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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總理的“外交與內交”
1.三朝總理同歡聚
張穎女士曾經深情地回憶道：“周總理是我們章家四代人的至交啊！”確實，周恩來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也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朋友和慈祥的長者。他十分注重“內交”，關心下屬，注重做好統戰工作。周恩來與章文晉一家的深厚感情就是他“內交”與統戰工作的一個縮影，公事與私誼，那親切的問候，無微不至的關懷，怎能不令人時時記起呢？
章文晉的外祖父朱啟鈐，晚清時期曾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洋浦鐵路局北段督辦，北洋時代曾任交通部總長、內務部總長、代理國務總理。此後在津滬自營實業，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並在北京組織營造學社從事古建築的研究。解放前夕，朱啟鈐先生居住在上海。周恩來特地請參加北平和談後留下來的章士釗先生寫信給朱啟鈐，勸他留下為新中國服務，不要去香港或台灣。
上海解放後，周恩來派章文晉到上海，將他的外祖父接到北京定居。朱啟鈐來到北京後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各項舉措都抱有好感，親自組織將中興輪船公司停在香港的九條貨輪召回祖國，支援新中國的海運事業。他還將珍藏的歧陽五世家五十六件文物都捐獻給了政府。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朱啟鈐擔任了中央文史館、北京市政協和全國政協的職務，他還兼任古代建築修整所的顧問。五十年代初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地指示有關部門征求了朱啟鈐先生的意見。1961年朱啟鈐九十大壽，周恩來派人送來了一個大花籃。幾天後，政協小禮堂裏專門為他舉辦了一個小型的祝壽宴會。除了親屬之外，參加宴會的還有張學銘、章士釗、翁文灝以及所有在京的七十歲以上的政協委員。周恩來出席了宴會，在祝酒時，他說：“今天在座的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我是個小弟弟（總理當時是63歲）。我們今天不隻是給朱桂老（朱啟鈐號桂辛）祝壽，而且也是給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壽。”
這是一次別開生麵的聚會，北洋代總理朱啟鈐，國民行政院院長翁文灝，人民政府總理周恩來，三朝總理匯聚一堂，共敘祖國發展盛況，真可謂空前絕後。
翁文灝是中國著名地質學家，字詠霓，浙江鄭縣人。他生於1889年，14歲就考中了秀才。1908年他赴歐留學，四年後畢業於比利時魯汶大學，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回國後，他先後擔任過工商部地質所研究員，清華、北大教授，清華大學校長。1935年後他參加國民政府的工作，曆任行政院秘書長、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行政院副院長。
1948年5月，蔣介石在南京搞了一場“行憲國大”的鬧劇，當選為首任“行憲總統”。總統選舉後便要組織首屆“行憲內閣”。蔣介石本來想讓張群來“組閣”，但是國民黨CC係一派暗中抬杠，硬是把張群逼了下去。蔣介石沒有辦法，就把所謂“新政學係”的翁文灝找了出來，出任“行憲”後的首任行政院長。
翁文灝本是一個抱著“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理想的書生，在政治上沒有多少經驗，也沒有什麽野心。他從內心上是反戰愛國的，但卻常常被人利用。這樣他就上了共產黨的“戰犯”名單。
1948年11月，翁文灝與王雲五試圖挽救國民政府財政的“改革幣製”失敗，金圓券飛速貶值，物價飛漲，政府財政徹底破產。翁文灝被迫引咎辭職，他的行政院長前後隻當了六個月。
解放軍渡江之後，翁文灝離開了大陸，漂泊輾轉在海外。在遠離祖國故土的歲月裏他經曆了思想上深刻的反省，決意“舍棄任何帝國主義範圍內的地位、尊重我對中國人民的責任”。這時，原資源委員會主任孫越崎先生代表新中國和周總理向他發來了熱情的召喚。1951年1月，翁文灝擺脫各種阻撓，勝利地返回祖國，成為第一個從海外歸來的國民黨高級官員。翁文灝和朱啟鈐，一個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一個是北洋政府代總理，最終都生活在新中國的懷抱裏，為祖國的昌盛、民族的振興作出了貢獻。這其中又包含著周總理的多少關懷，多少心血呢！所以，當三朝總理共聚一堂的時刻，人們都由衷地讚歎著周總理出色的統戰才能。
2.周公館玉成的婚事
在張穎和章文晉共同的記憶裏，他們人生結合的那一段曲折、浪漫的愛情之旅也離不開周恩來的熱情幫助和關懷。
如今已是銀發滿頭的張穎女士，1923年出生在廣州的一個破落世家。生母早逝，父親是一個小職員，但是她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年少的張穎說服了父親，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追尋革命的征途。那一年她剛滿14歲。1937年底，滿懷青春熱血的張穎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進入“魯藝”學習。她還是藍萍女士的同學，不過這段同窗生涯給她帶來了不少苦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張穎的舞台生活隻持續了短短的一年，她的廣東口音顯然不適合這種生活。1939年的一個夏日，張穎被叫到了楊家嶺，一位首長麵帶微笑地問她：“你是小廣東吧？要把你調到蔣管區工作，怎麽樣啊？”
張穎急忙搖頭說：“我是從國民黨地區來的，我要去前方打仗抗日！”
首長看她這副天真的樣子，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張穎當然不知道，眼前的這位首長就是周恩來。張穎就這樣來到了重慶，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她的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實際上她是中共南方局文委會秘書，專門負責與文化界的聯係，與才女龔澎一道，是周恩來在重慶的得力助手。章文晉與張穎是天生注定有緣分的人。倆人還是素不相識時就早已聞彼此大名，好心人有意無意地都在培養他們的“認知基礎”。他們的第一次相遇是1946年春，在延安機場的一架飛機上。張穎剛剛走進機艙，就一眼看見了一位相貌儒雅、戴著金絲眼鏡的青年，他正忙不迭地起身給自己讓座。
“你是不是章文晉？”天性活潑的姑娘立即就猜到了他是誰。
“你怎麽認識我？”章文晉被她這一問嚇了一跳，不過他也很快意識到了她是誰，“你大概是張穎吧？”
真是前世注定兩人今生的相遇，兩人素不相識，卻冥冥中仿佛早已相知。
張穎抿嘴一笑，說：“延安有人念叨你哪！”
章文晉也笑了，一反平日的內向，愣生生地說：“重慶也有人念叨你啊！”
兩人的韻事很快在“周公館”內傳開，成了一樁眾人皆知的秘密。一位同事後來風趣地回憶道：“（周）副主席的英文秘書章文晉同誌是我西南聯大的學長，但他那時太忙，又兼正和住‘周公館’的南方局文化組張穎同誌（即後來的夫人）熱戀中，因此晤談很少……”
那時張穎在南京，就住在梅園“周公館”的玻璃花房裏，而章文晉則跟隨著周恩來四處奔波。不過隻要一有機會，章文晉就必定會往張穎的“花房”裏跑，可謂殷勤大獻。然而張穎這邊卻還是舉棋不定，因為她心中原來另有一個人，她現在正在痛苦的抉擇之中呢。於是就鬧得個剃頭擔子一頭熱的局麵。章文晉書生一個，臉皮又薄，哪敢貿然去捅破那層意思呢！這事就一直拖著了。
他倆的事，周恩來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暗中尋找機會。1946年底，內戰全麵爆發，中共代表團要撤離了，周恩來抓住了這個時機。一天，他帶上副官何謙，又叫上章文晉和張穎，找了一家小酒店。酒過三巡，周恩來找法子支開了何謙和章文晉，單留了張穎一個人。
“你那事虛無飄渺得很，在重慶兩個就老走不到一塊，左等右等，你也老大不小了！”周恩來說的是她與那另一個他的事，那個他是個記者，正在海外漂泊。
張穎默然不語。她心中自有千番的惆悵，那個他雖然“虛無飄渺”，但卻依然絲連著。
“要疏散了……”周恩來繼續說道，“有兩個去處：一是解放區，一是香港。你怎麽打算？”
張穎還是默然不語。周恩來見狀也無可奈何，隻好扯下偽裝直話直說了：“章文晉回解放區……”
“他回解放區和我有什麽關係？我去香港！”姑娘家倒是一點都不領情，一賭氣就衝出了這麽一句。
周恩來真是沒了辦法。兩人世界的事，就是長十個諸葛孔明的腦袋也算不清啊！周恩來想，今天的酒可真是白請了，不過這種事也真急不來，慢慢從長計議吧。於是他意味深長地勸道：“這個問題老拖著總不是個辦法。要注意，不要過於挑剔，看準了，就應該下決心。”
“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你什麽時候都可以回解放區。”周恩來最後又巧妙地留給了張穎一扇敞開的門。
張穎來到了香港，但是很快她發現自己一點都不喜歡這裏的環境。更為關鍵的是，直到這個時候她才意識到“失去的才是最寶貴的。”她開始懊悔自己的莽撞和衝動，開始領悟到章文晉在自己生命中的意義。幾經輾轉反側之後，她想起了周恩來留給自己的話，她提起了筆……
有情人終成眷屬，章文晉與張穎幾經波折的愛情之旅終於在梅園新村畫上了圓滿的句號。1947年元宵之夜，周公館上上下下都洋益著喜氣，董必武老人喜逐顏開，高興之餘展開了一條紅綢布，賀喜的詩句揮灑而出……
3.一次家宴竟成永別
1971年林彪陳屍黃沙後，中國又掀起了批林批孔的狂潮。江青、張春橋一夥趁機發難，將矛頭對準了周恩來。周恩來的壓力和困難越來越大，但是他仍然以驚人的意誌維持著國家生活的運轉。這時，已經是外交部部長助理的章文晉被調任駐加拿大大使，新聞司副司長張穎被任命為使館政務參讚。在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歲月裏，這一任命真是讓人覺得前途莫測。
就在章文晉夫婦啟程前夕，周恩來囑咐他：“早就答應見見你們全家人，現在你們夫婦就要離開了。趁孩子們都從外地回來送你們，也一起見一麵吧。”
1973年8月5日，一個悶熱的星期天傍晚，章文晉夫婦帶著四個孩子來到了中南海西花廳。迎在門口的鄧穎超大姐老遠就認出了章文晉的長子章百家。
章百家誕生在炮火紛飛的陝北，他是在毛驢背上的搖籃中長大的。有一次，在轉戰行軍的途中，小毛驢從一座獨木橋上滑落到了河裏。河水把裝在搖籃中的小百家衝出了好幾百米。幸虧一塊大石頭擋住了湍急的水流，小百家才躲過了一場大難。
周恩來聞訊後急忙趕來看望夫婦倆和孩子，把後勤部門配給他的奶粉和營養品留給了孩子。鄧大姐感慨地說：“過去小孩子生下來要穿百衲衣，這孩子一路吃百家飯長大的，就取名叫‘百家’吧！”
1949年底章文晉夫婦在天津工作。一次，周恩來路過天津，就特意把張穎母子接去看望。那時，章百家剛滿兩歲，長得又壯又結實，調皮得不得了。張穎讓他給總理唱歌，可他卻一定要翻跟頭。說著就自告奮勇地在地毯上歪歪扭扭地滾個沒完。逗得總理笑得前俯後仰，直不起腰來。他感觸地對張穎說：“當年那麽瘦小的孩子居然闖過了道道難關，長得這麽好，新生力量真是不可估量啊！”
章百家後來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成為國內曆史學界的知名學者。
進門以後過了一會兒，周恩來走了進來。看到了章百家，他疲憊的麵容立刻綻開了輕鬆的微笑。
“有十年不見了！已經是個大人了，還當了解放軍！”周恩來拍拍章百家的肩膀，驚喜地打量著說，“你知道嗎？你這條命是揀來的哩！”
落座後，總理環視大家，略帶歉意地說：“好多年以前就想見見你們一家了。”
周恩來並沒有和往常一樣仔細地詢問章文晉夫婦倆的工作，隻是簡單地囑咐道：“現在國內國外情況都很複雜，到了新環境，既要有所作為，又要小心謹慎，多請示匯報，不能憑老經驗辦事。”周恩來和孩子們海闊天空地聊起了天，從民國軼事一直談到“文化大革命”。他談到了章百家的曾祖父章一山，也談到了民國初年籌安會六君子之魁的楊度。“籌安會六君子的楊度後來轉變了思想，參加了新社會，可見人的思想是可以轉變的。可惜章老先生已經辭世，未能完全實現這一轉變……”周恩來十分惋惜地說道。
周恩來一席話，最後語重心長地對孩子們說：“作為青年人千萬不要保守。青年人保守了，中國就沒希望了。”
告別的時候到了，周恩來喟然地對章文晉的孩子們說：“我第一次見你們，恐怕也是最後一次了！”章文晉夫婦聽到這句話，心中頓時一沉。他們也知道，在那個動蕩的歲月，什麽樣的事都可能發生，但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讓總理說出這樣的感歎呢？
章文晉夫婦不會知道，此刻，病魔已經深深纏入了總理的身體。然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三年後，1976年1月8日深夜，回國述職的章文晉和張穎剛剛走出首都機場的大廳。在凜冽的寒風中，前來迎接的同誌告訴他們：“總理，已經去世了……”。
§§第十二章 周恩來與符浩
張穎女士曾經深情地回憶道：“周總理是我們章家四代人的至交啊！”確實，周恩來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也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朋友和慈祥的長者。他十分注重“內交”，關心下屬，注重做好統戰工作。周恩來與章文晉一家的深厚感情就是他“內交”與統戰工作的一個縮影，公事與私誼，那親切的問候，無微不至的關懷，怎能不令人時時記起呢？
章文晉的外祖父朱啟鈐，晚清時期曾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洋浦鐵路局北段督辦，北洋時代曾任交通部總長、內務部總長、代理國務總理。此後在津滬自營實業，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並在北京組織營造學社從事古建築的研究。解放前夕，朱啟鈐先生居住在上海。周恩來特地請參加北平和談後留下來的章士釗先生寫信給朱啟鈐，勸他留下為新中國服務，不要去香港或台灣。
上海解放後，周恩來派章文晉到上海，將他的外祖父接到北京定居。朱啟鈐來到北京後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各項舉措都抱有好感，親自組織將中興輪船公司停在香港的九條貨輪召回祖國，支援新中國的海運事業。他還將珍藏的歧陽五世家五十六件文物都捐獻給了政府。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朱啟鈐擔任了中央文史館、北京市政協和全國政協的職務，他還兼任古代建築修整所的顧問。五十年代初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地指示有關部門征求了朱啟鈐先生的意見。1961年朱啟鈐九十大壽，周恩來派人送來了一個大花籃。幾天後，政協小禮堂裏專門為他舉辦了一個小型的祝壽宴會。除了親屬之外，參加宴會的還有張學銘、章士釗、翁文灝以及所有在京的七十歲以上的政協委員。周恩來出席了宴會，在祝酒時，他說：“今天在座的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我是個小弟弟（總理當時是63歲）。我們今天不隻是給朱桂老（朱啟鈐號桂辛）祝壽，而且也是給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壽。”
這是一次別開生麵的聚會，北洋代總理朱啟鈐，國民行政院院長翁文灝，人民政府總理周恩來，三朝總理匯聚一堂，共敘祖國發展盛況，真可謂空前絕後。
翁文灝是中國著名地質學家，字詠霓，浙江鄭縣人。他生於1889年，14歲就考中了秀才。1908年他赴歐留學，四年後畢業於比利時魯汶大學，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回國後，他先後擔任過工商部地質所研究員，清華、北大教授，清華大學校長。1935年後他參加國民政府的工作，曆任行政院秘書長、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行政院副院長。
1948年5月，蔣介石在南京搞了一場“行憲國大”的鬧劇，當選為首任“行憲總統”。總統選舉後便要組織首屆“行憲內閣”。蔣介石本來想讓張群來“組閣”，但是國民黨CC係一派暗中抬杠，硬是把張群逼了下去。蔣介石沒有辦法，就把所謂“新政學係”的翁文灝找了出來，出任“行憲”後的首任行政院長。
翁文灝本是一個抱著“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理想的書生，在政治上沒有多少經驗，也沒有什麽野心。他從內心上是反戰愛國的，但卻常常被人利用。這樣他就上了共產黨的“戰犯”名單。
1948年11月，翁文灝與王雲五試圖挽救國民政府財政的“改革幣製”失敗，金圓券飛速貶值，物價飛漲，政府財政徹底破產。翁文灝被迫引咎辭職，他的行政院長前後隻當了六個月。
解放軍渡江之後，翁文灝離開了大陸，漂泊輾轉在海外。在遠離祖國故土的歲月裏他經曆了思想上深刻的反省，決意“舍棄任何帝國主義範圍內的地位、尊重我對中國人民的責任”。這時，原資源委員會主任孫越崎先生代表新中國和周總理向他發來了熱情的召喚。1951年1月，翁文灝擺脫各種阻撓，勝利地返回祖國，成為第一個從海外歸來的國民黨高級官員。翁文灝和朱啟鈐，一個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一個是北洋政府代總理，最終都生活在新中國的懷抱裏，為祖國的昌盛、民族的振興作出了貢獻。這其中又包含著周總理的多少關懷，多少心血呢！所以，當三朝總理共聚一堂的時刻，人們都由衷地讚歎著周總理出色的統戰才能。
2.周公館玉成的婚事
在張穎和章文晉共同的記憶裏，他們人生結合的那一段曲折、浪漫的愛情之旅也離不開周恩來的熱情幫助和關懷。
如今已是銀發滿頭的張穎女士，1923年出生在廣州的一個破落世家。生母早逝，父親是一個小職員，但是她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年少的張穎說服了父親，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追尋革命的征途。那一年她剛滿14歲。1937年底，滿懷青春熱血的張穎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進入“魯藝”學習。她還是藍萍女士的同學，不過這段同窗生涯給她帶來了不少苦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張穎的舞台生活隻持續了短短的一年，她的廣東口音顯然不適合這種生活。1939年的一個夏日，張穎被叫到了楊家嶺，一位首長麵帶微笑地問她：“你是小廣東吧？要把你調到蔣管區工作，怎麽樣啊？”
張穎急忙搖頭說：“我是從國民黨地區來的，我要去前方打仗抗日！”
首長看她這副天真的樣子，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張穎當然不知道，眼前的這位首長就是周恩來。張穎就這樣來到了重慶，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她的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實際上她是中共南方局文委會秘書，專門負責與文化界的聯係，與才女龔澎一道，是周恩來在重慶的得力助手。章文晉與張穎是天生注定有緣分的人。倆人還是素不相識時就早已聞彼此大名，好心人有意無意地都在培養他們的“認知基礎”。他們的第一次相遇是1946年春，在延安機場的一架飛機上。張穎剛剛走進機艙，就一眼看見了一位相貌儒雅、戴著金絲眼鏡的青年，他正忙不迭地起身給自己讓座。
“你是不是章文晉？”天性活潑的姑娘立即就猜到了他是誰。
“你怎麽認識我？”章文晉被她這一問嚇了一跳，不過他也很快意識到了她是誰，“你大概是張穎吧？”
真是前世注定兩人今生的相遇，兩人素不相識，卻冥冥中仿佛早已相知。
張穎抿嘴一笑，說：“延安有人念叨你哪！”
章文晉也笑了，一反平日的內向，愣生生地說：“重慶也有人念叨你啊！”
兩人的韻事很快在“周公館”內傳開，成了一樁眾人皆知的秘密。一位同事後來風趣地回憶道：“（周）副主席的英文秘書章文晉同誌是我西南聯大的學長，但他那時太忙，又兼正和住‘周公館’的南方局文化組張穎同誌（即後來的夫人）熱戀中，因此晤談很少……”
那時張穎在南京，就住在梅園“周公館”的玻璃花房裏，而章文晉則跟隨著周恩來四處奔波。不過隻要一有機會，章文晉就必定會往張穎的“花房”裏跑，可謂殷勤大獻。然而張穎這邊卻還是舉棋不定，因為她心中原來另有一個人，她現在正在痛苦的抉擇之中呢。於是就鬧得個剃頭擔子一頭熱的局麵。章文晉書生一個，臉皮又薄，哪敢貿然去捅破那層意思呢！這事就一直拖著了。
他倆的事，周恩來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暗中尋找機會。1946年底，內戰全麵爆發，中共代表團要撤離了，周恩來抓住了這個時機。一天，他帶上副官何謙，又叫上章文晉和張穎，找了一家小酒店。酒過三巡，周恩來找法子支開了何謙和章文晉，單留了張穎一個人。
“你那事虛無飄渺得很，在重慶兩個就老走不到一塊，左等右等，你也老大不小了！”周恩來說的是她與那另一個他的事，那個他是個記者，正在海外漂泊。
張穎默然不語。她心中自有千番的惆悵，那個他雖然“虛無飄渺”，但卻依然絲連著。
“要疏散了……”周恩來繼續說道，“有兩個去處：一是解放區，一是香港。你怎麽打算？”
張穎還是默然不語。周恩來見狀也無可奈何，隻好扯下偽裝直話直說了：“章文晉回解放區……”
“他回解放區和我有什麽關係？我去香港！”姑娘家倒是一點都不領情，一賭氣就衝出了這麽一句。
周恩來真是沒了辦法。兩人世界的事，就是長十個諸葛孔明的腦袋也算不清啊！周恩來想，今天的酒可真是白請了，不過這種事也真急不來，慢慢從長計議吧。於是他意味深長地勸道：“這個問題老拖著總不是個辦法。要注意，不要過於挑剔，看準了，就應該下決心。”
“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你什麽時候都可以回解放區。”周恩來最後又巧妙地留給了張穎一扇敞開的門。
張穎來到了香港，但是很快她發現自己一點都不喜歡這裏的環境。更為關鍵的是，直到這個時候她才意識到“失去的才是最寶貴的。”她開始懊悔自己的莽撞和衝動，開始領悟到章文晉在自己生命中的意義。幾經輾轉反側之後，她想起了周恩來留給自己的話，她提起了筆……
有情人終成眷屬，章文晉與張穎幾經波折的愛情之旅終於在梅園新村畫上了圓滿的句號。1947年元宵之夜，周公館上上下下都洋益著喜氣，董必武老人喜逐顏開，高興之餘展開了一條紅綢布，賀喜的詩句揮灑而出……
3.一次家宴竟成永別
1971年林彪陳屍黃沙後，中國又掀起了批林批孔的狂潮。江青、張春橋一夥趁機發難，將矛頭對準了周恩來。周恩來的壓力和困難越來越大，但是他仍然以驚人的意誌維持著國家生活的運轉。這時，已經是外交部部長助理的章文晉被調任駐加拿大大使，新聞司副司長張穎被任命為使館政務參讚。在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歲月裏，這一任命真是讓人覺得前途莫測。
就在章文晉夫婦啟程前夕，周恩來囑咐他：“早就答應見見你們全家人，現在你們夫婦就要離開了。趁孩子們都從外地回來送你們，也一起見一麵吧。”
1973年8月5日，一個悶熱的星期天傍晚，章文晉夫婦帶著四個孩子來到了中南海西花廳。迎在門口的鄧穎超大姐老遠就認出了章文晉的長子章百家。
章百家誕生在炮火紛飛的陝北，他是在毛驢背上的搖籃中長大的。有一次，在轉戰行軍的途中，小毛驢從一座獨木橋上滑落到了河裏。河水把裝在搖籃中的小百家衝出了好幾百米。幸虧一塊大石頭擋住了湍急的水流，小百家才躲過了一場大難。
周恩來聞訊後急忙趕來看望夫婦倆和孩子，把後勤部門配給他的奶粉和營養品留給了孩子。鄧大姐感慨地說：“過去小孩子生下來要穿百衲衣，這孩子一路吃百家飯長大的，就取名叫‘百家’吧！”
1949年底章文晉夫婦在天津工作。一次，周恩來路過天津，就特意把張穎母子接去看望。那時，章百家剛滿兩歲，長得又壯又結實，調皮得不得了。張穎讓他給總理唱歌，可他卻一定要翻跟頭。說著就自告奮勇地在地毯上歪歪扭扭地滾個沒完。逗得總理笑得前俯後仰，直不起腰來。他感觸地對張穎說：“當年那麽瘦小的孩子居然闖過了道道難關，長得這麽好，新生力量真是不可估量啊！”
章百家後來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成為國內曆史學界的知名學者。
進門以後過了一會兒，周恩來走了進來。看到了章百家，他疲憊的麵容立刻綻開了輕鬆的微笑。
“有十年不見了！已經是個大人了，還當了解放軍！”周恩來拍拍章百家的肩膀，驚喜地打量著說，“你知道嗎？你這條命是揀來的哩！”
落座後，總理環視大家，略帶歉意地說：“好多年以前就想見見你們一家了。”
周恩來並沒有和往常一樣仔細地詢問章文晉夫婦倆的工作，隻是簡單地囑咐道：“現在國內國外情況都很複雜，到了新環境，既要有所作為，又要小心謹慎，多請示匯報，不能憑老經驗辦事。”周恩來和孩子們海闊天空地聊起了天，從民國軼事一直談到“文化大革命”。他談到了章百家的曾祖父章一山，也談到了民國初年籌安會六君子之魁的楊度。“籌安會六君子的楊度後來轉變了思想，參加了新社會，可見人的思想是可以轉變的。可惜章老先生已經辭世，未能完全實現這一轉變……”周恩來十分惋惜地說道。
周恩來一席話，最後語重心長地對孩子們說：“作為青年人千萬不要保守。青年人保守了，中國就沒希望了。”
告別的時候到了，周恩來喟然地對章文晉的孩子們說：“我第一次見你們，恐怕也是最後一次了！”章文晉夫婦聽到這句話，心中頓時一沉。他們也知道，在那個動蕩的歲月，什麽樣的事都可能發生，但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讓總理說出這樣的感歎呢？
章文晉夫婦不會知道，此刻，病魔已經深深纏入了總理的身體。然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三年後，1976年1月8日深夜，回國述職的章文晉和張穎剛剛走出首都機場的大廳。在凜冽的寒風中，前來迎接的同誌告訴他們：“總理，已經去世了……”。
§§第十二章 周恩來與符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