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二節 融合中西文化

　　蔡元培到校後，對課程的改革和建設極為重視。

　　辛亥革命後，北京大學在教育製度和教學內容方麵，曾進行過某些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改革；在課程設置上增加了資產階級新學的內容。但是這時的改革是很不徹底的。特別是由於袁世凱複辟帝製活動的需要，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公然把“法孔孟”定為教育宗旨，下令各校在編寫修身、國文教科書時，必須“采取經訓，務以孔子之言為旨歸如有違背斯義或漏未列入者，並妥慎改訂，呈部審查。”這種“尊孔讀經”的複古逆流，使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新學又受到了壓抑。雖然袁世凱的帝製複辟活動很快破產了，但文化思想領域的鬥爭仍在繼續。所以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學校的教學思想仍很陳舊保守，課程設置也很落後，不少教員不學無術，講課陳陳相因，敷衍塞責。

　　蔡元培在課程改革和建設上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反對專己守殘之陋見，對中西文化要兼收並蓄，擇善而從，融匯貫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會的講話中，曾剴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對我國學術發展的嚴重束縛。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環境多是為頑固派所包圍，辦學的人不敢過違社會上傾向，所以，當時學校的方計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故教者、學者大都偏重舊學一方麵；西學方麵不容易請到好的教習，學的人也不很熱心，很有點看作裝飾品的樣子。”這就嚴重阻礙了科學的發展。而民國建立以後，由於“國體初更，百事務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棄舊之概”。他認為這些都是片麵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學術和課程建設的取向上，主張“貫通中西”。他在這方麵有一些很好的見解和做法。

　　首先，積極主張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提出大學教學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他在談到中國畫也要吸取西洋畫的優點時說：“今世為中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采用。抑有人謂西洋昔時已采用中國畫法者，……彼西方美術家能采用我人之長，我人獨不能采用西人之長乎？”他認為各民族間互相師法才能有進步和發展，他舉例說：“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古國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臘之文明；高爾日耳曼諸民族吸收希臘、羅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歐洲諸國之文明”。他痛感近世中國由於封閉、隔絕，在學術文化發展上大大落後於西方，“數千年來，中國文明隻在他固有的範圍內、固有的特色上進化，故‘文藝的中興’，在中國今日才開始發展”。他認為要使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得到發展，就應該開放，善於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自我封閉是沒有出路的。1916年秋，在他出任北大校長之前，就與汪精衛、李石曾聯名致函國內有關人士，提出：“世運日新，學風丕變，吾國教育不能不兼容歐化，已為有識者所公認。元培等留法較久，考察頗詳，見其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義之正大，與吾國儒先哲理類相契合；而學術明備，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他從這個思想出發，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外國科學成果，融合中西文化。他在北大“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他“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係，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北大原來設有“中國哲學門”，一位學生曾建議改為“哲學係”，不局限於一國哲學，而要包括世界各國的哲學。這個建議和蔡元培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張相一致，因而接受了這個青年人的建議，後來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學係，講授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哲學史和哲學流派。理科的一些課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國的科學新成果，如物理係三、四年級的《近代物理》課，內容大部選自居裏夫人在巴黎大學講授的最新材料。

　　為了更好地吸收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蔡元培是重視學生的外語學習的。以世界語為例，北大是我國提倡世界語較早的一個學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後，即聘世界語學者孫國璋（字芾仲）來校主講世界語，於文科設立講習班，參加學習的達到五百多人。蔡元培倡立的校役夜班正班也把世界語作為外國語學科之一，與國語算術及理科並重。蔡元培為了利於世界語學者作高深的研究，於1920年創立北大世界語研究會，自兼會長，孫國璋為副。1922年俄國學者、盲詩人愛羅先珂受聘來校講授世界語會話，孫專講文法及讀本，世界語班學生倍增。1922年春由北大發起組織了北京世界語學會。是年全國教育聯合會一致通過北大提出的“以世界語首先加入師範學校課程”的議案。這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世界語研究會開展紀念柴門霍甫誕辰的活動，在北大召開了全國世界語聯合大會。參加者達兩千多人。蔡元培出席並發表演說，主張中國應普及世界語，以利於中外文化的交流。會上通過的議案，要求在各級學校增加世界語課程，多方麵推廣世界語，並籌辦世界語專門學校。由北大負責籌辦的世界語專門學校，於1923年在北京西城孟端學校內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長，校董有蔡元培、魯迅、張季鸞、愛羅先珂、周作人等。蔡元培提倡世界語，在北大開設世界語課程，是和他吸收外國先進文化的主張相一致的。

　　其次，認為對外國學術文化應重在消化，反對簡單模仿和全盤歐化的錯誤傾向。他認為“人類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消化者，吸收外界適當之食料而製煉之，使物化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因而消化是以“我”為主體，對於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渾淪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他引用孔子的話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就是不守舊，不盲從的態度。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擇善。”他既承認我國古代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值得後人繼承發揚，又反對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既強調學習外國，求得發展，又堅決反對“全盤歐化”，反對簡單的模仿，生吞活剝外國的東西。他殷切地告誡人們，在向外國學習時，要重在為我所用，要吸收而消化之，切忌為他人所同化。他對此作了意深詞懇的剖祈：

　　分工之理，在以己之所長，補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長，亦還以補我之所短。故人類分子，決不當盡歸於同化，而貴在各能發達其特性。吾國學生遊學他國者，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所謂特性，即地理曆史家庭社會所影響於人之性質者是也。學者言進化最高級為各具我性，次則各具個性。能保我性，則所得於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為‘我’之一部，而不為其所同化。否則留德者為國內增加幾輩德人，留法者、留英者，為國內增加兒輩英人、法人。支世界上能增加此幾輩有學問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寧不甚善？無如失其我性為可惜也。往者學生出外，深受刺激，其有毅力者，或緣之而益自發憤，其誌行稍薄弱者，即棄損其‘我’同化於外人。所望後之留學者，必須以‘我’食而化之，而毋為彼所同化。學業修畢，更遍遊數邦，以盡吸收其優點，且發達我特性也。這段話今天讀起來，也仍然是十分感人而富有意義的。這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確為針砭時弊，金石之言。

　　但這種簡單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國的傾向，當時在北大同樣嚴重存在。嚴複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全校積極推廣外語會話，在本科和預科課堂上除一些國學課程外，都用英語講授。課外活動，如開會、講演、討論也多用外語。預科教務會議全講英語，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難言。這種狀況，雖然對推廣外語學習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長了盲目崇洋和輕視祖國文化的傾向。特別是當時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留學生較多，他們當中有些人幾乎不用漢語講話，甚至有的教中國曆史時也要講幾句英語以顯示其有學問。對此，許多人表示不滿，連一些外國教員也不以為然，“歎為非興國之征”。蔡元培長校後，極力矯正這種不良風氣。他規定開教務會議一律改用中文，開始時，一個外國教授起而反對，說：“我們不懂中國話。”蔡元培從容地回答：“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都說中國話？”使對方語塞，無言以對。從這時起，開會時一律用中文，不再講英語。在課堂上，他明確要求除外國語文課外，其他課程必須使用祖國語言。對《大學理科月刊》刊登的論文，則規定除一些專有名詞外，也一律要用中文書寫。這些措施受到了進步輿論的讚許。

　　蔡元培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成就，同時又強調結合本國的實際，保存和發揚自己的“特性”。如中國文學係除增加世界文學外，又於中國文學中增加了詞曲、小說和小說史方麵的課程，並發起征集民間歌謠，供大學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麵，“於數理化等學科外，兼征集全國生物標本”，亦是一例。

　　蔡元培到北大後為籌辦生物學係，曾與法國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後沒有實現），但他沒有單純依賴外國，而是努力發展我國自己的生物學。1918年他聘請鍾觀光為北大理預科教授，擔負采集我國植物標本的工作。鍾觀光（1868—1940），字憲鬯，浙江鎮海人。著名植物學家。蔡元培創立中國教育會和民初主持教育部時，曾與他共事。這時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先後深入福建、廣東、雲南、廣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省調查我國植物分布情況，曆時五載，搜集和積累了許多珍貴植物標本與資料，對我國早期植物分類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24年，他創建了北大植物標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係正式成立後，鍾觀光仍留校繼續整理標本，直至1927年他轉到浙江大學任教止。這時生物係已整理出植物標本八千多種，為教學提供了較好的條件。這件事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和消化歐美國家的先進文化，根本是著眼於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

　　再其次，蔡元培認為吸收外國文化，不僅要吸收外國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進的何學方法，並運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舊有文化，以創造新義，求得更進一歩的發展。他說：“販運傳譯，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創造的。”又說：“研究者也，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他認為“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這種科學不僅指某一學科或研究的成果，而更重要的是指科學的方法。他主張中國不但在“發明的科學”（指自然科學）方麵應采用“西洋方法來試驗”，而且“就是中國固有的學問”，即人文方麵，“也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他”。1921年6月，他到美國考察教育時，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講演中，曾闡述了人類文化曆史演進的規律，他說：“綜觀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觸，必能產生一種新文化。”這種借鑒與創新的統一，表現了蔡元培進步的中西文化觀。這種主張反對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來束縛我國科學文化發展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見；這對於改革學校的課程也有重要意義，史學係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來，文科學長陳獨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學整頓中國文學門，因而引起舊派教員的不滿；1917年秋成立中國史學門時，他們多改歸這新學門，想把這裏作為他們舊派的陣地。但蔡元培、陳獨秀同樣重視史學的改革，五四運動後在中國史學門增設西洋史各課，改稱史學係，由原來一國的史學變為世界的史學。這時史的課程除中國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現代史，分別在四個年級講授外，世界史有西洋史（分上古、中古和近世史），但東洋史還隻有印度古代史和日本近世史。蔡元培還將史學係和政治、經濟、法律等係一起編入第五學組，表示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密切關係。為了改革中國舊史學，這時將原來選修課的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課程，改為必修科，作為史學的基本知識課，並且聘請西洋史教授翻譯歐美新史學及唯物史觀等書，陳翰笙等人也在這時應聘來係介紹歐美新史學。1920年李大釗任史學係教授後，曾先後講授過《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重要課程。因而改變了過去史學門隻重史料的偏向，開始重視以科學的方法從事曆史的研究。這時的史學界正如李大釗所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當然，這主要是指這時新思潮對學術界的影響而言，對多數教授來說，其史學觀點還是唯心主義的。

　　此外，蔡元培還主張史學必須以科學的依據為基礎，要學習歐美新史學的優點。他後來曾說：“中國的曆史人文之學，發達在自然科學未發達之前；西洋的曆史人文之學，則發達在自然科學既發達之後。所以他們現在的古學，有其他科學可資憑藉；我們前代的古學，沒有其他科學可資憑藉。這件事實固可表顯我們的前賢創造古學之才長；然亦正指示我們現在從事此項工作者所憑藉之不如人。我們若不擴充我們的憑藉，因以擴充或變易我們的立點和方法，那裏能夠使我們的學問隨著時代進步呢？”他認為治史學者不僅要重視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質學也有密切關係。1923年5月，北大考古學會成立，先後進行過多次考古調查，如河南新鄭、孟津兩縣出土的周代銅器，北京宮山明代古跡，洛陽北邙山出土文物，甘肅敦煌古跡調查等，這對建立科學的史學和豐富學生的史學知識有一定意義。

　　蔡元培在關於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張中，還提出要開設中外文化相比較的課程。他說：“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絞。”這時國文係除開設本國文學、文學史（包括小說史、詞史、戲曲史等）課程外，還開設了外國文學著作選讀、外國文學史等課程，以資比較。又如，他認為：“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蔡元培是我國較早提出比較學問題的，這對於培養學生分析能力和開擴知識領域是有好處的。

　　值得指出的是，蔡元培在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張中，還明確提出“我們一方麵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麵也應注意我國文明輸出”。在他看來，國際和平的取得，是以互相了解為前提，而“現在歐美大勢，中國人已經漸漸了解；獨是西方人對於中國，不了解的很多。”因而要輸出中國文明，讓國際了解中國。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

　　除了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國外的先進科學文化外，蔡元培還重視直接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來校講學。如現代唯心主義哲學家杜威經胡適等邀請來華後，蔡元培曾出麵與杜威任職的哥倫比亞大學商議，留他在北大講授一年哲學。杜威除在北大講學外，還在中國各地巡回講演，前後達兩年多，遍曆十一個省，大量散布了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教育界和思想界產生了惡劣影響。蔡元培對杜威是誰崇的，但他並不讚同實用主義教育觀點。如他在學與術的關係上重學理的研究，在科學研究上，他認為並不是所有項目都能立即得到應用，更難短期就有明顯的效果，但並不能因此而貶低這些科學研究的意義。這些觀點有助於抵製實用主義思想對教育、科研領域的侵蝕。

　　繼之，羅素、班樂衛、今西龍、杜裏舒、阿士本、耶爾朔夫、福田德三等也曾應邀來校講學或作學術講演。1920年8月，北大特授與法國數學家班樂衛、裏昂大學校長儒班、美國哲學家杜威、美駐華公使芮恩施以榮譽學位，蔡元培主持了授予儀式並發表演說。這是北大第一次授予外國學者以榮譽學位。

　　1921年蔡元培到歐洲考察教育時，曾親自分別訪問了居裏夫人和愛因斯坦，邀請他們來華講學。這一年3月8日，他在法國訪晤居裏夫人，當麵邀請她來華講學，居裏夫人答：“此次不能柱，當於將來之暑假中謀之。”同年3月16日，他在德國偕原北大理科學長夏元琛訪問愛因斯坦，“詢以是否能往中國？答甚願，但須稍遲。彼詢如往中國演講，應用何種語言？告以可用德語，由他人翻譯，夏君即能譯者之一。”1922年秋，愛因斯坦應邀到日本講學，他表示願同期來華，雙方並商妥了來華講學的條件。但由於中國方麵擬以各團體聯合名義發出聯合邀請信，往返協商費時，致使愛因斯坦在日本等了五個星期，未接到中方正式邀請信件，以為北大不打算踐約，便延長了訪日時間；直到12月22日，他方收到蔡元培寄去的信，才了解是誤解，但日程已無法改變，致使這次訪華無法實現。愛因斯坦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說：“雖然極願意且有從前鄭重的約言，而我現在不能到中國來，這於我是一種莫大的苦痛。”“我今希望先生鑒諒，因為先生能夠想見，倘使我現在能到北京，我的興趣將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實希望，這種因誤解而發生的延誤，將來再有彌補的機會。”當時，北大曾為愛因斯坦訪華作準備，於1922年11至12月舉行了愛因斯坦學說公開演講，講題有：《愛因斯坦以前之力學》（主講人丁燮林）、《相對各論》（何吟苜）、《舊觀念之時間及空間》（高叔欽）、《愛因斯坦之生平及其學說》（夏元瑰）、《非歐幾裏特的幾何》（王士樞）、《相對通論》（文範村）、《相對論與哲學》（張竟生）。此外，北大當時還組織有相對學說講演會和研究會，介紹和研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蔡元培也很重視派遣教員、學生出國留學，1918年5月，他曾呈請教育部谘商外交部，請於美國退回庚子賠款用於留學名額中增加北大人選。他提出過去北大有派選留學生成例，京師學堂期間，1903年曾派學生31名赴日留學；1906年曾分別資遣畢業生赴日留學遊曆；1907年複派師範畢業生八名赴英、法、美三國留學。自民國成立，國庫奇絀，派生之舉，因而停止。他認為“此不僅無以鼓勵學生，亦且有礙學術發達，誠莫大之遺憾也。”

　　他在呈請中提出：“本校文、法、理、工四科每年畢業，約計十四班左右，每班以二人或一人計算，二十名之額，似難再減”。後得以派遣。他還很重視挑選準備留校任教的畢業生派往國外留學，學習外國文化科學知識，以便回校後開設新課，充實課程建設。

　　如史學係為培養師資，曾由學校選派本係畢業生姚士鼇、理科畢業生毛子水赴德學習史學和地理學。理科如汪敬熙、楊鍾健、孫雲鑄等，也都是在這一時期資送出國留學，後來他們都回北大擔任教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