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十三章 大學區製的設想及其試驗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蔡元培出任大學院院長，繼續致力於教育改革。他鑒於中國教育官僚化的弊病，仿照法國教育行政製度，改教育部為大學院，並在全國推行大學區製。實行大學區製，改教育的官僚化為學術化，是蔡元培的一個教育理想。這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但希望通過改變個別具體製度的辦法，來達到改變國內教育狀況的目的，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這個主張也脫離了中國國情。所以大學區製試驗不久便告失敗。

　　一、出任大學院院長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蔡元培一度出任大學院院長，再次執掌全國性的最高教育行政職務。

　　1927年4月，蔡元培被委任為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他隨即仿照法國教育行政製度，同李石曾等提議變更教育行政製度，改教育部為大學院。法國在1920年以前，由大學院院長總管全國教育行政；1920年以後，才設置教育部。蔡元培受此影響，認為可仿此辦法來根治中國教育官僚化的弊病，他在《提議設立大學院案》中指出：“近來官僚化之教育部，實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為學術化，莫若改教育部為大學院。”1927年6月間，這個提議被采納，蔡元培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大學院院長。

　　根據《組織法》規定，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管理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設院長一人，總理全院事務；大學院設大學委員會，議決全國學術上一切重要問題；同時設立中央研究院及勞動大學、圖書館、博物院、美術館、觀象台等國立學術機關。蔡元培主張實行精兵簡政，“但求辦事上能增加效率，不因人設事，致成衙門化”，故大學院內的辦事機構僅設秘書處和教育行政處。

　　蔡元培所以要改教育部為大學院，是同他的教育獨立思想相關聯的。1928年1月他在《〈大學院公報〉發刊詞》中說：“民國紀元以前，管理學術及教育之機關曰學部，民國元年改為教育部。依教育一詞之廣義，亦可以包學術也。顧十餘年來，教育部處北京腐敗空氣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長部者又時有不知學術教育為何物，而專騖營私植黨之人，聲應氣求，積漸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詞與腐敗官僚亦為密切之聯想。此國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學院名管理學術及教育之機關也。”隨後，他又進一步指出，為了不重蹈北京教育部以官僚支配教育的覆轍，特闡明大學院的三大特點：“（一）學術教育並重，以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二）院長製與委員製並用，以院長負行政全責，以大學委員會負議事及計劃之責；（三）計劃與實行並重，設中央研究院為實行科學研究，設勞動大學提倡勞動教育，設音樂藝術院實現美化教育。此三點為餘等主張大學院製之根本理由。”這些都同他在1922年《教育獨立議》中所提出的教育事業完全交給教育家，保有教育獨立資格的主張相一致的。

　　按照《組織法》規定，大學院設立大學委員會作為最高立法機關。它由各國立大學校長、大學院教育行政處主任、國內專門學者五至七人組成。大學院院長兼委員長。當時的組成人員為：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誼、胡適、許崇清、高魯、楊杏佛、戴季陶、朱家驊、蔣夢麟、張乃燕、易培基、鄭洪年、張謹、金曾澄。大學委員會賦有推薦大學院院長，議決學術和教育方麵重大方案的權力。這體現了蔡元培以“學術化代官僚化”的主張，保持教育的相對獨立性。大學委員會的設立及其作用，是大學院不同於教育部的一個重要標誌。

　　大學院成立之初，蔡元培提出使教育科學化、勞動化、藝術化三項教育方針，作為今後的努力方向，即：（一）提倡科學教育，一方麵從事科學上高深之研究，一方麵推廣民眾的科學訓練，俾科學方法得為國內一般社會所運用；（二）養成全國人民勞動的習慣，使勞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農之勞，而勞力者亦可減少工作時間而得研求學識機會，人人皆須致力於生產事業，人人皆得領略優美的文化；（三）提起全國人民對於藝術的興趣，以養成高尚、純潔、舍己為群之思想。1928年5月，大學院在南京召開全國教育會議，蔡元培在開會詞中重申了這三點教育方針，並為會議所采納，寫進了宣言中。

　　蔡元培在大學院院長任內，仍然堅持他的革新、進步的教育主張，在推廣義務教育、社會教育、職業教育等方麵，都取得一定的成績。1928年2月21日，大學院通令全國將春秋祀孔典禮，一律廢止。令文指出：“查我國舊製，每屆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舉。孔子生於周代，布衣講學，其人格學問，自為後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點，曆代專製帝王資為師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籠士子，實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主義，大相悖謬。若不亟行廢止，何足以昭示國民。”五四新文化運動曾對當時的“孔教複辟”逆流發起了猛烈的攻擊，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思想界，但作為政府行為頒布禁止祀孔令，這還是第一次。

　　對於這個院令在當時社會上造成的震動和影響，周天度先生在其所著的《蔡元培傳》中，作了這樣的敘述：這在當時文化思想領域算得上一件大事。院令公布後，各地相繼發生毀孔廟、分廟產的事情，因而遭到一些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有人寫信給蔡元培，反對廢止祀孔，認為孫中山的學說，實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正統思想而發揚光大之，不相違悖。還有一個叫孫少元的孔教徒針對大學院這一改革，寫了一篇五千餘字的長文《廢孔祀抗議》，對蔡元培大張撻伐，攻擊他在院令中說孔子學說“尊王忠君”，是“斷章取義，詆毀先民。蚍蜉撼樹，多見不量”；推崇孔子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足資為師表”的人物，其人格學問，可“與天地參，並日月明”。他說：“民國初元，我國思想界尚風平浪靜。七八年後一時風起水湧，說者謂皆發源於北京大學。彼時北京大學尚未取得發號施令之資格，未嚐聞其如何昭示國人。惟據其成績之可見者觀之，養成偏重時代之思潮，已無可為諱。此思潮之結果，他方麵皆無所得，獨共產黨趁風使船，一日千裏，幾乎有混一中國之觀。……北京大學生之一幕，亦既焦頭爛額熱若此矣，今又化身大學院，據發號令之地，首以共產黨所欲辦而未辦之廢孔一事，昭示國民，是直恐國民搶前心理之不足，又從而現身說法，以為之倡導，登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影（彰），吾烏知夫大學院一幕之成績，不更駕前幕而上之乎？”孔子的七十七代孫孔德成更是心懷不滿，他給南京各部部長及各省省主席的一項通電中，指責蔡元培為了沒收孔府私產，“不惜蹂躪人權，提出非法處分”，提起抗拆，要求撤銷原令。這些保守派反對廢止祀孔的言論，恰恰足以說明蔡元培此舉在改革社會積習方麵所具有的積極作用。

　　當然，蔡元培在大學院院長任內最重大的舉措，是推行大學區製。他希望通過改變個別具體製度的辦法，來達到改變國內教育狀況的目的，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僅僅是一個善良的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二、大學區製的試驗及其失敗

　　在全國推行大學區製，是蔡元培的一個教育理想。早在1921年5月，他在《在愛丁堡學術研究會晚餐會上的答詞》中，就明確提出：“取法國大學區製，由各省設立大學，即由大學辦理全省內教育事業。”1922年3月，他在《教育獨立議》一文中，更進一步依據法國的教育體製，提出了在全國建立大學區製的具體設想，作為實現教育獨立的重要措施。他認為：“一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有學問的人團聚在一處，一麵研究高等學術，一麵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因而，蔡元培出任大學院院長的同時，就積極推行大學區製。

　　如前所述，大學院和大學區製，蔡元培都是以法國為模式的。法國在教育行政上全國劃分為17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包括若幹個州。各大學區裏都有一所大學。大學校長就是大學區的行政首長，代行中央主管區內的教育事務。大學校長由總統委任。一般都是遴選一個大學教授充任；但必須有博士學位，才能被任為大學校長。大學校長的職權，除主辦高等教育外，還要總理區內其他一切教育事業。這種教育行政製度優於省市教育廳局之處，在於以專家學者來領導教育。1927年6月初，蔡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員會呈請國民政府變更教育行政製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單元。呈文全麵闡述了實行大學區製的理由：“吾國年來大學教育之紛亂，與一般教育之不振，其原因固屬多端，而行政製度不良，實有以助成之。教員勤於誨人者已不多得，遑論繼續研究。欠薪累累，膏火不繼，圖書缺略，設備不周，欲矯此弊，自宜注重研究之一端。凡大學，應確立研究院之製，一切庶政之問題，皆可交議，以維持學問之精神，此製度之宜改良一也。一般教育之行政機關，簿書而外，幾無他事。其所恃以為判斷之標準者，法令成例而已，不問學術根據之如何，於是而與學術最相關之教育事業，亦且與學術相分離，豈不可惜！自宜仿法國製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區內之教育行政事項，由大學校長處理，遇有難題，得由各學院相助以解決之，庶幾設施教育得有學術之根據。此製度之宜改良者又一也。”

　　經國民政府核準施行大學區製，並決定在粵浙蘇三省試行。試行地區即廢止教育廳，以國立大學為教育行政機關。《大學區組織條例》規定：全國依現有的省份及特別區劃分若幹大學區，冠之以所在省或特別區之名稱，如浙江大學區、江蘇大學區等。每個大學區設校長一人，總理區內一切學術與教育行政事項。大學區設評議會為本區的立法機關；設秘書處，輔助校長辦理本區行政事務；設研究院為研究專門學術之最高機關；設高等教育部，管理大學各學院各事項；設普通教育部，管理本區中小學事項；設擴充教育部，管理本區社會教育事項。

　　按原核定，大學區在粵浙蘇三省試行，蔡元培等為慎重起見，決定廣東暫緩進行，先在浙江、江蘇兩地試行。8月初，浙江將省立甲種工業專門學校、甲種農業專門學校改組為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工學院、農學院，另籌備文學院，合三院組織國立第三中山大學。蔣夢麟被任為大學校長，同時成立第三中山大學區。同年夏，國民黨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議決定將江蘇省國立大學及專門學校，如東南大學、河海工程大學、上海商業專門學校、南京工業專門學校、江蘇法政大學、上海商科大學、江蘇醫科大學、南京農業學校、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等，合並改設第四中山大學，張乃燕被任為大學校長，同時成立第四大學區。1928年2月，第三中山大學改名為浙江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改名為江蘇大學，後又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大學區也分別改名為浙江大學區和中央大學區。

　　大學區製是在蔡元培主持下我國教育行政製度的一次大變革，是仿效法國教育製度進行的一次試驗。蔡元培主張仿效法國教育行政製，但也不是完全照搬，他也看到法國經驗的不足之處，如認為“全區教育事業，僅以校長一人為互相連貫之關鍵，尚未盡善”。因此，他參照北京大學革新的經驗，主張“應以全區教育之權，歸於大學評議會，評議會中可以收容多數人才，一方麵辦理大學，一方麵籌劃普通教育事業，必較之現在教育廳成效更多。因教育廳長之人才，至多可抵一大學教授，其他科長、科員等，自然不及廳長”。他認為這樣既可避免校長一人專權，又能發揮多數專家學者的作用。但盡管如此，中國同法國的國情畢竟有很大的不同。其一，法國經過了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教育界已一洗軍政之遺毒”，“又一掃教會之黴菌”，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製的國家，而這時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封建性的軍事獨裁國家；其二，國民黨內部派係傾軋，爭權奪利，使任何進步性的改革都難以順利推行。結果，大學區製試驗僅一年，就事與願違，不僅未能實現蔡元培所希望的使教育行政學術化，而且使學術機關官僚化，矛盾重重，陷入難以為繼的窘迫境地。

　　先是，大學院一成立，名稱就遭到多方非難。1928年2月，國民黨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時，中央執行委員經亨頤等人在提案中列舉大學院名分失當，要求“大學院製應即廢止”。而在8月召開的二屆五中全會上，經亨頤等再次提出設立教育部廢止大學院案。提案說：“大學院的機關，明明列在國民政府組織中，當然在國民政府之下，和其他各部院同一性質；何以大學院門前所懸的招牌，不稱國民政府大學院，大書特書而曰中華民國大學院？是否表示教育獨立，大學院和國民政府並列？過其門者均不解是何用意。難道教育獨立，必須獨立在國民政府之外？”他們提出：“大學院既非國民政府的教育行政機關，應於國民政府之下設立教育部，一麵將大學院明令取消。”有的人指斥中華民國大學院的名稱“不倫不類”，“究竟隸於國民政府乎？抑獨立國民政府之外乎？”要求“取消中華民國大學院，改設國民政府教育部。”蔡元培這時隻得表示：“改大學院為教育部，此事當聽大會解決，本人無成見。”結果決定以教育部取代大學院名稱。

　　繼之，大學區製也受到指責。1928年6月，中央大學區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發表一項宣言指出：“橘逾淮而為枳，一製度之適於甲地者，每不適於乙地。”曆數一年來大學區製試行結果的四大弊端：“一曰大學區製以事權統一之名，而得多所牽掣之實；二曰大學區製以通盤籌劃之名，而得偏枯專榮之實；三曰大學區製以精神集中之名，而得散漫懈弛之實；四曰大學區製以教育行政獨立之名，而得卷入政潮之實。”宣言強調說：“夫試行大學區製最大目標，厥為使政治學術化之一語。而一年以來，現象之呈露，無一而非為學術之官僚化。此為事實，良無可諱，蓋以現社會實情言之，則學術之空氣未濃，而官僚之積習方深。以學術機關與政治機關相混，遂使清高學府。反一變而為競爭逐鹿之場。組織愈大，糾紛愈多。把持壟斷之風，操縱傾軋之習，一切興風作浪，凡腐化官僚之伎倆，幾於畢具畢肖。……大學自身既阢隉不寧，而中小學受其影響，又豈能完全發展？”這雖直接是針對大學區製的，但在間接上也反映了國民黨政治的痼疾。

　　正當大學區製遭到激烈反對的時候，在如何處置北方地區教育的問題上，蔡元培和李石曾之間發生了意見衝突，使矛盾更加複雜化。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東北和華北地區仍由奉係軍閥張作霖割據。張作霖初進北京時，就把具有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視為眼中釘，屢加摧殘。7月，奉係軍閥政府教育部提出改組計劃，決定取消北京大學，將北京的國立九校合並成立所謂京師大學校。按照《國立京師大學校組織綱要》規定，原國立九校的每個學校改為京師大學校的一個科，北大則分為兩個科。原北大的文、理科改為京師大學校的文理兩科，原北大的法科各係合並到原北京法政大學，稱為法科第二院。京師大學校校長由軍閥政府教育總長劉哲兼任。京師大學校實行一套極端腐朽的教學製度，強迫學生讀經文，學闈墨；為了維護封建道統，竟下令男女學生要分座聽講。原北大的教授隻剩下十之二三，新教員多是由奉係軍閥的昏庸官僚兼任。這使北大由原來的資產階級辦學道路向封建主義的辦學道路倒退，學校的教學和科學研究都受到了嚴重摧殘。同時，他們在政治上采取高壓政策，校內進步組織被摧毀殆盡。師生們將這段時間稱之為“穢風腥雨，暗無天日”的黑暗時期，迫切要求改變現狀，恢複北京大學的原貌。

　　1928年4月，國民黨的北伐軍占領北京。北京大學師生從這時開始進行複校運動。由於蔡元培和北大的曆史關係，他對恢複北京大學的名稱是持積極態度的。1928年6月初，蔡元培以大學院名義向國民政府提議恢複北京大學名稱，呈稱：“北京大學在教育經過中有悠久之曆史，上年北京教育部並入師範、農、工、醫、法、政、藝術等科及女子師範大學、女子大學，名曰京師大學。現在國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師之名，絕對不能沿用。擬請明令改京師大學為北京大學，並懇任命校長，以重責成。其內部組織，統由新校長擬具辦法，呈由職院核定，借謀整頓，而促進行。”據當時報紙報道，當國民政府常委會開會討論時，曾同意蔡元培關於恢複北大名稱的提議，並議定由蔡兼任校長。但由於國民黨內部派係傾軋，李石曾一派為圖北方教育大權，極力排擠蔡元培一派（北大）；蔣介石集團畏懼北大的民主傳統，對蔡元培存有疑忌，左袒李石曾一派，因而及至國民政府委員會正式討論時，通過了李石曾一派提出的將京師大學校易名為中華大學的提案，仍由蔡元培兼任校長。蔡元培對此是不滿的，表示不願就中華大學校長職。在蔡元培的固辭下，6月19日，改由李石曾、李書華為中華大學正、副校長。六月下旬，蔡元培以大學院院長名義，派高魯、李書華、肖子升等人接收北平各國立學校。消息傳來，北大學生大嘩，認為這種改組無異於京師大學校，表示堅決反對。8月16日，南京政府迫於輿論的壓力，又將中華大學改稱為北平大學，通過了《北平大學區組織大綱》，實行北平大學區製。大學院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由於大學區製在浙江等地實行已出現許多問題，蔡元培不同意再行設立北平大學區，後因李石曾的堅持，遂被通過。李石曾並正式被任命為北平大學校長，從而奪得了北方教育大權。按照組織大綱規定，將原北京國立九校和天津國立北洋大學合並成立國立北平大學，下分設各科學院；裁撤河北省教育廳，而以河北省教育行政劃歸北平大學管理；設立大學委員會北平分會為北平大學最高評議機關。按照組織大綱的規定，北京大學文科與河北大學的文科合並，稱作北平大學文學院，北大理科單獨改為北平大學理學院，北大法科與法政大學合並稱北平大學法學院。原北大第三院校址用作辦文、理兩個預科。由張鳳舉、經利彬、謝瀛洲分別擔任文、理、法三院院長。這種體製和原來的京師大學校相似，仍然無視北大師生的複校要求。這個改組措施遭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

　　如前所述，大學區製實行以來，由於國民黨內部派係爭鬥，黨閥擅權，因而流弊叢生，引起各方的不滿。江蘇省的中央大學區製實行未及一年，大學區內的中等學校聯合會即以“經費分配之不公”、“行政效率之減低”、“釀成學閥把持之勢力”等弊病，多次要求南京政府改弦更張，變更大學區製的辦法。而北平大學區製實行後，同樣受到北大、北師大、女師大、法大等校學生的反對，其中尤以北大最為激烈。

　　大學區製實行的結果，和蔡元培的預想完全相反。這並不全是大學區製本身的利弊問題，而根本的原因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腐朽性。由於大學區製受到各方麵的反對，蔡元培於1928年8月請辭去大學院院長等本兼各職，攜眷離開南京，到上海定居。10月，南京政府準其辭職，任蔣夢麟為院長。不久將大學院改為教育部，但大學區製仍繼續實行。

　　這時，北大師生的複校運動又有了新的發展，至1929年9月，由於各方激烈反對，教育部先後停止試行大學區製。這樣，新製僅試兩年時間，便告夭折。

　　蔡元培從改革中國教育製度、根治教育機關官僚化弊端的良好願望出發，推行大學區製，但由於脫離了中國國情，這個理想終究歸於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