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十四章 蔡元培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

　　蔡元培是我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近代中國知識界的卓越先驅。毛澤東對他“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崇高讚譽，恰當地表現了他足以垂範後世的道德文章，同時也反映了他在中國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科學史上所做的傑出貢獻和應有的地位。蔡元培作為20世紀初期新舊代替、繼往開來的曆史巨匠，既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熱忱的支持者，是值得後人景仰和紀念的。

　　蔡元培在其一生事業中所表現出的睿智的思想、革新的勇氣、首創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獲得了世人的普遍尊敬。五四運動結束後，北京大學學生在致詞歡迎蔡元培返校複職時真摯地說：“信能啟吾心靈，揚我國風者，環顧海內，唯先生耳。”“故今日之歡迎先生，非感情的，非虛偽的，乃歡迎國家新文化，國立大學之新紀元，學生等之新生命！”蔡元培逝世後，蔣夢麟在悼念文章中寫道：“在中國過渡時代，以一身而兼東西兩文化之長，立己立人，一本於此，到老其誌不衰，至死其操不變。敬為挽曰：‘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這些都反映了時人對他發自內心的真實評說。

　　蔡元培的事業和貢獻是多方麵的，而在教育方麵尤為突出。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文化教育事業，一生追求在中國建立一個近代化的教育製度和教育體係，為發展我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首先，他是中國近代教育製度和教育體係的奠基者。

　　蔡元培決裂仕途、投身教育，是以深重的民族危機和戊戌變法失敗為契機的。這種反對封建專製主義、尋求國家出路的思想，使他很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並把教育事業同培養革命人才聯結起來。這時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曆史大變動時期，蔡元培通過學習西方，了解世界，更加痛切地認識到教育和科學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我國科學智識之落後，絕非國人智慧之後人；且欲救中國於萎靡不振中，唯有力倡科學化。故極期望時彥俊士，能急當務之急，一改空談之舊習，致力於實際之探討，庶國家前途有望焉”。欲興科學，必先教育。這是他一生重視教育的深刻動因。他熱切期望通過發達的教育，培養人才，以“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他在初期的教育實踐中，就進行了新教育的探索；辛亥革命後，他出任民國教育總長，雖然時間不長，但他以務實的精神，旗幟鮮明地廢止封建主義的教育宗旨，推行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並重的新教育方針，組織製定了確立近代教育製度和教育體係的一係列法令、法規。其主要內容為：一是除舊布新，改革學製。規定從前各種學堂一律改稱學校，原監督、堂長改稱校長；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各種教科書務求合乎共和民國宗旨，前清學部頒行的教科書一律禁止使用；民間通用的教科書，凡在內容和形式上不合共和宗旨者，由各出版書局自行修改，學校教員亦可隨時刪改；小學一律廢止讀經科目；小學應注重手工科；高等小學以上的體操應注重兵式操練；初等小學三學年起兼課珠算；中學為普通教育，不分文、實科；舊時獎勵出身，一律廢止，畢業於學校者分別稱初、高等小學畢業生，中學校、師範學校畢業生。上述教育法規，基本上否定了清末封建教育體製和教育思想，改變了當時麵臨的教育混亂局麵，建立起比較穩定的新的教育秩序。二是反對尊孔，廢止“經科”。反對尊孔讀經，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他倡導五育並舉教育方針的題中之意。他認為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背，反對把儒家定為一尊和對孔子頂禮膜拜。他明確指出：“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但孔子思想和主張作為一種學派、一種學說，則是應當加以研究的。蔡元培反對尊孔拜教，小學廢止讀經，大學取消經科，這在當時確是破天荒之舉，這不僅在教育界思想界，而且在全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是倡導男女平等，小學實行男女同校。提倡和重視女子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又一個重要內容。他一向反對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封建禮教信條對女性的摧殘和壓迫，認為男女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他出任教育總長後，對推廣女子教育，采取兩方麵的舉措：一方麵，支持創辦各種新式女校，如女子中學、女子師範和女子職業學校；另一方麵，規定在小學實行男女同校。當時男女同校雖然還僅限於小學，但畢竟打破了長期以來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禁令，開創了近代中國男女同校的先河。四是對大學教育進行了初步整頓。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大學教育占有重要的位置。他重視大學教育，特別是對北京大學的革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他積極推行基礎教育、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倡導教育的平民主義取向和以美育代宗教的進步主張。正是在蔡元培的努力和領導下，我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近代教育製度，對於促進我國文化教育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是一個重大的曆史功績。

　　其次，為確立近代意義上的大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蔡元培一生重視教育，尤其重視大學教育。20世紀初期他在北京大學的革新，是近代中國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大事件。蔡元培自己曾說：“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從1917年到1923年初，蔡元培實際在校任職的期間（其中於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赴歐美各國考察十個月），是北大曆史發展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在這期間，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義的改革，它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成為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成為近代中國文化教育的重鎮，為我國革命事業和學術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這段時間裏，蔡元培對教育事業的熱忱，革新的勇氣和成就，以及對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貢獻，使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學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興利除弊的改革，化腐朽為神奇，使陳腐不堪的舊北大變成了生機勃勃的新北大，有人把他在北京大學建立的業績，稱之“為中國的學術界，開一新紀元”，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對北大的整頓和革新，可以說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自此之後對它的讚譽之詞不絕於書。有人評論道：“蔡先生學界泰鬥，哲理名家，就職後厲行改革，大加擴充，本其曆年之蘊蓄，樂育國內之英才，使數年來無聲無臭生機殆盡之北京大學校，挺然特出，褒然獨立，延名師，嚴去取，整頓校規，祛其弊習。”“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各省士子莫不聞風興起，擔簦負芨，相屬於道，二十二行省，皆有來學者。”這確是反映了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盛況。僅從學校的發展來看，這時北大學生人數頓增，1912年學生注冊人數為八百多人，而1919年則達到兩千多人。北大自1907年（京師大學堂時期）至1929年23年間，先後畢業學生3822人，其中以1925年畢業生為最多（472人），其次是1923、1924和1926年，分別為390、342和327人，這主要是蔡元培主持學校期間，特別是五四後入學學生增多的緣故。教員人數也由1912年的53人增加到1918年的217人。這是北大發展的一個興盛時期。

　　1943年3月5日，周恩來領導的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懷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論，曾生動地描述了這一時期北京大學生機勃興的情景和蔡元培的卓越貢獻：

　　北大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然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時也就是他的所以辦學有成就，一由於他的民主作風，二由於他對青年的熱誠愛護。他的民主作風，重要的在於他對各種學術，各種思想的兼收並蓄，也在於他確能使學有專長的學者，辦事有創造性的幹部，在他領導之下，發揮其才能，施展其抱負。他創造了各種會議製度，如校務會議，教務會議，教授會議等等，凡事都讓大家有機會盡量發表意見，提出辦法。他對各院各係的負責人以及各教授，以學問及才幹為主，不問其他；一經聘定，就信任他，把事情全部交給他，不去多加幹涉。因此，那時的教授和職員，都一心一意做事教書，竭忠盡智的要把事情做好，書教好，做出成績來。沙灘文科大樓的第一院、馬神廟公主府的第二院和騎河樓譯學館的第三院，辦得各有特色，自成一格。踏進公主府，既富麗，又清幽，使人心曠神怡。跑到文科大樓（按即沙灘紅樓），左一間政治學會研究室，右一間“新潮社”辦公室，樓底下在趕印教授、學生們所辦的各種定期刊物，樓上麵是分門別類的各種圖書閱覽室，門房內則堆滿著各種各樣代售的雜誌，使人應接不暇。譯學館裏呢？那個頂大頂大的大禮堂上，不是今天有什麽學術演講，名人演說，就是明天有什麽學生大會，紀念大會，使人興奮，使人振發。蔡先生長校時的北大師生，真有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既活潑又愉快。這種氣象，這種生活，那得不令人懷念無已。蔡先生長北大時，對青年是充分表現了他“愛之能勿勞，忠焉能勿悔”的情懷。……被蔡先生這種民主作風和愛護青年的精神所籠罩著的北大，不僅成為中國新文化的發祥地，同時也成了中國革命優秀幹部的培養所。這就是北大永遠不能使人忘懷的原因。我們懷念北大，我們更懷念蔡先生。

　　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從基本的方麵說，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教育的客觀要求，因而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在北大的教育實踐中所體現出的大學教育思想，應該說在許多方麵是反映了發展教育的客觀規律。如他提出的兼容並包，思想和學術自由；重視教師質量，強調選擇教員要以“積學與熱心教育”為主，同時又充分尊重和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貫徹民主辦學的原則；吸收外國文化要重在創新，主張要融合中西文化並進行中西文化比較，反對盲目崇拜外國，反對單純模仿；主張以德育為中堅的體、智、德、美諸育並重，培養學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強調學生必須具備比較全麵、寬厚的基礎知識，主張溝通大學文理兩科，學生要相互兼習，擴大知識麵；教育要以學生為主體，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學生要以學業為主，並提倡服務社會，擔負指導平民的責任；鼓勵學生自由研究，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等一係列主張，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的，在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毫無疑問，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革新工作，其意義已超出了一個學校的範圍，為我國確立了近代意義上的大學，並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再次，蔡元培關於教育的許多論著，涉及麵廣，有思想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教育的客觀規律，是留給後世的寶貴的教育思想財富。

　　應當指出，蔡元培作為近代中國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源於他的豐富的教育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新式教育的客觀規律，對於我們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啟迪的意義。比如，他把具有“健全的人格”作為人才培養的目標，主張以德育為中堅的體、智、德、美四育並重的教育思想；主張：“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培育學生具有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的世界觀；主張尚自然、展個性的教育思想，重在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創造的能力；主張要敢於吸收世界先進文化，又要勿忘我性，重在消化和創新；倡導教育的平民主義取向，主張人人都有學習的權利和機會；主張要從國家實際出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的內容要從小學開始，分流培養，重在培養學生技能知識和動手能力；提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大力倡導美感教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進步主張；構建以學術為導向的“第二課堂”教育思想，等等。這些教育思想不但在蔡元培的教育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進步作用，而且在今天新的曆史條件下仍然有重要的借鑒價值，是值得我們珍惜的一份寶貴的教育思想遺產。

　　對待曆史人物及其思想和事業，重要的是要取曆史分析的態度。對待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同樣也要取曆史分析的態度。拿他在北大革新時提出的著名的“兼容並包”辦學思想來說，這在當時確是一個具有指導作用的辦學方針，同時也是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在當時曆史條件下，這一方針在扶植新文化新思想方麵所起的進步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就發展新教育和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來說，它又確實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和學術進步，因而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文化教育發展客觀規律要求的。我們對於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不僅要肯定它在曆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而且還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內涵中所蘊含的對發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在這一方麵，對我們則更具有借鑒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繼承性。

　　具體地舉例說，諸如：第一，這一辦學思想反映了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正確處理。這是發展學術常常遇到的問題。由於我國長期受封建思想的影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蔡元培並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而且是堅持學術與教育活動必須為民主共和政治，為振興國家服務，這是發展學術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又對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主要表現為：一是不以人廢言；二是反對用政治幹涉學術，反對封建文化專製思想，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這種對學術與政治二者關係的正確處理，既體現了蔡元培辦學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第二，這一辦學思想所體現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則，反映了發展學術、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規律。就學術研究而言，它實際上是探求真理的一個過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對性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有這樣的情形：今天被認為正確的事物，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認識的深化而成為謬誤，反之亦然。因而學術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種簡單的、絕對的標準加以限製和判斷。蔡元培曾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允許他們並存，自由討論。他認為，我國先秦時代思想界所以出現百家爭鳴這種“空前絕後之偉觀”，是因為“種種學說並興”、“相競相攻”，到漢武帝采董仲舒獨尊儒家之主張，遂使“諸家之說熸矣”。他極力反對這種“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的思想方法，反對封建性政治和文化專製對學術思想的束縛。這些認識應該說是比較正確地反映了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的原則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第三，這種辦學思想體現了發展學術、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民主領導作風。這方麵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這裏不再贅述。上舉數端，說明蔡元培辦學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麵，在今天仍具有現實的意義，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當我們根據曆史的實際，充分肯定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和現實意義的時候，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完美無缺的。應該看到“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曆史時代的產物，不能不帶有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禮記·中庸》篇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兼容並包”主張。但他對這裏所說的“道”，並沒有作出性質和內容上的明確限定，人們可以進行隨心所欲的理解；其“容”與“包”的對象，既可以是新的進步的思想、學說，也可以是舊的、落後的理論、流派。他自己曾認為哲學上的唯物論和唯心論可以並行無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並不矛盾，可以並行不悖。如果對這一辦學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麽就會是不分主次地把新與舊相互對立的東西包容在一起，這就否認了對立物的質的區別，看不到發展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抹殺了對立物的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也就抹殺了人們在新舊事物鬥爭中催新破舊的曆史責任。由此可見，“兼容並包”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概括，表現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中、調和的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鬥爭中的不徹底性。這種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學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實踐。事實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對世界大勢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對北大的整頓中始終堅持革新進步的方向，而不是讓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無原則的混合並存。“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所以能夠孕育出一個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約束舊事物和反對封建舊文化的結果。所以，具體就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或擴而大之就一般的曆史遺產的繼承來說，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內在的深層次的思想內涵，而不是要人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去重複舊的口號。

　　最後還要指出，蔡元培的人格力量是很感人的，他在學術界的人望也是同他這種人格的魅力相關聯的。任鴻雋在回憶中稱他具有“處處為人無我的真精神”。“凡與蔡先生相識有素，有相當機會觀察先生舉動行為的人，都可以承認不曾看見先生有過疾言厲色的時候。他這樣謙讓和藹，溫良恭儉，純是發乎自然而不是要拿這些道德來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蔡先生的對人接物，似乎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決不願意以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使人感到一點不快或不便。一個是承認他人的理性，以為天下事無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處理。”“但在公義一方麵，蔡先生確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絲毫不退、莫不假借的鬥士。”馮友蘭也回憶說，在蔡先生身邊，感同光風霽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種氣象。沐浴在這種氣象之中，就不能不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對青年學生的愛護也是很感人的，他愛惜人才，就是對低劣的學生也極盡教育的責任。有這樣一個例子：有一次，在北大西齋學生宿舍發生了一個男學生欺負女學生的事，蔡元培聽後大怒，痛斥了這個男學生，並召開學生大會，指出中國女子由於幾千年的曆史關係，有著某些弱點，男子對於這些弱點，絕不應當利用，而是應當同情，應當予以幫助，在戀愛關係上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主要的應由男子負責。結果，這個男學生被學校開除了。但蔡元培並沒有因此就對這個學生拋開不管，而是一直關心著這個學生的情況，並且曾幾次找他到自己辦公室來談話。這樣熱切的關懷與不倦的教誨，終於把一個被人視為桀驁不馴的青年，感化得力求上進了。蔡元培這種愛護青年、負責到底的人格精神，是值得後人崇敬和學習的。

　　蔡元培一生廉潔，自奉儉樸，生活清苦，直到晚年仍是全家租賃房屋居住，書籍也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沒有一個歸攏庋藏的地方。北大同人蔣夢麟、丁燮林、王星拱、胡適、羅家倫等人，曾發動蔡元培的朋友、學生贈款，集資建造一所房屋作為他七秩壽辰的賀禮。這個倡議很快就得到數百人的響應。1935年9月7日，蔣夢麟等聯名寫給蔡元培的祝壽箋說：

　　我們都是平日最敬愛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一日，是先生七十歲的壽辰，我們都想準備一點賀禮，略表我們敬愛的微意。我們覺得我們要送一件禮物給一位師友，必須選他所最缺少的東西。我們知道先生為國家，為學術，勞瘁了一生，至今還沒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書籍，也還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沒有一個歸攏庋藏的地方。因此，我們商定這回獻給先生的壽禮，是先生此時最缺少的一所可住家藏書的房屋。現在我們很恭敬的把這一點微薄的禮物獻給先生，很誠懇的盼望先生接受我們這一點誠意！我們希望先生把這所大家獻奉的房屋，用作頤養、著作的地方；同時這也可看作社會的一座公共紀念坊，因為這是幾百個公民用來紀念他們最敬愛的一個公民的。我們還希望先生的子孫和我們的子孫，都知道社會對於一個終身盡忠於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會忘記的。

　　蔡元培按照他平素的主張，堅決不同意這樣做，但麵對學生和友人的盛情厚意，難以堅辭。1936年1月1日，蔡元培作書回答，對友人“獎勵”之意深表感激，他謙遜地表示：“元培固沒有送窮的能力，但諸君子也不是席豐履厚的一流；伯夷築室，供陳仲子居住，仲子怎麽敢當呢？”“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緣故而決然謝絕，使諸君子善善從長之美意，無所借以表見，不但難逃矯情的責備，而且於讚成獎勵之本意，也不免有點衝突。元培現願為商君時代的徙木者，為燕昭王時代的駿骨，謹拜領諸君子的厚賜；誓以餘年，益盡力於對國家文化的義務；並勉勵子孫，永永銘感，且勉為公而忘私的人物，以報答諸君子的厚意。”這個計劃因不久全麵抗戰爆發，淞滬淪陷，未能付諸實現，但這反映了人們對蔡元培的深深敬重。

　　總之，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裏程碑式的傑出人物，在近代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