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十章 倡導平民教育的社會教育思想

　　社會教育，是指學校以外的文化教育機關（如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展覽會等）對人民群眾和少年兒童進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通過這些活動促使科學文化知識普及化，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

　　蔡元培是我國近代社會教育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不遺餘力，而且經他倡議在國家教育行政中增設專門機構，使社會教育成為國家教育行為，成為國家教育係統的一個組成部分。經她倡導，社會教育在當時國運艱難的情況下得以延續，並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正如他的繼任者範源廉在國務院宣布政見時所宣稱的：蔡前總長對於整頓教育之辦法，首重社會教育，蓋共和國體貴在人人有普通之智識，本總長當接續進行。由此可見蔡元培對社會教育的重視並得以延續。他對社會教育的倡導及其為此發表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很有曆史價值和現實借鑒的意義。

　　一、“而後無人無時不可以受教育”

　　重視社會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大特色。他出任民初教育總長時就提出：前清“學部有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我為提倡補習教育、平民教育起見，於教育部中增設社會教育司”。這就在國家教育行政機構中確立了社會教育的地位。為此，教育部專門通電各省，籌劃社會教育進行辦法，電稱：“現在國體變更，非急謀社會教育之進行，不能應時勢而收速效。本部社會教育司現分三科，第一科主辦宗教禮俗，第二科主辦科學美術，第三科主辦通俗教育。此對外官製尚未議定頒布，各省教育司對於社會教育一項，亦應有暫時辦法，以謀急進。京師學務局已設立通俗教育科，由部核準開辦；各省是否應行仿此辦法，先設一科，或三科分設，應請飭由該教育司酌量地方情形，悉心籌劃，妥為規定，電部查核。”對社會教育工作作了認真的部署。1916年12月，蔡元培從歐洲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曾應邀到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講演。他在講演中對這個成立不久的研究會在通俗教育方麵所做出的成績，倍加稱讚，並強調“竊以通俗教育在二十世紀中，實為當務之急”。這裏所說的通俗教育，就是對平民的社會教育。他主持北大期間，主張學校向社會開放，招收旁聽生，舉辦夜校、補習班，使人人都能進來學習；鼓勵學生走出校門，從事平民教育。後任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時，同樣在大學院內設立社會教育處，並通令各省，規定社會教育的經費應占全部教育經費的20%～30%，以有效地推動社會教育工作。蔡元培如此重視社會教育，使它在整個國民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同他積極倡言平民教育，冀望教育獲得普及的理想相聯係的。蔡元培委身於教育事業後，一直倡言平民教育。他所說的平民教育，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他在民初倡議教育部設立社會教育司時就提出：“以為必有極廣之社會教育，而後無人無時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謂教育普及”。他認為，“世界各事之進步，其動因皆由於有不平者而欲使之平”。他看到“挽近因貧富之不平，而起勞動家與資本家之糾訟。蓋因少數之資本家役使大多數之勞動家，以增殖其產業。而勞動家乃轉不免於凍餒，其不平也實甚”。於是有社會主義的發端，共產主義的實驗，但都還未能實現其初衷。他雖然認識到“蓋貧富階級，最不易消弭也”，但又把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現象，歸結於“彼勞動家之失敗，由於未受平等之教育”。這雖然還不能正確說明勞動家與資本家對立的根本原因，教育也不是能夠消弭貧富差別的根本方法，但他關心下層群眾，希望通過普及教育來改變他們的命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蔡元培正是從這裏提出，要“濟教育之不平，而基於普及”。社會教育“所研究者即此使不平者漸躋於平之義也”。應當說，這是蔡元培熱心社會教育的一個重要基點。

　　其次，是同他引進西方先進經驗，提高國民素質的願望相聯係的。近代中國的先進分子憤於國勢衰微，開始把目光轉向西方，尋求出路。其中，德國以它的軍事強國地位和完備的教育製度，逐漸引起國人的注意。洋務派思想家鄭觀應在1874年問世的《易言》中就說：“泰西各國，學校規製大略相同，而布國（指普魯士）尤為明備。”而他在其名著《盛世危言》（1894年）中，主張中國按西方經驗建立新式教育製度，在書中盛讚德國的教育製度。他說：“蓋其國之製，無地無學，無事非學，無人不學。……德國書院（指學校）如此其多，教化如此其備，宜乎人才輩出，方興未艾，而高執歐洲之牛耳也夫。”類似推崇之詞，在當時的一些著述中並不鮮見，這當然會對以教育為職誌的蔡元培產生影響。1907年蔡元培留學德國期間，留心考察德國的教育製度，並翻譯過諸如《撒克遜小學（國民學校）製度》、《普魯士學製》等關於德國教育製度的材料。蔡元培回國後在他的教育活動中，也常常以德國的教育製度和經驗為例，闡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我國教育製度的願望。他在談及社會教育時，曾說：“近時歐西各國，義務教育雖已甚完備，然此製僅施全國學齡之兒童，且所授者僅為初級之普通知識。若高深之學術，則仍為有力者所壟斷。各國賢者，已圖力矯此弊。”緊接著他專門介紹德、法等國的經驗，即以普及的社會教育使失學、失業及在職的人員都能享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育，他說：“鄙人在德國時，嚐見彼邦之大學生徒，每於校外出其所長，教授一般工人以實用知識或外國語言。至法國則有所謂平民大學，為大學教員所組織，專在夜間講演，無論何人均得入校聽講，不因貧富年齡之故稍有歧異。”

　　蔡元培視德國為教育興國的榜樣。他認為，一個民族如果不能人才輩出，教育普及，沒有高素質的國民，就將是一個無望的民族。他在1930年的一次演講中就以德國為例說明學術、教育對於國家興衰的關係，他說：

　　一個民族或國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腳，而且要光榮的立住，是要以學術為基礎的。尤其是，在這競爭劇烈的二十世紀，更要依靠學術。所以學術昌明的國家沒有不強盛的；反之，學術幼稚和知識蒙昧的民族，沒有不貧弱的。德意誌便是一個好的例證：德人在歐戰時力抗群強，能力固已可驚；大敗以後，曾不十年而又重列於第一等國之林，這豈不是由於他們的科學程度特別優越而建設力強所致麽？

　　蔡元培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他清醒地指出，中國今日，外則強鄰四逼，已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內則政治紊亂，民窮財匱，國家的前途實在太危險了。他認為，我們以後要想雪去被人輕視的恥辱，恢複我們固有的光榮，隻有從學術和教育方麵努力，提高我們的科學知識。但是，當時中國教育的現狀卻是十分嚴峻的，蔡元培指出：“顧三四十年來，鄉裏兒童就學者，不過十之二三，失學者十常七八。以如此多數失學兒童，俟其成年，再行施教，難免事倍而功半。但欲一一納諸學校，非惟現在國家財力容有未逮；即兒童本身，往往因貧困而不得不工作以求生，雖欲入學而勢亦有所不能；是我大多數之國民，永無識字讀書之機會矣。”為了解決這樣尖銳的矛盾，他一方麵提出要“力行義務教育”，他在大學院院長任內，曾要求各地製定本地區實施義務教育的計劃，並規定在兩年內減少失學兒童20%；另一方麵，大力提倡“推廣民眾補習教育”，鼓勵大學師生盡量走出校門，開辦平民學校，作為一項補救辦法；同時他要求各種社會教育機構要在自己的活動中增加文化科學知識的含量，以利於提高國民素質，有助於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正如蔡元培在1931年6月《談今後的教育方針》中所說的：“社會教育本為灌輸知識之一種良好方法，但過去並未十分注意於其設備之目的，致社會反受許多不良之影響。今後一切展覽會的陳列，民眾教育的布置，以及各種遊藝場所的演唱，均須以貫注科學知識、指導生產技術為目標，以收增加生產之效果”。

　　再次，是同他主張大學向社會開放，大學與社會互動的教育思想相聯係。蔡元培反對“衙門式”的辦學，反對把大學看作“隻有大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觀念和做法，主張大學“人人都可以進去”。同時，他認為大學生負有服務社會、轉移風氣的責任，而普及社會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天學校長期間，一方麵，經他提倡，在校內開辦校役夜班、平民夜校，這不但使校內工友有學習的機會，而且學校附近的平民及其子弟也能入北大讀書。這兩個夜校開學典禮時，蔡元培都以來賓身份出席並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他認為校役夜班的開辦，是北京大學改變的第一步，“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都能享受這種權利才好”。另一方麵，他鼓勵學生走出校門，從事平民教育。當時以北大學生會名義舉辦的平民學校，從校務管理到教學工作，都是北大學生擔任，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19年3月鄧中夏等發起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就受到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影響。蔡元培對於平民教育講演團也十分重視，他說：“平民教育，用講演的形式與平民以知識，也是一件好事。”並把它作為養成學生服務社會精神的重要途徑。

　　1921年2月25日，蔡元培在《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中，對學生從事平民教育的活動，做了這樣的描述：“五四以來，學生多組織平民學校，教失學的人以普通知識及職業，是一件極好的事。吾見北京每一校有二三百人者，有千人者，甚可樂觀。國家辦教育人力與財力均難，平民學校不費特別的人才與財力，而可大收教育之效，故是一件很好的事。”生動反映了這個時期學生從事社會教育的情景。這樣做，不僅有利於普及教育，而且也密切了學校與社會的聯係，溝通了知識分子與下層群眾的接觸，增強了他們的服務意識和責任意識。正如蔡元培所說：“北京大學教授與學生擔任科學講演，及創辦平民學校，並發行白話書報，以增進平民知識。遇有國家重大事發生時，普通人不注意，北大學生們大聲疾呼，為國民先導”。

　　二、社會教育的宗旨及其實施

　　1927年蔡元培出任大學院院長後，又一次闡述了新教育的意義，並把它概括為養成科學的頭腦、養成勞動的能力和提倡藝術的興趣這樣三項內容。後在1928年5月15日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開會詞中，又把這三項內容作為教育方針提了出來，他說：

　　當大學院成立之初鄙人對於教育方針，曾經提出三點，認為今後亟須努力進行者：一、提倡科學教育，一方麵從事科學上高深之研究，一方麵推廣民眾的科學訓練，俾科學方法得為國內一般社會所運用；二、養成全國人民勞動的習慣，使勞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農之勞，而勞力者亦可減少工作時間，而得研求學識機會，人人皆須致力於生產事業，人人皆得領略優美的文化；三、提起全國人民對於藝術的興趣，以養成高尚、純潔、舍己為群之思想。簡言之，使教育科學化、勞動化、藝術化。

　　這個教育方針的表述，體現了蔡元培的教育理念，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在當時社會經濟秩序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其核心思想是主張教育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就他倡導的社會教育而言，一是從國民的需要出發，普及教育，二是希望通過提高國民的文化科學知識，促進國家生產的發展，體現了這一教育方針的思想。所以，他這時提出的這個教育方針，也包含了對社會教育的要求。

　　1931年11月16日，在蔡元培主持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教育組審查委員會通過的審查報告中，對社會教育的宗旨作了如下表述：“社會教育，必須使人民認識國際情況，了解民族意義，並具備近代都市及農村生活之常識，家庭經濟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須之資格，保護公共事業及森林園地之習慣，養老、恤貧、防災、互助之美德。”應當說，這個規定是比較具體、切合實際的，體現了蔡元培對社會教育的基本要求。

　　首先，通過社會教育增強國民的社會責任意識。蔡元培早年投身教育，就主張教育要有益己益世的作用。所謂“益己”，不是謀一己私利，而是增長自己的知識、才能，修性進德；所謂“益世”，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受教育者把自己的知識、才能貢獻社會，有益於世。他一向強調受教育者要有遠大的理想抱負和拳拳愛國之心，要有強烈的事業心和服務社會的責任感，有化小我為大我、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他積極提倡學生要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要“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他再三強調人生之目的為盡義務而來，現在求學是為將來服務社會的預備。“須知服務社會的能力，仍是以學問為基礎，仍不能不歸宿於切實用功。”社會教育雖具有補習文化科學知識的性質，但按照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凡是受教育者都要注意養成完全的人格，所以在社會教育中要認識國際情況，了解民族意義，以開闊眼界，增強為社會作貢獻的責任意識，這樣也才會有永不滿足的求知動力。

　　其次，通過社會教育增進人們的文化科學知識。蔡元培認為，在一個充斥文盲的國度，既無法推進民主政治，也難以振興實業，而且也不能在國際上贏得應有的尊重。他痛感我國失學、文盲情況嚴重，他說：“有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大多數人，無論有何等完善的憲法，是不過供少數知識階級的工具，於全民是沒有關係的。”他談及民初國會屢演賄選醜劇的問題時說：“被選舉者之不稱職，非特被選舉者之罪，抑亦選舉者之罪也。使選舉者而有常識，有公德，不肯放棄其責任，則被選舉者何自而賄買。然則當民智未開、民德未進之時代，雖改選至十次、百次，而欲求被選舉者之悉合於資格，殆不可得之事。”他以此說明開民智、進民德的重要。他把廣泛的社會教育作為開民智的補救之策，開展識字教育，掃除文盲，也就成為普及教育的首要問題。

　　蔡元培作為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會長，在普及識字教育中，還十分重視國語教育，使之能用國語作文。該會還在南京、上海等地附設國語注音符號講習會，借以推廣國語教學。1931年8月，全國國語教育討論會通過了《呈請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廳局推行社會教育應切實注重國語案》，提出四項具體辦法：一是各級教育機關辦理社會教育人員，必須認識注音符號，會國語文，否則不予錄用；二是民眾學校首先應教授注音符號，以便幫助識字；三是民眾讀物以及各項文告應用國語文編輯，文字旁邊均須加注注音符號；四是民眾教育館、圖書館、閱報處等公共場所，應購辦國語圖表、注音書報、注音符號機片等，設法陳列，廣為傳習推行。1934年1月，蔡元培以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會長名義，又將這四項辦法送請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廳局“切實厲行”。對在社會教育中推廣國語作了很大努力。

　　蔡元培還很重視向民眾傳授“近代都市及農村生活之常識”，以及初步的科學知識和技能，要求在舉辦展覽會等活動中增加科學知識的內容，以期有助於人們求職謀生、安身立命的技能。

　　再次，通過社會教育培育國民的公共道德觀念。蔡元培把德育視為教育的中堅，強調教育要養成完全的人格，而“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本”。他痛感當時社會風氣之敗壞，“私德不修，禍及社會”之事，不勝枚舉。所以他說：“鄙人言人事，則必以道德為根本。”他認為人生來就有吸取知識、修性進德的能力，但知識與德性不是與生俱來的，人要使自己成為完善的人，“必經教育而始成定之品性”。這就是說，要經過德育、智育、體育和美育不可偏廢的和諧發展，方能完成。而在這其中，德育是靈魂，“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達，適是助其惡，無益也”。蔡元培主張在社會教育中，也同樣要把德育放在重要地位。他說：“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因而，要培養民眾“愛人如己”，具有愛群、為群之美德。使“國民之愛國心恒較發達”，認識愛國是“國民最大之義務”。

　　蔡元培在確立社會教育宗旨的同時，還很重視社會教育的設施保證，並使宗旨與設施的目的相統一。他曾說：“社會教育本為灌輸知識之一種良好方法，但過去並未十分注意於其設備之目的，致社會反受許多不良之影響。今後一切展覽會的陳列，民眾教育的布置，以及各種遊藝場所的演唱，均須以貫注科學知識、指導生產技術為目標，以增加生產之效果。”這個意見是十分正確的，反對了那種把社會教育的設施低俗化的傾向。蔡元培對社會教育的方式、方法有諸多論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舉辦講演會。蔡元培十分重視和推崇講演活動，認為它便於直接傳遞知識和各種信息，富有感染力而且易於和聽眾交流，且有轉移風氣的作用。他曾以戲劇藝術長演不衰的舞台效果，說明講演的魅力和教化作用。他出任南京政府教育總長後，即於1912年1月30日以教育部名義通電各省都督，促其推行社會教育，並要求以宣講作為入手之方，電稱：“社會教育，亦為今日急務，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講。即請貴府就本省情形，暫定臨時宣講標準，選輯資料，通令各州縣實行宣講，或兼備有益之活動影畫，以為輔佐。並由各地熱心宣講員，集會研究宣講方法，以期易收成效。所需宣講經費，宜令各地方於行政費或公款中，酌量開支補助。至宣講標準，大致應專注此次革新之事實，共和國民之權利、義務及尚武、實業諸端，而尤注重於公民之道德。當此改革之初，人心奮發，感受較易。即希貴府迅予查照施行。”這時，還批準組織共和宣講團，囑其“宣講時務宜和平剴切，善為勸導，不宜稍涉鹵莽”。對於江西省所送宣講白話五冊，覺其“用意周詳，措辭淺顯，於開通民智，極為有益”，飭其“設法推廣”。

　　此外，蔡元培還派王家駒等辦“北京夏期講演會”，規定“凡有誌求學，自問能領會講旨者，皆得報名入會”聽講。這次夏期講演會共舉行30場講演，如嚴複講演“進化天演”、章太炎講演“東洋哲學”、許壽裳講演“教育學”、魯迅講演“美術略論”等。據蔣維喬日記，他還專門到夏期講演會聽講，“由蔡先生演說”。上述這些，反映了蔡元培對演講活動的重視。

　　二是以學校為中心舉辦各種平民學校、補習班和習藝所，普及平民教育。蔡元培主張教育機會均等，“不但厲行義務教育，而且推廣民眾補習教育，不問男女、長幼、貧富，天才或低能，城市或鄉村，滿、蒙、回、藏或漢族，國內居人或海外僑民務使教育普及”。他讚賞“美國人往往於假期中，利用學校，辦理特殊教育”，認為這種做法我國“可以仿行”。他希望我國也能以學校為中心，把一切特殊教育事業都包括進去。所謂特殊教育，就是社會教育、改良風氣等事。這樣不致多頭設置機關，節約有限的經費，而“學校的建築、設備、人才，都可利用”，又使“一切教育事業，互相貫通”。他出任大學院院長後，就在大學院設立的勞動大學中附工農夜校，“使平日偏重勞力之農、工，亦有勞心之課程”。這樣，依托學校推行社會教育，既簡便又易收實效。

　　蔡元培十分讚賞毛澤東1921年8月在長沙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這主要因為：第一，它使文化普及於平民，術學周流於社會，彌補了現在教育製度的缺失；第二，采取自動研究的方法。蔡元培看到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後，認為它注重研究，注重圖書館、實驗室，完全與自己的“理想結合”，“喜歡得了不得”。他欣然應邀為自修大學題詞說：“方今各省皆有建設大學之議，若廣列科目，同時並舉，師資既非易得，經費亦難猝籌，成立之緩，半由於此。湖南學者乃有自修大學之創設，購置書器，延聘導師，因緣機會，積極擴張。要以學者自力研究為本旨，學術以外無他鵠的。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隨後他又專門撰文向社會作了介紹，他說：“吾實在覺得他們自修大學的組織，可以為各省的模範。……他們的主義，實在是顛撲不破的。”

　　三是充分發揮公共教育設施及文化科學知識的作用。蔡元培重視社會公共教育設施在傳播文化科學知識和倡導良好的社會風氣方麵的作用，他說：“諸如美術館、博物館、展覽會、科學器械陳列館等，均足以增進普通人之智德，而所費亦不甚巨。”他強調隻要重視這些設施的文化科學內涵，就會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蔡元培是一位富有理想和勇氣的教育家。倡導平民教育，普及社會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是他的一個理想。雖然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不可能得到完全實現，但他為此所作出的種種努力、所表現出的勇氣和智慧，是值得後人崇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