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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同創建外交部
新中國成立之際，萬業亟舉，百廢待興，擺在中共領導人麵前的是一場或破舊立新或化舊為新的浩大工程。身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更是重任在肩，裏裏外外一把手。
新中國建立了一個新型人民政府，它包括“新的民主”和新的外交。所以，周恩來麵臨的一項艱巨而又重要的任務就是：組建新中國的外交部，培養一支革命的外交隊伍。周恩來認識到，舊中國飽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痛苦，國民黨推行的“奴性外交”更是讓廣大中國人民深惡痛絕，也讓中共不齒於為之，新中國外交絕不會走這條老路。而蘇聯的經驗，盡管有用，也不可能完全適應新中國“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新中國的外交要奉行獨立自主的革命原則，新中國外交隊伍的建立要有鮮明的、嶄新的自我特色。一切重新開始，一切都要“另起爐灶。”
但“另起爐灶”，談何容易？何況周恩來總理又百事纏身，日理萬機，黨中央一邊，國務院一邊，再加上外交部這特別具體的一攤子，實在是太忙了。總理自己也感到需要找一個得力的助手來幫助他籌組外交部。這個人必須具備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必須遍交八方親朋；還必須對新中國的外交有深入透徹的認識。
找誰呢？周恩來憑著他識人之深、相人之準，很自然地就找到了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的王炳南同誌。這位才過不惑之年的同誌，已經是外交戰線上的老戰士了。周總理就曾這樣說：“炳南不僅是我的左右手，他還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1.周恩來說：“他是我的耳朵與嘴巴”
1908年元旦這天，王炳南出生於陝西省乾縣好畸村一個普通農戶的家中。光陰流逝，一晃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反動政府喪權辱國的條約越簽越多；各種激進的、革命的思潮紛紛傳人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更是給中國國民敲了一記靈魂上的警鍾。少年王炳南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了，反動政府的醜惡行徑刺激著他，民主自由的思想又鼓舞著他，這位血氣方剛的少年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革命運動。1925年初，他在家鄉三原中學讀書時加入共青團，第二年又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擔任乾縣第一任黨支部書記，組織領導農民群眾開展抗糧抗稅鬥爭。隨後，他又去淳化一帶從事建黨工作。由於從事革命活動，王炳南為反動政府所不容，被迫離開家鄉。1929年，由父親的歃血之交、西北軍愛國將領楊虎城將軍資助，王炳南出國留學，先赴日本而後轉德國柏林大學就讀。
在德國期間，王炳南公開的身分是專門攻讀政治學的大學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組織在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中國留學生建立抗日小組。在柏林學習工作五年，王炳南除了出色地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之外，還廣交朋友，擴大影響。這些朋友遍及德國各城市，有科學家、革命家；有產業工人、司機和學生，著名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也是他的朋友。在柏林，王炳南還結識了他的第一個妻子安娜·利澤。
1935年，二人在倫敦完婚後，這位金發碧眼的德國姑娘便跟隨夫姓，改名王安娜。
1936年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炳南回國，做爭取楊虎城將軍和十七路軍抗日的統戰工作。王炳南不會料到，這次西安之行，他會親身經曆一場震驚中外的曆史事件——“西安事變。”
就在王炳南夫婦回到西安的當夜，甚至還未跨入西安大蓮花池街王家宅院的院門，王炳南便被楊虎城將軍請去，時隔數載，楊虎城將軍太想見他了。這位地位顯赫威震一方的將軍，見到王炳南夫婦，特別高興，出手更是闊綽，一擲千金。但王炳南卻不利用與楊的關係沾他一文錢財，他婉言謝絕了將軍的好意。這份廉潔和正直更使楊虎城將軍對他抱有了明顯的好感和敬重。
回西安不久，王炳南患了嚴重的咽喉炎，高燒不退。恰在這時，馬海德醫生和斯諾博士從美國來到西安。他們正在訪問楊虎城，王炳南夫婦應邀出席作楊的翻譯。王安娜即請馬海德醫生為王炳南診治，從此，王炳南與他們兩人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友誼。
由於王炳南生病，楊虎城將軍執意讓王炳南夫婦搬進他的官邸住下。於是，兩人得以更多的時機促膝長談，討論政治問題。楊甚至委托王炳南為他物色人才，幫助他改造軍隊。在得知王炳南是共產黨員後，楊虎城更是高興。這位當時中國西北部最有權勢的人對王炳南信賴有加，王炳南也因而成為楊虎城的“忘年之交”。
當楊虎城為躲避蔣介石“剿共”令的威逼，借故離開充滿緊張氣氛的西安，前往上海時，他也接二連三地給王炳南打電報，讓其夫婦一同前去上海。在上海，經杜重選先生介紹，王炳南又與張學良將軍建立了經常性的聯係。此後，王炳南便成了張、楊之間溝通意見、攜手團結的牽線人，為推動西北三位一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到止園找楊虎城密商應付時局的辦法，因為蔣介石逼他們剿共，已使他們無路可走了。當時張、楊都有扣蔣的想法，但誰也不願先說出此心。在談到如何對付蔣介石時，張對楊說：
“王炳南不是在你這裏嗎？找他商量一下。”
“他這人思想激進，主張扣蔣。”楊不失時機地答道。
“這也不能不說是個解決的辦法，看來隻好如此了。”
至此，心照不宣的二人通過談及王炳南，才徹底公開了自己的想法，並具體商談了扣蔣的步驟。12月12日，張、楊二將軍當機立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天早上，猛烈的敲門聲把王炳南從睡夢中驚醒，原來，楊虎城的衛兵奉命來通知王炳南前去開會，以研究下一步的對策。
後來，情形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內部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見蔣介石被困西安，便伺機轟炸西安，幹掉蔣介石，意謀篡權，建立親日的國民政府。這樣一來，不僅不能扣蔣逼蔣，還要保蔣和蔣了。為了抗日大業計，中共方麵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西安做張、楊二將軍的工作，希望能和平促成與蔣介石的統一抗日。
由扣蔣到放蔣，這對楊虎城將軍無異於一個巨大的轉變，一切都脫離了事先計劃的軌道。這時候，中共便派王炳南前去做工作。憑著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一分執著，也憑著與楊將軍相交多年的一分了解，王炳南說動了楊虎城。在周恩來、王炳南等人的努力和推動下，最後“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抗日統一戰線也得以建立，對於“西安事變”期間王炳南所做的大量工作，毛澤東和朱德都曾親筆致信，給予了高度的讚揚。
抗日戰爭期間，王炳南主要是在上海、武漢、重慶等地從事統一戰線、國際宣傳和外事工作。
那時，周恩來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黨在國統區的工作。1938年，為適應形勢的需要，中共長江中央局成立了對外宣傳小組，由王炳南具體負責，受周恩來直接領導。周恩來提出國際宣傳組的任務是：與在武漢的四十多名外國記者要保持經常的聯係；同在武漢的外國機構建立聯係；對國民黨接待的外國友好人士和進步團體，也要盡可能參加接待；對外翻譯毛主席的著作等。毛主席在抗戰期間寫的《論持久戰》等著作最先就是由這個小組翻譯介紹到國外的。
在王炳南的具體領導下，外事宣傳小組的工作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在武漢，王炳南夫婦同艾黎、斯諾、史沫特萊等商定建立了全國工業合作社，計劃在全國組織3萬個工業合作社。1938年8月，“工合”總會在漢口正式成立，並迅速發展成為有著一定國際影響的社會團體。在周恩來指示下，王炳南等先後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印度醫療隊去延安等事宜。
中共國際宣傳小組的工作有聲有色，使很多外國駐華人員同情革命，讚成抗日主張，樂意宣傳中共的廉潔、民主，積極揭露國民黨的種種弊端。對此，蔣介石大為光火，據說有一次他大發雷霆，認為國民黨龐大的宣傳機構遠不如共產黨的一個小組。他生氣地寫了張便條給國民黨宣傳部：“爾等既無天才，又不學習，以致在宣傳工作中落後於共產黨，奈何，奈何！”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在武漢的中共所有機關都相繼遷到陪都重慶。翌年，葉劍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建立中共外事組，王炳南被指定為組長。他非常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打通各處關節，由於他和政治家、愛國將領、民主人士私交甚好，所以他可以不斷地為公務繁忙的周恩來收集各種珍貴情報，同時也可以向各界人士介紹周恩來的立場。所以周恩來將王炳南比作他的“耳朵和嘴巴。”
這“耳朵和嘴巴”的作用可是不可小視的。1945年，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奉召回國，杜魯門特派“二戰”時期的美軍名將馬歇爾為特使來華。王炳南在美軍總部得到馬歇爾來華的確切時間後，及時通知了周恩來，並陪同周恩來、王若飛一起趕到機場，先於宋子文在機場迎接了馬歇爾將軍。事實上，王炳南很早就與美國人打過交道。如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參讚範宣德、年輕外交官戴維斯和謝偉思兄弟等人，美國新聞處的麥克、菲謝、費正清、包瑞德上校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王炳南與曾任美國遠東戰區總司令的史迪威將軍也有著十分友好的關係。1944年，一小批美國新聞記者最先打破國民黨的封鎖，訪問並報道了延安狀況。不久，羅斯福總統派華萊士副總統訪華，在史迪威將軍和王炳南的共同推動下，美國提出要派軍事觀察組到延安，蔣介石聞此建議，斷然拒絕。後華萊士向蔣提出美國將會減少軍援的警告，蔣才被迫同意了這個要求。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熱情接待。
對於王炳南促成的這次聯係，周恩來感到特別高興，他在隨即寫給王炳南的一封信中說：“這一關打通了，以後當不難來往。你們的努力，有了代價，前途將更無限量發展。……”
2.重慶談判時，他是毛澤東的秘書
重慶談判時，曆史再一次選擇了當時年僅37歲的王炳南擔當一個重要角色：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王炳南被委任為毛澤東的秘書，協助處理談判期間的一切工作。
1945年8月18日，平素煙霧迷蒙的山城忽然陽光普照，晴空萬裏。下午三時半，毛澤東的座機在九龍坡機場降落。機艙門打開後，王炳南首先登上飛機，向毛主席報告迎接人的名單，引毛主席下飛機。毛主席雄健魁偉，神采豁朗，頭戴盔式帽，身著灰布衣，一邊緩緩走下飛機，一邊瀟灑地揮動著右臂含笑地向歡迎的人們致意。這是王炳南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
此後的數月裏，王炳南一直陪在主席的身邊，或訪問名流或接待來訪或如親如友地共話家常，他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了主席大開大闔的氣度，幽默爽朗的性格。有一次，他陪毛主席去見陳立夫。他想，同陳立夫這種人能怎麽談呢？一見麵，隻見主席先以回憶往事的口氣，談起大革命前國共合作的情景，然後批評國民黨背叛革命、剿共反共的錯誤政策，以至於引狼入室，險些招致亡國的禍害。毛主席還說，共產黨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最後隻能學孫悟空大鬧天空——“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瘟，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你們連弼馬瘟也不給我們做，我們隻好扛槍上山了。”一席談笑間，毛主席胸懷坦蕩，詞鋒敏健，陳立夫則表示要為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
還有一次，王炳南陪同毛主席去訪問於右任，可是守門人說蔣介石正在於家作客。主席便提議去看住在同一大院“陶園”中的戴季陶。這位蔣介石的心腹萬沒有想到毛澤東會去看他，因而對於毛澤東的到來他有點局促不安，喏喏連聲。當主席和王炳南從戴府出來欲往於府時，恰巧在小道上與蔣介石交臂相逢。蔣先發問：
“潤之，你從哪裏來呀？”
主席用手往戴府的方向一指，泰然而道：“我剛剛才見了戴季陶先生啊。”
這一舉動使蔣介石略為一怔，他亦驚奇於毛澤東訪戴。不過，他旋即佯笑道：“好，見見好，見見好。”
這次“狹路相逢”，毛澤東的從容、隨意給王炳南留下了深刻印象。直麵對手時，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分冷靜與氣度。
不久之後，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國共談判的中心也從重慶移至南京。作為中共中央駐南京代表團第二副書記兼發言人，王炳南亦隨周恩來來到南京梅園，完成這次國共談判的剩餘工作。1947年3月，他從南京回到延安後，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之職，當時的主任是周恩來。
3.新中國外交部的創立
從“西安事變”到對外宣傳小組，到重慶談判，再到中央外事組，如此算來，王炳南也稱得上是周恩來的老助手、老部下了。對於王炳南的經驗、能力與信念，周恩來是了然於胸的，亦是讚譽有加的。現在，要創建一個新中國的外交部，周恩來於百忙中難以麵麵俱顧，於是，他說：“炳南，你來幫幫我吧。”
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國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恩來興奮地告訴大家：“從現在起，中央外事組的工作任務已經完成了，我們要開始辦正式的外交了。同時，黨中央已作了一個事實證明非常重要而正確的決定：新中外交官將不任用國民黨的舊外交官，而要靠我們自己培養的新一代外交幹部，從今以後要完全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戰士代表中國人民辦外交。這叫‘另起爐灶’。”
周恩來還告訴王炳南說：“明天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將發表一個公告，典禮結束後，要將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隨附公函立即送發留駐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國使館或領事館。你們趕緊著手準備，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這將是我們新中國的第一個外交文件，是通過使館向外國政府發出的第一個照會。”王炳南會心地點了點頭，他知道，在這項公告中，新中國將宣布所有外國政府的外交和領事團體（社會主義國家除外）在新中國都不再擁有外交地位，它們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承認新中國政府。而且，隻有與台灣國民黨政府斷絕關係，它們才能與新中國建交。這項被喻作“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原則是對新中國主權完整的堅決維護。
原則確立了，現在需要的是建立行政和人事機構。周恩來和王炳南商量後，決定從各野戰軍、各地區及中央各部調集幹部。這些人中，有的是以前的統戰人員、新聞記者，尚有些外交經驗；有的則是行伍出身的軍官，剛脫下軍裝，就要讓他去國外當大使，連怎麽遞交國書也沒見過呀，這樣的困難確實不容忽視。不過，周恩來對此是很達觀的：“沒關係，可以從頭學嘛。”
1949年12月初，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了一批奉調行將出使國外、前來外交部報到的高級將領。大家落座後，毛主席說：“你們都是打仗的。同蔣介了了十幾年，你們沒有逃跑，現在派你們出國工作，你們也不會跑掉。新中國也要辦外交了，但是不能搞國民黨那一套。我們要另起爐灶，要完全靠自己，靠你們去實踐，在實踐中培養新一代的外交隊伍。”
周總理接著說：“請你們這些打過仗的同誌來，是因為外交同軍事一樣，軍事打的是武仗，外交打的是‘文仗’。外交工作，授權有限，不要冒失，不要輕敵，不要自以為是，不要無組織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吃虧打敗仗。要好好學習人家的語言，既顯得尊重人家，也便於工作。要注意學習駐在國的長處，天涯處處有芳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生存下來，一定有很多優點。”
總理這番話令在場的所有人，包括王炳南在內都深覺受益匪淺。主席走後，大家便開始詢問給自己安排的任務，總理說：“不要著急嘛，等忙過這一陣，會給你們安排的。”望著這群積極、熱情的戰友兼同事，當時已是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的王炳南禁不住朗聲說道：“從此，咱們又是同一條船上的哥兒們了。”
不久之後，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魯登科要向毛主席遞交國書。周總理以外長身份也要參加，他讓王炳南通知這批將領，讓他們到中南海懷仁堂“現場觀摩”。
這幾位未來的大使同誌在隱蔽處目睹魯登科到達後，典禮局局長餘心清和外交部交際處處長王倬如引導他進見主席。主席和大使並排立正聽完樂隊演奏兩國國歌，一齊檢閱儀仗隊，然後步入勤政殿由大使向主席遞交國書並致頌詞，主席致答詞。禮畢，大使向主席——介紹大使館的其他外交官。主席陪他們步入會客室飲茶交談。雙方交談都通過翻譯進行，全過程一個多小時。
外賓走後，周恩來、王炳南問及了這批“準”大使們的感受。大家都說：“不難，可以學會的，沒問題。”周恩來又叮囑道：“遞交國書的儀式，各國有不同的做法，君主國家的儀式複雜一些，當前的趨勢是越來越簡單化。你們赴任以後，要向駐在國外交部了解遞交國書的程序，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客隨主便，入鄉隨俗嘛。”“準”大使們一一點頭稱是。
通過這種明學暗察的辦法，他們一步步地熟悉了外交活動的程序和禮儀。幾年下來，這批駐外大使以出色的工作回報了總理的指導，完成了新中國外交托付給他們的使命。對於這支由總理親自帶起來的外交隊伍，王炳南充滿了信心。
總理很賞識王炳南的工作能力，同時對他的要求更加嚴格。從總理的言談行事中，王炳南學到了很多珍貴的東西，他視與總理共事的時光為自己學習最多、提高最快的階段。事實也證明，他在此後的外交工作中，展現了出眾的才華，新中國開啟國門的功臣名冊上，又多了一個光輝的名字：王炳南。
1950年10月，外交部各部門和高級人員已大致定局。行走在古舊的外交部大樓中，王炳南感到異常爽快、舒暢——在這裏工作的一整列外交隊伍，一個舊式外交官也沒有。他打開辦公桌抽屜，從裏麵拿出一份外交部司長、大使以上幹部的名冊，眼光掠過一個個他所熟悉的名字：王稼祥、章漢夫、黃華、龔澎、韓念龍、喬冠華、伍修權……“強將之下無弱兵”，這支在周總理帶領和培養下的外交大軍忠誠、熱忱、淳樸、幹練，新中國的外交交到他們手中，黨和國家放心，全中國人民安心，而這支隊伍本身呢，更是對人民外交事業發展的光明前景充滿了信心！
新中國建立了一個新型人民政府，它包括“新的民主”和新的外交。所以，周恩來麵臨的一項艱巨而又重要的任務就是：組建新中國的外交部，培養一支革命的外交隊伍。周恩來認識到，舊中國飽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痛苦，國民黨推行的“奴性外交”更是讓廣大中國人民深惡痛絕，也讓中共不齒於為之，新中國外交絕不會走這條老路。而蘇聯的經驗，盡管有用，也不可能完全適應新中國“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新中國的外交要奉行獨立自主的革命原則，新中國外交隊伍的建立要有鮮明的、嶄新的自我特色。一切重新開始，一切都要“另起爐灶。”
但“另起爐灶”，談何容易？何況周恩來總理又百事纏身，日理萬機，黨中央一邊，國務院一邊，再加上外交部這特別具體的一攤子，實在是太忙了。總理自己也感到需要找一個得力的助手來幫助他籌組外交部。這個人必須具備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必須遍交八方親朋；還必須對新中國的外交有深入透徹的認識。
找誰呢？周恩來憑著他識人之深、相人之準，很自然地就找到了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的王炳南同誌。這位才過不惑之年的同誌，已經是外交戰線上的老戰士了。周總理就曾這樣說：“炳南不僅是我的左右手，他還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1.周恩來說：“他是我的耳朵與嘴巴”
1908年元旦這天，王炳南出生於陝西省乾縣好畸村一個普通農戶的家中。光陰流逝，一晃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反動政府喪權辱國的條約越簽越多；各種激進的、革命的思潮紛紛傳人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更是給中國國民敲了一記靈魂上的警鍾。少年王炳南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了，反動政府的醜惡行徑刺激著他，民主自由的思想又鼓舞著他，這位血氣方剛的少年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革命運動。1925年初，他在家鄉三原中學讀書時加入共青團，第二年又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擔任乾縣第一任黨支部書記，組織領導農民群眾開展抗糧抗稅鬥爭。隨後，他又去淳化一帶從事建黨工作。由於從事革命活動，王炳南為反動政府所不容，被迫離開家鄉。1929年，由父親的歃血之交、西北軍愛國將領楊虎城將軍資助，王炳南出國留學，先赴日本而後轉德國柏林大學就讀。
在德國期間，王炳南公開的身分是專門攻讀政治學的大學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組織在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中國留學生建立抗日小組。在柏林學習工作五年，王炳南除了出色地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之外，還廣交朋友，擴大影響。這些朋友遍及德國各城市，有科學家、革命家；有產業工人、司機和學生，著名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也是他的朋友。在柏林，王炳南還結識了他的第一個妻子安娜·利澤。
1935年，二人在倫敦完婚後，這位金發碧眼的德國姑娘便跟隨夫姓，改名王安娜。
1936年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炳南回國，做爭取楊虎城將軍和十七路軍抗日的統戰工作。王炳南不會料到，這次西安之行，他會親身經曆一場震驚中外的曆史事件——“西安事變。”
就在王炳南夫婦回到西安的當夜，甚至還未跨入西安大蓮花池街王家宅院的院門，王炳南便被楊虎城將軍請去，時隔數載，楊虎城將軍太想見他了。這位地位顯赫威震一方的將軍，見到王炳南夫婦，特別高興，出手更是闊綽，一擲千金。但王炳南卻不利用與楊的關係沾他一文錢財，他婉言謝絕了將軍的好意。這份廉潔和正直更使楊虎城將軍對他抱有了明顯的好感和敬重。
回西安不久，王炳南患了嚴重的咽喉炎，高燒不退。恰在這時，馬海德醫生和斯諾博士從美國來到西安。他們正在訪問楊虎城，王炳南夫婦應邀出席作楊的翻譯。王安娜即請馬海德醫生為王炳南診治，從此，王炳南與他們兩人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友誼。
由於王炳南生病，楊虎城將軍執意讓王炳南夫婦搬進他的官邸住下。於是，兩人得以更多的時機促膝長談，討論政治問題。楊甚至委托王炳南為他物色人才，幫助他改造軍隊。在得知王炳南是共產黨員後，楊虎城更是高興。這位當時中國西北部最有權勢的人對王炳南信賴有加，王炳南也因而成為楊虎城的“忘年之交”。
當楊虎城為躲避蔣介石“剿共”令的威逼，借故離開充滿緊張氣氛的西安，前往上海時，他也接二連三地給王炳南打電報，讓其夫婦一同前去上海。在上海，經杜重選先生介紹，王炳南又與張學良將軍建立了經常性的聯係。此後，王炳南便成了張、楊之間溝通意見、攜手團結的牽線人，為推動西北三位一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到止園找楊虎城密商應付時局的辦法，因為蔣介石逼他們剿共，已使他們無路可走了。當時張、楊都有扣蔣的想法，但誰也不願先說出此心。在談到如何對付蔣介石時，張對楊說：
“王炳南不是在你這裏嗎？找他商量一下。”
“他這人思想激進，主張扣蔣。”楊不失時機地答道。
“這也不能不說是個解決的辦法，看來隻好如此了。”
至此，心照不宣的二人通過談及王炳南，才徹底公開了自己的想法，並具體商談了扣蔣的步驟。12月12日，張、楊二將軍當機立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天早上，猛烈的敲門聲把王炳南從睡夢中驚醒，原來，楊虎城的衛兵奉命來通知王炳南前去開會，以研究下一步的對策。
後來，情形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內部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見蔣介石被困西安，便伺機轟炸西安，幹掉蔣介石，意謀篡權，建立親日的國民政府。這樣一來，不僅不能扣蔣逼蔣，還要保蔣和蔣了。為了抗日大業計，中共方麵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西安做張、楊二將軍的工作，希望能和平促成與蔣介石的統一抗日。
由扣蔣到放蔣，這對楊虎城將軍無異於一個巨大的轉變，一切都脫離了事先計劃的軌道。這時候，中共便派王炳南前去做工作。憑著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一分執著，也憑著與楊將軍相交多年的一分了解，王炳南說動了楊虎城。在周恩來、王炳南等人的努力和推動下，最後“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抗日統一戰線也得以建立，對於“西安事變”期間王炳南所做的大量工作，毛澤東和朱德都曾親筆致信，給予了高度的讚揚。
抗日戰爭期間，王炳南主要是在上海、武漢、重慶等地從事統一戰線、國際宣傳和外事工作。
那時，周恩來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黨在國統區的工作。1938年，為適應形勢的需要，中共長江中央局成立了對外宣傳小組，由王炳南具體負責，受周恩來直接領導。周恩來提出國際宣傳組的任務是：與在武漢的四十多名外國記者要保持經常的聯係；同在武漢的外國機構建立聯係；對國民黨接待的外國友好人士和進步團體，也要盡可能參加接待；對外翻譯毛主席的著作等。毛主席在抗戰期間寫的《論持久戰》等著作最先就是由這個小組翻譯介紹到國外的。
在王炳南的具體領導下，外事宣傳小組的工作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在武漢，王炳南夫婦同艾黎、斯諾、史沫特萊等商定建立了全國工業合作社，計劃在全國組織3萬個工業合作社。1938年8月，“工合”總會在漢口正式成立，並迅速發展成為有著一定國際影響的社會團體。在周恩來指示下，王炳南等先後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印度醫療隊去延安等事宜。
中共國際宣傳小組的工作有聲有色，使很多外國駐華人員同情革命，讚成抗日主張，樂意宣傳中共的廉潔、民主，積極揭露國民黨的種種弊端。對此，蔣介石大為光火，據說有一次他大發雷霆，認為國民黨龐大的宣傳機構遠不如共產黨的一個小組。他生氣地寫了張便條給國民黨宣傳部：“爾等既無天才，又不學習，以致在宣傳工作中落後於共產黨，奈何，奈何！”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在武漢的中共所有機關都相繼遷到陪都重慶。翌年，葉劍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建立中共外事組，王炳南被指定為組長。他非常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打通各處關節，由於他和政治家、愛國將領、民主人士私交甚好，所以他可以不斷地為公務繁忙的周恩來收集各種珍貴情報，同時也可以向各界人士介紹周恩來的立場。所以周恩來將王炳南比作他的“耳朵和嘴巴。”
這“耳朵和嘴巴”的作用可是不可小視的。1945年，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奉召回國，杜魯門特派“二戰”時期的美軍名將馬歇爾為特使來華。王炳南在美軍總部得到馬歇爾來華的確切時間後，及時通知了周恩來，並陪同周恩來、王若飛一起趕到機場，先於宋子文在機場迎接了馬歇爾將軍。事實上，王炳南很早就與美國人打過交道。如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參讚範宣德、年輕外交官戴維斯和謝偉思兄弟等人，美國新聞處的麥克、菲謝、費正清、包瑞德上校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王炳南與曾任美國遠東戰區總司令的史迪威將軍也有著十分友好的關係。1944年，一小批美國新聞記者最先打破國民黨的封鎖，訪問並報道了延安狀況。不久，羅斯福總統派華萊士副總統訪華，在史迪威將軍和王炳南的共同推動下，美國提出要派軍事觀察組到延安，蔣介石聞此建議，斷然拒絕。後華萊士向蔣提出美國將會減少軍援的警告，蔣才被迫同意了這個要求。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熱情接待。
對於王炳南促成的這次聯係，周恩來感到特別高興，他在隨即寫給王炳南的一封信中說：“這一關打通了，以後當不難來往。你們的努力，有了代價，前途將更無限量發展。……”
2.重慶談判時，他是毛澤東的秘書
重慶談判時，曆史再一次選擇了當時年僅37歲的王炳南擔當一個重要角色：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王炳南被委任為毛澤東的秘書，協助處理談判期間的一切工作。
1945年8月18日，平素煙霧迷蒙的山城忽然陽光普照，晴空萬裏。下午三時半，毛澤東的座機在九龍坡機場降落。機艙門打開後，王炳南首先登上飛機，向毛主席報告迎接人的名單，引毛主席下飛機。毛主席雄健魁偉，神采豁朗，頭戴盔式帽，身著灰布衣，一邊緩緩走下飛機，一邊瀟灑地揮動著右臂含笑地向歡迎的人們致意。這是王炳南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
此後的數月裏，王炳南一直陪在主席的身邊，或訪問名流或接待來訪或如親如友地共話家常，他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了主席大開大闔的氣度，幽默爽朗的性格。有一次，他陪毛主席去見陳立夫。他想，同陳立夫這種人能怎麽談呢？一見麵，隻見主席先以回憶往事的口氣，談起大革命前國共合作的情景，然後批評國民黨背叛革命、剿共反共的錯誤政策，以至於引狼入室，險些招致亡國的禍害。毛主席還說，共產黨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最後隻能學孫悟空大鬧天空——“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瘟，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你們連弼馬瘟也不給我們做，我們隻好扛槍上山了。”一席談笑間，毛主席胸懷坦蕩，詞鋒敏健，陳立夫則表示要為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
還有一次，王炳南陪同毛主席去訪問於右任，可是守門人說蔣介石正在於家作客。主席便提議去看住在同一大院“陶園”中的戴季陶。這位蔣介石的心腹萬沒有想到毛澤東會去看他，因而對於毛澤東的到來他有點局促不安，喏喏連聲。當主席和王炳南從戴府出來欲往於府時，恰巧在小道上與蔣介石交臂相逢。蔣先發問：
“潤之，你從哪裏來呀？”
主席用手往戴府的方向一指，泰然而道：“我剛剛才見了戴季陶先生啊。”
這一舉動使蔣介石略為一怔，他亦驚奇於毛澤東訪戴。不過，他旋即佯笑道：“好，見見好，見見好。”
這次“狹路相逢”，毛澤東的從容、隨意給王炳南留下了深刻印象。直麵對手時，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分冷靜與氣度。
不久之後，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國共談判的中心也從重慶移至南京。作為中共中央駐南京代表團第二副書記兼發言人，王炳南亦隨周恩來來到南京梅園，完成這次國共談判的剩餘工作。1947年3月，他從南京回到延安後，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之職，當時的主任是周恩來。
3.新中國外交部的創立
從“西安事變”到對外宣傳小組，到重慶談判，再到中央外事組，如此算來，王炳南也稱得上是周恩來的老助手、老部下了。對於王炳南的經驗、能力與信念，周恩來是了然於胸的，亦是讚譽有加的。現在，要創建一個新中國的外交部，周恩來於百忙中難以麵麵俱顧，於是，他說：“炳南，你來幫幫我吧。”
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國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恩來興奮地告訴大家：“從現在起，中央外事組的工作任務已經完成了，我們要開始辦正式的外交了。同時，黨中央已作了一個事實證明非常重要而正確的決定：新中外交官將不任用國民黨的舊外交官，而要靠我們自己培養的新一代外交幹部，從今以後要完全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戰士代表中國人民辦外交。這叫‘另起爐灶’。”
周恩來還告訴王炳南說：“明天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將發表一個公告，典禮結束後，要將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隨附公函立即送發留駐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國使館或領事館。你們趕緊著手準備，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這將是我們新中國的第一個外交文件，是通過使館向外國政府發出的第一個照會。”王炳南會心地點了點頭，他知道，在這項公告中，新中國將宣布所有外國政府的外交和領事團體（社會主義國家除外）在新中國都不再擁有外交地位，它們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承認新中國政府。而且，隻有與台灣國民黨政府斷絕關係，它們才能與新中國建交。這項被喻作“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原則是對新中國主權完整的堅決維護。
原則確立了，現在需要的是建立行政和人事機構。周恩來和王炳南商量後，決定從各野戰軍、各地區及中央各部調集幹部。這些人中，有的是以前的統戰人員、新聞記者，尚有些外交經驗；有的則是行伍出身的軍官，剛脫下軍裝，就要讓他去國外當大使，連怎麽遞交國書也沒見過呀，這樣的困難確實不容忽視。不過，周恩來對此是很達觀的：“沒關係，可以從頭學嘛。”
1949年12月初，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了一批奉調行將出使國外、前來外交部報到的高級將領。大家落座後，毛主席說：“你們都是打仗的。同蔣介了了十幾年，你們沒有逃跑，現在派你們出國工作，你們也不會跑掉。新中國也要辦外交了，但是不能搞國民黨那一套。我們要另起爐灶，要完全靠自己，靠你們去實踐，在實踐中培養新一代的外交隊伍。”
周總理接著說：“請你們這些打過仗的同誌來，是因為外交同軍事一樣，軍事打的是武仗，外交打的是‘文仗’。外交工作，授權有限，不要冒失，不要輕敵，不要自以為是，不要無組織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吃虧打敗仗。要好好學習人家的語言，既顯得尊重人家，也便於工作。要注意學習駐在國的長處，天涯處處有芳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生存下來，一定有很多優點。”
總理這番話令在場的所有人，包括王炳南在內都深覺受益匪淺。主席走後，大家便開始詢問給自己安排的任務，總理說：“不要著急嘛，等忙過這一陣，會給你們安排的。”望著這群積極、熱情的戰友兼同事，當時已是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的王炳南禁不住朗聲說道：“從此，咱們又是同一條船上的哥兒們了。”
不久之後，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魯登科要向毛主席遞交國書。周總理以外長身份也要參加，他讓王炳南通知這批將領，讓他們到中南海懷仁堂“現場觀摩”。
這幾位未來的大使同誌在隱蔽處目睹魯登科到達後，典禮局局長餘心清和外交部交際處處長王倬如引導他進見主席。主席和大使並排立正聽完樂隊演奏兩國國歌，一齊檢閱儀仗隊，然後步入勤政殿由大使向主席遞交國書並致頌詞，主席致答詞。禮畢，大使向主席——介紹大使館的其他外交官。主席陪他們步入會客室飲茶交談。雙方交談都通過翻譯進行，全過程一個多小時。
外賓走後，周恩來、王炳南問及了這批“準”大使們的感受。大家都說：“不難，可以學會的，沒問題。”周恩來又叮囑道：“遞交國書的儀式，各國有不同的做法，君主國家的儀式複雜一些，當前的趨勢是越來越簡單化。你們赴任以後，要向駐在國外交部了解遞交國書的程序，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客隨主便，入鄉隨俗嘛。”“準”大使們一一點頭稱是。
通過這種明學暗察的辦法，他們一步步地熟悉了外交活動的程序和禮儀。幾年下來，這批駐外大使以出色的工作回報了總理的指導，完成了新中國外交托付給他們的使命。對於這支由總理親自帶起來的外交隊伍，王炳南充滿了信心。
總理很賞識王炳南的工作能力，同時對他的要求更加嚴格。從總理的言談行事中，王炳南學到了很多珍貴的東西，他視與總理共事的時光為自己學習最多、提高最快的階段。事實也證明，他在此後的外交工作中，展現了出眾的才華，新中國開啟國門的功臣名冊上，又多了一個光輝的名字：王炳南。
1950年10月，外交部各部門和高級人員已大致定局。行走在古舊的外交部大樓中，王炳南感到異常爽快、舒暢——在這裏工作的一整列外交隊伍，一個舊式外交官也沒有。他打開辦公桌抽屜，從裏麵拿出一份外交部司長、大使以上幹部的名冊，眼光掠過一個個他所熟悉的名字：王稼祥、章漢夫、黃華、龔澎、韓念龍、喬冠華、伍修權……“強將之下無弱兵”，這支在周總理帶領和培養下的外交大軍忠誠、熱忱、淳樸、幹練，新中國的外交交到他們手中，黨和國家放心，全中國人民安心，而這支隊伍本身呢，更是對人民外交事業發展的光明前景充滿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