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七章 以學術為導向的“第二課堂”教育思想及其踐行

　　蔡元培認為，教育不僅在課堂上，還應該融入學生的課餘生活中。他在北京大學期間，從改革學生的觀念入手，以學術為導向，建立起豐富多彩的課外生活。這對於學生身心的健康成長，提高學術研究的興趣，形成濃厚的校園文化氛圍，以及助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第二課堂”，這是學校教育不可缺失的一個重要方麵。蔡元培實際上是“第二課堂”教育的開拓者，他在這方麵提供的經驗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提倡研究 啟迪新知

　　蔡元培曾明確地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那時北大學風不正，學生多為升官發財而求學，預科畢業的學生，多數以入法科作為選擇方向，就因為法科被認為是將來步入政界求得升官的一條捷徑。據統計，1917年年底，北大法科本科和預科在校生為841人，文科為418人，理科為422人，工科僅80人，法科的學生數幾等於文、理、工三科的總和。這種學科學生數的結構顯然是極不合理的，它不是體現社會對人才培養的合理要求，而恰恰反映了舊中國官僚政治的特點。蔡元培痛切地指出：“若徒誌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唯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顧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過，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他初到北大即召集法科學生講話，勉勵他們去掉科舉時代的習氣，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為了改變學生的觀念，蔡元培曾多次向學生懇切地指出：“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文憑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他再三強調人生之目的是為盡義務而來，現在求學是為將來服務社會的預備。“須知服務社會的能力，仍是以學問為基礎，仍不能不歸宿於切實用功。”他要求學生要以研究學問為自己求學的宗旨。在他任校長這一年，以校長名義贈給畢業生的銅尺上刻了他的題詞：“各勉日新誌，共證歲寒心”，表達了他對學生的希望。

　　為了上述目的，蔡元培除了積極延聘積學而熱心的教員，以引起學生研究的興趣，創辦研究所，為畢業生和高年級學生提供高深研究的機會外，還為學生研究學問創造各種有利條件。

　　第一，重視辦好圖書，並整頓擴充實驗室，為學術和科學研究提供物質條件。蔡元培到校後即表示要盡力“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做到“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無虞缺乏矣”。原來學校預算沒有確定購書的款項，從這時起每年核定專款並規定不得移作他用。購書程序采取由圖書委員會向教授征集應購之書單辦法，再經審查確有必要後廣為采購。這時學校圖書館的規模有較大的發展。在李大釗任圖書部主任期間（1917年11月至1922年12月），“對各類圖書兼容互需”，積極充實，這時有中文圖書20多萬冊，西文圖書2萬多冊，日文圖書1000多冊。其中還購進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介紹社會主義學說書籍，至今北大圖書館還保存著當年購進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家族起源》等英、日文版的經典文獻和許多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館內還專門開辟了時事報刊閱覽室和“介紹俄國革命經驗”的專題閱覽室。1920年12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一則圖書館通告：“將本校所藏關於俄國革命問題之參考書二十二種，陳列本課第四閱覽室內，以備同學諸君披閱。”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在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方針下出現的生動局麵，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情景。

　　蔡元培對圖書館工作十分關心。當時北大經費拮據，圖書館的擴展受到很大限製。1921年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教育期間，曾在美國各地華僑中為籌建北大圖書館進行了募捐活動，並委托華僑和中國駐美各領事館代為募集，洛杉磯華僑還專門成立了北大圖書館募捐隊。他還同美國等有關方麵商談，結果，北大圖書館成為獲得設在華盛頓的卡內基國際和平會出版品的圖書館之一，美國國會圖書館也同意為北大提供一套完整的該館卡片。當時北大雖麵臨困境，但經蔡元培多次設法爭取圖書儀器經費，圖書館工作仍獲得進步。1922年北大圖書館分設中文、西文、古物美術三部，由單不廠、皮宗石、馬衡三教授分任三部主任。李大釗調任校長室秘書後，皮宗石為圖書部主任，顧孟餘等曾任校評議會國書委員會委員長。這時中文圖書仍沿用“四庫分類法”編製出分類、著者與書名卡片目錄。1923年由袁同禮教授主持，編出西文書目三冊，政府出版品目錄一冊。館藏圖書除采購外，校內外人士和其他方麵也時有一些書刊捐贈。這時圖書資料的增加，為師生從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由於經費的限製，離蔡元培所要求的“典籍滿架”、“無虞缺乏”，還有很大距離。

　　第二，興辦學報，使師生“提起學理的研究心”，並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蔡元培認為大學教育要重在啟發學生有研究的興趣，求得新知，“有了學報，學生必要發布議論，斷不能抄講義，必要於人人所知的講義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學理了”。1918年校內曾發行《理科大學月刊》，由理科學長夏元瑮負責，理本、預科全體教師組成審查部；以理本、預科每班學生中舉學問最優者為本班編輯員，刊登自然科學方麵論文。1918年秋，蔡元培鑒於“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長篇學說，於是有月刊之計劃”。1919年1月正式創辦了《北京大學月刊》，作為“本校教職員學生共同研究學術，發揮思想，披露心得之機關”，是全校性學術刊物。內容以刊登學術論文，“介紹東西洋最新最精之學術思想為主”，同時也登一些有文學價值的著作和譯文。當時決定，每年除7、8月暑假停刊、9月出臨時增刊一冊外，月出一期，每期約10萬字。由各研究所輪流編輯，校內新舊兩派教員曾對月刊形式問題發生過爭論。新派教員主張《月刊》文章一律橫排，並加標點，一些舊派教員則堅持仍用豎排直行式。蔡元培為此在《日刊》刊登了啟事，基本采納新派教員主張的文章橫排並加標點，但文學性質的不宜橫排的仍采用豎排法。蔡的啟事說：

　　本校教授講師諸先生公鑒：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會公決，全用橫行，並加句讀符號。但諸先生中亦有以吾國舊體文學，形式一改興趣全失為言者。鄙人亦以為然。惟一冊之中，半用橫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則大不便於讀者。今與諸先生約，凡科學性質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請送至校長室，由鄙人編輯。為臨時增刊。稿多，則每年四冊，作為月刊以外之季刊。稿寡，則每年一冊，均無不可。請諸先生隨時賜稿，幸甚。

　　月刊開始由各研究所輪流編輯，1923年3月組成了月刊編輯部，由馮祖荀、丁西林、王星拱、李四光、譚熙鴻、胡適、沈兼士、朱希祖、陶孟和、顧孟餘、王世傑、陳啟修、朱經農等組成。

　　1922年，學校評議會議決出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文藝四種季刊。由校長在全校教授、講師中延聘編輯員，分別組成四種季刊編輯委員會。當時聘請的自然科學組編輯員為：馮祖荀（主任）、秦汾、顏任光、丁西林、李書華、陳聘丞、王星拱、李聖章、李四光、王霖之、譚熙鴻、湯爾和；社會科學組編輯員為：王世傑（主任）、陶孟和、胡適、蔣夢麟、朱經農、張竟生、朱希祖、黃黼馨、何海秋、周鯁生、燕樹棠、陳啟修、高一涵、張慰慈、李大釗、顧孟餘、馬寅初、陳大齊、陳源、楊棟林、皮宗石；國學組編輯員為：胡適（主任）、沈兼士、馬裕藻、錢玄同、蔡元培、顧孟餘、李大釗、劉叔雅、單不廠、王仲麒、鄭奠、朱希祖、周作人；文藝組編輯員為：蔡元培（主任）、沈尹默、胡適、魯迅、周作人、徐旭生、顧孟餘、宋春舫、陳師曾、錢稻孫、葉瀚、馬衡、蕭友梅、楊仲子、張鳳舉。季刊是學術性較強的刊物，蔡元培不僅重視其內容質量，而且形式要美，他要求季刊的形式：橫行用五號字；紙張要好；封麵要美；標點符號要完備。自1923年起，社會科學季刊和國學季刊出版，但自然科學季刊和文藝季刊則因經費困難沒能實現。國學季刊已如前述。社會科學季刊一共出了六卷十五期，1936年停刊後沒有再出過。社會科學季刊發表過李大釗的《今與古》、《桑西門（Saint-Simon）的曆史觀》、《孔道西（Condorce）的曆史觀》等文章。其他還有諸如陳啟修的《中國改造和他底經濟背景》、高一涵的《唯物史觀的解釋》、杜國庠的《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實行的社會主義》、周鯁生的《比較法學研究現狀》、陶孟和的《社會的研究》、陳大齊的《認識底理論的意義》、陳翰笙的《蘇聯的農業》、周佛海的《馬克斯（今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王世傑的《中國奴婢製度》等等。雖然這些文著先後發表的時間跨度較大，但大體可以窺見這個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情況。此外學校的一些學會、研究會也定期出版學術性刊物。這時學報數量的增多，為師生提供了更多發表文作的園地。學報的創辦，對破除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提高研究興趣，“求有所發明”貢獻於社會，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前來講演，開拓學生知識領域和“引起研究的興味”。在蔡元培的倡導下，北大校內經常舉辦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麵的學術講演活動。各種學術講演多由教授會以及各種學會、研究會和讀書會發起組織。1918年2月，蔡元培曾與校內外一些學者發起成立學術講演會，他認為當時社會“民俗日偷，士風日敝”是由於“師法墮落，學術消沉”；認為舉辦講演會，有助於挽救士風，振興學術，引起求學問道之心。所以，他發起的學術講演會以傳布科學、引起研究興趣為宗旨，邀請高校教授和學者擔任講演員，分期講演，以期喚起國人研究學術之興趣，矯正“教者以沿襲塞責，而不求新知；學者以資格為的，而不重心得”的弊病。又如北大師生共同組織的學術研究會曾多次主辦講演會，講演分會內（專對本會會員）和公開（麵向校內外）兩種，並組織會員成立英國文學研究組、德國文學研究組、國際政治研究組、新聞研究組和國會製度研究組等，進行專門研究。各係教授會、各種學會等也經常組織學術講演活動。講演的內容有專題學術報告，也有普及性的介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史學、文學藝術、新聞、教育和國際問題，以及物理、化學、地質、生物等各個方麵。校內外學者蔡元培、梁啟超、章太炎、錢玄同、陳啟修、李大釗、馬寅初、陶知行（行知）、周作人、李四光、李書華、何傑等都參加過這類學術講演活動。蔡元培還多方延請外國知名學者來校講學，如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印度的泰戈爾、德國的杜裏舒、法圖的維勃呂爾、蘇聯的耶爾朔夫等。以1922年為例，日本進步學者福田德三，來校作了題為“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基本觀念”的講演。他在講演中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同時批判了日本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行為，指出侵略中國的是少數日本軍閥，而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意誌。這一年來校的還有：美國生物學家柯脫作的“進化論之現在”、“植物學為國家之富源”，山格夫人作的“生育製裁”（意為節製生育），斯蒂芬作的“鐵路借款的用途和監督”，瑞典學者西冷作的“東西洋繪畫的要點”，德國學者衛禮賢作的“葛德的傳略”。1922年還由蔡元培邀約愛因斯坦（其正在日本講學訪問）來校講學，因來往信件被郵路延宕而沒有實現。此外，北大還有各種學科的講演會，如國際研究演講會，就是專門就國際問題作演講的，在校內外有較大影響。這時北大師生很重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蔡元培的《大戰與哲學》就是在國際研究第三次演講會上的演說詞。當時《北京大學日刊》也經常刊登各種學術講演的記錄，以資廣為傳播。

　　第四，鼓勵組織各種學術研究團體，把學生的課餘興趣吸引到學術研究方麵來。顧頡剛（餘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憶道：“北大學生本來毫無組織，蔡先生來後，就把每班的班長召來，勸他們每一係成立一個學會。許多班長退下來躊躇道：‘這件事怎麽辦呢？’因為同學間實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領導，以及學校在經費上的幫助，許多會居然組織起來了。不但每係有會而且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會，辯論會，武術會，靜坐會……一個個成立起來，誰高興組織什麽會就組織什麽會，誰有什麽技藝就會被拉進什麽技藝的會。平時一個人表現自己能力時很有出風頭的嫌疑；可是到了這個時候，雖欲不出風頭而不可能了。校中盡有消遣的地方，打牌聽戲的興致也就減少了許多。一校之內，無論教職員、學生、仆役，都覺得很親密的，很平等的。”從此，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不但有正當而豐富的文體娛樂活動，而且具有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時人曾對此評道：“蓋自蔡校長任事以來，集會一風，一時大盛，少年學子，既富於自動之本能，而校長職員，又複多方提倡，以故事業勃興，不可遏抑。”

　　這一時期各係都組織了學會，如國文學會、史學會、哲學會、地質學會、數學會、心理學會等。這種學會是以本係學生為當然會員，本係畢業同學和本係旁聽生為特別會員，經費由學校津貼。蔡元培對學會的建立極為關心並給予很大支持，化學會、史學會和經濟學會等成立時他都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說。學會的活動為分組研究、邀請學者講演、主辦定期刊物等。也有的學會是由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需要組織的，如有誌研究數學、物理學的同學組織了數理學會，每月集會一次交流研究心得，並出版《數理雜誌》，刊登研究成果。又如化學係同學組織了化學講演會，“以練習化學講演之法，而收觀摩之益為旨趣”。並時常邀請中外學者介紹化學的最新理論和成就。這些學會在開展研究及助進本係發展方麵都做了很多切實的工作。理科的地質學會（開始稱地質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10月，是北大理科中最早建立的一個學會。它在成立“公啟”中說，“我們的誌願，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質上的真理”，“就我們的學力所及提倡地質學，引起社會上對於地質的注意”，同時還要集合群力開展地質調查，一洗過去中國地質調查依賴外人之恥。它開展了許多方麵的活動，如征集標本，辦了礦石室、圖書室；舉辦學術講演（成立半年內就舉辦了六次），組織討論會；舉辦地質展覽會；製定課程改革計劃書，協助建設實驗室；出版北大地質叢書，約請王烈、李四光、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等教授編著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麵專論；出版《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這成為我國地質學方麵最早的出版物之一。這個學會當時在校內相當活躍，也是很有成績的。文科如經濟學會發行的半月刊，在當時學生主辦刊物中有一定影響。它於1922年12月創刊，以“集思廣益、博采兼取”，“求學術之發展”為發刊宗旨，辟有論著、研究、時評、譯叢、紀略、講演、調查等欄目。曾發行過《勞動紀念號》、《馬克思紀念號》，李大釗在經濟學會講演的《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一文，就刊登在《馬克思紀念號》上。學會及其刊物還提倡開展社會調查，蔡元培對此極表讚同，他在經濟學會的演說中特別提到：“至調查一層，隨時隨地，均有供我們調查之資料。即如東齋對麵之飯館，亦有足供我人調查者。凡調查經濟情況，須先從小處著手，再推及於大事業之組織管理，可免頭忙腳亂之弊。調查所得之資料既多，然後參以學理，刊印雜誌，我決其必有價值。”1924年7月，該會曾擬定各地生活物價調查計劃，請教職員和同學於假期代為調查，準備在半月刊出一期《平民生活號》。

　　此外，還有的是屬於全校範圍或係際的學術性社團，如北大學術研究會、教育研究會、新文學研究會、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考古學會、世界語研究會等。師生還經常邀集同人發起各種課餘學習和研究性質的團體，如1919年1月，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黃侃等38人發起成立課餘俱樂部，以“學餘間藉以聯絡感情交換學識為宗旨”，由會員捐助購置書報，布置古物和美術品展覽，組織詩社、詞社等。蔡元培被推舉為部長（五月間以校務繁忙辭去）。

　　這一時期北大有的學術性社團，在校內和社會上有較大影響，如1919年1月25日，由馬敘倫、陳大齊、楊昌濟、胡適以及學生陳鍾凡等人發起成立的北大哲學研究會，其宗旨為“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淪啟新知”。研究方法為講演、編輯和調查等項。哲學研究會在介紹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各派學說方麵起過一定作用。毛澤東在北大工作期間曾參加過這個研究會，在會中閱讀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著作，其中包括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

　　又如，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國提倡有組織、有係統地研究新聞學的一個創舉。他深感“歐美各國，科學發達，新聞之經驗又豐富，故新聞學早已成立。而我國則尚為斯學萌芽之期”，民國以來雖新聞報紙驟增，“唯其發展之道，全恃經驗，如舊官僚之辦事然。苟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於是有了發起新聞學研究團體的想法。1918年7月，蔡元培草擬了團體章程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簡章規定團體名稱為“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確定以“灌輸新聞智識，培養新聞人材”為宗旨。九月間，他又連續幾天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校長布告》，發起招收會員，得到北大學生的積極響應，短期內即有數十人報名入會。同年10月14日，正式召開了成立大會，蔡元培出席並發表了演說。蔡元培被舉為會長，文科教授徐寶璜任主任導師，《京報》社長邵飄萍為兼任導師。會員以北大學生為主，校內外人士均可入會。每星期由導師講授新聞學兩小時。1919年2月19日，該會舉行改組大會，修改並通過了新簡章，正式定名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突出了新聞學研究的學理特點。宗旨也修改為：“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毛澤東也參加了這次改組會議。1919年4月20日正式出版了《新聞周刊》，它對一周的新聞“為係統之記載，下公允之評論”。該刊是當時國內唯一傳播新聞知識的刊物，僅出了三期，五四運動後停刊。1919年10月16日，新聞研究會第一次研究期滿，獲聽講一年證書的有23人，聽講半年證書的有32人。毛澤東曾參加這個研究會並獲得聽講半年證書，後來他在回憶這段經曆時曾說：“在新聞學會裏，我遇到了別的同學……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蔡元培在研究期滿式致詞中曾指出：“本校之有新聞研究，於中國亦實為第一次。故今茲結束，是可謂中國新聞研究之第一次結束（指結業）。”該會前後存在了約兩年時間，五四運動以後，由於人事變動，骨幹離校，到1920年10月以後就基本上停止了活動。新聞學研究會雖然存在時間不很長，但它在五四前後的許多進步活動，使它成為這一時期有很大影響的著名社團之一。許德珩曾稱它“與五四運動很有關係”。

　　雄辯會是學生中規模較大的一個社團。它於1917年11月，由原預科研究文法修辭的文學會擴充改組而成的，其宗旨是“修繕辭令，發展思想”。分設國語支部和外國語第一、第二支部，每部又分講演、著述兩科，發行《勸學》雜誌。會員均須練習演說和辯論，每半月舉行演說和辯論常會一次，每學期開雄辯比賽大會一次。1918年1月27日，該會舉行第一次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科學與宗教之消長”，結果是主張科學發達必然導致宗教消亡的一派獲勝。蔡元培完全同意這一派的觀點。雄辯會活動吸引聽眾很多，十分活躍。當時北大學生中辯論活動頗為盛行，也很有趣。著名史學家周穀城曾幽默地講述了那時北大和清華學生校際之間辯論賽的情景：“當時我還是個學生，我們三個北大學生跟清華學校三個學生對辯。辯論三小時。辯論題約好，清華出一個，我們出一個，請蔡先生決定（相約要請一個有名的哲學家決定）。蔡先生看到我那個題非常高興，選了我的題：‘人類社會中不應有單獨的知識階級’。”“這場辯論，我想，題是我出的，又是蔡先生老人家選下的，這下肯定萬無一失，可以得勝。但結果我失敗了。當時評判員三人，胡適之為其中之一。辯論二個小時後，請胡適之宣布結果。他先講了一大堆好話，他說正方（即主張不應有知識階級）講的有道理，反方講的也有道理。但是他宣布我失敗了，說反方組織上好一些，正方在這一點上差一些。失敗了不算數，就是失敗的一方要向勝利的一方握手、言歡。我多難過，那麽千多人看著我，我失敗了，胡適之宣布我失敗了。那時候我以為我這一生的學術活動就完了。青年人有熱氣，怎麽受得了。臉都紅了，怕見得人。以後我跟胡適之就鬧翻了。”

　　由於蔡元培的熱心提倡和身體力行，一掃過去腐敗的校風，造成了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師生間問難質疑，互相切磋；著書立說，受到鼓勵；學術爭辯，各抒己見。胡適在他的幾次講演中，曾盛稱他初到北大教書時，得到和一些學生相互討論之益。同時在教員以及師生之間的學術討論中，也有著良好的民主風氣。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國倫理學史》一書中曾以“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來作為孔子所說的“仁”的定義。青年教員梁漱溟不同意這個見解，認為“仁”隻是人們直覺的、情感的本能表現，即孟子所謂的“惻隱之心仁也”。他批評蔡元培的定義空洞籠統，“雖然表麵上無可非議，然它的價值也隻可到無可非議而止”。又如，蔡元培著有《石頭記索隱》一書，對《紅樓夢》詳加考證，稱其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書中，把蔡元培著歸於“附會的紅學”一類，指責其考證為“笨的猜謎”，“走錯了道路”。蔡元培看後則寫了《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一文作為《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為自己的見解辯護。在學術觀點上，蔡元培和梁漱溟、胡適之間雖然有分歧，但並沒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這種民主作風培育了良好的學術研究風氣。這時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說，成了“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

　　經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北大學生中學術研究蔚然成風；一些同學結合自己的專業興趣，從事著述，發表見解。如1918年9月，北大經濟係學生李亦軒所著《中國幣製統一論》一書，“甚為教授所激賞，且慫恿印行之”。蔡元培應其所請為之作序，稱讚：“李君此書，有實述以詳陳我國幣製之現狀，有危言以窮其流弊，有芻議以進改良之策。根據學理，臚陳統計，綱舉目張，不特足以備當局之參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一讀也。”又如政治係學生蕭一山，1920年入北大後，繼續致力於清史研究，充分利用北大圖書館豐富的史料，並得到李大釗的指導，完成了專著《清代通史》。李大釗為其撰寫的序文中，希望蕭氏能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把有清一代的曆史寫成中國國民的曆史。蕭一山在該書初版敘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觀’之學說興起，謂經濟之趨勢，當求諸曆史；曆史之變遷，亦根據於經濟；二者有相互之關係，而曆史之因革，尤以經濟為轉樞。此蓋社會主義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實際生計問題為中心者也。”1923年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成為當時史壇的一件盛事，引起轟動。梁啟超稱讚他“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應當說，蔡元培這時大力提倡學術研究，培育了北京大學嚴謹勤奮、致力學術的優良學風。

　　這時蔡元培與教授們也時有學術交往和合作，如1918年夏，蔡元培邀約胡適、沈尹默、劉複等人發起編印一套普及性的“常識叢書”，組織編委會，他親擬簡章，確定以“國語記述切要之學理與事實而次第傳布之，使國內外年長失學者，均有補習常識之機會”。這套普及性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其對象和內容分兩類：一為普通類，以普通人所必需之知識為範圍，其內容為語典，國語文選，古書今譯，中外地理、曆史，中外風俗記，歐戰記事及其他各種科學。一為特別類，專以國外僑工特別必需之知識為範圍，其內容為僑工常識，僑工衛生，僑工曆史，僑工組織，僑工小說，工會組織，工人經濟等。當時參加編委會認編的有：第一國語部（認編者：馬裕藻、朱希祖、胡適、劉複、錢玄同、沈尹默）；第二史地部（認編者：馬裕藻、朱希祖）；第三物質科學部（認編者：丁緒賢、秦汾）；第四精神科學部（認編者：胡適、蔡元培）；第五藝術部（認編者：李石曾、蔡元培）；第六閑書部（認編者：劉複）；第七僑工部（認編者：李石曾）。這反映了他們之間學術上合作之歡愉，而且這些名家從事學術普及工作也值得稱道。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學術研究、思想自由，對當時的思想界以至整個社會都起了開創風氣的積極影響。呂思勉在《蔡孑民論》一文中曾寫道：

　　在他主持北京大學以前，全國的出版界，幾乎沒有什麽說得上研究兩個字的。不是膚淺的政論，就是學校教本，或者很淺近的參考用書。當這時代，稍談高深學術，或提倡專門研究，就會被笑為不合時宜。……還記得在民國八九年之間，北京大學的幾種雜誌一出，若幹種的書籍一經印行，而全國的風氣，為之蟠然一變。從此以後，研究學術的人，才漸有開口的餘地。專門的高深的研究，才不為眾所譏評，而反為其所稱道。後生小子，也知道專講膚淺的記誦，混飯吃的技術，不足以語於學術，而慨然有誌於上進了。這真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績。……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為中國的學術界，開一新紀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質，能使各方麵的學者，同流並進，而給與來學者以極大的自由，使與各種高深的學術，都有接觸，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講學看是空虛無用，其實風氣的轉變，必以此為原因。

　　這裏，對蔡元培個人作用等的評述，未必精當，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情形。應當說，以教育和學術活動改造社會風氣，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主張，有其值得借鑒和啟迪的意義。

　　二、扶植社團 百家爭鳴

　　在蔡元培的倡導下，當時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是相當豐富多彩的；除了上述為數眾多的學術性團體外，在師生中還出現了許多具有鮮明政治傾向、反映時代和社會呼聲的社團組織。

　　蔡元培積極提倡大學生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要革除科舉時代的觀念，要“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他曾指出：“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倘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蔡元培正是從提高學生研究學術的興趣、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精神出發，本著思想自由的原則，對這些社團都給予了直接或間接的支持。當時學校設有學生事業委員會，作為對學生事業的指導機構。其組織大綱規定：“凡大學學生興辦事業，須於未成立前，將其宗旨、辦法及職員姓名，函經本委員會審議，轉呈校長察核備案。其已興辦之事業，本委員會得依其職權調查或整理之。”1922年3月設立的學生事業委員會，由李大釗任委員長。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在五四前夕，校內的和以北大師生為主的革新社團和進步刊物已相繼出現。當時在校內和社會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主要有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等社團組織。

　　1918年5月北京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密約的愛國政治鬥爭，雖然沒有取得直接的結果，但這次鬥爭促使學生們組織了起來。北大等校學生首先組織了學生愛國會，隨後又聯絡天津、上海、湖南等地學生，聯合組成了學生救國會。這個團體在團結全國學生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並因此受到反動政府的幹涉。

　　學生救國會為了加強聯係和擴大宣傳，決定成立國民社，出版《國民》雜誌。國民社成員不限於北大師生，但北大學生很多，其中如鄧中夏、高尚德、黃日葵、許德珩、張國燾、易克嶷、黃建中、廖書倉、朱一鶚、謝紹敏、李芳、陳寶鍔、陳鍾凡、周炳琳等，在其中都起了骨幹作用，並參加了編輯委員會工作。李大釗對國民社給予了熱情的幫助和指導，據許德珩回憶說：“李大釗是《國民》雜誌的總顧問，我們有事都和他商量。”國民社擁有的群眾較廣泛，社員曾達到一百八十多人，成員中既有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成為反動政客的段錫朋，這時擔任過國民社的評議部部長。

　　國民社於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國民》雜誌於1919年1月1日出版。

　　國民社成立和《國民》雜誌創辦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和幫助。他曾出席國民社的成立大會，並為《國民》雜誌創刊號寫了序言。他在序文中對雜誌提出了三點希望：“一曰正確”，“二曰純潔”，“三曰博大”，並要求力避三個弊病：內容無價值；文筆晦澀，編次淩雜；過當言論和卑猥小品。他指出，同學出於愛國之心而籌辦刊物，但須知“愛國不可不有熱誠；而救國之計畫，則必持以冷靜之頭腦，必灼見於事實之不誣而始下判斷，則正確之謂也”，“救國者，艱苦之業也”。他列舉曆史上艱苦創業的事跡，勉勵《國民》雜誌保持正確的方向和純潔的內容。他說：“墨翟生勤而死薄，勾踐臥薪而嚐膽，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斷未有溺情於耳目之娛，侈靡之習，而可以言救國者。近來我國雜誌，往往一部分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則雜以側豔之詩文，戀愛之小說，是一方麵欲增進國民之人格，而一方麵則轉以陷溺之也。願國民雜誌慎勿以無聊之詞章充篇幅。”他還勉勵雜誌要有博大的胸懷，“勿提倡極端利己的國家主義”。最後他說：“國民雜誌之醞釀，已曆半年，卒底於成，不能不佩社員之毅力。自此以前，尚為一鼓作氣之時期。若前數期出版以後，漸漸弛其責無旁貸之決心，則此後之困難，正不弱於醞釀時期。願社員永永保此朝氣，進行不怠，則於諸君喚醒國民之初心始為無負也。”愛護和期待之情溢於言表。

　　國民社在其成立啟事中說：“本雜誌由學界同誌組織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一）增進國民人格；（二）研究學術；（三）灌輸國民常識；（四）提倡國貨。”還約請李大釗為指導，邵飄萍、徐悲鴻為顧問。國民社規定凡提供經費者均為社員，因此會員不限校內，但仍以北大學生為主。社員最多時達189人，其中如黃日葵、鄧中夏、高君宇、許德珩、陳鍾凡、謝紹敏、周炳琳、廖書倉、顧頡剛、段錫朋等都是骨幹。《國民》雜誌積極關心政治，具有明顯的反帝愛國色彩。如鄧中夏以“大壑”為筆名，每期都為刊物撰述“國內外大事”，並經常發表評論時事的文章。李大釗的重要文章《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就發表在《國民》第一卷第二號上。雖然在五四以前，《國民》還是用文言文發表文章，使它的戰鬥力有所減弱；但它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當時中國最凶惡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猛烈攻擊，明確提出取消“二十一條”和歸還台灣、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等要求，對五四運動的興起起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它的許多成員，在五四運動中起到了中堅作用；而其中的一些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

　　國民社成立後不久，1918年12月3日，北大文科的一部分學生，成立了新潮社。第二年一月出版了《新潮》雜誌。

　　新潮社同樣得到蔡元培的熱情支持。新潮社醞釀的時間較長，早在1917年秋天，新潮社發起人傅斯年、顧頡剛、徐彥之及後來加入的羅家倫、潘家洵等，常在一起閑談。“他們談到北京大學的前途時，感覺到自蔡校長主持北大後，學校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學府，循此前進，不難成為中國一切新思想、新學術的策源地。做學生的應該辦幾種雜誌，竭心盡力，來宣揚學校的新精神，鼓動學生研究學術的興趣，這對於自己的前途也有好處。”羅家倫曾說，創辦《新潮》也緣於對《新青年》部分文章的不滿，當時他和傅斯年、顧頡剛、俞平伯等經常聚在一起談論文學革命，“大家談天的結果，並且因為不甚滿意於《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誌，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於是《新潮》雜誌便應運而產生了”。但是，當時辦刊物的最大難題是缺乏經費。直至翌年秋天，他們才把醞釀中的計劃付諸實行，正式向文科學長陳獨秀要求學校幫助解決經費問題，陳獨秀表示：“隻要你們有創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誌願，經濟方麵可以由學校負擔！”後經蔡元培同意，由學校從每月頗為拮據的經費中撥出2000元，為刊物墊付印刷費，發行也由學校出版部兼辦。李大釗也給新潮社以積極的支持和幫助。顧頡剛在《回憶新潮社》一文中說：“李大釗曾給過新潮社很多幫助和指導。他雖不公開出麵，但經常和社員們聯係，並為《新潮》寫稿。”李大釗還將紅樓圖書館一層二十二號房間撥給新潮社作社址。蔡元培還親自為《新潮》題寫了刊名。新潮社按其組織章程規定：“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得由本社約為社員；非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有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由本社約為社員。”社員大多數是北大學生，也有少數教員和校外人士。主要骨幹有傅斯年（主任編輯）、羅家倫（編輯）、徐彥之（主任幹事）、毛子水、楊振聲、李小峰、康白情等。社員有何思源、譚鳴謙（平山）、俞平伯、顧頡剛、潘家洵、張崧年、郭紹虞、葉聖陶、孫伏園等。剛成立時隻有社員27人，到1919年底為37人；以後陸續加入的，也隻有朱自清、馮友蘭、孫福熙、周作人等幾個人。社員人數很少。

　　1919年1月，《新潮》與《國民》同時創刊。新潮社宣布：“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不取庸言，不為無主義之文辭。”它的英文譯名為TheRenaissance，意為“文藝複興”，以此表明態度。確定刊物應具備的要素為：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辭。它一開始就以“文藝複興”相標榜，主張“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它與《新青年》相呼應，反對吃人的封建禮教，提倡個性解放和婦女解放，鼓吹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新潮》發表的文章和文藝作品，以白話新體為主，使用新式標點。

　　《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它的第一卷第一期發行不到一個月，就接連三版，達一萬多份；以後各期也多在15000份左右，這在當時已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了。新潮社除出版《新潮》雜誌外，還發行一套定名為《新潮叢書》的文藝叢書。1920年，新潮社還編輯出版了一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新潮》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宣傳，曾招致舊勢力的忌恨。一個安福係國會議員曾向教育部指控《新青年》、《新潮》等雜誌，竟說“此等出版物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竟要教育部將其取締製裁。1919年4月，教育總長傅增湘曾致書蔡元培，指責《新潮》持論逾於學術範圍之外，稱《新潮》出版，輦下耆宿對於在事員生不無微詞；要求遵行軌道，發為言論，“若其以倉卒之議翹於群眾，義有未安，輒以滋病，殆有未可”。反對革新進步，畏懼新思想流行。蔡元培當即作書回答，他針對所謂張新說而悖舊誼的指責，用兼容並包的宗旨巧妙地指出：“敝校一部分學生所組之《新潮》出版以後，又有《國故》之發行，新舊共張，無所缺琦。在學生則隨其好尚，各尊所聞。當事之員，亦甚願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局外人每於大學內情有誤會之處，然若持《新潮》、《國故》兩相比擬，則知大學中篤念往昔，為匡掖廢墜之計者，實亦不弱於外間耆賢也。”同時針對所謂喜為抨擊的指責，他說：“至於持論，間有殊於舊貫者，容為外間誤會之所集。然苟能守學理範圍內之研究，為細密平心之討論，不涉意氣之論，少為逆俗之言，當亦有益而無弊。”為《新潮》作了辯護，保護了這個刊物。

　　《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但這個社團受胡適的影響很深，一開始就表現了政治上的改良主義和文化思想上盲目崇拜西方的傾向。他們對政治鬥爭始終持冷漠態度；對民族文化持虛無主義態度，竟稱“極端的崇外，卻未嚐不可”。對於新潮社脫離政治的錯誤，魯迅曾提出過嚴肅的批評。以後，新潮社中的絕大多數成員，都迅速地向右轉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如傅斯年、羅家倫等，則轉而咒罵學生運動，醉心出洋留學，追求個人升官，與當時的進步運動分道揚鑣。

　　國民社和新潮社是當時青年學生中有代表性的兩大社團，也都頗有影響。《國民》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為主要內容，具有較鮮明的反帝愛國的色彩，《新潮》則以倡言“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而出名，在反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國民》在李大釗的推動下積極參加關於改造社會的討論，並開始進行某些社會主義宣傳；而《新潮》則在胡適的影響下成了宣傳實用主義的陣地。與此同時，這兩個刊物的主要成員，也向著不同的兩極迅速分化。這反映了五四時期思想戰線上的激烈鬥爭，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的發展道路。

　　1919年3月，由鄧康（即鄧中夏）、廖書倉、黃日葵、許德珩、張國燾（哲學係學生）等發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先是一些熱心平民教育的同學在校役夜班講解時事，取得很好的效果，於是醞釀擴大到社會上去。1919年3月7日，鄧中夏等14位發起人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了征集團員的啟事。從這個啟事中，可以明顯看出它是受到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影響。啟事如下：

　　蓋聞教育之大別有二：一曰以人就學之教育，學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學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講、刊發出版物是也。共和國家以平民教育為基礎。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學校教育惟饒於資財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及迫於生計而中途失學者不與焉，未足語於平民教育。苟乏術以補救之，則人民智識必大相懸殊，社會上不平之景象必層見迭出，共和國體必根本動搖。補助之術維何？厥曰露天演講、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補助學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顧以吾國平民識字者少，能閱印刷品出版物者隻限於少數人，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自非從事演講不為功。北京大學固以平民主義之大學為標語者也。平民主義之大學，注重平民主義之實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發起茲團，所以達此者也。同學中熱心平民教育者，願興起共襄斯舉。

　　3月23日，在馬神廟第二院校長室召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大會。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開始時有團員39人，多是國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員，鄧中夏、廖書倉被推舉為總幹事，黃日葵、高尚德、許德珩、朱自清、楊鍾健等都是這個團的成員。據許德珩回憶，“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講演團設在馬神廟東口，除講演外，還設書報閱覽室，供人閱覽。經費除團員交納的團費外，還通過募捐的辦法籌集，其募捐啟事常有“諸君子所費無幾，於一般勞苦的兄弟姐妹們受惠實大”這樣頗富感染力的話。講演團規定每學期至少講演兩次以上，否則即為與講演團脫離關係；並要求輪值時“除婚喪疾病外，不得推諉”。

　　蔡元培是積極提倡普及社會教育的，因而他對平民教育講演團十分重視，把它作為養成學生服務社會精神的重要途徑。他曾說：“平民講演，用講演的形式與平民以知識，也是一件好事。”他又說，平民講演，“由學生傳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國民自治的精神”。

　　平民教育講演團多利用假日，到鬧市或郊區去講演。他們曾深入到海澱、長辛店、豐台、盧溝橋、通縣等地區，向工農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和科學文化知識。他們常利用廟會、集市、遊藝場等，打著小旗，敲著小鑼，招引群眾。開始，由於學生腔大家聽不懂，群眾不歡迎；後來注意學習群眾語言，講題緊密結合時事，如“青島交涉失敗史”、“日本的野心和中國救亡的法子”等，群眾十分愛聽。有一次東便門蟠桃宮舉行三天廟會，講演團連續在這裏講了三天。鄧中夏也去講了兩次，題目是“家庭製度”和“現在的皇帝倒黴了”。《北京大學日刊》曾載文報道了當時的情景：“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據統計，從1921年11月5日至1922年3月27日，除去假期約三個月時間，共講演了一百零二個講題。其中有關民主政治的20題（如“法律是保護人民的”、“民國與國民”、“洋車夫與大總統的比較”等），有關科學知識的21題（如“肺癆病”、“刮風的原因”、“鐵路的起源和變遷”等），其他還有時事、生活、修養和曆史故事等。從這裏可以看到他們從事平民講演的可貴熱情和精神。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實踐活動，對促進五四時期北大青年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如1920年冬，已成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鄧中夏，深入到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這所學校是得到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捐贈開辦的。鄧中夏總是自覺地同工人打成一片，忘我地工作，“作具體工作的是他，作宣傳指導工作的也是他，每天吃兩頓窩窩或幾個燒餅，用涼水送下，工作忙時，常常蓬頭垢麵，不加修飾，晚間不能回北京時，則用幾條板凳當床鋪，擺在學校課堂裏睡覺”。從這裏可以看到當時北大進步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精神風貌。

　　1923年北大成立25周年之際，慶典籌備會曾委托講演團講行一次“民意測量”。講演團經過認真準備，出了十多個題目，在學、工、商、政各界征集507人參加測驗。提問的問題中有：“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其中國內部分獲得票數最多的前三位是：孫中山（473票）、陳獨秀（173票）、蔡元培（153票）。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陳、蔡在社會上的影響。

　　其他如少年中國學會、工讀互助團等，和北大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李大釗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工作，並擔任學會臨時編譯部主任。北大社團的許多重要成員，如鄧中夏、毛澤東、黃日葵、高尚德、劉仁靜、張申府、許德珩、朱自清、楊鍾健等都參加了這個學會。學會籌備時定的宗旨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1919年7月1日成立時，經李大釗等提議，其宗旨正式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並為會員定了四個信條：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編輯部由李大釗、康白情、張申府、孟壽椿、黃日葵五人（全為北大師生）組成。蔡元培曾稱少年中國學會是“最有希望的”一個團體。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這個學會成員後來發生了很大的分化。

　　與上述革新社團相對立的，校內的守舊派也建立了他們的社團組織。1919年1月26日，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發起成立了國故月刊社。成立會是在劉師培家開的，“到教員六人，同學數十人”。月刊總編輯是劉師培、黃侃，特別編輯有陳漢章、馬敘倫、康心孚、黃節、林損等八人，編輯由張煊、俞士慎等十人擔任；還選出總務主任康心孚，文牘幹事羅常培等。其宗旨為“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規定“凡北大同學有讚成本月刊宗旨者，皆得為本社社員”。3月20日出版了《國故》月刊。他們聲稱創辦月刊是出於“慨然於國學淪夷，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他們以篤守國粹為己任，攻擊新文化的傳播是“功利昌而廉恥喪，科學尊而禮義亡，以放蕩為自由，以攘奪為責任，斥道德為虛偽，詆聖賢為國願，滔滔者皆是也”，極力維護舊文化、舊道德。《國故》上的文章，全用文言舊體寫成，不用新式標點。《國故》月刊社是在新舊思潮激戰的前夕，為與校內新派團體和革新刊物相對抗而出現的一個守舊社團，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宣揚舊文化、舊道德。但在新思潮澎湃發展的北大，國粹家們已無力招徠看客，《國故》出了四期後就草草收場了。

　　對於國故社，蔡元培本著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在經濟上也給予了支持。

　　此外，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後，他慨於蔡元培、陳獨秀等倡導向西方學習，便以打出“研究東方學”的旗號與之抗衡，要在校內組織維護和宣揚孔學的團體。他後來在《我的自學小史》一文中，曾描述了這時的心境，他說：“民國六年，我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孑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書，其時文科教授有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陳先生任文科學長。茲數先生即彼時所謂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的。我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壓迫之嚴重……問題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決的道路不可。”1918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學日刊》接連幾天刊登《征求研究東方學者》的啟事，聲稱：“顧吾校自蔡先生並主講諸先生皆深味乎歐化，而無味於東方文化，由是倡為東方學者，尚未有聞。漱溟切誌出世，不欲為學問之研究，今願留一二年為研究東方學者發其端。”他所謂的“東方學”，“特指佛陀與孔子之學”，即中國的孔學和印度的佛學。他認為孔子生於中國，佛教源於印度，然其學亦在中國。北大為中國僅有的國立大學，“世之求東方學不於中國而誰求？不於吾校而誰求？”他以振興孔學為己任，隨即在北大哲學研究所開設了“孔子哲學之研究”課程，研究和宣揚孔學，宣稱：“往世的思想之最圓滿者無逾於孔子”，“其圓滿抑至於不能有加”。不久，招徠了一些舊派人物，在校內組織了“孔子研究會”。

　　除了上述具有一定政治傾向的社團外，學校還有一些互助性的社團，如1918年2月，由胡適和會計課職員鄭陽和發起，蔡元培等讚助成立了成美學會，“宗旨在捐集基金以津貼可以成材而無力求學之學生”。蔡元培曾捐贈一百元為基金。至5月間，鑒於北大有相當數量貧苦無力的學生，單純依靠個人捐贈，力量有限，學校評議會討論決定“將成美學會收歸學校主辦，以擴大其效用”。1920年3月，由馬敘倫等發起成立了北大教職員會，“宗旨本互助之精神，聯絡感情交換智識，以輔助大學之發展”。這個團體當時常組織教職員向軍閥政府開展索薪鬥爭，並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中站在進步學生一邊。

　　蔡元培還積極提倡學生應具有自治的能力，建立各種自治性的學生組織。這時除有學生會等組織外，還成立了北大學生銀行、消費公社。由學生共同集股投資，自己經營，並作為經濟商業門學生實習之用。這些學生組織籌建時都得到蔡元培的熱情支持。如1918年1月，他同意學生李宏增等的請求，批準成立“消費公社”，通知“法科雜務科籌撥房屋一間，並墊款購置器具”。他自己還認購10股，加以支持，並指示消費公社附設一個商業夜班，招收學校附近商店學徒，授以商業學校的普通知識。

　　由於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內社團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後春筍，各種學說競相爭長。鳶飛魚躍，生動活潑。這種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使北大成為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個百家爭鳴的學校。

　　特別應該指出，這種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新局麵，不僅有利於資產階級新文化的發展，而且在客觀上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開辟了道路。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期間，從國外購進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1918年冬，李大釗在北大組織了“馬客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集合同誌秘密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而對外則以研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作掩護。在李大釗的帶動下，北大出現了一批熱心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1919年11月，北大經濟係學生李澤彰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發表於《國民雜誌》第二卷第一號上。1920年12月，由李大釗、費覺天、鄔祥禔、郭弼藩、梅祖芬等九人發起，公開成立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研究會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誌互相的來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會當時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字宣傳：A。編譯社會主義叢書，B。翻譯社會主義研究集，C。發表社會主義論文；2.講演。”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章程曾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布，從此，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研究，在北大已從個別的、秘密的狀態走向了有組織的、公開的階段。與此同時，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由鄧中夏、黃日葵、高尚德、何孟宏（即何孟雄）、範鴻劼、朱務善、劉仁靜、羅章龍、李駿、楊人杞（即楊東蓴）等十九人，秘密醞釀成立了另一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社團“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研究會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招收會員，對外公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公開成立，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據當時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羅章龍回憶：啟事“寫好以後，由我和另一位同誌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啟事刊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我向蔡先生宣傳一番我們為什麽要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道理，蔡先生看了一下啟事和名單，沉默了一會，最後同意給予刊登了。”“爾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擬在北大會議廳開成立大會，蔡先生又答應了我們的請求，同時還應邀出席了成立大會，並在會上作了簡短扼要的講話。”“成立以後，需要活動場所，蔡先生又同意給兩間房子，一間當辦公室，一間當圖書室。”“蔡先生頂著反對派的壓力，從精神到物質上對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支持，使我們很激動。這在當時反動派到處防範、偵緝‘過激主義’、‘過激黨’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沒有蔡先生的支持，這個組織是不能公開活動的。他對待進步事業，就是這樣全心全意地支持、扶植。”

　　羅章龍在回憶中還列舉兩件事，表明蔡先生對進步學生的愛護和支持，他說：“1922年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去蘇聯列寧格勒出席東方民族大會，途中在黑龍江滿洲裏有五六個同學被當地軍閥逮捕了。我去找蔡校長，蔡先生馬上打電報給東三省的地方行政長官，最後成功地營救了這些學生。另一件事是這樣的：1923年6月，我離開北京到上海中共中央常委工作（當時我是中共三屆中央委員），隨後又奉命出國，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當時，我正是應該參加畢業考試的時候，但不能回國應試。我寫信給蔡先生，說明這一情況。蔡先生說，不能回來沒關係，將來可以補考。所以我於第二年補考，推遲一年畢業。”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大活動時間前後達七八年之久，它對於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以及促進一批進步知識分子了解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等方麵，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研究會規定每星期六晚舉行一次討論會，每月舉行一次演講會。此外，他們還積極設法從國內外搜集、采購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並組建了一個供會員和非會員借閱的藏書室。他們給這個藏書室取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為英文Communism即共產主義的音譯）。羅章龍回憶說：“亢慕義齋‘既是圖書室又是翻譯室，還做學會辦公室……’亢齋‘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還有兩個口號：’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貼有革命詩歌、箴語、格言等，氣氛莊嚴、熱烈。”這是我國建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圖書室，它對於在北大以至中國迅速傳播馬克思主義發揮了一定作用。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還設立了一個有三四十人的翻譯組，“其中德語有十來人，英語二十多人，俄語四五人，法語五六人，日語也有一些人”。他們翻譯了一定數量的馬列原著和社會主義文獻。1919年12月，青年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他後來回憶當時熱心地搜集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書籍，特別有三本書“建立起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而其中《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的譯本尚未公開出版，據羅章龍回憶，毛澤東那時讀到的就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的油印全譯本。曾是毛澤東的老師和摯友的黎錦熙在1968年回憶說：“我此次去看他時（指1920年1月4日到北京北長街平民通訊社），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後，很長的香案左邊是平民通訊社的油印機和通訊稿，右邊是一大堆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刊。我在這裏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的全文。”可資佐證。據1922年2月6日《北大日刊》刊載研究會通告提供的材料，它已擁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四十餘種，中文書籍二十餘種。英文版中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法蘭西內戰》、《雇傭勞劫與資本》等，有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無產階級革命》。中文書有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惲代英譯的《階級鬥爭》，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達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以及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等。在今天的北大圖書館中，還保存有一本1920年9月再版的《共產黨宣言》和八本封麵蓋有“亢慕義齋圖書”印章的德文共產主義文獻。這些珍貴的曆史文獻，使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情況。

　　蔡元培認真貫徹他的兼容並包、兼收並蓄的主張，積極引進和保護各種新思想，這不僅使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能夠在北大合法存在和發展，而且在當時北大的課堂、講壇和刊物上，也可以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條件下，成長起中國最早的一批共產主義者。至於蔡元培本人，則始終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懷有敬意和好感，對其學說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允許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的，這種態度對他來說是一以貫之。後來他在1929年為李季著的《馬克思傳》寫的序文中曾表示：“今人以反對中國共產黨之故，而不敢言蘇俄，不敢言列寧，馴致不敢言馬克思，此誤會也。”“研究馬克思，不必即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關係。且研究與盲從不同，研究馬克思，不必即信仰馬克思。”1933年3月，他在上海與陶行知、陳望道、黃炎培等百餘人領銜發起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他為此在《申報》發表《緣起》一文，在當時思想箝製、談“馬”有罪的政治環境中，公開表達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敬意。他說：“在此短促的五十年中，馬克思之學說所給予世界之影響至為重大。而五十年來世人對於馬克思，無論其為憎為愛，為毀為譽，而於馬克思之為一偉大之思想家，為近世科學社會主義之始祖，則殆無人否認。”他明確反對文化專製主義鉗製思想的做法，表示“同人等今基於純正之研究學術立場上，發起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會，一以致真摯之敬意於近代偉大之思想家，同時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並打破我國學術界近年來一種思想義和團之堡壘”。這反映了他一貫奉行的思想自由的原則，堅持有研究馬克思學說的自由。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澤東得以在北大工作並在這裏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也同蔡元培的支持不無關係。1918年8月，為商談赴法勤工儉學事，毛澤東、蕭瑜等幾個新民學會會員聯袂北上。到京後，毛澤東改變出國留學的想法，決計留在國內，擬在北大尋一事做。其時，他們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老師楊昌濟，正在北大哲學係任教，他也曾希望毛澤東能“入北京大學”，以為日後打下“可大可久之基”。[20〕據同時來京的蕭瑜（子異）因憶：這時他們寫信給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們的一個無法赴法國的同伴為校內的清潔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們的信後，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憐憫毛澤東，對於他能夠刻苦自勵，甚是高興，因此他沒有讓他去做清潔工人，而可到校內的圖書館去工作。因此他寫了一封信給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信中說：毛澤東需要在本校求職，使其得以半工半讀，請在圖書館內為他安排一職”。於是經李大釗的安排，毛澤東當了北大圖書館的書記職務，每月月薪八元；具體工作是管理上海《民國日報》、北京《國民公報》、《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以及英文《北京導報》、日文《支那新報》等十五種中外文報紙，每天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姓名。雖然位卑事瑣，但它為青年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接觸新思想的廣闊天地。他當時住在景山東街的一條名叫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的小胡同裏，在這七號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