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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開男女同校之先河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開始招收女生入學，開創了我國大學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
蔡元培早年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時，就反對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痛恨封建專製製度加給女子的深重壓迫，提倡男女平等。他認為中國社會要有大改革，則女權必須擴張；占有半數的女胞獲得平等地位以後，國力將能增加一倍。當他決絕仕途從事教育救國之日起，就首先把教育普及與實行男女平等聯係起來，強調“女子不學，則無以自立”；“欲令人人受教育，當以女學為最重要”。他參與創辦並始終支持的愛國女學校，是我國一所最早以灌輸革命思想為宗旨的女校。他在這所學校不取賢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養從事革命之女性為目的。在年長的女生中，他講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曆史，“乃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使學生具有以暗殺為手段的獻身革命精神。民國初年他任教育總長時，開始在全國推行小學男女同校。1917年12月創辦的北京孔德學校，蔡元培被推為校長。孔德學校學生以北大教員的子女為主，采取了男女兼收的辦法。
但是，在當時的社會，那種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七歲不同席”一類的封建禮教觀念，仍然十分頑固。民國初年實行新學製後，初等小學雖然實現了男女同校，而高等小學則往往就無法實行。至於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本來就很少，自然更談不到男女同校了。五四以前，全國為女子設立的高等學校，僅有教會辦的北京協和女子大學（又稱燕京女子大學，後合並於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和福州華南女子大學三處。北京女子師範雖在1917年開辦過國文教育專修科一班，1918年又開辦過手工圖畫專修科一班，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直到1919年4月23日始正式命名。這是當時國內唯一的一所國立女子高等學校。這時北京高等師範分男女兩校，彼此防備，門禁森嚴。據許德珩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五四前夕，為了串連女同學一起參加五四運動，我和另外幾個男同學去女子高等師範，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裏，兩個女同學代表接待我們，還有一個女學監。我們坐在這一頭，女同學坐在那一頭，中間坐著女學監。房間大，距離遠，說話聲音小了聽不清，大了又不禮貌，好多話還要請中間的女學監傳達才行。這就是當時男女同學間的情況”。
對於這種狀況，蔡元培極為不滿。他積極呼籲男女有同等受教育的權利，並努力創造條件使大學實現男女同校。1919年3月在天津青年會的講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則高等學校既不許男女同校，又不為女子特設，視各國戰前之教育尚遠不速。然則既受此次大戰之教訓，鑒於各國教育之革新，宜如何奮勉耶？”十分痛心這種落後狀態，奮勉革新。同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會又作了題為《貧民院與貧兒教育的關係》的講演，進一步提出破除男女界限，矯正輕視女子的惡習，尊重婦女的人格，平等互助；強調隨著女權的發展，男女社交公開，權利平等，已成為世界的進步潮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裏還能嚴守從前男女的界限，逆這世界大潮流麽？”他主張：“不論何等工作，隻要於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自由選擇，都可以讓他們共同操作。”在這個講演中，他已有在大學試驗男女同校的打算。五四運動後，社會改造的呼聲很高，進步輿論界紛紛要求大學開放女禁。但各大學還不敢向教育部提議，因為一提議必通不過。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在給北大的公函中就聲稱：“國立學校為社會視聽所係，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以免發生弊端，至於女學前途，轉茲障礙。”蔡元培則認為，“其實學製上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準其就學；請從北大始。”這個意思，他在同上海《中華新報》旅京記者的談話中，作了公開的說明。他在談話中說：“大學之開女禁問題，則予以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規程，對於大學學生，本無限於男生之規定，如選舉法中之選舉權者。且稽諸歐美各國，無不男女並收，故予以為無開女禁與否之問題。即如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學生，盡可報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這個談話，在這家報紙1920年1月1日的新年號上刊登了。這就公開向社會表示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這在當時封建禮教仍然嚴重束縛人們思想的社會裏，無疑是一個很勇敢的號召在這裏，蔡元培使用的方法也很巧妙，他利用教育部規定的學製並沒有專收男生這一條，來實現男女同校的革新；這樣就繞過向教育部提議必遭拒絕的障礙，造成既成事實，迫使頑固的教育當局不得不承認。後來有人責難說：“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麽不先請教育部核準？”他就據理回答：“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上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使對方無話可說。
在五四以前，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少數知識婦女也開始發出了要求婦女解放的呼聲。1919年四、五月間，甘肅省有一位名叫鄧春蘭的女學生，給蔡元培校長寫了一封信，要求允許女子進大學讀書。她在信中說：“我國數千年皆沿防隔內外之陋習，欲一旦衝決藩籬，實行男女接席共事，阻力必多，且女子無能力，何堪任事。是故萬事平等，俱應以教育平等為基礎。”她對蔡元培提倡男女平等寄托著希望：“先生任教育總長宣布政見於參議院，曾一及之，乃如曇花一現，遂無人過問矣。今閱貴校日刊，知先生在貧兒院演，說，仍主張男女平等。然則我輩欲要求於國立大學增女生席，不於此時，更待何時？”表示願負笈入京，“為全國女子開一先例。”但由於長期以來女子受到社會的歧視，即使這位勇敢的女學生也沒有提出直接進大學的要求，隻是希望能到北大補習班學習；而補習班是北大專為那些沒有考取的學生辦的。這封信寄到北京的時候，恰好五四運動發生，蔡元培離京出走，所以沒有結果。六月，鄧春蘭又在京滬各報刊登了她寫的一封征求同誌、呼籲大學開女禁的信。這引起了進步輿論界的重視。《少年中國》在這一年八月專門出了一期婦女號的特刊，討論婦女解放問題，並轉載了鄧春蘭的信。在許多人撰寫的文章中，都把女子教育問題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不久，蔡元培關於大學不禁女生的談話公開發表了。1920年2月，江蘇籍女學生王蘭向北大提出入學請求。由於這時招收新生的考期已過，學校遂同意她入學旁聽；兩天之後，她便到校聽講，成為北大第一個女學生。隨後又有奚湞、查曉園報名入校旁聽。於是，援例請求的，“日必數起”。這一年春北大先後招收了九位女學生（旁聽），成為我國國立大學最早一批實現男女同校的女大學生。1920年3月11日，《北京大學日刊》為此專門發了“本校女生”消息，作了詳細介紹：
本校自允女生入學以來，各處函詢入學資格而欲來者，日必數起，其已經得許入學旁聽者，文科有九人：
王蘭 江蘇無錫 20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楊壽壁 貴州貴陽 19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趙懋雲 四川南溪 28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趙懋華 四川南溪 23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鄧春蘭 甘肅循化 22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劉慎 江蘇南匯 21歲 英文係一年級旁聽
查曉園 浙江海寧 21歲 英文係一年級旁聽
韓恂華 天津 21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程勤若 安徽歙縣 26歲 國文係一年級旁聽
從1920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錄取了九名本科女生。
蔡元培的這一進步措施，得到了廣大師生的熱烈歡迎。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九號），就以“女子共學的先聲”為題，報道了招收女生的消息：“男女共學已為國內學者多數的主張，本校即先行開放，以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許可，暫時不招正科生，隻設女生旁聽席，即有王蘭、奚偵、查曉園三位女士入本校旁聽。現在還有許多來報名的，聞今年秋季招生起實行兼收女生雲。”周刊第十號（3月7日）又在封麵刊登了最先入校的查曉園、奚禎、王蘭三位女生的照片，並加了“本校開放第一次的女同學”的標題。
北大作為國立大學最早實現男女同校，這是我國大學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這個成就是蔡元培積極倡導和勇於革新的結果，同時它也反映了五四時期新思潮的深刻影響。第一個進入北大的女生王蘭，曾這樣敘述她的思想變化：
這時正是新思潮發展的時候，我的弟弟在北大念書，常把些新思潮的雜誌帶給我看，或者把新思潮的根本道理講給我聽，我從此以後，腦筋裏便漸漸的添了些新思想，以前的舊思想逐漸減少，從前的舊生活也就逐漸覺得否認起來了。我入北大的動機實在很早，並非從新思想輸入後才發端的。不過往前那種想入北大的心，隻是因為男女教育太不平等，才激起的反動而已。直到新思想輸入後，這種觀念才算到成熟的日子了。
實行男女同校是對舊禮教的一次大衝擊，它勢必引起封建衛道者的恐懼和仇視。這一年四月教育部在給北大的公函中又重彈老調，稱：“旁聽辦法雖與招正科學生不同。唯國立學校為社會觀聽所係，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軍閥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也為此對北大進行所謂“告誡”。而這時控製北京政府的直奉兩係軍閥，對蔡元培極為不滿，男女共校問題也竟然成為他們對他進行迫害的一個口實。
但是，男女同校一經北大首倡，逐漸釀成潮流，全國各地學校紛起仿效。如上海、南京、廣州、天津、山西、福建等地的公私立大學，都開始陸續招收女生。這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有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在北大男女同校的影響下，燕京大學男女兩校準備合並，在他們召開的男女兩校聯歡會上，蔡元培被邀請作為男校代表致詞。蔡元培在講演時風趣地說：“秩序單上卻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說句笑話，我似乎不好承認。為什麽呢？因為我有幾個關係的學校，都不是專收男生的。如在法文專修館，我是掛名的館長；館中有女生兩人。在孔德學校，我是掛名的校長；校中一百多學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數。我所專任的是國立北京大學，現在也有女生九人。這幾個學校，可以叫作男校麽？”為了尊重主人，他還是代表北京男校致了祝賀之枕，但他仍借此機會重申男女同校的主張：“從前常常有人來問：‘大學幾時開女禁？’我就說：‘大學本來沒有女禁。歐美各國大學沒有不收女生的。我國教育部所定的大學規程，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不過以前中學畢業的女生，並不來要求，我們自然沒有去招尋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間，有女生來考，我們自然準考。考了程度適合，我們當然準入預科。以前沒有禁，現在也沒有開禁的事’。那時考期已過，有各處女生要求到校旁聽，我們審查資格後，允許旁聽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來應試，一定照男生一樣辦理。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別。”
誠然，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實現男女同校是很困難的。據有人統計，到1923年，北大男女生總數為2246人，其中女生僅11人，而全國這一年有女生的專科學校也僅占全國專科學校總數的三分之一。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在二十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古老的中國，在北大實行男女同校革新的重大意義。難怪後來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紹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的情景時，使這位女教育家不勝感動，她流著眼淚說：日本沒有賢明的人作同樣的提倡，使我傷心。
蔡元培早年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時，就反對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痛恨封建專製製度加給女子的深重壓迫，提倡男女平等。他認為中國社會要有大改革，則女權必須擴張；占有半數的女胞獲得平等地位以後，國力將能增加一倍。當他決絕仕途從事教育救國之日起，就首先把教育普及與實行男女平等聯係起來，強調“女子不學，則無以自立”；“欲令人人受教育，當以女學為最重要”。他參與創辦並始終支持的愛國女學校，是我國一所最早以灌輸革命思想為宗旨的女校。他在這所學校不取賢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養從事革命之女性為目的。在年長的女生中，他講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曆史，“乃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使學生具有以暗殺為手段的獻身革命精神。民國初年他任教育總長時，開始在全國推行小學男女同校。1917年12月創辦的北京孔德學校，蔡元培被推為校長。孔德學校學生以北大教員的子女為主，采取了男女兼收的辦法。
但是，在當時的社會，那種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七歲不同席”一類的封建禮教觀念，仍然十分頑固。民國初年實行新學製後，初等小學雖然實現了男女同校，而高等小學則往往就無法實行。至於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本來就很少，自然更談不到男女同校了。五四以前，全國為女子設立的高等學校，僅有教會辦的北京協和女子大學（又稱燕京女子大學，後合並於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和福州華南女子大學三處。北京女子師範雖在1917年開辦過國文教育專修科一班，1918年又開辦過手工圖畫專修科一班，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直到1919年4月23日始正式命名。這是當時國內唯一的一所國立女子高等學校。這時北京高等師範分男女兩校，彼此防備，門禁森嚴。據許德珩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五四前夕，為了串連女同學一起參加五四運動，我和另外幾個男同學去女子高等師範，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裏，兩個女同學代表接待我們，還有一個女學監。我們坐在這一頭，女同學坐在那一頭，中間坐著女學監。房間大，距離遠，說話聲音小了聽不清，大了又不禮貌，好多話還要請中間的女學監傳達才行。這就是當時男女同學間的情況”。
對於這種狀況，蔡元培極為不滿。他積極呼籲男女有同等受教育的權利，並努力創造條件使大學實現男女同校。1919年3月在天津青年會的講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則高等學校既不許男女同校，又不為女子特設，視各國戰前之教育尚遠不速。然則既受此次大戰之教訓，鑒於各國教育之革新，宜如何奮勉耶？”十分痛心這種落後狀態，奮勉革新。同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會又作了題為《貧民院與貧兒教育的關係》的講演，進一步提出破除男女界限，矯正輕視女子的惡習，尊重婦女的人格，平等互助；強調隨著女權的發展，男女社交公開，權利平等，已成為世界的進步潮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裏還能嚴守從前男女的界限，逆這世界大潮流麽？”他主張：“不論何等工作，隻要於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自由選擇，都可以讓他們共同操作。”在這個講演中，他已有在大學試驗男女同校的打算。五四運動後，社會改造的呼聲很高，進步輿論界紛紛要求大學開放女禁。但各大學還不敢向教育部提議，因為一提議必通不過。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在給北大的公函中就聲稱：“國立學校為社會視聽所係，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以免發生弊端，至於女學前途，轉茲障礙。”蔡元培則認為，“其實學製上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準其就學；請從北大始。”這個意思，他在同上海《中華新報》旅京記者的談話中，作了公開的說明。他在談話中說：“大學之開女禁問題，則予以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規程，對於大學學生，本無限於男生之規定，如選舉法中之選舉權者。且稽諸歐美各國，無不男女並收，故予以為無開女禁與否之問題。即如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學生，盡可報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這個談話，在這家報紙1920年1月1日的新年號上刊登了。這就公開向社會表示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這在當時封建禮教仍然嚴重束縛人們思想的社會裏，無疑是一個很勇敢的號召在這裏，蔡元培使用的方法也很巧妙，他利用教育部規定的學製並沒有專收男生這一條，來實現男女同校的革新；這樣就繞過向教育部提議必遭拒絕的障礙，造成既成事實，迫使頑固的教育當局不得不承認。後來有人責難說：“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麽不先請教育部核準？”他就據理回答：“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上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使對方無話可說。
在五四以前，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少數知識婦女也開始發出了要求婦女解放的呼聲。1919年四、五月間，甘肅省有一位名叫鄧春蘭的女學生，給蔡元培校長寫了一封信，要求允許女子進大學讀書。她在信中說：“我國數千年皆沿防隔內外之陋習，欲一旦衝決藩籬，實行男女接席共事，阻力必多，且女子無能力，何堪任事。是故萬事平等，俱應以教育平等為基礎。”她對蔡元培提倡男女平等寄托著希望：“先生任教育總長宣布政見於參議院，曾一及之，乃如曇花一現，遂無人過問矣。今閱貴校日刊，知先生在貧兒院演，說，仍主張男女平等。然則我輩欲要求於國立大學增女生席，不於此時，更待何時？”表示願負笈入京，“為全國女子開一先例。”但由於長期以來女子受到社會的歧視，即使這位勇敢的女學生也沒有提出直接進大學的要求，隻是希望能到北大補習班學習；而補習班是北大專為那些沒有考取的學生辦的。這封信寄到北京的時候，恰好五四運動發生，蔡元培離京出走，所以沒有結果。六月，鄧春蘭又在京滬各報刊登了她寫的一封征求同誌、呼籲大學開女禁的信。這引起了進步輿論界的重視。《少年中國》在這一年八月專門出了一期婦女號的特刊，討論婦女解放問題，並轉載了鄧春蘭的信。在許多人撰寫的文章中，都把女子教育問題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不久，蔡元培關於大學不禁女生的談話公開發表了。1920年2月，江蘇籍女學生王蘭向北大提出入學請求。由於這時招收新生的考期已過，學校遂同意她入學旁聽；兩天之後，她便到校聽講，成為北大第一個女學生。隨後又有奚湞、查曉園報名入校旁聽。於是，援例請求的，“日必數起”。這一年春北大先後招收了九位女學生（旁聽），成為我國國立大學最早一批實現男女同校的女大學生。1920年3月11日，《北京大學日刊》為此專門發了“本校女生”消息，作了詳細介紹：
本校自允女生入學以來，各處函詢入學資格而欲來者，日必數起，其已經得許入學旁聽者，文科有九人：
王蘭 江蘇無錫 20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楊壽壁 貴州貴陽 19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趙懋雲 四川南溪 28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趙懋華 四川南溪 23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鄧春蘭 甘肅循化 22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劉慎 江蘇南匯 21歲 英文係一年級旁聽
查曉園 浙江海寧 21歲 英文係一年級旁聽
韓恂華 天津 21歲 哲學係一年級旁聽
程勤若 安徽歙縣 26歲 國文係一年級旁聽
從1920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錄取了九名本科女生。
蔡元培的這一進步措施，得到了廣大師生的熱烈歡迎。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九號），就以“女子共學的先聲”為題，報道了招收女生的消息：“男女共學已為國內學者多數的主張，本校即先行開放，以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許可，暫時不招正科生，隻設女生旁聽席，即有王蘭、奚偵、查曉園三位女士入本校旁聽。現在還有許多來報名的，聞今年秋季招生起實行兼收女生雲。”周刊第十號（3月7日）又在封麵刊登了最先入校的查曉園、奚禎、王蘭三位女生的照片，並加了“本校開放第一次的女同學”的標題。
北大作為國立大學最早實現男女同校，這是我國大學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這個成就是蔡元培積極倡導和勇於革新的結果，同時它也反映了五四時期新思潮的深刻影響。第一個進入北大的女生王蘭，曾這樣敘述她的思想變化：
這時正是新思潮發展的時候，我的弟弟在北大念書，常把些新思潮的雜誌帶給我看，或者把新思潮的根本道理講給我聽，我從此以後，腦筋裏便漸漸的添了些新思想，以前的舊思想逐漸減少，從前的舊生活也就逐漸覺得否認起來了。我入北大的動機實在很早，並非從新思想輸入後才發端的。不過往前那種想入北大的心，隻是因為男女教育太不平等，才激起的反動而已。直到新思想輸入後，這種觀念才算到成熟的日子了。
實行男女同校是對舊禮教的一次大衝擊，它勢必引起封建衛道者的恐懼和仇視。這一年四月教育部在給北大的公函中又重彈老調，稱：“旁聽辦法雖與招正科學生不同。唯國立學校為社會觀聽所係，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軍閥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也為此對北大進行所謂“告誡”。而這時控製北京政府的直奉兩係軍閥，對蔡元培極為不滿，男女共校問題也竟然成為他們對他進行迫害的一個口實。
但是，男女同校一經北大首倡，逐漸釀成潮流，全國各地學校紛起仿效。如上海、南京、廣州、天津、山西、福建等地的公私立大學，都開始陸續招收女生。這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有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在北大男女同校的影響下，燕京大學男女兩校準備合並，在他們召開的男女兩校聯歡會上，蔡元培被邀請作為男校代表致詞。蔡元培在講演時風趣地說：“秩序單上卻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說句笑話，我似乎不好承認。為什麽呢？因為我有幾個關係的學校，都不是專收男生的。如在法文專修館，我是掛名的館長；館中有女生兩人。在孔德學校，我是掛名的校長；校中一百多學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數。我所專任的是國立北京大學，現在也有女生九人。這幾個學校，可以叫作男校麽？”為了尊重主人，他還是代表北京男校致了祝賀之枕，但他仍借此機會重申男女同校的主張：“從前常常有人來問：‘大學幾時開女禁？’我就說：‘大學本來沒有女禁。歐美各國大學沒有不收女生的。我國教育部所定的大學規程，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不過以前中學畢業的女生，並不來要求，我們自然沒有去招尋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間，有女生來考，我們自然準考。考了程度適合，我們當然準入預科。以前沒有禁，現在也沒有開禁的事’。那時考期已過，有各處女生要求到校旁聽，我們審查資格後，允許旁聽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來應試，一定照男生一樣辦理。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別。”
誠然，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實現男女同校是很困難的。據有人統計，到1923年，北大男女生總數為2246人，其中女生僅11人，而全國這一年有女生的專科學校也僅占全國專科學校總數的三分之一。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在二十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古老的中國，在北大實行男女同校革新的重大意義。難怪後來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紹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的情景時，使這位女教育家不勝感動，她流著眼淚說：日本沒有賢明的人作同樣的提倡，使我傷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