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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利堅之緣
1.第一個與基辛格握手的中國外交官
1969年，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和關懷下，章文晉結束了在江西“五七”幹校一年多的改造生活，重新回到外交戰線上。不久，他出任西歐美澳司司長。在那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歲月裏，周恩來艱難地在風波中把握著共和國巨輪的航程。轉過險灘，駛過惡水，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英明指引下，新中國外交一個曆史性的轉折正在悄悄臨近。
“1971年7月初的一個晚上”，當時在外交部禮賓司工作的唐龍彬回憶道，“我接到通知說，禮賓司代司長韓敘要我馬上去外交部……韓敘單獨告訴我：有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秘密來訪，你要參加接待。明天就去釣魚台國賓館集中。此事要絕對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對家裏人也不能說。”
在差不多同時，接到相同通知的還有王海蓉、唐聞生和章文晉。
這位即將來訪的神秘的美國客人就是後來在中國家喻戶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這幾位中國外交官的使命是專程飛往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北京之旅”。
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要知道，為了這一刻的到來，中美兩國領導人下了多大的決心、承擔了多大的風險、付出了多少心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中美關係經曆了被史學家們稱為“失去的20年”的隔絕和緊張對峙時期。在極端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候，美國外交官對新生中國的外交人員極端無禮。美國國務卿違反起碼的外交禮貌，甚至杜勒斯在國際會議的公開場合拒絕與周恩來握手。
曆史的發展往往都不是以一兩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60年代以後，美國在越南陷入了戰爭泥潭、中蘇關係從“蜜月”走上了決裂和對抗、蘇聯在全球展開了咄咄逼人的霸權攻勢、中國成功地實現了核爆炸……一係列事件都預示著世界格局與國際形勢的巨大轉變。麵對蘇聯的擴張之鋒，美國感到了自身力量的不足，當看到中國作為獨立力量的崛起時，美國不得不把手伸過太平洋，試圖叩響與中國和好的大門。
1969年2月，尼克鬆出訪歐洲。在法國凡爾賽的大特麗愛依宮，尼克鬆與戴高樂進行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談話。在談到中國問題時，尼克鬆說：“在美蘇對話時，美國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隻要中國有了巨大的核進步，我們就毫無選擇的餘地了”。
戴高樂一針見血地回答道：“你現在承認中國，總比將來中國強大後被迫這樣做來得好”。
恰恰在同一時刻，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後，毛澤東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進行一次全麵的細致的研究。在經過近5個月的認真研討之後，“老帥”們果斷地提出，要在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陳老總提出，在中美關係上甚至可以采取一些“不合常規”的思路和手段。
1970年9月27日，尼克鬆在接受《時代周刊》記者的采訪時，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麽重要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
12月18日，毛澤東在接見美國著名作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表示：歡迎尼克鬆這樣的“右派”來訪問中國，因為他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他解決。
但是，願望是一回事，把願望變成實際的行動是另一回事，實際的行動要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又是一回事。中美關係20年的冰凍要在這一刻間化解，談何容易！
為了與中國外交官接觸，傳遞一條信息，美國駐波蘭大使甚至在展覽會的光天化日之下追趕一名中國使館人員。
“有誌者，事竟成！”一開始，中美雙方都懷著千般的狐疑、一步一回頭、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摸摸索索地前進。但中美之間的聯係渠道和交往還是一點一點地積累了起來。
尼克鬆在回憶錄中不無誇耀地對這段艱辛的“外交小步舞”作了一個詳細的記錄：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的措詞的意思。兩天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
“10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渠道’”。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我在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渠道’的開端”。
“12月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台灣問題。”
“1971年初……周恩來讓齊奧塞斯庫給我捎一個口信……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係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製。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乒乓球運動員。”
“信號和口信往返進行了兩年多時間……。現在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我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來到。”
尼克鬆決心邁出的這個“更大的步子”，就是章文晉一行人即將出發去迎接的基辛格“震動全世界”的秘密訪問。
這次訪問被命名為“波羅一號”，意在效仿古代馬可·波羅的那次為西方揭開中國神秘麵紗的傳奇之旅。然而，基辛格先生這次創下的曆史，無論在其神秘性、獨創性、戲劇性，還是在其引發的震動和衝擊性影響力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基辛格首先出發到中東、越南、印度作他獨特的例行穿梭飛行。作為其中的一站，7月8日，基辛格飛抵巴基斯坦。一場精心炮製的好戲就開場了。
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眉飛色舞地描述道：“葉海亞總統在招待宴會中開始執行我們的計劃。我的肚子疼成了大家的話題。他高聲宣布，伊斯蘭堡天氣太熱，會影響我複原，他一定要我到那蒂亞加利的總統別墅去休養，這個別墅靠近總統的賓館，位於穆裏以北的群山中。當我遲疑表示不同意時，他堅持說，在一個穆斯林國家裏，要由主人的意誌而不是客人的意誌來決定。其實這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但他說得懇切異常，以致我手下一個特工人員聽到以後，立即派了他一個同事前往該地，作為‘先行’去了解情況……”
基辛格到達巴基斯坦後就立即裝出了一副肚子疼的樣子，葉海亞總統就順機擺出主人的殷勤好客，挽留基辛格到偏遠的山莊別墅去休養。主客倆一唱一和，大演障眼戲法。新聞界果然被騙了進去，基辛格贏得7整整兩天的隱身時間。不幸的是，為了保密，一位勤懇的特工人員也被騙了進去，他提前趕到了那個別墅。基辛格“無法可施，隻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這位倒黴的特工人員扣留在那蒂亞加利，直到我從北京回來”。
正在伊斯蘭堡的“金蟬脫殼”好戲上演的時候，一架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飛機已經從北京南苑機場騰空而起。飛機越過了冰封素裹的喜馬拉雅山脈，不動聲色地降落在伊斯蘭堡査克拉拉機場。這架能容納一百多名旅客的飛機機艙裏，隻有四位旅客。他們正是章文晉和唐聞生、王海蓉、唐龍彬一行人。他們是8日淩晨出發的。明月西沉，萬籟俱寂，北京還在黎明前的甜夢之中，而飛機上的章文晉卻是睡意全無。他反複咀嚼著臨出發前，周恩來總理的親口囑托：“這是中美交往中斷二十年後第一次重要的高級會晤，說明了美國政府封鎖敵視中國政策的完全失敗。為了擺脫被動局麵，美國不得不放下一貫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來與我們會談……我們應該本著落落大方、以禮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這次工作。”
此行的目的地，巴基斯坦，又使章文晉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靜。5年前，他被任命為駐巴大使，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風浪驟起。親手授予他特命全權證書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身遭劫難，自己卻成為劉少奇主席任命的最後一任大使。妻子張穎被造反派打倒，遭遇到了非人的折磨。孤身在外的自己最終也未能幸免，被這場風暴裹挾而歸……
而今天又是在這裏，他將親手去迎接中美關係的新旅程。周恩來在臨行前特別叮囑：“章文晉文晉啊，我知道你平時不愛說話，但此行事關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動，要多講一點……”
周總理細致入微的關懷使章文晉更加感到了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章文晉反複地思考著這次任務的各個細節，細致地為每一個可能發生的意外都作了準備。
基辛格在外交舞台上可謂飽經風霜的老手了，但在此刻，他的心情也不比章文晉輕鬆多少。他後來回憶道：
“我出席葉海亞的宴會回來休息的時候，大約已經夜裏十一點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難卜……我輾轉反側不能成寐，這還是我任職以來的第一次。我極力想象將會遇到什麽情況。到一個我從未去過的首都去執行如此重大的任務，而且又與國內完全斷絕了聯係，我開始感到有些沒把握了，這也是我任職以來的第一次。”
7月9日淩晨，基辛格和章文晉兩班人馬同時從各自的住所出發，駛向同一個目的地。天還沒有亮，伊斯蘭堡的街燈照著空空的街麵，汽車載著不眠的中美兩國外交官飛快地穿梭而去。章文晉等人在預定起飛時間前10分鍾趕到了機場，汽車直駛到舷梯下麵。波音飛機龐大的軀體靜悄悄地臥在水泥跑道上，除了前艙門，所有的門窗都密不透光，顯得分外的神秘。登上飛機，章文晉在前艙門旁坐下，緊張地屏住呼吸，目不轉睛地盯著艙門外的動靜。此時，時針正指向4點20分。
幾分鍾後，兩輛黑色的轎車疾馳而來，嘎然停在舷梯下。前一輛車裏下來一個瘦高個兒，那是巴基斯坦外交秘書蘇爾坦·汗先生。後一輛車裏鑽出一個胖乎乎的身影……“基辛格！”4位中國外交官迅速辨認出了這個已經在銀幕上熟悉了好久的身影。待基辛格轉過身來，章文晉看見他戴著一副大墨鏡，頂著一個大沿帽，果然是一副“秘密使者”的行頭。
基辛格一行6人快步登上舷梯，跨進了機艙。中美兩國外交官自從1949年以來，從未如此接近地打起了照麵……
“我第一個看到的是章文晉”，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是中國外交部西歐美大司司長，周恩來派他來護送我到北京，表示他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章文晉看起來像艾爾·格雷科油畫中的西班牙紅衣主教——當然他穿的是毛式製服——他嚴肅而大方、聰明而不外露。他運用英語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講英語，但這對於他起草會議文件大有用處。他跟我們打招呼，對他來說，一個高級中國外交官陪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飛行2500英裏到一個他們自稱為世界革命發源地的政府所在地，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蘇爾坦·汗先生作為東道主，殷勤地為雙方一一作了介紹。章文晉等人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與美國高級官員握手的中國外交官。蘇爾坦·汗先生道別離開了飛機。淩晨4點40分，飛機騰空而起。
“我們相互握手致意。這是中美政府高級官員20多年來的第一次握手。一邊是筆挺的西服，另一邊是中山裝和女製服，這不同服裝的鮮明對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龍彬回憶道，“我還清楚地記得，基辛格的手又粗又大。他握手很有力，神態很精明。我當時不禁暗想，這個美帝頭子可能不好對付。”
基辛格的隨行人員中有：
他的特別助理溫斯頓·洛德，後來曾擔任過駐華大使，以及是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國務卿。他夫人是安徽桐城方苞的後裔，著名美籍華人女作家包柏漪。
約翰·霍爾德裏奇，東亞問題專家，後來曾任中美聯絡處副主任。他出生在中國。
迪克·斯萬邁澤，越南問題專家。還有兩位人高馬大、英武有力的特工人員，約翰D·雷迪和加裏·麥克勞德。
機艙中的氣氛開始時十分緊張，中美外交官麵對麵兩排站著，相互打量的目光中充滿著猜疑和警惕。尤其是那兩位美國特工，他們是登上飛機後才知道他們將到哪裏去的。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他們把自己的手和文件箱銬在一起，走到哪裏都提著。基辛格十分打趣地說：“他們那副樣子，好像八億中國人無論怎樣對待他們，他們都能應付一樣。”這也難怪，20年的敵對與隔絕，彼此間太陌生了！
飛機起飛後，大家搬了一張桌子圍坐下來。基辛格首先打破了沉默和尷尬，笑著對唐聞生說：“很高興能見到南西·唐。”
“這是我在美國時的名字。”唐聞生見章文晉愕然的神態，趕緊解釋起來。
基辛格看到他的幽默似乎已經發揮了效力，就接著開玩笑說：
“南西·唐可以競選美國總統，因為她是在美國出生的。而本人卻不行，因為我生在德國……”
眾人都被基辛格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機艙裏的氣氛頓時活躍了起來。章文晉趁機就問起基辛格在伊斯蘭堡裝肚子疼的細節。基辛格更加來了精神，眉飛色舞地誇耀了一番自己的表演天才，引得機艙裏的笑聲響成一片。中美20年敵對的堅冰似乎就在這談笑間煙消水溶了。基辛格詢問了北京的風土人情，又耐心地向中國外交官們解釋美國為什麽要嚴守此行的秘密。基辛格小心翼翼地試探著說：“我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是宣告我們兩國關係的一個新時期，但最好我們首先就整個形勢取得一致的看法。”
章文晉回答道：“周恩來總理將準備和您探討所有的一切問題。”基辛格十分驚訝章文晉和中國方麵的這種坦率，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人和我們圍著一張桌子閑談，好像我們兩國之間沒有一天斷絕過聯係一樣。”
2.震動世界的北京之旅
載著中美兩國外交官的飛機跨越了喜馬拉雅山，也跨越了中美20年的鴻溝。7月19日12時15分，飛機徐徐降落在北京南苑軍用機場。機艙內，兩國外交官都抑製不住此刻內心的激動和喜悅，熱烈地鼓起了掌來。那是一個盛夏的正午，天空多雲，很悶熱。停機坪上，葉劍英元帥和黃華、韓敘、冀朝鑄等頂著酷暑歡迎基辛格一行的到來。葉帥身著中山裝，精神抖擻地站在前麵，當基辛格走下舷梯時，葉帥迎上前來握手問候，用他濃厚的廣東口音連聲說道：“歡迎你，歡迎你！”三輛紅旗轎車疾馳著駛過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直接駛入了釣魚台國賓館五號樓前。用深色窗布緊蔽的車子裏坐的是基辛格等美國客人。
為了迎接這幾位秘密的美國客人，釣魚台五號樓特地重新布置和粉刷了一遍。換上了新的家具、沙發和壁畫，客廳裏還專門增添了一個酒櫃，放滿了各種中外名煙名酒。為了讓客人們吃好，賓館準備了中餐和西餐兩套菜譜，特地從北京飯店和全聚德請來大師傅掌勺。為了讓客人有機會嚐嚐新鮮的北京烤鴨，釣魚台裏還專門搞了一個小烤爐。讓人奇怪的是，美國客人都很適應也很喜歡中餐的口味。尤其是溫斯頓·洛德，他用筷子簡直和中國人一樣得心應手，這肯定是尊夫人教導的功勞了。
下午4點30分，周恩來趕到了釣魚台。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用充滿感情的筆調記錄下了他對周恩來的第一印象：
“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裝，顯得簡單樸素，卻甚為優美。他舉止嫻雅莊重，他使舉座注目的不是魁偉的身軀（像毛澤東或戴高樂那樣），而是他那外弛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製力，就像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一樣。他似乎令人輕鬆自如，但如小心觀察就知並不盡然。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臉上神情就顯得已明白語意，或立即露出微笑，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聽得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一見就感覺得到，顯然，半個世紀來烈火般激烈鬥爭的鍛煉，已將那極度重要的沉著品格烙印在他身上。”
當周恩來出現在賓館門口時，早已等候在這裏的基辛格急忙上前向他伸出了右手。基辛格十分清楚這一伸手的意義，杜勒斯當年在日內瓦的無禮行為在周恩來和中國人心目中的影響需要從他這一握手開始去消除。周恩來露出了會意的微笑，他接住了基辛格伸過來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基辛格寫道：“這是將舊日嫌隙拋於腦後的第一步。”
會談旋即開始。基辛格首先發言，他掏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講稿，洋洋灑灑地作了一個“開場白”式的長篇宏論，從中美關係的曆史一直講到今天的會晤。末了，基辛格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口才，丟開講稿說：
“今天，全球的趨勢使我們相遇在這裏。現實把我們帶到一起，現實也會決定我們的未來。……已有很多人訪問過這個美麗的國土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神秘的國土……”
話音未落，周恩來舉起手來，回答道：“不！不！你會發現她並不神秘。你熟悉之後，她就不會像過去那樣神秘了。”
基辛格猛然一愣，但很快，他發現周恩來講的是真心話。中美關係隔絕了這麽多年，今天的會談不應該沉溺於那一係列“問題”的糾纏，而首先是應該消除“神秘感”，建立起雙邊彼此信任的關係。
會談的氣氛很快為之一變。雙方準備在一大堆具體的事務問題中“大幹一場”的劍拔弩張的氣氛，變成了輕鬆、坦率、富有幽默感和哲理的交談和討論。
第一次會談持續了3小時25分鍾，基辛格感歎道：“態度之坦率，即使盟友之間也是很少能做到的，內容之深刻，隻有在偉人的麵前才會經曆得到。”他的一位助手則更加讚歎道：
“我敢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倆更幽默的外交家了！”外交的目的說穿了就是相互利用。通過談判等手段，外交就是要使對方的立場和自己的立場、對方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對方的目標和自己的目標協調統一起來，進而達到立場、目標和利益的一致或相似。
周恩來與基辛格在第一次會談中，巧妙地繞開了中美20年關係斷絕所產生的種種糾纏不清的棘手問題，一下子抓住了當前問題的要害，點破了基辛格秘密來北京的本質意義。那就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兩國已經有了相互接近的必要性和現實性。周恩來的一句話，使中美雙方在一開始就明確了共同的目標，奠定了未來關係發展的主調，雙方心中的石頭都落了地。基辛格發現自己心目中的想法顯然和周恩來所想的完全一致。他寫道，盡管雙方在表麵上仍然裝出一副輕鬆自如的樣子，但彼此心中都已經明白，“魯比肯河就在背後，事實上我們隻能前進不能後退了”。
前進，障礙就不可避免。中美之間有太大的距離、有太多的障礙。章文晉和中國外交官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直接關懷和領導下為克服障礙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事實證明，中美之間隻要本著共同的利益和認識，在共同的努力下，沒有什麽障礙不可克服，沒有什麽距離不可超越。
中美之間的分歧和障礙，談到最後是公報中關於尼克鬆訪華的那幾個措詞。
美方表示，在公報中應當表現出中國首先發出了邀請，然後尼克鬆加以接受而訪華。
中方則要求，公報應當是尼克鬆首先提出了訪華的願望和要求後，中國才發出邀請的。
在字麵上，這隻是幾個字的差異。但是中美雙方誰都不願意在字眼上體現出自己的主動。這在一方麵關係著中美雙方國內政治局勢中的影響；在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中美20年隔絕所造成的天壤距離。
章文晉和黃華是中美公報談判的直接負責人。毛澤東指示他們：尼克鬆來訪，誰也不主動，雙方都主動。談判持續了兩個晚上，但是都沒有找到突破。
7月10日中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宴請美國客人，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十分嚴肅向基辛格闡述了中國方麵的立場，基辛格也絲毫不讓步：“是北京首先提出總統訪問的，我們不能接受任何條件。”然後，基辛格又十分強硬地逐點反駁周恩來的講話……
眼看談判就要陷入僵局。突然，周恩來打斷了基辛格的發言，說“我們如不先吃，烤鴨就要涼了……”
周恩來又巧妙地利用北京烤鴨轉移了會場上僵持的話題。多虧了這些鴨子，讓雙方的情緒得到了緩解，多少使會談的氣氛有了些鬆動。
激烈的談判一直持續到7月11日上午9點40分，離基辛格離開的時間已經不足3個小時。周恩來在章文晉、黃華草擬的稿子上稍作改動，隻添了“獲悉”兩個字，頓時使中美間糾纏不休的“誰主動”問題迎刃而解，真可謂點石成金、妙筆生花。談判桌上，基辛格禁不住笑逐顏開，公報草案被欣然接受。
送別的午宴上，葉劍英元帥風趣地對基辛格說：“下次再來就不需要再躲在這裏了，可以隨便到外麵去買吃的、買玩的了。”
一路上都戒備森嚴的兩位美國特工，此刻也把文件箱丟在了一邊，和中國同行一起舉杯暢飲。
12點20分，基辛格一行滿載著中國政府贈送的工藝品、相冊和專門索要來的《毛澤東選集》、《人民日報》，圓滿地結束了這次神秘的“波羅一號”使命。
3.“儒家外交”的風采
章文晉的美利堅之緣可謂源遠流長。從他步入外交舞台伊始，他就跟隨著周恩來與美國特使馬歇爾打交道；中美關係正常化的70年代，他成為第一個和基辛格握手的中國外交官。此後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美洲大洋洲事務。1979年，鄧小平同誌應卡特總統的邀請訪問美國，章文晉是這次訪問的“總管家”，代表團的秘書長。1983年3月，章文晉偕夫人張穎再度踏上了美利堅的土地，這一次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的特命全權大使……
此時的章文晉已年近古稀，兩鬢顯露出歲月無情的滄桑，可他精神矍爍，風采不減當年。他淵博的才識、機智的談吐和儒雅的風度很快就征服了美利堅大陸。在章文晉抵達華盛頓後不久，美國各新聞媒體紛紛傳來對新中國這位老外交家的讚譽，學者們稱讚他“充滿東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記者們讚之為“談吐儒雅、機智幽默”；華人社會則更加為新中國的這位大使自豪，稱之為“儒家外交”。
章文晉到任之初，中美關係正處在某種微妙的調整之中。新上台的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多次演講中都對中國頗不友善。正當章文晉要遞交國書的前幾天，發生了轟動一時的“胡娜事件”。在美國訪問的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在途中突然向美國政府提出“政治避難”。這實際上是台灣方麵策劃的，但是盡管中國政府多次提出交涉，美國政府還是批準了胡娜的要求。這一事件在中美關係中蒙上了一層陰影。
4月7日下午，章文晉夫婦來到白宮向總統遞呈國書。那天正好有幾位外國大使都要進行這個儀式。章文晉被排到了最後麵。4點30分時，白宮禮賓司長將章文晉夫婦引進了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裏根總統早就站在那裏準備迎接了。他伸出手來彬彬有禮地和章大使握手，他的手勁很大，章文晉對這位比自己還大兩歲的總統的手勁暗暗叫服。隨後是一係列的禮賓程序，互致頌、答詞，呈上國書，合影留念。一般情況下，這一程序二、三分鍾就可以結束，大使告辭退出。但裏根總統卻出人意料地讓章文晉夫婦坐下，親切地問起話來：“我對中國這樣有千年文明的古國一直非常尊重。希望在我的任期內能有機會到中國訪問，並且登上偉大的長城……”
裏根的舉動讓章文晉感到有些意外，毫無精神準備。好在他經驗豐富，隨機應變的能力也很出色。他微笑著接過總統的話頭，不失分寸地回答道：“如果我能陪同總統夫婦訪問中國，我將會感到極大榮幸。”
預定二、三分鍾就可以結束的儀式，裏根總統卻和章文晉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親切會談。此事立刻成為嗅覺靈敏的媒體和政論家筆頭的一大新聞。章文晉也覺得，裏根的這一舉動顯然表明了他對中美關係的重視。
“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放開手腳地開展工作，進一步打開兩國關係的局麵”，回到使館後，章文晉立即召開了研討會。在會上，章文晉從美中蘇大三角關係、亞太地區格局和中美雙邊交往等多個角度分析了中美關係的狀況。他認為，對前景不能太悲觀，障礙是次要的，友好是主要的。他說：“在外交工作中要主線明確，鬥爭中要分清主次”。
針對當前兩國關係中不冷不熱的狀態，章文晉提出要“多做工作，多宣傳我們的方針政策，爭取更多人理解。無論官方或民間，學術界或工商貿易界，我們都要做。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參讚，隻要有人邀請，都應該走出去。不僅交朋友，還可以發表講演，接受采訪和提問……”
章文晉率先垂範，積極地“走出去”，放開手腳開展工作。他廣泛地周旋在朝野各界，廣交朋友，擴大中國的影響力。
裏根政府的農業部長、大農場主布洛克邀請章大使出席他的家庭晚餐會。飯後，章文晉應邀坐到了鋼琴前麵，熟練地彈奏出古典波蘭舞曲的優美旋律，舉座都驚歎不已。很快，布洛克就在一旁用“朋友間”的方式悄悄地向章大使透露了出口小麥問題的某些細節……
因“水門事件”名噪一時的水門飯店是華盛頓最著名的一家飯店。它的老板沙戈特地為章文晉舉辦了一個規模盛大的宴會。華盛頓的政府高官、議員、各國使節和社會名流都紛紛出席。章文晉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前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曼斯菲爾德緊緊地摟住章文晉的肩膀，激動地說：“我今天才從東京回來，立即趕來歡迎你，我應該說特別歡迎您來美國當大使，而且我有預感，您一定會來。相信您來以後會使兩國關係發展得更好……”會後，興高采烈的飯店主人沙戈還意猶未盡，領著章文晉去參觀地下室裏珍藏著的數以萬計的法國名酒。華盛頓另一座著名飯店、麥迪遜飯店的老板柯恩也不甘落後。他也是章文晉的老相識，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時候，代表團就曾下榻過這家飯店。在他召開的豪華宴會上，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副國務卿和大法官都偕夫人應邀出席。柯恩是華盛頓一個小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他是中美友好的積極推動者。章文晉應邀出席了他的宴會使他感到頗為榮光。興盡之餘，他邀請章文晉來到飯店頂樓他的私人辦公室，十分得意地向章文晉展示他收藏的一百多種來自世界各地的駿馬模型，其中就有中國出土的唐三彩。
紐約是美國的經濟、金融中心，在某種意義上，華爾街的大樓也是美國的權力中心。章文晉在華盛頓展開外交活動的同時，又移師紐約。短短6天的行程，章文晉不辭辛勞地拜訪了大資本家洛克菲勒、政壇宿將尼克鬆、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一係列要人和其它機構，連軸般地安排了18場活動，當地報刊報道說：“新任中國大使到紐約進行旋風式的外交活動！”
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是一位極富戰略眼光的老政治家。當年，他親手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章文晉拜訪了他在紐約的住所，這位獨具慧眼的老人提醒章文晉：“經濟關係是十分重要的，隻有兩國經濟關係的發展才能促進中美關係全麵的、更快的進步。”後來的事實完全證實了尼克鬆的高瞻遠矚。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是一個民間的智囊機構，它匯聚了美國政界、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一大批有誌於推進中美友好的名流和智囊，在美國政府的對華決策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章文晉出席了該委員會舉辦的午餐會。他在會上用流利的英語發表了演說，對中美關係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和闡發。他雄辯的口才深深吸引了出席的觀眾，贏得了陣陣熱烈的掌聲。甚至連結發多年的夫人張穎也發出了由衷的讚歎。
在紐約，章文晉專程拜訪了寓居在這裏的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先生。這位民國遺老號稱“三朝元老”、“外交巨擘”，曾經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叱吒一時，是現代中國最傑出的外交人才。此時，他已經年屆耄耋。顧老先生費了好一番功夫才搞清楚，眼前的這位中國大使是來自大陸而不是台灣。他的臉上露出了驚異的神色，然後愉快地說：“歡迎你，來自中國大陸的大使！”
章文晉的紐約之行還“橫遭”了一次有驚無險的“暗算”。那天，章文晉夫婦從一位朋友家裏出來，打算拜訪一街之隔的洛克菲勒先生。由於紐約的馬路堵車十分厲害，他們決定徒步走過去。正走著，章文晉發現有個青年人用色拉油噴他的衣服，正待回身之時，又有兩個人迅速地擦身而過。幾個人迅速地四向逃開了。章文晉覺得很奇怪。進屋子之後，一位美國朋友急忙問他：“看看少了什麽沒有？”章文晉一摸口袋，才恍然大悟——錢包沒有了。幸虧錢包裏隻有幾張美元，沒什麽重要的東西。曼哈頓的竊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偷到大使身上來了！
章文晉在開展外交工作時，十分重視研究美國的情況。每天早晨上班前，他總要閱讀大量的報紙。針對美國人對中國缺乏了解，社會上流傳著大量歪曲現實的偏見的現象，章文晉主動通過輿論界來宣傳中國。他接受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新聞媒體的采訪，利用各種機會對公眾發表演講。有一次演講中，一位聽眾故意提了一個刁難的問題：“在您演講的時候，外麵正舉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遊行，對此您有何感想？”
“是嗎？”章文晉先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然後說：“我隻看見了會場內對中國人民友好的那種熱烈氣氛。”
會場內響起了一陣愉快的笑聲。章文晉接著說：“在座的人中有那麽多中國人，我請你們都做駐美大使，一起來做好這件大事！”話畢，場下掌聲雷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章文晉在美國各地發表了不下60次的演講。在他的號召下，中國使館的高級外交官發表的講演多達106次。僅1984年的聖誕節，章文晉親手發出的賀卡就多達500多張。這些工作都有力地推進了中美的相互了解和友好關係的發展。
章文晉對美工作中，張穎女士“夫人外交”的功績亦不可沒。張穎女士通過“國際婦女俱樂部”等社交團體，建立了與美國上層及其它國家大使“夫人們”的聯係。國務卿舒爾茨、白宮辦公廳主任貝克、商務部長鮑得裏奇的夫人都是張穎女士的好朋友。初到華盛頓後不久，張穎女士利用大使官邸裝修啟用的機會，以女主人的身份邀請了副總統布什夫人芭芭拉等一大批貴客。眾多高級官員的夫人們會聚一堂，大使官邸的客廳裏頓時珠光輝映、粉黛襲人。剛從使館回來的章文晉見狀不由一愣，打趣地說：“女士們，中國有句古話，貴賓臨門、蓬蓽生輝。但很抱歉，今天我不能當主人，我一個異性太孤單了，難以奉陪……”章文晉言畢就退到一邊去了，由夫人張穎出馬周旋應酬。
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章文晉大使工作的開展離不開使館各個外交官和工作人員的共同協作。章文晉手下的駐美使館陣容，可謂“豪華”。公使有林兆南、胡定一、冀朝鑄、張再，總領事有曹桂生、唐樹備等。尤其是章文晉與胡定一、冀朝鑄三個人的搭檔，號稱“三駕馬車”。章文晉待人寬厚，知人善任，工作中虛心而又敢擔責任，因而將使館擰成了一條繩。他經常說：“周恩來過去常對我們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對大家有充分的信心。”他打破了舊的工作製度的約束，對外交官的要求是：“事前無須多請示，事後要勤匯報。”在他的領導下，使館工作人員紛紛獻計獻策，主動積極地開展起了工作。
中美友好本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胡娜事件”這片烏雲很快就煙消雲散了。1983年5月，美國商務部長訪問了中國，宣布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製。9月，美國國防部長訪華，推進了兩國國防技術的交流。1984年1月，中國政府總理訪問了美國。4月，在草長鶯飛、花紅燕舞的季節，裏根總統的願望得到了實現，他登上了萬裏長城；章文晉也兌現了自己的諾言，陪同裏根總統訪問了中國。到1985年底，中美之間的貿易額迅速增長到了73億美元。中美關係走出了不冷不熱的低穀，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
1985年5月，章文晉結束了他在美國的使命，離任回國。在他即將告別華盛頓之際，華盛頓公共戰略谘詢公司副總裁特地安排記者采訪了幾位著名學者和政治家，請他們談談對章大使的印象。他將這些采訪的錄像精心製作成一個節目，作為一份特殊的禮物送給了章文晉。在采訪中，基辛格十分動情地回憶起14年前他的那次神秘之旅，說：“章文晉大使是我接觸到的第一位中國外交官，他改變了我對新中國外交官的看法……”
4.穿衣打扮，國家的體麵
章文晉出使美利堅的時候，中國大陸正從十年浩劫的災難中走出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中國的航船正駛向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想還十分深地禁錮著人們的頭腦，舊的框框架架還製約著工作的正常開展。章文晉初到美國時就遇到了一係列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條條框框。例如：
外交官不能在使館外請客交朋友。
外交官不能參加外交人員俱樂部。
外交官不能隨便外出，外出必須兩人同行，夫婦倆不能算兩人，還得再加一個……
這些規矩執行死了就難免給工作添麻煩，在美國，主人請大使和夫人出席宴全，一般隻給安排兩個座位，倘若非要帶上第三個人，那就隻好坐在背後，沒飯吃、沒酒喝，這對大使夫婦來說實在是不方便。
“文化大革命”的約束還體現在外交官及其夫人的穿衣打扮、駐外使館的裝修使用方麵。章文晉夫人張穎女士曾經遇到過這方麵的“笑話”。1972年，她率團訪問歐洲，全團不分男女，一律穿著深色中山裝，頭發剪得短短的。抵達瑞士時，當地政府官員前來迎接。他們準備了鮮花，要送給女同誌的。但是，當張穎女士和一位男同誌並排走下飛機時，迎接的官員露出了一臉的迷惑：“到底哪位是女士呢？”幸虧同行的那位男士機靈，馬上把張穎往前推了一步。女士說話的嗓音才使對方分清楚誰是女性，總算避免了一次“性別不分”的尷尬。
住的方麵也一樣。中國政府早在1973年互訪中美聯絡處的時候就在華盛頓S街買下了一幢小樓，作為大使官邸。這座小樓的地段很好，環境十分雅致，周圍都是上層人士和外國使節的住所。但是自買下之後，我國大使從來沒有去住。裏麵又髒又亂，院子裏的樹枝長久不修不剪，枝杈亂長，伸到了另家的院子裏。鄰居都幾乎要發抗議書了。
一位著名的外交和國際關係學者曾經指出：“外交官首先是他的國家的象征代表。外交官不是作為個人為自己而行事的，而是作為他的國家的象征代表行事。”由此看來，駐外使節的穿衣打扮、駐外使館的裝潢修繕在根本上是一個國家實力、地位和威望的象征和體現。法國駐美國的大使館占地之廣、建築之大、陳設之豪華，簡直就像一座宮殿。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國力並不富強，但舉辦的宴會和招待會，規格之高、排場之大、花費之奢侈也不輸給任何一個大國。
章文晉夫婦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到任美國後不久，章文晉要求使館工作人員要打破舊框框的束縛，解放思想，從穿衣打扮這件小事上做起。穿衣打扮，雖然不需要追求奢華，但一定要漂亮、大方、有體麵。
章文晉決心把閑置多年的大使官邸好好修繕一下，利用起來。夫人張穎自告奮勇地擔當起了裝修工程的總設計師。打掃衛生、清理場院，使館上下一齊動手，很快就完成了。麻煩的是室內家具和擺設的替換。首先遇到的就是財務的問題。按照當時的製度規定，使館添置物品，大使的批準權限隻有五百美元。要換一套沙發，工作人員整整在華盛頓跑了一個多月，才找到了一套還看得上去而且價格可以接受的。但是還不能一次就買回來，得分三次開票，分別地搬回來湊齊。更麻煩的是冰櫃。使館經常招待客人，幾乎天天得辦宴會，廚師提出要置一個冷藏冰櫃，以便儲存食品。可是一個冰櫃得700美元，這東西可不像組合沙發，可以拆開買。會計說製度有限，不行。那就隻能買冰箱，499美元，但冰箱隻有一半能冷藏，廚師說不夠用。結果隻好買兩個冰箱，製度沒有違反，但卻花了998美元。
最難辦的是客廳裏掛的一幅毛主席畫像。是一副水墨國畫，但技巧和藝術水準實在讓人不敢恭維。更關鍵的是，這幅畫掛在牆上嚴重影響了客廳的氛圍和布置。這幅畫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掛上去的，但是現在能不能搞下來？大家頓時躊躇莫展，那個時代的陰雲又浮現在大家的腦海裏。最後，張穎女士果斷拍板：“我作主，取下來。不必請示了，也不要匯報給章大使了。”這樣，就換上了一幅當代名家所作的荷花圖，構圖別致，色彩鮮豔，整個客廳的色調和氣氛頓時令人耳目一新。
裝修一新後，整個大使官邸既整潔又大方，洋溢著中華五千年曆史文化的光彩，又呈現出溫馨親切的氣氛。張穎女士在裝修完成之際，請來了使館其它外交官的夫人、當地華人社會上層的婦女以及一些內行的專家，請他們再參謀參謀、指點指點，對官邸進行細致的改進。大使官邸就是大使的家。有了官邸，章文晉就不僅可以在使館招待客人，又可以在家裏款待朋友了。在家裏迎賓送客，更添一種使館沒有的親切感。
5.鄧大姐送來紫羔皮大衣
在即將起程赴美之前，章文晉夫婦曾特地前往看望了鄧穎超大姐。章文晉告訴鄧大姐，他們即將去美國工作。鄧大姐仿佛早有準備，便問起張穎衣服的事，問張穎有沒有皮大衣。說著，鄧大姐就讓秘書拿出一件皮大衣來，送到張穎手上。這是一件名貴的俄國紫羔皮大衣。“這件大衣是解放初，恩來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送給他的。”鄧大姐十分深情地說，“恩來送給了我。這是我惟一可送給你的最好的紀念品了。”鄧大姐接著說：“你過去長期在蔣管區工作，應該知道，入鄉隨俗是很重要的事，否則很難深交朋友，開展工作。現在開放改革，不應該有不必要的顧慮了。”
鄧大姐的一席話使張穎和章文晉在思想上輕鬆了很多。來到美國後不久，章大使籌劃舉辦一次大型的招待會，請使館幾位主要外交官夫婦一齊來商議。張穎發現幾位公使、參讚夫人的穿著都比較陳舊不合時，心裏很有些吃驚。她在表麵上不動聲色，用一種輕鬆的口吻談笑道：“你們為何一式穿的都是半長不短的裙子、襯衣和薄毛衣呢？”
公使夫人陳青是個心直口快的爽朗人，她笑著說：“我們都得先看看大使夫人您是怎樣穿戴的，我們才好決定我們的穿戴哩。”
張穎一下給陳青“將”了一軍，愣了一下。轉念一想，倒也是，她們怕穿得比自己好，會讓自己不高興或難堪，也是出乎禮貌和好心啊。張穎於是笑著說：“我是老太太了，穿得難看點也無妨，可你們都年輕得多，更需要漂亮。你們穿得好是國家的體麵呀！”
在張穎的開導下，幾位夫人回去後紛紛都把自己精心裝扮了一番。在章大使的招待會上，幾位中國外交官夫人“閃亮登場”，使來賓們都十分驚訝，讚歎不已。其實，張穎女士也不是真的“老太太”了，可以無所謂。她在各個場合都十分注意自己的穿著修飾。1983年5月2日，她出席總統招待會，身著白色鑲銀線的金絲錦繡長旗袍，肩披銀灰色的手繡大紗巾。別具一格、超凡脫俗的東方情調脫穎而出，一時間在白宮珠光寶氣的大廳裏引來了眾多人的矚目。
在美國上層人士中，雖然不能說“隻認衣衫不認人”，但“先看衣衫再看人”倒是千真萬確的。眼尖的貴夫人甚至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衣服是從哪個商店買的，哪種檔次，大概值多少錢。所以，穿衣服對中國外交官來說，決不是件隨隨便便的小事。但也不是說，非得穿得珠光寶氣，價值連城，或者說一定要新潮人時，關鍵在於要根據當地的風俗習慣，根據不同場合的需要，根據自己的特點，穿上合適的衣服。
男士的服裝雖說相對簡單些，但要穿著得體、雅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單說穿西服，就有很多細節要注意。比如，深色的西裝就不應配淺色的鞋襪，單排扣西服一般隻能扣上方的一個扣子，襯衣袖口要扣緊等等。
章文晉的衣著相當簡樸、但十分得體大方。他在出國前專門在上海訂做了兩件西服，質料、色調和做工都是第一流的。他每天基本上要換二、三次襯衫和領帶。在這些方麵，他還是很講究的。他剛到美國後不久，當地報紙就有評論，說中國首任聯絡處主任穿毛裝，第二任穿西服，而剛到任的章氏，不僅文質彬彬、儀態瀟灑，所穿的西服也很為考究，不僅合體而且做工精細，可見大陸的水平也實實在在地提高了……
不過，真正的“入鄉隨俗”對章文晉來說，也不是完全沒有困難。美國有不少正式的晚宴，請柬上都會注明男士須穿“黑領帶”，這是一種短式樣的晚禮服。以往中國外交官都穿黑色的中山裝出席這種場合。作為“國服”，穿中山裝未嚐不可。但是這種社交場合每年都不下十幾次，老穿中山裝總讓人感覺有距離感，不太合群。所以，章文晉就找張穎商量是不是也做一身“黑領帶”。
張穎也有些顧慮：“是不是資產階級的味道太濃了點？……”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最終還是張穎下了決心：“既然‘入鄉隨俗’，那麽做一套普通的‘黑領帶’又有何不可？”很快，章文晉就著一身“黑領帶”出現在華盛頓的社交場合。敏感的新聞記者迅速就作出了反應：“中國的開放改革確實不假，大使居然都穿上了‘黑領帶’！”
1969年，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和關懷下，章文晉結束了在江西“五七”幹校一年多的改造生活，重新回到外交戰線上。不久，他出任西歐美澳司司長。在那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歲月裏，周恩來艱難地在風波中把握著共和國巨輪的航程。轉過險灘，駛過惡水，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英明指引下，新中國外交一個曆史性的轉折正在悄悄臨近。
“1971年7月初的一個晚上”，當時在外交部禮賓司工作的唐龍彬回憶道，“我接到通知說，禮賓司代司長韓敘要我馬上去外交部……韓敘單獨告訴我：有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秘密來訪，你要參加接待。明天就去釣魚台國賓館集中。此事要絕對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對家裏人也不能說。”
在差不多同時，接到相同通知的還有王海蓉、唐聞生和章文晉。
這位即將來訪的神秘的美國客人就是後來在中國家喻戶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這幾位中國外交官的使命是專程飛往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北京之旅”。
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要知道，為了這一刻的到來，中美兩國領導人下了多大的決心、承擔了多大的風險、付出了多少心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中美關係經曆了被史學家們稱為“失去的20年”的隔絕和緊張對峙時期。在極端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候，美國外交官對新生中國的外交人員極端無禮。美國國務卿違反起碼的外交禮貌，甚至杜勒斯在國際會議的公開場合拒絕與周恩來握手。
曆史的發展往往都不是以一兩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60年代以後，美國在越南陷入了戰爭泥潭、中蘇關係從“蜜月”走上了決裂和對抗、蘇聯在全球展開了咄咄逼人的霸權攻勢、中國成功地實現了核爆炸……一係列事件都預示著世界格局與國際形勢的巨大轉變。麵對蘇聯的擴張之鋒，美國感到了自身力量的不足，當看到中國作為獨立力量的崛起時，美國不得不把手伸過太平洋，試圖叩響與中國和好的大門。
1969年2月，尼克鬆出訪歐洲。在法國凡爾賽的大特麗愛依宮，尼克鬆與戴高樂進行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談話。在談到中國問題時，尼克鬆說：“在美蘇對話時，美國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隻要中國有了巨大的核進步，我們就毫無選擇的餘地了”。
戴高樂一針見血地回答道：“你現在承認中國，總比將來中國強大後被迫這樣做來得好”。
恰恰在同一時刻，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後，毛澤東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進行一次全麵的細致的研究。在經過近5個月的認真研討之後，“老帥”們果斷地提出，要在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陳老總提出，在中美關係上甚至可以采取一些“不合常規”的思路和手段。
1970年9月27日，尼克鬆在接受《時代周刊》記者的采訪時，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麽重要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
12月18日，毛澤東在接見美國著名作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表示：歡迎尼克鬆這樣的“右派”來訪問中國，因為他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他解決。
但是，願望是一回事，把願望變成實際的行動是另一回事，實際的行動要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又是一回事。中美關係20年的冰凍要在這一刻間化解，談何容易！
為了與中國外交官接觸，傳遞一條信息，美國駐波蘭大使甚至在展覽會的光天化日之下追趕一名中國使館人員。
“有誌者，事竟成！”一開始，中美雙方都懷著千般的狐疑、一步一回頭、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摸摸索索地前進。但中美之間的聯係渠道和交往還是一點一點地積累了起來。
尼克鬆在回憶錄中不無誇耀地對這段艱辛的“外交小步舞”作了一個詳細的記錄：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的措詞的意思。兩天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
“10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渠道’”。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我在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渠道’的開端”。
“12月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台灣問題。”
“1971年初……周恩來讓齊奧塞斯庫給我捎一個口信……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係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製。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乒乓球運動員。”
“信號和口信往返進行了兩年多時間……。現在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我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來到。”
尼克鬆決心邁出的這個“更大的步子”，就是章文晉一行人即將出發去迎接的基辛格“震動全世界”的秘密訪問。
這次訪問被命名為“波羅一號”，意在效仿古代馬可·波羅的那次為西方揭開中國神秘麵紗的傳奇之旅。然而，基辛格先生這次創下的曆史，無論在其神秘性、獨創性、戲劇性，還是在其引發的震動和衝擊性影響力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基辛格首先出發到中東、越南、印度作他獨特的例行穿梭飛行。作為其中的一站，7月8日，基辛格飛抵巴基斯坦。一場精心炮製的好戲就開場了。
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眉飛色舞地描述道：“葉海亞總統在招待宴會中開始執行我們的計劃。我的肚子疼成了大家的話題。他高聲宣布，伊斯蘭堡天氣太熱，會影響我複原，他一定要我到那蒂亞加利的總統別墅去休養，這個別墅靠近總統的賓館，位於穆裏以北的群山中。當我遲疑表示不同意時，他堅持說，在一個穆斯林國家裏，要由主人的意誌而不是客人的意誌來決定。其實這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但他說得懇切異常，以致我手下一個特工人員聽到以後，立即派了他一個同事前往該地，作為‘先行’去了解情況……”
基辛格到達巴基斯坦後就立即裝出了一副肚子疼的樣子，葉海亞總統就順機擺出主人的殷勤好客，挽留基辛格到偏遠的山莊別墅去休養。主客倆一唱一和，大演障眼戲法。新聞界果然被騙了進去，基辛格贏得7整整兩天的隱身時間。不幸的是，為了保密，一位勤懇的特工人員也被騙了進去，他提前趕到了那個別墅。基辛格“無法可施，隻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這位倒黴的特工人員扣留在那蒂亞加利，直到我從北京回來”。
正在伊斯蘭堡的“金蟬脫殼”好戲上演的時候，一架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飛機已經從北京南苑機場騰空而起。飛機越過了冰封素裹的喜馬拉雅山脈，不動聲色地降落在伊斯蘭堡査克拉拉機場。這架能容納一百多名旅客的飛機機艙裏，隻有四位旅客。他們正是章文晉和唐聞生、王海蓉、唐龍彬一行人。他們是8日淩晨出發的。明月西沉，萬籟俱寂，北京還在黎明前的甜夢之中，而飛機上的章文晉卻是睡意全無。他反複咀嚼著臨出發前，周恩來總理的親口囑托：“這是中美交往中斷二十年後第一次重要的高級會晤，說明了美國政府封鎖敵視中國政策的完全失敗。為了擺脫被動局麵，美國不得不放下一貫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來與我們會談……我們應該本著落落大方、以禮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這次工作。”
此行的目的地，巴基斯坦，又使章文晉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靜。5年前，他被任命為駐巴大使，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風浪驟起。親手授予他特命全權證書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身遭劫難，自己卻成為劉少奇主席任命的最後一任大使。妻子張穎被造反派打倒，遭遇到了非人的折磨。孤身在外的自己最終也未能幸免，被這場風暴裹挾而歸……
而今天又是在這裏，他將親手去迎接中美關係的新旅程。周恩來在臨行前特別叮囑：“章文晉文晉啊，我知道你平時不愛說話，但此行事關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動，要多講一點……”
周總理細致入微的關懷使章文晉更加感到了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章文晉反複地思考著這次任務的各個細節，細致地為每一個可能發生的意外都作了準備。
基辛格在外交舞台上可謂飽經風霜的老手了，但在此刻，他的心情也不比章文晉輕鬆多少。他後來回憶道：
“我出席葉海亞的宴會回來休息的時候，大約已經夜裏十一點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難卜……我輾轉反側不能成寐，這還是我任職以來的第一次。我極力想象將會遇到什麽情況。到一個我從未去過的首都去執行如此重大的任務，而且又與國內完全斷絕了聯係，我開始感到有些沒把握了，這也是我任職以來的第一次。”
7月9日淩晨，基辛格和章文晉兩班人馬同時從各自的住所出發，駛向同一個目的地。天還沒有亮，伊斯蘭堡的街燈照著空空的街麵，汽車載著不眠的中美兩國外交官飛快地穿梭而去。章文晉等人在預定起飛時間前10分鍾趕到了機場，汽車直駛到舷梯下麵。波音飛機龐大的軀體靜悄悄地臥在水泥跑道上，除了前艙門，所有的門窗都密不透光，顯得分外的神秘。登上飛機，章文晉在前艙門旁坐下，緊張地屏住呼吸，目不轉睛地盯著艙門外的動靜。此時，時針正指向4點20分。
幾分鍾後，兩輛黑色的轎車疾馳而來，嘎然停在舷梯下。前一輛車裏下來一個瘦高個兒，那是巴基斯坦外交秘書蘇爾坦·汗先生。後一輛車裏鑽出一個胖乎乎的身影……“基辛格！”4位中國外交官迅速辨認出了這個已經在銀幕上熟悉了好久的身影。待基辛格轉過身來，章文晉看見他戴著一副大墨鏡，頂著一個大沿帽，果然是一副“秘密使者”的行頭。
基辛格一行6人快步登上舷梯，跨進了機艙。中美兩國外交官自從1949年以來，從未如此接近地打起了照麵……
“我第一個看到的是章文晉”，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是中國外交部西歐美大司司長，周恩來派他來護送我到北京，表示他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章文晉看起來像艾爾·格雷科油畫中的西班牙紅衣主教——當然他穿的是毛式製服——他嚴肅而大方、聰明而不外露。他運用英語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講英語，但這對於他起草會議文件大有用處。他跟我們打招呼，對他來說，一個高級中國外交官陪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飛行2500英裏到一個他們自稱為世界革命發源地的政府所在地，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蘇爾坦·汗先生作為東道主，殷勤地為雙方一一作了介紹。章文晉等人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與美國高級官員握手的中國外交官。蘇爾坦·汗先生道別離開了飛機。淩晨4點40分，飛機騰空而起。
“我們相互握手致意。這是中美政府高級官員20多年來的第一次握手。一邊是筆挺的西服，另一邊是中山裝和女製服，這不同服裝的鮮明對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龍彬回憶道，“我還清楚地記得，基辛格的手又粗又大。他握手很有力，神態很精明。我當時不禁暗想，這個美帝頭子可能不好對付。”
基辛格的隨行人員中有：
他的特別助理溫斯頓·洛德，後來曾擔任過駐華大使，以及是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國務卿。他夫人是安徽桐城方苞的後裔，著名美籍華人女作家包柏漪。
約翰·霍爾德裏奇，東亞問題專家，後來曾任中美聯絡處副主任。他出生在中國。
迪克·斯萬邁澤，越南問題專家。還有兩位人高馬大、英武有力的特工人員，約翰D·雷迪和加裏·麥克勞德。
機艙中的氣氛開始時十分緊張，中美外交官麵對麵兩排站著，相互打量的目光中充滿著猜疑和警惕。尤其是那兩位美國特工，他們是登上飛機後才知道他們將到哪裏去的。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他們把自己的手和文件箱銬在一起，走到哪裏都提著。基辛格十分打趣地說：“他們那副樣子，好像八億中國人無論怎樣對待他們，他們都能應付一樣。”這也難怪，20年的敵對與隔絕，彼此間太陌生了！
飛機起飛後，大家搬了一張桌子圍坐下來。基辛格首先打破了沉默和尷尬，笑著對唐聞生說：“很高興能見到南西·唐。”
“這是我在美國時的名字。”唐聞生見章文晉愕然的神態，趕緊解釋起來。
基辛格看到他的幽默似乎已經發揮了效力，就接著開玩笑說：
“南西·唐可以競選美國總統，因為她是在美國出生的。而本人卻不行，因為我生在德國……”
眾人都被基辛格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機艙裏的氣氛頓時活躍了起來。章文晉趁機就問起基辛格在伊斯蘭堡裝肚子疼的細節。基辛格更加來了精神，眉飛色舞地誇耀了一番自己的表演天才，引得機艙裏的笑聲響成一片。中美20年敵對的堅冰似乎就在這談笑間煙消水溶了。基辛格詢問了北京的風土人情，又耐心地向中國外交官們解釋美國為什麽要嚴守此行的秘密。基辛格小心翼翼地試探著說：“我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是宣告我們兩國關係的一個新時期，但最好我們首先就整個形勢取得一致的看法。”
章文晉回答道：“周恩來總理將準備和您探討所有的一切問題。”基辛格十分驚訝章文晉和中國方麵的這種坦率，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人和我們圍著一張桌子閑談，好像我們兩國之間沒有一天斷絕過聯係一樣。”
2.震動世界的北京之旅
載著中美兩國外交官的飛機跨越了喜馬拉雅山，也跨越了中美20年的鴻溝。7月19日12時15分，飛機徐徐降落在北京南苑軍用機場。機艙內，兩國外交官都抑製不住此刻內心的激動和喜悅，熱烈地鼓起了掌來。那是一個盛夏的正午，天空多雲，很悶熱。停機坪上，葉劍英元帥和黃華、韓敘、冀朝鑄等頂著酷暑歡迎基辛格一行的到來。葉帥身著中山裝，精神抖擻地站在前麵，當基辛格走下舷梯時，葉帥迎上前來握手問候，用他濃厚的廣東口音連聲說道：“歡迎你，歡迎你！”三輛紅旗轎車疾馳著駛過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直接駛入了釣魚台國賓館五號樓前。用深色窗布緊蔽的車子裏坐的是基辛格等美國客人。
為了迎接這幾位秘密的美國客人，釣魚台五號樓特地重新布置和粉刷了一遍。換上了新的家具、沙發和壁畫，客廳裏還專門增添了一個酒櫃，放滿了各種中外名煙名酒。為了讓客人們吃好，賓館準備了中餐和西餐兩套菜譜，特地從北京飯店和全聚德請來大師傅掌勺。為了讓客人有機會嚐嚐新鮮的北京烤鴨，釣魚台裏還專門搞了一個小烤爐。讓人奇怪的是，美國客人都很適應也很喜歡中餐的口味。尤其是溫斯頓·洛德，他用筷子簡直和中國人一樣得心應手，這肯定是尊夫人教導的功勞了。
下午4點30分，周恩來趕到了釣魚台。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用充滿感情的筆調記錄下了他對周恩來的第一印象：
“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裝，顯得簡單樸素，卻甚為優美。他舉止嫻雅莊重，他使舉座注目的不是魁偉的身軀（像毛澤東或戴高樂那樣），而是他那外弛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製力，就像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一樣。他似乎令人輕鬆自如，但如小心觀察就知並不盡然。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臉上神情就顯得已明白語意，或立即露出微笑，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聽得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一見就感覺得到，顯然，半個世紀來烈火般激烈鬥爭的鍛煉，已將那極度重要的沉著品格烙印在他身上。”
當周恩來出現在賓館門口時，早已等候在這裏的基辛格急忙上前向他伸出了右手。基辛格十分清楚這一伸手的意義，杜勒斯當年在日內瓦的無禮行為在周恩來和中國人心目中的影響需要從他這一握手開始去消除。周恩來露出了會意的微笑，他接住了基辛格伸過來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基辛格寫道：“這是將舊日嫌隙拋於腦後的第一步。”
會談旋即開始。基辛格首先發言，他掏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講稿，洋洋灑灑地作了一個“開場白”式的長篇宏論，從中美關係的曆史一直講到今天的會晤。末了，基辛格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口才，丟開講稿說：
“今天，全球的趨勢使我們相遇在這裏。現實把我們帶到一起，現實也會決定我們的未來。……已有很多人訪問過這個美麗的國土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神秘的國土……”
話音未落，周恩來舉起手來，回答道：“不！不！你會發現她並不神秘。你熟悉之後，她就不會像過去那樣神秘了。”
基辛格猛然一愣，但很快，他發現周恩來講的是真心話。中美關係隔絕了這麽多年，今天的會談不應該沉溺於那一係列“問題”的糾纏，而首先是應該消除“神秘感”，建立起雙邊彼此信任的關係。
會談的氣氛很快為之一變。雙方準備在一大堆具體的事務問題中“大幹一場”的劍拔弩張的氣氛，變成了輕鬆、坦率、富有幽默感和哲理的交談和討論。
第一次會談持續了3小時25分鍾，基辛格感歎道：“態度之坦率，即使盟友之間也是很少能做到的，內容之深刻，隻有在偉人的麵前才會經曆得到。”他的一位助手則更加讚歎道：
“我敢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倆更幽默的外交家了！”外交的目的說穿了就是相互利用。通過談判等手段，外交就是要使對方的立場和自己的立場、對方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對方的目標和自己的目標協調統一起來，進而達到立場、目標和利益的一致或相似。
周恩來與基辛格在第一次會談中，巧妙地繞開了中美20年關係斷絕所產生的種種糾纏不清的棘手問題，一下子抓住了當前問題的要害，點破了基辛格秘密來北京的本質意義。那就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兩國已經有了相互接近的必要性和現實性。周恩來的一句話，使中美雙方在一開始就明確了共同的目標，奠定了未來關係發展的主調，雙方心中的石頭都落了地。基辛格發現自己心目中的想法顯然和周恩來所想的完全一致。他寫道，盡管雙方在表麵上仍然裝出一副輕鬆自如的樣子，但彼此心中都已經明白，“魯比肯河就在背後，事實上我們隻能前進不能後退了”。
前進，障礙就不可避免。中美之間有太大的距離、有太多的障礙。章文晉和中國外交官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直接關懷和領導下為克服障礙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事實證明，中美之間隻要本著共同的利益和認識，在共同的努力下，沒有什麽障礙不可克服，沒有什麽距離不可超越。
中美之間的分歧和障礙，談到最後是公報中關於尼克鬆訪華的那幾個措詞。
美方表示，在公報中應當表現出中國首先發出了邀請，然後尼克鬆加以接受而訪華。
中方則要求，公報應當是尼克鬆首先提出了訪華的願望和要求後，中國才發出邀請的。
在字麵上，這隻是幾個字的差異。但是中美雙方誰都不願意在字眼上體現出自己的主動。這在一方麵關係著中美雙方國內政治局勢中的影響；在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中美20年隔絕所造成的天壤距離。
章文晉和黃華是中美公報談判的直接負責人。毛澤東指示他們：尼克鬆來訪，誰也不主動，雙方都主動。談判持續了兩個晚上，但是都沒有找到突破。
7月10日中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宴請美國客人，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十分嚴肅向基辛格闡述了中國方麵的立場，基辛格也絲毫不讓步：“是北京首先提出總統訪問的，我們不能接受任何條件。”然後，基辛格又十分強硬地逐點反駁周恩來的講話……
眼看談判就要陷入僵局。突然，周恩來打斷了基辛格的發言，說“我們如不先吃，烤鴨就要涼了……”
周恩來又巧妙地利用北京烤鴨轉移了會場上僵持的話題。多虧了這些鴨子，讓雙方的情緒得到了緩解，多少使會談的氣氛有了些鬆動。
激烈的談判一直持續到7月11日上午9點40分，離基辛格離開的時間已經不足3個小時。周恩來在章文晉、黃華草擬的稿子上稍作改動，隻添了“獲悉”兩個字，頓時使中美間糾纏不休的“誰主動”問題迎刃而解，真可謂點石成金、妙筆生花。談判桌上，基辛格禁不住笑逐顏開，公報草案被欣然接受。
送別的午宴上，葉劍英元帥風趣地對基辛格說：“下次再來就不需要再躲在這裏了，可以隨便到外麵去買吃的、買玩的了。”
一路上都戒備森嚴的兩位美國特工，此刻也把文件箱丟在了一邊，和中國同行一起舉杯暢飲。
12點20分，基辛格一行滿載著中國政府贈送的工藝品、相冊和專門索要來的《毛澤東選集》、《人民日報》，圓滿地結束了這次神秘的“波羅一號”使命。
3.“儒家外交”的風采
章文晉的美利堅之緣可謂源遠流長。從他步入外交舞台伊始，他就跟隨著周恩來與美國特使馬歇爾打交道；中美關係正常化的70年代，他成為第一個和基辛格握手的中國外交官。此後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美洲大洋洲事務。1979年，鄧小平同誌應卡特總統的邀請訪問美國，章文晉是這次訪問的“總管家”，代表團的秘書長。1983年3月，章文晉偕夫人張穎再度踏上了美利堅的土地，這一次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的特命全權大使……
此時的章文晉已年近古稀，兩鬢顯露出歲月無情的滄桑，可他精神矍爍，風采不減當年。他淵博的才識、機智的談吐和儒雅的風度很快就征服了美利堅大陸。在章文晉抵達華盛頓後不久，美國各新聞媒體紛紛傳來對新中國這位老外交家的讚譽，學者們稱讚他“充滿東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記者們讚之為“談吐儒雅、機智幽默”；華人社會則更加為新中國的這位大使自豪，稱之為“儒家外交”。
章文晉到任之初，中美關係正處在某種微妙的調整之中。新上台的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多次演講中都對中國頗不友善。正當章文晉要遞交國書的前幾天，發生了轟動一時的“胡娜事件”。在美國訪問的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在途中突然向美國政府提出“政治避難”。這實際上是台灣方麵策劃的，但是盡管中國政府多次提出交涉，美國政府還是批準了胡娜的要求。這一事件在中美關係中蒙上了一層陰影。
4月7日下午，章文晉夫婦來到白宮向總統遞呈國書。那天正好有幾位外國大使都要進行這個儀式。章文晉被排到了最後麵。4點30分時，白宮禮賓司長將章文晉夫婦引進了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裏根總統早就站在那裏準備迎接了。他伸出手來彬彬有禮地和章大使握手，他的手勁很大，章文晉對這位比自己還大兩歲的總統的手勁暗暗叫服。隨後是一係列的禮賓程序，互致頌、答詞，呈上國書，合影留念。一般情況下，這一程序二、三分鍾就可以結束，大使告辭退出。但裏根總統卻出人意料地讓章文晉夫婦坐下，親切地問起話來：“我對中國這樣有千年文明的古國一直非常尊重。希望在我的任期內能有機會到中國訪問，並且登上偉大的長城……”
裏根的舉動讓章文晉感到有些意外，毫無精神準備。好在他經驗豐富，隨機應變的能力也很出色。他微笑著接過總統的話頭，不失分寸地回答道：“如果我能陪同總統夫婦訪問中國，我將會感到極大榮幸。”
預定二、三分鍾就可以結束的儀式，裏根總統卻和章文晉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親切會談。此事立刻成為嗅覺靈敏的媒體和政論家筆頭的一大新聞。章文晉也覺得，裏根的這一舉動顯然表明了他對中美關係的重視。
“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放開手腳地開展工作，進一步打開兩國關係的局麵”，回到使館後，章文晉立即召開了研討會。在會上，章文晉從美中蘇大三角關係、亞太地區格局和中美雙邊交往等多個角度分析了中美關係的狀況。他認為，對前景不能太悲觀，障礙是次要的，友好是主要的。他說：“在外交工作中要主線明確，鬥爭中要分清主次”。
針對當前兩國關係中不冷不熱的狀態，章文晉提出要“多做工作，多宣傳我們的方針政策，爭取更多人理解。無論官方或民間，學術界或工商貿易界，我們都要做。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參讚，隻要有人邀請，都應該走出去。不僅交朋友，還可以發表講演，接受采訪和提問……”
章文晉率先垂範，積極地“走出去”，放開手腳開展工作。他廣泛地周旋在朝野各界，廣交朋友，擴大中國的影響力。
裏根政府的農業部長、大農場主布洛克邀請章大使出席他的家庭晚餐會。飯後，章文晉應邀坐到了鋼琴前麵，熟練地彈奏出古典波蘭舞曲的優美旋律，舉座都驚歎不已。很快，布洛克就在一旁用“朋友間”的方式悄悄地向章大使透露了出口小麥問題的某些細節……
因“水門事件”名噪一時的水門飯店是華盛頓最著名的一家飯店。它的老板沙戈特地為章文晉舉辦了一個規模盛大的宴會。華盛頓的政府高官、議員、各國使節和社會名流都紛紛出席。章文晉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前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曼斯菲爾德緊緊地摟住章文晉的肩膀，激動地說：“我今天才從東京回來，立即趕來歡迎你，我應該說特別歡迎您來美國當大使，而且我有預感，您一定會來。相信您來以後會使兩國關係發展得更好……”會後，興高采烈的飯店主人沙戈還意猶未盡，領著章文晉去參觀地下室裏珍藏著的數以萬計的法國名酒。華盛頓另一座著名飯店、麥迪遜飯店的老板柯恩也不甘落後。他也是章文晉的老相識，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時候，代表團就曾下榻過這家飯店。在他召開的豪華宴會上，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副國務卿和大法官都偕夫人應邀出席。柯恩是華盛頓一個小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他是中美友好的積極推動者。章文晉應邀出席了他的宴會使他感到頗為榮光。興盡之餘，他邀請章文晉來到飯店頂樓他的私人辦公室，十分得意地向章文晉展示他收藏的一百多種來自世界各地的駿馬模型，其中就有中國出土的唐三彩。
紐約是美國的經濟、金融中心，在某種意義上，華爾街的大樓也是美國的權力中心。章文晉在華盛頓展開外交活動的同時，又移師紐約。短短6天的行程，章文晉不辭辛勞地拜訪了大資本家洛克菲勒、政壇宿將尼克鬆、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一係列要人和其它機構，連軸般地安排了18場活動，當地報刊報道說：“新任中國大使到紐約進行旋風式的外交活動！”
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是一位極富戰略眼光的老政治家。當年，他親手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章文晉拜訪了他在紐約的住所，這位獨具慧眼的老人提醒章文晉：“經濟關係是十分重要的，隻有兩國經濟關係的發展才能促進中美關係全麵的、更快的進步。”後來的事實完全證實了尼克鬆的高瞻遠矚。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是一個民間的智囊機構，它匯聚了美國政界、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一大批有誌於推進中美友好的名流和智囊，在美國政府的對華決策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章文晉出席了該委員會舉辦的午餐會。他在會上用流利的英語發表了演說，對中美關係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和闡發。他雄辯的口才深深吸引了出席的觀眾，贏得了陣陣熱烈的掌聲。甚至連結發多年的夫人張穎也發出了由衷的讚歎。
在紐約，章文晉專程拜訪了寓居在這裏的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先生。這位民國遺老號稱“三朝元老”、“外交巨擘”，曾經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叱吒一時，是現代中國最傑出的外交人才。此時，他已經年屆耄耋。顧老先生費了好一番功夫才搞清楚，眼前的這位中國大使是來自大陸而不是台灣。他的臉上露出了驚異的神色，然後愉快地說：“歡迎你，來自中國大陸的大使！”
章文晉的紐約之行還“橫遭”了一次有驚無險的“暗算”。那天，章文晉夫婦從一位朋友家裏出來，打算拜訪一街之隔的洛克菲勒先生。由於紐約的馬路堵車十分厲害，他們決定徒步走過去。正走著，章文晉發現有個青年人用色拉油噴他的衣服，正待回身之時，又有兩個人迅速地擦身而過。幾個人迅速地四向逃開了。章文晉覺得很奇怪。進屋子之後，一位美國朋友急忙問他：“看看少了什麽沒有？”章文晉一摸口袋，才恍然大悟——錢包沒有了。幸虧錢包裏隻有幾張美元，沒什麽重要的東西。曼哈頓的竊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偷到大使身上來了！
章文晉在開展外交工作時，十分重視研究美國的情況。每天早晨上班前，他總要閱讀大量的報紙。針對美國人對中國缺乏了解，社會上流傳著大量歪曲現實的偏見的現象，章文晉主動通過輿論界來宣傳中國。他接受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新聞媒體的采訪，利用各種機會對公眾發表演講。有一次演講中，一位聽眾故意提了一個刁難的問題：“在您演講的時候，外麵正舉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遊行，對此您有何感想？”
“是嗎？”章文晉先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然後說：“我隻看見了會場內對中國人民友好的那種熱烈氣氛。”
會場內響起了一陣愉快的笑聲。章文晉接著說：“在座的人中有那麽多中國人，我請你們都做駐美大使，一起來做好這件大事！”話畢，場下掌聲雷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章文晉在美國各地發表了不下60次的演講。在他的號召下，中國使館的高級外交官發表的講演多達106次。僅1984年的聖誕節，章文晉親手發出的賀卡就多達500多張。這些工作都有力地推進了中美的相互了解和友好關係的發展。
章文晉對美工作中，張穎女士“夫人外交”的功績亦不可沒。張穎女士通過“國際婦女俱樂部”等社交團體，建立了與美國上層及其它國家大使“夫人們”的聯係。國務卿舒爾茨、白宮辦公廳主任貝克、商務部長鮑得裏奇的夫人都是張穎女士的好朋友。初到華盛頓後不久，張穎女士利用大使官邸裝修啟用的機會，以女主人的身份邀請了副總統布什夫人芭芭拉等一大批貴客。眾多高級官員的夫人們會聚一堂，大使官邸的客廳裏頓時珠光輝映、粉黛襲人。剛從使館回來的章文晉見狀不由一愣，打趣地說：“女士們，中國有句古話，貴賓臨門、蓬蓽生輝。但很抱歉，今天我不能當主人，我一個異性太孤單了，難以奉陪……”章文晉言畢就退到一邊去了，由夫人張穎出馬周旋應酬。
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章文晉大使工作的開展離不開使館各個外交官和工作人員的共同協作。章文晉手下的駐美使館陣容，可謂“豪華”。公使有林兆南、胡定一、冀朝鑄、張再，總領事有曹桂生、唐樹備等。尤其是章文晉與胡定一、冀朝鑄三個人的搭檔，號稱“三駕馬車”。章文晉待人寬厚，知人善任，工作中虛心而又敢擔責任，因而將使館擰成了一條繩。他經常說：“周恩來過去常對我們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對大家有充分的信心。”他打破了舊的工作製度的約束，對外交官的要求是：“事前無須多請示，事後要勤匯報。”在他的領導下，使館工作人員紛紛獻計獻策，主動積極地開展起了工作。
中美友好本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胡娜事件”這片烏雲很快就煙消雲散了。1983年5月，美國商務部長訪問了中國，宣布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製。9月，美國國防部長訪華，推進了兩國國防技術的交流。1984年1月，中國政府總理訪問了美國。4月，在草長鶯飛、花紅燕舞的季節，裏根總統的願望得到了實現，他登上了萬裏長城；章文晉也兌現了自己的諾言，陪同裏根總統訪問了中國。到1985年底，中美之間的貿易額迅速增長到了73億美元。中美關係走出了不冷不熱的低穀，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
1985年5月，章文晉結束了他在美國的使命，離任回國。在他即將告別華盛頓之際，華盛頓公共戰略谘詢公司副總裁特地安排記者采訪了幾位著名學者和政治家，請他們談談對章大使的印象。他將這些采訪的錄像精心製作成一個節目，作為一份特殊的禮物送給了章文晉。在采訪中，基辛格十分動情地回憶起14年前他的那次神秘之旅，說：“章文晉大使是我接觸到的第一位中國外交官，他改變了我對新中國外交官的看法……”
4.穿衣打扮，國家的體麵
章文晉出使美利堅的時候，中國大陸正從十年浩劫的災難中走出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中國的航船正駛向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想還十分深地禁錮著人們的頭腦，舊的框框架架還製約著工作的正常開展。章文晉初到美國時就遇到了一係列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條條框框。例如：
外交官不能在使館外請客交朋友。
外交官不能參加外交人員俱樂部。
外交官不能隨便外出，外出必須兩人同行，夫婦倆不能算兩人，還得再加一個……
這些規矩執行死了就難免給工作添麻煩，在美國，主人請大使和夫人出席宴全，一般隻給安排兩個座位，倘若非要帶上第三個人，那就隻好坐在背後，沒飯吃、沒酒喝，這對大使夫婦來說實在是不方便。
“文化大革命”的約束還體現在外交官及其夫人的穿衣打扮、駐外使館的裝修使用方麵。章文晉夫人張穎女士曾經遇到過這方麵的“笑話”。1972年，她率團訪問歐洲，全團不分男女，一律穿著深色中山裝，頭發剪得短短的。抵達瑞士時，當地政府官員前來迎接。他們準備了鮮花，要送給女同誌的。但是，當張穎女士和一位男同誌並排走下飛機時，迎接的官員露出了一臉的迷惑：“到底哪位是女士呢？”幸虧同行的那位男士機靈，馬上把張穎往前推了一步。女士說話的嗓音才使對方分清楚誰是女性，總算避免了一次“性別不分”的尷尬。
住的方麵也一樣。中國政府早在1973年互訪中美聯絡處的時候就在華盛頓S街買下了一幢小樓，作為大使官邸。這座小樓的地段很好，環境十分雅致，周圍都是上層人士和外國使節的住所。但是自買下之後，我國大使從來沒有去住。裏麵又髒又亂，院子裏的樹枝長久不修不剪，枝杈亂長，伸到了另家的院子裏。鄰居都幾乎要發抗議書了。
一位著名的外交和國際關係學者曾經指出：“外交官首先是他的國家的象征代表。外交官不是作為個人為自己而行事的，而是作為他的國家的象征代表行事。”由此看來，駐外使節的穿衣打扮、駐外使館的裝潢修繕在根本上是一個國家實力、地位和威望的象征和體現。法國駐美國的大使館占地之廣、建築之大、陳設之豪華，簡直就像一座宮殿。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國力並不富強，但舉辦的宴會和招待會，規格之高、排場之大、花費之奢侈也不輸給任何一個大國。
章文晉夫婦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到任美國後不久，章文晉要求使館工作人員要打破舊框框的束縛，解放思想，從穿衣打扮這件小事上做起。穿衣打扮，雖然不需要追求奢華，但一定要漂亮、大方、有體麵。
章文晉決心把閑置多年的大使官邸好好修繕一下，利用起來。夫人張穎自告奮勇地擔當起了裝修工程的總設計師。打掃衛生、清理場院，使館上下一齊動手，很快就完成了。麻煩的是室內家具和擺設的替換。首先遇到的就是財務的問題。按照當時的製度規定，使館添置物品，大使的批準權限隻有五百美元。要換一套沙發，工作人員整整在華盛頓跑了一個多月，才找到了一套還看得上去而且價格可以接受的。但是還不能一次就買回來，得分三次開票，分別地搬回來湊齊。更麻煩的是冰櫃。使館經常招待客人，幾乎天天得辦宴會，廚師提出要置一個冷藏冰櫃，以便儲存食品。可是一個冰櫃得700美元，這東西可不像組合沙發，可以拆開買。會計說製度有限，不行。那就隻能買冰箱，499美元，但冰箱隻有一半能冷藏，廚師說不夠用。結果隻好買兩個冰箱，製度沒有違反，但卻花了998美元。
最難辦的是客廳裏掛的一幅毛主席畫像。是一副水墨國畫，但技巧和藝術水準實在讓人不敢恭維。更關鍵的是，這幅畫掛在牆上嚴重影響了客廳的氛圍和布置。這幅畫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掛上去的，但是現在能不能搞下來？大家頓時躊躇莫展，那個時代的陰雲又浮現在大家的腦海裏。最後，張穎女士果斷拍板：“我作主，取下來。不必請示了，也不要匯報給章大使了。”這樣，就換上了一幅當代名家所作的荷花圖，構圖別致，色彩鮮豔，整個客廳的色調和氣氛頓時令人耳目一新。
裝修一新後，整個大使官邸既整潔又大方，洋溢著中華五千年曆史文化的光彩，又呈現出溫馨親切的氣氛。張穎女士在裝修完成之際，請來了使館其它外交官的夫人、當地華人社會上層的婦女以及一些內行的專家，請他們再參謀參謀、指點指點，對官邸進行細致的改進。大使官邸就是大使的家。有了官邸，章文晉就不僅可以在使館招待客人，又可以在家裏款待朋友了。在家裏迎賓送客，更添一種使館沒有的親切感。
5.鄧大姐送來紫羔皮大衣
在即將起程赴美之前，章文晉夫婦曾特地前往看望了鄧穎超大姐。章文晉告訴鄧大姐，他們即將去美國工作。鄧大姐仿佛早有準備，便問起張穎衣服的事，問張穎有沒有皮大衣。說著，鄧大姐就讓秘書拿出一件皮大衣來，送到張穎手上。這是一件名貴的俄國紫羔皮大衣。“這件大衣是解放初，恩來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送給他的。”鄧大姐十分深情地說，“恩來送給了我。這是我惟一可送給你的最好的紀念品了。”鄧大姐接著說：“你過去長期在蔣管區工作，應該知道，入鄉隨俗是很重要的事，否則很難深交朋友，開展工作。現在開放改革，不應該有不必要的顧慮了。”
鄧大姐的一席話使張穎和章文晉在思想上輕鬆了很多。來到美國後不久，章大使籌劃舉辦一次大型的招待會，請使館幾位主要外交官夫婦一齊來商議。張穎發現幾位公使、參讚夫人的穿著都比較陳舊不合時，心裏很有些吃驚。她在表麵上不動聲色，用一種輕鬆的口吻談笑道：“你們為何一式穿的都是半長不短的裙子、襯衣和薄毛衣呢？”
公使夫人陳青是個心直口快的爽朗人，她笑著說：“我們都得先看看大使夫人您是怎樣穿戴的，我們才好決定我們的穿戴哩。”
張穎一下給陳青“將”了一軍，愣了一下。轉念一想，倒也是，她們怕穿得比自己好，會讓自己不高興或難堪，也是出乎禮貌和好心啊。張穎於是笑著說：“我是老太太了，穿得難看點也無妨，可你們都年輕得多，更需要漂亮。你們穿得好是國家的體麵呀！”
在張穎的開導下，幾位夫人回去後紛紛都把自己精心裝扮了一番。在章大使的招待會上，幾位中國外交官夫人“閃亮登場”，使來賓們都十分驚訝，讚歎不已。其實，張穎女士也不是真的“老太太”了，可以無所謂。她在各個場合都十分注意自己的穿著修飾。1983年5月2日，她出席總統招待會，身著白色鑲銀線的金絲錦繡長旗袍，肩披銀灰色的手繡大紗巾。別具一格、超凡脫俗的東方情調脫穎而出，一時間在白宮珠光寶氣的大廳裏引來了眾多人的矚目。
在美國上層人士中，雖然不能說“隻認衣衫不認人”，但“先看衣衫再看人”倒是千真萬確的。眼尖的貴夫人甚至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衣服是從哪個商店買的，哪種檔次，大概值多少錢。所以，穿衣服對中國外交官來說，決不是件隨隨便便的小事。但也不是說，非得穿得珠光寶氣，價值連城，或者說一定要新潮人時，關鍵在於要根據當地的風俗習慣，根據不同場合的需要，根據自己的特點，穿上合適的衣服。
男士的服裝雖說相對簡單些，但要穿著得體、雅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單說穿西服，就有很多細節要注意。比如，深色的西裝就不應配淺色的鞋襪，單排扣西服一般隻能扣上方的一個扣子，襯衣袖口要扣緊等等。
章文晉的衣著相當簡樸、但十分得體大方。他在出國前專門在上海訂做了兩件西服，質料、色調和做工都是第一流的。他每天基本上要換二、三次襯衫和領帶。在這些方麵，他還是很講究的。他剛到美國後不久，當地報紙就有評論，說中國首任聯絡處主任穿毛裝，第二任穿西服，而剛到任的章氏，不僅文質彬彬、儀態瀟灑，所穿的西服也很為考究，不僅合體而且做工精細，可見大陸的水平也實實在在地提高了……
不過，真正的“入鄉隨俗”對章文晉來說，也不是完全沒有困難。美國有不少正式的晚宴，請柬上都會注明男士須穿“黑領帶”，這是一種短式樣的晚禮服。以往中國外交官都穿黑色的中山裝出席這種場合。作為“國服”，穿中山裝未嚐不可。但是這種社交場合每年都不下十幾次，老穿中山裝總讓人感覺有距離感，不太合群。所以，章文晉就找張穎商量是不是也做一身“黑領帶”。
張穎也有些顧慮：“是不是資產階級的味道太濃了點？……”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最終還是張穎下了決心：“既然‘入鄉隨俗’，那麽做一套普通的‘黑領帶’又有何不可？”很快，章文晉就著一身“黑領帶”出現在華盛頓的社交場合。敏感的新聞記者迅速就作出了反應：“中國的開放改革確實不假，大使居然都穿上了‘黑領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