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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交部的年輕顧問
1.首赴成功湖
新中國成立，周恩來“另起爐灶”，重新組建外交部。喬冠華和龔澎回到了北京。喬冠華被任命為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和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正式踏上職業外交官道路。是年，他36歲。
周恩來一方麵精心組建外交班子，另一方麵加緊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努力。1949年11月15日，他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要求取消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權利。兩個月後又宣布了中國代表團的組成：安理會代表，張聞天；軍事代表團團長耿飆將軍；經社理事會代表，冀朝鼎；國際緊急救濟基金會代表，伍雲甫；托管理事會代表，孟用潛。後來又加上了李一氓和周士第。由於美國的阻撓，中國在聯合國席位遲遲不能恢複，這個代表團始終未能成行。
一百多年來，當中國人民第一次迎來和平，準備醫治戰爭創傷，重建家園之時，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第七艦隊公然進入台灣海峽，十三航空隊進駐台灣島。中國強烈抗議，並向聯合國提出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案。1950年8月31日，安理會將中國控訴案列入議程，題為“控訴武裝侵略福摩薩案”。10月2日，賴伊正式通知中國：安理會決定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派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中國迅速組成了代表團，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伍修權為大使級特別代表，喬冠華為顧問。龔普生、安東、陳翹、浦山、周硯、孫彪和王乃靜七人為特別代表之助理人員，出席安理會會議，討論美國侵略台灣的控訴案。11月24日，代表團抵達紐約成功湖。
11月27日，中國代表團首次出席聯大政治和安全委員會暨第一委員會會議。當伍修權、喬冠華一行進入大廳時，會場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正在發言的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中斷了演說，向中國代表團表示致敬，並祝願他們取得成功。伍修權隔著美國代表杜勒斯就坐，中間是英國代表格楊，杜勒斯麵無表情，對中國代表團的到來無動於衷，看也不看一眼。
28日下午，安理會討論美國武裝侵略台灣案。中國代表氣宇軒昂步入會場。旁聽席上座無虛席，秘書處的職員們驚奇地望著來自紅色中國的外交官們。伍修權發表長篇講話，曆數近百年美國侵略中國的罪行，將朝鮮形勢與美對台入侵聯係起來，特別強調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杜魯門一月五日講話的內容，並不時加以辛辣的諷刺，“是中國武裝入侵了美國的夏威夷，還是美國武裝入侵了台灣？”“美國的第七艦隊和第十三航空隊到哪裏去了？難道說他們到火星上去了嗎？”還嘲笑杜魯門反對杜魯門，自相矛盾。在答辯過程中，喬冠華不時遞上小條或在伍修權耳旁耳語幾句，兩人相互配合，發言產生了巨大影響。
盡管會議沒有取得圓滿成功，但這是新中國代表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讓國際社會看到了他們的凜凜正氣。喬冠華也鍛煉了自己，在外交上開始嶄露頭角。對他來說，這權當是一次實習吧。
2.板門店談判的“指導員”
1950年9月30日，美軍跨過了三八線。周恩來多次通過印度和英國警告美國，如果越過三八線，中國不會坐視不管。五角大摟和國務院以及麥克阿瑟本人對此置若罔聞。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展開了。中國雖然千瘡百孔、民窮財盡，但短短一年的時間，誌願軍就打得聯合國軍無法前進一步。大的戰爭無法繼續下去，這時需要的是堅忍不拔的頑強意誌和高超的談判技巧。
周恩來總是深謀遠慮的。戰爭初期他就考慮了談判問題。現在條件成熟了。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這長纓又交到誰手中呢？
李克農，外交部副部長，長期從事隱蔽戰線和安全保衛工作，鬥爭經驗豐富，辦事沉穩老練，是代表團團長的最佳人選。但他身體不太好，周恩來不禁又想到了那個身材頎長、臉色莊重俊秀，戴著方框眼鏡的蘇北才子喬冠華。他年輕、知識廣博，又在重慶、上海、香港經受過鍛煉，去年還作為伍修權的顧問去了安理會，這回就讓他再給李克農作顧問吧。
“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止”，他們帶著周恩來麵授的機宜，乘坐當年慈禧老佛爺出行的專列，飛速駛過鴨綠江。時間是公元1951年7月4日。
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誌願軍的談判人員分成三線：一線是鄧華副司令員、解方參謀長、他們在談判桌上與聯合國軍的喬埃中將等展開麵對麵的鬥爭；二線是喬冠華，負責落實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具體的談判方案，研究談判的方法策略的一些細節問題（大政方針由北京定）；三線是李克農，他起統籌聯絡作用。一方麵是負責同國內聯係，把每天的談判情況匯總，報到北京。總理辦公室的楊剛具體執筆寫談判發言稿，總理修改後發到開城，由李克農吃透精神，指揮談判；另一方麵就是與朝鮮方麵進行協商，統一口徑，共同行動。喬冠華和李克農不露麵，在幕後指揮，為安全保密，李克農稱為“隊長”，喬冠華則稱為“指導員”。
談判是異常艱難和枯燥的。開始的一段時間，雙方誰也不說話，靜靜地坐著，到點後大家就各自離開，下一次又接著這樣。在這裏，談判的意義就好像是為了確定下一次談判的時間和地點，此外就是比耐力。雙方都很緊張，就連南朝鮮的代表就位時一P股坐空掉在地上，也沒人露出絲毫的笑模樣。
帝國主義總是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製造各種摩擦和挑釁來表現對談判的毫無誠意。甚至發動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想從戰場上得到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在損失15萬人馬，撞得頭破血流之後，他們又回到了長條桌旁，正如英國《泰晤士報》所說：“聯軍已真的不能再用繼續作戰的辦法來獲得進一步的利益了！”談判桌從開城來鳳莊搬到板門店。
周恩來在北京關注著每一個細節。1952年5月18日，他給李克農、喬冠華去了封信：
克農、冠華兩同誌：
我們的發言和新聞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語言如“匪類”、“帝國主義”、“惡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國外報刊和廣播方麵不易采用。各國友人特別是世界和大朋友們對此均有反應。望指示記者和發言起草人注意簡短扼要地揭發事實，申述理由，暴露和攻擊敵人弱點，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語句。國內方麵亦將采取同樣方針，並告。
這種注重實效、反對言過其辭的做法確實對反映我國的大國政治風度和爭取國際社會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談判進程中，喬冠華敏銳地感覺到，美國在戰俘問題上要大作文章，對於能夠達成協議，他表現得並不那麽樂觀：
中央估計戰俘問題不難達成協議，我多少有些擔心。
最近範佛裏特總部軍法處長漢萊的聲明是個信號……李奇微雖支持漢萊的聲明，但不敢讓漢萊同記者見麵。奇怪的是杜魯門竟於漢萊聲明的第二天，聲稱中國軍隊殺害在朝鮮的美軍俘虜，是一百多年來最野蠻的行為。一個大國的總統居然支持連國防部都否認的一個集團軍軍法處長的聲明，這不是一般情況，似乎道出了美國決策集團有可能要在這個問題上作什麽文章……
就像他當年預言巴黎三天之後不戰而降一樣，這次又讓他說中了。
美方在戰俘問題上不斷製造障礙，始終堅持其所謂“自願遣返”、“不強迫遣反”，實際就是強迫扣留戰俘的無理主張，同時對戰俘加以慘無人道的屠殺、虐待。即使在此問題達成協議，解釋工作開始以後，美方指使李、蔣特務實行凶殺和其他恐怖手段，控製和影響戰俘，破壞解釋工作。更有甚者，在1954年1月20日，美方將21900多名未聽解釋的戰俘分別押解到南朝鮮的浦項、群山和台灣的基隆，強迫他們參加李、蔣集團的反動軍隊。當然，這是後話了。
板門店談判在戰俘問題上暫停下來，這實際上與中國的主權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密切相關。周恩來在致聯大主席萊斯特·皮爾遜的信中拒絕了印度的提案，對這一受美國支持的決議的合法根據提出質疑。《日內瓦公約》不允許扣押國利用勢力來影響戰俘返回祖國。
1953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根據朝鮮戰場的狀況以及國際社會對結束戰爭的呼聲，分析美國很可能還得坐下來談。於是電告李克農、喬冠華就“是否可以再給他一個台階下”、“是否由我方主動提出複會”進行研究。19日，喬冠華複電北京：
（一）聯大對我拒絕印度提案尚未處理，但鑒於美國解除台灣中立化的行動，激怒了很多中間國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絕印案產生的不利影響。聯大複會很可能對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屆再說。
（二）美國擱起板門店轉到聯合國，本想借以壓我們，聯大壓不成，戰場又無多少辦法，本可自回板門店，但鑒於美國在聯大尚未死心，對戰場亦未完全絕望，因此雖有少數國家不反對再回板門店試試，美國今天是不會願意的。
（三）如果我正式在板門店通知對方無條件複會，美國態度將是拒絕的居多……如果我以金、彭致函形式，對方可能認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對方幻想。
結論是一動不如一靜，讓現狀拖下去，拖到美國願意妥協並由它來采取行動為止。
喬冠華對美國人了如指掌，你越穩如泰山，他越著急，這時候最恰當的對策就是以靜製動，以不變應萬變。美國人麵臨的各方麵壓力要比我們大得多，盟國之間的意見分歧也越來越大，他肯定會捺不住性子的。毛澤東、周恩來一向重視現場指揮員的意見，他們同意了“喬指導員”的看法。
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後，聯合國軍新任總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麵，建議在板門店先就交換戰俘問題進行談判，中斷了6個月零18天的停戰談判在4月26日恢複了。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時，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訂，於同日22時生效。進行了三年一個月零兩天的朝鮮戰爭以美帝及其走狗在軍事上、政治上、道義上的失敗而告結束。克拉克也成為第一位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國將軍。這一定使他感到屈辱萬分。
喬冠華為談判所付出的努力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分析判斷為北京決策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然而就在炮火連天之中，他還是保持一貫詩人氣質。他把自己的住所稱為“淩霄館”，自己是“淩霄館主”；他喜歡繁忙的工作之餘讀一讀符浩從舊書攤上購得的清代早期出版的《紅樓夢》；在天氣漸涼而冬衣尚無著落的情況下，提筆寫詩寄給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詩曰：
炳南仁兄左右：開城秋深矣，冬裝尤未至，東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來，何以不考慮？吾人忍饑寒，公等等閑視，口惠實不至。難道唯物論，墮落竟如此。
日日李奇微，夜夜喬埃事，雖然無結果，抗議複抗議。苦哉新聞組，雞鳴聽消息，嗟我秘書處，一夜三坐起。還有聯絡官，奔波板門店，直升飛機至，趨前握手見，又有新聞記，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滿意。記錄雖閑了，抄寫亦不易，如果錯一字，誤了國家事。警衛更辛苦，跟來又跟去，萬一有差錯，腦殼就掉地。
千萬辛苦事，——都過去，究竟為誰忙，四點七五億，遙念周總理，常懷毛主席，寄語有心人，應把冬衣寄。
3.隨周恩來出訪
板門店，談未歇；日內瓦話重說。換唇槍舌劍，議傾壇席。不管豺狼多詭計，我方事事持原則。且看我公樽俎折強權，期贏獲。
這是陳老總1954年4月所作《滿江紅》的下半闕，題曰：《送周總理赴日內瓦》。
1954年4月24日，一架蘇製伊柳辛飛機穩穩地降落在日內瓦寬特蘭機場。“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走下了舷梯。五大國的外長就要坐在一起談點什麽了，這還是二戰後的頭一回。
在1月份的英、法、美、蘇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上，蘇聯提議召開有中國參加的五大國會議，以討論關於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及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由於英法的同意，美國無可奈何地答應了。
中國組成了一個以周恩來為首的陣容龐大的代表團。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再加上王炳南、黃華、陳家康、龔澎、喬冠華等等，總共二百人，像周恩來所說的那樣：“好比是梅蘭芳的大戲，各個角色都得齊全，要成龍配套。”
在這樣規格的代表團裏，喬冠華並不引人注目，但畢竟是第一次隨總理出席國際會議，他忙裏忙外幹得十分帶勁。他是筆杆子，代表團所需文稿當然大都要由他來起草，然後交給領導修改。會談是艱難的，由於美國的頑固態度絲毫不動搖，在朝鮮問題上沒有簽成任何協議。算是白辛苦一場。喬冠華的另一項主要任務就是整理談話。周總理走出去，請進來。莫洛托夫、艾登、甚至還有卓別林都是他的座上賓。
喬冠華跟隨周恩來穿梭於各代表團之間，做了大量工作。
他的夫人龔澎和黃華一起擔任代表團的發言人。這兩位燕京大學的高材生麵對國外各形各色的記者提出的問題、甚至是刁難和誹謗都應答如流，有力地宣傳了中國的立場。龔澎在會外的活動尤其活躍，許多舊友和新知圍著她不放，因為她總能適時地透露些重要信息，受到新聞界的普遍讚譽。
日內瓦會議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十分成功。周恩來曾經承認在日內瓦上當受騙了，美國人欺騙了他。但至少有兩點對中國是有重要意義的，其一是意外地建立了中美接觸的渠道；其二是要回了空氣動力專家錢學森，他可以頂五個師。
從日內瓦回來不到一年，喬冠華又要出發了。從停戰談判開始，他真是連軸轉，忙個不停。總理到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喬冠華隨同前往。總理很讚賞喬的才華，所以也讓他多到國際場合鍛煉鍛煉，獲取更豐富的實踐經驗。
這是一次沒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參加的大會。周恩來的發言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製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立異的。
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思想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獲得了巨大成功，他使周邊國家減少了對共產黨中國的敵意和疑慮，也為他個人贏得了眾多的朋友與崇高的威望。
周恩來回國後受到一些激進者的指責，問他是不是意味著願意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喬冠華很可能受周恩來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參加亞非會議。1957年反右關鍵時，他被說成是“裴多菲俱樂部”成員，因為周恩來保了他，才沒當上右派。廬山會議前後反右傾，有人對他的講話斷章取義，他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判，還受了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雖然兩次政治打擊並沒有影響毛主席、周總理對他的信任和器重，但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對他在以後政治運動中的心理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喬冠華隨陳毅外長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討論老撾問題，他出任代表團顧問，夫人龔澎則擔當首席發言人。喬冠華照例負責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出國之前，代表團集中在釣魚台進行研究，每次喬冠華一到，陳老總就會哈哈一樂：“喬老爺來了，喬老爺快上轎”。讓他趕緊開始工作。
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恩來進行亞非14國的萬裏之行。喬冠華和龔澎夫妻二人再次攜手出訪，負責訪問活動的新聞采訪和發布。為了打破兩個超級大國在我們周圍築起高牆的企圖，周恩來、陳毅率領代表團不辭辛勞地奔波著。
結束這次萬裏之行不久，喬冠華升任外交部副部長，龔澎也當上了部長助理。這是對他們多年出色工作的最好獎賞。
新中國成立，周恩來“另起爐灶”，重新組建外交部。喬冠華和龔澎回到了北京。喬冠華被任命為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和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正式踏上職業外交官道路。是年，他36歲。
周恩來一方麵精心組建外交班子，另一方麵加緊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努力。1949年11月15日，他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要求取消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權利。兩個月後又宣布了中國代表團的組成：安理會代表，張聞天；軍事代表團團長耿飆將軍；經社理事會代表，冀朝鼎；國際緊急救濟基金會代表，伍雲甫；托管理事會代表，孟用潛。後來又加上了李一氓和周士第。由於美國的阻撓，中國在聯合國席位遲遲不能恢複，這個代表團始終未能成行。
一百多年來，當中國人民第一次迎來和平，準備醫治戰爭創傷，重建家園之時，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第七艦隊公然進入台灣海峽，十三航空隊進駐台灣島。中國強烈抗議，並向聯合國提出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案。1950年8月31日，安理會將中國控訴案列入議程，題為“控訴武裝侵略福摩薩案”。10月2日，賴伊正式通知中國：安理會決定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派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中國迅速組成了代表團，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伍修權為大使級特別代表，喬冠華為顧問。龔普生、安東、陳翹、浦山、周硯、孫彪和王乃靜七人為特別代表之助理人員，出席安理會會議，討論美國侵略台灣的控訴案。11月24日，代表團抵達紐約成功湖。
11月27日，中國代表團首次出席聯大政治和安全委員會暨第一委員會會議。當伍修權、喬冠華一行進入大廳時，會場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正在發言的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中斷了演說，向中國代表團表示致敬，並祝願他們取得成功。伍修權隔著美國代表杜勒斯就坐，中間是英國代表格楊，杜勒斯麵無表情，對中國代表團的到來無動於衷，看也不看一眼。
28日下午，安理會討論美國武裝侵略台灣案。中國代表氣宇軒昂步入會場。旁聽席上座無虛席，秘書處的職員們驚奇地望著來自紅色中國的外交官們。伍修權發表長篇講話，曆數近百年美國侵略中國的罪行，將朝鮮形勢與美對台入侵聯係起來，特別強調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杜魯門一月五日講話的內容，並不時加以辛辣的諷刺，“是中國武裝入侵了美國的夏威夷，還是美國武裝入侵了台灣？”“美國的第七艦隊和第十三航空隊到哪裏去了？難道說他們到火星上去了嗎？”還嘲笑杜魯門反對杜魯門，自相矛盾。在答辯過程中，喬冠華不時遞上小條或在伍修權耳旁耳語幾句，兩人相互配合，發言產生了巨大影響。
盡管會議沒有取得圓滿成功，但這是新中國代表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讓國際社會看到了他們的凜凜正氣。喬冠華也鍛煉了自己，在外交上開始嶄露頭角。對他來說，這權當是一次實習吧。
2.板門店談判的“指導員”
1950年9月30日，美軍跨過了三八線。周恩來多次通過印度和英國警告美國，如果越過三八線，中國不會坐視不管。五角大摟和國務院以及麥克阿瑟本人對此置若罔聞。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展開了。中國雖然千瘡百孔、民窮財盡，但短短一年的時間，誌願軍就打得聯合國軍無法前進一步。大的戰爭無法繼續下去，這時需要的是堅忍不拔的頑強意誌和高超的談判技巧。
周恩來總是深謀遠慮的。戰爭初期他就考慮了談判問題。現在條件成熟了。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這長纓又交到誰手中呢？
李克農，外交部副部長，長期從事隱蔽戰線和安全保衛工作，鬥爭經驗豐富，辦事沉穩老練，是代表團團長的最佳人選。但他身體不太好，周恩來不禁又想到了那個身材頎長、臉色莊重俊秀，戴著方框眼鏡的蘇北才子喬冠華。他年輕、知識廣博，又在重慶、上海、香港經受過鍛煉，去年還作為伍修權的顧問去了安理會，這回就讓他再給李克農作顧問吧。
“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止”，他們帶著周恩來麵授的機宜，乘坐當年慈禧老佛爺出行的專列，飛速駛過鴨綠江。時間是公元1951年7月4日。
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誌願軍的談判人員分成三線：一線是鄧華副司令員、解方參謀長、他們在談判桌上與聯合國軍的喬埃中將等展開麵對麵的鬥爭；二線是喬冠華，負責落實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具體的談判方案，研究談判的方法策略的一些細節問題（大政方針由北京定）；三線是李克農，他起統籌聯絡作用。一方麵是負責同國內聯係，把每天的談判情況匯總，報到北京。總理辦公室的楊剛具體執筆寫談判發言稿，總理修改後發到開城，由李克農吃透精神，指揮談判；另一方麵就是與朝鮮方麵進行協商，統一口徑，共同行動。喬冠華和李克農不露麵，在幕後指揮，為安全保密，李克農稱為“隊長”，喬冠華則稱為“指導員”。
談判是異常艱難和枯燥的。開始的一段時間，雙方誰也不說話，靜靜地坐著，到點後大家就各自離開，下一次又接著這樣。在這裏，談判的意義就好像是為了確定下一次談判的時間和地點，此外就是比耐力。雙方都很緊張，就連南朝鮮的代表就位時一P股坐空掉在地上，也沒人露出絲毫的笑模樣。
帝國主義總是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製造各種摩擦和挑釁來表現對談判的毫無誠意。甚至發動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想從戰場上得到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在損失15萬人馬，撞得頭破血流之後，他們又回到了長條桌旁，正如英國《泰晤士報》所說：“聯軍已真的不能再用繼續作戰的辦法來獲得進一步的利益了！”談判桌從開城來鳳莊搬到板門店。
周恩來在北京關注著每一個細節。1952年5月18日，他給李克農、喬冠華去了封信：
克農、冠華兩同誌：
我們的發言和新聞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語言如“匪類”、“帝國主義”、“惡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國外報刊和廣播方麵不易采用。各國友人特別是世界和大朋友們對此均有反應。望指示記者和發言起草人注意簡短扼要地揭發事實，申述理由，暴露和攻擊敵人弱點，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語句。國內方麵亦將采取同樣方針，並告。
這種注重實效、反對言過其辭的做法確實對反映我國的大國政治風度和爭取國際社會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談判進程中，喬冠華敏銳地感覺到，美國在戰俘問題上要大作文章，對於能夠達成協議，他表現得並不那麽樂觀：
中央估計戰俘問題不難達成協議，我多少有些擔心。
最近範佛裏特總部軍法處長漢萊的聲明是個信號……李奇微雖支持漢萊的聲明，但不敢讓漢萊同記者見麵。奇怪的是杜魯門竟於漢萊聲明的第二天，聲稱中國軍隊殺害在朝鮮的美軍俘虜，是一百多年來最野蠻的行為。一個大國的總統居然支持連國防部都否認的一個集團軍軍法處長的聲明，這不是一般情況，似乎道出了美國決策集團有可能要在這個問題上作什麽文章……
就像他當年預言巴黎三天之後不戰而降一樣，這次又讓他說中了。
美方在戰俘問題上不斷製造障礙，始終堅持其所謂“自願遣返”、“不強迫遣反”，實際就是強迫扣留戰俘的無理主張，同時對戰俘加以慘無人道的屠殺、虐待。即使在此問題達成協議，解釋工作開始以後，美方指使李、蔣特務實行凶殺和其他恐怖手段，控製和影響戰俘，破壞解釋工作。更有甚者，在1954年1月20日，美方將21900多名未聽解釋的戰俘分別押解到南朝鮮的浦項、群山和台灣的基隆，強迫他們參加李、蔣集團的反動軍隊。當然，這是後話了。
板門店談判在戰俘問題上暫停下來，這實際上與中國的主權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密切相關。周恩來在致聯大主席萊斯特·皮爾遜的信中拒絕了印度的提案，對這一受美國支持的決議的合法根據提出質疑。《日內瓦公約》不允許扣押國利用勢力來影響戰俘返回祖國。
1953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根據朝鮮戰場的狀況以及國際社會對結束戰爭的呼聲，分析美國很可能還得坐下來談。於是電告李克農、喬冠華就“是否可以再給他一個台階下”、“是否由我方主動提出複會”進行研究。19日，喬冠華複電北京：
（一）聯大對我拒絕印度提案尚未處理，但鑒於美國解除台灣中立化的行動，激怒了很多中間國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絕印案產生的不利影響。聯大複會很可能對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屆再說。
（二）美國擱起板門店轉到聯合國，本想借以壓我們，聯大壓不成，戰場又無多少辦法，本可自回板門店，但鑒於美國在聯大尚未死心，對戰場亦未完全絕望，因此雖有少數國家不反對再回板門店試試，美國今天是不會願意的。
（三）如果我正式在板門店通知對方無條件複會，美國態度將是拒絕的居多……如果我以金、彭致函形式，對方可能認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對方幻想。
結論是一動不如一靜，讓現狀拖下去，拖到美國願意妥協並由它來采取行動為止。
喬冠華對美國人了如指掌，你越穩如泰山，他越著急，這時候最恰當的對策就是以靜製動，以不變應萬變。美國人麵臨的各方麵壓力要比我們大得多，盟國之間的意見分歧也越來越大，他肯定會捺不住性子的。毛澤東、周恩來一向重視現場指揮員的意見，他們同意了“喬指導員”的看法。
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後，聯合國軍新任總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麵，建議在板門店先就交換戰俘問題進行談判，中斷了6個月零18天的停戰談判在4月26日恢複了。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時，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訂，於同日22時生效。進行了三年一個月零兩天的朝鮮戰爭以美帝及其走狗在軍事上、政治上、道義上的失敗而告結束。克拉克也成為第一位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國將軍。這一定使他感到屈辱萬分。
喬冠華為談判所付出的努力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分析判斷為北京決策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然而就在炮火連天之中，他還是保持一貫詩人氣質。他把自己的住所稱為“淩霄館”，自己是“淩霄館主”；他喜歡繁忙的工作之餘讀一讀符浩從舊書攤上購得的清代早期出版的《紅樓夢》；在天氣漸涼而冬衣尚無著落的情況下，提筆寫詩寄給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詩曰：
炳南仁兄左右：開城秋深矣，冬裝尤未至，東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來，何以不考慮？吾人忍饑寒，公等等閑視，口惠實不至。難道唯物論，墮落竟如此。
日日李奇微，夜夜喬埃事，雖然無結果，抗議複抗議。苦哉新聞組，雞鳴聽消息，嗟我秘書處，一夜三坐起。還有聯絡官，奔波板門店，直升飛機至，趨前握手見，又有新聞記，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滿意。記錄雖閑了，抄寫亦不易，如果錯一字，誤了國家事。警衛更辛苦，跟來又跟去，萬一有差錯，腦殼就掉地。
千萬辛苦事，——都過去，究竟為誰忙，四點七五億，遙念周總理，常懷毛主席，寄語有心人，應把冬衣寄。
3.隨周恩來出訪
板門店，談未歇；日內瓦話重說。換唇槍舌劍，議傾壇席。不管豺狼多詭計，我方事事持原則。且看我公樽俎折強權，期贏獲。
這是陳老總1954年4月所作《滿江紅》的下半闕，題曰：《送周總理赴日內瓦》。
1954年4月24日，一架蘇製伊柳辛飛機穩穩地降落在日內瓦寬特蘭機場。“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走下了舷梯。五大國的外長就要坐在一起談點什麽了，這還是二戰後的頭一回。
在1月份的英、法、美、蘇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上，蘇聯提議召開有中國參加的五大國會議，以討論關於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及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由於英法的同意，美國無可奈何地答應了。
中國組成了一個以周恩來為首的陣容龐大的代表團。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再加上王炳南、黃華、陳家康、龔澎、喬冠華等等，總共二百人，像周恩來所說的那樣：“好比是梅蘭芳的大戲，各個角色都得齊全，要成龍配套。”
在這樣規格的代表團裏，喬冠華並不引人注目，但畢竟是第一次隨總理出席國際會議，他忙裏忙外幹得十分帶勁。他是筆杆子，代表團所需文稿當然大都要由他來起草，然後交給領導修改。會談是艱難的，由於美國的頑固態度絲毫不動搖，在朝鮮問題上沒有簽成任何協議。算是白辛苦一場。喬冠華的另一項主要任務就是整理談話。周總理走出去，請進來。莫洛托夫、艾登、甚至還有卓別林都是他的座上賓。
喬冠華跟隨周恩來穿梭於各代表團之間，做了大量工作。
他的夫人龔澎和黃華一起擔任代表團的發言人。這兩位燕京大學的高材生麵對國外各形各色的記者提出的問題、甚至是刁難和誹謗都應答如流，有力地宣傳了中國的立場。龔澎在會外的活動尤其活躍，許多舊友和新知圍著她不放，因為她總能適時地透露些重要信息，受到新聞界的普遍讚譽。
日內瓦會議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十分成功。周恩來曾經承認在日內瓦上當受騙了，美國人欺騙了他。但至少有兩點對中國是有重要意義的，其一是意外地建立了中美接觸的渠道；其二是要回了空氣動力專家錢學森，他可以頂五個師。
從日內瓦回來不到一年，喬冠華又要出發了。從停戰談判開始，他真是連軸轉，忙個不停。總理到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喬冠華隨同前往。總理很讚賞喬的才華，所以也讓他多到國際場合鍛煉鍛煉，獲取更豐富的實踐經驗。
這是一次沒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參加的大會。周恩來的發言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製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立異的。
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思想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獲得了巨大成功，他使周邊國家減少了對共產黨中國的敵意和疑慮，也為他個人贏得了眾多的朋友與崇高的威望。
周恩來回國後受到一些激進者的指責，問他是不是意味著願意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喬冠華很可能受周恩來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參加亞非會議。1957年反右關鍵時，他被說成是“裴多菲俱樂部”成員，因為周恩來保了他，才沒當上右派。廬山會議前後反右傾，有人對他的講話斷章取義，他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判，還受了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雖然兩次政治打擊並沒有影響毛主席、周總理對他的信任和器重，但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對他在以後政治運動中的心理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喬冠華隨陳毅外長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討論老撾問題，他出任代表團顧問，夫人龔澎則擔當首席發言人。喬冠華照例負責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出國之前，代表團集中在釣魚台進行研究，每次喬冠華一到，陳老總就會哈哈一樂：“喬老爺來了，喬老爺快上轎”。讓他趕緊開始工作。
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恩來進行亞非14國的萬裏之行。喬冠華和龔澎夫妻二人再次攜手出訪，負責訪問活動的新聞采訪和發布。為了打破兩個超級大國在我們周圍築起高牆的企圖，周恩來、陳毅率領代表團不辭辛勞地奔波著。
結束這次萬裏之行不久，喬冠華升任外交部副部長，龔澎也當上了部長助理。這是對他們多年出色工作的最好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