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八章 以愛國為基調的溝通學校與社會聯係的教育思想及其踐行

　　蔡元培主張學校要向社會開門，服務於社會，教育應以平民主義為取向。他認為一所大學負有引導社會風氣的責任，要站在時代進步潮流的前列，他以自己的行動支持日益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潮，批判阻撓新生事物的舊勢力。雖然他不讚成學生參與政治活動，但在國家危難之時，又義無反顧地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他以愛國為基調的溝通學校與社會聯係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造就了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使它在我國文化思想和社會進步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教育的平民主義取向

　　蔡元培從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出發，極為重視人才的培養。他痛切地感到國家的積弱、科學技術的落後，認為“國內學術界覺得人才不足，是無可諱言的”。他投身於教育事業後，就積極倡言平民教育，主張讓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機會，能夠培養出各方麵的人才。他把培育人才和民主共和事業相聯係，深信中國定將人才輩出，科學發達，國運轉機。正是從這種信念出發，蔡元培努力推行社會教育，支持開設平民學校，發起勤工儉學，實行男女合校，並且直接創辦或經他支持設立了許多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而他在對北京大學的改革和整頓工作中，同樣也貫徹了這種平民教育的思想。

　　原來設在馬神廟公主府（現在的景山東街）的北京大學門口，曾掛著一塊大匾，仿佛舊衙門的虎頭牌一樣，使人們望而止步。蔡元培反對那種把大學看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觀念和做法，他出任校長後，即讓人把匾取走，主張大學“人人都可以進去”。為此，他首先對北京大學原來的招生製度進行了改革，堅持以考生學業成績的優劣作為錄取學生的標準，使那些出身貧寒、學業優秀的青年有機會進入北京大學學習。過去京師大學堂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後來也多是由各地衙門推薦選送，絕大多數是縉紳豪富子弟。後來北京大學的學生，就是從京師大學堂這種“老爺”式的學生嬗繼下來，招生也沒有嚴格的製度和標準，所招的學生也多是一些紈絝子弟，並無真才實學。蔡元培則提倡平民教育，堅持不看資格、出身，注重以成績優劣為標準，使許多有誌青年能進入北大。如1917年從暑假開始，北大連續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學力的人都可報考，擇優錄取。這不但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北大學生的組成，而且由於招收學生質量的提高，對於改變學校的風氣，提高學校的學術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後來成為北大名教授的楊晦曾深情地回憶說：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改革了招生製度，他是不可能進入北大的。由於蔡先生堅持平民教育，擇優錄取的原則，才使許多有誌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學。

　　當時招生考試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以1920年在北京、上海兩地招收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係學生為例，考試的科目及要求的程度是：一、國文，應試程度須略通中國學術及文章的源流與變遷。二、外文（所報考的語種），要求：（1）曾閱讀過數種本語種的文學著作，能列舉並批評其內容；（2）能以國語與外國語互譯；（3）能用所習的外文作文並無文法上的謬誤。三、數學，包括代數、平麵幾何、平麵三角。四、論理學（即邏輯），須了解演繹、歸納的方法及其應用。五、曆史，須習過中國通史及西洋通史。六、地理，包括中外人文地理。各科考試皆以六十分為及格，錄取各科及格以上的優秀者。當時文、理本科學生，主要由預科畢業生升入，對外隻招收少量學生。而每年招收相當數量的預科一年級新生，亦要求有較高的質量。招考時分初試和複試兩種。初試包括：國文（解釋文義，作文及句讀）、外國語（英、法、德、俄四國語種任選一種，要求能翻譯，文法正確）、數學（包括算術、代數、平麵幾何）。初試全部及格後，方得參加複試。複試包括：中外曆史、中外地理、理化和博物。學校還設有入學試驗委員會，負責招生事宜，並由校長從教授中指派出題委員和閱卷委員。經過改革後的考試製度，比過去完善；實行了嚴格的考試和擇優錄取的辦法，這對於打破大學被權勢者所壟斷的局麵，使出身貧寒而具有真才實學的青年得以深造，是有很大作用的。

　　蔡元培不僅注重培育人才，而且看到在中國努力多出人才、早出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北大，他除了改革招生製度外，還主張學校的學術活動和課堂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向社會公開，聽講的除正式學生外，還可以招收一定數量的旁聽生、選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這種旁聽生製度，也體現了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當時學校旁聽生章程規定：“旁聽生得依其誌願，於各係中選聽願習之功課。”他們不必專習某一學科，也不規定修業年限，在旁聽生審查標準上隻要“有最小限度之學力”，“經關係學科教員麵試認為確有聽講學力”的，均可入學旁聽，與正式學生有同樣的聽課機會，但學校不發給畢業證書。選科生是指選修一定科目的非正式學生，其所選功課試驗合格後，由各科發給修業證書；選科生如各種應有之試驗均達到及格者，亦可發給畢業證書。1919年，因學校在本科生中實行選科製，為避免名稱的混亂，在這一年修訂的旁聽生章程中，取消了選科生名稱，統一稱為旁聽生。修訂後的章程規定：“本科各係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旁聽生得依其誌願，於各係中選聽願習之功課。”入學時須將所經曆之學校及平時所研究之學業填具誌願書，“經本校教授主任會審查合格後，應繳納全年學費，領取旁聽證方準其聽講”。並規定：“旁聽生按正科生所需要，聽滿應習之單位，並隨同考試及格者，得請將預科所有功課補行考試，及格後改稱正科生，一律給與畢業文憑。”那時曾把這種做法稱為“人人可以自由聽講”。盡管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旁聽生中絕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這一製度對於改變過去大學生大多數是出身於地主、官僚和富商家庭的狀況，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一製度的實行，京津以至遠近省份的知識青年來北大聽講學習的很多，他們環繞在漢花園、北河沿一帶居住，利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進行攻讀，並且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這些旁聽生在某些方麵還可與正規生享受同等待遇，如1922年克蘭夫人在北大設立的獎勵女生學額，就規定旁聽生可同樣獲得此項獎勵名額，但需習本科生科目。該年旁聽女生劉莆芳因符合條件，獲得一個名額。除了正式辦了手續的旁聽生外，還有一些是沒有辦手續“溜”進來聽講的。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報社編者和失業青年，他們或是慕名而來聽某教授的課，或長期和本科生一起聽講。這些“溜”進來的旁聽生一樣不被歧視，一樣堂堂正正地坐在講堂上聽課；教室裏人坐滿了，他們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門口，照樣饒有興趣地聽講。當時每門課多發有講義，這些講義或是放在圖書館裏，或是放在教室門口，他們同樣可以取用。這種旁聽生中後來有不少人成為革命者或在學術上有造詣的人才。如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沈雁冰、沈從文、曹靖華等都曾是北大的旁聽生。曹靖華後來曾回憶說：蔡先生“在北大辦學民主，首倡學校為社會開門，教授為社會服務的作風，是最值得紀念的。他長北大時，社會上的各行吝業人士都可以進入沙灘紅樓（北大）聽課。那些求知欲望甚為強烈，但由於貧困而上不了學的青年，諸如商店的營業員、工廠的學徒等，都可以隨意進入北大講堂聽課，學習文化知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我是蔡先生的學生。當時我因交不起學費，而去北大作為旁聽生學習俄語的……要是沒有蔡先生的首倡，我們這班青年是無法進北大的，也就無法學習文化知識的。當時柔石、胡也頻、李偉森等青年也是這裏的旁聽生。蔡先生創造條件，鼓勵青年學習文化知識，培養和扶植了一代青年，這個貢獻是偉大的。”這種旁聽生製度除了有助於使更多的人得到深造的機會外，同時也在客觀上為職業革命家提供了方便條件，後來有不少共產黨人就是以北大旁聽生的身份做掩護，一麵學習，一麵從事革命活動的。此外，蔡元培還為華僑學生開辦特別補習班，使他們能夠順利升入本科，讓更多的華僑子弟有機會到北大學習。

　　蔡元培曾這樣解釋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從前隻有大學生可受大學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夠，這便算不得平等。”他在校內創辦校役夜班，“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他積極支持學生創設平民夜校，使“現在大學生分其權利，開辦這個平民夜校，於是平民也能到大學去受教育了”。

　　1918年1月，有部分學生聯名向蔡元培寫信反映，第一宿舍丙字號工友何以莊勤於職守，業餘好學，文理通達，隻因家中貧寒而廢學，建議校長量才撥用。蔡元培很重視同學的建議，為不埋沒何之所長，立即把他調到文科教務處擔任繕寫工作，並酌增其月薪。蔡元培在給同學的複信中，除充分反映他愛惜人才、鼓勵好學上進的精神外，還提出了籌辦校役夜班的計劃。信的全文是：

　　來函及何以莊所作三篇，均悉。昔郭林宗於旅舍中躬自掃除；美國大學生間有於晨間執灑掃之役，或午晚間為人侍膳旁；日本大學生有於課餘散報紙或拉人力車者。為貧而役，本非可恥。一校之中，職員與仆役，同是作工，並無貴賤之別。（法國教育家多人工會，東方人或以任教育事業者至等於官吏，誤也。）不過所任有難易，故工貲有厚薄耳。惟何以莊既文理清通，不可沒其所長，已調入文科教務處，任繕寫之務，酌增月給，借以勵其為好學之誠，而歡成諸君之美意。且本校對於校役，本有開設夜班之計畫。他日刻期開課，尚須請諸君及其他寄宿舍諸君分門教授，必為諸君所讚成。因何以莊事而聯想及之，並以聞。

　　蔡元培為籌辦校役夜班，親自籌劃班次，招聘教員。為此，從3月18日起，連續六天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校長告白》，函告全校同學。全校共設十班，分為甲、乙兩組，每組授業三晚；每班教員六人，共60人。他希望同學“各以所長，分任教科”。同學們積極響應，一周中即有三十多人報名任教，有的教職員也參加。3月27日，蔡元培在校長室主持召開校役夜班教員會，到會夜班教員57人。會議議決：在景山東街及北河沿兩處校舍各設夜班教務處一所；教學分為國文與修身、算術與理科以及外國語三部，每部推舉一位主任；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學習；國文教學用白話體，修身用講演體，算術除筆算外兼習珠算；外國語於英、法、德及世界語中任選一種，為選修課。隨後，組成了各門教授會並推選了主任：國文教授會，主任為康白情；修身教授會，主任為高月彩；算學教授會，主任為梅廷獻；理科教授會，主任為羅加倫；外國語教授會，主任為李四傑。

　　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積極倡議下，北大校役夜班正式開辦。這在北大曆史上是破天荒的創舉。那一天全校工友二百三十多人，均身著長衣，胸佩花朵，齊集文科第一教室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親自到會並發表演說。他強調“一種社會，無論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國家，必須此一社會之各人，皆與社會有休戚相關之情狀，且深知此社會之性質，而各盡其責任。故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也”。他認為夜校的好處，有益於現在的工作，有益於他種職業之預備，“若就性之所近，力求進步，亦未嚐不可成為學者，為鄉村學校教師”。當時校役夜班開設有：修身、國文、算術和理科四門必修課，並由學員於英、德、法語和世界語中任選一種作為外語課。夜班除教務主任由各教授會公舉一人外，教員全部由學生義務擔任。許多同學都很熱心這項工作，除認真授課外，還發起募捐，為學員購買書籍。許多教職員都熱心捐助，如李大釗曾捐助票銀三元。校役夜班共辦了兩年多時間。

　　1920年，在蔡元培的積極讚助下，由學生會教育股創辦了平民夜校，實行男女合校，招收了350個學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齡最長者38歲，最小的6歲，主要是學校附近的平民子弟。1月18日在法科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到會者有七八百人。蔡元培、陳獨秀都以來賓身份參加，並相繼發表了演說。蔡元培在他熱情洋溢的演說中說：“今日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平民夜校開學日，此事不惟關係重大，也是北京大學準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旁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掛著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閑人免入’，以為全國最高的學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現在這塊牌已經取去了。”他認為校役夜班的開辦，是北京大學改變的第一步，“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都能享受這種權利才好。所以先從一部分做起，開辦這個平民夜校。”他希望有更多的平民子弟進入平民夜校。

　　蔡元培把平民學校作為普及教育，使平民有到大學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是作為溝通學校與社會的一個渠道，大學生為社會服務的一項重要措施，而積極提倡。他的這一主張，得到許多學生的響應，如1921年4月，一些同學發起成立了平民教育研究社，以研究平民教育為職誌。他們還以北大學生會名義，積極籌辦第二平民學校。

　　平民夜校從管理到教學工作，都由北大學生義務擔任。他們學習蔡元培勇於革新的精神，努力采用新法進行平民教育。平民夜校經過逐步完善，開辦了高小班、國民班和特別班。特別班分甲（相當初中前三學期）、乙（相當初中後三學期）兩部，學生多來自中學，具課外補課性質。高小、國民兩班程度與普通小學相等，學生多為貧民及其子弟無力升學者，教學目的在於使他們能直接應用，不再作為他們升學的預備，因而教材偏重於地理、曆史、國語、常識及算術計算法。學生實行分科製，不受年級的限製，即某科程度達某年級時就在該年級上課；同一學生不同課程可在不同年級，而以重要課程在最低一級代表其年級。規定教學以“啟發”為原則，以“談話”為方式，打破“注入式”，取消“講演式”。教務處組織學生讀書方法指導團，隨時隨地加以指導，並定期舉行讀書法的演講。教員還輪流於每星期日下午率學生參觀、遊覽、遊戲或交談，使學生在“人格化”、“自然化”、“藝術化”中得到學問。此外，規定每星期由教務處報告時事一次，以引起學生讀報的興趣；每星期六晚舉行修身談話會，每星期日上午請人講演。學校還分設教務、行政、體育、訓育、學生等委員會，以全體教職員會議為立法機構。規定教職員連續兩星期不到校視事者辭職，學生連續三日不到校上課者除名。夜校經費由北大每月津貼四十元（包括學生書籍費），不敷部分，組織學生半工半讀，通過販賣實物等取得。平民夜校工作也得到北大教職員的熱情支持，魯迅曾向平民夜校贈送了《熱風》、《出了象牙之塔》、《呐喊》等書籍。

　　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張，體現了他一貫的民主政治的理想，是他民主教育思想的精華。他不僅在北大開辦校役夜班、平民夜校，直接為校內和學校附近的工人貧民提供學習的機會，而且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些措施作為改革北京大學的重要步驟，以實現接受大學教育“人人都是平等的”理想。誠然，他的平民教育主張，還是屬於義務教育或社會教育的性質，但這在當時是具有開創風氣意義的。當時的北京大學，“就在這樣有意地改造環境之下，漸漸養成了全校平等的氣氛，使得教職員、學生、校工們無形中趨於親密團結”。正因為這樣，蔡元培獲得了師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愛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黃仲玉病逝。當時蔡元培正在法國考察教育，國內同人為他的夫人舉行了追悼會，北大全體工友送了一幅挽聯，寫道：“辦學堂實行男女平權，願天下婦人們共看模範；相夫子鼓吹勞工神聖，凡學校好夥計快來鞠躬。”文字樸素，感情真摯，表達了工友們對蔡元培的崇敬之情。

　　當然，蔡元培在北大主張平民教育，主要還是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有條件的市民階層爭得平等教育的地位。而他的普及平民教育的理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也是無法實現的。不過應該看到，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張雖是和他把教育看作匡正救危之道的思想相關聯，但由於他對歐美各國社會有過實際的考察，因而對近代教育上不平等現象的根源有一定的認識。他曾說：“各國教育之實況，城市教育每較鄉村教育為優。男子教育較女子教育為完美。又一國中含有異民族者，則往往欲以一民族同化其他民族，而不許以其本民族語言施其教育。如俄國之於芬蘭人，德國之於波蘭人，日本之於朝鮮人是也。是皆教育上之最不平等者也。”他進而認為造成這種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上貧富不平等，如歐美各國“其高等教育往往學費甚昂，其素封之家不能使其子弟受此等教育。於是高等教育遂為資本家所專有”。應該說，這是在某種程度上接觸到了造成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這裏還應該特別指出，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溝通學校和社會的聯係，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就是要通過這些活動，培育學生消除人我界限，增進同學間的感情和團體凝聚力，養成關心和服務他人與社會的公德。他反對舊時代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哲學，不讚成過去多數學生“純守一種獨善其身的主義”。他通過各種學術活動和正當的課外活動，增進同學間與師生間的情感和相互了解。蔡元培很重視這方麵的養成教育，1918年7月，北大部分學生組織西山旅行隊，他利用這個機會專門發啟事，請參加的同學按提的問題介紹自己的生活經曆，溝通彼此的感情，增進友誼。這雖是件小事，卻很能體現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而且他提的問題也頗有興味，對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富有啟迪意義。啟事全文如下：

　　同在一校，覿麵或不相識；或相識矣，而不能知其從前之閱曆與現在之狀況，雖相識如未識也。在山諸君，人數無多，詢問較便，爰提出左列諸問題，請逐條作答，無者闕之，隨時送鄙人處。俟集有成數，鄙人亦當為諸君述一生之所經曆，以增進彼此相識之程度焉。

　　（一）姓名字號 起名之義。如以一字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取義等。字為尊長所命與？抑自命與？別號何義？以有字、號為善乎？抑以省之為善與？

　　（二）鄉裏 何省？何縣？城與？鄉與？故鄉風景與北京比較何如？與西山比較何如？故鄉人情風俗與北京比較何如？

　　（三）親屬 家世有何特點？父、母俱存與？品性如何？營何職業？兄、弟、姊、妹幾人？年各若幹歲？在何等學校？或任何等職務？已婚娶與？有子、女若幹人？幾歲？已訂婚與？未婚妻是否在學校？未訂婚與？所希望之婚配如何？讚成獨身主義者與？

　　（四）品性 剛與？柔與？敏捷與？精細與？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能自知之而自製之與？善善之念與惡惡之念，孰為偏勝？常以何事為消遣？

　　（五）學業 從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為何種“科學”？平日所最苦者為何種“科學”？畢業後願任何種職業？

　　（六）經濟 家境如何？現在一年之費，皆家中所供給與？畢業以後，有自費遊學或留京研究之能力與？現在一年之費，作如何分配？

　　（七）對於本校之關係 對於本校不滿足之感何在？教員中所最佩服者何人？同學中所最親善者何人？以何故而親善之與？人何種會？

　　（八）入山以來之狀況 衛生上、美學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進程如何？於音樂、繪畫及其他運動，以何者為最有興會？

　　應當說這是一份很全麵、細密的學生情況調查，對於增進相互間的友誼和了解都大有裨益。在這次調查活動中，蔡元培還表示：俟學生的答卷“集有成數，鄙人亦當為諸君述一生所經曆”。他的心同學生是相通的，這份細致入微的調查表充分體現了蔡元培對青年學生的關愛、期望和循循善誘的精神。作為一所著名大學校長的蔡元培，他的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是值得後人學習的。此外，蔡元培還針對北大過去存在的“精神既不貫注，形勢全同散沙”的缺憾，發起由在校生和畢業同學共同組織的同學會，以求得聯絡感情、提攜事業、改進校務和服務社會的作用。蔡元培還十分重視通過服務社會的途徑，增進同學間的感情，培育團體互助精神。他提倡平民教育就含有這方麵的深意。他特別稱道學生經過五四運動在這方麵所取得的進步，他說：“五四運動而後，自己與社會發生了交涉，同學彼此間也常須互助，知道單是自己好，單雇自己有學問有思想不行，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達到，非將學問思想推及於自己以外的人不可。於是同誌之連絡，平民之講演，社會各方麵之誘掖指導，均為最切要的事，化孤獨的生活為共同的生活，實是五四以後學生界的一個新覺悟。”

　　二、學校要站在時代進步潮流的前列

　　1.“白話派一定占優勝”

　　蔡元培主持北大進行革新之際，正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文化的發端時期。這時，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讚成文學革命，反對封建複古主義的舊思想，倡導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這在當時對北大，對整個文化思想界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蔡元培曾是清朝名翰林，舊學根底很好。他是光緒十八年壬辰科第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壬辰科主考官翁同龢曾稱讚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他青年時能為駢體文，喜用古字，文章古奧，“常人幾不能讀”。但他思想新穎，追求進步，反對專己守殘。他在清末辦學時，就開始提倡新思想，支持新派教員，並因此遭到舊派的攻擊和排擠。對中國固有的文化，他主張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整理，按照現代生存的需要，來重新估定其價值。他認為“處今之世而無變古之俗，殆矣”。他在1902年曾編選《文變》一書，他在序文中說道：“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不變也；而見道之識，隨世界之進化而屢變；則載道之言，與夫載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隨之而變。”對於自唐以來纂錄、評選的古文典籍，他認為：“自今日觀之，其所謂體格，所謂義法，糾纏束縛，徒便摹擬，而不適於發揮新思想之用；其所載之道，亦不免有迂謬窒塞，貽讀者以麻木腦筋，風痹手足之效者焉。先入為主，流弊何已！”這裏，蔡元培不僅認為載道之識之法，應隨社會進步而變化，而且對所載之道，也有所否定，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卓越的見識。

　　1915年9月，由陳獨秀編輯創刊的《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它一開始就舉起了民主主義的大旗，向封建主義思想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其時，蔡元培正在法國從事著譯，直至1916年底回國；從當時的情況判斷，他在這段時間還不可能在國外看到這本雜誌。現有的材料說明，蔡元培最早接觸《新青年》，是在他回國以後。當時他對北大的改革是以文科為重點的，而他所以聘請陳獨秀負主持文科的重任，除了因友人的介紹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因翻閱《新青年》而決定聘請，這說明了他對這個刊物的欣賞和支持。他還建議陳獨秀可以把《新青年》“帶到學校來辦”。1917年11月，《新青年》編輯部隨陳獨秀由上海遷至北京。直至1920年9月複返上海出版，《新青年》和北京大學完全結合起來了。自1918年1月起，經蔡元培引進的北大新派教授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參加到編輯部中來。魯迅也參加了這一工作。從這一年起，《新青年》也全部用白話文發表文章，並且宣布原來的“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從此，北大文科中的新派教員，在五四時期就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向封建文化思想發起猛烈攻擊，積極傳播新文化、新思想。而《新青年》雜誌也由於編輯力量的大大加強，又有蔡元培這樣在學術界有重大影響人物的支持和北京大學作為後盾，其聲譽和影響也大大加強了。《新青年》創刊時，每期隻印一千份，銷售量不大，而這時銷量大增，最高額達一萬五六千份。顯然，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和蔡元培的提倡和培育分不開的。

　　蔡元培對《新青年》始終是關心和支持的。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就曾以記者的名義，刊登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蔡孑民先生之歐戰觀》等報道。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洪水與猛獸》等重要文章，也都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五四前夕，《新青年》同人又創辦了《每周評論》。這個周刊在北大創立，同樣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北大關係也十分密切。它主要刊登介紹和評論國內外形勢的、短小精悍的文章，它和《新青年》一起，在五四時期發揮了重大作用。蔡元培在他的晚年，仍然對五四時期的《新青年》懷念不已，仍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1934年6月，他在《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一文中，認為《新青年》在五四時期以文學革命為出發點，以科學和民治（民主）為歸宿點，它所提倡的語體文、語體詩等，“都是以現代的人說現代的話，打破摹仿盲從的舊習”，具有“民族思想解放的特征”；認為《新青年》盛行，五四運動勃發，在當時“軒然起一大波，其波動至今未已”。1935年8月，他為亞東圖書館及求益書社的《新青年》重印本題詞：“新青年》雜誌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現傳本漸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討吾國人最近思想變遷者有所依據。甚可嘉也。”

　　初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口號是民主和科學。《新青年》創刊後，大力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專製，提倡科學，反對迷信。針對當時嚴重泛濫的尊孔複古逆流，新文化運動的鬥爭鋒芒，很快地指向了民主和科學的大敵——被曆代封建帝王所渲染的孔教。雖然蔡元培批孔的立言沒有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那麽激烈，但態度是鮮明的。早在民國元年任教育總長時，他在教育宗旨上，就取消了清朝學部規定的忠君與尊孔；後又在臨時教育會議上提出“學校不應拜孔子案”。當時會議曾對這個提案進行了熱烈辯論，許多人認為如此激烈主張必引起社會風波，最後采取調和的辦法，即在學校規程中對此不作任何規定，使其自然消失。這個提案雖然沒有通過，而蔡元培卻因此受到舊勢力的指責。1916年他從歐洲回國後，在各地發表的講演中，又批判了複古派要以孔教為國教的謬論。12月11日，他在江蘇省教育會的演說詞中，“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說”，在說到中國自古以來輕視農、工、商，“而士獨尊”的原因時，表示：“吾不得不犯眾怒，歸咎於人人尊崇的孔子。”12月26日，信教自由會在北京中央公園開會，討論國教問題，蔡元培應邀到會發表演說，他從科學的角度解釋了宗教的起源，表達了掃除封建迷信和愚昧的觀念。他指出，孔子的學說是關於教育、政治和道德方麵的學說，孔子與宗派自劃界限，從不言鬼神事，曾自稱“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特別指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國家是國家，各有範圍，不能並作一談。”“孔教不成名詞，國教亦不成名詞，然則所謂‘以孔教為國教’者，實不可通之語。”駁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痛感中國長期封建專製思想統治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在1919年1月致黃郛信中就指出：“吾國承秦始皇、漢武帝以來之習慣，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執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紛爭，社會百業之停滯，無不由此。騖新與篤舊，學理與職業，幹涉與放任，在教育界斷斷然相持不決者，不知凡幾。”1919年3月，蔡元培在題為《科學之修養》的講演中，又進一步用發展的觀點，批判了複古派把古代典籍奉為萬古不變之教條的錯誤觀點。他說：“乃若古聖先賢之格言嘉訓，雖屬人造，要亦不外由時代經驗歸納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隨時代之變遷而異其內容。吾人今日所見為嘉言懿行者，在日後或成故紙；欲求其能常係人之信仰，實不可能。”這對於人們打破封建教條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很好的啟迪。

　　蔡元培是我國近代反對“尊孔”的先驅者之一。他同陳獨秀等《新青年》編者是完全一致的，從而有力地捍衛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他後來曾說：“我素來不讚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

　　蔡元培也是近代科學的熱心提倡者。他青年時期就懷有科學救國的思想，期望科學發達，國家富強。他在清朝翰林院供職時，就披閱過諸如《電學源流》、《電學綱目》、《電學入門》、《電學問答》、《化學啟蒙初階》、《光學量力器圖說》和《井礦工程開煤要法》等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方麵的書籍。後來他考察了歐美各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現狀，認為“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生活的改良，社會的改造，甚而至於藝術的創作，無不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他強調科學是社會進步的杠杆，認為中國要發展新文化，就必須特別注意科學的發展。他到北大的第一次演說就要求“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鼓勵學生組織學會，深入研究高深學問。在學係和課程建設上，他也十分注意突出自然科學的地位。他希望青年學生立誌發展科學文化事業，使中國“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蔡元培還以他的地位和影響，大力支持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1914年留美學生任鴻雋、趙元任、楊杏佛、秉誌等，在國外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為國內介紹科學知識，聯絡人才，求中國科學之發達。科學社成立之初，就得到蔡元培的熱情鼓勵。他出任北大校長後，專門從學校編輯處每月撥款200元給科學社，津貼印刷該社出版的《科學》雜誌。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國內，並為建立機構開展募集基金，蔡元培為此起草了《中國科學社征集基金啟》，大聲疾呼說：“當此科學萬能時代，而吾國僅僅有此科學社，吾國之恥也，僅僅此一科學社而如何維持如何發展尚未敢必，尤吾國之恥也。”憂國之情溢於言表。他還邀聘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為北大化學係教授。由於蔡元培對中國科學社的全力支持，他被該社選為“特社員”，並推舉為董事長。在蔡元培的大力提倡下，北京大學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方麵，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

　　蔡元培到北大後不久，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即開始興起。他對這場旨在對文學的形式和內容進行改革的新文學運動，給予了積極的支持。他對新派人物提倡寫白話文，反對僵死的文言文的主張，十分讚同。他早在清朝編輯《俄事警聞》和《警鍾日報》時，就采用文言和白話兼用的辦法，撰寫社評。1918年2月，在蔡元培發起下，北京大學成立了由沈尹默、劉半農、錢玄同等負責的歌謠征集處。征集的民歌民謠陸續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並出版《歌謠周刊》和《歌謠叢書》。文科研究所也開設研究民間文學的專題。這些都促進了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的發展。

　　蔡元培認為中國的文言同歐洲的拉丁文一樣，是一種已經過時了的文字。他在1919年一次題為“國文之將來”的講演中曾指出：“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間接的。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翻譯的工夫，這是何苦來？”他譏諷道：“我們偶然看見幾個留學外國的人，寫給本國人的信，都用外國文，覺得很好笑。要是寫給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話，不覺得好笑嗎？”他還從文字大眾化、普及教育的角度，論證了文言文的局限性。他說：“從前學國文的人，是少數的，他們的境遇，和普通人不同，就多費一點時間，還不要緊；現在要全國的人，都能寫能讀，那能都費這許多時間呢？”同時，他又從發展科學的需要，說明推廣白話文的必要性。他說：“從前的人，除了國文，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從六歲起，到二十歲，讀的寫的都是古人的話，所以學得很象。現在應用的科學很多了，要不是把學國文的時間騰出來，怎樣來得及呢？”

　　蔡元培從曆史的發展肯定了白話文的價值，指明白話代替文言的必然趨勢，他寫道：

　　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即如我們中國的司馬遷，是人很崇拜的，假使現在有一個司馬遷，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記》，不抄襲《尚書》，《尚書》上‘欽’字他改作‘敬’，‘克’字他作‘能’，又改了他的詞調。因為他寫《史記》是給當時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當時的白話。後來如程朱陸王的語錄，完全用白話，不像楊雄模仿《論語》的樣子。因為白話實在能夠發表他自己正確的意見。又如後來施耐庵的《水滸》，曹雪芹的《紅樓夢》，都不模仿唐人小說，可是他的價值是不錯。所以我們現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寫那種圖案的文章，凡是記述說明必要用白話才對。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決不可錯了這個趨勢。

　　雖然蔡元培認為將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但肯定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而且“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1936年他在南京北大同學聚餐會上敘述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時，就把提倡變更文體，兼用白話，作為整頓學校的一項重要措施。他說：當時北大教授中，既有提倡白話文學，也有極端維護文言的，“我卻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曾聲明，作美術文，用文言未嚐不好”。這表明蔡元培對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同時也是對新派必定戰勝舊派充滿了信心。

　　更有意義的是，蔡元培還把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上的革新，同政治上的改革要求聯係起來考察。他在後來追述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功績時，曾提出：“為什麽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在他看來，文學的革新——新文學的內容和白話文的形式，有利於新思想的傳播，有利於社會改革的進行。這就是說，他把文學看作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那麽，它所反映的就應該是時代的要求、大眾的呼聲。這確是表現了蔡元培的進步的文學觀。他正是從這點出發，支持並推廣白話文。這不僅對文學革命，而且對推廣新教育，都是很有意義的。他接著在轉述《新青年》編者提倡白話文的努力時，表達了當時他自己的鮮明態度，他說：

　　錢玄同於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陳獨秀書》，有雲：“舊文章的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為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張的“廢滅漢文”雖不易實現，而先廢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獨秀的書，就說：“我們既絕對主張用白話體做文章，則自己在《新青年》裏麵做的，便應該漸漸的改用白話。我從這次通信起，以後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話，就和適之先生做《嚐試集》一樣意思。並且還要請先生，胡適之先生和劉半農先生都來嚐試嚐試。此外別位在《新青年》裏撰文的先生和國中讚成做白話文的先生們，若是都肯嚐試，那麽必定成功。自古無的，自今以後必定會有。”可以看見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

　　同時，蔡元培還認為白話文和平民教育所以能夠得到較快發展，是學生經過五四運動獲得的一種新覺悟的表現。他認為五四運動的勝利，是全國中學以上學生80天的奮鬥（5月4日至7月23日）與北京、上海等都市商工界罷工、罷市的援助取得的，“所以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感於商工界援助之有力，而悟普及常識的需要；於是一方麵大學生多於課餘辦校役夜班及平民學校；一方麵促進語體文之發展，出版書籍及雜誌，較前踴躍。”如蔡元培任董事長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於1923年開年會時，曾決議發展社會教育，並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普遍推廣白話文，要求不但雜誌、報章、小說等皆用白話，而且一切優美的文學作品及哲學社會科學等亦用白話文。可見這時白話文已相當普遍地得到推廣。應當說，以白話文作為新文學的表現形式，是有重大意義的。白話文經胡適、陳獨秀等的倡導，又得到蔡元培的積極支持，在已成熟了的社會和思想條件下，終於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文學內容的改革是文學革命的主導方麵。魯迅於1918年先後發表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現實主義作品，則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蔡元培十分讚同文學革命。他在北大提倡歌謠研究，開設被封建文人排斥的小說、詞曲、戲劇等課程，不但向大學生講授，而且作為文科研究所的研究項目，開創了重視民間通俗文學的新風氣。他尤為推重魯迅的革命文學，曾把這一時期魯迅的文學創作稱之為“新文學開山”。關於蔡元培對魯迅的敬重以及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郭沫若曾說過：“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先生吧。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教育界的貢獻十分宏大，而他對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疾歿，蔡先生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的。”

　　蔡元培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一位倡導者。而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也是同他在校內進行的革新密切相關的。誠然，蔡元培不屬於新文化運動中衝鋒陷陣的戰士，但他卻是這支新文化大軍不可少的竭誠保護者。五四前夕，當軍閥政府對蔡元培施行政治壓力和恐嚇時，曾有人勸他辭退陳獨秀，約束胡適，以緩和空氣。蔡元培毅然回答：“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與陳、胡等毫不相幹。”在校內，他對陳獨秀也一向是采取維護和支持態度的。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更加深入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這引起反動勢力的極端恐懼和仇視，他們公開下令嚴防、查禁“過激主義之鼓吹”，大肆汙蔑新思想是“洪水猛獸”、“異端邪說”，企圖采取強製手段來抑製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針對這種情況，1920年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發表了《洪水與猛獸》一文。他在文中反其道而用之，指出：“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他憤怒地指出：“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麽？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麽？”他以鯀和禹治水的不同方法為喻，認為“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他認為中國現在是處在洪水與猛獸競爭的狀態，他期望猛獸馴伏、洪水疏導暢通、國家安定太平的新局麵早日出現。

　　2.“勞工神聖”

　　1917年10月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充分表現了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性，顯示了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偉大革命創造力。這個事實，幫助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改變對人民群眾的看法，他們從這一曆史變動中看到中國革命可以依靠的真正力量。北大第一個接受並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李大釗在這時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等一係列的文章中，已開始指出依靠工農群眾來改變中國社會現狀這一嶄新的革命道路。同時，十月革命的勝利，世界革命運動的勃起，也振奮了許多民主主義革命家，影響了一般知識分子，使他們對勞動人民的力量產生了新的認識。蔡元培在這時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即反映了這一曆史變動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刻影響。

　　1918年11月11日，持續了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戰勝德國而告終。當協約國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城“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遊人擁擠不堪，萬種歡愉聲中，第一歡愉之聲，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來舉國蒙羞的石頭牌坊（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稱呼石頭牌坊）已經拆毀了”。軍閥政府也趁機誇耀武功，大肆渲染。北京各學校於14日至16日，連續放假三天，慶祝所謂協約國的勝利。這時蔡元培極為興奮，他在北京市民慶祝勝利大會之後，又以北大名義於15、16日在天安門外舉行了兩天慶祝一戰勝利的講演大會。十天之後，北大又在中央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舉行了連續三天（28日至30日）的講演大會。蔡元培作了題為“黑暗與光明的消長”、“勞工神聖”的兩次講演。在他的邀約下，北大教授李大釗、陳獨秀、陶孟和、胡適、陳啟修、王建祖、馬寅初、李石曾、徐寶璜以及學生代表江紹原、廖書倉等，也作了講演。蔡元培把這次對民眾的講演活動，稱為“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在這些講演中，對於這場戰爭的原因和性質，李大釗給予了透徹的分析，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他熱情地歌頌了十月革命開創的“新紀元”。但當時多數講演者還是受了美英帝國主義宣傳的影響，誤認為英、美、法等協約國是主持“公理”、“正義”的，把協約國擊敗德國，看作“公理”戰勝了“強權”。他們幻想依靠英、美、法帝國主義，實現戰後的持久和平。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講演中認為：“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的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這反映了他對帝國主義還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

　　但是，新的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是深刻的。蔡元培在16日的講演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勞工神聖”的演說。他說：“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他滿懷激情地預言：“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他鄙夷、憎惡那些不勞而食、禍國殃民的寄生蟲，告訴人們：“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修的顧問谘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誠然，蔡元培在這裏所說的“勞工”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科學概念，是泛指各種體力和腦力勞動者，並不是專指工人階級。但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一般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力量的新認識。所以，“勞工神聖”口號一經蔡元培喊出後，很快就在北大和整個知識界流傳開來，成為青年學生和許多報刊的時髦用語。正如後來有人指出的，蔡元培的一篇演說，“居然把‘勞工神聖’底標語，深印在覺悟者的腦筋中”，這是因為他“將眾人腦筋裏深深地藏著的‘勞工神聖’，一聲叫破了出來，於是眾人都被他喊著，就回答一聲‘勞工神聖’”。

　　這裏應當指出，這時蔡元培所指的勞工雖然還不是一個確切的科學概念，但他的凡“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所謂之勞工”的看法，卻的確很有見地。還在1917年7月，他曾草擬過一份《教育工會宣言書》，在這份宣言中，就認為中國傳統中的“士”是多歧義的，“如舊學以居位曰士，或曰以才智用者謂之士，皆以士者為仕之預備也者”。他認為這些“凡自命為士者，悉借以為弋取功名之具。其有益與人與否，非所聞也。若是者，不特無關於教育，而亦不得謂之工”。他甚至認為像孔、孟這樣從事教育的人，雖可稱為教育家，但因其本意在得位行道，“以政治家自見，既不見用，不得已而言教者，猶且自居於賓師之位，以大人之學自命，而鄙農圃為小人”，認為這也不能稱之為工。隻有“吾儕所謂教育，則即認為專門工業之一種，習之有素，持之有恒，量所任之職務以取其所需，與其他之工業同例。故吾儕不謂之士，而謂之教育工”。蔡元培感於工業發達國家各專業有工會，以為互助；一國有總工會，“以抗資本家若政治家之壓製，而申其自由權”；且有國際總工會，“以為人道主義之保障，而漸達於理想之世界”。因而他發起組織教育工會，希望通過它的發展，“以促各工會之成立，以集合為總工會，而參加於國際工會。”由此可見，他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對組織工會意義的認識，也很具時代性。從思想淵源看，他在這時喊出“勞工神聖”口號，要人們“認識勞工的價值”，也不是偶然的。

　　雖然蔡元培這時提出的“勞工神聖”還僅是一個抽象的口號，但它卻在客觀上有利於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的結合；而他本人也在“平民教育”的主張下，讚助青年學生走出校門去為勞苦大眾服務。1919年3月，北大學生鄧中夏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接近工農群眾。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時的成員雖還比較複雜，講演的內容也沒有超出民主主義的範圍，但後來很快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1920年冬，由北大學生會和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捐款，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1921年元旦，學校正式開學。鄧中夏每周來講課兩次，幾位北大學生被派作學校的常駐教員。他們一麵教學，一麵從事工人運動。這些都顯示了北大進步學生與工人相結合的趨向。

　　五四以後，在馬克思主義深入傳播的同時，各種改造社會的方案也應運而生。當時，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間，“勞工神聖”的聲浪日益高漲，特別是六三運動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的戰鬥表現，使他們重視勞動問題，甚至產生了化為工人一分子的念頭。“勞工神聖！勞工神聖！與勞工為伍！與勞工為伍！這種聲浪在雜誌界和報章上也鬧得夠高了，一般講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講幾聲。”這反映了五四時期一代青年的追求。這種情形，自然地使他們對資本主義道路產生了懷疑，開始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並轉而向往社會主義。但當時思想界正呈現百家紛紜、競相爭長的局麵，除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外，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新村主義、泛愛主義、工讀主義、合作主義等等，也都被當作“社會主義”而加以接受。這些思潮在北大校內都曾一度流行過。在這種思潮影響下，1919年12月，少年中國學會主要負責人王光祈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提倡“城市中的新生活”。它一發起，便收到“數十位同誌來信願從事此種生活”，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也都表示支持，並同他們一起，作為發起人聯名募捐。是年冬，工讀互助團就成立了三個組（後又增為四組），主要成員是北大的學生和旁聽生，一些組也環繞在沙灘北大學生住宿區附近。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而主要倡議者的目的則“不是救濟苦學生，是在創造新社會”。即要通過這種小團體實現大聯合，達到改造中國和世界的目的。工讀互助團的主要工作為辦素菜食堂、製作工藝、洗衣和放映電影等，其手工產品如毛巾、襪子等都以“工讀”的商標出售。規定團員每日作工四小時，工作所得歸團體所有，團員生活、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由團體供給，書籍歸團體公有。王光祈把這種新生活稱為“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認為：“若是工讀互助團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漸漸實現，那麽，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經濟革命’。”編織了一個美妙的“新社會”的幻景。

　　蔡元培對工讀互助團的出現是十分欣喜並熱心支持的。1920年1月1日，他發表了《國外勤工儉學會與國內工學互助團》一文，加以介紹；1月15日，又應邀在少年中國學會作了題為“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的講演。他認為工學互助團（蔡提議改“讀”字為“學”字，故稱工學互助團）有四個優點：（1）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廠；（2）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時，有許多時間可以求學；（3）設在學校附近，可以到校聽講，不能到校的，專請教員來講；（4）收入的、消費的，都由團體支配，各人於工作求學外，不必分心。全憑自己的力量，用極少經費，極簡單的方法，可以盡作工的責任，達求學的誌願，實行互助的主義。他呼籲：全國的苦學生，都在各地方組織起來；全國作工的人，也能用這種方法達到工餘求學的目的；全國有力量的人，都來助成學生、工人組織這種團體。他同樣也對工讀互助運動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說：“工學互助團是從小團體腳踏實地的做起。要是這種小團體一處一處的布滿了，青年求學的問題便可解決。要是感動了全國各團體都照這樣做起來，全中國的最重大問題也可解決。要是與世界各團體聯合起來，統統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問題也統統解決了，這豈不是最大的希望麽？”自然，美好的願望是不能代替現實的，這種帶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蔡元培的這個希望同樣是不切實際的，應該說，這也反映了他思想局限性的一麵。

　　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建立，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廣泛反響，天津、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群起仿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時，參觀了女子工讀團，“覺得很有趣味！”但他對這種組織的前景表示了擔心：“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歸失敗（男子組大概可說已經失敗了）。”事實上，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種新式空想的“世外桃源”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工讀互助團實行了幾個月，便因經營不善難以維持和團員間的思想分歧而迅速解體了。這件事，反映了北大等青年學生為探索改造中國之路所作的可貴的努力，是值得稱頌的；但從社會發展的進程來看，這種中國式的空想社會主義的迅速破產，卻為確立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地位開辟了道路。

　　1920年五一勞動節，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學第一次舉行了紀念活動。這一天，由李大釗親自主持在第二院召開了五一紀念會，參加的有校役夜班工友和學生500多人。會上散發了傳單，闡述為什麽要紀念五一節。傳單寫道：“希望諸位常常紀念五一節，把全世界人人紀念的五一節當作我們一盞引路的明燈。我們本著勞工神聖的信條，跟著這個明燈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同時，北大何孟雄等八個工讀互助團的團員，在北京城內第一次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示威遊行。他們出動了兩輛汽車，車上插著書有“勞工神聖”、“資本家的末日”等字樣的紅旗，沿街散發了幾千張《北京勞工宣言》。宣言寫道：“今天是世界勞動者爭得八小時的紀念日，我們應該快快起來休業一天，大大慶祝一下才是。從今以後，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軍人、道士、和尚、盜賊、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驅逐淨盡。吾們要把田園工廠以及一切生產機關收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剝奪了去！”結果何孟雄等八人被警察拘捕。在這次紀念活動中，《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出版了《紀念勞動節專號》，刊登有高尚德的《“五月一日”與今後的世界》等文章，還有“勞工神聖”、“勞動者的勝利”、“資本家的末路”等四幅漫畫插圖。《新青年》第7卷第6號也出版了《勞動節紀念號》，發表了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陳獨秀的《勞動者底覺悟》等文章，該號扉頁還刊載了蔡元培題寫的“勞工神聖”四個大字。平民教育講演團也分五組到街頭講演五一勞動節的曆史和意義，講題有“勞動紀念日與中國勞動界”、“我們為什麽紀念勞動呢？”等等。這次活動，成為我國第一次大規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922年，北京大學開始規定五一勞動節放假，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出布告：“本日為精神勞動紀念日，經校務討論會議決，放假一日。”按1918年北大節日放假規定，節日包括雙十節、孔子誕辰、校慶，以及春夏秋冬四節日（即陰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現在把國際勞動節列入學校節日，這反映了時代潮流的變化。北大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公開紀念勞動節，對社會是有影響的。

　　應該指出，這一時期蔡元培倡言“勞工神聖”，讚同“工學互助”，是和他對社會主義理想取同情的態度分不開的。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固然是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占主導地位，但同時也受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理想、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的影響。他熱心提倡工學主義，就是希望通過工學的形式，實現互助的理想，達到沒有階級差別，沒有貧富懸殊，人人勞動、平等的“幸福世界”。他曾說：“我們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盡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勞力，是勞心，凡是有益於人類的生存，文化的進步，都是。所需有兩種：一是體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學術是。現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當的工。所以，正當的工人不能不特別勞苦，延長他工作時間。而且，除了正當的工人以外，都是靠著特殊的勢力，把人類所需的逾時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當的工人，所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體魄上的需要勉強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點都沒有。這不是文化的大障礙麽？”他認為，除去這個障礙的方法，就是“實行工學並進的生活”，進而推廣開去，就能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彼岸。當然，這隻是一個空想，一個無法實現的善良願望。但是，蔡元培的這種思想傾向，卻使他同情社會主義理想，同情勞工生活和勞工運動。

　　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上，發表了蔡元培的《克卡樸氏社會主義史》一文（為李季所譯克卡樸的《社會主義史》寫的序文）。這篇序文雖然把社會主義學說和我國古代的大同理想等同起來，但它對社會主義學說在我國的傳播作了介紹，特別指出：“俄國多數派政府成立以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一切經過的情形，敘述出來的還沒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辟司所增訂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可以算是最適當的書了。”

　　同樣，蔡元培對勞工的疾苦和勞工運動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1922年1月，我國工人運動的先驅者黃愛、龐人銓，遭到湖南軍閥趙恒惕的殺害。蔡元培以憤慨的心情為《黃龐流血記》一書寫了序文，熱烈稱讚他們實行“到民間去”的格言和為勞動運動而犧牲的精神，“是我們最好的模範”。他沉痛表示：“現在兩先生竟為勞動運動死了，在兩先生自然死而無憾。我們後死的人，就有兩種最直接的責任：一是完成兩先生還沒有做成的事業，一是替兩先生複仇。第一責任，是在勞工會裏麵，大大的盡力，叫每個勞工都有兩先生的精神，使他們殺人的知道拔去一二個眼中釘，反加增了無數，那就不敢嚐試了。第二責任，要認定‘冤有頭，債有主’的條件，這一回的事變，直接加害的是趙恒惕，即就應該把趙恒惕來償命。”

　　蔡元培的上述思想傾向，使他對社會主義的蘇聯抱同情友好的態度。1922年8月，他與李大釗、胡適等北大教授宴請來京的蘇俄特使越飛。他致詞說：“俄國革命事業，為吾人之前驅”，“相信由此以後，世界上必發生極大之變化”。表示“願以中國居於俄國革命的弟子之列”。這一年北京大學舉行二十五周年校慶慶典時，專門邀請蘇俄代表越飛參加，越飛因故未能出席，特意派代表參加並代致祝詞。12月23日，蔡元培在致越飛的信說：“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紀念日，承貴代表派員蒞會，並致祝辭，傾聞之下，曷勝欽感。本校同人甚望中俄人民日益親善，並願竭盡心力，以企圖學術上之建樹，為自由真理而奮進，以副貴代表備極獎掖之希望。”表達了對蘇聯的友好之情。同樣，蘇聯對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23年12月，蘇聯全權代表加拉罕在致北大祝賀校慶的專函中說：“國立北京大學不僅是一個高等學校的中心，也是一個使中國青年得到民族的和政治的教育的學校。這裏，在國立北京大學的圍牆之內，幾千的中國青年男女教養起來愛他們的國土和為民族自由而戰。並且中國的幾千個高潔的心都因為中國現在的情境感到深切的痛苦而在這裏跳躍，熱誠的來探索一個方法——永久的準備著把他們的力量和生命獻出來為人們謀一個較好的將來。”

　　綜上所述，蔡元培在五四時期發出“勞工神聖”的喊聲，從其自身的思想傾向看，也不是偶然的。以蔡元培的威望和地位，他對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的同情態度，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