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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大使級會談
1.舌戰華沙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駐波蘭大使。
這年7月底的一天，當王炳南和大使館的同誌們正在華沙郊外的小樹林裏談笑野餐時，機要秘書送來了外交部的一份電報。電報上說，美國通過英國方麵的斡旋，向我國建議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這個發往駐英代辦處的電報現在是加抄給駐華沙使館。王炳南看後，心裏開始琢磨：是不是要讓我去參加會談？
幾天後，外交部正式來電通知王炳南擔任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方首席代表。這樣的安排是總理經過認真考慮後才決定的。王炳南在黨內有從事十年外事工作的經驗，和美國人打交道的時間長，比較熟悉他們的思想、作風和處事的方法，這樣的重任還是由他來擔綱為好。另外，為了這場大使級會談，周總理還專門成立了一個中美會談指導小組，負責研究會談中的對策。組長是章漢夫，副組長是喬冠華，他當時被人們稱為秀才，秘書長是董越千，另外還有龔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個人材濟濟的智囊團。他們無疑是王炳南的堅強後盾。
雖然王炳南剛接到這個通知時，心情並不輕鬆——因為中美會談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不僅關係重大，而且情況複雜，舉世關注，但當他看到自身的有利因素時，他覺得自己應該有信心去打這一仗。很巧的是，這次他的對手又是約翰遜。這兩位日內瓦會談上的對手如今將二度交鋒。
離會談時間沒有幾天了，王炳南大量地翻閱材料，根據國內的指示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並深入了解這次會談的背景。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不甘心失敗的美國開始積極籌劃與蔣介石集團的“共同防禦條約”，企圖使其侵占台灣的行為合法化，並以台灣為基地，擴大對中國的軍事對抗。對於這個非法的條約，中國當然不予以承認，並以實際的軍事行動解放了一江山島和大陳島，在美國的軍事訛詐麵前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大無畏精神。1954年底中國又扣押了13名在中國從事破壞活動的美國間諜，麵對這一切，美國不和中國接觸是不行的。
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總理就中美關係發表了一個曆史性的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短短不到百字的聲明，如巨石投水，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政府當然不能對這項聲明置若罔聞，於是7月13日，美國政府即通過英國向我方建議，中美雙方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
王炳南認識到，台灣問題將是中美會談必然要涉及到的最尖銳、最突出、最不可調和的主題，因而他和其他同誌研究了這個問題。就像一個打將出征的戰士，他既興奮又有些緊張，同時又不斷提醒自己要沉著，保持冷靜的頭腦。
王炳南出征了。當時，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消息一公布，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各國的重要報刊，幾乎都把這件事作為頭版頭條新聞，並對此作了許多評價和預測，其中有很多涉及王炳南的個人曆史、與周總理的關係，甚至私生活的介紹。王炳南一時成了報刊上被人評頭論足的新聞人物。
王炳南抵達日內瓦的當天，搶新聞的記者都蜂擁到車站來了。一下火車，王炳南便被團團圍住，他向新聞界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中國人民一向對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想和美國打仗，周總理在亞非會議中，早已提到說中美應該用談判方式來緩和目前的緊張局勢。如果雙方都有一樣的誠意，我相信這次會議，不僅是遣返僑民問題不難得到合理的解決，而且更進一步能對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情勢有所貢獻。”這番講話贏得了在場記者的掌聲和讚歎。
第一次會談確定於8月1日下午在國聯大廈一個小會議廳裏舉行。會談還未開始，“記者之家”的酒吧間已經喧鬧開了。原來，有些記者已經得知中國將在第一次會談中宣布釋放十一名美國間諜的消息。有個美國記者禁不住脫口說：“啊，中國又搶去了‘主動’！”在旁的一些外國記者不無嘲諷地對這位美國記者說：“美國何嚐不可采取‘主動’，比如美國國務院緊跟著發表一個聲明，宣布撤退保護蔣介石的第七艦隊，這樣不就把談判的主動權搶過來了嗎？”事實證明，中國主動邁出的這一步是成功的，國際輿論很快就偏向中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當王炳南等中國代表步入會議廳時，無數的新聞記者都友好地向他們招手致意。
不知是因為中方宣布了釋放美國間諜，還是因為王炳南和約翰遜早已熟識，反正第一次會談的氣氛是相當輕鬆愉快的。最後雙方達成了會談議程的協議，一是遣返雙方僑民問題；二是雙方有爭執的其他實質問題，同時確定第二天下午繼續舉行會談。
2.戰俘·僑民·錢學森
第二次會談隻進行了一小時就結束了。雙方提出了遣僑名單。
王炳南提出的名單裏有錢學森的名字，這位“無論到哪裏，都值五個師”的科學家在六月間的一封家書中夾帶了給陳叔通副委員長的信，信中要求政府幫助他早日回國。王炳南便就錢學森的歸國問題向約翰遜提出交涉，他還提出授權為第三國關照在美國的中國公民的利益。
約翰遜提出休會一天，以便請示國務院。第三次會談定於8月4日舉行。以後，會談就遣返僑民問題反反複複地進行了多次，卻遲遲得不到積極成果。
有意思的是，雙方在會談桌上非常嚴謹，互相守住一條防線不放，會下卻時常有些有趣甚至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來就曾指示王炳南要大膽地同約翰遜進行私下接觸。
在會談僵持不下時，有時為緩和一下氣氛，雙方就互相邀請吃飯。在正式場合不便說的話，私下可以磋商摸底，甚至還可能有點突破。有一次約翰遜為解決一個問題，想了解中方的態度，又要避開記者的視線，便在一個僻靜的山上找了一個別墅，悄悄邀請王炳南去吃飯，在飯桌上解決了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後來出於同樣的需要，王炳南經請示總理同意後也在同一地點請約翰遜吃飯。還有一次，中方的京劇團到日內瓦演出，王炳南邀請約翰遜和他的助手們來看戲。他們高興地接受了邀請，但一再叮囑說，要保密，不要聲張，千萬不能讓記者知道。看完戲，約翰遜稱讚道，“這是中國古老文明的藝術表現，是美國沒有的。”
為了使中美會談不在一個問題上糾纏，更快地進入實質性會談，國內對在押的美國人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核實和處理。9月10日，王炳南向約翰遜宣布，中國有關當局批準在華的十二名美國人出境。在其他一些具體問題上，中方也作了一些適當的讓步，從而使這一段在原地踏步不前的會談有了進展。
在這天的會談中，中美雙方終於達成了一個協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經采取、且將繼續采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
這是十五年會談中唯一達成的正式協議。後來，王炳南還說：“我至今讀來都能感覺到這份協議上每一個字的分量。”
50年代末，周恩來曾在一次會議上說，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至今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3.實質性會談與台灣問題
9月20日，雙方開始進入實質性會談，所討論的是台灣問題和周總理與杜勒斯直接會談的問題。王炳南一再指出，隻有通過外長級會談的切實可行的途徑才能解決美軍撤出台灣、緩和台灣地區緊張局勢這樣嚴重的問題。由於涉及到台灣問題，這個階段的談判比第一階段要複雜得多，鬥爭也尖銳得多。
作為中方代表，王炳南表明的態度是很明確的：一方麵，中國希望用和平方法解決中美在此問題上的爭端，並建議舉行外長會議；另一方麵，台灣在曆史上、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至於中國用何種方式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無權幹涉。但是誰料到，缺乏誠意、態度頑固的美國在第二階段的會談中采取了極為敷衍的態度，並且不斷在前一階段已解決的問題上糾纏不休，以致使會談拖泥帶水，幾乎是寸步難行。
實際上，會談已變成程序式的了。常常是王炳南和約翰遜輪流照本宣科，交鋒幾句，然後商定下次會談時間便走人。那些曾抱樂觀希望和追逐有新突破的記者們，開始對中美會談的前景感到悲觀和失望。
然而，中方代表團並未放棄促進會談進展的努力。1956年8月，猶如夏天的第一聲驚雷，全世界為之一震：中國政府單方麵宣布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而且向十五個重要的美國新聞機構拍發電報，邀請他們派記者來華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
美國新聞界因而興奮，紛紛提出來華申請；美國國務院因而震動，因為“周恩來這一著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讓美國新聞界去反對美國國務院”。在權衡利弊後，杜勒斯終於被迫讓步，準許24個新聞機構派遣記者來華訪問。
周總理下這著棋，既是溝通中美人民間的交往，也是為推進中美會談。同年9月，王炳南在會談中提出兩國在平等互惠條件下準許記者互訪的協議草案，遭到拒絕。由此，周總理對美國記者的熱情邀請與杜勒斯對此草案的生硬拒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周總理博大的胸懷、明智的策略，贏得了國際輿論，特別是美國人民的高度讚譽。
美國“拖而不斷”的會談方針使時間在一輪又一輪的會談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會談已進行了73次。在這次會談中，約翰遜彬彬有禮地宣布，他將撤出會談，其工作將由副手埃德·馬丁參讚接替。
顯然，美國把參加談判的大使換成了參讚，是想使會談降級。王炳南當即表示，這種變化是我不能同意的。中美進行的是大使級會談，而馬丁先生隻是一個參讚，不能代表大使。“約翰遜先生，你這樣做是很不嚴肅的。”
王炳南記得總理說過，我們願意談判，並積極爭取，如果美國不願意談，我們也可以中止談判。我們不願破裂，但我們不怕破裂。美國如想打仗，我們也可以奉陪。正是因為對美國采取了這樣一種高姿態，以王炳南為首的中方代表團才能時刻在談判鬥爭中保持了主動。
就這樣，在第七十三次會談後：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了一年。
4.1958：政治局常委心係華
這一年中，美國擴大了對中國的威脅，積極鼓動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為了打擊美國的囂張氣焰，嚴懲蔣幫的猖狂活動，中國於1958年8月23日起開始對金門、馬祖等島嶼進行懲罰性的炮擊。這一來令美蔣集團寢食難安，美國連忙調兵遣將，當時美國共有12條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就集結了六條，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結。
當時王炳南仍是駐華沙大使。8月底的一天，他接到章漢夫發來的一個特急電報，說有要事相商，讓他盡快回京。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王炳南心裏估計，很可能與恢複中美會談的事宜有關。
果不出所料，回京後才兩天，王炳南便接到通知，要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具體匯報前一階段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情況。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都出席了。當王炳南談到，由於我們掌握真理，對美國無所懼無所求，因此才在會談中處於主動地位時，主席笑著插話問他：“我們要台灣回歸祖國，怎麽就無求於美國呢？”
王炳南說：“台灣自古就是咱們中國的領土，美國無權霸占，它本該交還我們，而不我們去求它。”會議要散場時，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興奮地說：“你講得好，有朝氣，躍進了！”在一旁的喬冠華也由衷地豎起了大拇指：“你講得真好！”
在中國的倡議下，在國際輿論的關注下，美國終於指派了美國駐華沙大使雅各布·比姆為重開談判的代表，會談地點由日內瓦轉至華沙。9月15日，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就在台灣局勢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重新開始了。
比姆也是一位有經驗的美國職業外交家，沉著冷靜，他在會談一開始就要求中國停止對沿海島嶼的炮擊。對此，王炳南平靜地反駁，指出美國無權代表台灣當局提出停火的建議。就這樣，會談開始一段時期後，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依舊，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因而會談又陷入程式化。
1960年4月6日，舉行了中美第一百次會談。王炳南認為，為了今後會談的進展，也為了讓世人了解會談所以停滯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個總結性發言。麵對比姆大使，他首先列舉了美國侵略台灣的曆曆事實，指出“玩火者必自焚”，然後又說：“中美之間的爭端能否解決，單憑中國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現在是你們認真考慮對中美會談的態度的時候了。遲考慮不如早考慮。早考慮，你們可以早日得到解脫。”比姆在聽了王炳南這番慷慨激昂的發言後，一言不發，他有些趟尬，除了表示失望以外，他無法進行有力的反駁。
這年年底，肯尼迪上台，但他的對華政策仍是新瓶裝舊醋，因而中美會談仍像一塊無法推動的巨石，豪無進展。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調回國，王炳南對手再易其人。
曾任美國駐巴西大使的卡伯特由於有過在上海當總領事的經曆，對中國問題較熟悉，因而很自然地被選為新一輪會談的美方代表。他是一個性格爽朗，不拘禮節的人，即使在談判桌上，他也常常和王炳南開玩笑。有一次，他笑嗬嗬地對王炳南說，你們中共應該感謝我們美國，你看你們勝利後檢閱軍隊，不是有很多美式裝備嗎？這些裝備是蔣介石供給你們的。所以你們稱蔣介石為運輸大隊長，他送武器給你們，連張收條也不要！
當時，台灣地區的局勢空前緊張。蔣介石看到中共與蘇聯不和，而且大陸連遭嚴重的自然災害，便認為這是“光複大陸”千載難逢的好時機，他大肆招兵買馬，準備大幹一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是支持還是反對蔣介石，便顯得很重要。總理指示王炳南說，要盡快通過會談，找機會了解美國態度。
為了便於無拘束地交談，王炳南采用了非正式的會談方式。6月23日，他邀請卡伯特到其官邸喝茶，卡伯特欣然赴約。席間，王炳南先打外圍，說中國對東南亞局勢的發展很擔心，然後又著重說，中國提請美國注意台灣進行軍事冒險，其結果絕不會給美國帶來任何好處，美國必須為這種冒險產生的嚴重後果負完全責任。最後，王炳南用警告的口吻說：“我可以斷定，蔣介石竄犯大陸之日，就是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之時！”
卡伯特聽了他的話，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很爽快地說：“在當前情況下，美國決不會支持蔣介石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進攻。我向貴大使保證，我們絕不要一場世界大戰，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製止他。”末了，他又由衷地說：“王大使，我很欣賞你的坦率精神。”
聽了卡伯特明確的表態，王炳南不禁鬆了一口氣。美國的態度已很清楚，這正是我方急於要知道的。王炳南一刻也不遲緩地把這次談話內容報告給了國內。事後，中央的領導同誌對王炳南及時提供的情報表示相當滿意，因為這對當時國內的決策起了很大作用。
此後，王炳南又與卡伯特進行了十幾輪會談。然而，在中美兩國的實質性問題上，談判仍無結果。到了1964年，王炳南奉調回國，其職由王國權大使接任。
這場馬拉鬆式的談判一共持續了15年，直到1972年尼克鬆訪華，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才宣告結束。漫長的來來往往停停走走中，王炳南無愧是一員桿將。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使級會談就是當時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兩國關係。兩國雖然隔絕，但實質上是互相了解底細的。試想，如果沒有周總理、王炳南等人的智慧和才幹，沒有這核十幾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美國會在承認台灣是我國神聖領土的長件下，和我國建交嗎？因而它的意義是深遠的。也正因為此，說起中美建交時，王炳南才能泰然寫上一句：“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國外交事業上的足跡和心血。”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駐波蘭大使。
這年7月底的一天，當王炳南和大使館的同誌們正在華沙郊外的小樹林裏談笑野餐時，機要秘書送來了外交部的一份電報。電報上說，美國通過英國方麵的斡旋，向我國建議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這個發往駐英代辦處的電報現在是加抄給駐華沙使館。王炳南看後，心裏開始琢磨：是不是要讓我去參加會談？
幾天後，外交部正式來電通知王炳南擔任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方首席代表。這樣的安排是總理經過認真考慮後才決定的。王炳南在黨內有從事十年外事工作的經驗，和美國人打交道的時間長，比較熟悉他們的思想、作風和處事的方法，這樣的重任還是由他來擔綱為好。另外，為了這場大使級會談，周總理還專門成立了一個中美會談指導小組，負責研究會談中的對策。組長是章漢夫，副組長是喬冠華，他當時被人們稱為秀才，秘書長是董越千，另外還有龔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個人材濟濟的智囊團。他們無疑是王炳南的堅強後盾。
雖然王炳南剛接到這個通知時，心情並不輕鬆——因為中美會談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不僅關係重大，而且情況複雜，舉世關注，但當他看到自身的有利因素時，他覺得自己應該有信心去打這一仗。很巧的是，這次他的對手又是約翰遜。這兩位日內瓦會談上的對手如今將二度交鋒。
離會談時間沒有幾天了，王炳南大量地翻閱材料，根據國內的指示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並深入了解這次會談的背景。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不甘心失敗的美國開始積極籌劃與蔣介石集團的“共同防禦條約”，企圖使其侵占台灣的行為合法化，並以台灣為基地，擴大對中國的軍事對抗。對於這個非法的條約，中國當然不予以承認，並以實際的軍事行動解放了一江山島和大陳島，在美國的軍事訛詐麵前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大無畏精神。1954年底中國又扣押了13名在中國從事破壞活動的美國間諜，麵對這一切，美國不和中國接觸是不行的。
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總理就中美關係發表了一個曆史性的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短短不到百字的聲明，如巨石投水，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政府當然不能對這項聲明置若罔聞，於是7月13日，美國政府即通過英國向我方建議，中美雙方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
王炳南認識到，台灣問題將是中美會談必然要涉及到的最尖銳、最突出、最不可調和的主題，因而他和其他同誌研究了這個問題。就像一個打將出征的戰士，他既興奮又有些緊張，同時又不斷提醒自己要沉著，保持冷靜的頭腦。
王炳南出征了。當時，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消息一公布，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各國的重要報刊，幾乎都把這件事作為頭版頭條新聞，並對此作了許多評價和預測，其中有很多涉及王炳南的個人曆史、與周總理的關係，甚至私生活的介紹。王炳南一時成了報刊上被人評頭論足的新聞人物。
王炳南抵達日內瓦的當天，搶新聞的記者都蜂擁到車站來了。一下火車，王炳南便被團團圍住，他向新聞界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中國人民一向對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想和美國打仗，周總理在亞非會議中，早已提到說中美應該用談判方式來緩和目前的緊張局勢。如果雙方都有一樣的誠意，我相信這次會議，不僅是遣返僑民問題不難得到合理的解決，而且更進一步能對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情勢有所貢獻。”這番講話贏得了在場記者的掌聲和讚歎。
第一次會談確定於8月1日下午在國聯大廈一個小會議廳裏舉行。會談還未開始，“記者之家”的酒吧間已經喧鬧開了。原來，有些記者已經得知中國將在第一次會談中宣布釋放十一名美國間諜的消息。有個美國記者禁不住脫口說：“啊，中國又搶去了‘主動’！”在旁的一些外國記者不無嘲諷地對這位美國記者說：“美國何嚐不可采取‘主動’，比如美國國務院緊跟著發表一個聲明，宣布撤退保護蔣介石的第七艦隊，這樣不就把談判的主動權搶過來了嗎？”事實證明，中國主動邁出的這一步是成功的，國際輿論很快就偏向中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當王炳南等中國代表步入會議廳時，無數的新聞記者都友好地向他們招手致意。
不知是因為中方宣布了釋放美國間諜，還是因為王炳南和約翰遜早已熟識，反正第一次會談的氣氛是相當輕鬆愉快的。最後雙方達成了會談議程的協議，一是遣返雙方僑民問題；二是雙方有爭執的其他實質問題，同時確定第二天下午繼續舉行會談。
2.戰俘·僑民·錢學森
第二次會談隻進行了一小時就結束了。雙方提出了遣僑名單。
王炳南提出的名單裏有錢學森的名字，這位“無論到哪裏，都值五個師”的科學家在六月間的一封家書中夾帶了給陳叔通副委員長的信，信中要求政府幫助他早日回國。王炳南便就錢學森的歸國問題向約翰遜提出交涉，他還提出授權為第三國關照在美國的中國公民的利益。
約翰遜提出休會一天，以便請示國務院。第三次會談定於8月4日舉行。以後，會談就遣返僑民問題反反複複地進行了多次，卻遲遲得不到積極成果。
有意思的是，雙方在會談桌上非常嚴謹，互相守住一條防線不放，會下卻時常有些有趣甚至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來就曾指示王炳南要大膽地同約翰遜進行私下接觸。
在會談僵持不下時，有時為緩和一下氣氛，雙方就互相邀請吃飯。在正式場合不便說的話，私下可以磋商摸底，甚至還可能有點突破。有一次約翰遜為解決一個問題，想了解中方的態度，又要避開記者的視線，便在一個僻靜的山上找了一個別墅，悄悄邀請王炳南去吃飯，在飯桌上解決了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後來出於同樣的需要，王炳南經請示總理同意後也在同一地點請約翰遜吃飯。還有一次，中方的京劇團到日內瓦演出，王炳南邀請約翰遜和他的助手們來看戲。他們高興地接受了邀請，但一再叮囑說，要保密，不要聲張，千萬不能讓記者知道。看完戲，約翰遜稱讚道，“這是中國古老文明的藝術表現，是美國沒有的。”
為了使中美會談不在一個問題上糾纏，更快地進入實質性會談，國內對在押的美國人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核實和處理。9月10日，王炳南向約翰遜宣布，中國有關當局批準在華的十二名美國人出境。在其他一些具體問題上，中方也作了一些適當的讓步，從而使這一段在原地踏步不前的會談有了進展。
在這天的會談中，中美雙方終於達成了一個協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經采取、且將繼續采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
這是十五年會談中唯一達成的正式協議。後來，王炳南還說：“我至今讀來都能感覺到這份協議上每一個字的分量。”
50年代末，周恩來曾在一次會議上說，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至今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3.實質性會談與台灣問題
9月20日，雙方開始進入實質性會談，所討論的是台灣問題和周總理與杜勒斯直接會談的問題。王炳南一再指出，隻有通過外長級會談的切實可行的途徑才能解決美軍撤出台灣、緩和台灣地區緊張局勢這樣嚴重的問題。由於涉及到台灣問題，這個階段的談判比第一階段要複雜得多，鬥爭也尖銳得多。
作為中方代表，王炳南表明的態度是很明確的：一方麵，中國希望用和平方法解決中美在此問題上的爭端，並建議舉行外長會議；另一方麵，台灣在曆史上、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至於中國用何種方式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無權幹涉。但是誰料到，缺乏誠意、態度頑固的美國在第二階段的會談中采取了極為敷衍的態度，並且不斷在前一階段已解決的問題上糾纏不休，以致使會談拖泥帶水，幾乎是寸步難行。
實際上，會談已變成程序式的了。常常是王炳南和約翰遜輪流照本宣科，交鋒幾句，然後商定下次會談時間便走人。那些曾抱樂觀希望和追逐有新突破的記者們，開始對中美會談的前景感到悲觀和失望。
然而，中方代表團並未放棄促進會談進展的努力。1956年8月，猶如夏天的第一聲驚雷，全世界為之一震：中國政府單方麵宣布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而且向十五個重要的美國新聞機構拍發電報，邀請他們派記者來華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
美國新聞界因而興奮，紛紛提出來華申請；美國國務院因而震動，因為“周恩來這一著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讓美國新聞界去反對美國國務院”。在權衡利弊後，杜勒斯終於被迫讓步，準許24個新聞機構派遣記者來華訪問。
周總理下這著棋，既是溝通中美人民間的交往，也是為推進中美會談。同年9月，王炳南在會談中提出兩國在平等互惠條件下準許記者互訪的協議草案，遭到拒絕。由此，周總理對美國記者的熱情邀請與杜勒斯對此草案的生硬拒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周總理博大的胸懷、明智的策略，贏得了國際輿論，特別是美國人民的高度讚譽。
美國“拖而不斷”的會談方針使時間在一輪又一輪的會談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會談已進行了73次。在這次會談中，約翰遜彬彬有禮地宣布，他將撤出會談，其工作將由副手埃德·馬丁參讚接替。
顯然，美國把參加談判的大使換成了參讚，是想使會談降級。王炳南當即表示，這種變化是我不能同意的。中美進行的是大使級會談，而馬丁先生隻是一個參讚，不能代表大使。“約翰遜先生，你這樣做是很不嚴肅的。”
王炳南記得總理說過，我們願意談判，並積極爭取，如果美國不願意談，我們也可以中止談判。我們不願破裂，但我們不怕破裂。美國如想打仗，我們也可以奉陪。正是因為對美國采取了這樣一種高姿態，以王炳南為首的中方代表團才能時刻在談判鬥爭中保持了主動。
就這樣，在第七十三次會談後：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了一年。
4.1958：政治局常委心係華
這一年中，美國擴大了對中國的威脅，積極鼓動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為了打擊美國的囂張氣焰，嚴懲蔣幫的猖狂活動，中國於1958年8月23日起開始對金門、馬祖等島嶼進行懲罰性的炮擊。這一來令美蔣集團寢食難安，美國連忙調兵遣將，當時美國共有12條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就集結了六條，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結。
當時王炳南仍是駐華沙大使。8月底的一天，他接到章漢夫發來的一個特急電報，說有要事相商，讓他盡快回京。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王炳南心裏估計，很可能與恢複中美會談的事宜有關。
果不出所料，回京後才兩天，王炳南便接到通知，要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具體匯報前一階段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情況。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都出席了。當王炳南談到，由於我們掌握真理，對美國無所懼無所求，因此才在會談中處於主動地位時，主席笑著插話問他：“我們要台灣回歸祖國，怎麽就無求於美國呢？”
王炳南說：“台灣自古就是咱們中國的領土，美國無權霸占，它本該交還我們，而不我們去求它。”會議要散場時，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興奮地說：“你講得好，有朝氣，躍進了！”在一旁的喬冠華也由衷地豎起了大拇指：“你講得真好！”
在中國的倡議下，在國際輿論的關注下，美國終於指派了美國駐華沙大使雅各布·比姆為重開談判的代表，會談地點由日內瓦轉至華沙。9月15日，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就在台灣局勢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重新開始了。
比姆也是一位有經驗的美國職業外交家，沉著冷靜，他在會談一開始就要求中國停止對沿海島嶼的炮擊。對此，王炳南平靜地反駁，指出美國無權代表台灣當局提出停火的建議。就這樣，會談開始一段時期後，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依舊，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因而會談又陷入程式化。
1960年4月6日，舉行了中美第一百次會談。王炳南認為，為了今後會談的進展，也為了讓世人了解會談所以停滯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個總結性發言。麵對比姆大使，他首先列舉了美國侵略台灣的曆曆事實，指出“玩火者必自焚”，然後又說：“中美之間的爭端能否解決，單憑中國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現在是你們認真考慮對中美會談的態度的時候了。遲考慮不如早考慮。早考慮，你們可以早日得到解脫。”比姆在聽了王炳南這番慷慨激昂的發言後，一言不發，他有些趟尬，除了表示失望以外，他無法進行有力的反駁。
這年年底，肯尼迪上台，但他的對華政策仍是新瓶裝舊醋，因而中美會談仍像一塊無法推動的巨石，豪無進展。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調回國，王炳南對手再易其人。
曾任美國駐巴西大使的卡伯特由於有過在上海當總領事的經曆，對中國問題較熟悉，因而很自然地被選為新一輪會談的美方代表。他是一個性格爽朗，不拘禮節的人，即使在談判桌上，他也常常和王炳南開玩笑。有一次，他笑嗬嗬地對王炳南說，你們中共應該感謝我們美國，你看你們勝利後檢閱軍隊，不是有很多美式裝備嗎？這些裝備是蔣介石供給你們的。所以你們稱蔣介石為運輸大隊長，他送武器給你們，連張收條也不要！
當時，台灣地區的局勢空前緊張。蔣介石看到中共與蘇聯不和，而且大陸連遭嚴重的自然災害，便認為這是“光複大陸”千載難逢的好時機，他大肆招兵買馬，準備大幹一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是支持還是反對蔣介石，便顯得很重要。總理指示王炳南說，要盡快通過會談，找機會了解美國態度。
為了便於無拘束地交談，王炳南采用了非正式的會談方式。6月23日，他邀請卡伯特到其官邸喝茶，卡伯特欣然赴約。席間，王炳南先打外圍，說中國對東南亞局勢的發展很擔心，然後又著重說，中國提請美國注意台灣進行軍事冒險，其結果絕不會給美國帶來任何好處，美國必須為這種冒險產生的嚴重後果負完全責任。最後，王炳南用警告的口吻說：“我可以斷定，蔣介石竄犯大陸之日，就是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之時！”
卡伯特聽了他的話，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很爽快地說：“在當前情況下，美國決不會支持蔣介石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進攻。我向貴大使保證，我們絕不要一場世界大戰，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製止他。”末了，他又由衷地說：“王大使，我很欣賞你的坦率精神。”
聽了卡伯特明確的表態，王炳南不禁鬆了一口氣。美國的態度已很清楚，這正是我方急於要知道的。王炳南一刻也不遲緩地把這次談話內容報告給了國內。事後，中央的領導同誌對王炳南及時提供的情報表示相當滿意，因為這對當時國內的決策起了很大作用。
此後，王炳南又與卡伯特進行了十幾輪會談。然而，在中美兩國的實質性問題上，談判仍無結果。到了1964年，王炳南奉調回國，其職由王國權大使接任。
這場馬拉鬆式的談判一共持續了15年，直到1972年尼克鬆訪華，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才宣告結束。漫長的來來往往停停走走中，王炳南無愧是一員桿將。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使級會談就是當時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兩國關係。兩國雖然隔絕，但實質上是互相了解底細的。試想，如果沒有周總理、王炳南等人的智慧和才幹，沒有這核十幾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美國會在承認台灣是我國神聖領土的長件下，和我國建交嗎？因而它的意義是深遠的。也正因為此，說起中美建交時，王炳南才能泰然寫上一句：“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國外交事業上的足跡和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