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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以文化教育為職誌的民主革命家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傑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始終追求光明,憎惡黑暗,堅持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民族民主主義的立場,為我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生重視教育,為改革中國的教育製度,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大業績,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是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卓越先驅。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麗、人文薈萃的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他原字鶴卿,後自己改字仲申,別號鶴卿。至創辦愛國學社時,則常以民友為號。1904年主編《警鍾》日報後,嚐謂:“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因取《詩經·大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各一個字,易號孑民,從此孑民成為他的通用字號。

  蔡元培生長在一個中產商人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二。其父蔡寶煜(又名光普)曾任錢莊經理,為人和善寬厚,樂於周濟他人。蔡元培從小尊敬長輩,事親至孝。在他11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靠母親勤儉持家撫養他們兄弟。母親周氏是一位賢惠的女性,她平時常常勉勵他們兄弟要“自立”、“不依賴”和“不妄言”,要他們謹慎處世。後來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預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僨事。”從小受母親的這種教育,並且生活在這樣一個已經衰落了的商人家庭裏,這對於形成蔡元培進取而又寬厚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學,因家貧節省燈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讀。他先是得到叔父蔡銘恩的悉心指導,後在本縣老秀才王子莊處受業,故而沒有承繼祖業經商,而是走上了治學的道路。他少年讀經,學作八股文。和同時代人一樣,他在青少年時期也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學,言動拘謹。他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恪守古訓,例如母親生病,曾割臂和藥以進;母親病故,不顧家人勸阻,堅持要行“寢苫枕塊”的古製,這在當時習俗中也算是近於迂腐了。1883年,蔡元培考中了秀才。以他的天賦、才能和功力,他具備了躋身宦海的條件,但是,他在青年時期就無意於功名利祿。他畢竟生逢國家多事之秋,紹興的生活雖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同樣在這裏激起了點點浪花,震撼著這位有為青年的心。他希望於學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後,就不治舉子業,開始自由閱讀。那時他為紹興一位藏書家校訂圖書,得到博覽群書的機會。他讀書重思考,不盲從,並且注意從書中吸取民主的精華。如他讀清末學者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時,不僅對俞正燮的曆史考據方法甚為稱讚,而且對他著作中“從各方麵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備至。1910年他在德國留學時所著《中國倫理學史》一書,曾以顯著篇幅介紹黃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學說,鼓吹民權和女權。由此可見俞正燮的著作對他影響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時代就大力肯定和讚美俞正燮尊重女權的思想,說明當時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已經開始萌芽。這時他喜愛的有關考據和辭章等的書籍,除上述俞著外,還有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宋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他後來曾回憶說:“我青年時代所喜讀的書,雖不止這三部,但是這三部是我深受影響的。”他偶爾也在書院裏作八股文,但已不再嚴守老八股的格調,而喜用古書通假的字調換常字,並用古書中奇特的句法變換常格。這種別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幾乎讀不懂。這說明蔡元培這時已開始看到八股文體對思想束縛的害處,不願附庸清雅,把做那種無用的製藝作為攀登宦門的階梯。蔡元培對科舉製度的蔑視,孕育了他後來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驕子。他應試時仍是做那種不合時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賞識。1889年鄉試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試告捷。1892年補殿試取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職翰林院編修。他作為一位才華出眾的科舉道路上的幸運者,受到了時人的讚賞。當時戶部尚書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見後曾在日記中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蔡元培踏上宦門坦途之時,卻是國家內憂外患紛至遝來,清王朝處於日暮途窮之日。雖然蔡元培這時還不可能了解事變的全部和中國積弱的病根,但他畢竟是處在清王朝統治中心的北京,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了解局勢的發展。他敏銳地感到了國家危機的緊迫,覺察到當時知識界中要求變革的新思想的潛流。從這時起,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維新派的論著,披覽報章時事,並且開始接觸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編修這一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給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動,他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他寫道:“上決與倭議和,和約十事,其大者,割台灣,割奉天遼陽以東,遵海而南至旅,給兵費二萬萬,定七年畢給。倭人駐兵威海,歲給兵費五十萬。俟二巨萬畢給,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裏,且伏禍機。韓、魏於秦,宋於金,不如是之甚也!”憤怒譴責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闒葺(卑賤的意思),外內狼狽,虛疑恫愒,以成煬灶(放在爐火上烤的意思)之計,聚鐵鑄錯,一至於此”,認為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1897年,他譴責清廷簽訂的《中俄密約》是誤國的對外政策,指出:“吾中國近二十年仿範雎遠交之策,甚睦於德,近又推誠於俄。不自強而恃人,開門揖盜,真無策之尤也。”這時他對清政府的誤國賣國行徑有了較深入的認識。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以救亡圖存,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為目的的維新變法運動。蔡元培對這場運動是深表同情的。他這時已受到維新派的影響,傾向改良主義的主張,對維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現出“衝決一切網羅”勇氣的譚嗣同十分欽佩。在這期間,他曾較廣泛地涉獵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譯著,並對自然科學書籍發生興趣。他潛心研究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思想和設施,從中加以比較,以尋求救國之道。從他讀一些著述所寫的評論中,可以看到這時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變化,以及對當時維新潮流的態度。例如,他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後寫道:“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後對宋育仁(清廷駐英參讚)介紹英國國情的《采風記》、《時務論》等書又評論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國古製,遂欲以古製補其未備,以附於一變主道之誼,真通人之論。”這無異於讚同維新派倡導的“托古改製”思想。蔡元培為了能直接博覽外文書籍,還在京請人教授日語,不久就練習試譯《萬國地誌》序、《日人敗明師於平壤》等文,竟“有文從字順之樂”。其後又譯過日文的《日清戰史》、《生理學》等書,並開始學英語。從這裏可以看出這時他學習西方“新學”的濃厚興趣和熱烈程度,然而蔡元培並沒有和康、梁們一起行動。這固然是由於他仍然沒有擺脫士大夫的習氣,認為他們正在炙手可熱之時,雖與梁啟超有已醜鄉試同年的關係,也不往納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認為欲圖變革,必須首先從辦教育入手,對維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並不完全讚同。戊戌變法的失敗給蔡元培的教訓十分深刻,他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都無作官意,唯有讀書聲”。這是蔡元培寫在京師寓所書齋中的一幀條幅,也是他數載翰林生活的真實寫照。戊戌政變後,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無可希望”。因此,他斷然決定托疾請假,決絕仕途,離京南下從事教育。

  蔡元培拋棄了為當時世俗所稱羨的功名前程,卸卻了一個沉重的因襲重擔。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邁出的決定性一步。1898年冬,他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即校長),開始了他從事新式教育的活動。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的不同分為三齋,大致相當於後來的高級小學、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後來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蔣夢麟和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王烈等,都曾是這裏的學生。蔡元培到校後,為了開拓新學的領域,增聘教員,加強文理科和外語的課程,注意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使這個學堂“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教員提倡物競生存的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舊派教員則仍要學生學習詩詞和古文,宣揚尊君卑民思想。在新舊兩派的爭論中,蔡元培總是傾向革新方麵。這招致了校內和地方上頑固勢力的忌恨。次年,學堂學董出麵幹涉,竟要蔡元培親自恭書清廷所頒“正人心”的上諭懸掛在禮堂上。這是戊戌政變後,西太後為警告同情變法,昌言維新的人而頒發的,它令學人“自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以端學術而正人心”。對舊勢力采取的這種警告方式,蔡元培大為憤怒,複書痛詆,隨即辭職而去。

  此後,蔡元培繼續在浙江從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為嵊縣剡山書院院長,到校視職後,曾數次演講,倡導科學,鼓勵學生研究應用科學,後因經費困難,校務改進無望,僅任職一年。隨後又曆經數校,並在紹興為僑農創辦了一所小學,極力推行新式教育。在這期間,蔡元培的反封建意識也有了增長。1901年,他喪妻後為續娶提出了擇偶的五項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子可改嫁;(五)夫婦如不合,可離婚。後在杭州與符合上述條件的黃仲玉舉行婚禮時,又以繡有“孔子”兩字的大紅幛代替當地風行的福祿壽三星畫軸,以來賓演說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鬧洞房。這些衝破封建禮教束縛的大膽舉動,曾使許多人駭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來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規定學生半天自己讀書,半天學習英文和數學,中間還安排了體操課。他親自編訂學生的修學門類及每門應讀的書目,以及由淺入深的閱讀次序。每個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都要寫劄記,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題多側重啟發學生的愛國思想和民權思想。課外他還指導學生練習演說、辯論。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名學生談話,或發問,或令自述讀書心得,或對時事發表感想。這種把學生閱讀和教師指導結合起來的方法,既能提高學生主動鑽研的興趣,又收師生間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黃炎培後來回憶這一時期受教情景時曾說:“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得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於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蔡師之教人,其主旨在於“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小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昭示,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他常常告誡學生:“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步。‘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們要知道自己弱點,還要了解國際情況。了解國際,要通曉外國文,讀外國書。”“中國國民在極度痛苦中,還沒有知道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力解除痛苦,這是中國根本弱點,你們將來出校,辦學校以外,還要喚醒民眾,開發他們的知識。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眾識字的少,如能用語言,效用更廣。你們大家練習演說罷。”這反映了蔡元培有著明確的辦學目的,而這感人的愛國思想,激勵學生刻苦學習外語,並組織演說會,定期練習演說。

  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動已表現了他不因襲陳規、勇於革新的精神。他在南洋公學特班確也培養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澄、胡仁源、項驤、貝壽同等,都是他所賞識的,其中有些人後來成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學者。

  這一時期,蔡元培的思想趨向激烈,開始突破改良主義思想的樊籬,傾向革命。1902午春,蔡元培與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蔣智由(觀雲)、林獬(少泉,後改名白水)、葉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發起建立團體,定名為中國教育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中國教育會在宣傳反清革命、聯絡東南地區革命同誌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麵,都起過一定的作用。

  1902年底,南洋公學學生因不滿學校當局的高壓政策發生了退學風潮,蔡元培支持並參加了這次學生運動。經他提議,由中國教育會資助,這些退學學生組成了愛國學社。蔡元培被推舉為學社總理。他為籌措學社經費,不顧愛子重病親赴南京借款;登輪之際,家人趕至報告長子夭折噩耗,他忍痛委托友人料理後事,揮淚北上。這種“臨難不亂,承諾不苟變”的精神,使友人無限欽佩。學社章程規定:“重精神教育,重軍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煉精神、激發誌氣之助。”蔡元培也要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國,如神經係之遍布腦筋於全體”,認為“學社果能達此希望”,則“吾中國之前途,實大被其影響”。這同樣清楚地表明了他辦學的目的。在學社成立之前,蔡元培還與友人發起組織了愛國女校,開始由蔣智由任經理,不久蔡元培繼任,學生為發起人眷屬,後逐漸增加外來學生。他在愛國學社注重培育學生的革命精神,鼓勵學生自由閱讀,定期帶領學生舉行革命演說。他這時已“公言革命無所忌”。他和章太炎等組織張園演說會,宣傳反清革命,並針對沙俄在我國東北的侵略活動,號召拒俄救國。他還發起組織保國會,聯絡同誌,擴大影響,並在《蘇報》發表《釋“仇滿”》等重要文章,正確地指明了民主主義的革命要求,反對當時在一些革命者中流行的排滿之說。他自己也斷發短裝,與學生一起進行軍事操練。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革命活動,曾引起清廷的注意,當時上海商務大臣呂海寰曾致函江蘇巡撫恩壽,密告:“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餓,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清政府則下令“嚴密查拿,隨時懲辦”。1903年6月,蔡元培因學社內部糾紛,憤而辭去職務,赴青島學習德語,準備到德國留學。不久即發生了章太炎、鄒容被捕,《蘇報》被查封事件。蔡元培以無畏精神於9月返回上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並經常到獄中探望章太炎和鄒容。同年底,他與王小徐、蔣維喬等發起組織“對俄同誌會”,並參與創辦《俄事警聞》報(後改名《警鍾》日報),它繼承了《蘇報》傳統,采用白話和插圖形式,廣泛宣傳反對沙俄侵略和革命的思想。蔡元培為辦好這份報紙付出了極大心血,除了編輯和瑣碎的社務工作外,“每晚總須撰寫兩篇論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話。那時先生右手凍瘡潰裂,腫得好似饅頭一般,我記得先生右手套了一隻半截露指的手套,將左手放在大衣袋裏取暖,仍舊冷冰冰地坐在那裏工作。”

  其時,蔡元培認為,革命主要是通過暴動和暗殺兩個途徑,因而熱心介紹俄國虛無黨的曆史,鼓吹暗殺主義。1904年,經何海樵介紹加入秘密暗殺團,並邀鍾憲鬯(期光)、俞子夷參加,在英租界秘密從事炸彈的研製。俞子夷曾回憶說:“蔡師知道我對化學有興趣,囑我研製毒藥,所需器材由科學儀器館供應。……我課餘讀書,試驗,試製氰酸,一試即成。蔡師囑工友弄來一貓,強令其服,隻幾滴,貓即中毒死。蔡師認為液體毒藥,使用不便,易被人發覺,必須改製固體粉末。於是向日本郵購了一批藥物學、生物學、法醫學等書,從事研究,但無大進展,而研究的對象,不久即轉向炸藥。試製炸藥有個秘密組織,人數不多,地點在冷僻的弄裏,鄰近全是貼召租的空屋。”開始時,蔡元培等人采用飲血誓盟的方式,以一紙書“黃帝神位”等字,供於上方,殺雞滴血於酒中,他們跪地宣誓,並飲雞血酒,然後由蘇鳳初開始教授。陳獨秀、章士釗、劉光漢等隨後也加入這個秘密組織。陳獨秀後來曾回憶這段經曆說:“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練習,聚談。”蔡元培為了貫徹暴動和暗殺是革命的主要手段這一思想,注意在愛國學社學生中種下暴動的種子,在愛國女校學生中種下暗殺的種子。他為愛國女校寫的校歌中有“有特殊新教育,舊法新俄吾垂先覺”句,並設有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史以及化學課程,意在訓練青年女子實行暗殺以貫徹俄國虛無黨的主張。有人回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在校長室玻璃櫃裏還陳列著當年製作的炸彈,這也許是他對一段革命生涯的懷念和紀念。

  1904年秋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發起組織革命團體光複會,又稱複古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它以“光複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宗旨,成為東南地區一個重要的革命組織。陶成章、徐錫麟、趙聲、秋瑾、柳亞子等都先後加入。1905午7月,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不久蔡元培即在上海宣誓加入,並由同盟會總部委派為上海分部負責人。此後他曾陸續介紹一批革命誌士加入同盟會。黃炎培曾記述他入會經過:“民國成立前七年乙巳秋,吾師忽召至其寓廬,鄭重而言曰:‘我國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諸強虎視於外,清廷魚爛於內,欲救亡,舍革命無他道。君謂然乎?’則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須有組織。否則,力不集,事不成。今有會焉,君亦願加盟乎?’則敬答曰:‘苟師有命,何敢不從。’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逐韃虜,光複中華。’吾師即指‘平均地權’句說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師之前,宣誓加盟焉。”

  1907年蔡元培獲得赴德留學的機會,多年的願望得以實現。他此時去國遠行,固有“所圖皆不成,意頗倦”的原因,同時也反映了他有“學成救國”的思想。離滬前,他把同盟會會務交給黃炎培,據黃炎培回憶:“一日,語我:救中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於德,而先赴青島習德文。言吾所任同盟會幹事,君其代我可乎?則敬諾。”他在北京等候赴德期間,曾應聘到京師大學堂譯學館講授國文和西洋史。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前身,故蔡元培後稱他在譯學館任教是服務北京大學的第一次。1907年6月,他以41歲的老學生身份,抵德半工半讀,翌年入萊比錫大學,研讀有關哲學、文學、人類學等課程,尤對美學、美術史發生濃厚興趣,並翻譯出版《倫理學原理》,編著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中國倫理學史》一冊。在德四年,蔡元培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蔡元培正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年底,奉孫中山之召回國,第二年一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部長。南北統一後,又繼續擔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在此期間,他著手改革封建教育製度,仿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製度,建立起我國近代的教育體製。他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中,把清末學部製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實五項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宗旨,改成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五項,刪去了違背共和政體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則的忠君、尊孔兩項教育宗旨。他強調新的五項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並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公民道德教育的綱領。他重視世界觀教育,即開設哲學課程,目的在於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兩千年墨守孔學的舊習;同時,他又主張以美感教育作為世界觀教育的重要內容,以破除人生為小己所役,一切事功以自利為前提的弊害,達到超利害、忘人我、利國福民的境界。蔡元培還主持改革學製,修訂課程,改正不合共和宗旨的教科書,小學廢止讀經,初級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各省學堂一律改稱學校。他還積極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在教育部除設普通教育司和專門教育司外,又特設社會教育司,希望把教育事業從學校擴大到整個社會。蔡元培所提倡的廢止尊孔讀經,實行思想道德教育,普及平民教育等進步措施,以及他提出的“養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方針,都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為富國強兵、發展實業而建立新教育的要求,適應了當時鞏固剛建立的共和製度的需要,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間,講求效率,廉正清明,上下協力創業,為時人所稱道。開始籌辦時,孫中山就對他說:“辦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他親自“躑躅裏巷”,後借到二間房舍做辦公室。他主張部務重效率,反對衙門作風,他說:“辦理部務,當與辦理社會事業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製未通過參議院以前,不必呈薦人員。除總次長已由大總統任命外,其餘各人,概稱部員,不授官職。為事擇人,亦不必多設冗員。”初設部時,連蔡元培在內僅三人,後也隻有三十多人。但他注意網羅人才,如蔣維喬、王雲五等都是得力幹才。當時人員不分等級,月薪一律三十元(一說六十元),但辦事很有朝氣,不推諉拖拉,“苟有案牘,隨到隨辦。”民國初期大量的教育法令、規章製度,都是在這個時期草擬製定的。

  蔡元培兩任教育總長的時間前後僅半年多。他在北京政府任職期間,對袁世凱的擅權專製日益不滿,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閣員。為此,他曾多次向袁世凱提出辭職,袁世凱表麵竭力慰留,曾當著蔡元培的麵說:“我代表四萬萬人堅留總長。”蔡元培正色作答:“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表示了對國民負責和對獨裁者的蔑視。1912年7月,他和入閣的同盟會會員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一同退出內閣,辭去總長職務,不與袁世凱合作。轟動一時的四總長聯名辭職函即出自蔡元培的手筆。他辭職後,教育部有人建議改聘他為北京大學校長,並由教育部向袁世凱提出。袁世凱對此斷然拒絕,認為蔡元培既是革命黨員,又力倡革命思想,現在發生的許多“反動”事件,多與他有關,如再讓他培養出革新人才來,定會使自己的政權發生動搖。這反映了封建勢力對蔡元培這樣的進步人物的畏懼和仇視。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歐遊學,繼續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聽課及進行學術研究。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發生後,蔡元培奉孫中山之召,於6月初從歐洲回到上海。當反袁鬥爭日趨激烈時,蔡元培連續在《民立報》發表文章,嚴厲斥責袁世凱為毀棄約法、憑借武力之野心家,是釀成戰禍之罪魁禍首,堅決支持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號召國民起來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後,蔡元培再度赴歐留學。

  1915年6月,蔡元培在居住法國期間,與吳玉章等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為宗旨。第二年3月,又與法國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共同組織華法教育會,其宗旨為“發展中法兩國之友誼,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知識經濟的發展”。蔡元培被舉為中方會長。他們一方麵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赴法的大批華工辦學校,蔡元培並為此編了一本《華工學校講義》;一方麵組織國內有誌青年以半工半讀方式到法國留學,這項工作在國內產生很大影響,一時以勤工儉學赴法留學者不下千人。有許多進步知識分子在法國勤工儉學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幹部,著名的如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陳延年、向警予、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王若飛、蔡暢、李富春等。蔡元培倡導勤工儉學運動是有重大曆史功績的。

  蔡元培一生重視教育,尤為重視大學教育。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施展了他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他趨時更新、整頓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他網羅各派學者,容納不同學派,學術民主,自由爭辯,對促進思想解放、百家爭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學校體製,破除學生的舊觀念,倡導德、智、體、美的全麵發展,為培育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蔡元培的積極推動下,北京大學一變過去腐敗沉悶的風氣,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愛國運動的策源地。這一時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最重要實踐並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僅在當時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義的。

  蔡元培作為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作為他生活時代的知識分子的一位代表,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五四運動後,蔡元培曾於1920年至1921年和1923年至1926年,兩次出國考察教育。1926年回國後不久,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大部分人追隨大資產階級背叛了革命。這個時期蔡元培表現出明顯的動搖性和妥協性,在蔣介石的策動下和政客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的影響下,他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列名附和清共,並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召開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站到了擁蔣反共一邊,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但是,當蔣介石的反人民的麵目進一步暴露後,蔡元培很快回到了民主主義的道路上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憤於國民黨對外妥協、對內專製的反動政策,不顧白色恐怖,拍案而起,保障人權。他痛詆國民黨當局的暴行,出力營救楊開慧、胡也頻、丁玲、潘梓年、羅登賢、陳賡、廖承誌、許德珩、侯外廬和牛蘭夫婦等人。1932年,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他鄭重提出:要“超越國家黨派的關係”,實現“對於普遍人權的保障”。當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的事件發生後,蔡元培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憤慨譴責當局草菅人命,要求立即緝凶,以維法紀。他親自主持公祭並致悼詞,當讀至“人孰無死,所幸者先生之事業,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間。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隨先生以去”時,咽難成聲。魯迅參加送殮後曾對友人說:“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楊杏佛,原是對於孫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們兩人是堅決的。”由於楊杏佛被害,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也停止了。此後對於保障民權的鬥爭,蔡元培仍以個人的力量盡力為之,如據楊之華(瞿秋白夫人)記述,當瞿秋白被捕後,魯迅曾囑人轉告她,說是國民黨高級人員開會,討論是否殺瞿秋白,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這樣的人才,在中國不可多得,不可殺害。1933年他參加發起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呼籲有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自由。1936年10月,他不顧反動當局的壓力,與宋慶齡等主持了魯迅的喪葬,並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推動《魯迅全集》的出版。

  這一時期,蔡元培仍繼續從事文化教育。1927年後,他擔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監察院院長等職。一年後,他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逝世。他在中央研究院實行學術自由和學者治院的原則,吸引了眾多的科學工作者,先後建立了物理、化學等十個研究所。他主持成立了由學者組成的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領導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抵製了國民黨反動當局對中研院的控製。在蔡元培的領導下,科學工作者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為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貢獻。後來在全國解放時,中央研究院除一個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半個數學所外,都回到了人民的懷抱,成為今天中國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一個堅實基礎。

  蔡元培在他的晚年,為推動抗戰、促進國共合作,作出了貢獻。“九一八”事變後,他堅決主張抵抗,積極揭露日本的侵華政策,痛恨國民黨當政者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曾當麵向汪精衛曉以民族大義,沉痛指出:“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隻要我們抵抗,我們的後輩也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1936年9月20日,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曾致書蔡元培,深情回顧了五四時期舊京集會,稱讚了他的愛國進步主張,熱切希望他“以光複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為推進抗日救亡事業而繼續努力。蔡元培沒有辜負國人的期望,積極主張國內團結共禦外侮,要求國民黨當局改變政策,堅定愛國立場。1937年“七七”抗戰後,蔡元培“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他移居香港。重病中,他仍然關注抗戰事業,熱切盼望“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一生追求真理,獻身祖國,不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位優秀代表。他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唁電,中共中央說他“為革命奮鬥四十餘年,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勳勞卓著。培植無數革命青年,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毛澤東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4月14日,延安各界千餘人隆重舉行了追悼大會,毛澤東送了題為“老成凋謝”的挽聯,周恩來撰寫的挽聯為:“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在大會通過的致蔡元培家屬的唁電中,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曆史功績。全文如下:

  香港蔡孑民先生家屬禮鑒:孑民先生遽歸道山,遠聞噩耗,深為悲痛!竊念先生清末從事革命,提倡民權;民六任北大校長,網羅人才,兼收並蓄,學術思想,主張自由。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九一八”後,與宋慶齡、楊杏佛諸先生等發起人權保障同盟,從事挽救青年誌士,以圖保留國家元氣;雖為強暴所威脅,而氣不為之阻。“七七”抗戰以來,先生老矣,猶諄諄以精誠團結,言信行果,訓誡國人。哲人雲亡,遺教不朽。本大會追念賢勞,當與全國同胞努力完成先生所未竟之誌。除電請國府明令國葬外,謹電奉唁,諸維節哀,以臨大事。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吳承仕先生大會叩。

  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延安各界追悼大會的挽聯、唁電,表達了全國人民對這位傑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的崇敬,同時也對他的一生作出了崇高而恰當的評價。

  當時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也為蔡元培舉行公祭和追悼會,並頒布褒揚令,稱頌他“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早歲誌存匡複,遠曆重瀛,研貫中西學術。回國後,銳意以作育人才,促進民治為己任。先後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及大學院院長,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懸仰。近長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業,績交彌彰”。肯定了他的曆史功績,表達了深切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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