊詞。1922年8月，經學校評議會第八次會議決議，將音樂研究會改為正式的教學機構，作為附設在北大的音樂傳習所，對外招收學生。蔡元培兼任所長，肖友梅為教務主任。這個傳習所於這一年的十月二日開學，其宗旨是培養樂學人才，一麵傳習西洋音樂，包括音樂理論與技術，一麵整理和發揚中國的古樂。國樂師劉天華就是這時傳習所的導師之一。音樂傳習所分三科：本科培養專門人材，不定年限，修完所定課程即可畢業；師範科培養中小學音樂教師，分甲種四年製和乙種二年製兩種；另有選科是專為音樂愛好者開設的，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選習各種課程，不定年限，修畢選習課程即可結業。傳習所師生還在校內多次舉辦演唱音樂會。1926年夏，師範科第一期學生畢業者十二人。到1927年7月，奉係軍閥合並國立專科以上八校成立京師大學校時，音樂傳習所被取消。
1918年2月，蔡元培發起成立畫法研究會，得到教員李祖鴻、錢稻孫、馮祖荀等人的讚同，報名入會者達七十餘人。他還為畫法研究會撰寫“旨趣書”，要求“會員注意者：畫有雅俗之別，所謂雅者，謂誌趣高尚，胸襟瀟灑，則落筆自殊凡俗，非謂不循規矩，隨意塗抹，即足以標異於庸俗也”。並說研究會雖為課業之作，然既有誌研究，“不可不以研究科學之精神貫注之”。當時他曾對人說：“我希望這個研究會對中國畫壇的除舊布新能起一點啟蒙作用，才強調從事美術的人要終身不舍，興到即來，時過情過，不持之以恒，斷無成就”。畫法研究會以研究畫法，發展美育為宗旨。研究會分國畫和西洋畫兩門。前者分山水、花卉、人物、翎毛等類；後者分鉛筆畫、鋼筆畫、炭畫、水墨畫、水彩畫、油畫、漆畫、圖案畫等類。蔡元培還聘請校外名家陳衡格、賀履之、湯定之、徐悲鴻等為研究會導師，並盡量為研究會活動創造條件。1920年春節學校舉辦為期兩天的學生遊藝大會，就是專門為畫法研究會募捐經費的。這一年六月起，研究會出版了《繪學雜誌》。1922年8月，經學校決定，將畫法和書法兩個研究會合並組成造型美術研究會，由蔡元培兼任會長。胡佩衡、盛伯宣、劉子泉、陳半丁等為造型美術研究會導師，定期到會指導。會員有校內和校外兩種。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美育教育，對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風尚，促進學術研究的興趣，以及豐富學生的課外生活，都發生了很好的作用。
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時，於萊比錫大學“講堂上既常聽美學、美術史、文學史的課，於環境上又常受音樂、美術的薰習，不知不覺的漸集中心力子美學方麵。尤因馮德講哲學史時，提出康德關於美學的見解，最注意於美的超越性與普遍性。就康德原書，詳細研讀，益見美學關係的重要。”他是我國留學生中第一個注重於學習和研究美感教育的，也是國內較係統地研究和介紹西方美學的一位重要學者。在1928年舒新城編的《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一書中，則稱他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提倡美感教育的“唯一的中堅人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時，就提出把美感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五大宗旨之一，“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者也。”他強調“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學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而美育一詞，也是蔡元培在這時由德文As the tische Erziehung意譯出的，並為教育界所認同。從而，使美育成為學校教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麵，加以推廣。
蔡元培把美育又稱作美感教育，是要通過美感教育，激發、陶冶和完美人們的高尚感情，達到美與善的和諧的統一。他曾對美育及其作用作了這樣的解釋：“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是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為強，轉薄而為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作美育”。他對學校中實行美育的重視，是因為他認為通過美育可以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純粹的美育，陶冶人們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純潔的情操。他曾用“超功利”的美學觀點，試圖說明通過美育，能夠使人們達到這樣一種超脫現實的精神境界：即“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劃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在階級社會的現實中，這自然隻是一種夢幻；但如果脫去這種唯心主義的神秘外衣，那麽，具有潛移默化作用的美感教育，卻確是能夠培養學生高尚的情操，如蔡元培所說不因“見小利，急近功”而“失節墮行”，不因幾次挫折而頹廢以至厭世，使人具有遠大的抱負和進取的精神。其次，他認為美育也是促進科學發展的一種原動力。蔡元培主張科學與美術並重，認為兩者同為新教育之要綱，這就是說，智育和美育應是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和相互推進的。他曾以“要透徹複雜的真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來說明科學和美術之間的關係。他以為人們具備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能夠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撓的意誌。這正如他所說的“有了美術的興趣，不但覺得人生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就是治科學的時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潑的精神”。同時，他還認為美育可以革除人們的不良習俗，給人以正當有益的娛樂，以提起治學的興會。他說：“常常看見專治科學，不兼涉美術的人，難免有蕭索無聊的狀態”。這使有些人借低劣的娛樂作消遣，有些人甚至產生厭世的思想，他們“不但對於自己毫無生趣，對於社會毫無愛情；就是對於所治的科學，也不過‘依樣畫葫蘆’，決沒有創造精神”。總之，蔡元培熱切希望國家富強，使中國“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因而他要通過美育培養學生具有創業的誌向、冒險的精神和始終如一的事業心。
蔡元培對美育的重視，也是在貫徹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也是他針對封建迷信觀念和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而提出的一項進步主張。
1916年12月11日，蔡元培在江蘇省教育會的演說中，就針對當時甚囂一時的“以孔教為國教”的謬說，提出“宗教為野蠻民族所有，今日科學發達，宗教亦無所施其技，而美術實可代宗教”的看法。1917年8月1日，他在北京神州學會發表的講演中，正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他在講演中從人類曆史的發展，指出宗教是，人類蒙昧時代的產物。“迨後社會文化日漸進步，科學發達，學者遂舉古人所謂不可思議者，皆一一解釋之以科學”。他認為“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他特別指出一些宗教家“甚至為護法起見，不惜於共和時代附和帝製”，即以“宗教為之累”的明顯例證。他反複強調美育的重要功能就是陶養人的高尚情感，如果美育和人的情感都依附於宗教，就會受到它的毒害。他說：“美育之附麗宗教者，常受宗教所係，失之陶養之作用，而轉以激刺感情”，“產生偏狹性，誤人深矣。”他指出：“鑒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蔡元培除了為反對宗教愚昧和發揚科學而提倡美育外，還特別針對當時複古派要組織孔教的企圖，明確表示反對以任何宗教形式對人們思想的束縛。這些都反映了察元培要求解放思想，發展個性的民主精神。
1922年前後，在上海由一些教會學校出身的人發起了一個所謂“基督教學生運動”，並在北京設立臨時全國總部。這個運動的發起，按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因為“五四以後一般天真的莘莘學子多被卷入了戰爭的漩渦，有的更中了馬列邪說之毒，時鬧學潮，走入歧途。”他們表示要“以基督化品格的青年”，“去改造社會風氣”。其反動政治目的是十分顯然的。他們和國際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勢力相勾結，決定於1922年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三次大會。蔡元培對宗教勢力插足學校深不以為然，他曾就此事提出：“今年忽然有一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要在中國的清華學校開會。為什麽這些學生，願意帶上一個基督教的頭銜？為什麽清華學校願給一個宗教同盟作會場？是大不可解”。這首先引起上海進步青年的反對，組織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接著，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決定以會員個人名義發起非宗教運動，於是北大等一些學校學生和各界人士聯合組織了“非宗教同盟”。這次非宗教運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蔡元培等一些社會名流也加入了這個組織，並與汪精衛等三十餘人被推舉為同盟幹事。
這時，蔡元培仍積極貫徹他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張。1922年3月，在他發表的《教育獨立議》一文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一）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但在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二）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三）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大學不設神學科，學校不得宣傳教義與教士不得參與教育，是他反對宗教幹涉教育的三項重要原則，並作為爭取教育獨立的一個方麵的重要內容。這一時期，北大校內是沒有基督教團契一類活動的。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大召開第一次大會，蔡元培應邀出席並發表了題為《非宗教運動》的演說。他指出：“現今各種宗教，都是拘泥著陳腐主義，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引起無知識人盲從的信仰，來維持傳教人的生活。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權的。”他還說：“我所尤反對的，是那些教會的學校同青年會，用種種暗示，來引誘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他在演說：“中重申在《教育獨立議》中提出的反對教會幹渉教育的三項主張，強調我的意思，是絕對的不願以宗教滲入教育的。”他駁斥了那種把非宗教同盟運動看作是妨害“信仰自由”的錯誤看法，認為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他幽默地作了比喻：“凡事都是相對待的，有了引人喝酒的鋪子與廣告，就可以引出戒酒會；有了引人吸煙的公司與廣告，就可以引出不吸紙煙會；有了宗教同盟的運動，一定要引出非宗教同盟的運動，這是自然而然的。”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既然有這‘非宗教’的信仰，又遇著有這種‘非宗教’運動的必要，我們就自由作我們的運動。用不著什麽顧忌嗬！”1923年5月，非宗教同盟還出版了一本《非宗教論》，其中還收入了馬克思肖像插頁和他的“宗教是人群的鴉片”（按：今譯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名言，並收集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章。這次非宗教運動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活動，宣傳了唯物主義的無神論思想。從這裏也可以看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在當時的進步意義。
蔡元培力主以美育代宗教，還和他要求發展科學民主、爭取社會進步的立場相一致。在他看來，任何宗教無不“擴張己教，攻擊異教”，“宗教家對於人群之規則，以為神之所定，以永遠不變”。宗教所宣揚的這種愚昧、盲從和專製，就不能不是發展科學民主的極大障礙。而“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他認為，美育所達到的境界，有利於社會的進化，矯正宗教的弊害，因而美育是代替宗教的最好方法。蔡元培晩年為蕭瑜（子昇）編著的《居友學說評論》一書作序時，敘述了這時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餘在二十年前，發表過‘以美育代宗教’一種主張，本欲專著一書，證成此議；所預擬的條目有五：（一）誰尋宗教所自出的神話；（二）論宗教全盛時期，包辦智育、德育與美育；（三）論哲學、科學發展以後，宗教對於智育、德育兩方麵逐漸減縮，以至於全無勢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唯有美育；（四）論附宗教的美育漸受哲學、科學的影響，而演進為獨立的美育；（五）論獨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條目，時往來於餘心，而人事牽製，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書，真是憾事”。雖未成書，但從這個大綱可以看到他對宗教所持的戰鬥的、批判的精神。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使他的美感教育思想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有可能在大學教育中得到貫徹。他重視通過音樂、美術教育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認為：“這是新教育的一個重要表現。他談到音樂時曾說蓋樂者，所謂美的教育也。古人每稱樂以和眾，今學校唱歌，全班學生合和，親愛和樂之意，油然而生。此亦發揚公德之一作用也。若偏重於禮，則人人拘束，而不相親近矣。此皆新教育之勝於舊教育者也”。
在他的倡導下，北大文科開設了《美學》和《美術史》課程。例如1918年文科的國文門和英國文學門二年級，哲學門三年級等，都開設有《美學》課。1921年10月，因沒有教員講授《美學》課，他即親自擔任講授，並開始編著《美學通論》一書。
《美學》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間親自講授的唯一的一門課。他注意教授法，教學效果很好。“他講起課來，極其活潑有趣，大家上他的課都覺得樂此不疲。”當年聽過他講授的一位學生回憶道：
他教的是美學，聲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講到外國美術的時候，還帶圖畫給我們看，所以我們聽的很有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擠滿了。第一院隻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因為那個時候北大講倮，除了選這倮的人上課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去聽，校外去聽的就不少，真同巴黎大學一樣。第二教室擠的連講台上站滿了人，於是沒有法子，搬到第二院的大講堂。這是從前公主府的銀安殿，在第二院不專為理學院用的時候，做合班上課用的。
他講了約兩個月，因足疾住院而中綴。他曾請青年畫家劉海粟代講了一段時間。劉海粟在繪畫藝術的道路上，曾得到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這時他為上好美學課，曾向蔡元培請教，蔡說了一段頗有啟發的話：“要大膽，鎮定自若，我讀過你辦的《美術雜誌》的文章，有一定水準；再者你的畫筆會說話的。我不會畫，都在講美學，你遇到說不清楚的時候，可以用筆來說，畫給他們看也很好。不過，不能以導師自居，以平民的身分對待青年學子，他們一定會擁護你。真正遇到在課堂上不好回答的難題，可以跟學生們一起商量，這樣很快就建立感情，有什麽不足之處他們會告訴你加以改進的。青年們極為可愛，不為他們奮鬥，我們治學做事有什麽意思。”他照蔡元培的要求上了幾節課，效果很好。
除開設美學課外，蔡元培還在學生中提倡注重音樂、書法、繪畫的修養，以培養對美育的興趣，豐富學生課外文化藝術生活。他認為通過音樂、美術等美的教育，有助於養成學生間團結和諧、彼此親愛的品德。
1918年經蔡元培發起成立了音樂研究會，親自為研究會代擬了章程，以敦重樂教，提倡美育為宗旨，從事音樂學、音樂史、樂器和戲曲等方麵的研究。研究會分中樂、西樂兩部。中樂部有古琴、琵琶、昆曲、絲竹等組；西樂部有提琴、鋼琴等組。規定校內外人士凡有音樂興趣者俱可入會。音樂研究會定期開同樂會，每年春節舉辦一次音樂演奏會。1919年11月召開同樂會時，蔡元培到會發表演說，指出，音樂為美術之一種，與文化演進，有密切之關係。他希望會員“知音樂為一種助進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樂理，而養成創造新譜之人材。采西樂之特長，以補中樂之缺點，而使之以時進歩，庶不負建設此會之初意”。1820年，蔡元培聘請名樂師肖友梅（1884—1940）為北大講師，擔任音樂研究會導師，教授音樂史和聲學課程。在肖友梅的指導下，音樂研究會在我國首次演奏了貝多芬的交響曲。從這一年三月起，音樂研究會以它舉辦的音樂演奏會收入所得，出版了《音樂》月刊。蔡元培為創刊號寫了發刊詞。1922年8月，經學校評議會第八次會議決議，將音樂研究會改為正式的教學機構，作為附設在北大的音樂傳習所，對外招收學生。蔡元培兼任所長，肖友梅為教務主任。這個傳習所於這一年的十月二日開學，其宗旨是培養樂學人才，一麵傳習西洋音樂，包括音樂理論與技術，一麵整理和發揚中國的古樂。國樂師劉天華就是這時傳習所的導師之一。音樂傳習所分三科：本科培養專門人材，不定年限，修完所定課程即可畢業；師範科培養中小學音樂教師，分甲種四年製和乙種二年製兩種；另有選科是專為音樂愛好者開設的，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選習各種課程，不定年限，修畢選習課程即可結業。傳習所師生還在校內多次舉辦演唱音樂會。1926年夏，師範科第一期學生畢業者十二人。到1927年7月，奉係軍閥合並國立專科以上八校成立京師大學校時，音樂傳習所被取消。
1918年2月，蔡元培發起成立畫法研究會，得到教員李祖鴻、錢稻孫、馮祖荀等人的讚同，報名入會者達七十餘人。他還為畫法研究會撰寫“旨趣書”，要求“會員注意者：畫有雅俗之別，所謂雅者，謂誌趣高尚，胸襟瀟灑，則落筆自殊凡俗，非謂不循規矩，隨意塗抹，即足以標異於庸俗也”。並說研究會雖為課業之作，然既有誌研究，“不可不以研究科學之精神貫注之”。當時他曾對人說：“我希望這個研究會對中國畫壇的除舊布新能起一點啟蒙作用，才強調從事美術的人要終身不舍，興到即來，時過情過，不持之以恒，斷無成就”。畫法研究會以研究畫法，發展美育為宗旨。研究會分國畫和西洋畫兩門。前者分山水、花卉、人物、翎毛等類；後者分鉛筆畫、鋼筆畫、炭畫、水墨畫、水彩畫、油畫、漆畫、圖案畫等類。蔡元培還聘請校外名家陳衡格、賀履之、湯定之、徐悲鴻等為研究會導師，並盡量為研究會活動創造條件。1920年春節學校舉辦為期兩天的學生遊藝大會，就是專門為畫法研究會募捐經費的。這一年六月起，研究會出版了《繪學雜誌》。1922年8月，經學校決定，將畫法和書法兩個研究會合並組成造型美術研究會，由蔡元培兼任會長。胡佩衡、盛伯宣、劉子泉、陳半丁等為造型美術研究會導師，定期到會指導。會員有校內和校外兩種。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美育教育，對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風尚，促進學術研究的興趣，以及豐富學生的課外生活，都發生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