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九章 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教育獨立思想

　　教育獨立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從其提出的曆史背景及主要內容來看，它包含著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反對教育依附於政治、依附於宗教，強調教育的相對獨立性。正如他在民初《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中所說：“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於政治者。專製時代（兼立憲而含專製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這比較符合當時教育發展的要求，具有普遍的意義。二是他針對當時軍閥政府摧殘教育，要求教育經費獨立、教育行政獨立等等，而這又是同他的不合作主義相聯係的。當然，這兩個方麵是既相互聯係又相互區別的。

　　一、“教育獨立議”的提出及其內涵

　　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他針對北洋軍閥政府摧殘教育事業的嚴重狀況，提出“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他的“教育獨立”的主張，在當時的教育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教育獨立”的要求作為一種教育思潮，在1915年以後就在我國出現了。這不是偶然的。由於辛亥革命的失敗，各派軍閥連年混戰，北京政府政潮迭起，時局混亂，百業凋敝，這使教育危機日益嚴重。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1916年五年之間，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就更換了十幾任，這深刻反映了當時政局的動蕩。曆屆軍閥政府忙於內戰，國家預算多作軍費，致使教育經費奇絀。據統計，這時北京政府的預算，僅軍費一項就占一半以上，而教育經費隻占1.2%。以北京大學為例，北京政府於1919年確定北大經費每年為792459元，這個數目直至1924年止沒有變更；而實際上北京政府常以國庫支絀為由，不照預算撥付，最嚴重時一年僅發五個月經費。至於教職員薪資的積欠也很嚴重，有時一個月隻能領半薪，許多教員不得不用兼課的辦法維持生計；後來發展到最嚴重的年份（如1925、1926年），有的教員一星期兼課竟達四、五十個課時，重複的鍾點隻得用輪流請假的辦法對付。1922年4月，蔡元培在向全校教職員報告籌劃經費的情形時，曾沉痛地說：“一次一次的來報告，簡直是絕望了。我不敢對諸位先生敷衍、搪塞，所以據實報告。但是諸先生所受經濟的痛苦，已經達到極點，我任校長的，還不過這麽一種絕望的報告。我個人對於諸先生的歉疚、慚愧，真非言語所能形容了。”當時經費竭蹶的嚴重情況，使北大等校陷於麵臨停頓的境遇。當時教育界曾以“風雨飄搖，幾瀕破產”來形容教育事業受軍閥嚴重摧殘的情況。同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也加深了我國教育的危機，而帝國主義各國對我國教育事業的控製更是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這一切表明，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要求的新教育不但沒能在全國範圍確立起來，而且教育事業日益陷於困境。

　　對於這種狀況，蔡元培是深為憂慮和不滿的。1920年10月，由於五四以後他繼續在北大推行改革，“這時候張作霖、曹錕等，深不以我為然，尤於北大男女同學一點，引為口實。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適羅君鈞任（文幹）由政府派往歐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約同行”。他這次赴歐美各國考察教育，除物色、聘任教員，協助勤工儉學等事宜外，還要爭取收回庚子賠款用來辦學，向華僑募捐建造新的圖書館。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談到國內和北大令人擔憂的情狀。在美國舊金山華僑歡迎會上，他痛切剖析國內積弊，他說：“國家金錢，不用以興利舉廢，而為兵所消耗，武人擁兵自雄，殺人盈野，以吾人脂膏，盡充軍餉，全不想國家若危，己焉能安。”揭露了造成國內政治黑暗、教育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描述了當時國內大學教育的狀況：“顧中國歹人耗費國家金錢，好事反無力舉辦。國立大學隻有四個。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學，隻有法、工兩科。山西大學雖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學生亦僅幾百人。東南大學新辦預科，其幼稚可以想見。美國私立大學很多，共有幾百個。中國之私立大學，亦寥若晨星，北京則有中國、民國，上海則有大同、複旦，且經費均感困難。此外則有廈門大學，由陳嘉庚先生獨捐四百萬，辦預科。”“北大因經費不足，每年隻招三百人，而與考者每多至千餘人，勢不能全數收納。”他還特別介紹了近年來北大興利除弊的舉措，並以五四運動為例，指出“北大學生最關心國家大事”。他希望華僑能更多地關注國內和北大的事業。8月間，他應教育部之命，順道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他後來曾談及當時與會的心情，他說：“我們的教育辦得如何，我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也就不能不說幾句撐場麵的話。尤其是在檀香山的太平洋教育會議席上，各國的代表都要貢獻他國內的教育成績，而我們正是首都國立高等學校陷於破產的時候，使人心裏實在難受。”

　　正是在這種教育危機日益嚴重的情勢下，教育界發出了“教育獨立”的呼聲，要求擺脫封建軍閥政府和外國勢力的桎梏，要求獨立自主地發展本國的新教育。這種“教育獨立”的主張所包括的內容大致為：（一）教育經費獨立；（二）教育事務獨立；（三）教育離政治而獨立；（四）教育離宗教而獨立；（五）高等教育之學術獨立。在上述主張中，爭取教育經費的獨立成為最緊迫的問題。

　　這一時期，北大等校教職員為索取積欠的薪資和學校經費而進行的鬥爭事件，屢見記載。1919年12月15日，北京小學以上學校教職員為要求清償舊欠，改發現洋（當時多以票洋代銀元發薪，而票洋大量貶值），決定是日起全體停止職務（即罷教），並成立固定組織，馬敘倫、王桐齡任總務，陶孟和、李大釗等負責新聞組工作。北大教職員參加了這次統一行動。蔡元培認為多數教職員辭職，校長也當然要辭職。12月31日，他與北京各大專校長一同提出辭職，辭呈稱：“竊自教職員停止職務以來，倏已半月，迭經設法疏通，迄無效果，轉瞬假期屆滿，更屬無法支持。既未便坐視，又無法進行，唯有懇請大總統準予辭職，並迅即派妥員接替，無任屏營待命之至。”因未見複文，翌年1月8日複再呈辭職。後經教育部對各校長慰留，事態漸趨緩和，但按常例，蔡係總統任命，還須總統下令慰留方生效，而當時總統沒有另文挽留，於是輿論又盛傳要撤換蔡元培。同年一月，教職員聯合會代表馬敘倫等26人，聯名上書總統，要求挽蔡，呈稱：“時逾兩旬，未蒙大總統慰留，吝校方深疑慮，近觀本京報載，教育部將蔡校長辭職事件提交國務會議，業經通過，準於辭職。雖事關密勿，無從證明，特蔡校長與北京各國立校長及京師學務局聯名辭職既經全體慰留，未便忽令獨去。況現在各校業已回複原狀；在蔡校長已無責任之可言，在政府於學界甫就寧靜之際，亦似不宜再生枝節。本會深恐萬一報紙傳聞竟成事實，去夏劇潮可為殷鑒。”馬文以五四學潮相警告，北京政府自然記憶猶新，最後不得不由總統下令表示慰留，但此事反映了反動當局去蔡之心不死。這次集體停止職務和辭職事件，說明了當時教育界的嚴重狀況。

　　1920年上半年，北大等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教職員，因教育基金無著，薪資積欠，遂進行教育經費獨立的運動。這一年九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通過了教育經費獨立的議決案，要求教育經費不得移作他用。1921年3月，各校教職員相繼罷教，要求政府指定專項教育基金和清償積欠。李大釗曾參加領導這次向軍閥政府開展的“索薪鬥爭”。軍閥政府對國立八校教職員的索薪要求竟不加理睬，各校教職員因此由罷教發展到提出一律辭職，並與學生一道向反動當局請願。6月2日，北京公立29所大中學校學生代表齊集新華門向國務院請願，代表們守候了一夜，拒不得入。3日，三百多名學生又冒雨趕來，國立八校的教職員也相繼來到，一時新華門前擠滿了請願的人群。反動政府不但拒絕接見，竟還指使軍警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北大教授馬敘倫、沈士遠等教職員和學生數十人當場被毆傷。李大釗不顧自己頭部被刺傷流血，麵對凶手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痛斥了軍閥政府的暴行，使請願群眾受到很大鼓舞。這一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社會輿論發出“京中已無教育”的呼聲，馬敘倫教授曾憤而絕食。這次鬥爭主要是以爭取教育經費為目的的，但它反映了當時深刻的社會危機，特別是教育危機的嚴重性。

　　1922年初，由於曆屆軍閥政府的摧殘，教育危機日益嚴重，這時教育界由原來爭取教育經費獨立，進一步提出整個教育獨立的要求。他們對軍閥派係之間內戰頻仍，政潮迭起，教育事業風雨飄搖、幾瀕破產的狀況，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提出了爭取教育獨立的三個基本要求：教育經費應急謀獨立，教育基金應急謀指定，教育製度應急謀獨立。當時不僅教育界人士從事爭取教育獨立活動，而且廣大學生也參加進來，組織了全國教育獨立運動會，發表宣言，鼓動學界共同進行。“各方麵加入該會者極多。”在當時教育危機極端嚴重的情況下，爭取教育獨立運動在北大以至在整個教育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21年9月，蔡元培從歐洲考察教育回國。他對教職員的罷教行動不甚讚同。他曾召集北大教職員會議，提出對政府不滿盡可采取不合作態度，可自動辭職以示抗議；而因索薪罷教貽誤學生學業，則有違教師的表率作用。這不是從政治鬥爭的需要著眼，顯然是一種近於迂腐的看法。他讚同向政府提出發還教職員欠薪的要求，但認為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領取的薪資應該交公。當時教職員曾接受他的勸說，準備歸還罷教期間領取的薪金。原來在5月間教員集會時，胡適也曾提議：本校教職員自本年4月份罷工期間內應得之薪俸，凡每人每月在60元以上者全數捐作圖書館建築費；每月薪俸在60元以下者，自由捐助。後經全體討論同意不分薪俸多寡，都全數捐助。但因欠薪日益增多，這些辦法，實際上是辦不到的，特別是教育經費困難已日益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1922年8月，由於經費無著，“各校招生之舉，業已停頓，數千來京應試之學生，頓起恐慌。即各校舊生，亦以開學無期，非常失望”。北京國立八校校長蔡元培、李建勳、許壽裳、王家駒、周頌聲、俞同奎、吳宗栻、鄭錦及教職員代表，曾到教育部要求發給積欠的經費（積欠達五個月以上，此次隻要求先給三個月），以解燃眉之急。這一合理的要求竟遭拒絕，並遭到無端侮辱。八校校長曾為此憤而提出辭職，並向全國各界通電指出：“教育經費，積欠五個月以上。北京國立八校校長暨教職員代表二十一人，根據閣議，並經教育王總長預向交通高總長介紹，允於本日上午在交部接見。詎到部後，始則閉門不納；繼則談話未終，突來部員多人咆哮怒罵；部長托詞赴院，一去不回；憲兵巡警盤詰監視；自朝至暮，毫無結果。似此蹂躪，萬難忍受。”這件事讓蔡元培對這時教育遭受軍閥政府嚴重摧殘的狀況，深為擔憂和不滿，於是在1922年初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提出了教育獨立的主張。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主張實行不受政黨和教會的控製的“超然的教育”。

　　因此，蔡元培首先力主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他認為，教育是要個性和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則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他還認為，教育是求遠效的，“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而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政黨掌握政權往往要經常更迭的。“若把教育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也就沒有成效。”所以，他主張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以外。

　　如何實現這種脫離政黨的超然的教育呢？他建議采用法國大學區製的教育製度。這個建議，第一步是把全國劃分若幹大學區，每區立一大學，凡中等以上各種專門技術都設在大學裏麵，區內的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都由大學辦理。每一學區由大學教授組織教育委員會，並選出校長，主持本學區的一切教育事務。第二步，各學區大學校長組成高等教育會議，辦理各大學區互相關係的事務。第三步，教育總長必須經高等教育會議承認，不受政黨內閣更迭的影響，“教育部專辦理高等教育會議所議決事務之有關係於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國教育統計與報告等事，不得幹涉各大學區事務”。這種使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的大學區製建議，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教育和政治的關係上，蔡元培從委身教育事業到創辦愛國學社，從民元製定教育宗旨到主持北京大學，都在實際上實行寓政治於教育的主張。現在他提出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從表麵上看是改變了他過去的主張，要使教育成為“超然”的、純學術性的事業。實際上，達個建議是針對軍閥政府派係紛起、教育備受摧殘的嚴重狀況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不受軍閥政府的控製。有這樣一件事，當時北京政府提出要辦所得稅，並許諾要以7/10做教育經費，結果全國人民反對，辦教育的人也反對。蔡元培解釋說，這實在並非根本反對所得稅，而是反對由這種政府來辦，他提出隻要用極周密的辦法使錢不被政府挪用，完全用在教育或實業上，就可以讚成所得稅的辦法。所以教育獨立主要是針對當時腐敗的政治而言的，雖然它避開了政權這個根本問題而要求教育上的獨立，是不切實際的，但在反對封建軍閥專政這一點上，仍然是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這個教育獨立主張，也同當時最緊迫的教育經費獨立問題相聯係。他在1927年提出實行大學區製的一份報告中，曾述及這一時期的教育經費狀況：“欠薪累累，膏火不繼，圖書缺略，設備不周，欲矯此弊，自宜注意重研究之一端。”在《教育獨立議》中，他提出各大學教育經費都從本學區中抽稅解決的辦法。所以，蔡元培關於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的主張，包含教育立法、教育行政和教育經費的獨立。一句話，即要求擺脫軍閥政府的控製。

　　其次，主張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這是蔡元培的一貫思想。他從反封建鬥爭出發，反對複古派把孔教定為國教，把孔孟學說作為國民教育的內容，同時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浸入教育中來。他曾說：“學校之中，苟有教會之人為教員，則往往誘導學生使之歸依宗教。拘守舊學者，又欲定孔教為國教，以規定於學校教科之中。”對這兩者他都是明確地持反對態度的。而這時正值北京等地學生和教育界掀起非宗教運動，蔡元培在《教育獨立議》中再次重申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的主張，並具體提出大學不設神學科、不得舉行宗教儀式以及辦教人不得參與教育等辦法，這是對這場鬥爭的積極支持，具有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意義。

　　蔡元培關於教育獨立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師生的願望，在當時它所反對的是軍閥的黑暗政治和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是有進步意義的，因而在北大和整個教育界得到了廣泛的支持。

　　蔡元培在遊學歐洲期間，曾接受過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向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他在五四以後，就曾提出教育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改變現在的經濟組織。1919年12月，北京女高師學生李超，因其兄為爭家產逼其輟學出嫁，憤懣而死。她的死，引起社會上對解決這種不幸問題辦法的討論。北大教授胡適專門為她寫了七千餘字的傳記，並說：“她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所以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麽督軍做墓誌銘重要得多咧。”當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都參加了為她舉行的追悼會。蔡元培送的挽聯是：“求學者如此其難，願在校諸君，勿辜負好機會；守錢虜害事非淺，舍生計革命，不能開新紀元。”並書了“不可奪誌”四個字的橫幅。他在追悼會的演說中曾說：“我的觀察，是覺得男女兩方有同樣問題，所以不得不想出總解決的方法。”他認為總解決的方法，“是經濟問題的解決。為了貧富不均與財產權特別占有，不知犧牲了多少人的權利與生命。李女士不過其中的一人罷了。要是改變了現在經濟組織，實行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再有與李女士一樣好學的人，要求學便求學，還有什麽障礙呢？”1920年1月，他在《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一文中，批駁了那種把貧富不平等原因歸結於教育不平等的錯誤看法，他說：“要是經濟的組織大大改變，全世界做成一個互助的團體，全世界的人沒有不是勞工，那工作的時間，一定都可以減少，那求學的機會，一定都可以平等，豈不是現在世界最難解決的問題，一切解決，成了最幸福的世界麽？”但是，蔡元培畢竟不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為社會主義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一種學說，把中國古代思想家描述的理想化的絕對平均的小康社會當作社會主義，想用這種理想的公則去消除他看到的歐洲資本主義的社會災難。所以他雖然提出改變經濟組織這一正確命題，卻不能指明實現它的途徑；這和他提出的教育獨立論一樣，希望在不改變現存政權性質的情況下改變教育的性質和狀況，同樣是不切實際的。

　　二、講義費風潮的插曲

　　1922年10月，在北大的部分同學中，發生了一次表麵上針對學校當局的講義費風潮。但實際上它是對軍閥政府壓迫人民、摧殘教育不滿的一個間接表現。

　　如前所述，由於教育經費的積欠，嚴重影響了學校的發展，同時，由於軍閥間連年戰爭，無限製地搜刮民財，學生的經濟生活大受影響，致使學生積欠學費等情況也十分嚴重。1922年1月31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的校長布告中稱：“查現時積欠學費有至五六期以上，且有至十二期者，總計積欠學宿費之學生約二百餘名，銀元總數達六千五百元。”學校決定本學年內清理積欠，要求學生補納舊欠後方得請求緩繳本期學費。“至舊欠二期以上者分兩次繳納，即本學期內繳一半，下學期內繳一半，過期不繳者即停止其學生資格；四年級學生屆舉行畢業試時尚不能清納舊欠者，即停止其畢業試驗，並一麵向擔保人催索賠墊，其係教職員擔保者，即在該員月薪內扣繳。”這反映了學校經費的困難和相當一部分學生經濟狀況不佳。

　　原來，北大各科教學用的講義，一律由學校免費發給學生。當時各院均設有講義課，內設多層書架分列各科講義，任學生於上課時指名索取，一些沒有注冊的旁聽生也可領取；有的學生領兩份轉贈他人，因而這種鉛印講義的費用每年達到一萬餘元，成為學校一個很重的負擔。由於上述原因，經蔡元培提議，學校評議會以本校經費支絀為由，通過今後所發講義須一律征費的決議。教務會議又通過相應決定，規定凡需要講義的學生，須先購講義票，一個學生一學期每門功課要繳納講義費一元。當時北大教授朱希祖、王世傑、丁燮林等致函蔡元培，讚成講義收費，但建議“將所收講義費，盡數撥歸圖書館，供買學生各種參考書之用”。並提出“將來學校圖書充足，學生外國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廢除講義”。蔡元培複函同意建議辦法，並進一步說明講義收費理由：“此次征收講義費，一方麵為學生恃有講義，往往有聽講時全不注意，及平時竟不用功，但於考試時急讀講義等流弊，故特令費由己出，以示限製。一方麵則因購書無費，於講義未廢以前，即以所收講義費為補助購書之款。”但由於講義驟然收費，引起學生的不滿，各係科學生紛紛開會表示反對。1922年10月17日下午，學生代表數十人到會計科請願，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聞訊趕到解圍，學生始散去。第二天上午，學生代表數十人又擁入校長室陳情，要求立即廢止講義收費辦法。蔡元培認為講義收費是天經地義的事，學生是無理取鬧，態度非常堅決。有人回憶，當學生不聽勸告仍大聲喧嚷時，蔡元培厲聲說道：“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曆練出來的，你們如有槍炸彈，盡不妨拿出來對付我，我在維持校規的大前提下，絕不會畏縮退步。”因此，他除向學生說明學校困難外，仍堅持講義收費辦法，沒有聽取學生意見，形成僵局。一些學生醞釀罷課，各院也都貼出了“反對講義收費”、“撤銷收講義費的校令”等標語。於是，蔡元培提出辭職，辭呈敘述了維持校務的艱難和事件的經過後說：“此種越軌舉動，出於全國最高學府之學生，殊可惋惜。廢置講義費之事甚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將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言念及此，實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訓練無方，良深愧慚。長此以往，將愈增元培罪戾。迫不得已，惟有懇請辭職。”10月19日起不再到校視事。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出版圖書部主任李大釗以及各係主任，因職務關係也都提出辭職；各機關停止辦公，《北京大學日刊》停止出版；全體教職員也議決停止辦公並準備辭職。遂釀成風潮。

　　蔡元培提出辭職後，絕大多數學生竭誠挽留。19日上午全體學生在三院大禮堂集會，共商挽留的辦法。登台發言的同學均主張挽留校長，但由於少數學生的反對，這次集會沒能取得一致意見。下午又在原地重行集會，並事先聲明係挽留校長會議，不讚同的不歡迎參加。到會的人很踴躍，一致決議挽留。

　　經各方麵斡旋，蔡元培打消了辭意，24日回校視事，並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請提出辭職的“諸先生亦即取消辭意，俾全校恢複原狀”。25日起學校照常辦公，風潮遂告平息。學校決定講義收費辦法暫緩實行，仍暫照上學年的辦法辦理。但教務會議卻以帶頭滋事為名，將預科法文班學生馮省三開除。這個決定顯然是不恰當的。

　　應該說，對於這次講義費風潮，蔡元培是看得過於嚴重。他在10月25日全校學生大會上的講演，敘述了他對事件的看法，他說：“我對於十八日的暴動，實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視他人人格，即放棄自己人格的舉動，雖極無知識的人，猶為所羞，今竟出於大學的學生。第二，爾日所要求的事，甚為微末，很有從容商量的餘地，為什麽要用這種蠻橫的手段，顯係借端生事，意圖破壞。第三，二千幾百人中，偶然有幾個神經異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最少數人有這種異常的計畫，為什麽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從？為什麽其他大多數的人都像隔岸觀火？事前既不加以糾正，臨時又毫無製裁。數千人的社會，其中分子彼此不相關切如此，將來土崩瓦解的狀況，可以預推了。我因此很抱悲觀，所以決計辭職。”他又說，經過幾天了解，感到第三點，即對大多數人的看法，“不免有神經過敏的地方”，是一個誤會。但他仍然把這一事件稱為“少數學生暴動”，這是未必妥當的。這反映了蔡元培是不讚成類似罷課、鬧事和破壞紀律的舉動的。

　　對於這次講義費風潮，當時赴杭州出席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北大應屆畢業生高尚德，曾在上海致函給校內要求廢除講義費的代表。他指出，在外侮日深和民生日逼慘苦的關頭，曾經轟轟烈烈領導過五四運動的北大同學，應該把鬥爭力量集中在“繼續猛進抨擊使我們痛苦的主要原因”。他認為學校經費支絀，是因為被軍閥搶去，現在學校和學生在經濟的關係上是站在利害很一致的一邊。他表示不同意同學的這次舉動，“同學將應當追究使他們不得‘安學’的主因——‘打倒軍閥’的呼聲，卻變換成對主持學校諸人的吵鬧。”他引導青年學生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身上。這是對發生這次事件根本原因的很好說明，也是對蔡元培和當時學校當局所持的正確看法。

　　三、不合作主義的緣由

　　蔡元培一生嫉惡如仇，對當時汙濁的軍閥政治深為不滿。1917年7月，當辮帥張勳上演複辟醜劇時，他憤然辭職，離京赴津，賃屋居住。五四運動中他遭到反動勢力迫害時，又隻身出走，辭職明誌。他曾多次用辭職辦法表示對軍閥政府的抗議，於是這種不合作主義成了他不向惡勢力妥協的一個武器。

　　蔡元培以為個人的引退，有助於改變現實的局麵；而且他認為近年來國家政治紛爭的原因，“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他曾敘述道：

　　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平和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裏麵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這樣快？唯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絕無希望，激烈點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袁項城一進北京，清室就像‘拉枯摧朽’的倒了。現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誠布公的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並家眷也同去。”我那時聽了這一番話，很為感動。

　　這裏對辛亥革命曆史事件的解釋顯然是不正確的，但他這種能人隱退的看法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張卻是相吻合的；後來蔡元培曾幾次轉述過這個意見。胡適在他的《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記載：

　　當民國八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安福部橫行無忌的時候，一班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的，都還想有所努力，所以大家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的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後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使政府不睬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麽辦呢？”那時大家麵麵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的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隻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這句話雖不是正式的議案，卻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度。

　　這種不合作的主張，固然是沒有從根本政治製度上著眼，並且片麵強調個人進退的作用，是不恰當的；但是，這畢竟表現了蔡元培剛正不阿的品格，以及他絕不附和軍閥黑暗政治的鮮明立場，是難能可貴的，也顯示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特色。

　　1922年5月，發表了由蔡元培領銜，有胡適、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陶行知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號，它說：“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以便實行“公開的政治，有計劃的政治，憲政的政治”。他們認為這樣就能達到改革中國政治的目的。這個主張，企圖在武人政治和革命之間走一條新路。當然，這個宣言是針對北京軍閥政府的黑暗統治，從這點說並非完全消極。但它這種反對“根本解決”，鼓吹“好人幹政”，客觀上隻能起保護反動統治、麻痹人民革命意誌的消極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對它所批評的：“據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訓，你們這種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正都是‘努力’‘奮鬥’‘向惡勢力作戰’的障礙物”。應該說，蔡元培領銜簽名是被動的，這份政治主張是胡適起草的，他是被胡適拉來簽名並借他名望而領銜的，當時連李大釗也被拉來簽了個名（16位簽名者中有11個是北大的）。胡適曾在3月12日日記中記載了發起經過：“7時打電話與蔡先生，借他的家裏開會，討論《我們的政治主張》，其餘各人，也在電話上約定11時相見。11時，在蔡宅開會，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餘、湯爾和、徐伯軒（未約他，偶相值）、經農等。他們都讚成了，都列做提議人。蔡先生留我們吃飯。飯後他們都散了，我獨與蔡先生閑談。3時，王亮疇、羅君任也來。他們略有討論，修改了幾處，也都列名。連行知、在君、王柏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餘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應當說，這個宣言所體現的反對武人專橫，要求民主政治即“好人政府”的主張，和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則是頗為吻合的。

　　當然，從基本的方麵說，蔡元培民主主義的反帝反軍閥的立場是明確而堅定的。1922年10月4日，北京四十餘團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並組織遊行，北大被列為北隊，並推定蔡元培為指揮；蔡元培、李大釗、林長民等並被推舉為講演員。10月10日，北京各團體約三萬人在天安門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蔡元培擔任大會主席並發表講演，他提出要使國家富強長安，必須打倒軍閥，而要求裁兵是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步驟。他說：“我國今日之窮乏，盡民皆知，而其原因，則歲入之大部分用於軍費，飽軍閥之私囊。相謀治安，必倒軍閥。想打倒軍閥，必先裁去為軍閥羽翼之兵士。”他強調了國民的意誌和力量在反對軍閥鬥爭中的偉大作用，指出：“不知者，謂國民赤手空拳，焉能與有槍階級奮鬥，其實國民之精神凝結堅固，大足戰勝十萬毛瑟。試觀各國之革命，無一不由國民發動。就中國而言，其成績極為顯著。袁世凱當國，聲勢赫耀，洪憲自為，大拂國民之心，群起反抗，卒乃推翻。張勳複辟，國人非之，不數日張勳鼠竄，其勢力鏟除殆盡。迨後安福部橫行中國，無人不側目相視，不久安福竟成曆史上之一名詞。他如交通係利用軍閥，僭竊國柄，國民不予讚同，鳴鼓相攻，今皆銷聲匿跡。凡此數者，皆我國民積極奮鬥嚴重示威之成功。”他號召國人團結奮鬥，“一方麵宣告軍閥之死刑，一方麵喚醒軍閥奴隸之兵士。政府若不履行我（國）民之意思，則為政府背叛國民，國民為驅除公敵計，當毅然下最後之決心，推翻此討好軍閥之政府”。這些觀點無疑是比較正確而深刻，也是相當激烈的。

　　1923年初，北大和北京學界爆發了一場直接針對軍閥政府的驅逐教育總長彭允彝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蔡元培再一次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並表示了絕不與北京政府合作的決心。

　　彭允彝是一個“早已見惡於國人”的無恥政客。1922年11月，北京政府由張紹曾組閣，彭任新內閣的教育總長。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廣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恰在這時，又發生了所謂羅文幹的金佛郎案。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夤夜向總統黎元洪告密，指控財政總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時有納賄行為，要求將其逮捕。於是由黎元洪飭京師地方檢察廳將羅拘押。1923年1月11日，地方檢察廳宣告羅案證據不足免予起訴，羅文幹被釋放出獄。由於新內閣閣員在形式上需經過眾參兩院投票通過，彭允彝為討好吳景濂等政客以換取閣員的同意票，於國務會議中提出羅案應交由法庭再議，羅文幹被重新收監。羅文幹曾經蔡元培約請兼任北大法本科講師，1921年蔡元培出國考察時又與他同行，因此蔡元培認為對他的操作是了解的。特別是蔡元培認為彭允彝以教育總長幹涉司法獨立，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對此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等商議，認為有表明自己態度的必要。

　　於是，1月17日，蔡元培提出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他在致黎元洪的“辭呈”中抨擊了軍閥的黑暗統治，痛切地指出：“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汙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幹涉而推翻之。最可異者，鈞座尊重司法獨立之命令朝下，而身為教育最高行政長官彭允彝，即於同日為幹涉司法獨立與蹂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為，士林痛恨！金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權限，無非為欲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為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同時在各報刊登了“不再到校辦事”的啟事。隨即悄然離京，先到天津小住，準備南旋。

　　蔡元培曾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辭職，過去辭呈語多自責，這次一反常例，措詞激烈，直接抨擊軍閥政治，表現了他在政治上的原則性。應該說這是他對軍閥政府的一貫立場，而這次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也就不能不以激烈的方式表達出米。他初到天津時，有朋友向他詢問說：“先生此次辭職，凡主張正義者莫不同聲感歎，謂方今社會廉恥蕩然，先生此舉，足以喚起已見死之人心。然外間不察，頗多議論，其所懷疑大旨，可歸納於二點：（一）謂先生辭職有袒護羅文幹之嫌疑；（二）與彭允彝有爭意氣之嫌疑。先生之真意究竟何在？”蔡元培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他說：

　　餘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為單位。餘之不平，純為中央行政機關無端幹涉司法所致，對於羅君雖相交有素，然當其柄政時，每與相遇，餘皆正言厲色，責備內閣之毫無政策，在京諸友可以證明予言者，頗不乏人。既非苟同，何有偏袒？反而言之，即有餘所鄙視之人，為政府無端蹂躪，餘亦視力之所及起而抗爭。知此，則餘之是否偏袒羅氏，可不辯而明矣。至與彭允彝爭意氣一節，尤屬一麵之辭。彭氏為人，除覺其政客臭味太重外，餘亦不甚注意。惟其身居教育當局，越俎幹涉司法，其用心何在，不難想見。假使餘所敬愛之人，一旦身居高位，有此蹂躪人權以圖自身之舉動，餘亦不惜與之絕交，正其罪惡，不稍假借，知此，則餘是否側重彭氏個人，亦可不辯而明矣。

　　這個記錄，和蔡元培的平素為人是一致的，應是可靠的。這說明他的辭職不是對某一個人，而是針對中央行政機關的“惡政治”，他還因此痛心地感到“政治清明之無望”。這反映了彭案對他刺激之大。值得注意的，在這之前，1922年9月間，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的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幹等入閣，王寵惠並任國務總理，組成了所謂“好人內閣”，但它正如蔡元培所責備的“毫無政策”，也就是說，它仍然為軍閥所操縱。這個喧囂一時的“好人內閣”，僅僅存在了三個月就垮台了；按著，就發生了彭允彝事件。這對於曾經領銜簽名於提出“好人政府”主張的蔡元培，不能不是一個大的打擊，因而“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但他這時雖然對政局感到絕望，但仍然找不到出路，所采取的還是他的不合作主義！

　　蔡元培對軍閥政府的揭露和出走，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有人寫文章說：“我們讀到蔡先生辭職書中‘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這一句，隻要我們不取消極的態度，立刻就要聯想起來‘隻有革命’這四個字。”特別是廣大師生對蔡元培的出走更為關注，群起采取挽蔡驅彭的行動。北大學生在1月18日舉行全體大會，由黃日葵任主席，報告事件經過，大會發言者皆稱：“蔡校長不屑與彭氏為伍，益征蔡校長人格之高尚，吾人對於此點，極表同情。”他們還揭露了彭允彝結黨營私、壓迫國立八校的卑鄙用心，表示：“故蔡校長辭職，非個人進退問題，亦非北大一校問題，而實教育界之大問題。吾儕對於此事，誓必急起力爭，恢複五四運動時之精神，以鏟除彭允彝，挽留蔡校長。”大會一致通過“驅逐彭氏”、“挽留蔡校長”、“警告國會”等項決議，並決定派出代表挽留蔡校長，力請總統退回辭呈。同一天，北大評議會和國立八校校務討論也先後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維持學校和挽留蔡元培等問題。這時國立八校除法專係彭安插的私人已遭師生反對外，其他各校校長也都提出了辭職。1月19日，北大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除蔡元培外，“不承認任何人為北大校長”。同日校評議會發出布告：“暫行以本會名義，會同總務長和教務長，維持本校一切事務，至教育當局問題及校長去留問題確有明確有明白的解決之日為止。”全體教職員也於21日開會決定組織教職員臨時委員會，辦理挽蔡及其他一切相關事宜，推舉陳啟修為主席，蔣夢麟、王世傑為副主席，顧孟餘、李大釗、何基鴻、朱希祖、丁燮林等為委員。北大學生還派出黃日葵等四位代表，直接向黎元洪提出挽蔡免彭的要求。學校學生會先後三次發表挽留蔡校長的宣言，強烈表示如若政府悍然不顧全體學生公意另委校長，“則唯有以極激烈之手段對付，誓以三千學子之熱血，滌此大學曆史之腥膻”。

　　在驅彭鬥爭中，北大等校學生曾於1月19日和24日兩次向眾議院請願，要求否決對彭允彝的閣員同意案。但是，這種豬仔式的國會根本不顧人民的意願，議員完全秉承軍閥的意旨，投票則憑津貼（賄賂）的多少。19日北大等校千餘學生赴議院請願時，議長吳景濂竟指使反動軍警毆打請願學生，受傷者達三百多人，北大學生代表黃日葵等八人都負重傷。而彭允彝的閣員位置卻於24日為議會通過。這種倒行逆施激起師生們的無比憤恨，驅彭鬥爭迅速向全國發展。

　　這次驅彭挽蔡運動得到了中共北方組織的領導，李大釗等積極指導了群眾鬥爭。李大釗在北大教職員臨時委員會會議上曾指出，在這次鬥爭中，“大學是吾人不能放手”，“非占據大學不可”。他又說：除“蔡先生回校問題亦當注意”外，還“應當注重全社會”，要“大活動”，以聯合各方麵力量共同反對軍閥政府。他正確地指明當前鬥爭的主要目標，是反對軍閥政府對學校的控製。鄧中夏也在《北大學生新聞》上發表了《我對這次運動的全部意見》，指出運動的目標，不要特別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別注意“驅彭”。他認為這都隻是枝節問題；隻有將軍閥政治根本推翻，這兩個小小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引導群眾把鬥爭的目標指向整個反動政權。他在文章中還對蔡元培以辭職奉行他的不合作主義，提出了善意的批評，認為這是消極的。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到部就任教育總長。他一上台，就下令整頓學風，嚴禁學生進步活動。這時北大等校學生紛紛出動到街頭講演，由原來的驅彭挽蔡發展到要求澄清政治，鬥爭更加深入。北大等校評議會也發表宣言，表示“凡是由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一切公文，概不接受”。開始，教育部提出由蔣夢麟代理校長，遭到蔣的拒絕；繼之，彭允彝先後擬由楊度、章太炎、章士釗等為北大校長，或本人不受邀，或根本無法通過，都沒能實現；最後，命令北大評議會維持校務，也被拒絕接受。廣大學生的驅彭鬥爭仍在繼續，5月4日，北大等校學生在紀念五四運動的示威遊行時，曾搗毀了彭氏住宅。

　　蔡元培出走後，曾於1月23日在天津發表宣言，具體說明辭職的原委和自己的不合作主張。這個宣言由《晨報》加以《蔡元培之不合作主義》的標題公開發表。4月他離津南下，在上海、蘇州等地暫住。5月27日，北大全體教職員致書蔡元培，懇切表示：“同人等為社會計，為教育計，為北大計，為數千學生計，為同人主張計，斷難讓先生之遠去也。若先生竟毅然不容同人等之請，則同人等將秉古人當仁不讓之訓，為維持大局起見，必當遣代表南下，麵謁先生，誠懇致辭。若先生仍不見諒，至萬不得已時，則雖以實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辭。事機迫切，急不擇言。失檢之語，惟先生諒之。”隨後，北大師生代表陳啟修、楊宗伯、段子均、李駿等先後到杭州請蔡返校主持，他對於師生“見愛之情，為之感泣”，“感愧交並，幾非筆墨所能形容”。當時他曾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緒，則我於赴歐以前，一度進京，亦無不可。”但是，北京政局愈演愈烈，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已經開始，他終於謝絕了返校的要求。六月間，他分別致函北大教職員、全體學生、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說明未能返京的苦衷，他說：“培之出京，本以北京為政治界惡濁空氣所彌漫，不能再受，不得已而出此。今之惡濁，視五月以前，奚啻倍蓰，洵非諸先生發電時所能意料。事已至此，培不能進京，已不成問題。諸先生愛人以德，必能容恕也。”他還說：“北京政府破產之勢已成，而政客官僚摧殘教育之計劃且方興未已。國立八校當此危險時代，若不急籌高等教育獨立之良法，勢必同歸於盡。”但他這時仍不讚成采取罷課一類的鬥爭手段，“培以為電報政策，群眾運動，在今日之中國，均成弩末。”他建議組織北京國立八校董事會，負經營國立八校之全責，以與北京政府劃斷直接關係。蔡元培這次辭職出走，得到一些友人的讚同和支持，如張元濟曾致書蔡元培稱：“今之政府萬無可合作之理，能則摧殘之掃蕩之，否則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辭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終自堅振也。”當時，北京政府迫於社會壓力也不得不對蔡表示挽留，四月間，北京政府國務院秘書廳致函北大，說對蔡元培“業奉大總統諭，由院去電慰留”。慰留電稱：“先生領袖學界，士望所歸，祈早回京，勿萌退誌。”所以，蔡元培名義上仍領北大校長的職務。七月間，蔡元培曾向學校提議由教務長、總務長與各係主任合設一委員會，用合議製執行校長職務。這個建議沒有得到學校評議會的讚同。後來蔡元培又提出援1920年的舊例，仍請總務長蔣夢麟代理校長。這個建議經7月16日校評議會議決同意，至8月4日，始由蔣夢麟正式代行校長職務。在9月6日北大評議會第22次會議議事錄中有這樣記載：“蔡先生校長薪水事。蔡先生來函，不願支校長薪。議決：蔡先生仍支校長原薪，蔣先生仍支教授原薪，蔣先生代理校長之校長辦公費，經蔡先生之要求，由校長薪中開支。”雖然北大師生仍繼續要求蔡回校主持校務，挽留的代表不絕於道，但蔡元培由於對北方政局深感不滿，遂於七月底重往歐洲，表示了自己不合作的決心。

　　蔡元培出國後，先後在比、法、德等國從事著述和研究，直至1926年初始回國。在這期間，他由於辭職之舉未能實現，隻得援引“任職五年以上，得出洋研究”之成例，在名義上仍是北大校長，仍然關注北大的工作。1925年“五卅慘案”掀起了全國範圍的規模巨大的反帝運動，北大師生熱烈響應。當時學校負責人曾致電蔡元培，要求他在歐洲進行宣傳，揭穿帝國主義者對五卅運動的種種汙蔑。他在六、七月間分別致電學校負責人和學生會，主張迅即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北大進行活動。他在給學生會的電報中還進一步提出：由中國單方麵宣布廢棄不平等條約，毋須征得列強的同意。隨後，他撰寫了《為國內反對英、日風潮告列強書》，用英、法、德文在歐洲各國報刊發表。他在文章中詳細說明了事件發生的原因，沉痛揭露了日、英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指出這次事件應完全由日、英方麵負責。他還嚴正駁斥了帝國主義把五卅運動誣為“排外”和“赤化”的謬論，他針對所謂“中國人現在有親俄的趨向”，“是赤化的”表現，指出：俄國新政府一概廢止帝國時代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純取“平等的關係，我們自然與俄國特別親睦，與彼國內的政策何關？設使日、英兩國也同俄國一樣的對待中國，我們一定也一樣的親睦英、日，難道有傾向君主的嫌疑麽？”他回顧了近百年來的中國外交史，指出外國以武力脅迫中國，以取得不正當權利的先例已是已往的事，五四期間中國政府迫於人民壓力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就是一個明證。他斷言：“專用舊式的脅迫手段，去達到損人利己的計劃，是不合中國現勢的了。”他希望英、日等各國，“都有根本的覺悟，都宣告把從前與中國舊政府所訂的不平等條約，無條件取消，特派專使，重訂平等新約。”10月，他還致函學校負責人，建議和蘇聯科學院建立聯係，請他們提供出版物作為北大師生的參考。蔡元培的電報和文字曾在北大日刊發表，產生了很好的影響。這表明蔡元培對北大和國內政治運動的關心以及他熾熱的愛國心。

　　蔡元培於1926年2月回到上海，這時他因北方的政局更糟，已無意北上返職。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後，他準備在江浙組織響應，遭到軍閥孫傳芳的通緝。7月，蔡元培又正式提出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因北大全體師生和北京國立九校校務討論會懇切挽留，北京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也不得不表示慰留，遂未能果。直到1927年7月北大被奉係軍閥政府並入京師大學校，他才不再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