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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曲折的人生
1.“談判老了周恩來，也老了我”
王炳南清晰地記得1946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代表團由重慶移至南京談判的前夕，在曾家岩五十號舉行的向文化界人士話別的茶會上，年僅48歲的周恩來感慨萬端地說：“重慶真是一個談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
王炳南沒有想到，“已經談老了”這句話會成為他生命的寫照。“逝者如斯夫”。解放前，在周恩來身邊，長期與國民黨談判。建國後，他的外交生涯中有九年是在談判桌上度過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談，直到1964年，他才奉調回國，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之職。這一次工作和職務的變遷，結束了他的談判生涯，使他肩上擔著更重的擔子。所以王炳南常說：“談判老了周恩來同誌，也老了我。”
2.三次婚姻，停職反省
誰曾料到，回國才剛兩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便席卷全國，王炳南隨即被停職反省。在那個黑白顛倒、人妖不分的年代裏，堂堂外交部副部長竟被關在北京六國飯店的地下室裏，失去了自由。
更大的曲折還在於他一生的三次婚姻。
1954年前，王炳南的第一位妻子是金發碧眼的王安娜。她從1931年起積極參加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為此曾兩度被捕入獄，自1936年她隨王炳南來華後，就一直在中國生活了20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王安娜熱愛中國，稱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她和中共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葉劍英、李克農、廖承誌、鄧穎超和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如宋慶齡、何香凝、楊虎城、沈鈞儒、魯迅、茅盾以及在華的國際友人如斯諾、史沫特萊、馬海德、艾黎等都有密切交往。
1945年王炳南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在他身邊的王安娜則這樣回憶說：“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在延安的一個劇場裏。毛澤東的座位離我不遠。他的前額很寬，顴骨並不顯露，嘴唇就像一彎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臉部表情豐富，不住地變化。看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間又若有所思，很嚴肅地不知在說些什麽。”
後來，王安娜與毛主席如親如友地共話家常，他們談社會，談文學，談辣椒粉做調味品的菜的特色，談各種話題。
一次，當話題談到王安娜的兒子黎明是黑眼睛、黑頭發、皮膚都接近中國人的顏色時，毛澤東幽默地說：“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發、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一般說來，你們德國人總是以德國的強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麽也敵不過中國人，我們的人種好像比你們強呢？”1955年，王炳南的第一個妻子王安娜因與他誌向不合，便“好朋友似的”與他分手，返回德國定居。關於她和王炳南分手的原因她自己這樣寫道：
“或許，重新恢複夫婦關係確是沒有希望的了，那麽還是趁著我們之間還沒有發生更大的糾紛，像好朋友似的分手的好。不管怎樣，有一點我是清楚的，要是我仍是炳南的妻子，就必須依歸他的‘信念’，也就是說，必須加入共產黨。他多次指責我，說我太‘無政府主義’，說不管對黨有利還是不利，都把堅持己見看成是當然的權利！”幾年後，王炳南與在外交部辦公廳工作的張裕雲結為伉儷。
1967年8月的一天，天氣悶熱得令人透不過氣來，幾個造反派來到地下室，聲色俱厲地通知王炳南：“你的妻子張裕雲畏罪自殺了。”
這無異於晴天霹靂擊在王炳南身上！當他被帶到停屍房，看到遍體鱗傷被剃了“陰陽頭”的妻子時，他頓覺心如刀絞，天旋地轉，欲哭——卻已無淚。
王炳南是個極富感情的人，他於同誌情之外，還需要另一種情感。1976年“四人幫”粉碎後，王炳南與他相識近半個世紀的老戰友潘自力（八屆中央委員、前中國駐蘇聯大使，1972年被迫害致死）的遺孀姚淑賢結為伉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年紀大了，找個可以說話的伴兒吧”。
姚淑賢則說“做夢也沒想到後半輩子和早已認識的王炳南生活在一起。”
王、姚兩人的結合在北京的老幹部層中一時傳為佳話。姚淑賢是三十年代就參加革命工作的一位老戰士，“文化大革命”中曆盡艱辛。她與王結合真是珠聯璧合。老倆口在一起並非像青年夫婦那樣纏綿、浪漫，更多的時間是姚淑賢默默地照料王炳南的生活和身體。
特別是在王炳南幾次病重，孩子們又都在國外上學讀書時，姚淑賢承擔起全部責任和義務。她每天為王炳南洗衣服、買菜、做飯、打掃房間，很長一個時期，姚淑賢每天要徒步去醫院給王炳南送飯並安慰他。
“文革”期間，在那間冷陰潮濕、空氣齷齪的地下室裏，王炳南一關就被關了一年多。1969年，在林彪所謂的“一號命令”下，他又被押送到江西“五七”幹校實行監督勞動改造。在幹校，無論是勞動、吃飯，還是住宿、反省，都不能與其他人在一起，他一直被兩名造反派看管著。他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能保留，被迫改名為“王浮”。如此幾年，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使王炳南心力不濟，猝然蒼老了。
1970年，王炳南才被允許回京探親訪友。因為不是被調回工作，這位外交部副部長沒有北京戶口，沒有工作，甚至沒有住房。原先，他一直住在北京東城史家胡同一所四合院裏，後來也被勒令搬家，一家八口人擠進建國門附近一個小單元房內，隻好按性別分配住房，老頭子住一間，四個兒子住一間，媳婦和兩個孫子住一間。
縱然身處困境疾病纏身，王炳南也依舊保持著豪爽健談的灑脫心態、樂觀向上的外交家氣質。他的日記裏當時寫了這樣一首詩：《卜算子·詠梅》：
疏枝立寒窗，笑在飛花前，怎奈笑容難為久，春來反凋殘。
殘因不勝殘，何須自尋煩，花謝必有花開時，需其待來年。
也許是因為當時缺個老伴的緣故吧，王炳南的小屋裏擺滿了日常生活用品，雜亂不堪。但有一個普通的小櫥櫃卻十分幹淨，上麵隻放有一個大鏡框，十分顯眼。擺在裏麵的是張建國初期周恩來與王炳南並肩而立的合影照片，兩人都氣宇軒昂，神采奕奕。這個相框放在擁擠雜亂的小屋中顯得極不協調，但在那個年代，它又像一件奇珍異寶熠熠發亮，令小屋滿堂生輝。
3.晚霞與遺言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期，王炳南才算正式從江西幹校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對外友協工作。然而，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因在一次“批判會”上講了幾句鄧小平的好話，再度受到衝擊。情況很不妙，幸而當時是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元帥專門為他題贈詩作《遠望》，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才使他得以解圍。不幸的是，過分的刺激、緊張和勞累，使他身體每況愈下，終因患心髒“心房纖顫”，住進了醫院。
病愈出院後，王炳南又以百倍的精力和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從1975到1986整整12年，王炳南擔任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黨組書記。他親自接待了上百個官方和各方麵人士組成的代表團，又組織許多團體出國訪問，足跡遍至五大洲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為表彰他對各國人民友好往來所做的工作，盧森堡大公國、波蘭政府、奧地利維也納市長都曾授予他勳章。
1979年，他飛越太平洋，首次訪問美國。當他見到20多年前轟動世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遭逢的三位對手：約翰遜、比姆、卡伯特時，雙方都抑製不住激動和興奮。在卡伯特專門為他舉行的盛大宴會上，他們遙憶當年，暢談中美交往的現在和未來，感慨萬端。30年風風雨雨，中美關係也經曆了風雲變幻，跨入了建交、發展關係的新階段。正是這種變化，促使王炳南回國後寫下了中美大使級會談這段複雜、曲折、不凡的過程。在這本名叫《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的書中，他寫道：“我這篇回憶錄的卷首，先要寫上周恩來的英名，他是這場談判的領導者和指揮員，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領導人，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三十年。”隻可惜當他滿懷深情地寫下這段話時，我們敬愛的總理再也不能為國操勞奔波、運籌帷幄了，三年前一個寒冷的冬夜，他已走完了輝煌的人生曆程，永遠地去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我一生沒什麽遺憾的……”這是王炳南生前的最後一句話。一個人，在他臨終時，能以這句話作為自己的碑文而問心無愧，這，需要用畢生獻身於理想的熱情、艱苦卓絕的鬥爭以及輝煌的業績來奠基。
1988年12月23日，一個風雪交加冰冷刺骨的清晨，王炳南緩緩走向他生命的終結點。病房裏的世界和窗外的雪一樣白，王炳南躺在病榻上靜靜等待那個清靜、安逸的時刻到來。
噩耗傳出後，幾天內，僅海外就來了上百封唁電信函，其中有不少是享譽海內外的知名人士。
王炳南在30年代就認識的好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寫了這樣一首詩悼念他：“老銀杏樹的葉子，落下一片又一片。它堅強的一枝——王炳南，是比誰都不差的好漢……”
遵照他的遺囑，他的家人把王炳南餘有的兩萬多元積蓄，全部捐獻給了老家農村——陝西省乾縣好畸村。如今，村裏人用這筆錢蓋起了一座小學校。遵照他的遺囑，他的家人未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而是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家鄉的原野上。王炳南不想打擾任何人，對人無所求而盡心為他人，他生前不爭名與利，死後也要把位置留給別人。
皚皚白雪覆蓋了大地，覆蓋了人世間長長短短的路，卻覆蓋不了王炳南對人民的赤誠和他那輝煌的履曆。中央給予他的評價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外交家”。王炳南“哀榮”盛矣，他可以瞑目，可以滿足了。
因為他早在去世前十年，就立下這樣一份遺囑：
必要的話
西方人作長途旅行時，總要留幾句話，當作遺言，這是很科學的，我很讚成。
我是一個長期心髒病患者，一直同疾病堅持鬥爭。為發展人民友好工作，即將出訪伊朗、索馬裏、伊拉克，臨行之際，書此留言。
我從一九二五年初參加黨團工作時，沒有想到今天能看到革命的勝利。沒有想到還能活到今天。這一切偉大的成果我都看到了，尤其難得的是我曾在毛主席、周總理和葉帥身邊工作過，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人總是要死的，萬一出現不幸，懇切要求組織：
一、一切後事從簡。不搞追悼會，不保存骨灰。骨灰撒在祖國的原野上。
二、回首平生無憾事。隻恨許多有益的工作還未做完。隻要同誌們想起我時說一聲“是個好同誌”也就滿足了。
§§第十一章 周恩來與章文音
王炳南清晰地記得1946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代表團由重慶移至南京談判的前夕，在曾家岩五十號舉行的向文化界人士話別的茶會上，年僅48歲的周恩來感慨萬端地說：“重慶真是一個談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
王炳南沒有想到，“已經談老了”這句話會成為他生命的寫照。“逝者如斯夫”。解放前，在周恩來身邊，長期與國民黨談判。建國後，他的外交生涯中有九年是在談判桌上度過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談，直到1964年，他才奉調回國，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之職。這一次工作和職務的變遷，結束了他的談判生涯，使他肩上擔著更重的擔子。所以王炳南常說：“談判老了周恩來同誌，也老了我。”
2.三次婚姻，停職反省
誰曾料到，回國才剛兩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便席卷全國，王炳南隨即被停職反省。在那個黑白顛倒、人妖不分的年代裏，堂堂外交部副部長竟被關在北京六國飯店的地下室裏，失去了自由。
更大的曲折還在於他一生的三次婚姻。
1954年前，王炳南的第一位妻子是金發碧眼的王安娜。她從1931年起積極參加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為此曾兩度被捕入獄，自1936年她隨王炳南來華後，就一直在中國生活了20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王安娜熱愛中國，稱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她和中共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葉劍英、李克農、廖承誌、鄧穎超和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如宋慶齡、何香凝、楊虎城、沈鈞儒、魯迅、茅盾以及在華的國際友人如斯諾、史沫特萊、馬海德、艾黎等都有密切交往。
1945年王炳南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在他身邊的王安娜則這樣回憶說：“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在延安的一個劇場裏。毛澤東的座位離我不遠。他的前額很寬，顴骨並不顯露，嘴唇就像一彎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臉部表情豐富，不住地變化。看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間又若有所思，很嚴肅地不知在說些什麽。”
後來，王安娜與毛主席如親如友地共話家常，他們談社會，談文學，談辣椒粉做調味品的菜的特色，談各種話題。
一次，當話題談到王安娜的兒子黎明是黑眼睛、黑頭發、皮膚都接近中國人的顏色時，毛澤東幽默地說：“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發、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一般說來，你們德國人總是以德國的強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麽也敵不過中國人，我們的人種好像比你們強呢？”1955年，王炳南的第一個妻子王安娜因與他誌向不合，便“好朋友似的”與他分手，返回德國定居。關於她和王炳南分手的原因她自己這樣寫道：
“或許，重新恢複夫婦關係確是沒有希望的了，那麽還是趁著我們之間還沒有發生更大的糾紛，像好朋友似的分手的好。不管怎樣，有一點我是清楚的，要是我仍是炳南的妻子，就必須依歸他的‘信念’，也就是說，必須加入共產黨。他多次指責我，說我太‘無政府主義’，說不管對黨有利還是不利，都把堅持己見看成是當然的權利！”幾年後，王炳南與在外交部辦公廳工作的張裕雲結為伉儷。
1967年8月的一天，天氣悶熱得令人透不過氣來，幾個造反派來到地下室，聲色俱厲地通知王炳南：“你的妻子張裕雲畏罪自殺了。”
這無異於晴天霹靂擊在王炳南身上！當他被帶到停屍房，看到遍體鱗傷被剃了“陰陽頭”的妻子時，他頓覺心如刀絞，天旋地轉，欲哭——卻已無淚。
王炳南是個極富感情的人，他於同誌情之外，還需要另一種情感。1976年“四人幫”粉碎後，王炳南與他相識近半個世紀的老戰友潘自力（八屆中央委員、前中國駐蘇聯大使，1972年被迫害致死）的遺孀姚淑賢結為伉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年紀大了，找個可以說話的伴兒吧”。
姚淑賢則說“做夢也沒想到後半輩子和早已認識的王炳南生活在一起。”
王、姚兩人的結合在北京的老幹部層中一時傳為佳話。姚淑賢是三十年代就參加革命工作的一位老戰士，“文化大革命”中曆盡艱辛。她與王結合真是珠聯璧合。老倆口在一起並非像青年夫婦那樣纏綿、浪漫，更多的時間是姚淑賢默默地照料王炳南的生活和身體。
特別是在王炳南幾次病重，孩子們又都在國外上學讀書時，姚淑賢承擔起全部責任和義務。她每天為王炳南洗衣服、買菜、做飯、打掃房間，很長一個時期，姚淑賢每天要徒步去醫院給王炳南送飯並安慰他。
“文革”期間，在那間冷陰潮濕、空氣齷齪的地下室裏，王炳南一關就被關了一年多。1969年，在林彪所謂的“一號命令”下，他又被押送到江西“五七”幹校實行監督勞動改造。在幹校，無論是勞動、吃飯，還是住宿、反省，都不能與其他人在一起，他一直被兩名造反派看管著。他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能保留，被迫改名為“王浮”。如此幾年，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使王炳南心力不濟，猝然蒼老了。
1970年，王炳南才被允許回京探親訪友。因為不是被調回工作，這位外交部副部長沒有北京戶口，沒有工作，甚至沒有住房。原先，他一直住在北京東城史家胡同一所四合院裏，後來也被勒令搬家，一家八口人擠進建國門附近一個小單元房內，隻好按性別分配住房，老頭子住一間，四個兒子住一間，媳婦和兩個孫子住一間。
縱然身處困境疾病纏身，王炳南也依舊保持著豪爽健談的灑脫心態、樂觀向上的外交家氣質。他的日記裏當時寫了這樣一首詩：《卜算子·詠梅》：
疏枝立寒窗，笑在飛花前，怎奈笑容難為久，春來反凋殘。
殘因不勝殘，何須自尋煩，花謝必有花開時，需其待來年。
也許是因為當時缺個老伴的緣故吧，王炳南的小屋裏擺滿了日常生活用品，雜亂不堪。但有一個普通的小櫥櫃卻十分幹淨，上麵隻放有一個大鏡框，十分顯眼。擺在裏麵的是張建國初期周恩來與王炳南並肩而立的合影照片，兩人都氣宇軒昂，神采奕奕。這個相框放在擁擠雜亂的小屋中顯得極不協調，但在那個年代，它又像一件奇珍異寶熠熠發亮，令小屋滿堂生輝。
3.晚霞與遺言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期，王炳南才算正式從江西幹校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對外友協工作。然而，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因在一次“批判會”上講了幾句鄧小平的好話，再度受到衝擊。情況很不妙，幸而當時是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元帥專門為他題贈詩作《遠望》，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才使他得以解圍。不幸的是，過分的刺激、緊張和勞累，使他身體每況愈下，終因患心髒“心房纖顫”，住進了醫院。
病愈出院後，王炳南又以百倍的精力和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從1975到1986整整12年，王炳南擔任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黨組書記。他親自接待了上百個官方和各方麵人士組成的代表團，又組織許多團體出國訪問，足跡遍至五大洲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為表彰他對各國人民友好往來所做的工作，盧森堡大公國、波蘭政府、奧地利維也納市長都曾授予他勳章。
1979年，他飛越太平洋，首次訪問美國。當他見到20多年前轟動世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遭逢的三位對手：約翰遜、比姆、卡伯特時，雙方都抑製不住激動和興奮。在卡伯特專門為他舉行的盛大宴會上，他們遙憶當年，暢談中美交往的現在和未來，感慨萬端。30年風風雨雨，中美關係也經曆了風雲變幻，跨入了建交、發展關係的新階段。正是這種變化，促使王炳南回國後寫下了中美大使級會談這段複雜、曲折、不凡的過程。在這本名叫《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的書中，他寫道：“我這篇回憶錄的卷首，先要寫上周恩來的英名，他是這場談判的領導者和指揮員，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領導人，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三十年。”隻可惜當他滿懷深情地寫下這段話時，我們敬愛的總理再也不能為國操勞奔波、運籌帷幄了，三年前一個寒冷的冬夜，他已走完了輝煌的人生曆程，永遠地去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我一生沒什麽遺憾的……”這是王炳南生前的最後一句話。一個人，在他臨終時，能以這句話作為自己的碑文而問心無愧，這，需要用畢生獻身於理想的熱情、艱苦卓絕的鬥爭以及輝煌的業績來奠基。
1988年12月23日，一個風雪交加冰冷刺骨的清晨，王炳南緩緩走向他生命的終結點。病房裏的世界和窗外的雪一樣白，王炳南躺在病榻上靜靜等待那個清靜、安逸的時刻到來。
噩耗傳出後，幾天內，僅海外就來了上百封唁電信函，其中有不少是享譽海內外的知名人士。
王炳南在30年代就認識的好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寫了這樣一首詩悼念他：“老銀杏樹的葉子，落下一片又一片。它堅強的一枝——王炳南，是比誰都不差的好漢……”
遵照他的遺囑，他的家人把王炳南餘有的兩萬多元積蓄，全部捐獻給了老家農村——陝西省乾縣好畸村。如今，村裏人用這筆錢蓋起了一座小學校。遵照他的遺囑，他的家人未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而是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家鄉的原野上。王炳南不想打擾任何人，對人無所求而盡心為他人，他生前不爭名與利，死後也要把位置留給別人。
皚皚白雪覆蓋了大地，覆蓋了人世間長長短短的路，卻覆蓋不了王炳南對人民的赤誠和他那輝煌的履曆。中央給予他的評價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外交家”。王炳南“哀榮”盛矣，他可以瞑目，可以滿足了。
因為他早在去世前十年，就立下這樣一份遺囑：
必要的話
西方人作長途旅行時，總要留幾句話，當作遺言，這是很科學的，我很讚成。
我是一個長期心髒病患者，一直同疾病堅持鬥爭。為發展人民友好工作，即將出訪伊朗、索馬裏、伊拉克，臨行之際，書此留言。
我從一九二五年初參加黨團工作時，沒有想到今天能看到革命的勝利。沒有想到還能活到今天。這一切偉大的成果我都看到了，尤其難得的是我曾在毛主席、周總理和葉帥身邊工作過，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人總是要死的，萬一出現不幸，懇切要求組織：
一、一切後事從簡。不搞追悼會，不保存骨灰。骨灰撒在祖國的原野上。
二、回首平生無憾事。隻恨許多有益的工作還未做完。隻要同誌們想起我時說一聲“是個好同誌”也就滿足了。
§§第十一章 周恩來與章文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