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1913—1983),新中國繼周恩來、陳毅、姬鵬飛之後的第四任外交部長。
喬冠華1913年出生在江蘇鹽城,16歲入清華大學國文係,一年後轉入哲學係。1933年公費派往東京帝國大學深造。由於參加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秘密宣傳活動而被驅逐回國。1935年金嶽霖教授推薦他赴德國土賓根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1937年7月抗戰爆發後回國投身抗日洪流,在香港從事新聞、文化工作。1942年抵達重慶,在《新華日報》社工作。從此他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達30餘年之久。
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任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亞洲司代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外交部部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顧問等職。
作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喬冠華在外交戰線上表現出色。
曆史不可思議。“文化大革命”中,喬冠華的外交事業登上了頂峰。但他在最關鍵時卻誤上了“四人幫”的賊船,從頂峰上摔了下來……
1.半個同鄉
“襟吳帶楚客多遊,壯麗東南第一州”,周恩來就出生在這個繁華古城——淮安。周恩來祖籍本是浙江古老典雅的名城紹興,那裏素以出產黃酒和師爺而聞名遐邇。淮安同樣是一座名城,它與揚州、蘇州、杭州曾並稱為運河線上的“四大都市”,自古英傑輩出。這裏曆代科舉曾出狀元、榜眼、探花、進士、舉人1254名。興漢三傑之一的韓信,開一代文風的西漢“父子辭賦家”枚乘、枚皋,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唐代“大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還有《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抗英名將關天培等均出生在淮安。周恩來也曾深情地回憶自己“生於斯,長於斯,漸習為淮人;耳所聞,目所見,亦無非淮事”。人們一直以來也習慣地稱總理為淮安人。
離淮安東南不遠就是有著2100年悠久曆史的鹽城。古老的鹽阜大地也是人文薈萃之地。南北朝產生過名醫徐道度,宋代有背負幼帝投海殉國的陸秀夫;它哺育了文雄海內的《水滸》著者施耐庵,評書開創人柳敬亭以及清代治水專家馮道之。1913年,喬冠華出生在鹽城建湖縣慶豐鄉(今地名)一個都是喬姓人家的莊子裏,開始了他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
喬冠華與周恩來都出生在人傑地靈的吳越之地,同為蘇北人,可謂半個同鄉了。周恩來從小曆經艱難世事,忍受家道中落、遠離豪門之苦。紳士之家的儒家風範、身為長子的責任感,再加上紹興的黃酒與東北高粱米造就了他的溫文爾雅與精明強幹,同時又極具堅忍不拔與忍辱負重的精神品格。他終其一生都在實踐著他的理想,如同他的名字一樣:翱翔於宇,恩情送來。喬冠華生在鄉村的書香門第,排行老三,幼年受到良好教育,也沒領略多少人世滄桑,鋒芒過於外露,雖然能夠聞達於世、名冠中華,最終卻隻能黯然告別人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周恩來與喬冠華解放後都沒有像古代作官的那樣“衣錦還鄉”、“榮歸故裏”,親眼看一看家鄉的變化。或許他們會有些遺憾。他們愛故鄉的山水,愛幼時的庭院,甚至庭院中的一棵臘梅,一口老井。他們更愛家鄉的父老鄉親。然而他們終沒能回去看看。他們把所有的情感融入一種更為博大、更為深沉的愛之中,故鄉人始終能夠感覺到,他們就在自己身邊,就在自己心中……
2.南北二喬
鹽城有二橋,西門登瀛橋,東門朝陽橋。鹽城還有二喬,北喬胡喬木,南喬喬冠華。
他們是同鄉。喬冠華為鹽城建湖縣慶豐鄉東喬莊人氏。胡喬木1912年6月1日出生於鹽城蟒河區鞍湖鄉北張本莊(今地名),比喬冠華年長一歲。
他們是校友。喬冠華16歲考入清華大學國文係,一年後轉入哲學係,成為著名哲學家金嶽霖先生的高足;胡喬木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旋即轉入曆史係就讀。一年後由於參加革命活動而離開了清華園。有意思的是,他兩人的轉係都因為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時間,多讀點書,於是乎相繼轉入課程較少的哲學、曆史二係。
他們是同名。喬冠華30年代在香港為《時事晚報》撰寫國際時評,同事梁路晨建議他換個筆名,通過中國新聞社把這些精彩之作發往南洋各地華僑報紙以擴大影響。喬戲稱自己身長體瘦,從此就取“喬木”為名。胡喬木原名胡鼎新,1936年到延安之後,就改名胡喬木。以喬木為名發表文章。二喬文風犀利,文采照人。世人稱延安的胡喬木為“北喬”在香港、重慶活動的喬冠華為“南喬”。1945年胡喬木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以喬木為名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駁斥國民黨散布的謠言。喬冠華彼時也在重慶,但筆名已改為“於懷”,然而讀者卻不知。為把二喬區別開,毛澤東親自為二人斷名:“大喬小喬、南喬北喬、真喬假喬……北喬木恢複胡姓,南喬木還用原名”。
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筆杆子。一個是留德哲學博士,外交文壇聖手;一個是黨內秀才,中共中央一支筆。在中國現代史上都是不同凡響的人物。喬冠華30年代為《時事晚報》等撰寫國際述評,40年代為《新華日報》寫國際評論,新中國成立後,他起草了大量外交文件、聲明、講話、公報。喬冠華的文章氣勢恢宏,富於戰鬥力。1963年的《中國政府發言人聲明》、1970年的《五·二〇聲明》,他在聯大的曆次發言等等,都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不朽之作。胡喬木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意識形態領域和新聞戰線。他為《解放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寫了大量社論、評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批重要文件。1945年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50年開始參加編輯《毛選》,1951年撰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參加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56年參加起草黨的八大主要文件,1957年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入黨宣言》的起草,1981年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單看這些文稿的名字,就足以想見喬木手中那支筆的分量。連周恩來都說,經我手的文件或文章,我一定要讓喬木同誌過目才放心。鄧小平稱他為“黨內第一支筆”。喬冠華也曾不無感慨地說:“寫文章、搞文件,我們十個也頂不了一個胡喬木”。
他們都直接服務於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喬冠華1942年到重慶後,就一直跟隨周恩來,成為他的左膀右臂。新中國成立後,多次陪同周總理、陳老總出訪國外,多次參加重要國際會議,對打開中美、中日關係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恢複在聯合國席位後,又是他連年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從外交部的普通幹部一直到外交部長,他為新中國外交傾注了畢生的心血。胡喬木由於陳伯達的推薦,1941年2月到毛主席身邊,開始擔任文化秘書,後擔任政治秘書,長達25年之久。因而他所接觸的都是中央核心領導層的機密,他所起草的都是中央最重視、最迫切的文件、文稿和社論。1943年開始胡喬木就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1948年毛主席到達西柏坡後,提名胡喬木為新華社總編輯,編委會主任委員,參加中央的集體辦公會。集體辦公會一般由周恩來主持,劉少奇、朱德、任弼時、葉劍英和各部門負責人參加。1949年任中宣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後又擔任新聞總署署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在黨的八屆一中會議上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正式進入中央領導層,粉碎“四人幫”後,他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央副秘書長。十一屆六中全會當選書記處書記,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登上了他一生的政治頂峰。
此外,他們又都愛好詩詞,愛寫詩詞。喬冠華往往飲酒作詩,胡喬木則自稱“蘇辛之徒”。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二人的書生氣都太濃了。喬冠華在周恩來手下30餘年,也不諳政治風雲變幻。胡喬木擔任毛主席政治秘書25年之久,幾十年宦海風波沒能把他“錘煉”出來,難怪毛澤東曾對柯慶施感歎:“喬木跟我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
當然,二喬之間的不同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喬冠華為人灑脫,恃才傲物、不拘小節,到處都回蕩著他爽朗的笑聲。胡喬木一貫穩健、謹慎、謙虛。黨內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位負責人鄧力群曾說:“幾十年來,我沒有看到他放聲大笑過”。由此可見一斑。
胡喬木與喬冠華是半個多世紀的戰友、好朋友,他們彼此欽佩,常相往來。1983年9月22日喬冠華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那時,他正處於從政治巔峰跌入低穀的時期,門庭冷落。當天下午,胡喬木從外地發來了唁電:
柄南同誌並轉含之同誌:
驚悉冠華同誌於今日逝世,不勝痛悼。冠華同誌投身革命近半個世紀,對黨和國家的貢獻不可磨滅。晚年遭遇坎坷,方慶重新工作,得以博學英才,再為人民服務,不幸被病魔奪去生命。這固然是黨的一大損失,也使我個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後的訣別,實深憾恨。謹希含之同誌和全體家屬節哀。
胡喬木九月二十二日十五時
3.周公館的幹將
1941年底大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喬冠華被迫撤離,在1942年的秋天輾轉來到抗戰的大後方,陪都重慶,“到了勇士和詩人的故鄉”。周恩來也在四年前從武漢遷至山城,領導統一戰線工作。在曾家岩50號周公館,周恩來會見了年輕的小才子。從這一刻開始,喬冠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他將畢生為之奮鬥的艱辛道路。
周恩來和藹可親地詢問了香港、廣東的抗戰形勢以及喬冠華一路上的經曆。最後親切地叮囑他要注意休息,檢查治療一下腸胃毛病,至於工作問題以後再說。
喬冠華被安排住在純陽洞《新華日報》宿舍。周恩來還是放心不下,囑咐張穎說,喬冠華剛從香港到重慶,生活條件比較差,平常多去看看他生活上有什麽困難或要求,幫助解決一下。周恩來對每一個同誌都關懷人微,考慮得十分周到。張穎把這當作任務,時不時買件襯衣或水果什麽去看望看望。喬冠華就逐漸安頓下來了。
當時正趕上延安整風運動,重慶《新華日報》按照整風精神進行改版。周恩來一下子想到頗有些名氣的“喬木”,就指派他擔任《新華日報》編委,負責“國際述評”,每兩周寫一篇社論。這項工作原本是章漢夫執筆,他有了更重要的任務。與此同時,周恩來還讓喬冠華主編《群眾周刊》,派左員、曾興如作他的助手。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正是讀了喬在《群眾周刊》發表的文章,被那辯才滔滔、熱情奔放,議論縱橫、結構嚴謹,不帶半句贅言所深深打動。周恩來十分喜愛和看重喬冠華的才能,於是囑咐他多參加中共代表團外事組的活動。中共外事組是1939年由葉劍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成立的,它的前身是在武漢的中共國際宣傳小組。外事組的組長是被稱為不僅是周恩來的左右手,而且是他的耳朵和嘴巴的王炳南,主要成員還有才思敏捷、足智多謀的小個子男士陳家康,聰明機智、富有魅力的漂亮的女士龔澎。
喬冠華又幹上了“老本行”,然而重慶要比香港情況複雜得多。他們戰鬥在國民黨的心髒,困難和危險可想而知。
如果說延安是照耀中國的閃閃紅星,那麽《新華日報》則是大後方黑霧中的一盞明燈。在重慶的這群共產黨人像是被隔離的受迫害者,但他們確確實實構成了對國民黨的威脅。他們宣傳黨的方針,宣傳抗戰,努力擴大統一戰線。一次次的反共高潮使環境更加險惡,但他們仍本著驚人的團結精神和堅定信仰開展工作,就連周公館的那隻大公雞也依然不時威武地站在內院的柴堆上喔喔地啼叫。
喬冠華的精力主要放在為《新華日報》寫國際述評上。他又起了個新的筆名“於懷”。憑借他廣博的政治、曆史、地理、文化知識,滿腔熱情地為反法西斯戰爭搖旗呐喊。在《條條道路通往羅馬、柏林、東京》、《春潮》、《形勢比人還強》、《人創造了形勢》等國際時評中,喬冠華擺出種種事實道理,預言法西斯的喪鍾正在敲響,高度評價蘇聯衛國戰爭的偉大意義。這一時期的國際述評曾匯集成冊,出了幾本書:《形勢逼人頑強》、《向著寬闊光明的地方》、《從戰爭到和平》。
除了寫作,喬冠華還要經常抽出時間去和美、英、法等外國記者打交道。周恩來是十分重視這項工作的。喬向他們介紹延安、八路軍、新四軍的消息,揭露國民黨假抗日真反共、壓製民主的黑暗統治,同時也收集國外的消息,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喬冠華不拘禮節的幽默感和“露著牙齒發出的爽朗笑聲”使他們的關係十分融洽,合作也相當愉快。美國新聞處處長約翰、駐華大使高斯、文化參讚費正清等人都和他保持著聯係,使他成為消息靈通人士,為寫國際時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周恩來在重慶幾乎為將來的外交部奠定了基礎:王炳南、黃華、章漢夫、章文晉、龔普生、龔澎,當然還有喬冠華。周恩來嚴謹認真,每天晚上都要在虎頭岩《新華日報》社修改社論和文章,喬的評論也凝結著周恩來不少心血。
1943年4月,或許是工作勞累的緣故,喬冠華得了急性彌漫性腹膜炎,入院開刀。周恩來十分關心,不僅親往探視,還派人搞來當時最珍貴的盤尼西林(青黴素)。也許因禍得福,幾個月後喜從天降,喬冠華結婚了。新娘就是天天去醫院陪伴他的龔澎。
龔澎是周恩來的秘書和第二任英語譯員,同時又擔當“周恩來與外國記者招待會的聯絡員和新聞發布員”的角色,是重慶新聞界的風流人物。
龔膨原名維航,1914年生於日本橫濱。19歲考入燕京大學曆史係,在那裏,她成長為一名學生運動領袖,在心中埋下革命的種子。1938年龔澎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短暫的政治學習之後,她被派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去接受炮火的洗禮。然而僅過了一年多,一紙調令將她從黃土高原調到大西南,來到周恩來的麾下。
這期間她曾有過一段短暫卻幸福的婚姻。在太行山她遇到了有學識、有修養、對革命和愛情忠貞不渝的劉文華,一位剛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兩人蜜月未滿便勞燕分飛,龔澎奉調去了重慶。而就在當年,劉文華在征戰途中突患急病不及治療,把年輕的生命永遠留在了太行之巔。龔澎聞訊悲痛萬分,寫了一篇感情至深的文章登在《新華日報》上紀念自己的戰友和伴侶。
龔澎非常活躍,是個令人矚目的人物。幾乎所有在重慶的外國記者都與她有交情。直到多年以後,一談起龔澎還是讚不絕口。龔澎極有才幹,是天生的記者。她熱情、沉著、平易近人、實事求是。工作極其勤奮,深得周恩來讚賞和器重。美國評論員艾利克·塞伐萊德評價龔澎是一個真正堅強而又富有獻身精神的人。愛潑斯坦也認為“她善於利用一切機會來做工作,她往往實際上是在給輿論以正確的引導,但並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導”。她確實把延安的新鮮空氣帶到了沉悶、渾濁的霧都。
龔澎出色的表現和她的美貌使喬冠華暗中屬意,喬因而也十分殷勤。龔澎以為喬冠華有才,但感覺他思想感情飄浮而不深沉。隨著接觸時間的增多,兩人互相有意,經過馮亦代、安娜的撮合,二人終成百年之好。周恩來十分高興,稱兩位月老紅娘做了件好事。毛澤東重慶談判時見到這一對才子佳人、革命夫妻時,笑稱他們“天生麗質雙燕飛,千裏姻緣革命牽”。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國共和談中心也移到南京。周恩來帶著章文晉、陳家康、龔澎、喬冠華四員大將住進了梅園新村。周恩來臨行前在曾家岩50號舉行的向文化界人士話別茶會上感歎:“重慶真是一個談判的城市。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已經談老了!喬冠華可能還沒意識到,他的談判生涯還沒有真正開始,他又將要為之付出幾個十年?
周恩來為和談四處奔波,與馬歇爾談,與蔣介石談。白天工作,晚上開會,還要對底下的工作進行指導。龔澎去了北平軍調處,她是那兒惟一的女性,負責葉劍英與公眾的聯絡。沒多久軍調處門可羅雀,她到了上海。在法租界馬思南路107號,她三妹夫讓出的一座小洋樓與周恩來和喬冠華匯合了。周恩來交給他們一個任務,除每日向國外和駐上海的外國記者發出大量新華社電訊稿外,辦一個英文刊物《新華周刊》。西方國家對當時中國形勢十分關注,而從國民黨那裏得不到任何起初的報道。《新華周刊》以其真實性、客觀性受到外國新聞機構的歡迎。國民黨惱羞成怒,撕掉假麵具,在這份刊物剛出版第三期時,就無理勒令停刊,郵局不予寄出。
喬冠華每一兩周組織一次時事座談會,分析形勢,針砭時弊,戳穿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騙局,奉勸人們不要對蔣介石抱有幻想。與會者還有陳家康、姚臻、馮賓符、宦鄉、金仲華等,胡風也偶爾光臨。喬冠華參加次數並不多,但那慷慨激昂的演講卻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6年11月,馬歇爾調停失敗,內戰不可避免。周恩來脫下漂亮的西服,重新穿上灰色棉衣,回到了延安棗園他的窯洞。在國統區工作的人員大部分回解放區,一部分未暴露又有掩護條件的留下做地下工作,還有一部分因工作需要去香港開辟新工作。喬冠華和龔澎告別了周恩來,負責香港新華社的工作,那是周恩來最好的監聽站。
喬冠華作為職業革命者重回故地,可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以前的基礎蕩然無存,一切都得從頭開始。他擔任了中共香港分局委員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龔澎化名鍾威洛主編的英文半月刊《中國文摘》在年底出版。香港成為解放區與海外聯係的窗口。一大批來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給予他們巨大的支持和幫助。喬冠華利用各種場合揭露國民黨的黑暗,宣傳黨的主張,幫助大家認清形勢,站穩立場。
香港,在等待新中國黎明的到來。