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三章 改革封建舊教育 建立新教育秩序

　　民國肇始，蔡元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後又繼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前後曆時僅半年。但在這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轉折時期，他在主管全國教育的重任上，在改革前清的封建教育製度，製定新教育方針，建立新教育秩序等方麵，都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對於確立我國近代意義上的教育製度，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性的意義。

　　一、改革封建舊教育 製定新教育方針

　　蔡元培出長教育部後，即於1912年2月發表了《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全麵闡述他對新教育的主張。這是體現他這個時期的教育思想的一篇代表作。

　　蔡元培在這篇文章中，激烈地抨擊了在中國沿襲幾千年、以忠君尊孔為核心的封建教育製度，並且在吸收歐美和日本近代教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五項為今後之教育方針。他把這“五育”有機地結合起來，目的是為共和政治培養人才，為中國近代化培養合格的人才。他是這樣闡釋這項新教育方針的，軍國民教育（軍事、體育）、實利主義教育（智育，特別要有利實業發展），即是“強兵富國之主義也。”他認為，“夫軍國教育者，與社會主義舜馳，在他國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國則強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曆年喪失之國權，非憑借武力，勢難恢複。且軍人革命以後，難保無軍人執政之一時期，非行舉國皆兵之製，將使軍人社會永為全國中特別之階級，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則如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不能不采者也”。可見其目的是為了強兵自衛，抵禦外侮，防止軍人專權。而實利主義教育是因為“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者也”。目的是為了發展實業以富國而解貧困。兩者都是為了富國強兵。但他又指出，兵強可以變成私鬥，溢為侵略，國富不免智欺愚，強淩弱，而演成貧富懸絕、資本家與勞動者血戰之慘劇。為了避免這種結局，他主張“教之以公民道德”。他提倡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三項為公民道德的要旨，定為“一切道德的根原”。他認為這三項同中國的古訓並行不悖，他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博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這種把這二者有各自特定含義的政治、倫理概念加以類比，賦予它們可以互通的共性的解釋，雖然是不確切的，但借助這種解釋確實有助於他所主張的道德教育的普及和推廣。蔡元培認為，實行軍國民、實利主義教育以補自己存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則所以使之互相衛互相存，皆所以泯營求，而忘人我者也”。

　　在這裏，蔡元培否定了前清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和“尊孔”這兩個最核心的信條，指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他明確主張以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來代替，這就從根本上打破了兩千年來中國傳統的封建教育不可逾越的信條。關於世界觀教育，他認為：“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為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後來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文中又對此作了闡述：“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和歐洲哲學，以打破兩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由此可見，他提出世界觀教育，是取思想自由的原則，用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去取代封建專製思想。

　　那麽，如何來達到世界觀教育的目的呢？蔡元培認為應當通過美感教育來實現。蔡元培是近代中國最早把美學理論引入教育的教育家，是美感教育重要的倡導者。蔡元培的教育觀點，是沿襲德國康德的二元論哲學，認為世界有現象和實體兩個方麵。現象世界是政治從事的對象，“以現象世界幸福為鵠的”，但現世幸福隻是短暫的、淺顯的；教育家“則立於現象世界，而有事於實體世界者也。故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於實體觀念之作用”。這就是說，教育家應以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為目的。因此，他認為教育也有相應的兩大類別，一是滿足政治上的要求，一是超軼乎政治的。他說：“專製時代（兼立憲而含專製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他把實施軍國民、實利主義和公民道德的教育歸於隸屬政治的教育，把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歸於超軼政治的教育；而“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則是由現象世界進到實體世界的“津梁”，從而達到世界觀教育的目的。把世界看作是二元的，這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但蔡元培在這裏把它用作教育與政治的區分，有助於防止教育依附於專製政治，有助於推行以思想自由為核心的世界觀教育，是有積極意義的。

　　蔡元培把美感教育看作是實現世界觀教育的重要途徑，是因為他認為世界觀教育具有獨特的作用。在他看來，美育可以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生日趨高尚；美育可摒私心忘小我，使人際日趨平等和諧，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美育可以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靈寄托於美，而忘卻憂患；美育可以豐富科學知識，充實人生意義，使人在從事科學時增添一種勇敢活潑精神；美育可以超脫利害，發展個性，使人提起創造精神。對於美育在整個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他後來所概括強調的：“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意。”蔡元培把他提出的“五育”並舉的教育方針，看作是互相聯係、彼此倚重的一個整體，是培育健全的共和人格所不可缺少的。他說：“譬之人身：軍國民主義者，筋骨也，用以自衛；實利主義者，胃腸也，用以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體；美育者，神經係也，所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於神經係，而無跡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

　　1912年7月，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蔡元培在開會詞中，首先指出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他說：“今日之臨時教育會議，即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第一次之中央教育會議，此次會議，關係甚為重大。因有此次會議，而將來之正式中央教育會議，即以此次會議為托始。且中國政體既然更新，即社會上一般思想亦隨之改革。此次教育會議，即是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接著，他闡述了對新教育的意見，指出：“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利用一種方法，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著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他反對過去在君主專製下，使教育遷就於君主或政府之主義，認為共和教育“須立於國民之地位，而體驗其在世界在社會有何等責任，應受何種教育。”“由是教育家之任務，即在為受教育者養成此種能力，使能盡完全責任。”他在致詞中，又一次闡述了他提出的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和美育五項教育方針，他說：“五育以公民道德為中堅，蓋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

　　這次教育會議召開不久，蔡元培即因不滿袁世凱的專製行徑而辭去教育總長職務。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已在教育界產生很大的影響，會議實際上仍按照他的主張進行。蔡元培也希望“此次議決事件，如果件件實行，固為重要關係，即使間有不能實行者，然本會已經決議之案，將來亦必有影響”。如在教育宗旨方麵，當時的教育部於9月初公布的表述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基本上就是按照蔡元培的意見製定的。

　　蔡元培關於新教育的方針，體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發展政治、經濟的要求，它以民主的精神，反對封建專製的製度和思想，以培養富國強兵的人才和健全的共和人格為目的，這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新氣象，對建立新教育的體製和秩序，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二、頒行新教育法令 建立新教育秩序

　　蔡元培作為民國首任教育總長，雖時僅半年，卻很有作為。

　　民國伊始，百廢待興。蔡元培在廢除前清的帶有封建專製主義內容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法規的同時，采取得力措施貫徹新教育的思想和方針，製定具有近代進步意義的新教育章程和法規。在他任內，先後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民國教育部官職令》，以及由他主持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的如《教育宗旨案》、《教育係統案》、《小學教育令案》、《中學校令案》、《師範教育令案》、《劃分學校管轄案》、《蒙回藏教育計劃案》等法規法令；同時他還發表了許多關於新教育的主張和意見。這些新教育的法規法令和論述，對於建立近代教育製度和教育秩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當時為確立新教育秩序而進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

　　一是除舊布新，改革學製。當時國內戰事未平，前清封建流毒遠未肅清，加以各省都督府政令不一，教育領域存在諸多混亂現象。有鑒於此，蔡元培於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正式辦公當天，即以教育部名義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兩個重要法令，對全國普通教育的學製和課程設置，按照新的教育方針要求進行全麵整頓。

　　《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共14條，其主要內容是：從前各種學堂一律改稱學校，原監督、堂長改稱校長；小學一律於3月14日開學，中學、師範學校可根據地方財力自行決定，宜以開學為主；每學年仍分兩學期，從陽曆3月至暑假為第一學期，暑假後至來年2月底為第二學期；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各種教科書務求合乎共和民國宗旨，前清學部頒行的教科書一律禁止使用；民間通用的教科書，凡在內容和形式上不合共和宗旨者，由各出版書局自行修改，學校教員亦可隨時刪改；小學一律廢止讀經科目；小學應注重手工科；高等小學以上的體操應注重兵式操練；初等小學三學年起兼課珠算；中學為普通教育，不分文、實科；中學及初級師範修業年限由五年改為四年；舊時獎勵出身，一律廢止，畢業於學校者分別稱初、高等小學畢業生，中學校、師範學校畢業生。

　　於同年7月間召開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重訂學製，製定學校係統表，規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學四年，大學本科三至四年。從1912年初至1913年8月，教育部陸續發布各種學校規程，形成了比較規範、充實的新的學校係統。這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稱為“壬子癸醜學製”（指這兩年的紀年幹支）。這個新學製推行了十年，到1922年9月才由蔡元培主持的全國學製會議作了修訂。

　　《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共11條，規定了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校、初級師範學校的暫行課程表，分別詳列教授科目、各學年講述內容及授課時數。

　　上述教育法規，基本上否定了清末封建教育體製和教育思想，改變了當時的教育混亂局麵，建立起比較穩定的新的教育秩序。參與起草這兩個教育法規的蔣維喬曾說：此區區14條通令，革除前代十四經中，《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係；《詩經》、《爾雅》已入中文係；《尚書》、《三禮》、《大戴禮》、《春秋三傳》已入史學係，無再設經科的必要。這樣就在大學取消了經科。

　　蔡元培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中指出：“孔子之學術，與後進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主張把二者加以區別對待，這是十分正確的。他反對儒教孔教之說，他在駁斥複辟派謬論時指出：“孔教不成名詞，國教亦不成名詞，然則所謂‘以孔教為國教’者，實不可通之語。”後來他回顧民初廢止尊孔讀經的改革時說：“我素來不讚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他明確指出：“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但孔子思想和主張作為一種學派、一種學說，則是應當加以研究的。所以他說：“為大學國文係的學生講一點《詩經》，為曆史係的學生講一點《書經》與《春秋》，為哲學係的學生講一點《論語》、《孟子》、《易傳》與《禮記》，是可以讚成的。為中學生選幾篇經傳的文章，是可以讚成。”這顯然不能同尊孔混為一談。

　　蔡元培反對尊孔拜教，小學廢止讀經，大學取消經科，這在當時確是破天荒之舉，這不僅在教育界、思想界，而且在全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時封建流毒遠未消除，特別是袁世凱借共和之名行專製之實，又一次借助孔教，為複辟帝製製造輿論。這時康有為也發表《孔教會序》，攻擊蔡元培的教育改革。麵對社會上複辟勢力和傳統習慣勢力的種種責難，蔡元培不為所動，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這種反映曆史發展要求的進步潮流一經蔡元培提出，便不可遏製。它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出現以及爾後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革新，都起了某種源頭活水的作用。

　　三是倡導男女平等，小學實行男女同校。提倡和重視女子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又一個重要內容。他一向反對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封建禮教信條對女性的摧殘和壓迫，認為要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發揮女子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作用，就要使男女有同樣受教育的權利。他說：“求國富強，人人宜受教育。既欲令人人受教育，自當以女學為最重要之事。”他主張“無論中外，男女都要受教育，並且所受的教育都要一樣的”。他出任教育總長後，對推廣女子教育，采取兩方麵的舉措：一方麵，支持創辦各種新式女校，如女子中學、女子師範和女子職業學校；另一方麵，規定在小學實行男女同校。當時男女同校雖然還僅限於小學，但畢竟打破了長期以來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禁令，開創了近代中國男女同校的先河。

　　四是對大學教育進行了初步整頓。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大學教育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中曾回憶說：“我與次長範靜生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範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裏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裏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至大學，沒有一方麵不整頓。不過他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這時他對大學學科進行了調整，取消了經科，同時鑒於大學數量不足，規定除北京外，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他還鑒於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升入大學甚感困難，決定將其改為大學預科，附屬於大學，以期提高質量。

　　1912年5月，蔡元培以教育總長身份出席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他在講演中強調“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這是他對大學定位，也是對大學辦學宗旨的第一次闡述。他認為大學是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在《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的，不得為大學；設農、工、醫等科而不設理科的，亦不得為大學。同時，他還仿德國大學學製，在《大學令》中將前清大學之上設立的通儒院改稱大學院，並分設各科研究所，規定大學高年級學生必須入所研究，俟研究取得成果後，方能畢業。

　　五是倡導社會教育。為了向社會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蔡元培還極為重視社會教育。在教育部機構設置上，除設有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外，“我為提倡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起見，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為此，蔡元培邀請魯迅到社會教育司任職，任僉事兼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科學、博物院、圖書館、美術館、音樂會、演藝會等與社會教育有直接關聯的各項文化事業。社會教育司為此做了許多工作。教育部創設不久，即通電各省都督，促其推行社會教育，電文稱：“社會教育，亦為今日急務，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講。即請貴府就本省情形，暫定臨時宣講標準，選輯資料，通令各州縣實行宣講，或兼備有益之活動影畫，以為輔佐。並由各地熱心宣講員，集會研究宣講法，以期易收成效。……至宣講標準，大致應專注此次革新之事實，共和國民之權利、義務及尚武、實業諸端，而尤注重於公民之道德。當此改革之初，人心奮發，感受易。即希貴府速予查照施行。”根據當時曆史條件，以宣講作為社會教育的切入口，對宣講內容的提示具體而切合鞏固共和政治的需要。這反映了蔡元培對社會教育的重視和見解的深刻。

　　再者，蔡元培認為，教育並非止於學校，還要對社會負有教化之責。1912年2月中旬，蔡元培、李石曾等在上海發起“進德會”，很有針對性地指出：“亡清之腐敗，積社會之腐敗而成。……若民國新建，承其流而不加注意，將腐敗之根株不去，而凋蔽之原氣難複。”他們希望通過進德會的組織，“為社會樹之風聲，庶國風丕乎其變焉。”隨後，蔡元培、宋教仁、李石曾等又在天津旅次組織“六不會”和“社會改良會”。六不會是作為通俗之進德會，蔡元培談及組織緣起時說：“以革命後舊同誌或均將由野而朝，不免有染著官場習氣；又革命黨既改成政黨，則亦難保無官吏議員之競爭”，於是“欲提倡一種清靜而恬淡的美德”。

　　社會改良會還發表了宣言和章程，“以人道主義及科學知識為標準，而定改良現今社會之條件”為宗旨，要求人們具備共和思想要素，“尚公德，尊人權，貴賤平等而無所謂驕諂，意誌自由而無所謂僥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勢力所能達而妄行”。章程列舉改革社會惡習共36條，諸如：不狎妓；不置婢妾；實行男女平等；提倡廢止早婚；提倡自主婚姻；離婚、再嫁自由；提倡少生兒女；禁止體罰兒童；不得苛待傭工；廢跪拜之禮，以鞠躬拱手代之；廢大人老爺之稱，以先生代之；不賭博；在官時不受饋贈；一切應酬禮儀，宜去繁文縟節；年節不送禮，吉凶等事不為虛糜之饋贈；提倡以私產或遺產補助公益善舉，戒除各種迷信活動，戒除鴉片、嗎啡及煙酒不良嗜好；日常行動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如隨處吐痰及隨意拋擲汙穢等事）；不可有辱罵、喧鬧、粗暴之行為；等等。

　　這些切中時弊的警示和改良措施，對於推進社會文化道德建設，加強人們的自我修養，避免革命之後重蹈腐敗之覆轍，是很有意義的。當然，僅靠良好的願望和個人的道德修養，還不足以解決這樣的曆史課題，但是，他們敏銳地看到新政權仍存在變質的危險，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這對後世來說是富有啟迪意義的。

　　綜上所述，蔡元培在民國初年進行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我國近代教育製度的基礎，是有曆史功績的。他提出的教育方針和各種改革措施，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體現，是值得我們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