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四章 在革新中建設的大學教育思想（一）

　　蔡元培一生重視教育，尤其重視大學教育。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施展了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這是他一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最重要的實踐，取得了重大成就。這次革新奠定了爾後北京大學的基礎，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一個學校的範圍。這場革新工作從基本的方麵說，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發展大學教育的客觀要求，而在這方麵所體現出的大學教育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很好地總結和研究的。

　　蔡元培的大學教育思想十分豐富，涉及麵廣，本章僅就其主要的方麵作一些探討。考慮到全書的謀篇布局，也考慮到有些與其他方麵的問題相關聯，如美育問題、女子教育問題、培育校園文化學術氛圍等問題，都在後麵專門列出專題加以論述。這些也都涉及蔡元培的大學教育思想。同時，為了使讀者更好地理解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學的意義、貢獻和思想，還對這所高等學府的曆史作一簡要的敘述。

　　一、北京大學的曆史沿革與蔡元培的革新

　　1.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

　　中國作為一個早已著名於世的文明古國，自漢代就設有太學，其後又有國子監相沿襲，直到京師大學堂設立後始廢止。太學與國子監實際上是我國古代的國立大學，這和後來的北京大學是一脈相承的。但是，由於曆史發展的種種原因，我國近代大學的創辦是比較晚的。

　　19世紀40-50年代，封建營壘中的一些開明人士，鑒於鴉片戰爭失敗後外國侵略日益加深，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抵禦外來侵略。1862年，清政府為了便於對外交涉，下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開設京師同文館，從八旗子弟中選出十人攻讀英語，聘請西人教席，培養翻譯人才。同文館的設立是我國創辦新式學校的開始，可算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專門學校。它後來並入京師大學堂，是京師大學堂最早的一個組成部分。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天津海關道盛宣懷鑒於開辦學堂、學習西學為當務之急，經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準許，在天津創設了北洋西學堂。這個學堂分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兩種，均為四年卒業。頭等學堂的學生除學習普通課程外，並選學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和律例等專門課程中的一種，具有專業的性質。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給清廷的《請推廣學校折》中，建議設立府州學、省學和京師大學堂等三級製學校，各以三年為期；這是第一次提出設立京師大學堂的建議。翌年，盛宣懷又根據李氏的三段製提議，奏請清廷在上海設立了南洋公學。南洋公學先設師範院培養師資，後又分設外院、中院和上院。外院和中院相當於小學、中學，上院具專門學堂的性質。蔡元培曾任教的特班，是1901年增設的，學生畢業後保送入經濟特科。上院開始主要培養政治方麵的人才，以後又增加培養商務和實業方麵的人才。北洋西學堂和南洋公學，比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略早二、三年；它們的頭等學堂和上院，可算是我國近代大學教育的雛形。而1898年開辦的京師大學堂，則是我國近代大學之發軔。

　　京師大學堂的創設，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產物。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掀起了一個割地狂潮，中國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機，救亡圖存成為當時最緊迫的任務。這時，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了一場變法圖強的維新運動。他們設學會，辦報館，著書譯文，大量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的科學文化知識。他們決心效法日本明治維新，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教育製度實行革新。他們認為，要救亡圖存，隻有學習外國，實現維新變法；而維新變法必須從廢科舉、立學校做起。因此興辦新式學校，成為施行新政的重要措施。1898年初，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明確提出：“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各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他還上奏光緒說：“京師議立大學數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觀萬國。夫養人材猶種樹也。築室可不月而就，種樹非數年不蔭。今變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材，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在康有為等人的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下了《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開始變法。他在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其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隨後維新派又衝破頑固派的阻撓，於7月4日，促成光緒正式下令批準設立京師大學堂，命令稱：“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宏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才。”並派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

　　由梁啟超起草的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的辦學方針有兩條：“一曰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無得偏廢；二曰以西文為學堂之一門，不以西文為學堂之全體。以西文為西學發凡，不以西文為西學究竟。”並提出：“本學堂以實事求是為主，固不得如各省書院之虛應故事，亦非如前者學堂之僅襲皮毛。所定功課必當嚴密切實，乃能收效。”據此，課程分為普通學科和專門學科兩類。以經學、理學、掌故學、諸子學和初等算學、格致學、地理學、文學以及體操等為普通學科，為全體學生所必修；以高等的算學、格致學、政治學、地理學、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和衛生學等為專門學科，由學生任選一門或兩門。另設英、法、俄、德、日五種外語，由學生選學一種（三十歲以上者可免修）。章程還規定京師大學堂設管學大臣一員，統率全學；設總教習一名，總管大學堂教學工作。並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這樣，京師大學堂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又是全國的最高教育行政機關。這個章程綱要基本上反映了維新派學習西方、發展我國近代教育的要求，因而成為我國近代大學教育最早的一個章程。

　　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管學大臣為孫家鼐。孫家鼐（1827-1909），安徽壽州人，曾曆任工部、禮部、吏部尚書，政治上傾向維新，接近帝黨，但與頑固派亦有聯係。他受命後，向光緒提出辦學的具體計劃，對大學堂章程內容作了某些增刪，主要有：第一，為舉人、進士出身的京官，設立仕學院；第二，精簡學科門類，專門學科中取消兵學課程；第三，編譯局主要編譯西學各書，舊有經書不得任意刪節，編纂各書由管學大臣呈上欽定後頒行，提出“悖謬之書，嚴行禁止”；第四，總教習可設兩人，分管中學和西學；第五，凡畢業生均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依所長錄用，“俾所學與所用相符，冀收實效”。

　　經孫家鼐推薦，清廷任命許景澄、丁韙良為中學和西學總教習。許景澄（1845-1900），浙江嘉興人，清外交官，出使法、德、意、奧、荷、俄等國，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頗長於經世之學。丁韙良（1827-1916，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國傳教士，1850年來華，在寧波、北京等地傳教及著述，曾任同文館總教習，兼授國際公法。孫家鼐還舉薦刑部主事張元濟（與蔡元培同科進士）任大學堂總辦，因張堅辭，後由黃紹箕、餘誠格相繼擔任。

　　大學堂臨時校址設在京城地安門內馬神廟和嘉公主舊第。修複原房三百四十餘間，並新建一百三十餘間。這就是後來的北大第二院。此外，還在北河沿購置房舍一所，開設譯學館，此即後來的北大第三院。當時規定大學堂開辦經費為白銀三十五萬兩，常年用款為二十萬零六百三十兩。清廷指定以華俄道勝銀行的中國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數由戶部補足。

　　當京師大學堂正在積極籌辦的時候，9月21日，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突然發動了政變。光緒被囚禁，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國外，譚嗣同等六人殉難。政變後，慈禧太後下令恢複八股取士的科舉製度，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幾乎全被取消，僅京師大學堂“以萌芽早，得不廢”。但這一年12月開學時，學生還不滿百人，到第二年，也隻有近200人。課程也僅設詩、書、易、禮四堂，春秋二堂。到第二年，才另立史學、地理、政治三堂，上午讀經史，下午學科學。講授經史課程的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隻是講些八股文的作法。大學堂學生這時也隻有參加科舉考試取得舉人、進士頭銜後，才獲得做官的資格，因此每到考期，大學堂學生便紛紛請假趕考。這就完全改變了原來維新派辦學的宗旨，實際上仍然是一所舊式書院。

　　1900年夏，義和團起義軍進入北京。8月3日，慈禧太後以大學堂經費無著下令停辦。這時，原管學大臣孫家鼐因不滿慈禧太後貶廢光緒已憤而辭職，中學總教習許景澄也因在八國聯軍進攻時以“主和”獲罪被殺。8月14日，八國聯軍侵占了北京。京師大學堂校舍先後被俄、德侵略軍盤踞，房屋、圖書和儀器設備大部被毀。這是北大曆史上第一次直接遭受帝國主義的摧殘。京師大學堂因此停辦了兩年多。後來人們把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師大學堂稱為“戊戌大學”。這一時期沒有畢業生。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複京師大學堂，並派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長沙人，早年曾任光緒帝的侍讀。甲午戰爭時，他彈劾過李鴻章“陽作戰備，陰實主和”。戊戌政變時，以“濫舉康有為”，受革職留任處分。他是清政府中比較開明的官吏，曾主張變法自強，在知識分子中頗有影響。他是一位有作為的管學大臣，辦學認真。這一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重新開學，先辦速成科的仕學館和師範館。1903年起，又設進士館，供新科進士入館學習。由張百熙主持擬定並經清廷批準頒行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包括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級學堂規則，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學製成文法規。其中關於京師大學堂的章程分八章八十四節，對大學堂的辦學綱領、科目設置、課程安排、招生辦法、畢業分配、教師聘用、領導體製和教學紀律等都有詳細的規定。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之設，所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全學之綱領。”大學堂分設大學預備科、大學專門分科和大學院三級。大學院相當於後來的研究生院。大學專門分科規定設立政治、文學、格致（理科）、農業、工藝、商務、醫術等七科（相當於學院），科以下共設35目（相當於學係或專業）：

　　政治科，下設政治、法律學二目；

　　文學科，下設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七目；

　　格致科，下設天文學、地質學、高等算學、化學、物理學、動植物學六目；

　　農業科，下設農藝學、農業化學、林學、獸藝學四目；

　　工藝科，下設土木工學、造船學、造兵器學、電器工學、建築學、應用化學、采礦冶金學八目；

　　商務科，下設簿記學、產業製造學、商業語言學、商法學、商業史學、商業地理學六目；

　　醫術科，下設醫學、藥學二目。

　　章程還規定大學堂專門分科學製三至四年，畢業後可升入大學院深造，並給予進士出身。此外，大學堂另設仕學、師範二館為速成科，學製三至四年。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補暨因事留京者，道員以下，教職以上，皆準應考入仕學館；舉、貢、生、監等皆準應考入師範館。速成科畢業後可擔任初級官吏或學堂教習。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師大學堂先後兩次舉行入學考試，首先招收速成科學生。仕學館考生由各衙門推薦，考試科目有史論、輿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學策、物理策和外國文七門；師範館考生由各省選送，考試科目有修身倫理大義、教育學大義、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算學比例開方代數、物理化學、淺近英文、日文八門。入學考試結果，仕學、師範兩館共招新生182名。這一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

　　京師大學堂這時除開設仕學館、師範館以及附設的中小學外，也將同文館並入。1903年5月，大學堂將同文館改辦譯學館，分設英、俄、法、德、日五國語言文字專科，學製五年，並於同年8月正式招生開學。譯學館還設文典處，從事翻譯並計劃編纂上述五國文字的字典。1906年秋，蔡元培為赴德留學在北京等候派遣時，曾被譯學館館長章祲聘為教習，講習國文及西洋史。

　　張百熙為辦好京師大學堂，十分注意延攬人才，如當時的知名學者吳汝綸、張筱浦、李希聖、於晦若、屠寄、辜鴻銘、範源濂、王舟瑤等都先後擔任過大學堂的總教席或教席。嚴複也應邀出任京師大學堂的譯書局總辦。這時大學堂設立了藏書樓，除從原國子監調撥部分圖書外，還從歐美日本各國購置各種圖書，同時管學大臣還谘文各省官書局，要求將已刻的經史子集及時務新書，每種提取數部送京師大學堂。藏書樓於1902年創立時，有各類圖書7.85萬冊，後時有充實，頗為豐富。經過張百熙的苦心經營，京師大學堂已略具規模了。但在當時黑暗的政治下，張百熙認真辦學卻遭時忌，特別是他引進和重用開明之士，更引起頑固勢力的反對，因而時遭掣肘，終不能施展他的抱負。

　　1903年6月，清政府修訂學堂章程，其目的是使大學堂更緊密地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修改後的大學堂章程，在大學分科中增設了經學科，下分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春秋三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理學等11門，明顯地突出了經學的地位。1904年，清廷下令專設總理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另設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專管大學堂事務。委派張亨嘉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這一年正式招收預備科第一班學生。到1909年，預科首批132名學生畢業。1910年3月30日，分科大學才舉行開學典禮，除醫科未按時開辦外，其他7科均正式開學。實際共開設7科13門。學生共四百多人。在這之前，預備科改名為高等學堂，仍為大學堂之預科。分科大學開辦後不久，1911年10月，爆發了武昌起義。這時清王朝已岌岌可危，京師大學堂也難以為繼，年底清廷遂下令暫時停辦。因京師大學堂恢複的那一年——1902年，幹支紀年為“壬寅”，所以後來人們把1902年至1911年的京師大學堂，稱為“壬寅大學”。

　　京師大學堂雖然距離近代大學的要求還很遠，但在當時的中國，它畢竟匯集了一批人才和圖書典籍，進行過一些近代科學文化的教育，可以說是初具規模。在學生中也不乏認真求學之士。如陳漢章是清末的一位名舉人，原被大學堂聘為教席，當時已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但他到校後看到藏書樓（設在原公主府梳妝樓上）裏藏書豐富，且因傳聞大學堂畢業後可任翰林，遂決定不就教席而當學生。他經過六年的勤奮學習，於民國二年以甲等第一名畢業，雖然翰林沒有當成，後來卻成為有名的國學家。但從總的方麵看，當時的學生多出身於貴族官吏豪富門第，入學堂是為找“恩師”靠山，謀求升官發財之道。進士館裏幾乎每個學生都有一個聽差，上課鈴響了，由聽差來請老爺上課。據說當時上體育課時，教員喊口令也是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優級師範科104名學生畢業，他們是京師大學堂的第一期畢業生。當時畢業生的成績，分最優等、優等、中等和下等四種。最優等和優等者授予師範科舉人學位，並分等授以官職。最優等者授以五品銜以內閣中書盡先即補，優等者隻給以內閣中書科中書即補。雖授有官職，但因為是師範畢業，要先盡滿五年的教席義務，然後才能去候補；至於何時能補上，則又要輪班次、找門路，對多數人來說常常是遙遙無期的。即使這樣，這已是學生們夢寐以求的了。難怪當時有個學生為早逝的同學寫的挽聯中，有“未博得五年義務，七品虛銜”的歎喟，為死者未獲得功名而抱恨。這種封建科舉時代的惡劣風氣，影響了初期的北京大學。

　　辛亥革命後，1912年2月，嚴複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接辦大學堂事務。其時，蔡元培主持教育部。他十分重視大學教育。政府北遷後，他即派專門教育司第一科科長王雲五、第三科科長楊煥之會同接收京師大學堂。5月，他向總統提出為北京大學堂改稱並推薦嚴複任校長的呈文：

　　為薦任大學校校長事，北京大學堂前奉大總統令京師大學堂監督事務，由嚴複暫行管理，等因，業經該監督申報接任在案。竊維部務甫經接收，大學法令尚未訂定頒布，北京大學堂既經開辦，不得不籌商目前之改革，定為暫行辦法。查從前北京大學堂職員，有總監督，分科監督，教務提調，各種名目、名稱，似欠適當，事權亦覺分歧。北京大學堂今擬改稱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為大學校校長，總理校務；分科大學監督改稱為分科大學學長，分掌教務；分科大學教務提調即行裁撤；大學校校長須由教育部於分科大學學長中薦一人任之，庶幾名實相符，事權劃一，學校經費亦得借以撙節。現已由本部照會該總監督任文科大學學長，應請大總統任命該學長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其餘學科，除經科並入文科外，暫仍其舊。俟大學法令頒布後，再令全國大學一體遵照辦理，以求完善而歸統一。謹呈。

　　由是，京師大學堂正式改稱北京大學，嚴複為改名後的北京大學首任校長。不久北京大學又冠以“國立”兩字。

　　隨後，蔡元培在其主持製定並由他後任者頒布施行的《大學令》中，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宏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廢去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條。確定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以文、理兩科為主，取消經學科；必須設有兩個以上之學科，其中有一科又應是文科或理科，方得稱為大學；大學畢業生稱學士，取消以“科第”為獎勵的辦法；大學設校長，統轄大學全部事務，各科設學長，主持各科事務；大學設教授、助教授，必要時得聘請講師；大學設評議會，為最高立法及權力機構，由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幹人組成之，以校長為議長；大學各科設教授會，討論審定各科的教學事宜；大學設預科，學製三年，畢業後升入本科；大學設大學院，不定期限，為畢業生繼續深造之所。《大學令》進一步確定了我國近代大學教育的體製，體現了教授治校的原則。由於當時北京大學是唯一的國立大學，因而它成為北京大學的基本章程，確定了北京大學的教育方針和組織原則。在課科設置上，《大學令》頒布之前，蔡元培就認為原來京師大學堂規定的經學14門中，《周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門，《詩經》、《爾雅》已入文學門，《尚書》、《三禮》、《大戴禮》、《春秋三傳》已入史學門，已無再設經學科的必要。於是北大在嚴複任校長時即將經科和文科合並，廢止了經學科；另外將格致科改稱理科，仍共設七科。原高等學堂改為大學預科。1912年5月，北京大學本科和預科開始複課。在開學典禮上，蔡元培曾出席並發表演說，他在講演中強調“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這是蔡元培對北京大學辦學宗旨的第一次闡述。

　　嚴複（1853-1921），字又陵、畿道，福建閩侯人，是經蔡元培遴選並由臨時總統任命的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他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早年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後留學英國海軍學校。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總辦。中日甲午戰爭後發表一係列主張變法維新的文論。他最早翻譯出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與天爭勝”的進化論思想激勵國人，被時人稱為“嚴天演”。他還譯有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穆勒的《名學》等西方名著。他是最早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後，他思想趨向保守，曾參與組織孔教會，列名籌安會，反對新文化運動。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恢複學校，整頓組織，並在北京大學積極提倡外語教育，開設有資產階級文化思想內容的新課程，產生了較大影響。嚴複在北京大學任職時間較短，1912年10月即辭職離京。

　　辛亥革命後，北京大學有了一定的發展。以畢業生為例，京師大學堂從1898年開辦到1911年的13年間，包括優級師範、預備科和附設的博物實習科在內，畢業生總共469人（其中預備科134人）。民國建立後，從1912年到1916年的五年間，畢業學生共684人。其中，1912年僅有預科學生128人畢業；1913年文、經、理、法、商、農、工七個專門分科及預科學生230人畢業，這是北京大學第一批有本科的畢業生；1914年畢業生63人，1915年畢業生8人，都是預科學生；1916年有文本科17人，理本科17人，工本科32人，預科189人畢業。至於在校學生，京師大學堂時最高年份約為四百多人，民國以後，北京大學曆年的在校學生略有增加，列表如下：

　　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反映在教員數目的增加上。1911年京師大學堂教員總數為42人，1916年北京大學的教員總數已達148人；值得注意的是，職員增加的並不多，1911年為32人，1916年為44人。這一時期，北京大學也延聘了一些學有專長的知名學者，如黃侃（季剛）、陳黻宸（介石），馬裕藻（幼漁）、沈尹默、錢玄同、沈兼士、朱希祖、陳漢章、夏元瑮、夏錫棋、陶履恭（孟和）、俞同奎、馮祖荀、胡濬濟、溫宗禹、何育傑、張大椿、王建祖、馬敘倫、張耀曾、徐崇欽等。1915年冬，依據《大學令》的規定，設立了北京大學首屆評議會，由每科選舉評議員二人組成。當選的評議員為：文科陳黻宸、辜鴻銘，理科馮祖荀、俞同奎，法科張耀曾、陶孟和，工科溫宗禹、孫瑞林，預科朱錫齡、張大椿，校長胡仁源為評議會議長。

　　當然，這種發展還是很緩慢的，當時的大學教育事業仍然十分落後。特別是辛亥革命後不久，革命的果實很快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奪，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地壞下去，教育事業橫遭摧殘，北京大學也處於困難境地。北京大學從1912年至1913年的短時期內，曾先後更換了五位校長：嚴複、章士釗、馬良、何燏時和胡仁源。其中除章士釗沒有到職外，前三任任職的時間都很短。這也從一個方麵說明了當時政局的動蕩不安。袁世凱反動政府曾先後兩次提出停辦北京大學。他一麵千方百計摧殘北京大學，一麵又陰謀拉攏北京大學師生支持其複辟帝製。1915年下半年，袁世凱在他複辟帝製的醜劇中，竟要封北京大學校長和教授為所謂的“中大夫”、“下大夫”。這遭到胡仁源和教授們的嚴正拒絕。當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居然準備舉行“登基”大典時，北京大學廣大師生群起反對。文科教授馬敘倫立即辭職，表示抗議，一時有“掛冠教授”之稱。袁世凱雖然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可恥地死去，但這時掀起的尊孔複古逆流，仍然衝擊著文化思想領域。這股反動逆流在北京大學也有明顯的反映，這使得校內原來還很微弱的新思潮受到嚴重壓抑。而且這時北京大學還保留著過去舊衙門的作風，科舉時代的習氣仍很濃厚，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很低，因此往往受到社會的鄙薄。蔡元培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

　　從此，開始了北京大學曆史上的一個轉折。蔡元培對北京大學進行的全麵改革，使學校發生了重大變化。1917年底，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吳梅製作了一首北京大學校歌，歌詞是：

　　“景山門啟旃帷，成鈞又新，弦誦一堂，春破朝昏，雞鳴風雨相親。數分科有東西秘文，論同堂盡南北儒珍。珍重讀書身，莫白了青青雙鬢，男兒自有真，誰不是良時豪俊，待培養出文章氣節少年人。”

　　這首校歌雖然還透出很濃重的舊式經院氣味，但基本反映了這一時期北京大學的麵貌。

　　2.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正在法國的蔡元培以欣喜的心情，獲悉國內政局的重大變動。8月間，他寫了《對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一篇短文，從民主主義的立場出發，深入地揭露了袁世凱專製政體的社會根源。他寫道：“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畏強抑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奢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壇祀帝，小學讀經，複冕旒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武廟宣誓，教院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蔡元培在政治上早已同袁世凱徹底決裂，但他並不把袁世凱的專製、複辟看作個人的行動，而是透過現象看到民國建立之後封建複辟勢力得以存在的社會原因；基於這個認識，他並不陶醉於因袁世凱垮台這一現實造成的共和勝利的幻景，而是發出“今袁世凱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的疑問，表示了對國內政治的憂慮。這說明蔡元培的認識是比較深刻、清醒的，也可以看出不久他回國後在北京大學施展抱負的政治思想基礎。

　　袁世凱死後，蔡元培同其他因反袁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一樣，準備回國服務。北京國會裏的一批浙江籍議員，曾打電報請他回國擔任浙江省長，但他一如既往，無意於高位厚祿，婉言回絕了。這時，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已提出辭職，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和次長已由範源濂、袁希濤分別擔任。範、袁曾與蔡元培在民元教育部共過事，深知蔡之為人，於是，經浙籍議員陳黻宸和北京大學教授馬敘倫的推薦，並取得時任總統的黎元洪同意，範源濂即提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16年9月1日，蔡元培在法國收到了範源濂的促歸任職電。原電文是：

　　蔡鶴卿先生鑒：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海內人士，鹹深景仰。用特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歸國，以慰瞻望。啟行在即，先祈電告。範源濂宥。

　　蔡元培接電報後即決定返回，並遠道專程往訪李石曾，約其同到北京大學，“以整理故都之學府，引為吾人共同之責任”，同時還約吳稚暉亦同去。10月2日，他同吳玉章一道自馬賽啟程回國，11月8日抵上海，先後在上海、紹興等地小住。

　　如前所述，民國建立後，北京大學曾進行過一些初步的民主主義的改革，但由於官僚積習很深，改革極不徹底，校政還相當腐敗。不少人以上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讀書就是為了混資曆謀取官位。他們對專任的教員不歡迎，甚至教學認真的反遭反對；而由政府官吏兼任教員的，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他們卻十分歡迎，以為有此師生關係，可作自己將來仕途的靠山。教員中也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課堂講授是敷衍塞責，“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台上讀一遍”。由於學生有這種“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幹祿之終南捷徑也”，造成了學科發展上輕文理的極不正常現象。因此，學校裏缺少學術研究的空氣，封建複古主義的陳腐思想泛濫。

　　對當時北京大學腐敗的校風，時為北京大學學生的顧頡剛曾有過形象的描述，他說：那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允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五千銀元；當然，這樣的豪富子弟數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至於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說也有好幾十。像我這樣一年從家裏隻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裏沒有地位。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麽鑽營費由十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隻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汙吏！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裏象個什麽‘最高學府’？”由此可見，北大當時受到社會非議並非偶然。

　　所以，蔡元培到上海後，曾有不少友人勸他莫進北大這個是非之地，弄得不好反壞了自己的名聲。對於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一事，在當時革命黨人中也有不同意見，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都曾持反對態度；蔡元培還曾邀汪、吳來北大相助，也被拒絕了。後來他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一文中回憶說：“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這裏，應該特別提到孫中山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支持，以及他對北京大學寄予的厚望。孫中山很重視開辟北方地區的革命工作，對蔡元培也十分了解和信任。他認為，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誌，應當到那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去主持高等教育，這樣有利於向北方傳播革命思想，所以竭力主張蔡元培往就此職。孫中山對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支持，對於蔡元培力排眾議、最後接受任命有重大影響。蔡元培在北大任職期間，與孫中山之間曾就當時國事問題有過書信往返。1918年初，蔡元培曾為國史編纂處編修國史問題征求孫中山意見。孫中山也熱情作複。孫中山對蔡元培在北大的工作是了解和滿意的。據有人回憶，1924年國民黨一大時，由孫中山提名蔡元培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當時會場中有兩種不同的議論，一是批評蔡元培在北京政府勢力下出任北大校長，有依附軍閥之嫌，一是批評蔡元培放縱學生，仇孝非孔。有的代表還當場提出詢問。孫中山當即表示這是誤會，他說：“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處置。”他還說蔡元培在北方的任務很重大，因為北方政治環境的關係，所以隻提議他為候補監委，以使他不致因地位過於顯著而不便工作。孫中山希望蔡元培從歐洲回國後（按蔡元培於1923年離開北大到歐洲考察），仍能到北京去工作。後來的事實證明，孫中山對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支持，確是一種遠見卓識。

　　在一些友人的讚助下，蔡元培也認為做大學校長不是做官；而且認為既然知道北大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他在當時曾說：“覺北京大學雖聲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嚐不可一試，故允為擔任。”後來還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表示當時的決心。當然，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長，也有他的教育救國思想的因素，如同他自己所說的：“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魯士受拿破侖蹂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為數次愛國主義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誌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於小學教員；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於此。”可見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是同他的愛國宏願，為共和培養“完全之人格”的人才相聯係的。他在這裏所說的從教育著手，“使吾國轉危為安”，既包含對國家富強的殷切期望，也指對已瀕臨絕境的民主共和事業的挽救，為此而啟迪民智、培育人才，確仍不失為一救國之途，也是民主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麵。於是，他抱定了整頓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決心，知難而進，毅然於12月22日北上就任北大校長的職務。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開始到校執行校長職務。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為學界景仰，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深獲師生擁護，輿論界也寄予厚望。上海《中華新報》報道蔡元培抵京消息時稱：在“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鬥，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天津《大公報》於1926年12月28日發表《為大學校前途祝》的時評，稱“蔡君留法有年，學貫中西，今既得膺斯職，定能為教育界放一異彩，不禁拭目俟之”。翌日，上海《時報》也發表《歡迎蔡元培》的時評文章，稱：“政府昨已正式任命蔡元培氏為國立大學校長矣，此誠教育前途之一線曙光。夫國立大學，所以綰全國文明之樞紐，樹全國學風之模範，其關係至巨。今蔡氏秉績學之奇姿，以剛毅之精神出而任此，我知其必大有造福於教育界者也。”

　　蔡元培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風的人，他的到來，給暮氣很深的北大帶來了新的氣息。他到校的那一天，校役們也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表示歡迎，他即脫下禮帽，規規矩矩地向他們鞠躬還禮。北大校長當時是所謂由大總統任命的簡任官，過去是從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這個舉動使列隊歡迎他的師生和校役們感到驚訝和新鮮。此後，他每天出入校門，校警向他行禮，他都脫帽鞠躬。蔡元培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密切、融洽。從前學生有事和校長接洽，須寫呈文，校長批示後，張貼在告示牌上。蔡元培厭惡這種衙門作風，他到校後立即出布告：“此後學生對校長應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學生對學校有改進建議時，他就把提案送登校刊，擇其可行者付諸實行。他和學生之間還常有文字交往，研討學術，為學生的著述和發行的刊物題簽寫序。一位學生為其祖母八十大壽請他題字，他也欣然命筆，寫了“美意延年”四個大字。

　　蔡元培是當時國內學術界的領袖人物。他在清末就已有《哲學要領》、《中國倫理學史》、《倫理學原理》等譯著刊行於世。他的學問和道德修養，為學術界所推重，也深受青年知識分子的景仰。他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講述了“抱定宗旨”、“砥礪德行”和“敬愛師友”三項要求；闡明大學的性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指出：“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特別強調大學生要有正大的宗旨，“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誌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維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借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所以他把“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放在首要的位置。正是在這種宗旨下，他開始對學校的管理體製、科係設置、課程建設、教師隊伍以及學生課外活動等方麵，進行了全麵改革。

　　蔡元培出任校長的這一年，北京大學進行了一次紀念校慶二十周年的活動。由於北大是誕生於外侮日深、民族危機達到極點的清朝末年，它的成長幾經波折，幾度停辦，因此校慶紀念日，是采取糅合京師大學堂成立的1898年和1902年複校的12月17日而定的。據記載，這是北京大學曆史上第一次校慶紀念。蔡元培曾在這次校慶紀念會上發表演說，介紹了德國大學的情形，提出：“本校二十年之曆史，僅及柏林大學五分之一，來比錫大學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嚐不可與為平行之發展。”他惋惜當時國家百事停滯不進，未能有此好現象，但又說：“本校當二十年前創設時，僅有仕學、師範兩館，專為應用起見。其後屢屢改革，始有八科之製，即經學、政法、文學、格致、醫科、農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國元年，始並經科於文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本年改組，又於文、理兩科特別注意，亦與德國大學哲學科相類。所望內容以漸充實，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頡頏耳。”對北大的進步寄予了厚望。

　　二十周年校慶時，製作了一首紀念歌，歌詞是：

　　域樸樂英材，試語同儕：追想遜清時創立此堂齋，景山麗日開，舊家主第門桯改，春明起講台，春風盡異材。

　　滄海動風雷，弦誦無妨礙。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時幸遇先生蔡。從頭細揣算，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

　　“喜此時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師生對蔡元培的歡迎和希望。北大確是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二、革新目標：使大學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

　　1.對大學的定位

　　1925年4月，蔡元培根據在北大工作期間的經驗，專門論述了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他寫道：

　　北大的進步盡管緩慢，但是從晚清至今，這種進步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了。這些窮年累月才完成的早期改革，同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有極大的關係。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是明確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學習趣味化，激起人們的求知欲望。我們決不把北大僅僅看成是這樣一個場所——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訓練他們日後成為工作稱職的人。無疑，北大每年是有不少畢業生要從事各項工作的，但是，也還有一些研究生在極其認真地從事高深的研究工作，而且，他們的研究總是及時地受到前輩的鼓舞和認可。

　　在這裏，蔡元培強調求學是為了求知，因而，使大學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是他大學教育的目的和觀念。應當說，這是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學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革新北京大學的目標和追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這是蔡元培對大學、也是對北大的定位。這是他在北大主持工作期間始終強調的一個主題。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開宗明義向學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抱定宗旨”，他說：“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要求學生拋棄誌在做官發財的思想觀念，徹底改變放蕩冶遊、不問學問的舊習，專心向學。隨後，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又專門提出，擬“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麵教授，一麵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此後，蔡元培在北大主持工作五年多的時間裏，在每學年的開學典禮和其他向學生作的重要講演中，他都要反複強調這個大學的性質和革新的主題。

　　1918年9月20日，蔡元培在這一年開學式演說詞中指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他列舉一年來為此而采取的各項革新措施後，特別叮囑：“望諸生亦必知其意，毋涉專己守殘之舊習也。”

　　經曆了五四運動的洗禮，蔡元培於1919年9月20日返校複職，在全體學生歡迎會的演說詞中，讚揚了學生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自治能力和自動精神，他由此表示：“深信大學組織，日臻穩固，不但一年換一個校長，就是一年換幾個校長，對於諸君研究學問的目的，是決無妨礙的。”仍然勉勵學生牢記求學宗旨。同日，他在《北京大學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中又一次指出：“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證書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的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

　　1920年9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第二十三年開學日演說詞》中，以欣喜的心情肯定了學生在這方麵的進步，他說：“一年以來，覺得學生方麵近來很有覺悟。把從前硬記講義、騙文憑的陋見漸漸兒打破了，知道鑽研學術是學生的天職。”他還說：“學生一年以來，不但有研究學術的興趣，兼且有服務社會的熱誠，這也是可喜的事。須知服務社會的能力，仍是以學問作基礎，仍不能不歸宿於切實用功。”

　　1921年9月23日，蔡元培考察歐美教育返校，在北大學生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介紹英美國家學生和教員共同研究的情景，他特別指出：“要自動研究學問，才能夠發達個性，個性發達，才有創造的能力，中國學生個性發達的很少，因此對社會多是盲從，這都是平時死守講義，不能自動的研究所養成的習慣而來。”他不無擔憂地說：“以中國學生的能力，要是在西洋極其複雜的社會裏麵，決不能夠生存。”這不但說明學生不僅要以研究學問為天職，而且要有自動的創造的精神。10月11日，他在《北京大學1921年開學式演講詞》中又指出：“至於大學學生，本為研究學問而來，不要誤認這學問機關，為職業教育機關，但能圖得生活上便利，即為已足。”勉勵學生要養成既有活潑進取的精神，又有堅實耐煩的精神，“有第一種精神，所以有發明、有創造。有第二種精神，利害不為動，牽製有不受，專心一誌，為發明創造的準備。”

　　1922年10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1922年開學日演說詞》中，又一次明確而簡要地指出：“本校的宗旨，每年開學時候總說一遍，就是‘為學問而求學問’。”

　　蔡元培實際主持北大校務五年半，對他認定的大學的性質、學生的宗旨和革新的目標，也講了五年半，可見他對這個問題極端重視。當然，他所說的使大學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並不是超政治、脫離現實的，而是同他“養成健全的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的主張相聯係的，是摒棄封建性的教育宗旨，為共和政治培育人才。在舊教育思想中，“學而優則仕”，讀書是為了成為“人上人”，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而蔡元培把大學定位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破除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傳統觀念，使那種“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的觀念轉變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以大學為“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轉變為“共同研究學問”。這個轉變，對大學的性質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對學生來說，就是蔡元培所希望的，要有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求學的宗旨，實際上是一個人生目的的問題，這是人生觀的核心問題。所以，蔡元培對大學的定位具有進步性和時代性，對於奠定近代意義上的大學是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

　　蔡元培對大學性質的定位，也成為他革新北京大學的重要指導思想。從管理體製到學科改革，從辦學方針到課程建設，從注重學理到營造校園文化學術環境，都是圍繞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這個宗旨和目的展開的。

　　2.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體製

　　蔡元培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歐美各國資產階級民主製的原則，對學校的管理體製進行了改革。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教育的資產階級先進代表。他曾多次到歐美各國留學、考察，著重考察和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製度和文化教育製度。他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影響，在政治製度上，他讚成議會製和內閣製，反對專製獨裁；在學校體製上，他反對校長權力的過分集中，主張民主辦學，成為國內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一個人。1912年在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頒行的《大學令》中，就規定了大學要建立評議會、教授會的組織，並對它的權限作了相應的規定。

　　作為北京大學前身的京師大學堂，實行的是與封建文化專製相適應的學監製，學校設有總監督，各科有監督，他們多是封建官僚。一切校務均秉承總監督辦理，使學校如同衙門。這種專製流毒影響很深。1915年11月，北京大學曾根據《大學令》建立了評議會，處理學校行政事宜；但評議會原定的權限沒有得到很好實施，學校權力仍然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裏，許多重大校務的進行，都隻由校長、學監主任和庶務主任幾個人辦理，甚至連各科學長也未能參與，形成了校長等少數人大權獨攬的局麵。所以蔡元培說：“我初到北京大學，就知道以前的辦法是，一切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總理，並學長也沒有與聞的。我以為不妥，所以第一步組織評議會，給多數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麵的事；恢複學長權限，給他們分任行政方麵的事。但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所以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務，均取會議製。並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討各種事務。”這是他改革管理體製的出發點和設想，並逐步在北京大學得到實現。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主持設立了評議會，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會由評議員若幹人組成。校長和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教授代表這時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分別推舉兩人。1919年後改為每五名教授得選評議員一人，一年改選一次；可以開會選舉，也可以在選票上寫好被選人姓名，寄給評議會，然後由評議會定期當眾開票。校長為評議會的當然議長，負責評議會的召集和主持評議會的改選事宜。評議會製定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條令，凡大學立法均須經評議會通過；決定學科的廢立；審核教師的學銜和學生的成績；提出學校的預決算費用，擁有很大的權力。

　　1917年設立的第一屆評議會由下列人員組成：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禹；教授代表：文本科胡適、章士釗，文預科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秦汾、俞同奎，理預科張大椿、胡濬濟，法本科陶履恭、黃振聲，法預科朱錫齡、韓述祖，工本科孫瑞林、陳世璋。校長為評議會議長。

　　評議會設立時，曾有同學提出要有學生代表參加，蔡元培認為教職員對校務是負專責的，是時時接洽的。“若參入不接洽又不負責任的學生，必不免紛擾。”沒有同意。故評議會主要由教授組成，實際上是一個教授會，因而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體現。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審議機關，較好地體現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凡大學立法均須評議會討論通過，“以容納眾人意見”，具有民主討論的風氣。李書華教授後來回憶這一時期評議會工作情景時曾說：“我曾被選作過評議員，目睹開會時對於各種議案的爭辯，有時極為激烈。”

　　由於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立場的影響，也由於他大量引進的新派人物在評議會中占有相當數量，這一時期北京大學評議會在政治上曾起過較好的進步作用。它曾多次發表過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宣言，在一定時候和一定程度上支持過學生的愛國運動，並曾幾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脫離關係。當時這在校內和社會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17年12月，學校評議會議決通過了各學科教授會組織法，隨後由蔡元培主持分別按學門成立教授會。當時教員分教授、講師、助教三種，除助教外均為教授會會員。教授會主任由會員推舉，任期兩年。1918年全校共成立了國文、哲學、英文、法文、德文、法律、經濟、政治、數學、化學、物理共11個學門教授會。經過各學門教授選舉，國文門教授會主任為沈尹默，數學門教授會主任為秦汾，化學門教授會主任為俞同奎，政治門教授會主任為陶履恭，經濟（包括商業）門教授會主任為馬寅初，德文門教授會主任為顧孟餘，英文門教授會主任為胡適，物理門教授會主任為何育傑，法律門教授會主任為周家彥，哲學門教授會主任為陶履恭，法文門教授會主任為賀之才。稍後，還成立了地質門教授會和中國史學門教授會，主任分別為何傑、康心孚。

　　1919年采用分係製後，改由各係成立教授會。各係主任由教授會投票選舉，規定凡係裏有教授一人者即為主任；兩人者按期輪值，以先到者為始；三人以上互相選舉，如票數相等，校長可增投一票決定人選。教授會負責規劃本係的教學工作，如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采擇、教授法的改良、學生選課的指導和學生成績的考核等。

　　蔡元培開始時采取加強各科學長職責的措施，各科的行政、教務仍分別由學長負責領導。各科都設有教務處。但按他的改革設想，是要按學校的行政、教務和事務方麵分別設立各種相關的委員會，由有關教授分別領導，統一管理。他認為：“照此辦法，學校的內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即使照德國辦法，一年換一個校長，還成問題嗎？”這就是說，要通過製度和組織的不斷完善，來保證民主製的實施和防止個人專權。

　　1919年3月，學校評議會通過了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準備成立統一的教務處。教務處由各教授會主任組成，並從中推選教務長一人，襄助校長領導全校的教學，任期一年。這個組織法原決定這一年暑假後與分係製一起實行，但恰在這時，社會上反動勢力掀起了一股攻擊北大，特別是攻擊北大文科的逆流，新文化運動主將、文科學長陳獨秀等人成了被攻擊的主要目標。在這場新舊思潮的激戰中，蔡元培挺身而出，勇敢地保護了新文化運動。但由於他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他還沒有與舊勢力徹底決裂的勇氣，還想緩和一下空氣。於是，他決定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組織統一的教務處，這樣就在實際上取消了文科學長的職務。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及政治、經濟門主任會議，籌組教務處，並按組織法由各主任投票選舉，結果馬寅初當選為教務長，成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陳獨秀這時辭去了文科學長，由學校改聘為教授。當時社會上關於陳獨秀被迫辭職的謠言紛起，對此蔡元培曾解釋說，陳獨秀雖不做文科學長，但仍然是北大的人員，這隻是屬於北大內部機構的變動。

　　北大廢除學長製有一個過程。這次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對外公開的說法，是因為理科代理學長秦汾調任教育部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也因事請假南歸，所以進行內部機構的變動，並沒有提出廢除學長製的問題。這次機構調整實際隻取消文理兩科的學長，而法科和工科的學長仍在執行職務。五四運動發生後，蔡元培於5月9日被迫出走時，就曾委托工科學長溫宗禹暫署校務。5月13日晚召開的評議會和教授會主任聯席會議，也決定推舉法科學長王建祖以及胡適、沈尹默等組成一個委員會，“襄同溫學長代行校務，”。所以這時還沒有完全廢除學長製。

　　1919年7月，蔡元培接受師生要求同意回校繼續任職，但因病仍滯留杭州無法立即成行，他委托蔣夢麟先行到校代辦校務。9月蔡元培返校後，向師生宣布了進一步整頓和健全學校組織的計劃，並成立了由蔣夢麟、顧孟餘、胡適、馬敘倫等組成的組織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主管學校的改組、整頓、起草章程和修改規則等事項；同時負責籌劃學校內部組織事宜。12月，它起草並經評議會討論通過了內部組織試行章程，進一步健全了學校的領導機構。按照這個章程，除評議會仍為全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外，還建立了以下幾個機構：

　　（1）設行政會議，作為全校的最高行政機構和執行機關，掌握全校行政大權，負責實施評議會議決的事項。它的成員以教授為限，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及教務長、總務長組成，校長兼行政會議議長。它下設的11個專門委員會分管一部分行政事務，計有：庶務委員會（管理全校的房舍、衛生）、組織委員會（負責機構調整和草擬各種章程）、學生自治委員會（接洽學生自治事項）、出版委員會（負責校內書刊的審查和出版）、預算委員會（製定學校預算計劃）、審計委員會（審核經費使用情況）、圖書委員會（負責圖書館的行政）、儀器委員會（主管各儀器室的行政）、聘任委員會（負責聘請教師）、入學考試委員會（定入學考試的標準）、新生指導委員會等。各專門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推舉，經評議會通過。

　　（2）設教務會議及教務處，由各學係主任組成，並互相推選教務長一人，任期一年（後來改為固定職務，不再輪流），統一領導全校的教學工作。由於這一年暑假後采用了分係製，教學工作統一歸教務處負責，遂完全廢去了學長製。馬寅初、顧孟餘、胡適等都擔任過這一時期的教務長。

　　（3）設總務處，設總務長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務工作。總務長由校長委任，這時由蔣夢麟充任。總務處機構包括：文牘、會計部（主任蔣夢麟兼）、注冊、編誌、詢問、介紹部（主任鄭壽仁）、圖書部（主任李大釗）、儀器部（主任陳世璋）、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校舍、齋務、雜務、衛生部（主任沈士遠）。

　　為了進一步健全製度、明確職責，1921年12月，蔡元培又提出北大各種會議進行辦法提案，並經校評議會第二次公議通過施行。其主要內容為：

　　（1）各行政會議、教務會議、總務會議及其他關於校務之重要會議（如教授會等）之議決案，均須報告校長。

　　甲、各行政會議之議決案，由校長決定及分配施行。

　　乙、教務會議議決案，經校長同意後，分配總務長或其他機關施行。

　　丙、總務會議等……之議決案，由校長同意後，分配總務長或其他機關施行。

　　（2）校中各辦事機關，須持經過情形，每月報告校長一次。

　　由校長每年作總報告一次。

　　（3）各係教授會，每月至少須開會一次，商議各係應行進行事宜。

　　各教員會，至少每學期開會一次，商議關於各係全體教員應行事宜。

　　這樣，在北京大學就基本上確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體製。全校工作設立四種機構分別管理：評議會，司立法；行政會議及行政委員會，司行政；教務處、各學係教授會、預科委員會和研究所等，司教務；總務處，司事務。這些機構的設置及其職能，體現了蔡元培的大學管理思想。

　　為了加強全校的集中統一管理，及時傳布學校的規章法令，並交流全校教學研究情況，活躍學術空氣，從1917年11月16日起，經蔡元培倡議出版了《北京大學日刊》，編輯主任為徐寶璜，陳獨秀、沈尹默、胡適、孫國璋為編輯員。日刊設置有“布告”、“通告”、“批示”、“公牘”、“命令”等欄。日出一張，星期一休刊。第二年二月日刊改組後，除紀事外，兼載文藝、學術方麵的稿件，還曾附有諸如歌謠等附頁。《北京大學日刊》曾聲明不登載討論當前政治和宗教問題的文稿，因此像五四運動這樣重大的曆史事件都未能反映。但是，隨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發展，《北京大學日刊》在傳播新思想，報道北京大學進步師生、進步社團的活動方麵，還是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不僅創立了上述各種會議製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管理體製，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強了全校統一管理，而且在實際工作中，作風民主，凡事都讓大家有機會盡量發表意見。各方麵的人員一經任定，就信任他們，把全部工作交給他們負責，不去多幹涉。所以能人盡其才，使他們能夠施展自己的抱負。這種教授治校的原則，在當時處在封建軍閥統治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對把學校建設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這種權責明確、分工合作、民主合議的體製，“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充分反映了蔡元培革新的有效性。後來有人對蔡元培的這種領導方法稱讚道：“先生長北大數年，以政治環境關係，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多。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頓，且能依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製度。此製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務，用民治製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製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製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本人對這種分工協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滿意。1920年10月，他赴歐考察教育與學生話別時說：“我這次出去，若是於本校不免發生困難，我一定不去。但是現在校中組織很周密；職員辦事很能和衷，職員與學生間，也都是開誠布公。我沒有什麽不放心的事了。”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長的去留，而影響校務的進行。

　　3.確立以文理為主的大學格局

　　在健全學校管理體製的同時，蔡元培還對北京大學學科的設置進行了改革，推行他對大學的理念。

　　蔡元培對學科改革和建設的重視，如前所述，是緣於他對大學的定位。他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的演說中就明確提出：“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為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把大學定位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體現了蔡元培辦學的根本宗旨，也是他對北大整頓、革新的出發點和歸宿。應當說，這是大學教育觀念的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重大轉變，對學科改革和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蔡元培正是從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宗旨出發，十分推崇理論科學的獨特作用。因此在對學與術的關係問題上，提出“學與術可分為二個名詞，學為學理，術為應用。各國大學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醫學，非但研究學理，並且講求適用，都是術。純粹的科學與哲學，就是學。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並進始可。”他又說：“文、理，學也。雖亦有間接之應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