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四章 在革新中建設的大學教育思想（三）

　　3.不拘一格網羅眾家

　　蔡元培懂得學術民主對於發展科學的重要意義。他反對罷黜百家、獨尊一己的文化專製主義，實行學術自由、百家爭鳴，允許不同學派自由發展，發揮各方麵人才的專長。他曾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思想自由、兼收並蓄的主張。他提出：“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幹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他在堅持革新、扶植新派的前提下，對於那些政治思想上頑固守舊的人，則認為隻要所授課程與政治無涉，同樣應該用其學術專長。他說：“例如複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當時北大教授辜鴻銘、劉師培等人都是新潮社學生反對的對象，一些學生曾表示對蔡元培的做法不能理解，蔡元培對學生解釋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複辟或君主立憲。”雖然這些舊派人物多是封建複古的頑固勢力，反對新文化運劫，但蔡元培把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作了一定區別，采取不求全責備和用人唯才的方針，不拘一格廣收人才。當然，即使對於舊派人物，除了學問之外，蔡元培也還是有所要求和選擇的，時為北大學生的毛準（子水）曾回憶說：“譬如，他請劉申叔講六朝文學，決不會允許他提倡帝製；他請辜湯生教英詩，決不允許他提倡複辟。他所以沒有請林琴南，據我的推測，並不是因為他以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為派係不同的緣故，而是因為林琴南對於做學問的見解，在蔡先生看來，已趕不上時代了。”這表現了他既堅持政治上的是非標準，又尊重講學自由和正當的學術研究的自由。這對繁榮學術、培育具有各方麵專長的人才，是有著積極作用的。所以，這時北大眾家林立，競相發展，而“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的辜鴻銘，“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以及黃侃等人，也就組成了北大的舊派，和陳獨秀、李大釗等的新派相對壘。

　　辜鴻銘（1857-1928），名湯生，福建同安人。早年在英、德等國學習，得過英國文學博士的學位。後受馬建忠的影響，崇信中國舊學和封建倫理道德。他精通英、德、法和希臘等國語言，曾將《論語》、《中庸》等譯成西文，並撰述《中國文化之精神》等書，受到西方漢學家的推崇。回國後任張之洞幕僚二十餘年，後曾任清廷外務部員外郎，並賞賜文科進士。辛亥革命後，到北大任教。蔡元培長校後，以其擅長英國文學而繼續留聘為文本科教授。他反對民主共和，持帝製複辟論，繼續頭束發辮，身穿棗紅馬褂。1917年張勳複辟時，辜鴻銘曾被列名為外務部次長。對這樣一個舊派怪人，蔡元培認為，他專長英國文學，“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繼續聘他為文科教授。這時，他在北大文科講授西洋文學，後又主講文科研究所的“英詩”。他雖然講授外國文學，但也不忘把英國詩歌分列成所謂“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等類。他在課堂上大都分時間都用來胡謅“春秋大義”，“君師主義”一套陳詞濫調。他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1918年夏，他寫了《春秋大義》一文，公開提倡“尊王”、“尊孔”。說什麽“至醇至聖之孔夫子，當有支配全世界之時，彼示人以高潔、深玄、禮讓、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1919年春，他化名“冬烘先生”，撰寫《北京大學校文字風潮解惑論》，攻擊蔡元培“縱使教員、學徒出《新潮》、《新青年》諸雜誌，醜詈舊學，詆毀倫常”。五四運動後，7月12日，他在上海《密勒氏遠東評論》上用英文發表《反對中國文學革命》，攻擊文學革命論者倡導的新文學隻能使人的道德萎縮，是所謂真正的死文學。8月16日，他又在同一刊物上發表《留學生與文學革命》一文，反駁新派攻擊文言文難學造成中國眾多文盲的觀點，他竟然認為他們這些留學生能夠在國內愉快生活，“應該為我們四億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為文盲之事實，在每天生活中應該感謝神”。他譏諷地寫道：“試想，如果中國四億人中之百分之九十都變成為知識分子之結果——好像在北京的苦力、馬夫、司機、理發匠、店員、小販、遊民、流氓等全部都變成知識分子，並且和北京各大學學生一樣參與政治，那將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據說已有五千件電報拍往巴黎討論山東問題的中國代表們，如果四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變為知識分子，並且也都和留學生一樣表現愛國狂，那就請計算一下拍發的電報件數和所耗費的金錢吧。”這活畫出這個封建遺老的嘴臉。辜鴻銘的複辟謬說得到一班遺老遺少的稱頌，也得到帝國主義國家一些學者的吹捧。1927年辜鴻銘到軍閥張作霖那裏當顧問去了。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龕，江蘇儀征人。文選派國學家。在古文經學方麵有重要建樹，著有《春秋左氏傳略》、《佚禮考》、《莊子校義》等書。早年讚同民主革命，曾改名光漢，並著《攘書》，主張排滿複漢。後參加編輯《警鍾日報》，曾與蔡元培共事。1907年亡命日本，任民報記者，不久背叛同盟會，投靠清廷，充任端方幕府，幹出賣同誌的勾當，為革命黨人所不齒。他曾上疏奏設兩江存古學堂，要用儒家經說“正人心，息邪說”，妄圖抵製正在發展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爆發這一年，劉師培隨端方入川，端方於資州被殺，劉師培被拘。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為“崇碩學”，不念舊惡，親自致電資州軍政分府，飭對劉優待並護送入京。蔡元培也奉命以教育部名義，向資州軍政分府發去要求將劉釋放的電報。蔡元培還和章太炎一起刊登《尋找劉申叔啟事》，稱：“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今古，前為宵小所誤，陷入範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發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但是，1915年袁世凱複辟帝製時，劉師培又成為發起籌安會的“六君子”之一，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為名，鼓吹帝製，宣揚“天生丞民，無主則亂；事勿稽古，無以承天”，遭到人民群眾的唾罵。袁世凱死後，他潦倒天津。蔡元培到北大後，取其國學所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古文學史課程。他授課時著重講漢魏六朝文學的源流與變遷，編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劉師培極力宣揚陳腐的封建文化，1918年夏，曾與辜鴻銘、黃侃等人一起，欲謀複刊《國粹學報》和《國粹叢編》，專門與《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作對。這曾遭到魯迅的斥責。後又創辦《國故》月刊，由劉師培等任總編輯，以所謂“昌明中國古有之學術”為宗旨。他們反對白話文，主張“言以從文”，反對新思潮，鼓吹“講學救時”。他們號召所謂“有誌之士”起來，“振頹綱以紹前載，鼓芳風以扇遊塵”，要承繼所謂“文武之道”、“六藝之傳”。在新文化運動中，劉師培成為封建複古派的一個代表人物。

　　黃侃（1886-1935），字季剛，湖北蘄春人，早年曾組織反清鬥爭，遭通緝，後亡命日本，在東京曾加入同盟會，並受教於章太炎門下。辛亥革命後回國，不滿北洋軍閥政府的黑暗統治，曾拒受袁世凱贈與的嘉禾勳章，後逐漸脫離政治，從事教學工作。他精研小學，尤擅長音韻訓詁，兼通文學；學術上多有建樹，著作甚豐。他頑固守舊，罵倒一切，曾宣稱“八部書外皆狗屁”。1914年起任北大文科教授，蔡元培出任後又對其繼續延聘。黃侃在國文係講授文學概論，以《文心雕龍》為教本，著有《文心雕龍劄雜記》等，講課頗受學生歡迎。1917年劉師培來北大後，黃侃對其十分欽佩，認為他說經有師法，不以年齡相若，師事之；於是兩人結成了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同盟。黃侃反對新文化運動不遺餘力，往往一節五十分鍾的課，要用半個小時來抨擊白話文，謾罵新派教授；常常指名道姓，語意尖刻失態，十分放肆。後終因不滿蔡元培對學校的革新，於1919年離開北大。

　　對於舊派學者，蔡元培同樣是注意物色人才，善於發現人才。例如梁漱溟當時是一位年僅24歲的青年，中學畢業後自修哲學。1916年，他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一篇《究元決疑論》的文章，曾引起學術界的注意。這篇文章以探究宇宙與人生的本元問題，列舉了東西方各家學說，認為“種種言說無非戲論”，因而“凡夫究元非藉正法（佛法）不得窮了”，“撥雲霧而見青天，舍釋迦之教其誰能？”所以它的中心內容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各家學說，唯獨推崇佛學。蔡元培看到後，認為也是“一家之言”，經與陳獨秀商議，決定破格請這位隻有中學畢業文憑的青年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開始，梁漱溟謙辭。蔡元培誠摯地說：“你不是愛好哲學的嗎？我自己是愛好哲學的，我們還有一些愛好哲學的朋友。我這次辦大學，就是要將這些朋友，乃至在未知的朋友中，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麽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研究來學習好了。”梁聽後深為感動，欣然應命。梁漱溟從1917年到1924年在北大哲學係任教七年，先後講授了印度哲學概論、大成唯識論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課程，受到學生歡迎，他還在講課的基礎上出版了《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他後來回憶說：在北大執教“七年之間從蔡先生和諸同事、諸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數之難盡。總之，北京大學實在培養了我”。在北大期間，梁漱溟以“研究東方學”為名，在校內帶頭維護孔教。他所宣揚的“東方化”、“東方學”，是指中國的儒學和印度的佛學，主要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他到北大第一天就問蔡元培，對孔子持什麽態度，他公開表示他自己對孔子“不僅不反對而已，我此來除去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後來他在北大發起成立了孔子研究會，參加創辦《國故》月刊社，成為北大舊派中的一個活躍人物。梁漱溟晚年對於他在五四時期文化思想的取向也承認，“我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與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遠，我對新派人物的種種主張，不讚同的甚多”。

　　在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積極引進下，當時北大的舊派學者還有黃節、崔適、陳漢章等人，他們也都是國內知名的國學名流。

　　蔡元培在延聘教員的工作中，以熱心與積學為根本標準，既廣攬新派人物，又能容納思想雖舊的飽學之士，這充分表現了他所具有的既能堅持原則又善於團結不同學派的高貴品質。陳獨秀在蔡元培逝世後寫的《感言》中曾稱讚道：“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複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陳獨秀認為這是追念蔡元培的人都應該服膺他的兩點美德。

　　四、學製改革與課程建設

　　1.實行選科製

　　如前所述，蔡元培在對北大的改革中，確立了以文、理兩科為主的預科、本科和研究所三級學製，並規定了相應的學習年限。與此同時，還改年級製為選科製，這是蔡元培對北大進行學製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表現了他尊重個性、反對強求一律的教育思想。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集在京各高等學校代表會議，修改大學規程時，蔡元培提出廢除年級製，采用選科製議案，當經與會代表通過，並決定先由北京大學試行。自1919年起，北大將學門改為學係的同時，又正式對舊學製進行了改革，開始實行選科製。

　　蔡元培之提倡選科製，是和他主張建立發展個性的新教育相一致的。他在1918年發表的題為“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的著名講演中，就積極提倡實驗新教育，反對封建舊教育對受教者的壓製和摧殘。他在講演中提出“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主張因材施教，發展個性。他從這一教育思想出發，在大學教育中也注意發揮學生的自動性和積極性，反對強求一律。1919年4月，他又進一步重申他的主張：“平等者，破除階級而決非消滅個性。從前行階級製度教育時，重在一階級中絕對平等，如美國教育會所舉德國教育之劣點，謂‘平民學校中，專以種種儀節製度限止之，使養成其服從心、信仰心，與夫唯帝命是聽之惡根性，……以軋製平民之生活、工作、知力，為一種物質的機械’，是其例也。既破壞階級製度，則即當解放個人之束縛，而一任其自由發展。蓋世界為有機的組織，有特長者不可強屈之以普通。世界有進化的原則，有天才者尤當利用之以為先導。此後新教育，必將漸改年級製而為選科製。”他崇尚人的個性發展，承認人的心理品質的差異性，人的氣質、個性、能力、愛好不一，教育中忌劃一性；認為年級製的弊端在於“不論個性如何，總使讀幾年，方能畢業，很不適當”。而選科與這種劃一的年級製相比，則可以發展個性。

　　按照原來的舊學製，各係所開設的課程，對本係學生均為必修科，且各係學生不能兼習他係課程。蔡元培認為這種“年級製之流弊，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幾門課程不及格，須全部複習，興味毫無，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閱他書，及時時曠課之弊，而其弊又傳染於同學”。實行選科製，學生除了本係規定的必修科外，還有在總學時中占一定比例的輔助學科作為選修課程，可供自由選擇；選修科可以聽本係開設的課程，也可以選習相關學係開設的課程。這樣可以發揮學生之所長，研究他們所向往的學科。學生修滿學校規定的學分即可結業。

　　實行選科製，是和實施單位製（即後來的學分製）相聯係的。當時規定預科學生學滿四十個單位（按每周一學時計，學完全年的課程為一單位），本科學生學滿八十個單位即可畢業。在學習年限上分預科二年、本科四年。預科分設甲、乙兩部；本科各學係分置五個學組，即：第一學組，數學係、物理學係、天文學係；第二學組，化學係、地質學係、生物學係；第三學組，心理學係、哲學係、教育學係；第四學組，中國文學係、英國文學係、俄國文學係、德國文學係、法國文學係；第五學組，經濟學係、史學係、政治學係、法律學係。其中生物學、教育學、心理學、天文學四係尚未成立，實際為十四個係。規定預科甲部結業後可升入本科第一、二學組，乙部結業後可升入第四、五組；甲、乙兩部俱可升入第三組。學校按照學組的不同要求，安排預科的課程和單位數量。規定預科四分之三課程為共同必修和分部必修課，四分之一課程為選修課。共同必修科為國文（包括模範文、學術文和文法三種）、倫理學大意和第一、二種外語（第一外語十四單位，第二外語六單位）。分部必修課：甲部為數學、物理、化學三項，乙部為哲學概論、科學概論、古文、本國及世界近代曆史，同時有數學、物理、化學，但分量較輕。此外為選習科：甲部學生將來擬入物理、化學、地質學係者分別選習物理實驗、化學實驗和圖畫，並得選習哲學概論、科學概論；乙部學生擬入法律學係者選習法學通論，擬入政治、經濟學係者選習經濟通論，擬入文學、哲學、史學係者選習文字學。這種預科的必修和選修的課程設置，既顧及學生學業的全麵發展，又為升入本科準備一定的專業基礎。本科學生每年所習學科約為二十單位左右，規定一半為必修課，一半為選修課（後改為三分之二為必修課，其餘為選修課）。本科四年皆為分係選科製，第一年按各學組要求選習共同的學科，如第一學組各係學生須共同選習立體解析幾何、微積分等，又如第四學組文學各係須共同選習中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大綱等。本科二、三、四年級學生所習學科，以本係課程為主，而每人得以其餘力選習相關的學科或本人有興趣的學科，但規定三年中所習學科至少須有三十單位在本係和相關的係內。本科學生仍須繼續學習兩種外國語（每種六單位以上）。

　　關於選科的確定，分別由本科和預科教授會負責。各學係根據自己專業的特點以及師資和設備的條件，確定必修和選修的課程，而學生則在教師指導下按規定誌願選擇學科。各係教授會負責編印課程指導書和分學年課程表，於每學年開學時幫助學生作選課的指導。對於一年級新生，學校還專門設立新生指導委員會，每年於新生入學時由校長指定教授組成，作為新生入學選課事宜的顧問。

　　實行選科製，可以增長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揮學生的專長，有利於培養專門人才。當然，選科製如果缺乏必要的指導，也會有弊病。如有的學生從興趣出發，旁聽的課程過多，有的專攻冷門，忽視對基本理論、基本知識的掌握，從而限製了進一步的發展。蔡元培認為選科製隻適合於大學，普通教育不宜采用，他說：“這種製度隻能行之於高等以上的學校，並且學生隻有相對的選擇，無絕對的選擇，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學，才有選擇權。”他又說：“學生所選的科學必須經教員審定，因教員知道選何者有益，選何者無益，如走生路，若無人指引，易入歧路。總而言之，高等教育方行選科製，但須教員認定。”蔡元培不但認為普通教育不宜采用選科製，而且也反對中學實行文實分科製，認為這樣不僅對造就理、工科人才不利，且培養出來的文、法、商諸科學生，也由於“科學知識太缺乏，仍為變相的舉子，而不適於科學萬能之新時代”。這個意見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視。

　　為了啟迪學生的主動性，除了采用選科製外，蔡元培還進行了一些改革。如主張大學講義應刪繁就簡，隻需列出綱要以啟發學生主動鑽研。他說：“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唯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後講義隻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又如，改變過去公布考試成績的做法，教員評出分數後將結果送交注冊部，不再向學生公布；不合格者由學校個別通知。這樣做的目的是使學生能一心向學，以免有的學生一味去追求分數的高低。

　　五四前後，無政府主義思潮在北大一部分學生中比較活躍，這時有些學生又紛紛提出取消考試製度的要求。如由北大學生會主辦、於1920年1月開始出版發行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曾出過一期“教育革命專號”（該刊第十五號），主要討論考試製度問題，所載文章都是主張徹底廢除考試，取消一切考核和紀律。有的學生甚至主張小學、中學、各種專門學校應和大學一樣，“一律廢除考試”。有的學生還發宣言呼籲“同聲反抗，把考試的‘筆’拋去”。有的則稱“考試是一種最壞的製度，等於摧花的風，齧果的蟲”。蔡元培承認考試“有好多壞處”，但又認為合理的考試還是必要的；考試廢除與否，“則以要不要證書為準，不要證書者廢止試驗，要證書者仍須試驗。”有些學生曾接受這個辦法，自由聽課不要文憑。1923年1月在北大日刊上曾公布本校不受試驗不要文憑的有朱謙之、繆金源等十七位同學。當時同學間曾稱他們為“自絕生”。

　　自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首行選科製後，1922年全國其他高等學校也先後采用這一學製。選科製的普遍推行，被看作是“我國大學教育上一個極大的進步。”

　　2.融合中西文化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對課程的改革和建設極為重視。

　　辛亥革命後，北京大學在教育製度和教學內容方麵，曾進行過某些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改革；在課程設置上增加了資產階級新學的內容。但是這時的改革是很不徹底的。特別是由於袁世凱複辟帝製活動的需要，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公然把“法孔孟”定為教育宗旨，下令各校在編寫修身、國文教科書時，必須“采取經訓，務以孔子之言為旨歸”，“如有違背斯義或漏未列入者，並妥慎改訂，呈部審查”。這種“尊孔讀經”的複古逆流，使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新學又受到了壓抑。雖然袁世凱的帝製複辟活動很快破產了，但文化思想領域的鬥爭仍在繼續。所以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學校的教學思想仍很陳舊保守，課程設置也很落後，不少教員不學無術，講課陳陳相因，敷衍塞責。

　　蔡元培在課程改革和建設上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反對專己守殘之陋見，對中西文化要兼收並蓄，擇善而從，融會貫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25周年紀念會的講話中，曾剴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對我國學術發展的嚴重束縛。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環境多是為頑固派所包圍，辦學的人不敢過違社會上傾向，所以，當時學校的方針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故教者、學者大都偏重舊學一方麵；西學方麵不容易請到好的教習，學的人也不很熱心，很有點看作裝飾品的樣子”。這就嚴重阻礙了科學的發展。而民國建立以後，由於“國體初更，百事務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棄舊之概”。他認為這些都是片麵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學術和課程建設的取向上，主張“貫通中西”。他在這方麵有一些很好的見解和做法。

　　首先，積極主張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提出大學教學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蔡元培在談到中國畫也要吸取西洋畫的優點時說：“今世為中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采用。抑有人謂西洋昔時已采用中國畫法者……彼西方美術家能采用我人之長，我人獨不能采用西人之長乎？”他認為各民族間互相師法才能有進步和發展，他舉例說：“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古國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臘之文明；高爾日耳曼諸民族吸收希臘、羅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歐洲諸國之文明。”他痛感近世中國由於封閉、隔絕，在學術文化發展上大大落後於西方，“數千年來，中國文明隻在他固有的範圍內、固有的特色上進化，故‘文藝的中興’，在中國今日才開始發展”。他認為要使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得到發展，就應該開放，善於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自我封閉是沒有出路的。1916年秋，在他出任北大校長之前，就與汪精衛、李石曾聯名致函國內有關人士，提出：“世運日新，學風丕變，吾國教育不能不兼容歐化，已為有識者所公認。元培等留法較久，考察頗詳，見其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義之正大，與吾國儒先哲理類相契合；而學術明備，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蔡元培從這個思想出發，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外國科學成果，融合中西文化。他在北大“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他“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係，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北大原來設有“中國哲學門”，一位學生曾建議改為“哲學係”，不局限於一國哲學，而要包括世界各國的哲學。這個建議和蔡元培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張相一致，因此他接受了這個青年人的建議，後來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學係，講授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哲學史和哲學流派。理科的一些課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國的科學新成果，如物理係三、四年級的近代物理課，內容大部選自居裏夫人在巴黎大學講授的最新材料。

　　為了更好地吸收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蔡元培是重視學生的外語學習的。以世界語為例，北大是我國提倡世界語較早的一個學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後，即聘世界語學者孫國璋（字芾仲）來校主講世界語，於文科設立講習班，參加學習的達到五百多人。蔡元培倡立的校役夜班正班也把世界語作為外國語學科之一，與國語、算術及理科並重。蔡元培為了利於世界語學者作高深的研究，於1920年創立北大世界語研究會，自兼會長，孫國璋為副會長。1922年俄國學者、盲詩人愛羅先坷受聘來校講授世界語會話，孫專講文法及讀本，世界語班學生倍增。1922年春由北大發起組織了北京世界語學會。是年全國教育聯合會一致通過北大提出的“以世界語首先加入師範學校課程”的議案。這一年12月15日，世界語研究會開展紀念柴門霍甫誕辰的活動，在北大召開了全國世界語聯合大會，參加者達兩千多人。蔡元培出席並發表演說，主張中國應普及世界語，以利於中外文化的交流。會上通過的議案，要求在各級學校增加世界語課程，多方麵推廣世界語，並籌辦世界語專門學校。由北大負責籌辦的世界語專門學校，1923年在北京西城孟端學校內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長，校董有蔡元培、魯迅、張季鸞、愛羅先珂、周作人等。蔡元培提倡世界語，在北大開設世界語課程，是和他吸收外國先進文化的主張相一致的。

　　其次，認為對外國學術文化應重在消化，反對簡單模仿和全盤歐化的錯誤傾向。蔡元培認為：“人類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消化者，吸收外界適當之食料而製煉之，使物化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因而消化是以“我”為主體，對於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渾淪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他引用孔子的話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就是不守舊，不盲從的態度。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擇善。”蔡元培既承認我國古代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值得後人繼承發揚，又反對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既強調學習外國，求得發展，又堅決反對“全盤歐化”，反對簡單的模仿，生吞活剝外國的東西。他殷切地告誡人們，在向外國學習時，要重在為我所用，要吸收而消化之，切忌為他人所同化。他對此作了意深詞懇的剖析：

　　分工之理，在以己之所長，補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長，亦還以補我之所短。故人類分子，決不當盡歸於同化。而貴在各能發達其特性。吾國學生遊學他國者，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所謂特性，即地理曆史家庭社會所影響於人之性質者是也。學者言進化最高級為各具我性，次則各具個性。能保我性，則所得於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為“我”之一部，而不為其所同化。否則留德者為國內增加幾輩德人，留法者、留英者，為國內增加幾輩英人、法人。夫世界上能增加此幾輩有學問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寧不甚善？無如失其我性為可惜也。往者學生出外，深受刺激，其有毅力者，或緣之而益自發憤，其誌行稍薄弱者，即棄損其“我”同化於外人。所望後之留學者，必須以“我”食而化之，而毋為彼所同化。學業修畢，更遍遊數邦，以盡吸收其優點，且發達我特性也。

　　這段話今天讀起來，也仍然是十分感人而富有意義的。這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確為針砭時弊，金石之言。

　　但這種簡單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國的傾向，當時在北大同樣嚴重存在。嚴複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全校積極推廣外語會話，在本科和預科課堂上除一些國學課程外，都用英語講授。課外活動，如開會、講演、討論也多用外語。預科教務會議全講英語，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難言。這種狀況，雖然對推廣外語學習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長了盲目崇洋和輕視祖國文化的傾向。特別是當時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留學生較多，他們當中有些人幾乎不用漢語講話，甚至有的教中國曆史時也要講幾句英語以顯示其有學問。對此，許多人表示不滿，連一些外國教員也不以為然，“歎為非興國之征”。蔡元培長校後，極力矯正這種不良風氣。他規定開教務會議一律改用中文，開始時，一個外國教授起而反對，說：“我們不懂中國話。”蔡元培從容地回答：“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都說中國話？”對方語塞，無言以對。從那時起，開會時一律用中文，不再講英語。在課堂上，他明確要求除外國語文課外，其他課程必須使用祖國語言。對《大學理科月刊》刊登的論文，則規定除一些專有名詞外，也一律要用中文書寫。這些措施受到了進步輿論的讚許。

　　蔡元培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成就，同時又強調結合本國的實際，保存和發揚自己的“特性”。如中國文學係除增加世界文學外，又於中國文學中增加了詞曲、小說和小說史方麵的課程，並發起征集民間歌謠，供大學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麵，“於數理化等學科外，兼征集全國生物標本”，亦是一例。

　　蔡元培到北大後為籌辦生物學係，曾與法國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後沒有實現），但他沒有單純依賴外國，而是努力發展我國自己的生物學。1918年，蔡元培聘請鍾觀光為北大理預科教授，擔負采集我國植物標本的工作。鍾觀光（1868-1940），字憲鬯，浙江鎮海人。著名植物學家。蔡元培創立中國教育會和民初主持教育部時，曾與他共事。這時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先後深入福建、廣東、雲南、廣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省調查我國植物分布情況，曆時五載，搜集和積累了許多珍貴植物標本與資料，對我國早期植物分類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24年，他創建了北大植物標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係正式成立後，鍾觀光仍留校繼續整理標本，直至1927年他轉到浙江大學任教為止。這時生物係已整理出植物標本八千多種，為教學提供了較好的條件。這件事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和消化歐美國家的先進文化，根本是著眼於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

　　再次，蔡元培認為吸收外國文化，不僅要吸收外國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進的科學方法，並運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舊有文化，以創造新義，求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他說：“販運傳譯，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創造的。”他又說：“研究者也，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他認為“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這種科學不僅指某一學科或研究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指科學的方法。他主張中國不但在“發明的科學”（指自然科學）方麵應采用“西洋方法來試驗”，而且“就是中國固有的學問”，即人文方麵，“也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他”。1921年6月，蔡元培到美國考察教育時，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講演中，曾闡述了人類文化曆史演進的規律，他說：“綜觀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觸，必能產生一種新文化。”這種借鑒與創新的統一，表現了蔡元培進步的中西文化觀。這種主張反對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來束縛我國科學文化發展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見；這對於改革學校的課程也有重要意義，史學係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來，文科學長陳獨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學整頓中國文學門，因而引起舊派教員的不滿；1917年秋成立中國史學門時，他們多改歸這新學門，想把這裏作為他們舊派的陣地。但蔡元培、陳獨秀同樣重視史學的改革，五四運動後在中國史學門增設西洋史各課，改稱史學係，由原來一國的史學變為世界的史學。這時史學門類的課除中國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現代史，分別在四個年級講授外，世界史有西洋史（分上古、中古和近世史），但東洋史還隻有印度古代史和日本近世史。蔡元培還將史學係和政治、經濟、法律等係一起編入第五學組，表示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密切關係。為了改革中國舊史學，這時將原來選修課的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課程，改為必修科，作為史學的基本知識課，並且聘請西洋史教授翻譯歐美新史學及唯物史觀等書，陳翰笙等人也是在這時應聘來係介紹歐美新史學的。1920年李大釗任史學係教授後，曾先後講授過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重要課程。這改變了過去史學門類隻重史料的偏向，開始重視以科學的方法從事曆史的研究。這時的史學界正如李大釗所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當然，這主要是指這時新思潮對學術的影響而言，對多數教授來說，其史學觀點還是唯心主義的。

　　此外，蔡元培還主張史學必須以科學的依據為基礎，要學習歐美新史學的優點。他後來曾說：“中國的曆史人文之學，發達在自然科學未發達之前；西洋的曆史人文之學，則發達在自然科學既發達之後。所以他們現在的古學，有其他科學可資憑藉；我們前代的古學，沒有其他科學可資憑藉。這件事實固可表顯我們的前賢創造古學之才長；然亦正指示我們現在從事此項工作者所憑藉之不如人。我們若不擴充我們的憑藉，因以擴充或變易我們的立點和方法，那裏能夠使我們的學問隨著時代進步呢？”他認為治史學者不僅要重視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質學也有密切關係。1923年5月，北大考古學會成立，先後進行過多次考古調查，如河南新鄭、孟津兩縣出土的周代銅器，北京官山明代古跡，洛陽北邙山出土文物，甘肅敦煌古跡調查等，這對建立科學的史學和豐富學生的史學知識是很有意義的。

　　蔡元培在關於融合中西文化主張中，還提出要開設中外文化相比較的課程。他說：“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這時國文係除開設本國文學、文學史（包括小說史、詞史、戲曲史等）課程外，還開設了外國文學著作選讀、外國文學史等課程，以資比較。又如，他認為：“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蔡元培是我國較早提出比較學問題的，這對於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和開闊其知識領域是有好處的。

　　值得指出的是，蔡元培在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張中，還明確提出“我們一方麵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麵也應注意我國文明輸出”。在他看來，國際和平的取得，是以互相了解為前提，而“現在歐美大勢，中國人已經漸漸了解；獨是西方人對於中國，不了解的很多”。除了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國外的先進科學文化外，蔡元培還重視直接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來校講學。如現代唯心主義哲學家杜威經胡適等邀請來華後，蔡元培曾出麵與杜威任職的哥倫比亞大學商議，留他在北大講授一年哲學。杜威除在北大講學外，還在中國各地巡回講演，前後達兩年多，遍曆11個省，大量散布了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教育界和思想界產生了惡劣影響。蔡元培對杜威是推崇的，但他並不讚同實用主義教育觀點。如他在學與術的關係上重學理的研究，在科學研究上，他認為並不是所有項目都能立即得到應用，更難短期就有明顯的效果，但並不能因此而貶低這些科學研究的意義。這些觀點有助於抵製實用主義思想對教育、科研領域的侵蝕。

　　繼之，羅素、班樂衛、今西龍、杜裏舒、阿士本、耶爾朔夫、福田德三等也曾應邀來校講學或作學術講演。1920年8月，北大特授予法國數學家班樂衛、裏昂大學校長儒班、美國哲學家杜威、美駐華公使芮恩施以榮譽學位，蔡元培主持了授予儀式並發表演說。這是北大第一次授予外國學者以榮譽學位。

　　1921年蔡元培到歐洲考察教育時，曾親自分別訪問了居裏夫人和愛因斯坦，邀請他們來華講學。這一年3月8日，他在法國訪晤居裏夫人於其鐳錠研究所，居裏夫人“樸質誠懇”，晤談中她提出中國不可無實驗鐳錠之所，如在北京建設必較為清靜，不似巴黎之嘈雜而多煙。蔡元培當麵邀請她來華講學，居裏夫人答：“暑假無多日，此次不能往，當於將來之暑假中謀之。”同年3月16日，他在德國偕原北大理科學長夏元瑮訪問愛因斯坦，“詢以是否能往中國？答甚願，但須稍遲。彼詢如往中國演講，應用何種語言？告以可用德語，由他人翻譯，夏君即能譯者之一。”1922年秋，愛因斯坦應邀到日本講學，他表示願同期來華，雙方並商妥了來華講學的條件。但由於中國方麵擬以各團體聯合名義發出聯合邀請信，往返協商費時，致使愛因斯坦在日本等了五個星期，未接到中方正式邀請信件，以為北大不打算踐約，便延長了訪日時間；直到12月22日，他方收到蔡元培寄去的信，才了解是誤解，但日程已無法改變，致使這次來華講學無法實現。愛因斯坦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說：“雖然極願意且有從前鄭重的約言，而我現在不能到中國來，這於我是一種莫大的苦痛。”“我今希望先生鑒諒，因為先生能夠想見，倘使我現在能到北京，我的興趣將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實希望，這種因誤解而發生的延誤，將來再有彌補的機會。”當時，北大曾為愛因斯坦訪華作準備，於1922年11至12月舉行了愛因斯坦學說公開演講，講題有：“愛因斯坦以前之力學”（主講人丁燮林）、“相對各論”（何吟悒）、“舊觀念之時間及空間”（高叔欽）、“愛因斯坦之生平及其學說”（夏元瑮）、“非歐幾裏特的幾何”（王士樞）、“相對通論”（文範村）、“相對論與哲學”（張竟生）。此外，北大當時還組織有相對學說講演會和研究會，介紹和研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蔡元培也很重視派遣教員、學生出國留學。1918年5月，他曾呈請教育部谘商外交部，請於美國退回庚子賠款用於留學名額中增加北大人選。他提出過去北大有派選留學生成例，京師大學堂期間，1903年曾派學生31名赴日留學；1906年曾分別資遣畢業生赴日留學遊曆；1907年複派師範畢業生八名赴英、法、美三國留學。自民國成立，國庫奇絀，派生之舉，因而停止。他認為“此不僅無以鼓勵學生，亦且有礙學術發達，誠莫大之遺憾也”。他在呈請中提出：“本校文、法、理、工四科每年畢業，約計十四班左右，每班以二人或一人計算，二十名之額，似難再減。”後得以派遣。他還很重視挑選準備留校任教的畢業生派往國外留學，學習外國文化科學知識，以便回校後開設新課，充實課程建設。如史學係為培養師資，曾由學校選派本係畢業生姚士鼇、理科畢業生毛子水赴德學習史學和地理學。理科如汪敬熙、楊鍾健、孫雲鑄等，也都是在這一時期資送出國留學，後來他們都回北大擔任教學工作。

　　3.注重學理研究

　　在課程設置上，蔡元培十分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

　　他在解釋學術這一名詞時，認為學為學理，術為應用，而文、理兩科都屬於學理的範圍。這裏所說的學理，就是指基本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他論及中小學基礎教育（即普通教育）和大學專業教育（即職業教育）時，都很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他認為基礎教育有如房屋的地基，專業教育有如地麵上的樓台亭閣，未有地基不牢而能建起高屋的。他不讚同中學實行選科製和文理分科製，就是重視基礎知識教育的表現。他強調中學的主要課程，特別是語文和數學兩科所學的內容，是學生畢業以後無論學文或是學理都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在大學的專業教育中，他同樣重視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的學習，強調學生必須具備比較全麵的知識。他曾說：“大學宗旨，凡治哲學文學及應用科學者，都要從純粹科學入手，治純粹科學者，都要從數學入手，所以各係次序，列數學為第一係。”他反對那種專已守殘的經院式學風，主張學生要有紮實而寬厚的基礎，“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門，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文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與科學全無關係。”1920年北大製定過校旗，旗的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是縱列的白色，又於白色中間綴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色。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蔡元培對此解釋說，紅藍黃三色，象征現象的科學（指物理、化學等）、發生的科學（指曆史學、生物進化學等）和係統的科學（指植物、動物、生理學等）。“科學的範圍最廣，哲學是窄一點，玄學更窄一點兒。就分門研究說，研究科學的人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所以校旗上麵，紅、藍、黃三色所占的麵積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他以此形象地表明“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這是他辦學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他對學生所應該具備的比較寬廣的基礎知識的要求。由此可見，加強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即學理的研究，是蔡元培在北大進行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也是他的大學教育思想一個重要體現。

　　過去的北大，由於師資力量薄弱，官僚習氣嚴重，課程建設和教學質量都很差。蔡元培很了解師資質量對教學的決定作用，正是由於他重視延聘學有專長的教授，這一時期課程建設和教學質量都有顯著提高。他曾指出：文科除原有的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外，“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周豫才（魯迅）、劉半農、周豈明（周作人）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李四光）、丁巽甫（丁燮林）、王撫五（王星拱）、顏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內容始以漸充實。”法科“直到王雪艇（王世傑）、周鯁生（周覽）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這生動地說明了教師的作用。

　　這一時期的北大由於集中了許多學有專長的知名教授，各學係的課程設置遠較過去充實，並且提高了學術水平。在文、法科開設的課程中，如李大釗的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錢玄同的文字學（聲韻），劉複的語音學，吳虞的文學名著選，馬裕藻的古籍校讀法，黃節、沈尹默的詩，鄭奠的中國文學名著選，陳寅恪的佛典譯文研究，林玉堂的中國比較發音學，陳翰笙的歐美通史，鬱達夫的英國戲劇，鋼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吳梅、許之衡的戲曲，馬敘倫的莊子哲學，胡適的中國哲學史，陳漢章的中國上古史，陳啟修的現代政治，陳大齊的認識論，高仁山的教育學，張頤的康德哲學，屠孝寔的宗教哲學，樊際昌的普通心理學，王星拱的科學概論，鄧以蟄的美學，江紹原的基督教史，熊十力的唯識哲學，張竟生的孔德學說，譚熙鴻的進化學說，陶孟和的教育社會學，馬衡的金石學，周覽的國際法，高一涵的政治學原理，顧孟餘的國際公法要論，馬寅初的貨幣、銀行等，都具有較高的水平，受到同學的歡迎。有的係還對課程安排進行了一些改革，如史學係為了改造舊史學，把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政治學等作為史學的基本知識課程。政治係的演習課，也是根據專業需要開設的一門選修課。演習分調查和譯書兩種，由學生自由選定一種或兩種，采取教師和學生共同研究、討論的方式進行。調查係由學生就理論、曆史和現狀等方麵任選一題目，經指導教師指定參考書和指導研究方法後、自行調查研究，並於一定期間內寫出報告，輪流在規定的演習時間上堂解說，再由教師和同學提出質問或批評，最後由教師評定分數。選修學生每學期至少報告一次。譯書係由學生一人或兩人與教員選譯書目，請教師指導譯書方法和參考資料，自行翻譯，於兩個月後輪流上堂報告譯作的內容大略，批評其書的長短處，並述翻譯中的疑難問題，然後由教師和同學提出質問或批評，最後由教師評定分數。選修學生至少每兩月作一次報告。規定調查或譯書的成果須交存本係教授會，備演習員和本校師生參考。演習課對培養學生實際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李大釗、周鯁生、陶孟和、高一涵、王世傑等都擔任過這門課的指導教師。政治係還開設現代政治課，注意對當前國際國內重大政治問題的研究，講題由任課教授確定後隨時在北大日刊上公布。當時講授的題目有李大釗的人種問題、楊棟林的現代英國殖民地與其母國之關係、王世傑的現代之出版自由、高一涵的蘇維埃聯合的根本組織法、燕樹棠的中俄交涉問題、周覽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俄羅斯的政治等。

　　理科各係的基礎理論和專業課程也比過去大為加強。例如，地質學係由於匯集了許多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麵的知名學者，是北大理科和國內同專業中教授較多的一個係，課程內容比較豐富。其中如李四光的岩石學、高等岩石學、地質測量及地質構造學；何傑的地質學概論、經濟地質學、采礦工程學、鋼鐵專論；王烈的結晶學與礦物學、普通地質學；葛利普的高等地層學、高等古生物學等，都具有較高的水平。這一時期還開設了一些關於中國地質、礦產和古生物的課程，如翁文灝的中國地質、何傑的中國礦產專論和葛利普的中國古生物學等。又如，數學係的必修課程有：近世代數學、近世幾何學、函數論、微積分、理論力學、解析幾何、微分方程式等。三年級以上選修的課程有：群論、數論、函數通論、集合論、天體力學、流體力學、微分幾何學、積分和微分方程式論以及數學史等，課程內容都比較充實。又如，物理係的物理學課程分為初級物理、普通物理和專門物理三級，分別在預科、大學一、二年級和三、四年級進行。其中專門物理課程有顏任光的物理光學、氣體中之電流及電子論；何育傑的數理物理、熱物學及氣體論、原能論；李書華的放射學及X光線；溫毓慶的交流電及無線電等。同時還加強了對學生物理實驗的指導，顏任光專門編寫了學生實驗用書《物理實驗》。

　　這一時期由於重視基礎理論和專業的學習，對學生的學習要求也是比較嚴格的。胡適在1921年10月8日的一則日記中曾記載：“此一個月的補課，我雖盡心力做去，但終是一種敷衍，心裏終過不去。”這是指這一年因學潮學生缺課較多，學校決定開學後先用一個月時間補課，然後再上新學期的課。胡適認為一個月補課不是辦法，主張學業延長一個學期，將所有誤課認真補好。據說此議得到蔡元培的讚同，但在教務會議上未獲通過，胡適對此“氣得難受”。所以在補完課後，他在日記中有上述記載。他在一次講演中，對當時出現的對學生評分過鬆現象表示不滿，他說：北大的學年考試，居然沒有留級、降班的，這是北大的恥辱，它說明北大的教育是不嚴格的。這可能是一時現象，但反映了教師的責任感。事實上當時對考試的要求也是比較嚴格的，以1926年物理學係學生考試成績為例，大致可以看到這時北大的教學要求和學生的學習情況。其中：普通物理參試25人：80～85分2人，70分4人，60～68分16人，不及格3人：電磁學參試10人：81～83分2人，70～79分2人，60～63分3人，不及格2人；數理物理參試5人：70分1人，60～65分4人；熱力學及氣質流體運動論參試4人：60～65分4人；物理光學參試11人：70～75分3人，60～65分4人，不及格4人；應用電學參試6人：73分1人，60～65分3人，不及格2人；電振動參試11人：80分1人，70分2人，60～65分7人，不及格1人；原量論參試9人：80分2人，70分2人，60～65分3人，不及格2人；本一物理實驗參試15人：80～90分4人，70～75分7人，65分2人，不及格2人；本二物理試驗參試11人：80分3人，70～75分4人，60分2人，不及格2人；本三物理實驗參試4人；62分1人，不及格3人；大四物理實驗參試11人：80分2人，70～75分4人，60～65分4人，不及格1人。從上列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北大對分數的管理和要求還是很嚴格的，對今天也有啟迪的意義。

　　由於強調基本理論的教育，這一時期北大教師擔負的課程任務是比較重的，許多教師對教學和學校的工作也是認真、努力的。如李四光於1920年到北大任教時，他是上午上課，下午教學生做試驗，晚上自己做研究工作，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則常帶學生到野外實習。他的親屬後來曾回憶他在北大任教的情景：“仲揆在北大任教，主課是岩石學。他教書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教材經常補充新的內容。講一堂課，往往要準備幾小時，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格，學生上課聽講，記的筆記，都要親自查看。如發現有的學生不理解他所講的內容，他就把學生留下，單獨給他解釋，有時因此連吃飯都忘了。學生做畢業論文時，他都要逐個進行具體指導。學生常常在晚上到家裏來請教他，他就和他們邊吃飯邊討論。在論文寫出初稿後，他要學生自己先反複修改後再由他修改，並指出修改的原因。他認為這樣培養學生，可以使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進步更快些。”那時教授還要兼任學校事務方麵的工作，“仲揆任教一年後，看到北大校舍很不整齊，連一個大講堂都沒有，就和蔡元培先生提出自己兼職庶務主任，負責修理校舍。蔡元培同意後，他就把原來北大理學院後麵的一個大殿，改修為一個大講堂；把前麵的院子修建成一個小花園，供學生散步休息；還把幾間破舊的房子給學生改建成了洗澡間。大講堂和洗澡間的鑰匙由他親自管理。”又如物理係教授李書華是1922年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年他講授本科一年級的普通物理（包括物性、熱學、熱力學及音學），每周四小時，同時擔任兩班實驗課，每班每周三小時；第二年除繼續講授一年級的普通物理外，並講授本科二年級的普通物理（包括光學和電磁學），每周亦四小時，同時仍擔任兩班實驗課；第三年仍講授一年級普通物理，並加授三、四年級的近代物理（包括遊子、電子、陽電射、X光與放射學），另外還兼授預科一年級的物理課。他自己曾回憶這時的教學生活，寫道：“終日在辦公室或實驗室工作，一麵充實功課內容，一麵為學生準備實驗室各種實驗，同時準備在講室講授時的指示實驗。”那時教授們合作得較好，工作是努力的。課程的充實和加強，使學生的學術水平有明顯的提高。

　　為了使學生具備比較全麵、寬厚的基礎知識，蔡元培還提出溝通大學文、理兩科的主張。他認為文、理兩科的截然劃分，和近代科學相互聯係的事實不相符合，他說：“文科的哲學，必植根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麵，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麵屬理科。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蔡元培反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斤其他”的治學方法，指出：“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因此，他主張習文者須兼習理科的基礎知識，習理者則要兼修文科的基礎知識。在學校的編製上實行學係製，廢止文、理、法等科別，使文理學生能夠兼涉他科的課程；在教學管理上實行單位製、選科製，使學生於選修課中有一定的選擇自由。當時哲學等係還開設了科學概論課，雖然偏重於方法論，但已涉及科學與哲學的關係等問題。這門課由王星拱主講，講授內容包括：（一）科學方法：（1）偶然與或然；（2）歸納之原理；（3）物理的方法與曆史的方法；（4）錯誤之免除與減少；（5）觀察與試驗；（6）假定之價值與用法；（7）逼近；（8）綜合與推較；（9）分類；（10）結論。（二）科學效果：（1）科學與哲學；（2）理論與實用；（3）科學與美術；（4）科學與論理；（5）科學與道德；（6）聯續與無限；（7）物質與能力；（8）生物進化；（9）由生理學解釋之生命論。後來北大根據蔡元培的這一主張，進一步擴充了科學概論課，在文科學生中講授，其中包括：數學方法論、物理學方法論、化學方法論、生物與生理方法論、地質學方法論、心理學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統計學方法論、考古學方法論、語言學方法論、史學方法論、法學方法論等。這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共同必修課，由各有關專業教授分任講授，目的是使學生略知各種學科的概念及其演變曆史。理科則把國文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

　　這時理科的教學實驗設備也有了改善。蔡元培很重視實驗室的建設，他曾在北大1922年始業式演說中說：“為研究學問計，最重要的是實驗室。在這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勉強騰出幾萬元，增設物理、化學、地質各係的儀表標本，並修理實驗室、陳列室，現在第二院已有與前不同之狀。”這反映了當時北大的實際情況。如地質學係在1920年前設有一個實驗室，李四光來校後，蔡元培委托他管理儀器、標本，他曾任地質係儀器主任。經過他多年努力，建立了礦物學、古生物學、岩石光學等專業實驗室，修建了地質學館，開辟了地質陳列室和研究室等。物理係原來僅有一間實驗室兼儀器室，設備差，精確實驗無法進行，即使做實驗數據也是照抄教科書的。蔡元培聘請顏任光來校主持物理係後，北大物理係逐漸成為國內同類專業中設備較齊全的一個係。這使學生的實驗課逐漸充實，後來規定初級物理實驗62個，在預科一、二年級進行，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實驗69個，在本科一、二年級進行，每周一次，目的是使學生能使用各種高級儀器，以養成將來獨立研究的能力；專門物理實驗在三、四年級進行，每周兩次，學生可在教授指導下自做實驗，進行專題性的研究。

　　為了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加強學生對基本理論的學習，蔡元培還十分重視教師的科學研究工作。他認為教學與科研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一個教員如果不從事科學的研究，則他的教學就難免不陷入抄發講義不求進步的狀態。在蔡元培的提倡下，這一時期北大文、理科教員中的學術研究取得了進展，對教學起了促進作用。如李四光關於中國第四紀冰川、地質力學理論等重要課題的研究，就是他在北大任教時開始進行的。

　　蔡元培曾指出：“一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有學問的人團聚在一處，一麵研究高等學術，一麵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在這裏，他把教學和研究作為高等學校的兩個職能，認為二者是並行不悖的；而這兩方麵作用的發揮，對一個地區和國家的科學文化事業關係極大。

　　五、開創國立大學設置研究所之先河

　　蔡元培還從大學應是研究高深學問，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的觀點出發，十分重視研究工作，大力主張“凡大學必有各種科學的研究所”。後來，他在1930年4月致北大評議會函中，又著重闡明了北大應致力於提高的觀點，主張在當時普通中學已能滿足北大學生來源的情況下，停辦預科，將經費移用於研究所，他說：“為北大發展計，與其求諸量，無寧求諸質，與其普及，無寧提高。”早在京師大學堂時，學製上就規定有大學院一級，那時稱“大學院為學問極則之研究，不主講授，不主課程”。後又把大學院改名為通儒院，限以五年。民國初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就提出“大學應設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年級學生研究的機關”的主張，他主持製定的《大學令》中，仍改通儒院為大學院，不立年限；同時頒布了《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確定大學研究院“其任務為高深學術之研究”，決定在大學設立研究院，“招收大學本科畢業生”或“大學高年級生”。但這些規定在當時並沒有能實現。

　　後來蔡元培曾專門撰文，為大學設立研究院提出了三點理由：

　　一是，“大學無研究院，則教員易陷於抄發講義、不求進步之陋習”。蔡元培認為從事科學研究，需要搜集材料，購置參考圖書和儀器設備，這都非私人之力所能勝任。若大學不設研究所，不提倡研究並提供必要的研究條件，“則除一二傑出之教員外，其普通者，將專己守殘，不複為進一步之探求，或在各校兼課，至每星期任30餘時之教課者亦有之，為學生模範之教員尚且如此，則學風可知矣”。

　　二是，設立研究所，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深造的條件。蔡元培指出，作為大學，大多數大學畢業生，因為社會需要或個人經濟關係而謀職以自贍，“然亦有少數對於學術有特殊興趣，不以在大學所已受之教育自封者”，則通常選擇出國留學。這主要是因為歐美各國除獨立研究院外，各大學也都設立研究院。其導師和各種設備都遠勝我國。“故留學自有優點”。然而，出國留學至為靡費，學成歸國者不多，“故亦非盡善之策”。“苟吾國大學，自立研究院，則凡畢業生之有誌深造者，或留母校，或轉他校，均可為初步之專攻。俟成績卓著，而偶有一種問題，非至某國之某某大學研究院參證者，為一度短期之留學；其成效易睹，經費較省，而且以四千年文化自命之古國，亦稍減依賴之恥也。”

　　三是，使未畢業的高年級學生得以在導師指導下，有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會和條件。蔡元培說，我國教育讓人最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