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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理的教誨永誌不忘
1.“章文晉不應跳槽”
章文晉經常說：“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事莫過於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在他半個世紀的外交事業中，他始終跟隨著周恩來，奉總理為楷模。周恩來細致、親切的關懷和嚴厲的教誨真是章文晉不斷進步的動力。
周恩來的工作風格細致、嚴格而又充滿人情味和關懷。從一開始，章文晉就從中獲益匪淺。在重慶時期，有一次章文晉起草了一份抨擊國民黨的發言稿。周恩來看了之後，微微地搖了搖頭，他放下稿子，對章文晉說：“一個射手的好壞，不在於他一下子能打出多少發子彈，而在於他是否能一槍就命中靶心……”章文晉聽出了這個比喻中對自己的批評。回去後，他重新修改了文稿，抓住了關鍵，突出了重點，簡潔了內容。等他再次把稿子放在周恩來桌上時，周恩來爽朗地笑著誇獎道：“好！我們又發現了一個人才。”
章文晉的外交才華是出類拔萃的。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的一個大型國際會議。黨和國家都十分重視，外交部調兵遣將，精心準備。為了考察挑選人員，部裏專門舉行了一次英語考試，分別考査口語和筆譯兩個方麵的能力。結果，章文晉以總分第一榮登榜首。章文晉的英語夾雜著德國口音，但這非但不影響他的成績，反而聽起來別具風格。章文晉的外語功底確實不同尋常，直到20年後仍雄風不減當年。基辛格在與章文晉幾次會談之後，不得不翹起大拇指說：“你的英語和德語都比我強。”要知道，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國，長大在美國的。
除了外語，章文晉的文字功底、政策水平在外交部也十分出色。周恩來十分器重章文晉的才能，曾經囑咐當時的第一副部長章漢夫：“第一亞洲司文件須經章文晉之手，部裏轉報文件須經章漢夫閱批，始可上報中央。”那時候，章文晉與資深外交家章漢夫、才子喬冠華並稱“二章一喬”，在部裏是人所盡知。陳毅老總也十分欣賞章文晉的才能，經常戲譽為“秀才”。
不過，如果沒有周恩來的細致教導、精心栽培，章文晉這個“秀才”恐怕隻能是隻“秀”不才而已。甚至如果不是周恩來的教導，章文晉這個“秀才”早就從外交隊伍中“跳了槽”。
建國初期，新中國各條戰線都百廢待興，各方麵都急需人才。章文晉在天津軍事管製委員會外僑事務處工作。外事處有一輛美國人丟下的“老爺車”，又勾起了章文晉的汽車癮。章文晉在清華大學本來專業就是機械，畢業之後又在貴陽擺弄過幾年的汽車，汽車本來就是他的夢想和誌向。這回這輛“老爺車”雖然破了一點，卻成了他的寶貝。每逢周末，他就和司機趴在車底下，搗鼓個沒完，雷打不動，一身油泥也不介意。天津市市長黃敬看到他這個樣子，就掛在了心上。不久，機會來了。1952年8月，黃敬調任新組建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掌管新中國剛剛起步的汽車工業。當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剛剛興建，藍圖方展，人才急需。黃敬馬上想到了章文晉，便伸出了歡迎的手。章文晉此時心裏也直癢癢，這一邀請，他就擋不住誘惑了，決定要“跳槽”了。
這下急壞了周恩來！那時正是他調集各路人馬充實外交隊伍的時候，卻不料“後院”起了火！周恩來知道，章文晉的才幹不在汽車而在外交，長春不是他施展才華的舞台。一天晚上，周恩來把章文晉叫到中南海西花廳。那一夜，周恩來與章文晉進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談話，從天下大勢到新中國的外交，從工作的需要到個人的素質特長。周恩來寓理於情，循循善誘，字字句句都抓住了文晉的心。末了，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你還是安心工作吧。”
從周恩來眼中流露出的真誠、溫和、安詳與期望令章文晉一輩子都忘不了！多少年過去了，直到去世前夕，那一夜的長談依然時時浮現在章文晉的眼前，清晰如故！
2.外交工作，多聽少說
章文晉安心地留在了外交戰線。他一直慶幸自己的選擇：“這樣，我才幸運地有更多的時間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有機會參與許多重要的外交活動。”
但是，與周恩來一起工作，更多的不是榮耀，而是一種壓力和責任。周恩來的工作用一絲不苟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也要求他的部下和同伴。章文晉在跟隨周恩來的工作曆程中，深深受到了熏陶。
在與馬歇爾談判時期，有一次，章文晉不小心把一份會談備忘錄遺落在休息室裏。直到臨走時，經周恩來的提醒，章文晉才把它找了回來。周恩來首先作了自我批評：“我的年紀比你大些，也比你有經驗，我應該事先提醒你。”然後，他嚴肅地對章文晉提出了批評。
日內瓦談判期間，章文晉是翻譯組的負責人。一次，一篇發回國內的外國通訊稿的譯文出了差錯。周恩來立即把章文晉找來，十分嚴肅地指出：“這是對大事不負責任的態度！”
有過多次這樣的教訓，章文晉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曾經擔任第一亞洲司副司長的裴默農回憶章文晉時說：“一次，周總理深夜召見，我隨文晉同誌赴中南海西花廳。途中文晉同誌喃喃自語：“多聽少說，多聽少說。”從這四個字中可以看出文晉同誌學習周總理是多麽細心，多麽深沉。這四個字也蘊含著文晉同誌的自重。”
章文晉在工作中養成的嚴謹、細致、一絲不苟的作風是他出色成就的根本保證。1960年，中印在邊界問題上出現爭端。在中方的努力下，雙方同意進行互換材料式的談判。時任第一亞洲司司長的章文晉擔任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在他的領導下，中方工作人員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
一俟談判開始，中國方麵立即出示了大量內容翔實、準備細致、考證嚴謹的證據和材料。包括一百多年前中國的踏勘地圖，清政府拒絕簽字的“麥克馬洪線”原圖，三十年代上海《申報》上發表的中國地圖，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書》上的中印邊界線圖，印度總理尼赫魯著作中和印方不同時期出版物中標明的邊界圖，中國自清朝以來各代政府邊境地區征稅、駐軍的文字記錄……堆在談判桌上的材料真可謂是“鐵證如山”，令參加談判的印方代表瞠目結舌。
雖然中印邊界談判最終未能取得實際的成效，但是章文晉帶領同誌們所做的工作，使中國方麵在這個問題上掌握了主動地位，在事實和證據方麵壓倒了對方。
3.在“三砸一燒”的歲月裏
1966年，一場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風暴席卷了社會主義中國。國家各方麵的工作和生活正常秩序都受到了嚴重的幹擾和衝擊。極左的口號盛行，極左的思想束縛了人民的頭腦。在外交戰線上，雖然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部長竭力維持了在總的方麵的穩定，但也無法避免風暴的衝擊。大批的駐外使節被召回“改造學習”，大批的高級幹部和老同誌被打倒。姬鵬飛、喬冠華被迫在王府井大街上發傳單，章文晉也被召回下放到江西幹校改造。
進入1967年後，運動的風潮進一步衝擊外交部門，尤其在一小撮人的指使和挑撥下，局勢日益惡化。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情緒中，群眾在別有用心的陰謀分子的煽動下衝擊了外交部大院，外交戰線陷入了癱瘓。“文化大革命”極左風潮登峰造極的惡性事件是，紅衛兵衝擊並砸毀了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放火燒毀了英國駐華代辦處，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砸一燒”事件。
“文化大革命”對外交工作的影響和破壞是十分嚴重的，尤其體現在極左思潮的惡劣影響之上。1971年，英國駐華代辦處被修複一新，新任駐華代辦譚森來到北京。周恩來指示當時任西歐美澳司司長的章文晉，務必向新任英國代辦祝賀，並在適當的場合對“火燒”事件表示道歉。但章文晉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向譚森轉達中國政府的這一歉意。周恩來知道後十分生氣，嚴厲地批評了章文晉：“你受極左思潮的毒很深了！你不說，我隻好自己說了。”
後來，周恩來在會見譚森時，公開表示了這一歉意：“英代辦處的房子是被壞人燒的。中國政府是反對那件事的。修複費用應由中國政府負擔。”在百忙中，周總理還親自承擔了這一任務，這使章文晉感到萬分的愧疚。
外交隊伍的幹部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抓革命促生產”、“階級鬥爭為綱”，在外交業務上都荒廢了很多。有一次周恩來召集高級幹部講解一份“外交部聲明”，讓章文晉念稿子。當章文晉念到“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布什糾集了20個國家，向秘書長遞交關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議案”時，周恩來打斷了他，開始詢問在座駐亞、歐、非、拉美各洲的大使和負責人：“你們這些大使們注意了沒有？亞洲有幾個國家參加？歐洲呢？大洋洲呢？非洲呢？拉美呢？……”
在座的同誌大多都說“記不清了”、“說不上來”、“亂糟糟的，不記得”，或者就答錯了。
周恩來大為震驚，十分嚴肅地說：“都沒有看？我真有點惱火；你們回來學習，報紙也不看，參考也不看。也好嘛，考考你們……你們要學政治啊！”
章文晉繼續念，念到尼克鬆在堪薩斯城的一次談話，周恩來又問：“這個城是哪一個州的？”
答曰：“不記得”。
周恩來十分生氣地說：“你們連世界地圖都不記。送你們一本地圖吧，不然你們自己不記，外交部得給你們搞地圖書了吧。”
章文晉又念到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十八國在聯合國提出的關於驅逐台灣、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議案。周恩來插話問道：“現在承認我們國家的一共有六十幾個？”
章文晉答道：“美國統計是六十七個。”
總理已經憤怒到了極點，用他極少用的嚴厲口吻說道：“你這個章文晉，查承認中國的有幾個國家也要查美國的統計，你們自己都不清楚，還要查美國的統計！……我們的大使連這些數字都不清楚，這不行！我替你們呼籲搞一個表出來。另外，你們還要帶一張世界地圖出去，還有各種工具書、字典，要搞點帶出去，不然連地理、曆史都說不清。”
望著已經被過重的工作負擔壓得疲憊不堪的總理，望著他那削瘦的麵容、那嚴厲的目光、那字字刻心的批評，章文晉和在場的所有同誌都被震驚了——在這樣一個多事之秋，自己竟不能為總理分憂，反而因為自己的疏忽給總理增加了如此多的負擔，這簡直就是一種罪過啊！作為中國的外交官，工作做到這種程度，還有何顏麵麵對總理呢？這一刻，是章文晉一生的愧疚。
章文晉經常說：“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事莫過於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在他半個世紀的外交事業中，他始終跟隨著周恩來，奉總理為楷模。周恩來細致、親切的關懷和嚴厲的教誨真是章文晉不斷進步的動力。
周恩來的工作風格細致、嚴格而又充滿人情味和關懷。從一開始，章文晉就從中獲益匪淺。在重慶時期，有一次章文晉起草了一份抨擊國民黨的發言稿。周恩來看了之後，微微地搖了搖頭，他放下稿子，對章文晉說：“一個射手的好壞，不在於他一下子能打出多少發子彈，而在於他是否能一槍就命中靶心……”章文晉聽出了這個比喻中對自己的批評。回去後，他重新修改了文稿，抓住了關鍵，突出了重點，簡潔了內容。等他再次把稿子放在周恩來桌上時，周恩來爽朗地笑著誇獎道：“好！我們又發現了一個人才。”
章文晉的外交才華是出類拔萃的。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的一個大型國際會議。黨和國家都十分重視，外交部調兵遣將，精心準備。為了考察挑選人員，部裏專門舉行了一次英語考試，分別考査口語和筆譯兩個方麵的能力。結果，章文晉以總分第一榮登榜首。章文晉的英語夾雜著德國口音，但這非但不影響他的成績，反而聽起來別具風格。章文晉的外語功底確實不同尋常，直到20年後仍雄風不減當年。基辛格在與章文晉幾次會談之後，不得不翹起大拇指說：“你的英語和德語都比我強。”要知道，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國，長大在美國的。
除了外語，章文晉的文字功底、政策水平在外交部也十分出色。周恩來十分器重章文晉的才能，曾經囑咐當時的第一副部長章漢夫：“第一亞洲司文件須經章文晉之手，部裏轉報文件須經章漢夫閱批，始可上報中央。”那時候，章文晉與資深外交家章漢夫、才子喬冠華並稱“二章一喬”，在部裏是人所盡知。陳毅老總也十分欣賞章文晉的才能，經常戲譽為“秀才”。
不過，如果沒有周恩來的細致教導、精心栽培，章文晉這個“秀才”恐怕隻能是隻“秀”不才而已。甚至如果不是周恩來的教導，章文晉這個“秀才”早就從外交隊伍中“跳了槽”。
建國初期，新中國各條戰線都百廢待興，各方麵都急需人才。章文晉在天津軍事管製委員會外僑事務處工作。外事處有一輛美國人丟下的“老爺車”，又勾起了章文晉的汽車癮。章文晉在清華大學本來專業就是機械，畢業之後又在貴陽擺弄過幾年的汽車，汽車本來就是他的夢想和誌向。這回這輛“老爺車”雖然破了一點，卻成了他的寶貝。每逢周末，他就和司機趴在車底下，搗鼓個沒完，雷打不動，一身油泥也不介意。天津市市長黃敬看到他這個樣子，就掛在了心上。不久，機會來了。1952年8月，黃敬調任新組建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掌管新中國剛剛起步的汽車工業。當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剛剛興建，藍圖方展，人才急需。黃敬馬上想到了章文晉，便伸出了歡迎的手。章文晉此時心裏也直癢癢，這一邀請，他就擋不住誘惑了，決定要“跳槽”了。
這下急壞了周恩來！那時正是他調集各路人馬充實外交隊伍的時候，卻不料“後院”起了火！周恩來知道，章文晉的才幹不在汽車而在外交，長春不是他施展才華的舞台。一天晚上，周恩來把章文晉叫到中南海西花廳。那一夜，周恩來與章文晉進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談話，從天下大勢到新中國的外交，從工作的需要到個人的素質特長。周恩來寓理於情，循循善誘，字字句句都抓住了文晉的心。末了，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你還是安心工作吧。”
從周恩來眼中流露出的真誠、溫和、安詳與期望令章文晉一輩子都忘不了！多少年過去了，直到去世前夕，那一夜的長談依然時時浮現在章文晉的眼前，清晰如故！
2.外交工作，多聽少說
章文晉安心地留在了外交戰線。他一直慶幸自己的選擇：“這樣，我才幸運地有更多的時間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有機會參與許多重要的外交活動。”
但是，與周恩來一起工作，更多的不是榮耀，而是一種壓力和責任。周恩來的工作用一絲不苟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也要求他的部下和同伴。章文晉在跟隨周恩來的工作曆程中，深深受到了熏陶。
在與馬歇爾談判時期，有一次，章文晉不小心把一份會談備忘錄遺落在休息室裏。直到臨走時，經周恩來的提醒，章文晉才把它找了回來。周恩來首先作了自我批評：“我的年紀比你大些，也比你有經驗，我應該事先提醒你。”然後，他嚴肅地對章文晉提出了批評。
日內瓦談判期間，章文晉是翻譯組的負責人。一次，一篇發回國內的外國通訊稿的譯文出了差錯。周恩來立即把章文晉找來，十分嚴肅地指出：“這是對大事不負責任的態度！”
有過多次這樣的教訓，章文晉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曾經擔任第一亞洲司副司長的裴默農回憶章文晉時說：“一次，周總理深夜召見，我隨文晉同誌赴中南海西花廳。途中文晉同誌喃喃自語：“多聽少說，多聽少說。”從這四個字中可以看出文晉同誌學習周總理是多麽細心，多麽深沉。這四個字也蘊含著文晉同誌的自重。”
章文晉在工作中養成的嚴謹、細致、一絲不苟的作風是他出色成就的根本保證。1960年，中印在邊界問題上出現爭端。在中方的努力下，雙方同意進行互換材料式的談判。時任第一亞洲司司長的章文晉擔任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在他的領導下，中方工作人員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
一俟談判開始，中國方麵立即出示了大量內容翔實、準備細致、考證嚴謹的證據和材料。包括一百多年前中國的踏勘地圖，清政府拒絕簽字的“麥克馬洪線”原圖，三十年代上海《申報》上發表的中國地圖，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書》上的中印邊界線圖，印度總理尼赫魯著作中和印方不同時期出版物中標明的邊界圖，中國自清朝以來各代政府邊境地區征稅、駐軍的文字記錄……堆在談判桌上的材料真可謂是“鐵證如山”，令參加談判的印方代表瞠目結舌。
雖然中印邊界談判最終未能取得實際的成效，但是章文晉帶領同誌們所做的工作，使中國方麵在這個問題上掌握了主動地位，在事實和證據方麵壓倒了對方。
3.在“三砸一燒”的歲月裏
1966年，一場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風暴席卷了社會主義中國。國家各方麵的工作和生活正常秩序都受到了嚴重的幹擾和衝擊。極左的口號盛行，極左的思想束縛了人民的頭腦。在外交戰線上，雖然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部長竭力維持了在總的方麵的穩定，但也無法避免風暴的衝擊。大批的駐外使節被召回“改造學習”，大批的高級幹部和老同誌被打倒。姬鵬飛、喬冠華被迫在王府井大街上發傳單，章文晉也被召回下放到江西幹校改造。
進入1967年後，運動的風潮進一步衝擊外交部門，尤其在一小撮人的指使和挑撥下，局勢日益惡化。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情緒中，群眾在別有用心的陰謀分子的煽動下衝擊了外交部大院，外交戰線陷入了癱瘓。“文化大革命”極左風潮登峰造極的惡性事件是，紅衛兵衝擊並砸毀了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放火燒毀了英國駐華代辦處，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砸一燒”事件。
“文化大革命”對外交工作的影響和破壞是十分嚴重的，尤其體現在極左思潮的惡劣影響之上。1971年，英國駐華代辦處被修複一新，新任駐華代辦譚森來到北京。周恩來指示當時任西歐美澳司司長的章文晉，務必向新任英國代辦祝賀，並在適當的場合對“火燒”事件表示道歉。但章文晉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向譚森轉達中國政府的這一歉意。周恩來知道後十分生氣，嚴厲地批評了章文晉：“你受極左思潮的毒很深了！你不說，我隻好自己說了。”
後來，周恩來在會見譚森時，公開表示了這一歉意：“英代辦處的房子是被壞人燒的。中國政府是反對那件事的。修複費用應由中國政府負擔。”在百忙中，周總理還親自承擔了這一任務，這使章文晉感到萬分的愧疚。
外交隊伍的幹部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抓革命促生產”、“階級鬥爭為綱”，在外交業務上都荒廢了很多。有一次周恩來召集高級幹部講解一份“外交部聲明”，讓章文晉念稿子。當章文晉念到“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布什糾集了20個國家，向秘書長遞交關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議案”時，周恩來打斷了他，開始詢問在座駐亞、歐、非、拉美各洲的大使和負責人：“你們這些大使們注意了沒有？亞洲有幾個國家參加？歐洲呢？大洋洲呢？非洲呢？拉美呢？……”
在座的同誌大多都說“記不清了”、“說不上來”、“亂糟糟的，不記得”，或者就答錯了。
周恩來大為震驚，十分嚴肅地說：“都沒有看？我真有點惱火；你們回來學習，報紙也不看，參考也不看。也好嘛，考考你們……你們要學政治啊！”
章文晉繼續念，念到尼克鬆在堪薩斯城的一次談話，周恩來又問：“這個城是哪一個州的？”
答曰：“不記得”。
周恩來十分生氣地說：“你們連世界地圖都不記。送你們一本地圖吧，不然你們自己不記，外交部得給你們搞地圖書了吧。”
章文晉又念到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十八國在聯合國提出的關於驅逐台灣、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議案。周恩來插話問道：“現在承認我們國家的一共有六十幾個？”
章文晉答道：“美國統計是六十七個。”
總理已經憤怒到了極點，用他極少用的嚴厲口吻說道：“你這個章文晉，查承認中國的有幾個國家也要查美國的統計，你們自己都不清楚，還要查美國的統計！……我們的大使連這些數字都不清楚，這不行！我替你們呼籲搞一個表出來。另外，你們還要帶一張世界地圖出去，還有各種工具書、字典，要搞點帶出去，不然連地理、曆史都說不清。”
望著已經被過重的工作負擔壓得疲憊不堪的總理，望著他那削瘦的麵容、那嚴厲的目光、那字字刻心的批評，章文晉和在場的所有同誌都被震驚了——在這樣一個多事之秋，自己竟不能為總理分憂，反而因為自己的疏忽給總理增加了如此多的負擔，這簡直就是一種罪過啊！作為中國的外交官，工作做到這種程度，還有何顏麵麵對總理呢？這一刻，是章文晉一生的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