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四章 在革新中建設的大學教育思想（二）

　　1.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

　　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是蔡元培在北大實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學術空氣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實施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

　　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也同樣緣於他對大學的基本理念。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囊括大典”，指對待古今中外不同學派、思想、典籍的態度，主張“大學者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網羅眾家”，則指廣收人才並發揮其所長。自然，這兩者是相互依存和關聯的。因而，蔡元培對教員的選擇，采取了“兼容並包”的方針。

　　對於“兼容並包”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一些論著多從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上立論，這無疑是正確的，也反映了這一辦學思想及其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麵。但僅僅從這一方麵立論還是不夠的，還不能完全表達蔡元培的原意，也沒有全麵反映這一辦學思想的特點。蔡元培作為一位傑出的民主教育家，深知發展教育和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因此，“兼容並包”作為一種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的提出，及其所以能夠產生巨大的作用和影響，首先是在於它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學術進步和新思想的傳播。

　　之所以說“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規律，我們可以對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的思想內涵加以分析。這主要包括：

　　首先，這種兼容並包主義，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則分不開的。他反對宗派習氣，門戶之見，認為“一己之學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學術思想問題，應當“任吾人自由討論”。他曾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允許他們並存，自由討論。他認為，我國先秦時代思想界所以出現百家爭鳴這種“空前絕後之偉觀”，是因為“種種學說並興”、“相競相攻”，到漢武帝采董仲舒獨尊儒家之主張，遂使“諸家之說熸矣”。他極力反對這種“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的思想方法，反對封建式政治和文化專製主義對學術思想的束縛。所以他主張“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這就是他所提倡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這種思想自由的原則，反映出蔡元培是善於正確處理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他並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而且堅持學術和教育活動必須為民主共和政治，為振興國家服務。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又把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這主要表現為：一是不以人廢言；二是反對用政治幹涉學術，反對封建文化專製思想，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這種對學術與政治二者關係的正確處理，既體現了蔡元培辦學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陳獨秀在闡述蔡元培兼收並蓄的宗旨時曾說：“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劉申叔、黃季剛四位先生思想雖說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語。蔡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學術討論的自由；並不是毫無分寸，將那不正當的猥褻小說，捧角劇評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劍俠，毫無常識的丹田術數，都包含在內。他是對於各種學說，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不妨礙他們個性的發達；至於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的融和。我想蔡先生的兼收並蓄的主義，大概總是如此。”這裏所說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也首先說明蔡元培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正確處理。陳獨秀對他辦學宗旨的解釋是正確的。

　　其次，這一方針，也是和蔡元培一向反對專己守殘、注重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的主張相聯係的。兼容並包體現了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精神，他認為對於治學者來說，“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學說，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什麽問題都可以照他的說法去解決，其餘的學說都可置之不顧了。”這種“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實際上是舊式書院的惡劣學風。而不同學派的並存、各種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使學生能夠較廣泛接觸教員中不同學派的觀點，不囿於一己之見、一家之說。“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這樣有助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獨立研究的能力，使他們有可能從不同學派的比較中引出新義，提出自己的創見。所以當時北大教授中就廣泛地包含了學術上的不同流派，如史學方麵，有信古派的陳漢章、黃侃等，有疑古派的錢玄同、胡適等；經學方麵，有今文學派的崔適，有古文學派的劉師培；文學方麵，有文言派的黃侃、劉師培、林損等，有白話派的胡適、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在文字訓詁方麵，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黃侃、馬裕藻，還有其他學派的陳介石、陳漢章、馬敘倫；在舊詩方麵，同時有主唐詩的沈尹默，尚宋詩的黃節，還有宗漢魏的黃侃；等等。可謂容古、今、新、舊各派於一校。教員有不同觀點也可以唱“對台戲”，如胡適和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請他們各開一課，唱對台戲。王昆侖曾對此回憶說：“蔡先生長北大時，主張百家爭鳴，所以會有兩位教師唱對台戲的情況，這不僅充分表現了學術民主，而且能啟發學生的思路，培養獨立思考、探索真理的興趣與能力。我那時在文科學習，選修文字學。教文字學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新派錢玄同；一位是老派黃侃。我選的是錢玄同的課。一天，我正在課堂聽錢老師講課，不料對麵教室裏正在講課的黃侃大聲地罵起錢玄同來了。錢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課。後來，我就既聽錢玄同的課，也聽聽黃侃的課，以便兩相對照。這種情況並非罕見，它生動地反映當時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領導下，‘兼容並包’、百家爭鳴，學術民主的氣氛。”

　　再者，這一方針，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風。他深知當時的中國是處於“青黃不接的時代，很難得品學兼備的人才”，他從國家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和民族強盛的願望出發，十分尊重知識、愛護人才。因此對於教員，他認為主要應看他有無專門學問，至於個人的政治傾向，隻要不涉及所授的課程，就不必強求一律。他要求“學生對於教員不宜求全責備，隻要教職員係誠心為學生好，學生總宜原諒他們”。他還針對守舊勢力對北大教員的攻擊，指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處。

　　蔡元培采兼容並包方針，不拘一格廣泛延攬人才。同時，他對教員的選擇，又堅持了很高的標準。

　　第一，他提出：“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就是他所說的教員要“積學與熱心”的標準。他表示延聘教員應向這一標準努力進行。

　　蔡元培長校後，組織了一個聘任委員會，協助校長聘任教職員。委員以教授為限。規定聘任委員會非校長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開會。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經過委員會的審查與投票決定。審核是很嚴格的。如1921年11月周作人推薦俄國學者馬耶所夫講授“歐洲哲學史”，經蔡元培同意提交聘任委員會討論通過。“因會員均以俄國人隻可請講俄國文學之類；若歐洲文學史等，恐與中國人相去無幾也”，未能通過。1818年又由校評議會通過《教員延聘施行細則》，規定第一年為初聘，有效期為一學年，具試用性質，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續聘書，這才長期有效。過期未送續聘書者，即作為解約。由於重視延聘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各方麵人才，北大的教員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文科方麵，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吳虞、周作人等；同時也有舊學深沉的黃侃、劉師培、黃節、崔適、屠寄、陳介石、陳漢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馬敘倫、陳垣、馬裕藻、朱希祖、馬衡、陳大齊、劉文典、陳寅恪、顧兆熊、陳衡哲、蕭友梅、許之衡、樊際昌、沈兼士、杜國庠、吳承仕、徐悲鴻、徐炳昶、熊十力，法科的馬寅初、陶孟和、周覽、陳啟修、黃有昌、王寵惠、張耀曾等人也都是國內聞名的專家學者。理科方麵，知名教授如李四光、顏任光、何傑、翁文灝、鍾觀光、李書華、夏元瑮、秦汾、王仁輔、丁文仁、俞同奎、何育傑、胡濬濟、馮祖荀、溫宗禹、任鴻雋、王尚濟，外籍教授葛利普等。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實可謂人才薈萃，學術空氣濃厚，盛極一時。

　　對於那些學術水平低下、不適合在大學任教的，不論中外教員，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約合同予以解聘。如品行不端的所謂“探豔團”團長、英文教員徐佩銑等，被解聘出校。當時北大有幾位外籍教員，多是由外國駐華公使館或我國駐外使館私人介紹來的。其中有的人不學無術，個別的品行不端，蔡元培即按照合同將他們停聘。1917年3月18日，蔡元培將不稱職的英籍教員克德來（Cartwright）、燕瑞博（Robert William Swallow）解職，《北京日報》刊登了消息，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先是，他們具呈控告北大及蔡元培，說是指稱他們不堪勝任教職，使其今後職業大受損害，為此要求索取一年薪金及克德來合同未滿之二年薪金。當時，“克德來索討銀幣5400元，燕瑞博索討銀幣4200元”，克德來還以違反合同為名，“更向北京大學及蔡君索償銀幣9450元”。繼之，英國公使館公開出麵幹涉，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最後，由英國公使朱爾典親自出馬，找蔡元培直接談判，進行恫嚇。對此，蔡元培毫不退縮和畏懼，據理批駁。當外交部和教育部多次來函詢問情況，要北大和平解決，並指責蔡元培不應在報端先行宣布時，他明確回答說：“本校辭退克教員，係按照合同第九條辦理，毫無不合。”“以是本校雖承貴部諄諄以和平解決相勸，而苦別無辦法。若該教員必欲赴訴，則聽其自由而已。”至於報端公布，應由該報自負責任，“不能謂出於本校之主使調唆”。在同朱爾典談判時，他拒絕了對方要北大續聘的無理要求，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竟威脅說：“閣下願意作為證人出庭嗎？”蔡元培嚴正回答：“如果按照法律，需要我作證，我也許會出庭。”另一個法國教員被裁後也因此向法庭控告，蔡元培委托王寵惠出庭，因有聘約為據，對方無法得逞。這一時期被解聘的外籍教員還有牛蘭德（Newland）、斯華魯（Swallow）、倫特（Lent）、紐倫等。蔡元培後來論及此事時曾說：“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我們斟酌了一下，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蔡元培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敢於頂住帝國主義分子的壓力，表現了他革新的決心和勇氣，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氣概。

　　由於廣延積學而熱心之士，這時北大的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許多學生稱讚大多數教授“學識豐富而有見解”；遠近學生也都慕名而來。

　　第二，對教員的品德也有一定的要求。蔡元培從人才難得、不能求全責備的觀點出發，“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言動，悉聽自由”。對於那些素行失檢者，隻要不荒廢功課，亦取自由主義態度；但他對此有一個要求，即“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所以他雖致力於邀約飽學之士來校任教，增進學生的智識；但亦十分注意學生品德的修養。如果教員的行為有影響學生墮落的危險，則無論他們的學識如何淵博，也不姑息。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發起進德會，在教職員中提倡個人道德修養，他特意婉請素行不檢的教職員入會。一年之後，將幾個雖有學術聲譽而私生活仍舊糜爛的教授決意解聘。

　　第三，要求講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指出：“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下自由的研究學問的。”他要求教員能夠引導、啟發學生從事研究，反對那種“注水入瓶，注滿就算完事”的教學方法，認為大學中“全為注入式的講義，課程繁重，使學生無自修之餘暇，又安有自動之機會”。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為學科教授會的一項重要任務。他到校後，即針對當時北大教學上的弊病，把“改良講義”作為一項重要計劃提了出來，主張“以後所印講義，隻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采取每門課都發給學生綱要式講義的辦法，對改進教授法起了很好的作用。當時北大教員的講義多是隨講隨印隨發，由於將講演內容印成講義分發，與口授不同，教員編寫時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確明晰；課堂講授時也不便簡單重複講義內容，這就需要擇其要者作新的補充和發揮；同時也不能年年照發舊講義，而必須有新的增訂和安排，所以這樣做對教學雙方都大有益處。當時北大一些教員為學生所編寫的講義，經過修改潤色後，就是一部學術著作。由學校出版的一套《北京大學叢書》，其中如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陳大齊的《心理學大綱》，梁漱溟的《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徐寶璜的《新聞學大意》，胡鈞的《中國財政史講義》，陳映璜的《人類學》等，都是由講義而成書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對中國小說史具有開山意義的輝煌著作，它也是魯迅這時在北大講課用的講義修訂而成的。蔡元培對這項工作是極為重視的，常常為著作撰寫序跋介紹。如他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作的序文中稱讚說：“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才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並列舉了該書在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以及係統的研究等幾方麵的長處。他為徐寶璜所著《新聞學大意》一書寫的序中，稱讚他留美歸國後，根據往日所得之學理，證以近今所見之事實，參稽互證；他任新聞學研究會主任一年以來，四易其稿，“為此《新聞學》一篇，在我國新聞界實為‘破天荒’之作”。而對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他更是推崇備至。

　　第四，對教員的教學任務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原先北大教員中兼課之風很盛，而法科教員中也多是由政府官吏兼任。蔡元培到校後，增加了專任教員，並發出通告規定教員擔任教課鍾點辦法。按照這個辦法，本校專任教員不得在他校兼課，而政府官吏不得為本校專任教員。這時北大教員分教授、講師、助教三種，助教不授課，隻在係裏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教授與講師均授課。講師係指在校外擔任職務而在本校兼課的教員，當時講師除是按授課鍾點計酬外，與教授沒有地位的區別。教授為專任教員，如教授改在其他機關任職，其在本校職務則改為講師。上述辦法還規定，本校教員任課鍾點以20小時（每星期）為度，兼任教員在本校任課鍾點已達12小時者，在他校兼課不能超過8小時；教員請假過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辭退。這些規定，對提高教學質量起了一定作用。

　　蔡元培對教員的延聘，既是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又是堅持原則，有一定的標準；同時，他對教員又是十分尊重和愛護的。1922年2月，他根據教授聘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特地提出《教員保障案》，以完善教授的聘任及任職的製度，這個提案經校評議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並付諸實行。提案的全文為：

　　查本校聘設教授之意，不外欲受聘者專心致意於功課之講授，及學術之研究，此意至善，亦即任教授者之所樂於從事者也。然事每與願違，蓋因尚有使教授不能專心致意者在耳。舉其要者，如所任功課之常有變更，及地位之時有搖動，均足減少教授濃厚之興味，發生不良之影響。如下列意見三條能見諸實行，則本校聘設教授之原意，及教授專心功課與學術之誌願，均可完成矣。

　　（一）凡已得續聘書之各係教授之辭退，應由該係教授會開會討論，經該係教授會五分之四之可決，並得校長之認可，方能辦理。如該係教授不及五人，應經全體教授可決。但開會時，本人不能列席。

　　理由：聘請教授時，既須經聘任委員會之通過，主任之讚成，校長之函聘，複有試教一年之規定手續，可謂鄭重矣。試教期滿，複經續聘，是校中認其能勝任矣。故辭退，特亦應經鄭重之手續，不應憑學生之意見，或主任、或教務長一人之意見，將其貿然辭退。

　　（二）各教授應擔任何項功課，應由該係教授會開會，共同商定。一經商定後，應始終令其擔任。即欲變更，亦須再行開會議決。

　　理由：查現行辦法，各教授擔任何項功課，多由主任一人決定，並不先征本人同意。至近上課時，方由注冊部通知，又本年所任功課，雖各方麵並無不滿意之表示，而至下年時，仍可由主任決定，另換他人擔任。此法流弊甚多，撮要列舉於後：

　　（1）各教授所任功課，往往有為本人所不能、或不願講授者。

　　（2）通知過遲，遂致搜羅材料，編輯講義，均須倉卒從事，本人既深感不便，講授時又難使聽者滿意。

　　（3）功課常有變更，致使教授無意於數種學科為特別之研究。若本項意見能見諸實行，則上列各弊，可以免除。一二年後，教授對於學術界，必能多有貢獻。

　　（三）各係教授會，應每月至少開會一次。凡本係科目之增減，應開教授會議決，不能由主任或教務長一人決定。

　　理由：查教授會組織法中，原有《教授會每月開會一次，商議本部應辦事宜》，及《凡關於下列諸事（其一即‘本部學科之增設及廢止’）本部教授皆有參預討論之責》。自應切實施行，以收集思廣益之效，而免壟斷專製之弊。

　　這項提案，不僅對於健全教授聘任製度，而且對於提高學校的教學和學術水平，都是很有意義的。它體現了蔡元培民主辦學、教授治校的精神。

　　由於實行了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整頓、充實了教師隊伍，學校麵貌為之一新。尤為可貴的是，蔡元培在延聘教員工作中，注意學力，不講資曆，確實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從而使這一時期北大的教師隊伍相當“年輕化”。據1918年初的統計，全校共有教授90人，從其中76人的年齡看，35歲以下者共43人，占56.6%，56.6%。50歲以上的僅6人，占7.9%。最年輕的文科教授徐寶璜為25歲，其他如胡適、劉半農等也都是27、28歲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長時也隻有50歲。而這時本科學生的平均年齡為24歲。所以這時北大的教師隊伍是相當年輕的，這給學校帶來了朝氣，也推動了學校革新工作的進行。

　　2.大量引進新派人物

　　蔡元培實行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的發展，從表麵上看，似乎是一種不偏不倚、客觀主義的方針。其實不然。應該看到，這一方針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專製製度，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這一革命也衝擊了封建文化思想的陣地。但是，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袁世凱的複辟帝製和二次革命的被鎮壓，文化思想領域的複古逆流也就大肆泛濫起來。這時的北京大學仍然是一個頑固的封建文化堡壘，封建文化思想充斥各個學科，並竭力排斥資產階級新學。這一時期，原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內部雖然發生了很大分化，但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有所發展，知識分子的隊伍也進一步擴大，他們迫切要求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束縛，努力探索新的救國道路。於是，一場以挽救民族危亡為目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徹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就不可避免了。正是在這種情勢下，蔡元培積極倡言並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從這一方針的基本傾向看，也正是為了打破封建文化專製主義的桎梏，為資產階級新文化的發展爭得地盤。所以蔡元培在北大大力反對“數千年學術專製之積習”，“一道同風之舊見”，大量引進和扶植新派人物，積極支持新文化新思潮。在一定意義上說，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助成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由此可知，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並不是一種無原則、無目的、新舊良莠混雜的放任的方針，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進新思想傳播，以適應革新需要為前提條件的。這是它特定的重要內涵，表現了它的進步性。同時，他實行兼容並包，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還同他整頓北大、改變其腐敗局麵的計劃相聯係。他曾說：“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淩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麵教授，一麵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因此，蔡元培致力於引進新派學者，企求破舊催新，改變北大頑固守舊的風氣。有這樣一個事例：他到校不久，擬在北大開設法國文學、哲學、美術等講座，並曾為此寫信委托巴黎法華教育會邀請法國學者來華講學。他提出受聘者的主要條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黨”，一是能“熱心教授中國人，且不與守舊派接近者”。這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基本傾向，和他在校內積極引進和支持新派教員的做法是一致的。

　　蔡元培到北大後是從整頓文科入手的。因為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不少，原來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派居占優勢，是北大革新的障礙，且當時文科學長、舊派人物夏錫祺已辭職，因此亟須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於是，蔡元培到校後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請了以編輯《新青年》著名的陳獨秀來北大任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文學院院長）。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辛亥革命前後曾留學日本。早年在安慶組織“青年勵誌學社”，從事反清活動。1903年在上海創辦《國民日日報》，主張民主革命，反對君主專製。該報停刊後返回安徽，1904年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以其鮮明的民主革命立場、生動通俗的文字，在當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與此同時，還組織半軍事性質的秘密反清團體“嶽王會”，自任會長，並一度到上海參加蔡元培等領導的製作炸藥的秘密小組，這是他“初次和蔡先生共事”。辛亥革命後，先後擔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安徽高等學校教務主任等職。“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1915年夏回到上海，9月，獨力為群益書局主編《青年雜誌》（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稱《新青年》），高擎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從而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曾訪晤醫專校長湯爾和，了解北大的情況，並征詢文科學長的人選問題。湯向他舉薦陳獨秀，稱其“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並取陳獨秀編的《新青年》十餘本給他看。其時陳獨秀正同亞東圖書館汪原放為編書局招股事到北京，住前門外一家旅館，北大預科國文主任沈尹默和他相遇後，也向蔡元培作了推薦。蔡元培後來曾說：“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鍾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經友人推薦，這時又看了陳獨秀編的《新青年》雜誌，蔡元培也認定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汪原放後來在《陳獨秀和上海亞東圖書館》一文中，也回憶了蔡元培對他說過類似的話並表示“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於是，蔡元培即往陳住處晤談，請其就北大文科學長之職。開始，陳以要回上海辦《新青年》相推辭，蔡元培說：“那沒關係，把雜誌帶到學校裏來辦好了。”在蔡元培的堅請下，陳慨然應允。

　　當時同陳獨秀住在一起的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原放，曾記述了蔡元培往訪陳獨秀、求賢若渴的情景。他在日記中敘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第一次告訪：“早九時，蔡孑民先生來訪仲甫。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了也。”隨後，蔡元培又多次往訪，汪原放曾對人說：“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隻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後來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得早些才好。”這種禮賢下士、求才心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動了陳獨秀，而他和蔡元培也早有過共事關係，對蔡元培的人格力量和革新精神也深為敬佩，所以經過懇談，即表示願同舟共濟，革新北大。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即呈報教育部，請聘任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呈文稱：“前安徽高等學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斯任。”1月13日教育部即頒令任命。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後，即以他主編的《新青年》為陣地，積極鼓吹新思潮；不久，他又毅然“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團結了一批新派教員，迅速地在校內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從這時起，陳獨秀和蔡元培一道，積極推動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陳獨秀才思敏捷，辦事果敢，能打開局麵，成為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得力幹將。蔡元培對陳獨秀也極為器重和愛護，對他不檢細行的弱點也不求全責備。對他們兩人都有所了解的梁漱溟晚年曾評述說：“我認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陳獨秀先生確是佼佼者。當時他是一員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麵的人。但是，陳這人平時細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於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討厭他，校內外都有反對他的人。隻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歡他，愛護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個人。由五四而開端的新思潮、新文化運動，首先打開大局麵的是陳獨秀，他在這個階段的曆史功績和作用，應該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愛護和支持，以陳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腳而無用武之地。記得有一次校方召開北大三院教授會議，會上發生爭執，陳獨秀當麵直通通指責理科學長、科學家夏元瑮，使夏下不了台，會上不少教授對陳的盛氣淩人十分不滿，形成僵局，是蔡先生當場出麵解勸，才為陳解了圍。”這個評述是中肯的。應當說蔡元培對陳獨秀的看法是始終如一的，1933年亞東圖書館將陳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匯集成冊出版，蔡元培為其寫的序中說：這部文存的文章，“大抵取推翻舊習慣創造新生命的態度，而文筆廉悍，足藥拖遝含糊等病，即至今日，仍沒有失掉青年模範文的資格”。

　　《新青年》雜誌原是陳獨秀一個人負責編輯的。1917年初遷到北京，社址設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號（即陳獨秀住處）。1918年1月，編輯部改組擴大，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參加了編輯工作。這時《新青年》成為同人刊物，編輯員即主要撰稿人，並規定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周而複始。這些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也都是經由蔡元培或延續聘請或先後引進到北大任教的。蔡元培後來曾回憶說：“陳君任北大文科學長後，與沈尹默、錢玄同、劉半農、周啟民諸君甚相得；後來又聘到已在《新青年》發表過文學革命通訊的胡適之君，益複興高采烈，漸漸兒引起新文化運動來。”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少年聰慧好學，矢誌於再興民族之事業。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辛亥革命後，著文深刻分析民權之旁落，對民國前途表示隱憂。畢業後一度在北京主編《法言報》。1913年底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係。留日期間，參與組織革命團體——“神州學會”，秘密從事反袁運動。1916年回國後，主編《晨鍾報》。1917年初，應章士釗之請，任《甲寅》日刊編輯。先後發表《〈晨鍾〉之使命》、《青春》等文章，以戰鬥的姿態投入了反對封建文化思想的鬥爭。

　　1917年，由蔡元培聘請李大釗為北大圖書部主任。原來北大圖書館藏書少，設備差，製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頓學校時，很重視圖書館的建設，曾請章士釗主持其事，但章士釗到任不久即辭職他去。由於李大釗留日時常為章主編的《甲寅》雜誌撰稿，章士釗甚推重李大釗的才幹，因此向蔡元培推薦李大釗接替圖書部主任職務。章士釗後來回憶說：“以吾縈心於政治之故，雖擁有此好環境，實未能充分利用；以謂約守常來，當遠較吾為優，於是有請守常代替吾職之動議。時校長為蔡孑民，學長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李大釗接任後，製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圖書管理借閱製度，並從國內外購進大量圖書，其中有許多是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書籍和一批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1918年10月，圖書館遷入了沙灘紅樓一層新址，李大釗在這裏開辟了21個書庫和6個大閱覽室。同時還為一些學會開辟研究室，提供材料，如1921年10月北大學生費覺天、黃紹穀、鄢祥禔等發起組織太平洋問題研究會，“李大釗麵允收集材料，別置一室，以供會員參考”。經過李大釗的大力整頓，圖書館麵貌煥然一新，成了宣傳新文化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許多進步學生經常在這裏聚會，向李大釗請教問題，共同商討革命工作。李大釗不僅為北大圖書館的建設做了開拓性工作，而且還積極參與發起了我國第一個圖書館協會，從理論上闡明了圖書館工作的性質和作用，是我國建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定人。

　　1922年12月，李大釗改任北大校長室秘書，負責處理學校日常具體工作。

　　李大釗在北大的地位和作用，為時人所推重。章士釗曾回憶說：“守常雖學問優長，其時實至而聲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歐美大學之鍍金品質，獨守常無有，淺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噲視守常。時北京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守常誌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初於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緒，了不厝意。由今觀之，守常一入北大，比於臨準治軍，旌旗變色，自後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而李大釗對北大也懷有極深的感情，他曾把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燈塔”，“我個人心中沒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

　　十月革命後，李大釗成為北大，也是全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1920年7月8日，校評議會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將“圖書部主任改為教授”，因而學校又聘請李大釗兼任史學、經濟等係教授。他在史學、政治、經濟等係先後開設了唯物史觀、現代政治、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社會主義史、史學思想史等課程，以及“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馬克思的曆史哲學”、“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講座；有的講演如“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等，曾由學生記錄並在《北大日刊》上登載。這是我國大學第一次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它影響並推動了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誠然，蔡元培允許不同學派存在和發展的思想自由原則，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提出來的。但是，事物的發展往往超出人們的主觀願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這是蔡元培所不能預料的。但應該肯定，蔡元培的兼收並蓄主張，對馬克思主義在北大以至全國的傳播，在客觀上是起了促進和保護作用的。例如，1924年，北京反動政府曾以提倡共產主義的罪名，下令通緝李大釗。當時北大給教育部的函中就提出：“大學為講學之地，研究各科學問實為大學教授應盡之責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緝。”並要求“嗣後對於大學教授，非依據法律確實證明其為現行犯者，絕對不能任意通緝”。就是援引蔡元培思想、學術自由的原則，同反動政府進行說理鬥爭的。

　　蔡元培為了羅致新派人物，還注意從青年新進、國外留學生中物色人才。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1904年後在上海先後入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和中國公學讀書。曾在中國公學加入“競業學會”，並積極為《競業旬報》撰稿，發表不少白話文文章和小說。1910年到北京考取留美官費生，成為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1910-1917年，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先後入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深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政治上傾向改良主義，反對革命。他曾讚成袁世凱和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反對留美學生的愛國運動。胡適在留學期間，常向國內《新青年》投稿，並和陳獨秀通信，係統討論過文學革命問題。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二卷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他對文學改良的八點主張，即：“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這雖然還僅限於文學形式方麵，但在當時卻發生了積極影響，也引起北大新派教授的注意。陳獨秀曾稱其“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同年4月，胡適又寫了一篇《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的翻案文章。蔡元培對這個留美青年能寫出這樣興衰救弊和推翻舊案的文章，十分欣賞；而這時陳獨秀也向他作了推薦，意請胡適代其為文科學長，蔡元培除仍堅請陳出任學長外，遂決定邀請胡適來北大任教。陳獨秀到北大後，曾致書胡適說：“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按係北大校長之誤）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學長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數。”1917年7月胡適回國，9月就正式被聘為北大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兼哲學研究所主任。第二年，他用白話文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蔡元培還專門為這本書寫了序。胡適支持蔡元培的革新事業，如在招收女生問題上，他在1919年10月發表《大學開女禁問題》一文，認為大學招收女生是近代高等教育理所當然的事情，同時提出要實現這一點，要分步驟創造條件，即第一步要先聘任女教授；二是招收女子旁聽；三是改革現行女子教育，使其與高等教育相銜接。這些意見是中肯的。他對蔡元培革新北大的精神和成就是欽佩的，他認為蔡先生造成北大最重大的變化是兩個：一個是組織方麵，即從校長、學長獨裁製改變為教授治校製；二是大力提倡學術思想的自由，容納個性的發展，使北大成為國內思想自由的中心，引起青年學生對各種社會活動的濃厚的興趣。胡適在晚年回憶北大生活情景時，仍然對蔡元培懷有崇敬之情，他說：“當我在北京大學出任教授的時候，北大校長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長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國也學過一段時期的哲學，所以也是位受過新時代訓練的學者，是位極能接受新意見新思想的現代人物。他是一位偉大的領袖，對文學革命發生興趣，並以他本人的聲望來加以維護。”五四運動中蔡元培離校出走後，他協助維持校政。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曾作出過重要貢獻，雖然他的文學主張和他的政治主張一樣，都具有明顯的改良主義色彩，但他積極提倡白話文，後來還作白話文學史以證明白話文的價值，對當時的文學革命運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北大新派教授中著名的還有錢玄同和劉半農，他們都是文學革命的積極響應者。

　　錢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浙江吳興人。早年曾剪發以示“義不帝清”，1906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加入同盟會。在東京曾師事章太炎治音韻訓詁之學，並與魯迅、劉師培等交往。1910年回國後在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後，痛感複古的危害，後以“疑古玄同”自號。1913年到北京，曾任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教員，授文字學。1916年到北京大學為沈兼士代課，1917年9月，蔡元培正式聘任他為文本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在新文化運動中，錢玄同猛烈抨擊舊文學，斥之為“文選妖孽”、“桐城謬種”。他極力主張用白話文體作文章，在《新青年》上他是第一個寫白話文的，並建議《新青年》“做為白話文的試驗場”，改用橫排版，加新式標點等。在他的倡議下，《新青年》自四卷一號起（1918年1月），改用白話文，並加標點符號。錢玄同還是一個激烈的語言文字改革論者，主張廢除漢字代以拚音文字。他曾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還在校內講演宣傳這個主張，而他所授的文字學課也確有獨到之處。錢玄同這種以拚音文字代象形文字的主張，是有進步意義的。但他對漢字缺乏曆史主義的分析，過於偏激，蔡元培也認為“不易實現”。

　　劉半農（1891-1934），名複，號曲庵，江蘇江陰人。早年參加過反清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在上海任中華書局編輯。1916年積極投身於新文化運動，成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7年蔡元培聘他為北大文預科教授，先後開設了國文、文法等課程，並在文科研究所小說組講授“中國的下等小說”（通俗小說）。他講授文法課時，編輯出版了《中國文法通論》、《中國文法講話》等。劉半農是文學革命的健將和最早的新詩人之一。從1918年起，他用白話寫了許多活潑清新的新詩，另外還仿他家鄉江陰的民歌，創作了具有濃厚地方方言色彩的詩歌，分別收在《揚鞭集》和《瓦釜集》中。劉半農在反對封建複古主義的鬥爭中，具有勇敢戰鬥的精神。為了推動文學革命運動的發展，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號上，刊出了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給編輯部的信（即《文學革命之反響》）。信中把舊文人攻擊新文學的各種謬說羅織在一起，樹立起對立麵，然後由劉半農在同一期《新青年》上著文作答。劉半農的複信筆鋒犀利，文字詼諧活潑，把封建複古派的各種謬論駁斥得淋漓盡致。這兩封轟動一時的“雙簧信”，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段佳話。魯迅曾稱讚這一時期的劉半農“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五四運動後不久，劉半農轉而專心治學，安於學者的生涯。

　　魯迅是稍後一點到北大任教的，而他與北大的關係卻早已十分密切。魯迅和蔡元培之間有著真摯的友誼。辛亥革命後不久，魯迅就應蔡元培的邀請到南京教育部供職。當時向蔡元培推薦魯迅的許壽裳，後來曾記述了這件事：“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幫忙，草擬各種規章，日不暇給，乘間向蔡先生推薦魯迅，蔡說：‘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對我，每直稱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我即連寫兩封信給魯迅，說蔡先生殷勤延攬之意。”魯迅應邀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隨後，蔡元培隨政府北遷而來到北京後，即電催魯迅北上。從這時起，魯迅即開始和北大一些教授，如錢玄同、朱希祖、馬敘倫、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有往來。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職務，1月7日，魯迅由紹興省親返抵北京，三天後他就往北大訪晤了蔡元培，此後他們之間時通音問，常相過從。蔡元培曾說，自魯迅供職教育部後，他們“始常常見麵”。此後二十餘年間，他們的友誼一直在延續和發展著，特別是在30年代，他們共同為保障民權而戰鬥，更增進了他們之間的關係。蔡元培對北大進行的改革，魯迅是關注的。1917年8月，魯迅應蔡元培的要求為北大設計了校徽圖樣。他巧妙地將北大二字組成一個圓形圖案，這個圖樣後被采用作校徽而為北大學生長期佩帶。1918年6月25日，《北京大日刊》刊登了魯迅的《新出土呂超墓誌銘考證》的考古論文（署名周樹人，後以《南齊〈呂超墓誌〉跋》為題收入《集外集拾遺》）。這是魯迅在北大刊物上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從1918年起，魯迅和北大的一些新派教授，一道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並在《新青年》先後發表了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和《故鄉》等不朽名作。這些現實主義的傑作，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於這一時期魯迅的文學創作活動，蔡元培曾譽之“為新文學開山”。而這時北大學生中出現的進步社團組織，也引起了魯迅的注意，如文學團體新潮社及其出版的《新潮》雜誌，曾得到魯迅的讚許，並向友人作過推薦。在五四前夕發生的新舊思潮激戰中，魯迅堅定地和北大新派教授站在一起。他在這時寫的《敬告遺老》、《舊戲的威力》、《現在的屠殺者》、《人心很古》等幾篇雜文，以匕首般的犀利，尖銳批判了林紓等複古守舊派。1920年8月2日，北大正式聘請魯迅為文科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8月6日魯迅在日記中載：“晚馬幼漁來送聘書。”即指應聘北大一事。馬幼漁即馬裕藻，時任北大中國文學係主任。魯迅受聘後，於這一年12月24日起，開始到北京大學兼職授課，直至1926年8月，前後達六年之久。北大成為魯迅任教時間最長的一所學校。魯迅在北大任教期間，積極支持進步學生運動，熱情關懷進步文學社團如新潮、淺草、沉鍾、春光等，大力獎掖文學後進，成為北大學生敬愛的一位導師。

　　魯迅在國文係講授的中國小說史，是一門選修課。魯迅以他淵博的學識、鞭辟入裏的精湛分析和密切聯係實際的教授法，使這門課成為聽講的人最多、最受學生歡迎的一門課。當年一位聽講的學生曾這樣描述魯迅講課時的情景：“每次每次，當魯迅先生仰著冷靜蒼白的麵孔，走進北大的教室時，教室裏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著四五個人，連門邊走道都站滿了校內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教室裏主宰著極大的喧鬧，但當魯迅先生一進門，立刻安靜得隻剩下呼吸的聲音。”“他敘述著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著極平常的語句，……然而教室裏卻突然爆發笑聲了。他的每句極平常的話幾乎都被迫停頓下來，中斷下來。每個聽眾的眼前赤裸裸地顯出了美與醜，善與惡，真實與虛偽，光明與黑暗，過去、現在和將來。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卻仿佛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曆史，每一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於是教室裏的人全笑了起來。笑聲裏混雜著歡樂與悲哀，愛戀與憎恨，羞慚與憤怒……於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來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映出了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抬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蒼白的冷靜的麵孔上，浮動著慈祥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

　　詩人馮至也回憶說：“魯迅每周一次的講課，與其他枯燥沉悶的課堂形成對照：這裏沸騰著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這本是國文係的課程，而坐在課堂裏聽講的，不隻是國文係的學生，別係的學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還有從外地特地來的。那門課名義上是中國小說史，實際講的是對曆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有人聽了一年課之後，第二年仍繼續去聽，一點也不覺得重複。”“我們聽他的課，和讀他的文章一樣，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辟的見解，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魯迅在北大的教學和文學革命活動，使他成為青年學生最敬重的導師和諍友。當有人問起他是否對上課有興趣時，他曾說：“那配教什麽哩，不過很喜歡年輕人，他們也還沒有討厭自己，所以一點鍾也是還樂於去做的。”他非常愛護青年，為了“造出大群的新戰士”，在青年身上傾注了他的心血，確實做到了“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的寓所經常接待一批又一批登門求教的學生，他們之間雖然年齡相差很大，但魯迅總是像朋友一樣親切接待、交談；夜深了，他親自端著煤油燈送出門外，而偏僻的小巷早已沒有人聲人影了。這種“和藹若朋友然”的接觸和交談，和他的講課一樣，給學生的教益和印象都十分深刻。這正如他的一位學生說的：“我走過許多紳士、老爺、教授、名流和學者的書齋，在此地我才看見知識和人凝結在一起的典型。”和魯迅一夕交談得到的勉勵和啟示，“已把我從小地主的狹籠中解放了出來，我嚐到自由的美味了”。魯迅在北大的教學實踐話動和進步活動，也從一個方麵反映了蔡元培傑出的大學教育思想。

　　1925年12月北大校慶27周年的時候，魯迅出席了紀念會，並應學生會征文請求，寫了《我觀北大》一文，發表在《北大學生會周刊》上。他公開回答了當時一些幫閑文人、無聊政客散布魯迅利用北大搞派別活動的流言飛語，說：“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麽？就是北大派！怎麽樣呢？”又說：“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麽，被派進這派裏去，也還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麵：……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眾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這是魯迅對蔡元培長校時期北大的正確評價，它也反映了魯迅和北大的密切關係。

　　北大新派教授除了這些《新青年》的編者們外，蔡元培在文理科教員中，都引進了一些思想新進、讚同革新的人物，如顧孟餘、朱希祖、馬裕藻、陳大齊、周作人、吳虞、沈兼士、沈士遠、高一涵、周鯁生、陳啟修、馬寅初、陶孟和、徐寶璜、李四光、顏任光、朱家驊、李書華等。著名物理學家、相對論學者夏元瑮繼續留任理科學長。這使北大教師隊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使整個學校氣象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