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論析

第二章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淵源與特點

　　如前所述，蔡元培是一位以文化教育為職誌的民主革命家，他一生致力於在中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教育製度和教育體係，為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他在多方麵的、豐富的教育實踐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這些教育思想涉及麵十分廣泛，涉及大學教育、基礎教育、社會教育、職業教育、女子教育、兒童教育等方麵；具有教育理論的深度，就其基本的方麵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對我們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啟迪和借鑒意義。因此，深入探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淵源及其特點，會有助於我們全麵而正確地理解他的教育思想。

　　其一，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教育救國的思想，使蔡元培在其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中，具有勇於探索、善於創新的特點。

　　在近代中國曆史上，蔡元培是一位真誠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在反清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他始終堅持民族民主主義立場，擁護和追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他經曆的勝利與失敗、曲折迂回的曆程中，包括他已認識到的一時失誤之後，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蔡元培這種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在他從事的教育實踐中，又同他的教育救國的思想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培育新人以拯救國家危亡，這是近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血與火的教訓中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嚴複就將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原因，歸於“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因而大聲疾呼：“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並把這三者稱之為“自強之本”。梁啟超在維新變法失敗後，創辦《新民叢報》，宣傳興“新國”必先有“新民”的思想。他在《新民說》中指出：“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雖則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明確提出：“重教育為主腦，以政治為附叢。”同樣，蔡元培在探討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時，也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說：“凡一種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他在1919年回顧近代中國自強的曆程時指出：“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他明確提出：“吾人苟切實從教育入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這就真切地闡述了他的“教育救國”的思想。

　　由上可見，啟迪民智，倡導教育，並把教育視為救國之道，是近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總結慘痛的曆史經驗中提出的一個主張。誠然，單純的教育救國是不可能達到救國目的的，但是，如果把這種教育救國的主張同民主革命的要求相結合，為救國、強國培育新人，這種主張就不但具有進步的意義，而且必然發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蔡元培倡導並幾十年如一日為之奮鬥的教育救國思想，就屬於這樣一種進步的主張。

　　蔡元培之所以強調教育救國，一方麵是因為他從教育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出發，認為教育旨在立人，人立則國強。他說：“蓋嚐思人類事業，最普遍最悠久者，莫過於教育。”在他看來，教育是人類進步、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一項事業。他認為：“人類所最需要者，即在克盡其種種責任之能力無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務，即在為受教育者，養成此種能力，使能盡完全責任，亦無可疑也。”他在這裏所說的能盡完全責任的“能力”，既包括為國家為社會“克盡義務”的獻身精神，又包括服務社會、克盡職責的本領。二者都必須具備，而前者尤為重要。他特別指出，要培養公民抗抵外侵、保衛國家、振興實業的本領和技能，“必先養其道德”。所以，他要求青年學生要有“獅子樣的體力”、“猴子樣的敏捷”、“駱駝樣的精神”、“崇好美術的素養”、“自愛、愛人的美德，”，即他所倡導的“健全的人格”。總之，他認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是為救國、立國、強國培養人才。另一方麵，他基於對近代中國曆史經驗的認識，認定民主共和事業完全離不開教育。蔡元培對維新變法運動持同情的態度，甚至說“雖有人說我是康黨，我也不與辯”。但他同時又批評維新派的舉動“太輕率”，他說：“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要想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這全部腐敗的局麵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他清醒地認識到，要改變中國腐敗的局麵，就必須改革，而改革不能隻依靠一個孱弱的君主，也不隻是少數人的事業，重要的是有能夠肩負此重任的革新人才，這就要“切實從教育入手”。正是受到戊戌變法失敗的震撼，蔡元培訣別仕途，投身教育，而且在他初期的教育活動中，就有為救國培養人才的明確意識。他創立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女學等都是為了救國革命、推翻清廷而培養人才。他曾說，他在清朝所創辦的學校都“含有革命性質”。他創辦愛國學社是為了培養“暴動的種子”，創辦愛國女學是為了培養“暗殺的種子”。所以他要求：“革命精神之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而以教育為根本。”當辛亥革命發生時，這些學生多有參加南京之役的，“不可謂非教育之成效也”。

　　辛亥革命後，蔡元培又明確提出：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人格”。對於這種與革命政治需要相結合的教育救國思想，他於1917年《在愛國女學校之演說》中作了比較全麵的論述，他說：“當滿清政府未推倒時，自以革命為精神。然於普通之課程，仍力求完備。此猶家人一麵為病者求醫，一麵於日常家事，仍不能不顧也。至民國成立，改革之目的已達，如病已醫愈，不再有死亡之憂。則欲副愛國之名稱，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養成完全之人格。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

　　總之，蔡元培是以教育為救國、立國之根本，以育人為建業、興邦之良策。他說：“教育者非為以往，非為現在，而專為將來。從前言教育者，尚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說，可見教育家必有百世不遷之主義，如‘公民道德’是。其他因時勢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用‘實利主義’及‘軍國民主義’是也。”從這裏可以看到，蔡元培“教育救國”的思想，是同他把愛國救亡、立國興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相聯係的。他以一個愛國者的情懷，憂憤清政腐朽，國勢日蹙，他曾經感慨地說：“我們中國的社會是一個很老的社會，一切組織形式及風俗習慣，大都陳舊不堪，違反現代精神而應當改良。這也要學生們努力實行的。因為一般年紀大一點的舊人物，有時縱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緣故，很少能徹底改革的。”他懇切地指出：“就中國現時所處的可憐地位和可悲的命運而論，我們幾乎可以說：凡是可擺脫這種地位，挽回這種命運的事情和責任，直接或間接都是要落在學生們的雙肩上。”基於對民族命運的關切之情和對青年學生曆史使命的殷切期望，他義無反顧地走“教育救國”之路。這一切，使他始終堅持“從教育著手，去改造社會”；始終深信隻有“養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方才“可以救我們貧弱的國家”。

　　盡管蔡元培有過“教育萬能”一類偏頗的認識，但是，他對“教育救國”的至誠願望，以及自覺地把教育同爭取民主共和、興邦強國的目標聯結起來，是富有遠見卓識的。正是這種自覺的、革命的驅動力，使他在教育實踐中具有勇於改革、善於創新的特點。他在初期的教育活動中，就有為培養民族民主革命的人才而進行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在辛亥革命之後，他出任民國教育總長，就此開始了施展改革中國教育製度的抱負。在他的倡導和努力下，廢止了前清教育宗旨中違背共和政體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則的“忠君”和“尊孔”的條文，小學廢止讀經，大學取消經科，改革學製，修訂課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體、美四育並舉，以“養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並積極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通過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國新式的、與共和政體相適應的教育體製，從而揭開了我國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頁。隨後，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革新，成為他在教育事業上最突出的貢獻，“培植無數革命青年”，“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可以說，改革創新的精神貫穿了蔡元培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全過程。

　　其二，深厚的國學根底和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使他在教育實踐中既能擇善而從又能注意剔除封建糟粕。

　　蔡元培以“翰林革命”而著稱，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翁同龢評語），可謂舊學深沉，深知中國傳統文化。他一生博覽群書，“以一物不知為恥，種種書都讀；並且算學書也讀，醫學書也讀”。在接觸新學之前，他閱讀的範圍包括了舊學的經、史、子、集，尤涉足小學、經學、考據、訓詁、宋明理學。他在晚年回憶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時，對所受的舊學教育仍有清晰的記憶，他說，在少年讀了蒙學小書後，接著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讀畢，再讀《詩經》、《書經》、《周易》、《小戴禮記》、《春秋左氏傳》五經。他說：“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了，先生才講一點。然後背誦是必要的，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多了，居然背得出來。”這些奠定了他國學的基礎，“山陰才子”之名由此而得。

　　蔡元培雖飽讀經書，但並不盡信古書。他喜自由閱讀，喜探究人生哲理，如他讀清末學者俞正燮的《癸巳類稿》、《癸巳存稿》時，對其“從各方麵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推崇備至。他青年時期也習作八股文，但不喜這種文體對思想的束縛，不嚴守老八股的格調，而作那種不合時宜的怪八股。他十分讚同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就是不守舊、不盲從的態度。這是蔡元培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也是他對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準則。這個認識，對他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近代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和創新，五四以來新舊文化的爭論，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如何對待“古今中外”關係的問題。在這方麵，長期以來存在著全盤保存國粹和全盤西化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主張，兩者之間的激烈爭論往往是反映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場。蔡元培曾指出這兩種主張的弊端，他說：“主張保存國粹的，說西洋科學破產；主張輸入歐化的，說中國的文明沒有價值。這是兩極端的主張。”他既反對那種拒絕外來文化、故步自封的國粹派，也不讚同消亡民族個性的全盤歐化論，而主張中西兼容、融匯創新。這反映了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進步的文化教育觀，也反映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主張。在蔡元培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絕不會因近代科學的發達而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他說：“雖然，科學之成立，率在近代，而人類經驗之暗合學理者，則自昔為昭。例如烹飪之法，鑄冶之術，引重致遠之具，其發起也，均在理化學未立以前，而實為理化學之導線是也。且科學成立以後，其應用也，仍不能不有資於複雜之經驗，例如機械學、氣象學，在今日固為精密矣，而應用之於航空，則屢頻危險；農藝學、工程學，在今日至為進步矣，而徑行之於素未調查之區，則動多窒礙，是也。是故鑒舊學之疏，而以新學進之，則可。謂既有新學，而一切舊日之經驗皆得以吐棄之，則不可。”這就是他所堅持的對文化思想不守舊、不盲從的正確態度。他認為，對文化思想采取極端的主張，往往是輕率的，不是應取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應當說，蔡元培非常重視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和教育製度也采取研究和分析的態度。1925年7月，世界教育會聯合會第二次大會在英國愛丁堡舉行，作為中國代表的蔡元培因故未能出席，他為大會準備的演說詞由他人在大會上代為宣讀。他在演說詞中介紹了中國教育的曆史和現狀，他認為我國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從“太學”到“國子監”，是一種個別教學的教育體製。在這種教育體製的學院中，如同其他學校一樣，班級由教師管理，而學生則接受單獨的授課。這種教育方式，正是孔子、墨子時代那種單純由私人講學的形式的必然結果。在他看來，孔墨時代的這種與古希臘書院相當的私人講學形式，在當時教育界是頗為突出的、有影響的組成部分。即使在最近二百年中，這類學校仍可以說具有一種深遠的教育意義。他把中國古代教育製度的優點概括為：（1）注意道德倫理的教育和個人修養；（2）在任何環境與條件下，可以由個人自由鑽研學問；（3）可以因材施教，教學不致因班級中落後學生而受到影響。他說：“我們在源於早期學院而來的王陽明書院（大學）中，在源於古代教育發展而來的清朝的顏元（習齋）書院中，可以發現其顯著影響。盡管這些製度已經過時，但是我認為它們的曆史對當前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仍有所啟示。”與此同時，他認為中國古代教育製度也存在著一些缺點，這主要是：（1）我國古代學校的課程，過分重視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考據學等。我國早期的教育製度實際上隻重視個人修養的盡善盡美，重視培養個人的文學才能，而不注重科學方麵的教育。（2）我國古代的教育目標，主要是使少數人畢生攻讀，使他們能順利通過朝廷舉辦的各種考試，而考試則是讀書人入仕的唯一途徑。至於就平民文化而言，它並沒有普及教育的明確目標。這就說明向近代教育製度轉變是曆史的要求和曆史的必然。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見解是比較深刻的、科學的，反映了他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關係的正確處理。

　　談到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必然要涉及作為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儒家思想問題。蔡元培極不讚同漢代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致使“諸家之說熸矣”的錯誤主張和做法。反對尊孔讀經，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他十分注意在大一統的封建文化中剔除封建糟粕，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後他革除舊教育宗旨中“忠君”和“尊孔”的條款，小學校廢止讀經，大學取消經科。這些革命性的措施，必然引起保皇勢力的恐慌和反對。在袁世凱擅權複辟，一些人竭力鼓吹定孔教為國教時，康有為發表《孔教會序》，他說：“自共和以來，禮樂並廢，章典皆易，道揆法守，掃地無餘，遂在教育之有司議廢孔子之祀典，小則去跪拜而行鞠躬，重則廢經傳而裁俎豆，……嗚呼，曾不意數千年文明之中華，一旦淪胥為無教之國，豈不哀哉！”這裏所稱“教育之有司”者，正是指堅持民主改革的教育總長蔡元培。但是蔡元培不為所動，沒有畏懼後退。他隨後在各地發表的演說中，明確批判了複古派要以孔教為國教的謬論，“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說”。他指出，孔子的學說是關於教育、政治和道德方麵的學說，孔子與宗教自劃界限，從不言鬼神事，曾說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強調：“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國家是國家，各有範圍，不能並作一談。”“孔教不成名詞，國教亦不成名詞，然則所謂‘以孔教為國教’者，實不可通之語。”駁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還批判了那種把前賢典籍奉為萬言不變的教條，要求後人不得越雷池一步的錯誤觀點，他說：“乃若古聖先賢之格言嘉訓，雖屬人造，要亦不外由時代經驗歸納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隨時代之變遷而異其內容。吾人今日所見為嘉言懿行者，在日後或成故紙；欲求其能常係人之信仰，實不可能。”這對於破除迷信，打破思想束縛，振奮精神，是很有意義的。

　　蔡元培在去除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批判尊孔讀經的同時，提倡“以科學的方法，揭國粹之真相”，揭示其中民主性、科學性的成分，使之成為對新時代有用的東西。他明確指出：“孔子之學術，與後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這就是說，要把孔學、儒家作為本來意義上的一種學說、學派，加以研究、繼承和發展。比如，他在反對小學生讀經的同時，又提出：“為大學國文係學生講一點《詩經》，為曆史係的學生講一點《書經》與《春秋》，為哲學係的學生講一點《論語》、《孟子》、《易傳》與《禮記》，是可以讚成的。為中學生選幾篇經傳的文章，編入文言文讀本，也是可以讚成的。”這表明，他是反對用古代典籍束縛青少年的思想，強製他們讀青少年無法理解的東西，但他並不是一概反對青年讀經，而是主張讓已具有一定思考和分析能力的青年學生進行學習和了解，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這種態度，既不同於完全否定傳統文化的全盤西化派，也有別於那種極端的“國粹派”，是值得讚許的。又如，他對包括孔子儒家學說在內的古代教育思想是很重視的。他注意從中引出適合於新時代的新義。他在闡述新教育方針時認為，“所謂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謂，乃謂正路既定，矢誌弗渝，不為外界所征服。孟子所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準之吾華，當曰義。所謂平等，非均齊不相屬之謂，乃謂如分而與，易地皆然，不以片麵方便害大眾。孔子所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也。準之吾華，當曰恕。所謂友愛，義斯無歧，即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張子所稱‘民胞物與者’，是也。準之吾華，當曰仁。”他以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證以中國意義，要亦不失為道德之重要綱領”。他還十分注意借鑒中國古代教育的內容和方法中進步的、合理的成分，他舉例說，古代的“六德”教育即現代學校課程中的倫理學，“六藝”中的射、禦，相當於我們現在的體育，算術則成了我們今天的抽象思維訓練，禮儀的教學“是一種介乎於道德教育與智力訓練範圍之間的科目”。他認為這種“對人的身心予以全力關注”的教育，反映了中國古代教育的發達和成就，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他認為孔子所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經驗與思考並重，這在今天也值得提倡。他還十分欣賞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他說：“照《論語》所記的，問仁的有若幹，他的答語不一樣；問政的有若幹，他的答語也是不一樣，這叫做‘因材施教’。可見他的教育，是發展個性，適應社會，決不是拘泥形式，專講劃一的。”後來他在對留美中國學生講演時又說：“孔子主張陶養性情，發達個性。其教人之法，為因材施教。”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十分重視的“尚自然、展個性”這一教育主張的思想淵源。

　　應當指出，在對中國古代文化教育遺產所應采取的態度上，蔡元培是比較全麵正確的。當然，講到蔡元培正確對待古代文化教育遺產時，還需要論及他融匯中西文化教育的思想，但為避免同後麵的論述重複，這裏姑且從略。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待傳統文化是比較自覺地采取了“批判地繼承”的態度和做法，這既貫穿了他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全過程，也是他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其三，了解和學習西方，取文化世界主義，因而“融匯中西”成為蔡元培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點。

　　自19世紀中葉以來，苦難的中國在半殖民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特別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遭到慘敗之後，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勢力範圍的狂瀾。多少愛國誌士悚於亡國慘禍之降臨，“嚐中夜起而大哭”（嚴複語），憤怒譴責腐朽的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闒葺，外內狼狽，虛疑恫愒，已成煬灶之計，聚鐵鑄錯，一至於此”，實乃“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蔡元培語）。當時有識之士無不驚呼：國家已處在“列強環伺，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孫中山語）的狀況。正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下，蔡元培開始接觸新學，“涉獵譯本書”。為了了解西方和直接學習西方，他從1898年起學習日文，進而學習歐洲多國語言。他曾說：“今後學人須具有世界知識，世界日在進化，事物日在發明，學說日新月異。讀歐文書價貴，非一般人之力所克勝。日本移譯西書至富，而書價賤，能讀日文書則無異於能遍讀世界新書。”他經過努力和探索，使自己具備了一定的世界知識和世界眼光。

　　目睹國勢日益衰微，又初步了解了西方世界，這使蔡元培產生了出國遊學、學習先進文化以解國困的願望。正如他致友人的信中所說的：“蓋弟數年來，視百事皆無當意。所耿耿者，為此遊學一事耳。”他在1902年曾有過一次短暫的遊學日本的經曆，但此時已不願東渡，而是“以遊學德意誌之誌抱之數年”，恰這時（1906年）有此機會，“不能不為之心動”。他所以選擇德國，是因為他推崇德國的教育和學術。黃炎培回憶蔡元培當時曾對他說過：“救中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於德，而先赴青島習德文。”所以他表示：“遊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1906年冬，蔡元培在《為自費遊學德國請學部給予谘文呈》中，表達了自己赴德國留學的願望和理由，他寫道：“竊職素有誌教育之學，以我國現行教育之製，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為德國海爾伯脫（今譯赫爾巴特）派。且幼稚園創於德人弗羅比爾（今譯福祿貝爾）。而強迫教育之製，亦以德國行之最先。觀今德國就學兒童之數，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歐、美各國，無能媲美。愛有遊學德國之誌，曾在膠州、上海等處，預習德語。……職現擬自措資費，前往德國，專修文科之學，並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國現行教育之狀況。至少以五年為期。冀歸國以後，或能效壤流之助於教育界。”

　　從1907至1926年的二十年間，蔡元培曾先後五次到歐洲遊學考察，居留外國近十二載。其中三次留學德國，前後共計五年多。這期間，他的年齡跨度在40～60歲，可謂是“老學生”。除了第四次（1920年11月至1921年8月）他是以大學校長身份受政府派遣赴歐美九國考察教育外，包括他擔任過教育總長之後的曆次遊學，都是作為普通的留學生，靠譯稿賣文、做家庭教師補貼費用。他說自己曾過“半傭半丐”的生活。他珍惜留學機會，勤奮、刻苦、博覽，涉及哲學、美學、倫理學、心理學、文學、民族學、人類學、史學等許多領域，並且在歐美期間還深入考察各國的教育製度和人文文化。這種潛心學習、研究和考察，不但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對他的文化觀和教育思想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蔡元培明確的學習目的和善於獨立思考、分辨吸收的研究方法，避免了近代許多留學生存在的盲目崇外、不求甚解、生吞活剝的通病。他的融會貫通中西文化的進步文化觀，就是在他第一次遊學歐洲期間開始形成的。蔡元培中西文化觀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就是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反對盲從和守舊，主張對文化要作具體的分析，區別對待。他1921年6月考察美國教育時，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講演中比較了古今中外文化演進的曆史，指出：“綜觀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觸，必能產出一種新文化。”他特別舉例說：“就在中國，與印度文化接觸後，產出十世紀以後的新文化，也是這樣。”這就包含了要善於吸收外來文化，擇善而從以融會中西文化的思想。在他看來，中西文化融會貫通的過程，也就是文化創新發展的過程。所以他主張要“以近代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固有的學術，俾實用於現代”。可以說，通過學習和吸收外國文化，發展中國文化，是蔡元培文化觀中具有目的性的一個基本要求。他堅決反對對西方文化一概肯定、盲目照搬的錯誤態度，強調對域外文化要重在消化，而消化的作用在於助己發達。他辯證地說明了消化和吸收的關係：“吸收者，消化之預備。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棄其骨，食果者棄其核，未有渾淪而吞之者也”，不然就會“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他進而認為：“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初不必別有所期待。例如晉唐之間，雖有吸收印度文明時代，而其時‘易’‘莊’之演講，建築圖畫之革新，固已現其消化之能力，否則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於歐洲文明何獨不然。向使吾儕見彼此習俗之殊別，而不能預為根本之調和，則臭味差池，即使強飲強食，其亦將出而哇之耳！當吸收之始，即參以消化之作用，俾得減吸收時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也”。這種對外國文化既要吸收又要重在消化的觀點是十分正確的。這裏還要指出，蔡元培主張吸收外國先進文化，絕不是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否定或妄自菲薄。他認為，中國人向有二弊，一是“自大”，一是“自棄”，二者又往往會互相轉化，這是必須加以克服的不利於文化交流和吸收的心理障礙。在他看來，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他指出：“我們一方麵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麵也應該注意將我固有文明輸出。”他強調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兩點：“（一）以西方文化輸入東方；（二）以東方文化傳布西方。”“今日中外文明，既有溝通交換的機會，我們是格外要留心的。”應當說，蔡元培文化觀的理想境界，是善於吸收外國先進文化，以整理固有文化創造新義，促進文化的發展，推動曆史進步。

　　蔡元培的上述文化觀，同樣體現了他所主張的融會中西的教育觀。在蔡元培的教育活動中，從他確立的新的教育製度到健全的人格教育，從教授治校到思想自由原則的提出，都包含了他對西方教育製度和思想的借鑒、吸收。比如，教育救國、學術興國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基點，他在闡述這一思想時曾說：“普魯士受拿破侖蹂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為數次愛國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誌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於小學教員，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教員，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於此。”他特別強調：“一個民族或國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腳，而且要光榮的立住，是要以學術為基礎的。尤是在這競爭劇烈的20世紀，更要依靠學術。所以學術昌明的國家沒有不昌盛的；反之，學術幼稚和知識蒙昧的民族，沒有不貧弱的。德意誌便是一個好例證：德人在一戰時力抗群強，能力固已可驚；大敗以後，曾不十年而又重列於第一等國之林，這豈不是由於他們的科學程度特別優越而建設力強所致麽？”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教育救國、學術興國主張的思想淵源。又如，“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學的一個重要的辦學宗旨，這也同他對西方特別是德國大學理念的理解緊密相關。他在三次留德期間，比較充分地體會到學術自由是德國大學觀念中的一個核心觀念，他說：“德意誌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製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的自由。”他由此認定：“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他欣賞德國大學那種教學自由和學習自由的風氣，他說：“西洋學生研究學問係完全自動的。德國大學學生聽講與否，學校是不管的，聽講的有時不滿三人，有時一個講堂內，有數百個學生。畢業的年限，也沒有一定的規定，教師對於學生，不過指示幾種參考書和研究的方法罷了。然而德國常有著名的大學者出現，這都是學生自動的研究學問的結果。”他十分感慨地說：“要自動研究學問，才能夠發達個性，個性發達，才有創造的能力。中國學生個性發達的很少，因此對社會多是盲從，這都是平時死守講義，不能自動的研究所養成的習慣而來。”他希望改變這種沉沉暮氣的景況，強調“大學以思想自由為原則”，“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再如，“養成健全的人格”，是蔡元培關於人才培養的一個基本目標，他認為中國傳統教育隻重“腦部”，單純灌輸知識，這隻能造就文弱書生，無助於身心全麵發達，將來無法擔負建設國家、服務社會的重任。因而他非常重視軍國民教育，重視體育，認為有健全的體魄才有助於養成健全的人格。1921年9月他考察歐美教育回國後對北大學生發表演說時，就把“覺得外國學生最注重體育”，作為九個月考察的第一個感想提了出來。他說：“世界各國除德國外，要算英美兩國提倡體育最力，英國劍橋大學學生競渡的競爭，非常激烈。英國養成學生正當的人格，就是運動；他們的運動，含有一種強迫的性質，但是他們運動的競爭，都取正常的手段，否則即使得勝，也要被人恥笑的。至於美國學生的運動，是各人自己情願，並不用別人強迫。”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人也應注重體育，須有強健的精神和體力，否則不能抵抗外力的壓迫了。”

　　上舉數端，說明學習外國，擇善而從，取融會中西的主張，是蔡元培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點。

　　當然，上述列舉的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淵源和特點，並不是它的全部，但確是反映了它的主要方麵。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進步性、科學性和時代性。正是這些特點，造就了這位大教育改革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