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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領導體製
蔡元培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歐美各國資產階級民主製的原則，對學校的領導體製進行了改革。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教育的資產階級先進代表。他曾多次到歐美各國留學、考察，著重考察和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製度和文化教育製度。他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影響，在政治製度上，他讚成議會製和內閣製，反對專製獨裁；在學校體製上，他反對校長權力的過分集中，主張民主辦學，成為國內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一個人。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頒行的《大學令》中，就規定了大學要建立評議會、教授會的組織，並對它的權限作了相應的規定。
作為北大前身的京師大學堂，實行的是與封建文化專製相適應的學監製，學校設有總監督，各科有監督，他們多是封建官僚。一切校務均秉承總監督辦理，使學校如同衙門。這種專製流毒影響很深。1915年11月，北大曾根據《大學令》建立了評議會，處理學校行政事宜；但評議會原定的權限沒有得到很好實施，學校權力仍然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裏，許多重大校務的進行，都隻由校長、學監主任和庶務主任幾個人辦理，甚至連各科學長也未能參與，形成了校長等少數人大權獨攬的局麵。這如蔡元培說：“我初到北京大學，就知道以前的辦法是，一切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總理，並學長也沒有與聞的。我以為不妥，所以第一步組織評議會，給多數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麵的事；恢複學長權限，給他們分任行政方麵的事。但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所以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務，均取會議製。並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討各種事務。”這是他改革領導體製的出發點和設想，並逐步在北大得到實現。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主持設立了評議會，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會由評議員若幹人組成。校長和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教授代表，這時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分別推舉兩人。1919年後改為每五名教授得選評議員一人，一年改選一次；可以開會選舉，也可以在選票上寫好被選人姓名，寄給評議會，然後由評議會定期當眾開票。校長為評議會的當然議長，負責評議會的召集和主持評議會的改選事宜。評議會製定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條令，凡大學立法均須經評議會通過；決定學科的廢立；審核教師的學銜和學生的成績；提出學校的預決算費用，擁有很大的權力。
1917年設立的第一屆評議會由下列人員組成：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禹；教授代表：文本科胡適、章士釗，文預科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秦汾、俞同奎，理預科張大椿、胡濬濟，法本科陶履恭、黃振聲，法預科朱錫齡、韓述祖，工本科孫瑞林、陳世璋。校長為評議會議長。
評議會設立時，曾有同學提出要有學生代表參加，蔡元培認為教職員對校務是負專責的，是時時接洽的。“若參入不接洽又不負責任的學生，必不免紛擾。沒有同意。故評議會主要由教授組成，實際上是一個教授會，因而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體現。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審議機關，較好地體現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凡大學立法均須評議會討論通過以容納眾人意見”，具有民主討論的風氣。李書華教授後來回憶這一時期評議會工作情景時曾說：“我曾被選作過評議員，目睹開會時對於各種議案的爭辯，有時極為激烈。”
由於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立場的影響，也由於他大量引進的新派人物在評議會中占有相當數量，因此這一時期北大評議會在政治上曾起過較好的進步作用。它曾多次發表過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宣言，在一定時候和一定程度上支持過學生的愛國運動，並曾幾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脫離關係。這些當時在校內和社會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17年12月，經學校評議會議決通過了各學科教授會組織法，隨後由蔡元培主持分別按學門成立教授會。當時教員分教授、講師、助教三種，除助教外均為教授會會員。教授會主任由會員誰舉，任期二年。1918年全校共成立了國文、哲學、英文、法文、德文、法律、經濟、政治、數學、化學、物理共十一個學門教授會。經過各學門教授選舉，國文門教授會主任為沈尹默，數學門教授會主任為秦汾，化學門教授會主任為俞同奎，政治門教授會主任為陶履恭，經濟（包括商業）門教授會主任為馬寅初，德文門教授會主任為顧孟餘，英文門教授會主任為胡適，物理門教授會主任為何育傑，法律門教授會主任為周家彥，哲學門教授會主任為陶履恭，法文門教授會主任為賀之才。稍後，還成立了地質門教授會，主任為何傑；中國史學門教授會，主任為康心孕。
1919年采用分係製後，改由各係成立教授會。各係主任由教授會投票選舉，規定凡係裏有教授一人者即為主任；兩人者按期輪值，以先到者為始；三人以上互相選舉，如票數相等，校長可增投一票決定人選。教授會負責規劃本係的教學工作，如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采擇，教授法的改良，學生選科的指導和學生成績的考核等。
蔡元培開始時是采取加強各科學長的職責，各科的行政、教務仍分別由學長負責領導。各科都設有教務處。但按他的改革設想，是要按學校的行政、教務和事務方麵分別設立各種相關的委員會，由有關教授分別領導，統一管理。他認為：“照此辦法，學校的內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即使照德國辦法，一年換一個校長，還成問題嗎？”這就是說，要通過製度和組織的不斷完善，來保證民主製的實施和防止個人專權。
1919年3月，學校評議會通過了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準備成立統一的教務處。教務處由各教授會主任組成，並從中推選教務長一人，襄助校長領導全校的教學，任期一年。這個組織法原決定這一年暑假後與分係製一起實行，但恰在這時，社會上反動勢力掀起了一股攻擊北大，特別是攻擊北大文科的逆流，因而新文化運動主將、文科學長陳獨秀等人也就成了被攻擊的主要目標。在這場新舊思潮的激戰中，蔡元培挺身而出，勇敢地保護了新文化運動；但同時由於他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使他還沒有與舊勢力徹底決裂的勇氣，因而想緩和一下空氣。於是，他決定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組織統一的教務處，這樣就在實際上取消了文科學長的職務。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及政治、經濟門主任會議，籌組教務處，並按組織法由各主任投票選舉，結果馬寅初當選為教務長，成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陳獨秀這時辭去了文科學長，由學校改聘為教授。當時社會上關於陳獨秀被迫辭職的謠言紛起，對此蔡元培曾解釋說，陳獨秀雖不做文科學長，但仍然是北大的人員，這隻是屬於北太內部機構的變動。
北大廢除學長製有一個過程。這次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對外公開的理由，是因為理科代理學長秦汾調任教育部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也因事請假南歸，因此進行內部機構的變動，並沒有提出廢除學長製的問題。這次機構調整實際隻取消文理兩科的學長，而法科和工科的學長仍在執行職務。五四運動發生後，蔡元培於5月9日被迫出走時，就曾委托工科學長溫宗禹暫署校務。5月13日晚召開的評議會和教授會主任聯席會議，也決定推舉法科學長王建祖以及胡適、沈尹默等組成一個委員會，“襄同溫學長代行校務”。所以這時還沒有完全廢除學長製。
1919年7月，蔡元培接受師生要求同意回校繼續任職，但因病仍滯留杭州無法立即成行，他委托蔣夢麟先行到校代辦校務。9月蔡元培返校後，向師生宣布了進一步整頓和健全學校組織的計劃，並成立了由蔣夢麟、顧孟餘、胡適、馬敘倫等組成的組織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主管學校的改組、整頓、起草章程和修改規則等事項；同時負責籌劃學校內部組織事宜。12月，它起草並經評議會討論通過了內部組織試行章程，進一步健全學校的領導機構。按照這個章程，除評議會仍為全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外，還建立了以下幾個機構：
（一）設行政會議，作為全校的最高行政機構和執行機關，掌握全校行政大權，負責實施評議會議決的事項。它的成員以教授為限，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及教務長、總務長組成，校長兼行政會議議長。它下設的十一個專門委員會分管一部分行政事務，計有：庶務委員會（管理全校的房舍、衛生），組織委員會（負責機構調整和草擬各種章程），學生自治委員會（接洽學生自治事項），出版委員會（負責校內書刊的審查和出版），預算委員會（製訂學校預算計劃），審計委員會（審核經費使用情況），圖書委員會（負責圖書館的行政），儀器委員會（主管各儀器室的行政），聘任委員會（負責聘請教師），入學考試委員會（定入學考試的標準），新生指導委員會等。各專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推舉，經評議會通過。
（二）設教務會議及教務處，由各學係主任組成，並互相推選教務長一人，任期一年（後來改為固定職務，不再輪流），統一領導全校的教學工作。由於這一年暑假後采用了分係製，教學工作統一教務處負責，遂完全廢去了學長製。馬寅初、顧孟餘、胡適等都擔任過這一時期的教務長。
（三）設總務處，設總務長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務工作。總務長由校長委任，這時由蔣夢麟充任。總務處機構包括：文牘、會計部（主任蔣夢麟兼）、注冊、編誌、詢問、介紹部（主任鄭壽仁）、圖書部（主任李大釗）、儀器部（主任陳世璋）、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校舍、齋務、雜務、衛生部（主任沈士遠）。
為了進一步健全製度明確職責，1921年12月，蔡元培又提出北大各種會議進行辦法提案，並經校評議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施行。其主要內容為：
（一）各行政會議、教務會議、總務會議及其他關於校務之重要會議（如教授會等）之議決案，均須報告校長。
甲、各行政會議之議決案，由校長決定及分配施行。
乙、教務會議議決案，經校長同意後，分配教務長或其他機關施行。
丙、總務會議等……之議決案，由校長同意後，分配總務長或其他機關施行。
（二）校中各辦事機關，須將經過情形，每月報告校長一次。
由校長每年作總報告一次。
（三）各係教授會，每月至少須開會一次，商議各係應行進行事宜。
各教員會，至少每學期開會一次，商議關於各係全體教員應行事宜。
這樣，在北大就基本上確立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製。全校工作設立四種機構分別管理：（一）評議會，司立法；（二）行政會議及各行政委員會，司行政；（三）教務處、各學係教授會、預科委員會和研究所等，司教務；（四）總務處，司事務。
為了加強全校的集中統一管理，及時傳布學校的規章法令，並交流全校教學研究情況，活躍學術空氣，從1917年11月16日起，經蔡元培倡議出版了《北京大學日刊》，編輯主任為徐寶璜，陳獨秀、沈尹默、胡適、孫國璋為編輯員。日刊設置有“布告”、“通告”、“批示”、“公牘”、“命令”等欄。日出一張，星期一休刊。第二年二月日刊改組後，除紀事外，兼載文藝、學術方麵的稿件，還曾附有諸如歌謠等附頁。《日刊》曾聲明不登載討論當前政治和宗教問題的文稿，因此像五四運動這樣重大的曆史事件都未能反映。但是，隨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發展，《日刊》在傳播新思想、報道北大進步師生、進步社團的活動方麵，還是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蔡元培在北大不僅創立了上述各種會議製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製，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強了全校統一管理，而且在實際工作中，作風民主，凡事都讓大家有機會盡量發表意見。對各方麵的人員一經任定，就信任他們，把全部工作交給他們負責，不去多幹渉。所以能人盡其才，使他們能夠施展自己的抱負。這種教授治校的原則，在當時處在封建軍閥統治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對學校的建設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後來有人對蔡元培的這種領導方法稱讚道：“先生長北大數年，以政治環境關係，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多。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頓，且能依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製度。此製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務，用民治製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製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製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本人對這種分工協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滿意。1920年10月，他赴歐考察教育與學生話別時說：“我這次出去，若是於本校不免發生困難，我一定不去。但是現在校中組織很周密；職員辦事很能和衷，職員與學生間，也都是開誠布公。我沒有什麽不放心的事了。”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長的去留，而影響校務的進行。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教育的資產階級先進代表。他曾多次到歐美各國留學、考察，著重考察和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製度和文化教育製度。他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影響，在政治製度上，他讚成議會製和內閣製，反對專製獨裁；在學校體製上，他反對校長權力的過分集中，主張民主辦學，成為國內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一個人。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頒行的《大學令》中，就規定了大學要建立評議會、教授會的組織，並對它的權限作了相應的規定。
作為北大前身的京師大學堂，實行的是與封建文化專製相適應的學監製，學校設有總監督，各科有監督，他們多是封建官僚。一切校務均秉承總監督辦理，使學校如同衙門。這種專製流毒影響很深。1915年11月，北大曾根據《大學令》建立了評議會，處理學校行政事宜；但評議會原定的權限沒有得到很好實施，學校權力仍然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裏，許多重大校務的進行，都隻由校長、學監主任和庶務主任幾個人辦理，甚至連各科學長也未能參與，形成了校長等少數人大權獨攬的局麵。這如蔡元培說：“我初到北京大學，就知道以前的辦法是，一切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總理，並學長也沒有與聞的。我以為不妥，所以第一步組織評議會，給多數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麵的事；恢複學長權限，給他們分任行政方麵的事。但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所以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務，均取會議製。並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討各種事務。”這是他改革領導體製的出發點和設想，並逐步在北大得到實現。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主持設立了評議會，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會由評議員若幹人組成。校長和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教授代表，這時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分別推舉兩人。1919年後改為每五名教授得選評議員一人，一年改選一次；可以開會選舉，也可以在選票上寫好被選人姓名，寄給評議會，然後由評議會定期當眾開票。校長為評議會的當然議長，負責評議會的召集和主持評議會的改選事宜。評議會製定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條令，凡大學立法均須經評議會通過；決定學科的廢立；審核教師的學銜和學生的成績；提出學校的預決算費用，擁有很大的權力。
1917年設立的第一屆評議會由下列人員組成：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禹；教授代表：文本科胡適、章士釗，文預科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秦汾、俞同奎，理預科張大椿、胡濬濟，法本科陶履恭、黃振聲，法預科朱錫齡、韓述祖，工本科孫瑞林、陳世璋。校長為評議會議長。
評議會設立時，曾有同學提出要有學生代表參加，蔡元培認為教職員對校務是負專責的，是時時接洽的。“若參入不接洽又不負責任的學生，必不免紛擾。沒有同意。故評議會主要由教授組成，實際上是一個教授會，因而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體現。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審議機關，較好地體現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凡大學立法均須評議會討論通過以容納眾人意見”，具有民主討論的風氣。李書華教授後來回憶這一時期評議會工作情景時曾說：“我曾被選作過評議員，目睹開會時對於各種議案的爭辯，有時極為激烈。”
由於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立場的影響，也由於他大量引進的新派人物在評議會中占有相當數量，因此這一時期北大評議會在政治上曾起過較好的進步作用。它曾多次發表過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宣言，在一定時候和一定程度上支持過學生的愛國運動，並曾幾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脫離關係。這些當時在校內和社會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17年12月，經學校評議會議決通過了各學科教授會組織法，隨後由蔡元培主持分別按學門成立教授會。當時教員分教授、講師、助教三種，除助教外均為教授會會員。教授會主任由會員誰舉，任期二年。1918年全校共成立了國文、哲學、英文、法文、德文、法律、經濟、政治、數學、化學、物理共十一個學門教授會。經過各學門教授選舉，國文門教授會主任為沈尹默，數學門教授會主任為秦汾，化學門教授會主任為俞同奎，政治門教授會主任為陶履恭，經濟（包括商業）門教授會主任為馬寅初，德文門教授會主任為顧孟餘，英文門教授會主任為胡適，物理門教授會主任為何育傑，法律門教授會主任為周家彥，哲學門教授會主任為陶履恭，法文門教授會主任為賀之才。稍後，還成立了地質門教授會，主任為何傑；中國史學門教授會，主任為康心孕。
1919年采用分係製後，改由各係成立教授會。各係主任由教授會投票選舉，規定凡係裏有教授一人者即為主任；兩人者按期輪值，以先到者為始；三人以上互相選舉，如票數相等，校長可增投一票決定人選。教授會負責規劃本係的教學工作，如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采擇，教授法的改良，學生選科的指導和學生成績的考核等。
蔡元培開始時是采取加強各科學長的職責，各科的行政、教務仍分別由學長負責領導。各科都設有教務處。但按他的改革設想，是要按學校的行政、教務和事務方麵分別設立各種相關的委員會，由有關教授分別領導，統一管理。他認為：“照此辦法，學校的內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即使照德國辦法，一年換一個校長，還成問題嗎？”這就是說，要通過製度和組織的不斷完善，來保證民主製的實施和防止個人專權。
1919年3月，學校評議會通過了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準備成立統一的教務處。教務處由各教授會主任組成，並從中推選教務長一人，襄助校長領導全校的教學，任期一年。這個組織法原決定這一年暑假後與分係製一起實行，但恰在這時，社會上反動勢力掀起了一股攻擊北大，特別是攻擊北大文科的逆流，因而新文化運動主將、文科學長陳獨秀等人也就成了被攻擊的主要目標。在這場新舊思潮的激戰中，蔡元培挺身而出，勇敢地保護了新文化運動；但同時由於他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使他還沒有與舊勢力徹底決裂的勇氣，因而想緩和一下空氣。於是，他決定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組織統一的教務處，這樣就在實際上取消了文科學長的職務。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及政治、經濟門主任會議，籌組教務處，並按組織法由各主任投票選舉，結果馬寅初當選為教務長，成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陳獨秀這時辭去了文科學長，由學校改聘為教授。當時社會上關於陳獨秀被迫辭職的謠言紛起，對此蔡元培曾解釋說，陳獨秀雖不做文科學長，但仍然是北大的人員，這隻是屬於北太內部機構的變動。
北大廢除學長製有一個過程。這次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對外公開的理由，是因為理科代理學長秦汾調任教育部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也因事請假南歸，因此進行內部機構的變動，並沒有提出廢除學長製的問題。這次機構調整實際隻取消文理兩科的學長，而法科和工科的學長仍在執行職務。五四運動發生後，蔡元培於5月9日被迫出走時，就曾委托工科學長溫宗禹暫署校務。5月13日晚召開的評議會和教授會主任聯席會議，也決定推舉法科學長王建祖以及胡適、沈尹默等組成一個委員會，“襄同溫學長代行校務”。所以這時還沒有完全廢除學長製。
1919年7月，蔡元培接受師生要求同意回校繼續任職，但因病仍滯留杭州無法立即成行，他委托蔣夢麟先行到校代辦校務。9月蔡元培返校後，向師生宣布了進一步整頓和健全學校組織的計劃，並成立了由蔣夢麟、顧孟餘、胡適、馬敘倫等組成的組織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主管學校的改組、整頓、起草章程和修改規則等事項；同時負責籌劃學校內部組織事宜。12月，它起草並經評議會討論通過了內部組織試行章程，進一步健全學校的領導機構。按照這個章程，除評議會仍為全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外，還建立了以下幾個機構：
（一）設行政會議，作為全校的最高行政機構和執行機關，掌握全校行政大權，負責實施評議會議決的事項。它的成員以教授為限，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及教務長、總務長組成，校長兼行政會議議長。它下設的十一個專門委員會分管一部分行政事務，計有：庶務委員會（管理全校的房舍、衛生），組織委員會（負責機構調整和草擬各種章程），學生自治委員會（接洽學生自治事項），出版委員會（負責校內書刊的審查和出版），預算委員會（製訂學校預算計劃），審計委員會（審核經費使用情況），圖書委員會（負責圖書館的行政），儀器委員會（主管各儀器室的行政），聘任委員會（負責聘請教師），入學考試委員會（定入學考試的標準），新生指導委員會等。各專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推舉，經評議會通過。
（二）設教務會議及教務處，由各學係主任組成，並互相推選教務長一人，任期一年（後來改為固定職務，不再輪流），統一領導全校的教學工作。由於這一年暑假後采用了分係製，教學工作統一教務處負責，遂完全廢去了學長製。馬寅初、顧孟餘、胡適等都擔任過這一時期的教務長。
（三）設總務處，設總務長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務工作。總務長由校長委任，這時由蔣夢麟充任。總務處機構包括：文牘、會計部（主任蔣夢麟兼）、注冊、編誌、詢問、介紹部（主任鄭壽仁）、圖書部（主任李大釗）、儀器部（主任陳世璋）、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校舍、齋務、雜務、衛生部（主任沈士遠）。
為了進一步健全製度明確職責，1921年12月，蔡元培又提出北大各種會議進行辦法提案，並經校評議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施行。其主要內容為：
（一）各行政會議、教務會議、總務會議及其他關於校務之重要會議（如教授會等）之議決案，均須報告校長。
甲、各行政會議之議決案，由校長決定及分配施行。
乙、教務會議議決案，經校長同意後，分配教務長或其他機關施行。
丙、總務會議等……之議決案，由校長同意後，分配總務長或其他機關施行。
（二）校中各辦事機關，須將經過情形，每月報告校長一次。
由校長每年作總報告一次。
（三）各係教授會，每月至少須開會一次，商議各係應行進行事宜。
各教員會，至少每學期開會一次，商議關於各係全體教員應行事宜。
這樣，在北大就基本上確立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製。全校工作設立四種機構分別管理：（一）評議會，司立法；（二）行政會議及各行政委員會，司行政；（三）教務處、各學係教授會、預科委員會和研究所等，司教務；（四）總務處，司事務。
為了加強全校的集中統一管理，及時傳布學校的規章法令，並交流全校教學研究情況，活躍學術空氣，從1917年11月16日起，經蔡元培倡議出版了《北京大學日刊》，編輯主任為徐寶璜，陳獨秀、沈尹默、胡適、孫國璋為編輯員。日刊設置有“布告”、“通告”、“批示”、“公牘”、“命令”等欄。日出一張，星期一休刊。第二年二月日刊改組後，除紀事外，兼載文藝、學術方麵的稿件，還曾附有諸如歌謠等附頁。《日刊》曾聲明不登載討論當前政治和宗教問題的文稿，因此像五四運動這樣重大的曆史事件都未能反映。但是，隨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發展，《日刊》在傳播新思想、報道北大進步師生、進步社團的活動方麵，還是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蔡元培在北大不僅創立了上述各種會議製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製，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強了全校統一管理，而且在實際工作中，作風民主，凡事都讓大家有機會盡量發表意見。對各方麵的人員一經任定，就信任他們，把全部工作交給他們負責，不去多幹渉。所以能人盡其才，使他們能夠施展自己的抱負。這種教授治校的原則，在當時處在封建軍閥統治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對學校的建設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後來有人對蔡元培的這種領導方法稱讚道：“先生長北大數年，以政治環境關係，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多。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頓，且能依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製度。此製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務，用民治製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製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製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本人對這種分工協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滿意。1920年10月，他赴歐考察教育與學生話別時說：“我這次出去，若是於本校不免發生困難，我一定不去。但是現在校中組織很周密；職員辦事很能和衷，職員與學生間，也都是開誠布公。我沒有什麽不放心的事了。”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長的去留，而影響校務的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