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三節 不拘一格網羅眾家

　　蔡元培懂得學術民主對於發展科學的重要意義。他反對罷黜百家、獨尊一己的文化專製主義，實行學術自由、百家爭鳴，允許不同學派自由發展，發揮各方麵人才的專長。他曾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思想自由、兼收並蓄的主張。他提出：“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幹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他在堅持革新、扶植新派的前提下，對於那些政治思想上頑固守舊的人，則認為隻要所授課程與政治無涉，同樣應該用其學術專長。他說：“例如複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當時北大教授辜鴻銘、劉師培等人都是新潮社學生反對的對象，一些學生曾表示對蔡元培的做法不能理解，蔡元培對學生解釋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複辟或君主立憲。”雖然這些舊派人物多是封建複古的頑固勢力，反對新文化運動，但蔡元培把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作了一定區別，采取不求全責備和用人唯才的方針，不拘一格廣收人才。當然，即使對於舊派人物，除了學問之外，蔡元培也還是有所要求和選擇的，時為北大學生的毛準（子水）曾回憶說：“譬如，他請劉申叔講六朝文學，決不會允許他提倡帝製；他請辜湯生教英詩，決不允許他提倡複辟。他所以沒有請林琴南，據我的推測，並不是因為他以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為派係不同的緣故，而是因為林琴南對於做學問的見解，在蔡先生看來，已趕不上時代了”。這表現了他既堅持政治上的是非標準，又尊重講學自由和正當的學術研究的自由。這對繁榮學術，培育具有各方麵專長的人才，是有著積極作用的。所以，這時北大眾家林立，競相發展，而“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的辜鴻銘，“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以及黃侃等人，也就組成了北大的舊派，和陳獨秀、李大釗等的新派相對壘。

　　辜鴻銘（1857—1928），名湯生，福建同安人。早年在英、德等國學習，得過英國文學博士的學位。後受馬建忠的影響，崇信中國舊學和封建倫理道德。他精通英、德、法和希臘等國語言，曾將《論語》、《中庸》等譯成西文，並撰述《中國文化之精神》等書，受到西方漢學家的推崇。回國後任張之洞幕僚二十餘年，後曾任清廷外務部員外郎，並賞賜文科進士。辛亥革命後，到北大任教。蔡元培長校後，以其擅長英國文學而繼續留聘為文本科教授。他反對民主共和，持帝製複辟論，繼續頭束發辮，身穿棗紅馬褂。

　　1917年張勳複辟時，辜鴻銘曾被列名為外務部次長。這時，他在北大文科講授西洋文學，後又主講文科研究所的《英詩》。他雖然講授外國文學，但也不忘把英國詩歌分列成所謂“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等類。他在課堂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胡謅“春秋大義”，“君師主義”一套陳詞濫調。他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1918年夏，他寫了《春秋大義》一文，公開提倡“尊王”、“尊孔”。說什麽“至醇至聖之孔夫子，當有支配全世界之時，彼示人以高潔、深玄、禮讓、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五四運動後，7月12日，他在上海《密勒氏遠東評論》上用英文發表《反對中國文學革命》，攻擊文學革命論者倡導的新文學隻有使人的道德萎縮，是所謂真正的死文學。8月16日，他又在同一刊物上發表《留學生與文學革命》一文，反駁新派攻擊文言文難學造成中國眾多文盲的觀點，他竟然認為他們這些留學生能夠在國內愉快生活，“應該為我們四億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為文盲之事實，在每天生活中應該感謝神”。他譏諷地寫道：“試想，如果中國四億人口中之百分之九十都變成為知識分子之結果——好像在北京的苦力、馬伕、司機、理發匠、店員、小販、遊民、流氓等全部都變成知識分子，並且和北京各大學學生一樣參與政治，那將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據說已有五千件電報拍往巴黎討論山東問題的中國代表們，如果四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變為知識分子，並且也都和留學生一樣表現愛國狂，那就請計算一下拍發的電報件數和所耗費的金錢吧。”活畫出這個封建遺老的嘴臉。辜鴻銘的複辟謬說得到一班遺老遺少的稱頌，也得到帝國主義國家一些學者的吹棒。1927年辜鴻銘到軍閥張作霖那裏當顧問去了。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征人。文選派國學家。在古文經學方麵有重要建樹，著有《春秋左氏傳略》、《佚禮考》、《莊子校義》等書。早年讚同民主革命，曾改名光漢，並著《攘書》，主張排滿複漢。後參加編輯《警鍾日報》，曾與蔡元培共事。1907年亡命日本，任民報記者，不久背叛同盟會，投靠清廷，充任端方幕府，幹出賣同誌的勾當，為革命黨人所不齒。他曾上疏奏設兩江存古學堂，要用儒家經說“正人心，息邪說”，妄圖抵製正在發展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爆發這一年，劉師培隨端方入川，端方於資州被殺，劉被拘。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為“崇碩學”，不念舊惡，親自致電資州軍政分府，飭對劉優待並護送入京。蔡元培也奉命以教育部名義，向資州軍政分府發去要求將劉釋放的電報。蔡元培還和章太炎一起刊登《尋找劉申叔啟事》，稱：“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今古，前為宵小所誤，陷入範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發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但是，1915年袁世凱複辟帝製時，劉師培又成為發起籌安會的“六君子”之一，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為名，鼓吹帝製，宣揚“天生丞民，無主則亂；事勿稽古，無以承天，”遭到人民群眾的唾罵。袁世凱死後，他潦倒天津。蔡元培到北大後，取其國學所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古文學史課程。他授課時著重講漢魏六朝文學的源流與變遷，編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劉師培極力宣揚陳腐的封建文化，1918年夏，曾與辜鴻銘、黃侃等人一起，欲謀複刊《國粹學報》和《國粹叢編》，專門與《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作對。這曾遭到魯迅的斥責。後又創辦《國故》月刊，由劉師培等任總編輯，以所謂“昌明中國古有之學術”為宗旨。他們反對白話文，主張“言以從文”，反對新思潮，鼓吹“講學救時”。他們號召所謂“有誌之士”起來，“振頹綱以紹前載，鼓芳風以扇遊塵”，要承繼所謂“文武之道”、“六藝之侍”。在新文化運動中，劉師培成為封建複古派的一個代表人物。劉師培於五四運動後不久（11月20日）病逝，時年僅三十六歲。

　　黃侃（1886—1935），字季剛，湖北蘄春人。早年曾組織反清鬥爭，遭通緝，後亡命日本，在東京曾加入同盟會，並受教於章太炎門下。辛亥革命後回國，不滿北洋軍閥政府的黑暗統治，曾拒受袁世凱贈與的嘉禾勳章，後逐漸脫離政治，從事教學工作。他精研小學，尤擅長音韻訓詁，兼通文學；學術上多有建樹，著作甚豐。他頑固守舊，罵倒一切，曾宣稱“八部書外皆狗屁。”1914年起任北大文科教授，蔡元培出任後又對其繼續延聘。黃侃在國文係講授文學概論，以《文心雕龍》為教本，著有《文心雕龍紮雜記》等，講課頗受學生歡迎。1917年劉師培來北大後，黃侃對其十分欽佩，認為他說經有師法，不以年齡相若，師事之；於是兩人結成了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同盟。黃侃反對新文化運動不遺餘力，往往一節五十分鍾的課，要用半個小時來評擊白話文，謾罵新派教授；常常指名道姓，語意尖刻失態，十分放肆。後終因不滿蔡元培對學校的革新，於1919年離開北大。

　　對於舊派學者，蔡元培同樣是注意物色人才，善於發現人才。例如梁漱溟當時是一位年僅二十四歲的青年，中學畢業後自·修哲學。1916年，他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一篇《究元決疑論》的文章，曾引起學術界的注意。這篇文章以探究宇宙與人生的本元問題，列舉了東西方各家學說，認為“種種言說無非戲論。”因而“凡夫究元非藉正法（佛法）不得窮了。”“撥雲霧而見青天，舍釋迦之教其誰能？”所以它的中心內容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各家學說，唯獨推崇佛學。蔡元培看到後，認為也是“一家之言”，經與陳獨秀商議，決定破格請這位隻有中學畢業文憑的青年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開始，梁漱溟謙辭，蔡元培誠摯地說：“你不是愛好哲學的嗎？我自己是愛好哲學的，我們還有一些愛好哲學的朋友。我這次辦大學，就是要將這些朋友，乃至在未知的朋友中，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麽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研究來學習好了。”梁聽後深為感動，欣然應命。梁漱溟從1917到1924年在北大哲學係任教七年，先後講授了印度哲學概論、大成唯識論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課程。著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梁漱溟這時以“研究東方學”為名，在校內帶頭維護孔教。他所宣揚的“東方化”、“東方學”，是指中國的儒學和印度的佛學，主要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他到北大第一天就問蔡元培，對孔子持什麽態度，他公開表示他自己對孔子“不僅不反對而已，我此來除去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後來他在北大發起成立了孔子研究會，參加創辦《國故》月刊社，成為北大舊派中的一個活躍人物。梁漱溟晚年對於他在五四時期文化思想的取向也承認：“我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與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遠，我對新派人物的種種主張，不讚同的甚多。”

　　在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積極引進下，當時北大的舊派學者還有黃節、崔造、陳漢章等人，他們也都是國內知名的國學名流。

　　蔡元培在延聘教員的工作中，以熱心與積學為根本標準，既廣攬新派人物，又能容納思想雖舊而確為飽學之士，這充分表現了他所具有的既能堅持原則又善於團結不同學派的高貴品質。陳獨秀在蔡元培逝世後寫的《感言》中曾稱讚道：“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複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認為這是追念他的人都應該服膺他的兩點美德。

　　§§第五章 學製改革與課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