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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盡心輔佐日內瓦
1953年初，中美兩國進行的一場重大較量——朝鮮戰爭剛剛結束，美國從失敗中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一方麵它不甘心失敗，便以日本為其東方的主要戰略基地，武裝台灣，插足越南，加緊控製中國周邊國家；另一方麵它又急欲從亞洲的被動局麵中解脫出來，重新掌握主動，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於1954年2月在柏林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上提議召開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在談判和鬥爭之後，這個提議得以實現。中國與蘇、美、英、法並列，作為五大國之一出席會議。
盡管美國堅持在公報中寫明，中國參加並不含有對我國外交承認的意思，但實際上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大國身份參加國際會議，也是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個轉折點。事實證明。盡管美國十分懼怕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言，但它無法阻擋新中國像巨人一樣登上國際舞台的步伐。
1.中國代表團秘書長
黨中央對這次日內瓦會議十分重視。4月19日，中國政府正式任命周恩來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的首席代表，王炳南擔任代表團秘書長，負責處理代表團的行政事務。中央指示，要“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以破壞美國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並且要盡一切努力達成某些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
周恩來為開好這次會議可謂殫精竭慮。他一再指示，要通過這次會議打開我國的外交局麵，使更多的國家了解新中國。當時，幾個大國的代表團都十分龐大。王炳南便向總理建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參加這樣重大的國際會議，也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麵人士和專家。一則為了應付各方麵工作，便於同與會各國廣泛交往，深入接觸；二則讓更多的同誌走出去，擴大見識，同時也可顯示新中國強大的外交力量。
周總理聽後高興地說：“炳南，你這個提議很好。”他便委托王炳南籌備這個代表團，提出成員名單，製訂代表團的製度和紀律，準備會議涉及的各方麵問題的資料以及置裝等等。
說到置裝，後來還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當時，王炳南認為中國代表團成員的服裝要莊重、嚴肅，就選擇了一種黑色麵料，為每個代表做了一套中山裝。後來，當中國代表團成員穿著這套服裝出現在日內瓦大街上時，路上行人都恭敬地立定，向他們脫帽致敬。原來，在瑞士，牧師是穿黑色衣服的，因而很多人誤以為他們是傳教的牧師。不過，瑞士人民對中國非常友好，隻要得知是中國代表，他們便熱情相待，笑臉相迎。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王炳南夜以繼日地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光是送到他那裏去的資料，就鋪了樓上一地。遵照總理的指示，他把工作人員按專業分成若幹組，開了好幾次會，有時還要找個別人談話，實在是忙得不亦樂乎。臨出發前，總理召集了代表團成員全體會議。他指出，任何人不論職務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團的製度和紀律，不得違反，總理還特意讓王炳南找兩個有特長的名廚師，以便在會議期間請客交朋友。
王炳南率領先遣隊先期到達日內瓦，安排總理和代表團的住宿和安全問題，並了解會議具體日程和注意事項。經過友好人士的介紹以及中國駐瑞士總領事溫鵬久的幫助，王炳南在距日內瓦市隻有7公裏的韋爾蘇瓦租了一幢大別墅，備有漂亮的花園，另外還包了一家飯店的一層樓。他們風趣地稱這幢別墅為“華山大別墅”，從國內運去的珍貴古玩和家具裝點著這幢別墅的貴賓室和走廊，這也是為了適應國際舞台中的氣氛。
2.周恩來成了西方媒體的宣傳中心
4月24日，周恩來率領我國代表團一行乘專機抵達日內瓦。當周恩來矯健的身影出現在機艙門口時，人群中一陣騷動，他端莊的風采和瀟灑的舉止成為記者們搶拍的鏡頭。新中國第一次派出的二百多人的大型代表團，一度成為西方新聞界報道的中心。
26日，日內瓦會議在國聯大廈隆重開幕。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討論朝鮮問題，第二階段舉行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限期性會議。整個會議期間，東西方的對立非常鮮明。蘇、中、朝、越作為一方，表現得非常團結，在關鍵問題上與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針鋒相對。
在朝鮮問題上，朝鮮代表要求：六個月內撤退外國軍隊、全國舉行自由選舉、恢複朝鮮的和平統一。然而，美國提出要由聯合國統一朝鮮的決議，實質上就是企圖無限期地占領南朝鮮。美國的頑固態度使會議遲遲不能達成協議。最後，周總理提出日內瓦與會國家“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以及關於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恢複適當談判的時間和地點的建議。這個合情合理的提議在會上未遭致其他人反對，惟有美國代表出麵阻撓，拒絕接受。這樣，曆時51天的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以未達成任何協議而告結束。
關於印支問題的討論原比朝鮮問題複雜得多。印支三國人民的武裝抵抗使法國侵略者在此戰場上泥足深陷，它迫切想從印支脫身，而美國卻想趁機介人，形勢是複雜的。然而，會議初期5月7日的越南奠邊府大捷卻使形勢為之一變——法國政府如喪考妣，印支一方卻信心大增，印支問題有了取得協議的可能。經過多方努力，最後與會各國終於達成一項協議，保證了印支三國的獨立、領土完整和統一。對於中國代表團付出努力，越南勞動黨中央曾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對中國“在日內瓦的外交鬥爭中”給予越南的“全麵的幫助”，表示“誠摯的感謝。”
會議期間，周恩來經常在“華山大別墅”宴請各國代表團。除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外，還宴請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艾登請總理在當時印的菜單上簽名，留作珍貴的紀念。80年代初，艾登的遺孀訪華時，還特地帶來了那份菜單。被宴請的客人還有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電影明星卓別林夫婦。當時在席間，周總理、王炳南和卓別林談得非常熱鬧，卓別林特別喜歡中國的茅台酒，對中國菜的美味也大加稱讚。總理因而對王炳南挑選的兩位掌勺的大師傅也非常滿意，他稱讚道：“你們對日內瓦會議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作為著名的風景區，日內瓦有“世界公園”之美稱，參加會議的所有代表團都找機會去遊山玩水，惟有周恩來總理與眾不同，休息日也不見他出來遊玩。王炳南擔心總理的身體，便勸道：“總理，別太緊張了，出去散散步吧。”總理親切地說：“多做點工作吧，再說我們要考慮對外影響。我們這個代表團是受毛主席、黨中央的委托，第一次帶著全國人民的希望，為了爭取世界和平而來的，不是來遊玩的，不能那樣做。”每逢這時，王炳南對總理的感情總是又敬佩又憂慮，這種複雜的情感使他在工作中更加勤勤懇懇，盡心盡力。
3.牽線搭橋廣交朋友
日內瓦會議證明，任何國際爭端都是可通過協商討論得以解決的，這是我國在外交鬥爭中始終堅持的一個觀點，可以說，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產生也是源於這樣的指導思想。
日內瓦會議，會上是鬥爭的場合，通常是各國代表讀自己的發言稿，發表官方的意見；會下則是互相溝通情況，促進了解，在某些問題上取得默契的渠道。通過這種方式，王炳南交遊甚廣的優勢便充分顯現出來了。在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團中，王炳南認識很多代表，如法國代表團副團長肖維爾，亞洲司長亞克魯，加拿大代表團的朗寧等，都是他的老朋友。隻要他認識的，他都一一介紹給總理，法國外長皮杜爾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經王炳南介紹與總理認識的。這種會下私交朋友的方式比較靈活、隨意，很多內情往往是在酒吧間聊天時吐露出來的。
4.“意外收獲”打破中美僵局
會議初期，莫洛托夫告訴中國代表說，在私下交談時，美國代表團副團長、美國副國務卿史密斯流露出一種批評美國政府的看法，認為美對華的敵對政策是不現實的。如此重要的人物有如此觀點，在當時是頗受重視的。其時中美關係十分緊張，尖銳對立，存在於中美代表團之間的氣氛極不友好。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甚至下令，不許美國代表團成員同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但莫洛托夫提供的信息使中國代表團認識到，美國官員並非鐵板一塊。王炳南說：“隻要觀察敏銳，考慮仔細，就能抓住機會做工作。”
會議快要結束了，有一天，王炳南等人聚在酒吧間裏喝茶。這時，史密斯端著酒，走過來，主動找總理的翻譯浦壽昌攀談，這在兩個敵對的代表團之間是不尋常的。王炳南對史密斯這一舉動很重視，回去後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說：“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也找他談談。”
第二天休息時，王炳南一直在觀察，尋找機會讓總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談。當他發現史密斯一個人走向櫃台去喝咖啡時，便趕緊把總理引到那裏去。史密斯這時左手拿著雪茄，看見總理向他走來並向他伸出手時，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這樣就無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總理打招呼，並客客氣氣地聊了一陣子。到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又是休息時，總理正和別人聊天，史密斯微笑著主動湊上來同總理交談。他說：“會議即將結束，能夠在這裏與你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你們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複和平。”說完，他抓住總理的胳臂搖晃了幾下，笑眯眯地走開了。王炳南發現，聰明的史密斯不僅遵守了杜勒斯的紀律，同時又用搖胳臂的方式表達了他對總理的欽佩。
可以看出，在當時對立的中美關係中，任何一點接觸都是多麽敏感。但是，會議期間，美國有一樁心事要了，那就是辦理美國朝鮮戰俘和美國在華被押人員問題，美國極力想通過第三方來促成此事。
得到這個消息後，周總理連夜召集王炳南等人商量對策。周總理認為我們不應拒絕與美國接觸。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抓住美國急於要求在華的被押人員獲釋的願望，開辟接觸的渠道。王炳南對總理這個明智果斷的決策當場表示讚同，他派人委托“第三者”英國代辦轉告美國，有關中美雙方的問題可以由在日內瓦的中、美代表團進行直接接觸。美國同意了直接會談，在經過周密考慮後，它派出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約翰遜為代表，因為他曾經參加過朝鮮停戰的板門店談判，熟悉中國情況，經驗頗豐，腦瓜也頗敏捷。總理請示中央後，指定王炳南為中方代表，宦鄉、柯柏年等同誌也協助參加談判。
6月5日，中美雙方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在一間隻有幾套沙發的會客室裏進行，氣氛比較輕鬆，雙方沒有惡語相訐。老練的約翰遜提出會議時雙方不作速記記錄，這樣交談可更富有探討性，也要少一些拘束。中方同意了，並確定6月10日舉行第二次會議。
第三次會議是在6月15日。中方代表首先答複了第二次會議中美方提出的問題。中方代表說，中方同意因犯罪而扣押的美國僑民和軍事人員通過中國紅十字會與他們的家屬通信，他們的家屬也可郵寄小包裹。中國政府是按他們所犯的罪來量刑的。若表現好，可考慮減刑或提前釋放。
接著，中方代表又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國留學生，並恢複他們隨時離開美國返回中國的權利。至於居留在美國的中國僑民，也同樣享有隨時回國的權利。”然而，美方的態度十分頑固，它隻想在會議中得到它想得到的，因而，約翰遜拒絕了中方的建議。
後來，在7月16日和21日，雙方派聯絡員又接觸了兩次，互相審核了各自提交的名單。中方向美國提出六名已獲準出境的在華美僑的名單，美國代表對此用外交辭令表示了感謝，但他們沒有進一步提供有關在美的中國僑民和留學生的新情況，並再次拒絕了中方在前幾次會談中提到了關於第三國代管雙方僑民利益的建議。
不難看出，日內瓦會談中，由於周恩來的具體指導和王炳南等人的切實努力，中方態度是積極主動的，也通情達理地處理了一些問題，表現出中國外交鬥爭既靈活又堅持原則的特點；而美方由於政策僵硬，而且固執得不留一點餘地，常常把自己推到了被動的位置。雙方的這種態度和立場在以後的大使級會談中也一再表現出來。
王炳南把日內瓦會議上中美雙方代表的接觸、會談視為“意外的收獲”，因為它“意外地在中美之間的巨大鴻溝上架設了一座中、美官員接觸的橋梁”。這次會談是今後十五年大使級會談的前奏。這個前奏一旦開始，就連美國的“反共先鋒”杜勒斯也不願再關死大門了。中國也願意留一條門縫，以便更好地觀察美國，並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打開一條表達意見的通道。看好時機，掌握主動，把準分寸，這正是中國外交藝術的特色。
日內瓦走一遭，又一次與總理並肩作戰，王炳南感到自己所有的精心準備都未付諸東流，相反，他還從中感悟甚多，這次“意外的收獲”給他上了生動的一課。他在日記中寫道：“每一個外交家往往是這種情形，他很走運，但幸福離他很近地拂過去。巧妙的外交家與笨拙的外交家之間的不同點在於：前者能夠及時抓到由身邊飛過的幸運女神的衣襟，而後者則一定忽略。”
盡管美國堅持在公報中寫明，中國參加並不含有對我國外交承認的意思，但實際上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大國身份參加國際會議，也是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個轉折點。事實證明。盡管美國十分懼怕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言，但它無法阻擋新中國像巨人一樣登上國際舞台的步伐。
1.中國代表團秘書長
黨中央對這次日內瓦會議十分重視。4月19日，中國政府正式任命周恩來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的首席代表，王炳南擔任代表團秘書長，負責處理代表團的行政事務。中央指示，要“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以破壞美國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並且要盡一切努力達成某些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
周恩來為開好這次會議可謂殫精竭慮。他一再指示，要通過這次會議打開我國的外交局麵，使更多的國家了解新中國。當時，幾個大國的代表團都十分龐大。王炳南便向總理建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參加這樣重大的國際會議，也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麵人士和專家。一則為了應付各方麵工作，便於同與會各國廣泛交往，深入接觸；二則讓更多的同誌走出去，擴大見識，同時也可顯示新中國強大的外交力量。
周總理聽後高興地說：“炳南，你這個提議很好。”他便委托王炳南籌備這個代表團，提出成員名單，製訂代表團的製度和紀律，準備會議涉及的各方麵問題的資料以及置裝等等。
說到置裝，後來還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當時，王炳南認為中國代表團成員的服裝要莊重、嚴肅，就選擇了一種黑色麵料，為每個代表做了一套中山裝。後來，當中國代表團成員穿著這套服裝出現在日內瓦大街上時，路上行人都恭敬地立定，向他們脫帽致敬。原來，在瑞士，牧師是穿黑色衣服的，因而很多人誤以為他們是傳教的牧師。不過，瑞士人民對中國非常友好，隻要得知是中國代表，他們便熱情相待，笑臉相迎。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王炳南夜以繼日地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光是送到他那裏去的資料，就鋪了樓上一地。遵照總理的指示，他把工作人員按專業分成若幹組，開了好幾次會，有時還要找個別人談話，實在是忙得不亦樂乎。臨出發前，總理召集了代表團成員全體會議。他指出，任何人不論職務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團的製度和紀律，不得違反，總理還特意讓王炳南找兩個有特長的名廚師，以便在會議期間請客交朋友。
王炳南率領先遣隊先期到達日內瓦，安排總理和代表團的住宿和安全問題，並了解會議具體日程和注意事項。經過友好人士的介紹以及中國駐瑞士總領事溫鵬久的幫助，王炳南在距日內瓦市隻有7公裏的韋爾蘇瓦租了一幢大別墅，備有漂亮的花園，另外還包了一家飯店的一層樓。他們風趣地稱這幢別墅為“華山大別墅”，從國內運去的珍貴古玩和家具裝點著這幢別墅的貴賓室和走廊，這也是為了適應國際舞台中的氣氛。
2.周恩來成了西方媒體的宣傳中心
4月24日，周恩來率領我國代表團一行乘專機抵達日內瓦。當周恩來矯健的身影出現在機艙門口時，人群中一陣騷動，他端莊的風采和瀟灑的舉止成為記者們搶拍的鏡頭。新中國第一次派出的二百多人的大型代表團，一度成為西方新聞界報道的中心。
26日，日內瓦會議在國聯大廈隆重開幕。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討論朝鮮問題，第二階段舉行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限期性會議。整個會議期間，東西方的對立非常鮮明。蘇、中、朝、越作為一方，表現得非常團結，在關鍵問題上與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針鋒相對。
在朝鮮問題上，朝鮮代表要求：六個月內撤退外國軍隊、全國舉行自由選舉、恢複朝鮮的和平統一。然而，美國提出要由聯合國統一朝鮮的決議，實質上就是企圖無限期地占領南朝鮮。美國的頑固態度使會議遲遲不能達成協議。最後，周總理提出日內瓦與會國家“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以及關於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恢複適當談判的時間和地點的建議。這個合情合理的提議在會上未遭致其他人反對，惟有美國代表出麵阻撓，拒絕接受。這樣，曆時51天的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以未達成任何協議而告結束。
關於印支問題的討論原比朝鮮問題複雜得多。印支三國人民的武裝抵抗使法國侵略者在此戰場上泥足深陷，它迫切想從印支脫身，而美國卻想趁機介人，形勢是複雜的。然而，會議初期5月7日的越南奠邊府大捷卻使形勢為之一變——法國政府如喪考妣，印支一方卻信心大增，印支問題有了取得協議的可能。經過多方努力，最後與會各國終於達成一項協議，保證了印支三國的獨立、領土完整和統一。對於中國代表團付出努力，越南勞動黨中央曾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對中國“在日內瓦的外交鬥爭中”給予越南的“全麵的幫助”，表示“誠摯的感謝。”
會議期間，周恩來經常在“華山大別墅”宴請各國代表團。除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外，還宴請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艾登請總理在當時印的菜單上簽名，留作珍貴的紀念。80年代初，艾登的遺孀訪華時，還特地帶來了那份菜單。被宴請的客人還有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電影明星卓別林夫婦。當時在席間，周總理、王炳南和卓別林談得非常熱鬧，卓別林特別喜歡中國的茅台酒，對中國菜的美味也大加稱讚。總理因而對王炳南挑選的兩位掌勺的大師傅也非常滿意，他稱讚道：“你們對日內瓦會議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作為著名的風景區，日內瓦有“世界公園”之美稱，參加會議的所有代表團都找機會去遊山玩水，惟有周恩來總理與眾不同，休息日也不見他出來遊玩。王炳南擔心總理的身體，便勸道：“總理，別太緊張了，出去散散步吧。”總理親切地說：“多做點工作吧，再說我們要考慮對外影響。我們這個代表團是受毛主席、黨中央的委托，第一次帶著全國人民的希望，為了爭取世界和平而來的，不是來遊玩的，不能那樣做。”每逢這時，王炳南對總理的感情總是又敬佩又憂慮，這種複雜的情感使他在工作中更加勤勤懇懇，盡心盡力。
3.牽線搭橋廣交朋友
日內瓦會議證明，任何國際爭端都是可通過協商討論得以解決的，這是我國在外交鬥爭中始終堅持的一個觀點，可以說，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產生也是源於這樣的指導思想。
日內瓦會議，會上是鬥爭的場合，通常是各國代表讀自己的發言稿，發表官方的意見；會下則是互相溝通情況，促進了解，在某些問題上取得默契的渠道。通過這種方式，王炳南交遊甚廣的優勢便充分顯現出來了。在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團中，王炳南認識很多代表，如法國代表團副團長肖維爾，亞洲司長亞克魯，加拿大代表團的朗寧等，都是他的老朋友。隻要他認識的，他都一一介紹給總理，法國外長皮杜爾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經王炳南介紹與總理認識的。這種會下私交朋友的方式比較靈活、隨意，很多內情往往是在酒吧間聊天時吐露出來的。
4.“意外收獲”打破中美僵局
會議初期，莫洛托夫告訴中國代表說，在私下交談時，美國代表團副團長、美國副國務卿史密斯流露出一種批評美國政府的看法，認為美對華的敵對政策是不現實的。如此重要的人物有如此觀點，在當時是頗受重視的。其時中美關係十分緊張，尖銳對立，存在於中美代表團之間的氣氛極不友好。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甚至下令，不許美國代表團成員同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但莫洛托夫提供的信息使中國代表團認識到，美國官員並非鐵板一塊。王炳南說：“隻要觀察敏銳，考慮仔細，就能抓住機會做工作。”
會議快要結束了，有一天，王炳南等人聚在酒吧間裏喝茶。這時，史密斯端著酒，走過來，主動找總理的翻譯浦壽昌攀談，這在兩個敵對的代表團之間是不尋常的。王炳南對史密斯這一舉動很重視，回去後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說：“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也找他談談。”
第二天休息時，王炳南一直在觀察，尋找機會讓總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談。當他發現史密斯一個人走向櫃台去喝咖啡時，便趕緊把總理引到那裏去。史密斯這時左手拿著雪茄，看見總理向他走來並向他伸出手時，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這樣就無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總理打招呼，並客客氣氣地聊了一陣子。到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又是休息時，總理正和別人聊天，史密斯微笑著主動湊上來同總理交談。他說：“會議即將結束，能夠在這裏與你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你們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複和平。”說完，他抓住總理的胳臂搖晃了幾下，笑眯眯地走開了。王炳南發現，聰明的史密斯不僅遵守了杜勒斯的紀律，同時又用搖胳臂的方式表達了他對總理的欽佩。
可以看出，在當時對立的中美關係中，任何一點接觸都是多麽敏感。但是，會議期間，美國有一樁心事要了，那就是辦理美國朝鮮戰俘和美國在華被押人員問題，美國極力想通過第三方來促成此事。
得到這個消息後，周總理連夜召集王炳南等人商量對策。周總理認為我們不應拒絕與美國接觸。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抓住美國急於要求在華的被押人員獲釋的願望，開辟接觸的渠道。王炳南對總理這個明智果斷的決策當場表示讚同，他派人委托“第三者”英國代辦轉告美國，有關中美雙方的問題可以由在日內瓦的中、美代表團進行直接接觸。美國同意了直接會談，在經過周密考慮後，它派出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約翰遜為代表，因為他曾經參加過朝鮮停戰的板門店談判，熟悉中國情況，經驗頗豐，腦瓜也頗敏捷。總理請示中央後，指定王炳南為中方代表，宦鄉、柯柏年等同誌也協助參加談判。
6月5日，中美雙方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在一間隻有幾套沙發的會客室裏進行，氣氛比較輕鬆，雙方沒有惡語相訐。老練的約翰遜提出會議時雙方不作速記記錄，這樣交談可更富有探討性，也要少一些拘束。中方同意了，並確定6月10日舉行第二次會議。
第三次會議是在6月15日。中方代表首先答複了第二次會議中美方提出的問題。中方代表說，中方同意因犯罪而扣押的美國僑民和軍事人員通過中國紅十字會與他們的家屬通信，他們的家屬也可郵寄小包裹。中國政府是按他們所犯的罪來量刑的。若表現好，可考慮減刑或提前釋放。
接著，中方代表又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國留學生，並恢複他們隨時離開美國返回中國的權利。至於居留在美國的中國僑民，也同樣享有隨時回國的權利。”然而，美方的態度十分頑固，它隻想在會議中得到它想得到的，因而，約翰遜拒絕了中方的建議。
後來，在7月16日和21日，雙方派聯絡員又接觸了兩次，互相審核了各自提交的名單。中方向美國提出六名已獲準出境的在華美僑的名單，美國代表對此用外交辭令表示了感謝，但他們沒有進一步提供有關在美的中國僑民和留學生的新情況，並再次拒絕了中方在前幾次會談中提到了關於第三國代管雙方僑民利益的建議。
不難看出，日內瓦會談中，由於周恩來的具體指導和王炳南等人的切實努力，中方態度是積極主動的，也通情達理地處理了一些問題，表現出中國外交鬥爭既靈活又堅持原則的特點；而美方由於政策僵硬，而且固執得不留一點餘地，常常把自己推到了被動的位置。雙方的這種態度和立場在以後的大使級會談中也一再表現出來。
王炳南把日內瓦會議上中美雙方代表的接觸、會談視為“意外的收獲”，因為它“意外地在中美之間的巨大鴻溝上架設了一座中、美官員接觸的橋梁”。這次會談是今後十五年大使級會談的前奏。這個前奏一旦開始，就連美國的“反共先鋒”杜勒斯也不願再關死大門了。中國也願意留一條門縫，以便更好地觀察美國，並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打開一條表達意見的通道。看好時機，掌握主動，把準分寸，這正是中國外交藝術的特色。
日內瓦走一遭，又一次與總理並肩作戰，王炳南感到自己所有的精心準備都未付諸東流，相反，他還從中感悟甚多，這次“意外的收獲”給他上了生動的一課。他在日記中寫道：“每一個外交家往往是這種情形，他很走運，但幸福離他很近地拂過去。巧妙的外交家與笨拙的外交家之間的不同點在於：前者能夠及時抓到由身邊飛過的幸運女神的衣襟，而後者則一定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