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十一章 麵向社會的職業教育思想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涉及教育的各個領域，有著豐富的思想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他作為近代中國職業教育的重要開拓者之一，為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十分強調發展麵向實際需要的職業教育，講“有用之學”。他在這方麵的許多重要見解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借鑒的。

　　一、興業救國的職業教育主張

　　職業教育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近代中國被西方的大炮轟開國門後，麵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洋務派，為強兵目的而開始興辦一些工廠，實行引進機器的工業生產製度，因而需要有一定文化知識和技能的勞動者和管理人員。從這時起，一些有識之士如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在倡言振興商務、發展農工商礦業的同時，要求興辦新式學校，培養實用人才。於是，實業教育、職業教育逐漸釀成潮流。

　　蔡元培對比西方發達之途，深感中國積弱積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實業不發達。“行於野，農所服者，先疇之畎畝也。遊於市，工所用者，高曾之規矩也。”這就是說，農業仍然因襲數千年來的耕作習慣，所謂工業也還是傳統的手工操作。這就使得“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甚多，而國甚貧”。他由此主張，發展實業，推行職業教育已成為當務之急。

　　這時封建科舉製度的弊端已暴露無遺，發展學校教育、培養實用人才已提上日程。蔡元培認為：“今天下誌士，所抵掌奮譚，為保國強種之本者，非學堂也哉。”他力主學堂要講有用之學，革除那種無益於國之科舉製藝，而今書院、私塾仍然“專課舉業，無裨實用”，因而他主張“一概改訂課程，按應設之中小學堂等辦理”，要求“怵然脫應試求官之積習，而急致力於有用之學矣”。蔡元培很有信心地認為，革除種種弊端，隻要“實事求是，豈難也哉”。

　　蔡元培在這裏所講的“有用之學”，是指農工商等實業之學。他認為，發展實業教育有助於國家急需的農工商業的進步，以圖改變國家貧弱受侮之命運。他希望諸生明了“工食之理”，“農者，耕牧之工也。工者，製造之工也。商者，貿易之工也”。一個國家沒有發達的農工商業，就難免受治受侮於人，“以我中國所以以四萬萬之眾，而亟見侮於外國，以釀成亡國亡種之禍也”，實源於此。他殷切期望：“諸生有誌為士，當思自有生以來，一切養生之具，何事不仰給於農工商，而我所以與之通易者，何功何事？”他提出“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勉勵學子掌握有用之學以安身立命，報效國家。

　　1901年10月，蔡元培在《學堂教科論》中，把教育分為普通、專門、實業三類，實業即職業教育，包括農工商醫天文等。把職業教育作為教育的一種類型、一個組成部分，顯示了他對職業教育的重視。他認為從普通初級直到專門教育需十餘學年，如果寒微之家急於生計者，可從普通初二級後調入實業學堂，這樣卒業後“足以持生計而不匱矣”。他顯然也把職業教育作為青年就業維持生計之策。他後來針對高小學生畢業後不能悉數進入中學的問題，提出“為中學生籌救濟，當注重職業教育”。他認為中等教育有三種功能：一是在小學教育基礎上進行普通教育；二是高等教育之預備；三是培養職業應用能力。他主張小學後即可分流，一方麵為中學校的普通教育，另一方麵是建立中等之農工商業學校，養成適應職業的能力。這樣做，既能解決人民的生計，又能滿足發展農工商業的需要。他說：“我國地產極富，各種工業必將次第建設。建設工業非徒恃有少數之工學士，而亦恃多數工人均有工業上普通智識。”

　　基於上述認識，蔡元培把職業教育的社會功能概括為：“一方為人計，曰以供青年謀生之所急也；一方又為事計，曰以供社會分業之所需也。”這裏所說的“事”，既指社會所需的職事，更指他所期望的發達的工農商等實業。這樣，發展職業教育，既能急人民之生計，又能滿足發展實業所需的有技能的勞動者；既能減輕人口壓力，緩解輟學、失業等社會問題，又能把豐富的地寶轉化為現實的社會財富，達到富強國家的目的。

　　蔡元培對職業教育的重視，也表現在他民初出任教育總長時提出的新教育宗旨上。1912年2月，蔡元培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針對清末學部製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書、尚實五項為封建統治服務的舊教育宗旨，提出“公民道德、實利主義、軍國民、世界觀和美育”五育並舉的新教育思想。依據蔡元培這一教育思想，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這樣，就明確地把實利教育作為新教育的宗旨之一。

　　蔡元培倡導的實利主義教育，主要指智育，但由於他提倡實業化，使學生所學的知識具有就業的本領，因而包含了他的職業教育思想，也就是後來發展演變而成為的職業教育。它是“以人民生計為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學術，悉寓於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認為在實利主義教育（指智育）的課程設置上，要增加應用性的分量，國語國文有40%以上是實利的；曆史、地理也是實利的；自然科學如算學、物理、化學、博物學則當然是實利的；手工也是實利主義的。這體現了普通教育與職業知識技能教育相結合的要求。蔡元培認為對1906年清朝學部製定的教育宗旨，要摒棄其“忠君”、“尊孔”等違背共和體製的條款，“尚實”等仍可保留，“尚實，即實利主義也。”

　　蔡元培的實利主義教育思想，與社會發展的要求相適應，獲得教育界的廣泛讚同，對職業教育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1917年，蔡元培的學生、我國著名的職業教育家黃炎培組織中華職業教育社，專事提倡和推廣職業教育。從此，“職業教育”成為教育界廣泛認同的通用名稱。黃炎培的職業教育事業得到蔡元培的關注和支持。1931年2月，蔡元培、黃炎培等42人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中，在積極推廣職業教育的同時，還要求政府下令創辦職業補習教育，以增進職工服務技能，建立發展改良實業的根本。這種近似繼續教育的設想，擴展了職業教育的範圍。對於蔡元培的支持，黃炎培後來回憶說：“時吾方倡職業教育於南方，其始頗不為人諒，惟吾師能知我，既共列名發起，複時進為之張目。數度當眾演述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之艱苦，當時論尤龐雜時，矢石雨集，吾師乃身為之蔽，任評議會主席且十年，有會集必至。”這真實地反映了蔡元培對職業教育的重視，近代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確是同蔡元培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

　　這裏還要指出，蔡元培倡導職業教育時，還十分關注和重視女子職業教育。男女平等，男女都有同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這是蔡元培一個基本的社會理念。“今之世界，女子職業，可與男子相同”，就反映了他的這一進步主張，他深感“我國婦女，向未以職業為重”，遂在家庭和社會中失去應有之地位，成為男子的附屬品。在他看來，“能為而不敢為，失職，即失權也；可得而不能得，失權，亦失職也。二者互相持以完成其自立者也”。他提出：“婦女職業，非僅關係家運之榮枯，即社會組織亦多利賴。”顯然，他是把婦女受教育和就業，看作是衡量社會進步的一個尺度。因此，蔡元培十分關注女子職業教育，認為當時對女子還偏重普通教育，這是否適合於中國目前需要，實為絕大疑問，他要求“對女子教育，須多方宣傳，盡量設施，其職業種類，應以在不妨礙家庭生活之下，提倡社會服務為原則”。這對於促進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以至增加社會財富，都有積極的意義。

　　二、麵向實際培養合格的職業人才

　　蔡元培在推廣職業教育時，還誠摯地希望人們改變舊的就業觀念。他說：“吾國自古以來，職業觀念錯誤，以致埋沒人才。要知職業無貴賤大小，都為平等。有利於人群者，即為正當職業。”他認為，隻要是正當職業，就應得到社會的尊重，就會對社會有所貢獻。早在五四時期，蔡元培就發出“勞工神聖”的呼聲，呼籲社會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他大聲疾呼：“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修的顧問谘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慷慨陳詞，振聾發聵，給勞動者以自立、自強的信念。因此，他強調：“選擇職業標準，最高原則，應視社會需要，以大眾幸福為前提，不可以個人安樂而損害公眾。”

　　在蔡元培看來，隻要堅持從社會需要出發，職業教育的發展就會有良好的前景。他認為，“人生之目的，為盡義務而來。每個人必有一定職務，必做一番事業，此謂之職業。”事實上，“我國大多數的人，都是想求職業的，或者是已經得到了職業，而沒有本領去做，這便需要職業教育，教給他們本領。”蔡元培十分關注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狀況，他稱農為樹藝之工，認為我國雖號稱農業立國，而現實卻是農事不修，農智未啟，“窮弱愚昧，一盤散沙”，以至堂堂農業大國，衣食大源，竟然仰給外人。他深刻指出：“欲發達工商業，非提[振]興農業不可。工非農，材料之產出無資；商非農，運輸之功何用？故農業者，工、商之本，強強之基也。”他警示世人摒棄輕視農業的觀念，充分認識“提倡農業者，為今日富強之唯一良策也”。對於當時凋敝的農業，蔡元培提出要早圖挽救之策，否則後患難以設想。他認為應當對從事農業勞動者進行職業教育，增進其知識技能，明耕牧之理，有立國之才，他視此為根本大計。為此，他強調要有直接之設施，要擇地創立鄉村式男女職業學校，采取日、夜、星期職業補習學校等多種形式加以推廣。後來他還主張“農村劃區設校”，“各地須指定相當地點，試辦農村改進，以改良整個的農民生活為目的，然後逐步推廣”。由此可見，蔡元培對改進農業和農民職業教育，是極為重視的。

　　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矛盾和悖理的現象，引起了蔡元培的關注和思考。1917年1月，蔡元培在參與發起並為其起草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中曾指出：“興學二十餘年，全國學校亦既有十萬八千餘所，何以教育較盛之區，餓莩載塗如故，匪盜充斤如故。”“何以國中自小學以至大學，學生之畢業於學校而失業於社會者比比。”甚至實業學校、專門學校，“其十之六七，乃並一啖飯地而不可得”。對於這種現象，他悲憤地說：“教育幸而未發達未普及耳，苟一旦普及，幾何不盡驅國人為高等遊民，以坐待淘汰於天演耶。”當然，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當時深刻的社會危機，但就教育而論，蔡元培等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教育嚴重脫離實際，與社會的需要相脫節。他們僅就職業教育中的弊端以解此症結，認為原因有三：一是“設置拘統係而忽供求”，舉辦職業教育，不作任何調查，不了解社會對此的訴求，片麵追求專業門類齊全，表式完備，上以是督，下以是報，對於時空需求，均在所不計；二是“功課重理論而輕實習”，雖不少學校加設農商科，實農無農場，商無商品，不過加讀些教科書，結果成為農業國文（指書本知識）而已，而今之學生，有讀書之習慣，無服勞實習之習慣；三是“學生貧於能力而富於欲望”，實習非注重，則能力無自養成，學力不足，而欲望有餘，任重有所不勝，位卑有所不屑。這種教育的弱點，造成實業學校畢業生失業紛紛之怪現象，此種病根實始於普通教育，因此他們提出，改良職業教育，必同時改良普通教育。他們主張學習歐美職業教育，使“學校無不用之成材，社會無不學之執業，國無不教之民，民無不樂之土”。他們強調舉辦職業教育要密切地從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對於“今時之社會，所需者何業，某地之社會，所需者何業，必一一加以調查，然後立一校，無不當其位置，設一科，無不給其要求，而所養人才，自無見棄之患”。1930年7月，蔡元培在中華職業教育社第十一屆社員大會開會詞中又一次提出，舉辦職業教育要“考察社會和職業的需要，就能力之所及，開辦職業學校，予將服務或已服務工商界的人準備以補習的機會，並辦職業指導所”。他說：職業教育的任務，是“去教給他們本領，使得能做事，有飯吃，和培養人才，使社會有得用”。在蔡元培看來，隻有從社會的需要出發，才能辦好職業教育；隻有同實踐相結合，才能培養出合格的職業人才。

　　如何培養出合格的職業人才，是蔡元培倡導職業教育中極為關注的一個問題，也是他的職業教育思想的重要體現。他認為，培養合格的職業人才，不僅體現在專業設置和布局上，而且要貫穿在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上。他在這方麵提出了一些具有指導性的意見和見解，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的。

　　首先，蔡元培強調，做事要先做人，職業教育同樣要以道德為中堅。他說：“教育的起源，雖然是職業的意思，但在普通中、小學校教育職業化是可以的，不過不是專為職業，而注重於修養品行。”他明確反對那種把職業教育同道德修養對立起來的極端實利主義傾向，他表示：“惟今日實利教育之趨勢，殆有以致用諸科為足盡教育之能事，而屏棄修養心性之功者，則未敢以為然也。”他明確指出：“欲提倡實利主義，必先養其道德。”這就是他一向主張的：“德育實為完成人格之本。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達，適足助為惡，無益也。”所以，無論在任何教育領域、教育層次，都要以道德教育為中堅。

　　蔡元培十分重視在勞動者中進行道德教育的工作。早在1916年3月，蔡元培在法國參加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並任中方會長。當時正處一戰期間，法國為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從中國招募大批華工赴法，作戰地服務和後方保障之用，但在這批華工中也存在諸如生活待遇和教育等問題。在蔡元培主持下，華法教育會為維護華工的權益做了許多工作，並開辦華工學校，對他們進行文化和科學知識教育。蔡元培還為他們編寫《華工學校講義》共40篇，其中關於德育內容的共有30篇，占了絕大多數。他還親自為師資班講授。從1916年8月起，講義分篇在《旅歐雜誌》連續刊載。1919年8月，在巴黎印成書。1920年9月，北京大學新潮社將此講義輯入《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此後，全國通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均選取其中如《舍己為群》、《理性與迷信》、《責己重而責人輕》、《文明與奢侈》等篇為課文。時人曾對此評說道：“對先生平日之人格與學問，所修養者至深，故其所言，簡而深，平而切。工餘讀之，身體而力行之，則道德與知識，不期而日進於光明。此誠華工淑身之本，而自立之源也。”由此可見蔡元培對職業者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視。

　　蔡元培認為，學生除了應具有良好的社會道德外，還要有職業德行修養。職業道德，最重要的是要樹立起“服務社會”的意識。如前所述，蔡元培始終認為，社會各種職業，隻有分工不同，無貴賤大小之別，無論從事何種職業，都要加以尊重。隻有自尊、自重，才能自立、自強於人。他教導學生：“諸位須知現在求學，是為將來服務社會的預備，若學得不完全，將來不能有貢獻於社會，便是辜負了社會的培植，與欠債不還一樣。”“今日的學生，就是將來改造社會的中堅人物。對於讀書和做事，都要有一種誠心，凡事隻要求其盡責在我，不可過於責人。”在他看來，人生貴在對社會的奉獻，而不是為個人的安樂而來。有了“服務社會”的職業道德觀念，就會對所學的專業精益求精，將來在職場上也會兢兢業業，用最好的服務和業績回報社會。

　　其次，蔡元培強調職業教育應注重實踐，把知識與技能緊密地結合起來。學校不是單純傳授知識之機關，還要培養學生動手和實踐的能力，職業教育更應如此。蔡元培十分重視職業教育中實習課的比重，認為學生通過應用、操作，掌握技能，使所學知識轉化成為實際的工作能力。1916年他從歐洲回國，在杭州停留時考察一所實業學校，閱其教本殊無異普通學校教本，而實習時間每周不過16小時，比起法國此類學校，半日實習，半日授課，實在顯得太少。他還專門在甲種農業學校演講中介紹法國農業學校重視實習的經驗：“彼法國中等農校，關於實習，非常注意。實習時間，除每周十餘小時理論外，皆為於農場實習。或於上午聽講筆錄之，下午施之於實驗，由是理論與實驗，相輔而行。理論之所不及者，而實驗可以補其短。而反觀當時的中國，情形正好相反。”“雖有研究學理之事實，不能與耕夫同操作，乏實習之功夫。”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像這樣農業學校之教育，根本無法達到振興農業的目的，要想使中國農業的前途有望，就應當在學校教學中重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把知識和技能有機地結合起來。他還認為，造成我國教育中輕視實踐的一個原因，是同長期以來儒家所宣揚的士為四民之首，輕視勞動、輕視實踐的傳統有關，所以他提出：“宜打破尊士陋習，教員能共同操作，學生能忍苦耐勞，斯可矣。奈何吾人受毒已深，埋頭抱膝，據案以吟，盡人能辦；若胼手胝足，入場操作，未有不抱怨以去者。苟不得此種教師，而僅責學生實習時間加多，於情於理，均未有以濟。”這在當時確是石破天驚的一個深刻見解，又是切中時弊的“救濟之法”。

　　再次，在職業教育中還要正確處理普及與提高的關係。蔡元培把學與術作了區分，認為術屬應用科學，強調其實用性，應當使這種應用學科職業化，大力推廣職業教育，他曾介紹法國職業教育之發達，“無論何種職業，均辦有此種職業學校。小者易者，如理發，如擦靴，亦莫不各就自己之職業，各設學校以教授；大者難者，可勿論矣”。在他看來，職業教育是為青年謀生計出路，為職業提供有用之才，應當普及，但這絕不是說職業教育不需要提高。他認為，技術同樣離不開學理研究，“要是但知練習技術，不去研究學術；或一國中，練習技術的人雖多，研究科學的人很少，那技術也是無源之水，不能會通並進，發展終屬有限”。他舉例說，中國固然要有好的技師、醫生、法官、律師等，但要在中國養成許多好的技師、醫生等，必須有熟練技能而又深通學理的人，這不是依樣畫葫蘆能夠做到的。所以他提出“不可忽視學理”。

　　為了提高我國的職業教育，蔡元培還提出“宜由公家派遣實業生赴歐留學”並“宜預訂一種契約，須盡義務若幹年”。他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經驗，改進我國的職業教育。

　　總之，蔡元培以人民生計和振興國家實業為中心，積極倡導和推廣職業教育，雖然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他的職業教育理想不可能得以完全實現，但他作為近代中國職業教育的重要開拓者之一，為我國職業教育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他在這方麵的許多重要思想，反映了發展職業教育的內在要求，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